周瑞金理解邓小平的担心，因为身处1991年，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
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比喻：
“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而“引进外资”更是被称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在1991年，如何“预防和平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不知为何，“改革开放”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
周瑞金回去后，自己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
“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用来收尾的那句话。
至于为什么要用“皇甫平”作为笔名，周瑞金多年后的解释是：“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
4
按照当时评论部副主任凌河的回忆：“第一篇文章出去，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反响。”
这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恰逢春节大年初一，看报的人并不多。凌河还记得，这篇稿子连当天本报评报的“好稿”称号都没获得。
可能凌河不知道的是，其实这篇稿件登报后，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每天都要读报的邓小平。
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
1991年3月2日的《解放日报》
1991年3月2日，第一篇文章刊登之后两周，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又在《解放日报》出现了。这一次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提出：
“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与第一篇文章相比，进入“深水区”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第二篇文章一出来，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来了，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解放日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
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强调：“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见报了。
至此，《解放日报》以两周一篇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各方关注迅速升温。
三天以后，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当代思潮》的杂志上发表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里有一句话，看得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他又觉得应该不是在说他自己：
“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原本已经定下来要调任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已经买好机票的周瑞金发现，他的调动被卡住了。
5
一开始开炮的，都只是些小杂志。
6月，《高校理论战线》杂志发表了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
但是到了8月，《求是》杂志也加入进来，发表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这些文章里，有的是理性讨论，有的则颇有火药味：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这让周瑞金他们感到有些冤枉：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还是姓“资”了？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当时新华社的《半月谈》是唯一支持“皇甫平”的中央媒体，他们公开提出，对“改革开放”，不能任意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然，《半月谈》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体的批判。
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当时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纷纷报道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论；台湾的《联合报》直接发文，说是“上海在向北京叫板”。而当时尚未解散的苏联塔斯社干脆派人来问：“这系列文章是不是邓小平在背后授意的？”
重重压力之下，当时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到上海来调查“皇甫平”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
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逐字逐句批驳了“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周瑞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对此，周瑞金干脆没有理睬。
但有些事，他却没办法不理睬。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开读报会，指定要周瑞金去参加。按照周瑞金的回忆，他去了后，他们的批评是：
“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理论界当时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他：“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
周瑞金实在无法认同里面的一些论述，就让驻京办记者告诉作者：“删掉那些话，不然《解放日报》绝不刊登。”
当时，还有一位中央大报的社长，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以私人身份来到解放日报社，进门就问：“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的回答是：“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做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不过，周瑞金还是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
