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首先想一想怎样的事情能称之为“文明”。它真正的检验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生活于此的人们将身心的福祉作为生活的目标……今天的欧洲人住的房子比起100年前来建造得更好……以前，他们穿的是动物的毛皮，用长矛做武器；如今，他们穿着长长的裤子，而且……不再是长矛了，他们挎上了左轮手枪……以前在欧洲，人们主要通过人力劳动耕耘他们的土地；如今，依靠蒸汽机，一个人就能犁大片的土地，由此可以积累巨大的财富……以前人们乘马车旅行；现在他们每天以400多英里的速度坐火车穿行于大地……以前，当有人想和别人干仗的时候，他们要衡量一下彼此身体的力量；现在一个人置身于山上的一门炮后面，就可能要了几千人的命……现在有些病，是人们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众多医生投身于找到治愈它们的方法，于是医院也增加了。这就是对文明的检测……我还需多言吗？……
对于这种文明，一个人只需要保持耐心，它将会自我毁灭。按照穆罕默德的教诲，这应当被视做撒旦式的文明。印度教称之为黑暗时代……应当予以回避。
圣雄甘地
通过它那些伟大的儿子（罗伯斯庇尔、笛卡儿等），人类已经为其文明作出许多贡献。我无权认为它是邪恶的。
塞内加尔学生
伯克之预言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西方统治着世界。这一时代不光充斥着帝国，也是帝国主义时代，海外扩张理论通过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把正式和非正式地奴役非西方人合法化了。帝国意味着给更多的人口提供“生存空间”。它意味着得到出口市场，而竞争对手不能依靠关税予以封锁。它意味着海外投资比起国内投资来有更高的回报。帝国也可能具有政治功能，在齐心爱国的豪情下，工业时代的社会冲突得到文饰升华，它对于势大的利益集团也起到了怀柔作用。同时它也意味着文明的传播，文明这个被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词，统括了前几章我们业已接触到的整个独特的西方制度：市场经济、科学革命、私有财产所有权和代议政府的联系。此外，它也意味着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在帝国建立的进程中，传教士几乎和商人与军队同等重要。
在所有西方帝国中，迄今为止最大的是大英帝国。从加拿大最北边的格兰特到圭亚那乔治敦闷热的海滩，再到南极洲的格雷汉姆；沿着尼罗河到尼安扎，跨过赞比齐至好望角；从波斯湾跨过整个印度到孟加拉湾，一直到缅甸和婆罗洲；从新加坡到悉尼，在世界地图上占据了长而宽的广大地带，包括无数的小岛，使得一个苏格兰人的皮肤在热带的阳光下晒成了亮粉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英帝国几乎占据了世界土地面积的1/4，拥有了相同比例的人口。它也无可匹敌地控制了世界的海上航线和国际电报网络。但英国并非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中蒙受了惨重的人员损失，法国人在滑铁卢失败后的15年间恢复了其帝国扩张。将老的产糖岛屿，如留尼汪、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和像圣路易斯和格雷这样的贸易港口与北非、西非和中非、印度洋、印度支那及波利尼西亚的新领地一并计算，法帝国到1913年几乎占据了9%的世界国土面积。比利时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得到了海外殖民地，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保留了他们早先帝国的大部分主干。与此同时，俄国人征服陆地甚于征服海洋，它将他们的帝国扩张至高加索山脉、西伯利亚和中亚。奥地利人也得到了新的领土；哈布斯堡王朝1866年被普鲁士赶出德国后，转向了巴尔干地区。甚至以前的殖民地也变成了殖民者，美国攫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以及夏威夷和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岛屿。
到1913年，西方帝国主宰了世界。仅占世界土地面积10%的11个宗主国，管辖着超过一半的世界。估计有57%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这些帝国，经济产值约占世界的4/5。即便在当时，他们的行为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实际上，“帝国主义”一词已被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广为使用。这些铺天盖地的批评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嘲笑帝国正在出口文明。当问及印度民族领袖圣雄甘地对西方文明有何想法时，据说他机智地回答，他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好主意。而在1908年出版的《印度家规》中，甘地将西方文明称做“瘟疫”和“祸根”。美国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马克·吐温则爱用反讽。1897年他写道：“对相信的人而言，那被称做法国文明的古怪产物能够改良新几内亚和其他类似文明，攫取马达加斯加并覆盖上法国文明的做法完全合乎情理。”