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秩序中，也同样存在两种经济体。一种是积累了大量资产，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总数已超4万亿美元）以及硬通货储备（仅新兴市场就有5.5万亿美元），这就相当于那个拿枪的人。与之相反，那些背负巨额公债的经济体（在全世界有近40万亿美元之多），就是那些需要干活的人。在这样的世界中，也是要将地下资源开采出来，但地下资源的分配却并非各国平等。据我统计，世界上已探明的地下矿藏储量的估计市值在359万亿美元左右，其中60%储量为10个国家所有，即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几内亚（铝土矿储量丰富）、伊朗、委内瑞拉、南非、哈萨克斯坦等。8
接着来看我们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话题上来，我们不知道在未来还会探明多少资源（特别是在尚未勘探的非洲地区），也不知道技术进步（如水力压裂技术）可以增加多少自然资源的供应。我们还不知道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否会波及商品价格，从而是否会带动新型燃料和材料的开发。最后，我们更不知道，鉴于资产的不可移动性，政治会对易于进行横征暴敛的部门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毫无限制的燃烧化石燃料很可能会导致地球气候变化，但我们不知道变化的程度究竟会有多大，也不知道问题发展到何时才能让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政策出台。直到那时，西方社会才会寄希望于“绿色”能源的美好幻想中，可是其他地方的人还是我行我素，挖出多少煤炭，就用多少，而不会致力于发展那些可以真正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事业，比如，建造核电站或清洁煤电站，车辆改用天然气做燃料，提高普通家庭的能源效率等。9所有这些“知道我们不知道”，造就了自2002年起商品价格所出现的剧烈波动。
依旧回到我们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范畴。有两大自然灾害：一是地震和由此引发的海啸，这是地壳构造板块运动随机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们只是知道灾害可能发生的地点，但是对于发生的时间和规模却一无所知）；二是大规模流行病，这是由类似流感病毒这类病毒所产生的随机变异而导致。对于人类的这两大威胁，我们所知道的至多不过是它们在未来会比以往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因为亚太区的人口密度在不断上升，而且又恰恰是聚集在容易出现问题的沿海地带，因为人类偏偏就喜欢靠海而居。再加上核扩散的问题，若是说如今的世界较“冷战”期间更为危险，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冷战”时期，人类的主要威胁不过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所致的最糟糕的情况，这也是可计算的风险。现如今，我们要面对的不确定性远不只可计算风险这么简单，这就是两极世界已然变为网络世界的结果。
鉴于“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类问题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我们无法对之进行预测。那么什么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呢？这是指历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大多数人却视而不见吗？进入2011年后期，当问及“在未来三年间，可以左右快速发展市场的主要风险有哪些”时，近千名全球商务高管都将资产价格泡沫、政府腐败、收入不平等以及未能有效应对通货膨胀列为四大首要风险。10到2014年，这些担心似乎已然不合时宜。在历史学家看来，在非西方国家中，如今真正的风险在于革命和战争。在出现上述情况后，战争和革命的确在所难免。食品价格飙升、人口年轻化、中产阶级抬头、意识形态混乱、旧有政权腐败、国际秩序脆弱，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势必会引发革命。这就是中东的现状，实际上伊斯兰革命已然来临，尽管西方社会将其错误地贴上了“阿拉伯之春”的标签。值得担忧的是，往往如此规模的革命会伴随着战争的爆发。尽管斯蒂芬·平克乐观预期说人类历史长远看来会远离暴力，但是战争爆发的频次数据统计却并未印证这种趋势。11与地震预测一样，我们知道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但是我们不知道其何时爆发，以及具体规模会有多大。
反对“技术乐观主义”
革命和战争并不是新出现的威胁。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也是对后来称雄世界的英语帝国的两大威胁的基础。在大西洋两岸对抗革命的过程中，英国欠下大量公债，这主要是与革命派的法国斗争的结果。在拿破仑时代的尾声，英国国债已经超过GDP的250%。但是随后的去杠杆化，使得债务负担大幅降至GDP的25%，这可能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成功的减债。之后，也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多亏有着严格的财政纪律及高于利率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双管齐下，英国政府才可以一直保持着和平时期的基本财政盈余。这次“漂亮的去杠杆化”[2]也并非一帆风顺，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及19世纪40年代晚期，紧缩政策（再加上爱尔兰的饥荒救济措施不力）招致了社会的不满。不过，去杠杆化进程恰逢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时期的铁路投资热潮，大英帝国几乎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当国家实现技术革新，且地缘政治有利扩张时，是可以走出巨额债务的困境的。12
