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公告，我只能说（但仅限于我们内部），这绝对是缓兵之计，是用来平息印第安人的权宜之策（1767年，他给他未来的合伙人威廉·克劳福德这样写道）。过不了几年，这种交易自然会流产，尤其在印第安人同意我们占有土地之后。如果我们不把握当前猎取上佳土地的机会，不去对土地作测量并占为己有以免他人捷足先登的话，这种良机将再难遇上。如果您在获取土地时遭遇困难，只要有可能，我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来作土地测量、争取土地所有权，将这块土地收入囊中……说到这里，或许您已然明白，我的用意在于获得大量土地的所有权，而您也将随之获得数量不菲的土地……（但）请保守这个秘密计划，或仅将此事透露给能助你发现上佳土地的人。
1768年，华盛顿获取了位于现在西弗吉尼亚的梅森、普特南和卡诺瓦等县、面积达45 000英亩的土地；同时，他也是后来将特拉华、肖尼和明戈等部落驱逐出俄亥俄河以南土地的直接获益人。然而，在他的眼中，1774年《魁北克法案》使当时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该法案不仅使法属加拿大的领土扩张到了当今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及部分明尼苏达，还赋予了说法语的天主教徒信仰自由。这也难怪反叛的新英格兰人将该法案与波士顿倾茶事件后通过的4项惩罚措施一起，视为“无法容忍的法案”了。
在诸如税收和代议制的关键问题上，如果伦敦作出及时妥协，战争或许本可以避免。如果英国豪将军和伯戈因将军在指挥战争方面干得更出色，战争的走向或许也会截然不同。抑或，如果英国在外交关系的处理上更为圆通，英国也就不会被孤立，也就不会有法国后来在1781年约克镇的胜利。如此一来，设想13个州后来会分裂而不会团结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战争及战后的经济问题是严峻的：1779年年通胀率达到顶点，几乎是原来的4倍，随后在1774年至1790年发生的经济萧条使人均收入减半，国家累积的负债规模庞大，179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各州相互征税，而更为糟糕的是，马萨诸塞州农民们，如丹尼尔·谢伊斯，在其财产被征收用以支付税收欠款和私人债务时，被迫公开造反。如果革命的进程在《邦联条款》诞生前就戛然而止的话，或许北美洲的命运可能会更像南美洲的情形：一部四分五裂而非紧密团结的历史。要为新的共和国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联邦体，而不仅仅限于创建洛克式的权力分立——行政、两院立法和最高法庭，还要形成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贸易政策、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军队，（及最为重要的）对于债务超过财产的人还要有统一的破产法，这就需要1787年《宪法》——人类历史上一部政治体制建设的最为鲜明的宪法，同样，我们不能忘记这部《宪法》的第四修正案：确保个体享有免遭“无理搜查和没收”的权利。
从根本上说，关键全都围绕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说，最注重实效性、在独立战争中获益甚多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华盛顿。1800年签字生效的遗嘱中，他列出的土地共计52 194英亩，遍及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纽约、肯塔基、俄亥俄谷，以及弗吉尼亚各城市，包括亚历山大、温切斯特、巴斯（现今的伯克利斯普利斯、西弗吉尼亚）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创建的城市。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土地和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了。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在耕耘土地。在北美洲，他们失去了土地。
西蒙·玻利瓦尔本该是南美的华盛顿，他也推翻了一个帝国——西班牙。但是，他却没能创建一个南美的合众国。美国革命不仅在前英属殖民地之间实现了统一（当然，加拿大和加勒比殖民地仍然忠于大英帝国，正如很多忠诚的亲英美国人选择离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样）。殖民地的独立把美利坚合众国送上了一条兴旺发达之路，其财富之多，实力之强大，迄今没有哪个国家超越。然而，南美洲殖民地从西班牙的独立给南美洲留下的却是持续不断的冲突、贫穷和不平等。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治没能在拉丁美洲开枝散叶呢？我曾问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拉丁美洲是否属于西方？他不能给出肯定答案。为什么玻利瓦尔没能成为拉美的华盛顿呢？