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也语带讽刺地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银行“对原材料资源、资本出口、势力范围、有利可图的交易、特许权、垄断利润等”进行争夺的结果。事实上，他把帝国主义视做“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些帝国时代的观点今天仍有许多人信奉。西方世界的中学和大学里几乎普遍都认可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差不多是当代所有问题的根源，从中东地区的冲突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像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这样贪婪的独裁者便很方便地借此为自己开脱。
但是，如今要把当下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亿万低层民众”的苦境归咎于过去的殖民主义，却变得不那么容易了。非洲的环境和地理条件依然是阻碍它经济发展的屏障。独立后的统治者（除了少数例外），在独立前后并没有比殖民统治者干得更好；大多数干得更糟。现在，即使不同以往的西方文明使团——政府和非政府援助机构，也难以如愿实现目标，尽管大量的资金以援助的方式进行了转移。虽然常青藤联盟经济学家和爱尔兰摇滚歌星作了最大的努力，非洲仍然是各大洲中最贫穷的，不是依赖于西方的施舍，就是依靠其原材料的开采。诚然，非洲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些许进步，尤其是低廉的移动通讯所带来的效应，这让高效而低成本的银行服务首次在非洲得到实现。此外非洲也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洁净水。然而非洲的发展仍是困难重重，尤其是糟糕的治理侵染着诸多非洲国家。
在非洲历史中，外国的利他主义和外国剥削并存的现象并不新鲜。正如我们所见，在19世纪，欧洲人怀揣各种动机来到了非洲。有人是为了淘金，有人是为了荣誉。有人来投资，有人来掠夺。有人来是为了提升灵魂，有人来扎根。但几乎所有人都确信——正如今天的援助机构确信的那样——西方文明的好处可以也应当赋予这片“黑色的大洲”[1]。在我们仓促地谴责西方帝国的邪恶和侵略性之前，在认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文明的对立面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在他们声称所肩负的文明使命中，还是稍许有些实质性内容的。
说到西方文明最突出的撒手锏，它绝非用来取人性命的，它能将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一倍——它就是现代医药。苦行的圣人甘地蔑视西方文明中的这支“医疗力量”。1931年在伦敦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疾病的征服”为西方文明衡量进步的“物质”标尺之一，但对于千百万得益于西方医药而延长了寿命的人来说，精神纯洁和继续生存之间的选择不难作出。1800年，全球平均寿命只有28.5岁左右。两个世纪以后，到2001年，已达到66.6岁，延长了一倍有余。这样的改善并不限于帝国主义宗主国。那些习惯把饥饿或内战混同于种族屠杀和劳改营，存心想把殖民地官员在道德上等同于纳粹分子的历史学家们，应好好思考在殖民和后殖民的世界中，西方医药在延长人类平均寿命上的巨大贡献。
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英国、美国、印度和中国（1725~1990年）
“健康转变”的时间点，即寿命持续增长的起始时间相当明显。在西欧，出现于1770~1890年，最早开始于丹麦，最晚是在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有效地消灭了伤寒和霍乱，这是公众健康和环境卫生改善的结果，与此同时，通过接种疫苗，白喉和破伤风得到了控制。在资料详备的23个现代亚洲国家中（除了一个例外），健康转变几乎都出现在1890~1950年。在非洲，健康转变出现在1920~1950年，43个国家中只有两个例外。而且，在几乎所有亚非国家中，预期寿命开始增加的时间都是在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前。事实上，非洲的平均寿命增长率自独立后开始下滑，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艾滋病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并未好多少，尽管从19世纪初期开始它们就享有了政治独立。寿命提高发生的时间点也令人颇感惊讶，因为它大多早于抗生素（尤其是用于治疗肺结核的链霉素）、杀虫剂DDT和综合疫苗的出现，这种疫苗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发明的治疗天花和黄热的单一疫苗。公众健康的持续改善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排泄物疾病、疟疾甚至肺结核造成的死亡率的降低。这只是英国殖民地牙买加的状况，但类似的情况可能也发生在了像锡兰、埃及、肯尼亚、罗德西亚、特立尼达和乌干达这样的地方，它们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同样的改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国殖民地。西方科学家和卫生官员为了治疗非洲特有的威胁人类生命的热带疾病而不断努力，可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也不会有这一切。