周瑞金在信中说：“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周瑞金的那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做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
对此，周瑞金做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更有底了。
6
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
“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你们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就大感兴奋，他后来对周瑞金说：“一看‘皇甫平’就是大有来头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了！”
当然，吴敬琏是猜错了，在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始终没有介入过。在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召开的“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一起，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吴敬琏的观点是：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除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年代里，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时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的魏永征，是“皇甫平”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自己撰文，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他回忆，当时上海有四位局级干部前往某省办公事，省委书记接见他们时开口便问关于“皇甫平”的文章。没等上海的干部回答，这位省委书记已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列举“皇甫平”种种观点。
最后，省委书记总结：“都是我的心里话！”
7
在这场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历时近一年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邓小平一直在安静观察。不过，当时不发声音，并不代表从此就不发声音了。
1992年元旦，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在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向南方驶去。
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视察。
在视察南方的过程中，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公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参观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时，邓小平说：“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也让上海《解放日报》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
不久之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在很多年后，回忆当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周瑞金用了一句话来总结：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我与皇甫平——写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周瑞金，《新闻记者》，2009年第9期）
3.《1991年的皇甫平到底是谁》（李月刚、周筱赟，南方新闻网，2008年12月）
4.《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皇甫平”的“四论改革”》（吴光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陈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年）
残酷太空路：中国“长征三号乙”首次发射失败幕后
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航天”一直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名词，但任何成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说的，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航天史上排名第五的一场事故。而这场事故，也是中国航天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说起“2·15”，每个中国航天人都刻骨铭心。
1
199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子年，也就是鼠年。
那一年的2月，当中国大地上已经开始弥漫浓浓的年味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却进入了临战状态。
按照计划，在2月15日的凌晨，中国将首次发射“长征三号乙”（CZ–3B）运载火箭。
这是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发射。
从火箭本身来说，“长征三号乙”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长征三号甲”的基础上，首次推出的新型运载火箭，是当时中国将卫星发射到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这是它的第一次亮相。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CZ-3A和CZ-2E火箭的基础上研制的大型三级液体捆绑火箭，以长征三号甲火箭作为芯级，在其一子级上捆绑四枚直径2.25米的液体助推器而构成，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亦可进行一箭多星发射或其他轨道卫星的发射，也是中国用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主力火箭
