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民从其孩提时代起就被教育要依靠自身的努力，为的是抵御生活当中的险恶和困难；他用一双怀疑和焦虑的眼睛看待社会权威，只有当他走投无路时，他才会寻求权威的帮助……在美国，为了政治目的而结社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没有哪个国家比那些民主立宪制国家更需要结社自由了，为的是防止派系的专制主义或哪个君主的独裁。
因此，法国公民团体的相对弱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法兰西共和国倾向于侵犯个人自由并退化到独裁统治。托克维尔又增加了第六点——几乎是事后的思考：
在法国，对战争的激情是如此狂热，即使是对国家造成如此大伤害的疯狂举动，人们也不惜牺牲生命投身其中，视其为荣耀。
这肯定是两场革命之间最大的不同。二者都不得不发动战争以求生存，但是法国革命者打的战争要更为壮阔持久，这就造就了所有的不同点。
从1791年7月的那一刻开始，当神圣罗马皇帝莱奥波德二世召集其君主伙伴们去帮助路易十六时，首先响应的是伟大的弗雷德里克后人——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法国大革命为了生存被迫起来战斗。它（于1792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于1793年2月）向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之后便战火绵延，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美国独立战争。按照美国国防部统计，为了保卫美国，约克城战役中4 435名爱国者牺牲了生命，6 188名受伤；1812年的战争数字分别是2 260和4 505。英军的伤亡要少些。即使有大量的死者，众多士兵和平民死于疾病或因战争造成的艰难困苦，这仍然是一场小冲突。有些最著名的战役——布兰迪维恩或约克城战役，按照欧洲标准来看只是小规模战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死亡统计则是惊人的，根据估算，从1792年到1815年，各方总的战场阵亡人数达300万~500万。据保守估计，在为各自革命牺牲的人数上，法国是美国的20倍，而且这还不包括内部镇压的牺牲者。估计有17 000名法国男女经正当法律程序后被处决，有12 000~40 000人未经审判就走上了断头台或绞刑架，有80 000~300 000人在镇压万德保皇派暴动中死亡。法国大革命相比美国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也更大。美国通胀之后是稳定；法国则是极度通货膨胀，发行的纸币最终完全崩溃。法国男性人口全部被动员上了战场，物价和工资实行管制，市场经济几近停滞。
我们应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暴烈，而它也是伯克预言的印证。从1793年4月起，当公共安全委员会开始掌权后，巴黎成了疯人院。首先，从雅各宾俱乐部分裂出去的吉伦特派（他们更极端的对手是山岳派）被逮捕，并于10月31日被处决了。其次，乔治–雅克·丹东的追随者同样上了断头台（1794年4月6日）。最后，轮到主要领袖所在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了，卢梭的狂热信徒、共和国道德的高级传道者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要去面对落下的刀锋了。贯穿此葬礼舞曲的是《马赛曲》[3]，最致命的控告就是冠以“人民之敌”的叛国罪。军事上的失利推动着偏执狂的轮转。伯克的阶级政治理论得到印证，一切如他预见的那样，这样的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被一个寡头政治取代，最终将是某个军阀的暴政。10年间，国民大会被督政府（1795年10月）取代，督政府被第一执政官（1799年11月）取代，第一执政官的头衔被皇帝（1804年12月）取代。以卢梭为发端的革命最终以重复罗马共和国的衰落而结束。
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战役[4]中，73 200名法国士兵击败了85 700名俄奥联军。我们可以拿1781年在约克城的部队与之作比照，当时华盛顿的17 600人击败了考恩·华莱士的8 300名英国兵。奥斯特利茨战役造成的人员伤亡数超过约克城战役所有参战者，达12 000多人。在奥斯特利茨，超过1/3的俄国士兵被打死、受伤或被俘。但是，在那儿使用的武器与半个世纪前伟大的弗雷德里克军队在里森使用的没有太大不同。运动火炮造成了最大的死伤。新鲜的是拿破仑战争机器的规模，而非技术。到1812年，法国军队达到700 000人。从1800年到那个决定命运的一年，总共有130万法国人被征召入伍。在波拿巴发动的所有战争中，大约200万人失去了生命；近半数是法国人——所有这些人中，大约1/5出生在1790年到1795年之间。这场革命用多种方式吞噬着其后代子孙。