玻利瓦尔178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可可豆种植主家庭，不满10岁便成了孤儿，14岁进了军队。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和法国游学。1804年，因为西班牙发生食物短缺，所有外国人（包括拉美的黑白混血人种）均被驱逐出马德里，于是他们留在巴黎。玻利瓦尔于1807年返回委内瑞拉，此时他一方面深受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革命的鼓舞，一方面也厌恶西班牙人的统治。玻利瓦尔梦想着有朝一日在他祖国发生类似的变革。但是，当南美真的迎来革命时，却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1808年拿破仑突袭西班牙之后，南美突然迎来了权力的真空带，革命便趁机而动了。两年后，玻利瓦尔被派往伦敦，任务是如果法国进攻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话，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他没能如愿，但他遇到了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委内瑞拉独立中身经百战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之交好。当他们于1811年7月返回委内瑞拉时，他们宣布成立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
然而共和国以失败告终。1811年宪法明确地将投票权限制在财产拥有者群体内，但是，正如我们将读到的，相较于北美的法令，人口比例大得多的群体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了。结果，无产者，包括为数众多的被解放的奴隶，都站到了保皇党这边。保皇党派牢牢控制住卡贝略后，玻利瓦尔对米兰达的幻想破裂了，将他出卖给西班牙人。逃往新格拉纳达后，玻利瓦尔着手联合那里的黑白混血人种，为第二次独立备战。
以独裁者角色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后，玻利瓦尔发动了所谓的令人钦佩的运动，将保皇党人从梅里达、波哥大、加拉加斯和特雷西略赶走，并为自己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他于1813年颁布的《战斗至死法令》表明了这场冲突与日增加的邪恶性：“任何西班牙人，如若不积极采用有效措施，代表这场正义的事业反抗暴政，都将被视为敌人，受到惩罚；作为祖国的叛徒的任何西班牙人，必将被行刑队枪决。”处死囚犯已成惯例——有一回，一次处死了800人。直到他的一个绰号为魔鬼的下属给他送来一位上了年纪的西班牙人的人头时，他才有所收敛。然而，尽管借助于恐怖手段，非白人仍在不断叛逃至保皇党一边。1812年，加拉加斯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大约10 000人遇难，这似乎应验了教会对独立运动的谴责和诅咒。[2]玻利瓦尔以其特有的藐视态度宣布：“如果自然与我们作对，我们将与之战斗，并使之顺从我们。”然而，他面临的最大麻烦却不是自然，而是何塞·托马斯·博沃斯这个西班牙叛徒，他领导的乌合之众，包括印度安人、流浪奴隶和逃兵，他们对自由的兴趣远不及对财产掠夺的兴趣，而玻利瓦尔却没能将他们收服。在吃了一连串败仗后，玻利瓦尔被迫再次逃亡，这次去了牙买加。在牙买加的短期逗留进一步使他相信，解放委内瑞拉的奴隶现在必须成为他的策略之一。只有以这场独立事业感召黑白混血群体和黑人，他才有希望取得胜利。现在，他联合的对象转向了包括“有色人种”的所有南美人。
至少，这种策略奏效了一阵子。受政治代议权利的吸引，很多棕色人种加入了玻利瓦尔的军队。他们渴望的是，成为曼纽尔·卡洛斯·皮耶这样的人。皮耶来自库腊索岛，是西班牙商人的儿子，拥有一半荷兰血统、一半非洲血统。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混血人种来说，能得到总司令的头衔，这就表明玻利瓦尔在确实地实践他作为南美所有人解放者而不论人种的宣言。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对重新恢复皇室权威的支持也在不断减弱。1820年，即将穿越大西洋被派去“重新殖民美洲”的14 000人在加的斯发生兵变，这对巴勃罗·牟利罗这位保皇派司令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支撑西班牙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的重任可谓费力不讨好。
机遇之轮正在渐渐靠向玻利瓦尔，但是，他还有很多仗要打。为了进一步充实听他调遣的军队的实力，玻利瓦尔开始寻求海外的支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找到了支持力量。
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为委内瑞拉开国元勋建立的宏伟的纪念碑上，赫然刻着几位极不相宜的名字：布朗、麦格雷戈、弗格森，而奥康纳、奥利里和罗伯逊也自然在内。而在1810~1825年，为拉丁美洲的自由事业而战并献身的英国和爱尔兰士兵有很多，以上所列只是其中几个而已。
共计有大约7 000名英国和爱尔兰志愿者报名入伍，协助玻利瓦尔将南美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有些士兵是拿破仑战争后退伍的老兵，战火停息后的太平并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有些志愿者无疑受到了玻利瓦尔所象征的更崇高的事业的激励：缔造自由、统一的南美。1815年后，解放事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有些理想主义者，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拜伦，他跑到希腊，帮助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早期移民北美的英国人一样，远涉重洋来到委内瑞拉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是被给予土地的承诺所吸引：作为在军队服役的回报，他们将得到军事资产。这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上尉，他来自曼彻斯特，名叫托马斯·费里尔，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已升任玻利瓦尔所领导的英国军团总指挥。