智慧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绝妙地回应了甘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文明已经将病菌性高烧的病发条件清除干净。曾经猖獗一时的斑疹伤寒已被消灭，鼠疫和霍乱被卫生防护系统挡在门外……人们比以往更懂得传染的危险和规避的方式……如今，肺痨病人的麻烦日益增加，因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看成麻风病人……人们对传染病甚感恐慌，处理发烧病人唯一真正科学的办法，甚至在医生看来似乎也是将他扔进最近的沟里，从安全距离向他抛洒碳酸，留他在那儿等待火化。而这种对传染病的恐惧也促进了医护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其结果是一次次地战胜了疾病。
这不只是帝国主义者的胜利，它也惠及他们殖民地的属民。
故事的曲折之处在于，即使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医药科学仍有阴暗的一面。在医学与病原体作斗争的同时，伪医学也在致力于虚谬的种族退化论。最终，1914年，敌对的西方帝国之间的战争被冠以“文明大战”，这说明非洲并不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大洲。
绝大多数帝国都声称它们本身的和平动机是将文明带到落后国家，但历史上很少有比法国人更喜欢用“文明使团”这个字眼的了。要理解其原因，首先有必要了解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重大区别。第一个明白这一区别的人是辉格党议员埃德蒙·伯克，他是爱尔兰南部受英国管辖的新教徒社区里一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伯克曾经支持过美国革命，对殖民地人民缺少代议权而被课税深感同情，他准确地察觉到诺斯勋爵的部门将进一步恶化马萨诸塞原有的税务危机。伯克对法国革命爆发的反应恰恰相反。“难道我要郑重地向一个疯子致敬，”他在《法国革命沉思录》里写道，“祝贺他从监护所和黑暗的牢房里逃脱，重享他的光明和自由？难道我要恭喜一个强盗和杀人犯打破监狱，恢复他那天赋人权？”伯克令人吃惊地很早就预言了法国革命的暴力本质。这些话发表于1790年11月1日。
始于1789年的政治连锁反应是长期财政危机的结果，并因法国干预美国革命而变得更为严重。自1719~1720年痛苦的金融危机——密西西比泡沫以来，法国的财政制度悲惨地落后于英国人。没有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没有可供政府债务买卖的流动债券市场，税收制度大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国王室以出售官位来替代债券出售，这滋生出臃肿的寄生虫般的领公共工资的人。一连串能干的大臣——查理·德卡龙、劳麦尼·德布里安和雅克·内克尔——试图改革体制，但失败了。路易十六想要摆脱困境的简单的出路，是拖欠王室的债务，这些债务形式多样，令人眼花，而产生的费用几乎是英国政府支付其标准化债券的两倍。然而，国王最终寻求共识，显贵会议却毫无结果。律师只会惹麻烦。最终，1788年8月，路易国王被说服召集三级会议，这一机构自1614年以来从未聚首。他本应当预见到一个17世纪的机构会给他带来17世纪的危机。
起初，法国革命与英国内战如出一辙，只是没有清教一说。三级会议的召集给了贵族阶层内的不满现状者一个机会来发泄他们的怨恨，其中以米拉波伯爵和拉法耶特侯爵为首。和英国下院阐发了自身的意愿一样，1789年6月17日，三级会议（下院）宣称其为“国民大会”，并于3天以后，在著名的誓言网球场，宣誓在法国产生一部新宪法之前，它们不会解散。因此它就成了法国的长期议会。但是在设计法国政治生活新的基础规则上，革命者却显然吸取了美国的提法。乍一看，费城的那些人对1789年8月27日的《人权和公民宣言》或许有些似曾相识之感：
2.人类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10.不应有人因其观点，包括其宗教信仰而受到骚扰……
17.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不应有人被剥夺这样的权利……
为什么埃德蒙·伯克1790年2月1日用冷酷的演说来如此激烈地反对这场革命呢？他曾流畅地说：
法国人（已经）推翻了一个温和而法制的王朝，其怒火、愤慨和凌辱之暴烈，即使在过去反抗最反动的篡权者或最血腥的独裁者的历史上都不曾见过。他们的抗争是为了让国王退位……他们开火的目的是迫使国王放弃尊严、喜好和豁免权……在他们的成功中，他们也受到了惩罚：法纪混乱；法庭逆行；工业无力；商业殆废；财政窘困，百姓贫苦；教堂遭到肆虐，国家未得拯救；军民的无政府成为了国家宪法；俗世和宗教的一切都成了公共信用这一偶像的牺牲品，后果就是国家破产；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新的、靠不住的、摇摇欲坠的权力的纸保票……被用来作为支撑帝国的货币。
如果伯克在1793年写下这些文字，那也没有什么稀奇。但在法国革命爆发一年内就预见到其真正的本质，似乎非同寻常。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卢梭。
卢梭的书《社会契约论》（1762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最危险的书籍之一。卢梭认为，人是一种“高贵的野蛮人”，不愿屈服于权威，他能屈从的唯一合法的权威是“人民”和“大众意志”。按照卢梭的说法，这种大众意志必须是至高无上的。执法官和立法者在其面前必须低头。可以没有“联合会”。可以没有基督教（究其根本，基督教也是权力的一个分支，它与其他权力的差别只是僧俗之别）。自由无疑是好的，但对卢梭而言，道德更为重要。大众意志应当是道德的具象。回到《人权和公民宣言》，现代读者可以来看看是什么让伯克感到不安：