是不是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因为美国公民社会的特别之处，才使得民主在美国比在法国更有机会得到发展？是不是业已集权化的法国比起权力下放的美国，更可能诞生出一个拿破仑？我们不能肯定。但若要问起，如果美国也遭受类似1791年将法国宪法推倒的军事和经济压力，那么美国的宪法究竟能维持多久也值得细想。
[1] 这个短语指的不仅是当地居民的肤色，它也暗合了当地经济的相对落后（类似于“黑暗时代”）。今天的非洲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黑色的大陆，如果你在夜晚从空中俯视非洲，除了最北面和最南面外，整块大陆很少能看到人工的照明系统。
[2] 伯克预言唯一的差失是他以为革命者会采用绞首架作为理性主义者结束一个人生命的最有效的手段。
[3] 鲁热·德·利尔于1792年4月创作《马赛曲》。“与我们为敌的暴君/升起了血腥旗帜/你可曾听见战场上/敌人凶猛的嘶吼？/他们要闯到我们中间/刺穿我们妻儿的喉咙！/武装起来吧，人民/组成属于你们的军队/前进！前进！/让不纯的血/浸满我们的战壕！/……/这些嗜血的独裁者/所有这些毫无怜悯之心的恶虎/正在撕开他们母亲的子宫！”
[4] 正是奥斯特利茨（现捷克共和国斯拉夫科夫城）战役激发了拿破仑下令建造凯旋门。
战争的力量
大革命不单单吞噬了法国自己的儿女，许多与之抗衡的人实际上也是些孩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第一次目睹反抗法军的行动时年仅12岁，但已经是普鲁士军队里的一名准下士。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蒙受惨败，克劳塞维茨侥幸活了下来。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事学者，1812年他拒绝与法军一起攻击俄国人，1815年他也看到了里涅的战斗。他比任何人（包括拿破仑本人）都明白法国大革命的方式已经变成了黑暗的战争艺术。他死后才出版的经典著作《战争论》（1832年），一直是西方作者所写的有关该主题的唯一最重要的书籍。《战争论》在许多方面是一部没有时代限制的经典之作，它对拿破仑时代也作了重要论述，它解释了为什么战争已经改变了规模，这对战争又意味着什么。
“战争，”克劳塞维茨说，“是运用武力迫使我们的敌人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它）不仅仅是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它与其他政治手段一起运作。”这可能是他最有名，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误译和误解的话，但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话。克劳塞维茨敏锐地看出，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在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狂热。“即便最文明的人群，”他写道，显然暗指法国人，“也会怀着满腔的仇恨相互射击……”1793年以后，“战争又成为老百姓的事情”，而非国王们的嗜好；它变成了由“国家情绪”所驱动的“巨大力量”。克劳塞维茨肯定了波拿巴在驾驭这种新军事力量上的天分。他的“胆大无畏和运气”将“旧的行为模式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已经“达到了绝对完美的地步”。实际上，这位科西嘉暴发户不亚于“战争之神……他以他的优势不断击溃敌人”，但他特有的将军气质比起激励他的军队的新流行气质要逊色不少。
克劳塞维茨写道（这或许也是他最著名的论点）：战争现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三位一体，首先它带有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这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其次它是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最后它作为政治工具，具有从属性，这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的确，“消灭敌军”是非常迫切的愿望，是国家间新战争的“头生子”。但克劳塞维茨警告道，防御比起进攻是“一个更强大的战斗形式”，因为“进攻的力量会逐渐地减弱……”但即使是防御也有其固有的困难：“战争中的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最简单的事情却是困难的……些许摩擦也会降低行动的总水平。”由于这些原因，一个高效的指挥官必须时刻谨记三点。第一，评估概率[1]。第二，最全神贯注地行动。第三，最快速地行动。
所以，整个军事活动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为作战服务。士兵的招募、穿衣、武装和训练……这一切的最后目的很简单，就是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打响战斗。