费里尔对新成立的玻利瓦尔式的美利坚的第一印象，来自一个叫做安格斯特拉（苦味物原产地）[3]的镇子，地处奥里诺科河不适宜居住的两岸——玻利瓦尔正是在此建立了他的根据地。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和战友从大西洋沿岸打到太平洋，经历了数次战斗。1819年，在博亚卡战役后，玻利瓦尔参与了夺取通哈和波哥大的战斗，随后，他在波哥大宣布成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接着，他们剑锋北指，向委内瑞拉挺进。1821年的6月24日，他们终于进抵了卡贝略港南部的卡拉沃沃。这是玻利瓦尔此行委内瑞拉攻势中决定成败的关键之战。共和军大约6 500人，他们面对的是忠于西班牙的5 000保皇派将士。如果玻利瓦尔的军队那天可以获胜，那么东进加拉加斯的大道便畅通无阻了。
西班牙在俯视战场的山上构筑了掩体工事，玻利瓦尔命令费里尔指挥600士兵对西班牙人实施迂回包围。借助于隐蔽性很好的沟壑，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敌军。但是，西班牙人一发现他们便即刻开火，至少有两门大炮和3 000支步枪的火力。费里尔顶着酷热徒然等候玻利瓦尔的增援。最后，他下达了前进的命令。接下来进行的是刺刀肉搏战，这是南美历史上的最为悲壮的军事壮举之一。有历史如此描述，“这不仅需要超人的勇气，而且要具备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持下去的巨大耐心和顽强的意志”。当敌军阵地最后被拿下时，费里尔已因致命伤躺在了地上。因为胜利而欣喜若狂的玻利瓦尔称这些英国士兵为“我们祖国的救星”。
玻利瓦尔成为了他所称的大哥伦比亚——包括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基多（即如今的厄瓜多尔）——的主人。何塞·圣马丁——那位阿根廷和智利的解放者，将政治领导权交给了他。1825年，玻利瓦尔的军队将所剩的西班牙军队赶出了秘鲁，为了纪念他，秘鲁以北地区重新命名为“玻利维亚”。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成立一个包括大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邦联。
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没能确立其作为拉丁美洲合众国的核心地位，为什么？乍看之下，答案在于他决意要集中权力，同时还在于西班牙失败后地区军阀乘机进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地带。但这种解释还忽略了他们所面临的更为深层的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南美人民事实上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即从一开始北美殖民地议会就习惯的那种民主做法。确切地说，因为权力如此集中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本土人士手中，混血人种事实上几乎不具备任何形式的行政管理经验。玻利瓦尔在1815年曾这样说过：
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一个介于本国合法业主和西班牙篡权者之间的群体……我们被隔离了——事实上，是脱离了行政和国家管理技能意义上的世界。我们从没就任过总督或地方长官，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形；很少担任大主教或主教；从没做过外交官；而作为军人，只是下级；即使是贵族也从不具备皇家的特权。简单地说，我们不是行政长官，不是金融家，也极少是商人。
新格拉纳达由混血人种组成的议会中，派系倾轧，暗斗不止，对此玻利瓦尔十分沮丧。在他1812年发布的《卡特赫纳宣言》中，他嘲弄道，“那种致命的宽松体系……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会谴责它的软弱无能”。他也不屑于“那些慈悲的空想家，他们在脑袋中勾画出完美的共和国，又认定人性的完美，便一心要取得政治上的完美”，玻利瓦尔认为这是一种“有罪的慈悲”。同时，他谴责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探索联邦体制之路的实践：联邦体制“使得人们各行其是，践踏社会公约，把各族人民引向无政府状态”。在他第二次流亡牙买加时，他已确信，“完全代议制的体制与我们的国情、习惯和目前的认识水平不相符”。在卡拉沃沃之战打响的前两年，面对在安格斯特拉新组建的国会，他曾以类似的心境如此说过：
虽然那个国家发源于自由，成长于自由，又仅靠自由来维持……但以联邦体制如此软弱、如此复杂的政府组织，竟然能够在过去艰难困苦的时局中勉力运作，真是让人称奇……
在他看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要发挥作用，则需要一个“由圣人组成的共和国”。这样一套体系不可能在南美取得成功：