6.法律是大众意志的体现……
10.不应有人因其观点，包括其宗教信仰而受到骚扰，只要他们的诉求不影响由法律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
17.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不应有人被剥夺这样的权利，除非出于公共需要，并经法律裁定，则可明确对其作出要求……
正是这些附加声明让伯克产生了怀疑。卢梭给予“公共秩序”和“公共需要”以优先地位，让伯克觉得非常邪恶。按照伯克的想法，大众意志比起世袭原则来，更是一个缺乏可信度的统治者选项，因为选择那种方式的统治者更可能尊奉“古代的自由”，而伯克更喜欢崭新的、独一无二的抽象“自由”。他认为第三等级会不可避免地因权力（也因“经济利益”）而腐败，和贵族不同，他们缺乏私人财富所赋予的独立性。伯克也认识到1789年11月没收教会土地一事的重要性（初期真正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及仅以没收的教会土地为支撑而印刷纸币（信用券）的危险性。他说，真正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卢梭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和大众意志之间的契约，而是目前一代和未来世代间的“合作关系”。伯克以他惊人的预见性，警告人们要反对“教授们”的乌托邦思想：“在每种景象的尽头”，他写下了时代的最伟大预言：“除了绞刑架[2]，你什么也看不到。”他警告说，对传统机构的攻击，将结束于“有害的、可耻的寡头统治”，最终将导致军事独裁。就此而言，伯克证明了自己是对的。
1791年9月的宪法坚持了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法国国王的不可侵犯性、联合会的不可侵犯性和信仰自由的不可侵犯性。然而两年之内，所有四项都遭到了侵犯。首当其冲的是教会的财产权。自由结社的权利随着教会秩序、同业公会和贸易联盟（尽管不是兴旺发达的政治派别）的废除而终止。1792年8月，国王的特权地位受到侵犯，路易十六在土伊勒宫风暴之后被逮捕。他（化装成俄国男爵夫人的随从）试图携皇室家眷逃出巴黎前往瓦雷纳，那是个靠近东北边境的皇家蒙马地城堡，但未能成功。1792年9月，随着新的民主的国民公会选举产生，路易十六的性命更加难保。但是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的历史进程与查理一世被处决之后大为不同。在英国革命中，处死国王是一场内战的结束。在法国大革命中，它只是序曲，之后权力经立宪会议中的雅各宾派转到起义公社，再到国民公会的监察和公安委员会。革命者在义愤的推动下，用一种新的宗教武装了自己，这不是西方历史上的最后一次。1793年11月10日，对上帝的崇拜被禁止，创立了对理性的崇拜，这是现代的第一个政治宗教，偶像、仪式和烈士一应俱全。
法国大革命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暴力的。1789年7月14日，攻占令人憎恨的巴士底狱后，其庆祝方式就是将德劳内（巴士底省长）和雅克·德弗莱塞尔（巴黎商人监管人）斩首。仅仅一周之后，国王的国务大臣约瑟夫–弗朗索瓦·福龙·德杜埃和他的女婿伯第尔·德索维尼也被杀。紧接着在10月份，当革命者攻击凡尔赛的皇室家族时，大约100人被杀。1791年，上演了匕首日和大屠杀。1792年9月，在布涅塔尼、万德和道费涅发生反革命示威后，大约1 400名保皇派的囚犯被处决。恐怖的大屠杀在继续，现代史上第一次展示了这一残忍的事实，即革命反噬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事实上，资产阶级并未对贵族发动阶级战争，相反，是一些精英层次的“显要人物”，既包括一些资产阶级，也包括一些贵族们，他们共同发动了大革命。一位名叫阿莱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贵族知识分子，已给出了更加细致的解释，他的两本重要著作《美国的民主》（1835年）和《旧政权和大革命》（1856年）在回答“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美国”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更为全面精准的答案。托克维尔认为，两个社会之间有5项基本分歧，由此影响到它们引发的两场革命。第一，法国采取的是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反之，美国是一个天然的联邦制国家，地方协作下的生活和民间社会生气勃勃。第二，法国人倾向于将大众意志凌驾于法律条文之上，这样的倾向遭到了美国法律界强有力的抵制。第三，法国革命者攻击宗教和信奉的教会，而美国的宗派主义形成了防波堤，可以对抗世俗当局的强横。（托克维尔是一个宗教怀疑者，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宗教的社会价值。）第四，法国人将过多权利转让给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而在美国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实干家手中。第五，托克维尔认为最重要的是，法国人将公平置于自由之上；简言之，他们把卢梭置于洛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