但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因此，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的”战争“须把政治放在首位”，换言之，即战争手段从属于外交政策。这才是《战争论》的真正含义。
那么，拿破仑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在某些方面，它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的形象。比较这两幅画，一幅是雅克–路易·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1804年），巴黎圣母院里拿破仑身披貂皮皇袍；再看这位艺术家的另一幅《拿破仑在圣伯纳德隘口》（1801年），此时的拿破仑是个浪漫主义英雄，革命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了马背上（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样的改变对贝多芬来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这位时代的音乐灵魂愤怒地划掉了他第三交响曲原有的标题“致波拿巴”，而改为“命运交响曲”。1804年12月拿破仑自己加冕为皇帝后，强迫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的封号，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与此同时，随着1801年的政教协议的签署，拿破仑使法国与教皇达成了和平，扫清了崇尚理性的雅各宾派的残余。
但除此之外，拿破仑试图在欧洲建立帝国并没有什么其他反动的地方，他确实是革命的。他不仅将法国扩大至“自然疆界”并让普鲁士版图缩水，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瑞士联邦——莱茵西部一个40邦的新日耳曼联邦，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一个（北）意大利新王国；以及一个新的华沙公爵领地。的确，这些新国家将成为法国的番邦；他甚至派他最小的弟弟、挥霍无度的热霍姆担任威斯特法利亚新王国的挂名元首，派遣他那花花公子的妹夫热瓦奇姆·穆拉特做那不勒斯的挂名元首。战败者们也的确向胜利的法国人支付了大量的贡金。从1795年到1804年，荷兰人向法国人总共纳贡2．29亿荷兰盾，超过了一年的国民收入。拿破仑在1806~1807年发动的战役不仅自筹资金，而且至少占据了法国政府开销的1/3。而在意大利，从1805年到1812年，征收的税款足足一半进了法国国库。然而，由拿破仑重新绘制的欧洲地图将旧的世袭领地大杂烩变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网络。法国的统治伴随着对法律秩序的根本改变，引入了他所主持的新的民用法典——这样的改变后来对所涉及国家的经济产生了持久而积极的影响。法国的统治去除了那些曾庇佑贵族、教士、行会和城市寡头的各种特权，建立了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拿破仑后来说，他曾“希望建立一种欧洲制度、一部欧洲法典、一套欧洲审判制度”，这样“在欧洲就只有一种人了”。他没能彻底成功，只是因为他的帝国没能长久，并不意味着他缺乏政治远见。对拿破仑而言，战争不是自身的终结。正如克劳塞维茨理解的那样，它是政策的武力诉求。
并不是波拿巴的目标出了问题；事实上，敌人的军队迟早会在数量上超过他的军队，即使那些指挥官在战略技术上永远无法和他匹敌。比俄国的冬天更严酷的是俄国的深度退防及消耗战略（更不必提肆虐的斑疹伤寒）。在1813年的莱比锡，这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在优势兵力面前屈服了，特别是骑兵兵力的悬殊差距。同样的故事发生在1815年的滑铁卢，兵力的天平倾向普鲁士一方。而许久以前，法国在海上已经输掉了战争。1798年在阿布基尔湾，霍雷休·纳尔逊爵士狡猾地从两面攻击了法国舰队，给了拿破仑征服埃及的美梦以致命一击，他也因此受封为贵族。7年以后，在特拉法加尔，纳尔逊的27艘兵舰以机动的方式战胜了法国—西班牙的一支较大的舰队，这次他采用了“纳尔逊接触”战术：高速穿越敌舰防线，舷炮向一艘敌舰的右舷射击，向另一艘的后部射击，再向第二艘敌舰的左舷射击。