不论北美所采用的这种政府形式是否有效，我必须要说，我在任何时刻都不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情形有英属美洲和西属美洲之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所以，玻利瓦尔的梦想并非民主体制，而是独裁政治；并非联邦制政体，而是集权力于一身，正如他在卡特赫纳宣言中所陈述的，“因为我们的同胞还没有能力最大程度地自己行使权力，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具有的典型政治德行”。在他设计的宪法——除了其他具有鲜明特征的条款外，还有两院议会体制——之下，玻利瓦尔就是要终其一生做一个独裁者，有权任命其接班人。“我至为深切地确信，”他陈述道，“美洲人只能由一个合格的专制主义体制所统治……以法律制约领袖，以原则来限制公众，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他1828年颁布的《组织独裁令》清楚地表明，在玻利瓦尔时代的南美洲，根本就没有财产所有者的民主政治，也没有任何法治可言。
第二个问题与财产本身的不平等分布有关。要知道，玻利瓦尔自己的家庭拥有5栋物业，占地面积超过120 000英亩。在战后的委内瑞拉，仅占全国人口1.1%的约10 000人的黑白混血精英几乎拥有了所有的土地。在这方面美国与之的差异可谓惊人。北美独立革命后，新迁来的居民获得土地甚至更为容易，这或许因为政府信誉（1787~1804年颁发了不同法令），或许因为诸如1841年所颁布的《优先购买权法》——赋予擅自占公地的定居者以法定权利，也或许是因为1861年所颁布的《宅地法》——事实上使边疆地区小农规模的土地成为免费资源。在拉丁美洲，因为在乡间保有大量地产、在人口稠密的沿岸地区拥有廉价劳力的利益集团的反对，没有实施此类措施。例如，在1878年至1908年间的墨西哥，超过全部土地面积1/10的土地，大批地让渡给了土地开发企业。1910年，在墨西哥革命的前夜，农村地区竟然只有2.4%的家庭拥有一点土地。阿根廷的土地拥有率高一些，从拉潘帕省的10%到秋波河的35%不等，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土地占有率接近北美洲。1900年，美国农村中的财产拥有率仅略低于75%。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现象。加拿大农村地区的财产拥有率甚至更高，达87%，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部分英属非洲地区，情形也大抵相似，这就表明，（白人）土地所有权思想的广泛传播显然具有鲜明的英国而非美国特色。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南北美洲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在秘鲁，直到1958年，仍然是2%的地主控制了所有适耕地的69%；83%的人仅拥有6%的适耕地（包括12英亩或更小块的土地）。以至于抱着获得军事资产土地份额的希望前来为玻利瓦尔而战的英国志愿者，最终十分失望。在起程前往委内瑞拉的7 000人中，只有500人最终留了下来。有3 000人战死沙场或死于疾病，其余的人则回英国老家了。
第三个也是与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没能确立其拉丁美洲核心地位密切联系的难题在于，种族差异和分裂程度在南美更为严重。诸如玻利瓦尔这样的黑白混血人种对伊比利亚半岛人极端仇视，其程度远远甚于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与“英军”之间的敌意程度。而有色人种和奴隶对混血人种也一样并不友好。玻利瓦尔呼吁黑人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从心底持种族平等信念，他只是将它当成一项政治权宜之计。当他怀疑皮耶计划团结他周围的混血群体反对白人时，就把他抓起来，并以叛逃、违抗命令和阴谋反对政府为由对他进行审判。1817年10月15日，面向安格斯特拉大教堂站着的皮耶被行刑队枪决，附近玻利瓦尔的办公室里都能听到枪声。玻利瓦尔也并非完全没有兴趣将享受政治权力的范围扩大，覆盖到原住民，但宪法中规定的所有投票人应识字的要求，实际上将他们排除在这个政治主权国家之外了。
南美洲的种族分裂情形比北美更为复杂，要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切实了解玻利瓦尔时代之前便已存在的差异。1650年，美洲印第安人在南北美洲的人口占比大约都在80%左右，巴西也不例外。但到1825年，南北美洲的人口比例便截然不同了。在西属美洲，原住民在其总人口中的占比仍然大约为59%。然而在巴西，相应比例却降至21%，而在北美，其占比却在4%以下。在美国和加拿大，来自欧洲的移民工作已在进行，而靠军事武力又能更为轻易地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使他们背井离乡迁至边远的“保留地”。在西属美洲，印第安人不仅人口数量更多，而且在缺乏北美相应的大批移民的补充情况下，他们也自然成了大授地体制不可或缺的劳工力量。此外，如我们即将读到的，非洲奴隶制度对各式欧洲定居地区也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方面的影响。
因此，到头来，玻利瓦尔所构想的南美统一愿景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基多发生暴动后，安第斯邦联提议遭到拒绝，当委内瑞拉和基多退出邦联时，大哥伦比亚也就解体了。胜利者是玻利瓦尔以前的同僚何塞·安东尼奥·派斯，他将自己放到了策动委内瑞拉独立的先锋位置。玻利瓦尔于1830年12月死于肺结核，他在一个月前从总统和总司令职位上退下来，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充满沮丧之情：