从运载任务来说，“长征三号乙”首次亮相就负责运载一颗外国卫星上天——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委托发射的“国际通信708”卫星。
从传播范围来说，这次“长征三号乙”的“处女秀”将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进行实况转播。
“长征三号乙”在整个测试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一些意外，但总体非常顺利。整个卫星基地的相关工作人员虽然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但心情还是相对放松的，当时基地里大家见面时都会说上一句：“打完这颗星，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长征三号乙”火箭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龙乐豪院士，事后回忆这场发射时说了一句话：“当时我们的胆子也够大了，首飞就承担发射一颗国际卫星，还全世界公开转播，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2
1996年2月15日凌晨3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2号发射台，一切准备就绪。
崭新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高高矗立，仿佛在接受检阅。
“10，9，8，7，6，5，4，3，2，1，0，点火！”
火箭顺利点火，升空。
但就在点火升空后的第二秒，在指挥室的专家立刻发现情况不对：火箭的箭体明显发生了倾斜！
当时正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同事散步的火箭发动机专家王之任，特地拉住同事停下脚步，准备目睹火箭升空的壮美景象。
她回忆当时的情况：
“看着看着，怎么没往上去，忽然就拐着，横着过来了。我一看，哎哟，这是什么轨迹啊！一拐弯，火箭就往下扎，我一看就说，出问题了！”
当时在现场发生的情况，确实如王之任所见：
“长征三号乙”在发射升空两秒后，整个箭体就发生了明显倾斜，随着高度的上升，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横着飞了出去，像一枚巨大的导弹，掠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天空，径直撞向了离基地大约1.8公里外的山头，整个过程只有22秒。
由于火箭刚升空不久，几乎装满了燃料，所以在撞击山头后，立刻引起了剧烈的爆炸，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整个“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连同搭载的“国际通信708”卫星，瞬间箭星俱毁。
整个控制室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望着监控大屏幕，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由于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发射场随即断电，指挥室瞬间陷入黑暗，人们的脑海中只有爆炸的火球的画面。
当时在家中收看电视转播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处处长倪海龙，盯着电视屏幕目瞪口呆，下意识反复念叨一句话：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这场事故的严重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出现了人员伤亡。
从爆炸本身来说，失控火箭爆炸的地点正好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航天工程技术人员临时住宿的协作楼和宾馆附近，强烈的气浪瞬间冲垮了钢筋水泥建筑，造成了严重破坏。
根据规定，每次火箭发射，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在发射前进入地下掩体。但是，在那次发射前，有少数科研人员并没有按照规定进入掩体，而是待在宿舍内。根据《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事故造成6人死亡，57人受伤。
不幸中的万幸是，耸立的山头挡住了失控火箭的行进路线，不然当时火箭将径直飞向发射指挥部，在那里有大批的专家和工程师。
但是，谣言还是开始慢慢传播：
被爆炸冲击波摧毁的协作楼
“中国的‘长征三号乙’首飞爆炸，火箭直接坠入发射基地家属区，家属区荡然无存，至少500人死亡……”这个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互联网的传播逐渐升级，到了2016年左右，已经成了“坠落在附近村庄，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
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射基地都不会把家属区建在发射场附近。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周边的村落，向来就遵守“发射前2小时提前撤离”的规定。离发射基地最近（1公里）的麻叶村全村加在一起也没有1000人，且早已撤离。当时发射基地方圆2.5公里范围内已经基本没有村民。
伤亡人数是可以用数据来辟谣的，但有些事情带来的影响却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
4
很多时候，一枚火箭的发射不仅仅关系着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更关系到民族感情。
在发射前的动员会上，总设计师和总指挥龙乐豪曾当众说过一句话：
“这次发射如果成功，是了不得；如果发射失败，是不得了。”
火箭爆炸的那一刹那，有人看见龙乐豪院士低下了头，独自一人离开了人群，在旁边的一个木箱上无力地坐了下来。
三天之内，当时58岁，原本只有一些灰白头发的龙乐豪，已是满头白发。
更无法平息的，是公众的情绪。
《风雨长征号》一书的作者李鸣生曾描述过这样一件事。“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爆炸发生后一周，一位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高级工程师去小镇上买鸡。挑好了鸡准备过秤的时候，女小贩一把夺过鸡，说不卖了。工程师搞不明白：“前面几个人不都买走了吗？怎么轮到我就不卖？”女小贩满面怒容回答：“你们在这里几十年，拿着高薪高奖金，连西瓜大的美国卫星都打不上去，还有脸吃鸡？”工程师无言以对，默默转身离开。
一位从北京到西昌来分析事故原因的航天技术专家，在参加完会议后准备返回北京。基地的工作人员去火车站给他买软卧票，他的身份证和介绍信被递进售票窗口之后，被售票员直接扔了出来：“你们这些人，把中国的脸都丢尽了，还想坐软卧？”
憋足了一口气的中国航天人想立刻打个翻身仗，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又一次沉重打击。