拿破仑在海上的失败有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法国与其海外领地的联系逐渐被切断。1791年，本是滚滚财源的蔗糖殖民地圣多明各在被解放了的奴隶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意思是“打开”）领导下，爆发了革命，此前巴黎的立法会议将投票权放宽到自由的黑人和混血儿，但没有给奴隶。1794年国民大会废除奴隶制，使该岛陷入血腥的种族内战之中，并波及邻近的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02年杜桑被捕并被押解到法国、拿破仑恢复奴隶制。在海地革命中，共有160 000到350 000人失去了生命。一年后，法国人决定将广大的北美领地——那时叫做路易斯安那（不要和目前的州弄混了）——以最低价格卖给美国：828 800平方英里卖15 000 000美元（1公顷不到3美分）。第二，可能也更为重要的是，法国输掉了金融战。尽管不断出售过去的教会土地，推出新货币，压榨荷兰、意大利纳税人，但拿破仑已经不能将借贷成本降至低于6%了。从特拉法加尔到滑铁卢这段时期，法国长期公债的收益率比起英国的统一公债，整整高了两个百分点。这是致命的一点。
作为一名重商主义者，波拿巴试图削弱英国的经济地位，手段就是禁止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但英国商人能够迅速地将市场转向更远的海外，因为皇家海军主宰着重要的海上航线，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有时候，人们误以为英国早期的工业化为它赢得了对法的优势，实际上这种优势源于商业和金融，而非钢铁和蒸汽。英国不仅在贸易上支撑了下来，更关键的是，英国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往来保持了顺差，这要归功于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加上帝国利润（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奴隶贸易和印第安人税的收益）。从1808年到1815年，英国劳务收支顺差每年达到1 400万英镑，远远超出了同一时期商品贸易的赤字。这就使得英国能够以支付军费和资助盟友的形式向国外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出，这在高峰时达到国民收入的4.4%。在1793年到1815年间，英国提供给法国的大陆对手的资金达65 800 000英镑。新的时代精神代言人，此刻正倚靠在证券市场的柱子上，他是一位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名叫内森·罗斯柴尔德，又被称为金融波拿巴，他在向威灵顿公爵和他的盟友提供军费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法国现在背负着巨大的战争赔款，还有一个复辟的波旁王朝的代表——肥胖的路易十八。但是当拿破仑1821年在遥远的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因几乎确认无疑的胃癌去世时，无论是革命的梦想，还是革命帝国的梦想，并没有随他而死。1789年的大革命为法国的政治戏码提供了一个精彩绝伦的脚本。在随后这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重新上演这出戏码的诱惑难以抵挡，它分别于1830年、1848年以及1871年再次登台。关键是，每当巴黎中心街道上竖起路障时，这场冲击波总能席卷欧洲和欧洲的帝国，虽然它的威力在不断减弱。《人权宣言》中红色的革命承诺总是不能简简单单地卷入牧师的黑衣袍而被抛诸脑后，这一点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1830年）中也得到了有力体现。总之，任何人都会喊上几句革命的口号，画上几笔革命的油画。仓促武装的平民、裸露胸膛的战士、倒在地上的烈士，人们并没有厌倦这些形象[2]。
1848年的革命甚至波及更广。人们涌上柏林、德累斯顿、汉诺威、卡尔斯鲁厄、卡塞尔、慕尼黑、斯图加特和维也纳，以及米兰、那不勒斯、都灵和威尼斯的街头。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他们尤其对1815年复辟的皇室政权强行限制言论自由不满。其中的典型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他们筹划共同写一部渎神的歌剧，为这场“世界大火”尽绵薄之力[3]。英国是西欧国家里少有的幸免者之一，主要是因为有35 000名士兵、85 000名特别警察、1 200名退休军官和4 000名警察在监督宪章主义者——普选权的支持者——保持安分。因此1848年的伦敦只有公园里的讲演，而非街头的鲜血。
但所谓的人民的春天并不局限于欧洲。和19世纪众多其他西方思想一样，法兰西式的革命很快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在整个大英帝国，骚动无处不在——锡兰、圭亚那、牙买加、新南威尔士、奥伦治河流域、旁遮普和范迪门领地。更为瞩目的是发生在法属西非的事件。不同于英国殖民地，那里的激进政治变革得到了宗主国革命政府的支持。
上述内容都是为了说明法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它坚韧的革命品质。英帝国对社会问题本能地持保守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行政官员们越发青睐当地精英阶级，更加放心地透过部落首领和王公贵胄实行间接治理。但法国人依旧满怀热情，希望他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加上《拿破仑法典》和罐头食品（拿破仑的另一项发明）——成为出口全球的商品。