……我已经统治了20年，从中我仅能肯定如下几点：第一，（南）美洲是我们所无法统治的；第二，效力于革命的都是远渡重洋而来的那些人；第三，美洲人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移民；第四，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落到难以驯服的大众手中，随后又会以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落到一小撮暴君手中，不论其肤色和种族如何；第五，既然我们已被各种罪行和纯粹的暴力所破坏、所消灭，欧洲人甚至都不会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值得征服；第六，如果世界某处有可能回归到原始的混乱状态，那么，它最终会是在美洲。
不幸的是，这是对拉丁美洲此后一个半世纪的精确预测。新成立的独立国家从一开始便没有代议制的传统，有的只是极为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因经济不均等而造成的种族裂痕。结果，在无产者努力争取更多的几亩土地，而混血精英又死抱着庄园不放手的过程中，革命和反革命、政变和反政变便交替上演。
[1] 华盛顿17岁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边疆县库尔佩珀的土地测量员。这种技能使他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殖民者所言的“七年战争”）担任军官时具有不少优势。1752年，华盛顿开始了他作为土地投机商的事业，在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县布尔斯金河沿岸地区购置了1 459英亩的土地。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他和他的战友获得了俄亥俄河以西的土地，作为此次战争胜利的合法战利品。
[2] 然而，有些牧师的确是支持这场独立运动的，尤其是在新格拉纳达，因为他们对西班牙在南美教会的征税极为不满。为镇压这些持异见的牧师，保皇主义者发起了卡塔赫纳审查活运动。
[3] 事实上，安格斯特拉苦酒是一位在玻利瓦尔军队服役的德国人所发明的，他就是约翰·戈特利布·本杰明·西格特博士。他于1824年按照一种至今无人知晓的秘方首次制造了酒精浓缩汁。皮斯科酸如果不加上几滴西格特研制的浓缩汁的话，就愧对了它的名字了。
格勒人[1]的命运
再看另一个场景。两艘大船装载着另一种类型的移民驶向美洲。两条船都从戈雷小岛起程，沿着塞内加尔海岸线航行，一条开往巴西的巴伊亚，另一条驶向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船上装的是非洲奴隶，这仅是1450~1820年移民美洲的一个缩影，在其间有多达800万人越过大西洋。1500~1760年，接近2/3的去美洲的移民中都是奴隶，此比例在1580年前为1/5，后在1700~1760年达到顶点，其比例仅略低于3/4。
乍一看，奴隶制是北美和南美的一个共同点。因为非洲奴隶成本更低，与喜欢冒险的北方欧洲人和南方的美洲土著人相比干活更勤劳，南方的烟草农场主和巴西的蔗糖作坊便开始使用奴隶来做苦力。自达荷美王国时代开始，非洲奴隶贩卖商就一直为葡萄牙人供应奴隶，此后也同样乐于服务于英国主顾，而很早便是其买方的阿拉伯客人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横跨撒哈拉的奴隶交易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葡萄牙人1500年来到贝宁时，奴隶市场的功能已经十分完备。对一个囚禁在戈雷岛的非洲奴隶来说，被送往南美或北美似乎没有区别，运输途中的死亡概率（大约16%——我们知道1/6的奴隶没能活下来）也相差无几。
然而，奴隶制在这个新大陆上的演变却大相径庭。这种制度自远古时代就是地中海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十字军东征时期得以复兴，但在英国事实上已消亡。葡萄牙人借助西非奴隶市场开辟了通往地中海的新航线，在马德拉岛（1455年）和几内亚湾的圣多美（1550年）建立了第一批非洲蔗糖种植园，其间普通法中事实上已不存在半自由式农奴概念了。早在1538年，第一批非洲奴隶便被运至巴西。在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奴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19年：350个奴隶被运到詹姆斯敦，他们是在被运往韦拉克鲁斯的西班牙船上被俘，作为战利品被带到詹姆斯敦的。此前，在这片北美土地上没有蔗糖种植园。由于蔗糖在实现工业化生产之前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在巴西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蔗糖种植园，奴隶们的工作条件毫无疑问是艰苦的，而巴西南部的金矿开发（如米纳斯吉拉斯州），以及19世纪早期的咖啡种植园也没强到哪儿去。大量奴隶运往巴西，远超过美国南部，使得巴西迅速超越加勒比海地区成为全球的蔗糖生产中心，1600年产出了16 000吨蔗糖。除了蔗糖生产，采矿、咖啡种植和基础制造也发展起来，奴隶继续被贩运过来，数目超过了自由移民，而奴隶也成为各个经济领域的主要劳动力。到1825年，非洲后裔占据巴西总人口的56%，这一比例在西班牙美洲区域为22%，北美为17%。由此奴隶制对巴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即便在奴隶贸易及奴隶身份在英语国家被废除之后，巴西仍然从事奴隶贸易。1826年的“英巴条约”要求终止奴隶贸易，但1808~1888巴西仍进口了100万的奴隶。19世纪50年代，巴西的奴隶总数量比1793年多了一倍，英国海军也开始干预这种跨大西洋运输。