那美国也可以如法炮制吗？我深表怀疑。首先，有证据表明，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要取得高速发展可谓难上加难。通过研究26例“债务积压”的案例，其中发达国家所欠的公债至少有5年都超过了GDP的90%，卡门·莱因哈特、文森特·莱因哈特和肯尼斯· 罗格夫认为，债务积压与长期以来（平均长达23年之久）的低增长（GDP的1.2%）相关联，相对于债务积压之前，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了近1/4。13特别重要的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一定是较高的实质利率使然，关键在于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为只有在债务升至GDP的90%限度时，才会使经济增长放缓，由此看来，在赤字尚未成为一害之前，赤字经营的习惯早已养成。这些证据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若想缩减私有部门的去杠杆化总需求，正确的做法就是让已然负债累累的公有部门增加借贷。他们还声称美国国库的低利率就是有力的市场信号，说明政府有能力也应该发行更多国债，这种说法也令人质疑。14
同样，寄希望于出现与当初铁路热潮相媲美的技术突破以救美国于水火，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以2012年为着眼点，在下一个25年间（2013~2038年），在科技方面的巨大突破很可能将难以与过去25年（1987~2012年）相媲美。不必多言，仅仅是在“冷战”末期和亚洲经济奇迹期间，通过技术革新，大幅削减劳动成本，随之而来的硬件价格降低（毋庸置疑，那些前苏联的博士们终是做出了些卓越贡献），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这些都已一去不返。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对美国国内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即便如此，也不能对之夸大其词，但我们的确是处于收益递减的阶段（特征就是出现通货紧缩，还有非技术性工作部分被自动化所取代导致的失业）。同样，在医药科技方面，可以期待的突破包括人类基因图谱的成功绘制，可能会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但如果我们在神经学方面没有取得相匹配的进展，只是成功地延长了身体的寿命，却在精神寿命方面无所作为，那么最后的净经济后果还是负值，因为我们最终不过是增加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数量。
我对技术领域出现机械降神持悲观态度，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过去25年间所取得的成绩与上一个25年（1961~1986年）相比就不足挂齿（例如，1961~1986年期间人类登上了月球）。再往上追溯25年（1935~1960年），所取得的技术突飞猛进则更为可观（例如，这期间实现了分裂原子）。传奇的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认为，也许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方圆百英里内，只有他这么一个孤独的怀疑论者，他说过，“我们想要的原本是极速飞车，结果却是发了条140个字的微博作罢”。[3]自从协和飞机时代以来，旅行速度已然降低。老百姓对绿色能源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即便在美国有近1/3的85岁以上的老人在受着老年痴呆症的折磨，但我们还是缺乏勇气去向阿尔兹海默症宣战。15此外，技术乐天派还必须回答：为何巧合的是，早期飞速的科技进步总与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武装冲突同期发生。（若是问及1932年，从科技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来看，世界上哪个国家科技进步最显著？答案就是德国。）那么，显而易见，更多信息，更快的信息传播速度，未见得是件好事。知识本身不会总是万能良药。网络效应也并非总是正向。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这并未使大萧条告一段落，相反，它引发了世界大战。
美国疲于应付镇压暴乱的战事，又将目光转向用裂压法获取化石燃料的丰富储量，这可以使美国到2035年时不再依赖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于是，美国迅速将自己在中东地区历时40载的霸权告一段落。不知谁会填补这里的空白。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新奥斯曼土耳其？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阿拉伯的伊斯兰党派? 无论是谁将力拔头筹，流血冲突很可能都在所难免。若是问及那些在谍战频发的阴暗世界工作的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何方，他们很可能会列出：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战争、核扩散。上述这些的相似之处在于，（甚至是近乎于疯狂的）极端分子和组织在用现代技术武装自己。相信在非历史学者们终于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内容之前不久（是在帝国收手时，而不是在它肆意扩张时），暴力活动会达到顶峰。暴力现象可以出现在曾经的帝国核心所在。经济计量史学家彼得·特琴就表示，“下一次（暴力）活动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高峰期将在2020年前后的美国出现”。16
并非一己之力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衰退到一定程度，其中的寻租精英阶层主导了经济和政治进程，那么国家就会进入停滞不前的静止状态。我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如今主要乱象的症结所在。公开及隐含的公债造成了寅吃卯粮的局面，老一辈人的生活以牺牲年轻人和未出生之人的利益为代价。监管已然不再奏效，反之加重了体系的脆弱性。律师阶层本可作为富于活力的社会中的革命力量而存在，如今却成为停滞状态国家的寄生虫。所谓公民社会，也沦为企业利益和大政府之间的无人孤岛。所有这些相结合，就是我所提及的西方社会大衰落。
就在本书付梓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非常明确地提到：
如果你获得了成功，那是因为在你成功的道路上获得了别人的鼎力相助。我们的生活中有着这样的恩师。有人帮我们创建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社会体系，让我们能在其中茁壮成长。是他们在慷慨解囊铺路搭桥。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意可做，也并非完全出自一己之力，那也是因为别人帮你创造了机会。互联网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政府研发的结果，以便所有公司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自身盈利。