1996年8月18日，又一枚“长征三号甲”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点火升空，任务是把运载的“中星7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一次，火箭顺利升空，但三级发动机在二次点火时发生故障，未能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再次失败。
半年之内失败两次，这让“中国航天”的声誉在国际社会蒙上了巨大阴影。一时之间，“长征”系列火箭在国际发射市场上几乎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中国的航天人在那段时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低谷——多家国际公司取消了之前与“长征”火箭签订的发射合同，而国际保险公司居然已经不愿意为中国的火箭发射承担保险。
中国火箭发射一度在国际商业发射领域面临被踢出局的窘境。
5
“中国的航天技术到底行不行？”
这是当时中国航天人面临的国际舆论提出最多的质疑。但事故摆在那里，需要反思的，只能是自己。
首先是彻查原因。
根据多方专家和独立调查团队长达半年的深入调查分析，“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失败原因终于确定：是由于随动框架伺服回路里电压输出模块中的一个金–铝焊接点失效，阻碍了回路电流的输出，导致控制整个火箭的惯性平台失效，火箭按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矫正，最终坠毁。
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焊接点失效造成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焊接点，几乎给整个中国航天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原因查出来之后，立刻改进。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2·15”成了中国航天人心中一碰就痛的数字，却也为他们重踏征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从那之后，44项共256条严厉乃至苛刻的改进措施被提了出来，从仓库保管员到火箭设计总工程师，小到一颗螺丝钉、一根电线，每个人都再一次明确了自己的责任。
据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透露：“在实施新规章制度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总共处理了500多人。”
科学实验和太空探索当然允许失败，但为失败付出代价，是为了今后避免再一次失败。
1997年5月12日凌晨，又一枚“长征三号甲”火箭不屈地矗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0时17分，火箭点火，24分钟后顺利将搭载的中国新一代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送入预定轨道。
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指挥室的工作人员都自发起立鼓掌，不少人甚至热泪盈眶——这一年多时间，过得太不容易了。
而就在此时，总经理刘纪原宣布所有人到二楼会议厅开会。当兴高采烈的大家以为这是一场表彰大会的时候，刘纪原却毫不客气地又点名批评了一些他认为“绝不是技术上失误，而是工作态度马虎”的事，比如有一个伺服器漏气，送去检修后盖了个戳子，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不少等着被表扬的人被骂蒙了，但也有不少人发自内心地理解：
火箭发射不是一场喊口号人多心齐就可以完成的运动，而是一项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一丝一毫的系统工程。
中国航天再也经不起“2·15”这样的惨痛失败了。
6
1997年8月下旬，由美国劳拉公司为菲律宾制造的“马布海1号”通信卫星运抵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担任这颗卫星发射升空任务的，是第二次出场亮相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在这次发射之前，中国航天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派出代表团经过多轮激烈谈判，说服国际公司再次信任中国的航天技术，尤其是要让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国际保险公司愿意再次承保。
而所有的承诺，必须要有事实来兑现。
1997年8月20日凌晨1点50分，改进后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所有中国航天人的注视下点火升空，30分钟后，成功将“马布海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发射终于成功。
两个月后的10月17日，还是“长征三号乙”，再次将劳拉公司制造的“亚太二号R”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两次成功之后，中国航天技术的公信力，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建立起来。
截至2019年1月11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一共进行了54次发射，其中成功51次，部分成功2次，失败1次，发射成功率达到94.44%（其中在2015年发射19箭45星，达到100%成功率）。
唯一的一次失败，就是1996年2月15日首飞时的那场失败。
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也是一个再次出发的起点。
馒头说
2017年6月1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又出了一次问题。
在执行运载“中星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的任务中，火箭三级工作异常，卫星没能被送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官方网站和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个消息，而诸多中国网友的留言多少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难得可以看到一次失败。真实！透明！”
“没事，失败了再总结教训，再接再厉！”
“难得失败一次，不过失败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加油！”
相对于当年遭遇“不卖鸡”和“不卖软卧票”的前辈们，现在的中国航天人无疑是幸福的，因为有了更充裕的资金、更自信的实力，关键是，还有了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
不过，我们也很难去苛责当年那些老百姓，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他们，渴望祖国腾飞的心情其实和航天人是一样的，也正是这种巨大的期待，成为航天人跌倒再爬起的巨大动力之一。