拉美革命之前，奴隶的命运并非完全惨不忍睹。皇室和教会在限制其他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对奴隶主进行干预，奴隶们的工作条件得以有些许改善。罗马天主教会认为奴隶制是一个罪恶的制度，毕竟非洲人也有灵魂。拉美种植园的奴隶比弗吉利亚咖啡农场的奴隶更容易获得释放。在巴伊亚，被释放的奴隶们有一半是自己花钱才获得自由的。巴西3/4的黑人和白黑混血儿到1872年时都获得了自由。古巴和墨西哥的奴隶甚至可以给自己标价，然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赎回自由。据说巴西的奴隶比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享有更多的假日（35天的圣人节以及每个星期天）。从巴西开始，拉美国家允许奴隶有自己的土地。
尽管如此，情况远远称不上令人满意。奴隶贸易繁荣时期，巴西的蔗糖庄园里的奴隶一天工作20小时，每周工作7天无休息，常有奴隶劳累至死。一个巴西庄园主竟声称他买奴隶就是打算使用一年，虽然鲜有能活过一年的，但他已经充分榨取了奴隶的劳力，这让他不仅收回了投资成本，而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跟加勒比海地区相同，庄园主们常担心奴隶起义，便依靠残酷手段维持秩序。巴西庄园常用的惩罚手段叫“连续9天的祷告”——在奴隶的伤口上涂上盐和尿，连续鞭打9天。在18世纪的米纳斯吉拉斯，常有奴隶逃犯的头颅放在路边示众。巴西的奴隶在19世纪50年代的平均寿命为23岁。一个奴隶工作5年，其主人便能挣回两倍的投资。另一方面，巴西奴隶可以结婚，而英国（和荷兰）的法律是禁止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奴隶法令也逐渐变得不那么严酷。
北美的奴隶主们有权处置他们的“财产”，包括奴隶和土地。奴隶数量逐渐增长，1760年到达顶峰——是英裔美国人的1/3。庄园主对契约的白人劳动者和黑人奴隶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前者通常工作5~6年即可，后者则终生为奴。1663年马里兰州的法令明确规定：该州所有的黑人及其他奴隶将终生服役，任何黑人及其他奴隶的所有子女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终生为奴。北美的奴隶制之后也越发严厉。弗吉尼亚州1669年的法令规定主人杀死奴隶将不会被判罪。南卡罗来纳州1726年的法律明确把奴隶们视为“财产”（后来称为“人员财产”）。体罚不仅被认可，还被编入法条。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开始越过州界跑到西班牙统治的佛罗里达州。因为如果他们信奉天主教，那里的州长允许他们建立居住地。考虑到英国几个世纪前就废止把奴隶当做财产，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欧洲制度在美洲大地上能够演进。弗吉尼亚的一个县长把这个“特殊制度”的主张简洁地表达出来，他宣称：奴隶不仅仅是财产，他们有理性，应享有法律赋予的人权，在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应当得以保障。奴隶贸易商们如果对待奴隶特别残忍，则会受到奴隶制度废除论者的批评。1782年利物浦一个叫宗（Zong）的船长因为船上缺水，把133名奴隶用铁链锁住扔到水中，他因为保险欺诈遭受起诉，之后，奥拉达·艾奎亚诺把他奴隶贩卖的罪行揭露给格伦维尔·夏普。
北美跟南美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北美禁止跨种族通婚。拉丁美洲很早便允许跨种族结合，并且按等级进行分类（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的后代为麦斯蒂索人，克里奥尔人与黑人后代叫穆拉托人，印第安人与黑人的后代为桑博人）。皮扎诺娶了个印加女人，生了混血女儿。这种不同种族的混血儿1811年时占据了西班牙殖民美洲的1/3的人口，几乎等同于该地区的原居民，超过了不到1/5的纯西班牙后裔的克里奥尔人。18世纪，巴西的克里奥尔人与黑人后代在非洲种植园的劳动力中占6%，但在技术工和管理岗位中占1/5，他们是这个葡萄牙帝国的次一等的阶层。
美国尽力禁止跨种族通婚（至少否定其合法性），这也有其原因：英国人移民到美国时通常带有女眷，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则是单身跨越大西洋的。《印第安旅人编目》里记载，1509~1559年，来到新大陆的15 000个西班牙人中，只有10%为女性，种族通婚不可避免。以安德烈斯·鲁伊斯–利纳雷斯为首的科学家做过一个项目，研究了从智利到墨西哥7个国家、13%的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后代的线粒体DNA样本，结果显示拉美全境都存在欧洲男人娶本地的印第安女人为妻子的现象，相反的情况则不会出现。关于哥伦比亚麦德林等地的纯西班牙后裔的案例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一则案例显示：Y染色体（来自父亲）中有94%来自欧洲人，5%来自非洲人，只有不到来自1%为美国印第安人。而线粒体DNA（来自母亲）中则90%来源于美国印第安人，8%来源于非洲人，2%来源于欧洲人。