像所有欧洲帝国一样，法国的海外帝国至少部分建筑在奴隶制基础上。但是，1848年法国新的共和政府宣布，在整个法帝国废除奴隶制，包括西非殖民地塞内加尔。英国人15年前在他们的帝国里已经这样做了。但在法属非洲，废奴只是这场革命的第一步。它还宣布新解放的奴隶将得到投票权，这和英国殖民地的土著人不同。随着普选权引入整个法帝国，几乎所有的非洲人和混血人种选民（白人仅占总数的1%）在1848年11月的选举中投了票，并选了第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坐进了法国国民大会。尽管1852年拿破仑三世皇帝撤销了塞内加尔派众议员去巴黎的权利，并直到1879年才恢复，但是根据普选权，在4个市镇（圣路易斯、格雷、鲁菲斯克和达喀尔）选举市议会的举动一直延续。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多种族的民主议会在当时的殖民地首都圣路易斯召开。
同时代的人认识到这是怎样的离经叛道。一个去圣路易斯的英国游客写道：“议会的访问者不时地看到一名黑人主席叫一名欧洲议员下令维持秩序……黑人议员们毫不客气地批评塞内加尔的官员。没有哪个英国殖民地会容忍像塞内加尔这样由土著们攻击欧洲官员。”对英国人来说，帝国就是等级制度，同样，在国内，社会就是阶级划分。最上面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那4亿属民中的每一个都根据精心设计的地位链安排在其下，一直往下排到最低的加尔各答制扇工。法帝国是不同的。
对于1848年的革命分子来说，以最可能快的速度将殖民地的人民转变成法国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用当时的行话说，非洲人要被“同化”了。与此同时，法国官员和非洲妇女间的通婚是得到积极鼓励的。路易·菲达波成了这个进步的帝国主义的代表。菲达波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1854年成为塞内加尔的总督。在圣路易斯，菲达波监督建造了新的桥梁、道路、学校、码头、淡水供应系统，并创立了河道上定期的渡船服务。为解放奴隶，塞内加尔通境建起了“自由之村”。1857年菲达波成立了一支塞内加尔殖民地军队，即塞内加尔土著步兵，他将非洲士兵从契约化的军事劳工变成正规的步兵部队。他还为土著首领的儿子们建立了一所学校。菲达波本人与一名15岁的塞内加尔女孩结婚了。
“我们的动机是纯洁而崇高的，”菲达波在即将结束总督任期时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当然，他的使命远不只教化。1857年他宣称：“我的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控制这个国家，并通过商业获取最大的收益。”在授意之下，他将法国的势力延伸到了内陆，从当地人手中夺取了阿拉伯胶（一种用阿拉伯胶树树液制成的商品）和花生在非洲的贸易控制权，借此促进了塞内加尔的经济发展。菲达波的策略是沿着塞内加尔河，从麦迪那开始直到费卢瀑布，修建一连串的法式城堡。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内陆强大的本土势力发生冲突：瓦罗的特拉扎摩尔人、南部的凯奥人和艾尔哈吉乌马尔特人，以及中尼日尔的穆斯林统治者（此人后来在邻近的马里建立了图库勒帝国）。
然而，这些非洲对手最后都逐个地、无一例外地被迫后撤。1857年，法国军队推翻了勒布共和国，将其首都纳卡罗并入新的殖民城市达喀尔。至今，这个城市中心仍然保留着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子，从白色的将军总督府到宽阔的菲达波大道，从生产新鲜而香气逼人的法国棍式面包的面包铺到供应加奶咖啡的糕点铺。为了将法国化的进程正规化，整个国家被分成了郡、区和县。到1865年菲达波下台时，一个法国人可以在圣路易斯溜达，真切地为其国家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过去的奴隶市场已经变成法国文化骄傲的前哨。往昔的帝国主义受害者已经被改造成既有投票权利又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记者加布里埃尔·查姆斯这样写道：
如果（法国）能为这片迷信和劫掠盛行的广袤土地带来……和平、商业、宽容，那么谁能说这是武力的滥用……百万人民将接受文明和自由思想的洗礼，这片土地将充满骄傲，它将孕育出伟大的人民。