科学实验总是会有失败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这对中国航天人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相信这并不会成为他们可以放松懈怠哪怕一丝一毫的理由，因为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还有太多太多的挑战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去面对。
从无到有，砥砺前行。
中国航天人，请继续加油！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撼天记》第12集《太空没有梦（上）》（优酷网）
2.《长征三号乙火箭事故原因查明》（《中国航天》，1996年第10期）
3.《网传“长三乙首发失败死500人”是谣言 不存在“瞒报”》（孝金波、实习生刘婧婷，人民网，2016年2月18日）
4.《萨沙谈：1996年长征火箭发射失败，炸死1000人？》（萨沙，东方头条，2016年6月17日）
5.《中国航天科技澄清“长三乙火箭事故”：造成6人死亡》（张素，中国新闻网，2016年2月18日）
6.《长三乙火箭首飞失败画面曝光》（央视网，2016年11月24日）
7.《中国火箭发射失败画面曝光 揭秘背后故事》（央视新闻，2016年11月24日）
8.《那年春节长三乙首飞却遭失败，22年后中国航天早已今非昔比》（腾讯网，2018年2月16日）
执念
“执念”首先是“执”，就是执着，不可动摇。
可能在不少外人眼里，虽然你想做的事并不能说是错的，但这种执着是不能理解的。但“执念”之所以为“执念”，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人类不断寻找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过程，和外人无关。
这未必是一场能看到结果的斗争，但这关乎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内心的那种冲动、渴望和梦想。
所以执着，哪怕失败。
徐霞客：一个富二代的理想与实践
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而他在我们的脑海里，往往是这样一个形象：手持拐杖，身背行囊，风尘仆仆，餐风饮露。这些也对，也有些不对。徐霞客，值得我们了解的还有更多。
1
1587年1月5日，也就是明朝的万历十四年，家住江阴的徐有勉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儿子。
用周围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儿子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德，才能投这样一个好胎。
因为江阴的徐家，是当地有名的巨富。
徐家当时富到什么地步呢？徐有勉的爷爷徐洽当时从家里分家析产，光田产就分到了12597亩——你没看错，是五位数。据说他们家的田产，从南到北，绵延二十几公里。
到了徐有勉的父亲徐衍芳这一代，出现了家道中落的迹象，但好在徐有勉还比较有头脑，在他和妻子王孺人的共同操持下，徐家又开始兴旺起来。
徐霞客
徐有勉得到自己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已经42岁了，而他的妻子王孺人也已经41岁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女子在41岁产子，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个孩子肯定是一个奇人。
徐有勉显然也对这个孩子抱有期待，所以给他取名为“弘祖”，字“振之”。
没错，这个徐弘祖，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徐霞客。
2
尽管徐有勉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期待从取名上就可以看出，但是，那份期待并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升官发财”。
江阴徐家是个很有意思的家族。
徐弘祖的高祖名叫徐经，当初在江南也算是一个又有钱又有文化的小才子。徐经在乡试考取第一后，结交了几个朋友一起去京城赶考。结果考试高中，却被人传出行贿考官，提前知道考题，这就是弘治年间著名的“会试舞弊案”。这起案件是否冤屈至今仍有争议，但在当时，徐经不仅被剥夺了功名和今后考试的资格，还牵连了一个和他一起赶考的铁哥们儿——唐伯虎，间接促成了之后一代江南风流才子的诞生。
徐经经此一变，35岁就英年早逝。自此，江阴徐家对科考一途似乎心灰意冷，到了徐有勉这代，更是不愿意做官了。有人劝他捐钱买一个官，他听了掉头就走。平日里，徐有勉最喜欢的就是带着几个家童游山玩水，饱览风光。
父亲的这个爱好很快就感染了儿子。徐弘祖从小就对外面的山山水水很感兴趣，上课时别人在读《孟子》《中庸》，他在偷偷看《水经注》，放学后就喜欢去外面“野”，有山就爬，有水就下。
面对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野孩子”，徐有勉非但不责骂，反而还表扬，他曾对人说：
“次子弘祖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读书好客，看来可以继承我的志趣，我并不愿意他富贵。”
有了父亲撑腰，徐弘祖更是理直气壮了。他在15岁时象征性地去参加了一次“童子试”，在科考仕途的第一场战斗中，徐弘祖愉快地名落孙山，然后就宣布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而是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当时的名儒陈继儒因为徐弘祖眉宇间的烟霞气，以及总是朝霞出，晚霞归，于是在给客人介绍徐弘祖时称他为“霞客”。徐弘祖索性就以此为号，从此自称为“徐霞客”。
在徐霞客19岁的时候，父亲病故。守孝三年之后，22岁的徐霞客决定出门去实现自己“朝碧海而暮苍梧”的理想。
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母亲王孺人还健在。
老祖宗早就教导：“父母在，不远游。”
不过，徐霞客的母亲主动帮儿子接了下半句：“游必有方。”
王孺人是一个非常通达的女性。尽管儿子出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去处，但她知道儿子的总目标是清晰的：游遍大好河山。为此，她还特地为徐霞客做了一顶“远游冠”，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徐霞客和母亲约定每年春天出去，秋天回来，然后就开始踏上征程。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徐霞客的旅行是“孤身一人，万里远征”。
“万里”不假，却不“孤身”。
徐霞客在旅行的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般来说，他出行最少会带一个仆人，多的时候会有两三个，此外，有时还有他的朋友和族人相伴而行。
关于徐霞客的游历生活，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污点”的争议，争论出自他《徐霞客游记》的《粤西游日记三》。徐霞客在这篇游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广西旅行时因为雇用的仆人逃跑，征用了当地的“妇人”和“童子”抬肩舆，还因为丢失了自己带的鸡，绑了村民索讨（文中用了“絷”字），显得霸道又扰民。