北美并非没有混血人种，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最著名的就是托马斯·杰弗逊与其奴隶生下孩子。英国殖民美洲结束的时候，克里奥尔人与黑人的后代约有60 000人。当今大部分美国人的DNA中，约1/5~1/4可以追溯到欧洲人。但扎根于殖民时代的这种模式是两方面的。不管他的皮肤多白，长得多像白人，一个带有一点非洲美国人血统的人——比如在弗吉尼亚只有祖父母其中一个是纯粹黑人——仍被归为黑人。自1630年起，在弗吉尼亚州，跨种族婚姻被当成是应予以惩罚的罪行，1662年法律则明令禁止通婚。而早在1661年前，马里兰的殖民地也通过了一个类似法令，这类法令在其他5个北美殖民地都有实行。美国建国后的一个世纪里，不少于38个州通过法令禁止种族通婚。直到1915年，此类法令在28个州仍有效，有10个州把它写入州宪法。1912年，竟然有人试图要修改美国宪法，把禁止种族通婚永远写进美国宪法。
新世界的种族结构（1570~1935年）
于是，非洲奴隶到达美洲的目的地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些去拉丁美洲的最后都经历了种族融合，一个男性奴隶在经历了头几年的艰苦劳作之后，可能有机会获得自由，一个女性奴隶也可能生下一个混血儿。那些被送往美国的奴隶，他们与白人的区别被严格界定并被竭力维持。
我们知道正是约翰·洛克使得私有财产成为卡罗来纳州政治生活的基础，但他的财产概念不仅仅包括土地财产。他的基本宪法第110条写道“无论信仰如何，每个卡罗来纳州的自由人都可对其黑人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洛克认为人的所有权与土地的所有权一样，都是殖民统治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些人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选民。后来的立法者们试图延续这种理念。1740年的南卡罗来纳州奴隶法令第10条规定：白人可以拘禁和诘问单独出现在房子或种植园外面的奴隶。第36条禁止奴隶离开他们的种植园，特别是周六晚上、周日以及假日，违背规定的奴隶会被处以中度鞭刑：第45条禁止白人教黑人阅读和写作。
这种法规的深远影响在今天美国的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古拉海滨从南卡罗来纳州的仙地岛延伸至佛罗里达州的阿米利亚岛，那里的人们有自己的方言、烹调方式以及音乐类型。有人类学家认为这里居民的祖先可能来自安哥拉，古拉就是安哥拉的变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运到美洲的44%的奴隶来自非洲的安哥拉（现今的安哥拉加上喀麦隆和刚果河之间的地区），来到美国查尔斯顿的奴隶1/3也来自于此。大部分奴隶为恩东戈王国的姆邦杜人，其国王叫恩哥拉，国家也因此得名。这些奴隶分散在美洲各地，包括巴西、巴哈马及美国的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州依旧留有安哥拉人的痕迹，比如金邦杜语，这点能充分说明问题。这里的居民是安哥拉奴隶的后裔，其基因没有多少改变。古拉文化是南卡罗来纳州以及其他州的种族隔离的例证。而运往南美洲的安哥拉人有着更大可能性摆脱奴隶的命运，有时他们也切切实实地逃脱了，从伯南布哥逃跑的奴隶们在帕尔马雷斯的基隆布，或者叫小安哥拉，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它位于巴西东北部阿拉戈阿斯州的丛林深处。这个根据地在高峰时期超过1万人，并选举刚戈·尊巴作为首领。它建立于17世纪早期，直到1694年被葡萄牙人征服。1822年一个安哥拉奴隶杰克·普里查德计划在查尔斯顿发动起义反对白人，其命运却大相径庭，被处以绞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却有1/5的人口永远没有自由，格兰德河北岸的奴隶们世代为奴。
最终，自由制度内的畸形奴隶制度被南北战争解除。南部维持奴隶制，遭到北方反对。英国海军若支持南部联盟，本可以打败北方联盟，但他们根本没有出兵。尽管内战结束了奴隶制度，但许多美国人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里仍然相信他们的繁荣建立在种族分离的基础之上。19世纪20年代，爱德华·埃弗里特在《北美评论》中写道：
我们不关心南美洲，我们不同情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理由同情他们。我们来自不同的祖先。我们不会订立盟约，也不会派出使节，不会借钱给他们，去把他们的什么玻利维亚建成华盛顿。
在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眼中，种族隔离是美国繁荣的最根本原因，而南美洲的混血儿必然遭受穷困。
直到1963年，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在就职演说中仍喊着“今天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把种族隔离当成美国成功的关键。他说道：
这个国家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单元……而是许多单元的联合体……这正是我们热爱自由的先辈们建立各州的原因，目的是各州分享权利和权力，而不会导致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管控……
我们种族的情况也一样……每一个种族在其框架之内有自由去教育……去教导……去发展…去要求和接受另一种族的其他人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的立国先驱们的伟大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全合并成一个单元……那么我们富裕的生活……我们发展的自由……将不复存在。我们会成为一个单独的集权政府下面混合的群体……我们代表一切……但我们一无所有。
这种观点并非不得人心，在华莱士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和他的美国独立党获得了1 000万选民（占总选民的13.5%）的支持。