……世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事情，比如救火，那不是为我们一己私利而为之……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自从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就是如此，要知道，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这就是当初制定《军人安置法案》、创建中产阶级、建造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和胡佛水坝（Hoover Dam）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发明互联网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要派人登上月球的原因。17
这的确是来自一个处于停滞状态国家的真实声音：国家领袖在就地方各省的遥远问题发表意见。我并不是说私有部门和经济的相互依存不值得称道，相反，令人不安的是对此的过分夸大，仿佛是需要政府参与开办每个中小企业，或是索性要“一手创建中产阶级”。令人越发不安的是奥巴马在演讲中刻意隐去了未来的计划，这些计划本该能与以往相媲美（曼哈顿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但这在政治上却又不可取）。
西方社会的再度复兴已悄然开始。
[1]在韦斯特看来，“关于开放式发展，问题之一就是发展速度以指数倍增长，这样开放式增长会最终导致崩溃。这是数学模式的崩溃，是因为所谓有限奇点而起。这就涉及到有关奇点的术语，系统触及到奇点就会发生崩溃”。
[2]这个短语援引自美国对冲基金经理雷·戴利奥，他所掌控的对冲基金Bridgewater在金融危机期间表现极其卓越。
[3]推特网每条微博的字数以140字为上限。
注释
前言
1.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16 （1989年夏），第3~18页。
2. 参见麦肯锡全球学会发表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和增长中的消费群体》（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2012年6月）。
3. 参见麦肯锡全球学会发表的《债务和去杠杆化：全球信贷泡沫及其经济后果》（Debt and Deleveraging: The Global Credit Bubble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2010年1月）。
4. 参见皮特·拜莱金（Peter Berezin）著《疲软的美国劳动力市场》 （The Weak U.S. Labor Market: Mainly a Cyclical Problem … For Now），《银行信用分析家》（The Bank Credit Analyst），64，1 （2012年7月），第40页。
5. 参见例如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著《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的美德和繁荣》（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2011年，纽约）。
6. 参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克服将要面临的财政挑战》（Navigating the Fiscal Challenges Ahead），《财政监测》（Fiscal Monitor），2010年5月14日。
7. 参见安东尼·B·阿特金森 （Anthony B. Atkinson）、托马斯·皮克提 （Thomas Piketty）和艾曼努尔·赛斯 （Emmanuel Saez）著 《历史中的高收入人群》（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9，1 （2011年），第3~71页。
8. 参见瑞士信贷集团发表的《全球财富数据手册》（Global Wealth Databook）（2010年10月），表3–1、表3–3和表3–4。
9. 参见杰米尔·巴兹（Jamil Baz）的精彩分析, 《当前的危机不过是热身运动》（Current Crisis Merely a Warm-up Act），《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7月11日。
10. 参见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著《因大而亡：为何必须消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Too Big to Live: Why We Must Stamp Out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亚当·斯密评论》（Adam Smith Review），6（2011年），第327~340页。
11. 参见璜·安利奎斯（Juan Enriquez）著《药所不及》（Medicine’s Missing Measure），《大西洋月刊》（Atlantic）（2012年5月）：参考链接：http://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2/05/medicines-missing-measure/257901/。
12. 参见约翰·斯道塞尔 （John Stossel）著《我想开个柠檬汁摊位》（I Tried to Open a Lemonade Stand），美国《Townhall》杂志, 2012年2月24日。
13. 参见汤姆·赫兹（Tom Hertz）著《穷人、富人与种族：美国黑人白人家庭的隔代收入流动性》（Rags, Riches, and Rac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of Black and White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梅丽莎·奥斯波尼（Melissa Osborne）合编《不平等的机会：家庭背景和经济成功》（Unequal Chanc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2005年，纽约），表10。
14. 参见查尔斯·莫雷 （Charles Murray）著《分道扬镳的社会：1960~2010年美国白人的状况》（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2012年，纽约）。
15. 参见亚当·斯密著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上卷，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