当然，法帝国主义的现实与这样过高的宣传可能不相符。最大的挑战在于吸引来自法国的有能力的官员。菲达波的一个继任者曾尖刻地说，那些自愿到西非服务的人通常“不是在家乡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就是至少在家乡难以立足谋生”：如果不是小偷小摸，就是酒鬼或破产的人。正如一个定居者1894年所言，殖民地“对于我们所有这些不称职的人来说是‘罪人的避难所’，是我们政治和社会机体排泄物的收集场”。殖民大学校长回忆，当有人前往殖民地时，他的朋友会问：“他犯了什么罪？他从哪具尸体边上逃走了？”大量的殖民地官员因为他们对土著人的蛮横行径而臭名昭著。一个叫埃米尔·托盖的人1903年在庆祝巴士底日时，用黑色火药将一名犯人炸上了天。多数殖民地官员可能和学校里的至少一名教授的观点相同，即他们的非洲属民在智力上都是迟钝的。基因赋予他们天然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合适，就会以46项不同罪名把不听话的土著人关上15天，而在法国，这些罪名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算违法。殖民地人民没有上诉机制。在西非强迫劳动是税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就是这样建成的。对橡胶园的一名工人来说，法属刚果的人头税相当于一年中100天的劳动所得。一旦村子的税款拖欠，就要带走人质。有些官员，比如法属苏丹的某位官员，他被控多次谋杀、至少一次强奸、严重的身体伤害、审判不当和贪污，他似乎把小说家约瑟夫·康纳德笔下的科茨当做生活楷模了。一个名叫布洛卡德的人出于“怜悯”将一名因监房条件污秽而致盲的犯人给斩首了。最为残暴的事件是保罗·乌莱和朱利安·夏诺瓦去乍得湖所执行的任务（1898~1899年），这起任务导致一系列村庄被烧、土著人被绞死甚至活活烤死孩子等惨剧，最后他们麾下的非洲士兵哗变将两人杀死。
不过，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员的标准后来明显提高了，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殖民大学不仅吸引了更好的学生，而且还有莫里斯·德拉福斯和亨利·拉伯雷这样著名的民族学家。作为大学校长，圣徒似的乔治·哈迪成为传播西方文明的象征。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吸引和训练本土精英上也做了切实的努力。菲达波在他作的一次演讲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当时他正将中尉军衔颁发给名叫阿利翁·萨尔的士兵：
这一任命……表明，在我们的社会等级里，即使高级的职位，肤色也不再是排斥的理由了……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成功。那些冥顽不化、无视文明的人将待在社会的底层，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1886年波多诺伏（后来的达荷美）国王的儿子和几十个亚洲学生在殖民大学就读。从1889年直到1914年，该大学的“土著部”每年都接受大约20名非法裔学生。显然这要归功于法国文明教化使团的理念，就像1872年出生在格雷旧奴隶交易市场一间简陋屋子里的布莱兹·迪阿涅，也能到殖民地的海关工作并步步晋升。在英属非洲，这样的升迁要难很多——实际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14年，迪阿涅成为法国国民大会中第一个黑皮肤的非洲人（无混血种族），对于一个塞内加尔奴隶的孙子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业绩。与当时其他欧洲帝国的特征相比，毫无疑问，法帝国在制度上是最自由的。在达喀尔市街头流传着庆祝迪阿涅成功的沃罗夫歌谣，简明地概括了新的政治形势：“黑绵羊（已经）打败了白绵羊。”
对法帝国主义最为出神入化的一段反讽之语出自1922年一个叫“阮爱国”的人，他从地球另一边的印度支那，给法国另一殖民地总督写了一封信。“尊敬的阁下，”他在开头这样写道（其真名是阮必成），他流利的法文得益于在顺化国立学校的日子：
我们十分了解你对土著居民的慈爱；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安南人尤其受到青睐。在你的总督下，安南人民知道了真正的繁荣和确切的幸福，一种看到他们的国家星罗棋布般日益增多的烈酒店和鸦片屋的幸福，还有行刑队、监狱、“民主”和所有现代文明改善过的玩意儿，加在一起使得安南人成为亚洲人中最先进的、人类当中最幸福的。这些善行让我们免于想起其他人的苦难，诸如强行征兵和贷款、血腥镇压、废黜并流放国王、亵渎圣地等。
这位写信给总督的阮爱国在后来领导越南独立运动时使用了另一个化名“胡志明”，他不仅通晓法语，在自己的越南独立宣言中，他还准确恰当地引述了1791年的《人权宣言》，类似例子还有取得奠边府战役决定性胜利的武元甲（他是胡志明同一个公立中学的校友），也曾经通过钻研拿破仑战争来学习战争艺术。这就是文明教化使团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在输出滚球游戏和长棍面包的同时，也输出了革命传统。独立的象牙海岸、尼日尔、达荷美和马里的总统都是威廉·庞悌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塞内加尔的总理，这不是巧合。