然而认为美国的成功源于种族隔离的想法终究是一派胡言。像华莱士那样认为美国比委内瑞拉和巴西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原因，在于反对跨种族通婚的法令，以及把美国白人和黑人在社区、医院、中小学、大学、工作单位、公园、游泳池、饭馆甚至墓地都隔离开的体系，是错误的。与此相反的是，北美比南美发达的原因仅仅在于英国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民主制度比西班牙的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制度更能促进社会发展。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不但不是美国成功的要素，反而成为美国发展的障碍，其后遗症体现为当今的一些社会问题，如青少年怀孕、成绩不良、吸毒、黑人监禁率高，这些问题现在正困扰着许多美国的社区。
如今，一个其父为非洲人其母为白人的混血儿——在西蒙·玻利瓦尔时代被称为卡斯塔人——竟然在弗吉尼亚州打败了一个有苏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的战功卓著的英雄，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在30年前我访问美国南部地区时是万万不可能的。我们很容易淡忘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令到1967年在16州仍然有效。只是最高法院在对“是爱还是弗吉尼亚”作出裁决后，禁止种族通婚的法令才在全美国被认为是违宪的。但田纳西州1978年3月才正式废除州宪法中的相关条款，而密西西比州竟然拖到1987年12月。自那以后美国的种族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话语和思想再不会出现在公开场合了。
同时，北美城市里大街小巷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南美洲人，从拉美特别是从墨西哥移民的人源源不断，意味着再有40年的时间，非西班牙裔白人可能成为美国人口的少数派。那个时候，美国即便不是法律上，事实上也将变成一个双语国家，美国的社会也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种族融合。目前的美国种族划分为四类：黑人，白人，美国土著人，亚洲和太平洋岛屿居民。以此为基础，每20个小孩中便有一个父母属于不同种族。2000年异种族通婚的夫妻达到150万，是1990年的4倍。由此可见，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的当选不足为奇。
当今时代另一个经济活跃的国家是多种族的巴西。巴西仍然是社会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实施改革而让更多人去获得财产和挣钱，是其成功的关键。除委内瑞拉之外，大部分拉美国家里长达一个世纪以来过分依赖于贸易保护、进口替代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依靠私有化，外商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取得高速的发展，该地区经济以高通胀或高负债为特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1950年南美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1/5，现在已经达到1/3。
自500年前的殖民时代开始至今，英格兰殖民的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显。一个统一的美洲文明于西半球正在出现，玻利瓦尔的泛美洲梦想将最终实现。
但仍有许多事物有待发展。种族差别理论的繁盛期没有出现在19世纪而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什么种族问题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碰撞时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非洲本身，欧洲帝国主义那时就在这里进行扩张。本章开始说到的丘吉尔的演讲中——他的帝国生涯从苏丹和南非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整整一代帝国缔造者们心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构成大不列颠岛和大英帝国的自由、秩序、忍让的文明准则，不能用来组织这个嗷嗷待哺的世界呢？在他看来，文明在北美已经深深扎根，在英国统治地区以及美国已经获得成功，在贫瘠荒凉的澳大利亚也繁荣昌盛，为什么在非洲却不是这样呢？
4个欧洲帝国曾试图在美洲大地上植入他们的文明（如果算上荷兰在圭亚那，则为5个；算上瑞典在圣巴泰勒米岛和新阿姆斯特丹，则为6个；算上丹麦在维尔京群岛则为7个；算上俄国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则为8个），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非洲的这场竞赛中，可能会出现更多选手。英国最大的对手正是它曾在美洲击败过的国家：法国。
[1] 住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一带及沿海岛屿上的具有非洲血统的人群之一。——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