后人有对“妇人”“童子”的定义做探讨，也对“絷”是否解释为“捆绑”有争论，但姑且撇开这段争论不说，单从这段记载，至少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徐霞客确实不是孤身一人进行游历的；
第二，徐霞客每次游历其实准备都很充分，带的东西很齐全；
第三，他的旅程肯定很艰苦，在《徐霞客游记》中曾不止一次记载仆人逃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仆人吃不了这个苦，或是徐霞客要去的地方太危险。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即便有人相伴，有钱支撑，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徐霞客的游历还是非常艰苦与危险的。他常常一天就要走近百里路，在荒郊野地扎营过夜，碰到高山要爬，遇见怪洞要钻，可以想象，陪伴他的人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而且，虽然徐霞客不是“穷游”，但以当时他们家的财力，要支撑他进行持续三十多年的长途游历，还是有点吃力的（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和孩子）。尤其是到了徐霞客人生后期的“西南远征”时，徐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徐霞客基本上体会到了“穷游”的滋味，很多时候需要靠借钱、地方官员资助和当地村民免费接待来维持旅行。甚至有段时间还依靠政府官员发给他的“马牌”，免费享受明朝的驿站体系（其实徐霞客当时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明朝后期“驿站”系统确实已经处于一种脱管状态）。
但无论是“富游”还是“穷游”，徐霞客始终没有选择放弃。
这其实也让当时不少人感到奇怪：花费自己的所有去游山玩水，到底值得吗？
但事实上，徐霞客并不仅仅是在游山玩水。
4
说徐霞客是在用一种科学的精神进行考察，恐怕并不为过。
比如“游山”。
徐霞客在1616年和1618年两次到过黄山。那时候的黄山还人迹罕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光明顶”“鲫鱼背”这些景点，都是他第一个发现并记录的。在攀爬天都峰之后，他觉得莲花峰更高（“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于是再登上莲花峰，证明它才是黄山第一高峰。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得出，莲花峰的海拔确实比天都峰要高54米，但两者相距1.1公里。在徐霞客那个时代，用目力测出，再用最原始的脚力去验证，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再比如“玩水”。
徐霞客到过很多江河，但都是带着思考去的，纠正了很多史书上记载的河道错误。战国时期的地理书《禹贡》记载有“岷江导江”的说法，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岷江是长江的源头。但徐霞客只信自己走到的和看到的，他“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最终勘察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还要长一千多里，所以他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源头。1978年，中国政府派出考察队，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还有“钻洞”。
徐霞客考察过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的情况下，他的很多记录如今都被证实基本不差。他还指出岩洞是因为流水的侵蚀造成的，石钟乳则是因为石灰岩溶于水，由石灰岩滴下的水蒸发后凝聚而成的。在徐霞客去世后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法国的洞穴联盟专家巴赫巴瑞曾表示：“徐霞客是早期真正的洞穴专家。”
在徐霞客游历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进行了四次长距离的跋涉，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算，他到过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而更与普通游客不同的是，在游历的过程中，徐霞客把自己的经历、观察、考证和感悟都记录下来，经后人整理，形成了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这本被后人称为“奇书”的《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不仅在地理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在文学性上也独树一帜，为人称道。
英国的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这样评价：
“《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5
徐霞客的游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22岁到28岁这六年。这六年，他主要是在“开眼界”，游历了太湖、泰山等地方，并没有开始进行文字记录。
第二阶段，是他28岁到48岁这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徐霞客精力最旺盛，也是走的地方最多的一个阶段。他游历了浙江和福建的很多地方，并且攀爬了黄山、嵩山、华山、恒山、五台山等诸多名山。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观察、考证和感悟记录下来。
第三阶段，是50岁到53岁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徐霞客完成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西南远征”，深入云贵一带。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遭遇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的朋友静闻之死。
之前说过，徐霞客每次游历，身边总会有朋友，僧人就是其中一类。静闻是一名虔诚的僧人，他用自己的血抄写了7万多字的《法华经》，想供奉到迦叶菩萨的道场——云南大理的鸡足山。听闻徐霞客要去云贵一带，静闻主动提出希望同行。
民国时期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大观》。徐霞客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静闻之死
结果行至湘江，徐霞客一行遭遇了强盗，静闻为了保护徐霞客的书籍和行李，挨了强盗两刀。一路带伤行至南宁（今广西）崇善寺，静闻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异乡。徐霞客在大悲之下，跋涉千里，亲自把静闻的遗骨送上鸡足山，完成朋友的夙愿。这件事对他打击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