法国文明使团除了要面对所有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威胁着他们生命的敌人——疾病，这也使得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是不可居住的。一个半世纪前，西方国家人的寿命很短。1850年英国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仍然仅为40岁，而现在为75岁。而在非洲，婴儿死亡率和早产儿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19世纪中期，塞内加尔的人口平均寿命可能低至25岁。所以非洲成了西方文明第四个撒手锏的终极试验场，实践现代医药延长人类寿命的力量。
[1] 在巴黎皇家军官学校，拿破仑就曾接受过皮埃尔 – 西蒙·拉普拉斯的测验。拉普拉斯是概率数学的先驱。
[2] 不妨拿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与埃吉德·查尔斯·古斯塔夫·瓦珀斯的《比利时革命》（1835年），以及墨西哥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兵工厂》（1928年）作个比照。
[3] 根据瓦格纳的自传，他打算“构思一部悲剧以备未来上演，取名叫《拿撒勒的耶稣》。巴枯宁恳请我透露一些细节，当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想法，并希望他能加入创作时，他客套了两句，然后坚持应不惜一切代价把耶稣塑造成一个脆弱的角色。在作品的音乐上，他建议我在所有的变奏曲中只用一组乐句，比如男高音就唱‘砍掉他的头’，女高音就唱‘绞死他’，通奏低音就唱‘开火！开火’”。这则小故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848年狂热的情绪。
无国界医生
西非绝对是白人的坟场，欧洲人殖民非洲的整盘计划几乎就此被扼杀在摇篮里。欧洲人在非洲所冒风险的力证是格雷岛上给21名法国医生所立的纪念碑，他们在1878年黄热病的爆发中死去。热带疾病给法国殖民当局的民事部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1887年到1912年，984名任职官员中共有135名死在了殖民地（16%）。通常，从殖民地退休的官员要比服务于大城市的同行早死17年。即使到了1929年，住在法属西非的16 000名欧洲人中，也有近1/3每年平均要住进医院治疗14天。英属非洲的情况要稍好些。在整个大英帝国中，英国士兵在塞拉利昂的死亡率最为严重，比英国国内士兵的死亡率高出30倍。如果像这样的死亡率持续下去的话，欧洲必然会放弃对非洲的殖民。
和所有良好的殖民地当局一样，法国人保留了完备的记录。在达喀尔的国家档案馆里，你仍然能够发现曾报告过的、每一次侵扰法属西非的疫病爆发的各种详情：塞内加尔的黄热病、几内亚的疟疾、象牙海岸的麻风病。健康公告、健康法律、健康使团，似乎健康是法国人的一个心结。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防控这些疾病。正如鲁伯特·威廉·鲍耶斯爵士1910年所说，在热带地区是否还有欧洲人的存在归根到底就是在于（获胜的）是：“蚊子还是人类”。用约翰·L·托德的话来讲：“帝国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显微镜。”但是关键性的进步不可能在西方大学和药剂公司那非常干净的实验室里做出。
1903年9月，讽刺杂志《笨拙》发表了一篇患失眠症的人写的致热带病学生的颂诗：
你们这些勇敢的科学人，
你们这些敢于在巢穴中逗弄细菌的人，
听听我离别时的请求吧！
请穿过浓密的森林，
找到非洲嗜睡病的细菌，
把它送回我的老家！
想象一下科学工作者穿过丛林，这并非虚幻的图景。热带疾病的研究人员在最遥远的非洲殖民地建立了实验室，1896年建于圣路易斯的实验室就是最早的一批。养在那儿的动物被注射了试验疫苗：82只猫被注射了痢疾疫苗、11只狗被注射了破伤风疫苗。其他的实验室致力于研究霍乱、疟疾、狂犬病和天花。这些工作所根据的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路易·帕斯特有关细菌理论的创新。
帝国激励了欧洲一代医药创新者。1884年在亚历山大，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他早已将炭疽和结核杆菌分离了——发现了霍乱弧菌，这种传播霍乱的细菌，在前一年杀死了科赫的法国竞争者路易·蒂利埃。1894年在中国香港大爆发后，另一个法国人亚历山大·耶金确定感染了导致腺鼠疫的细菌。在印度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罗纳德·罗斯，第一次完整地解释了疟疾的病原学，以及疟蚊在传播疟疾中的作用；他本人也深受此病之害。驻扎在爪哇的三名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艾克曼、阿道尔夫·福德曼和盖瑞特·格里金斯，分析出脚气病是因为碾净的稻米中某种元素不足造成的（缺少维生素B1）。意大利人阿尔多·卡斯特拉尼在乌干达的研究中发现，采采蝇中的锥体虫原生动物是嗜睡病的元凶。在达喀尔的帕斯特学院，让·雷格瑞特的研究团队第一次成功地分离了黄热病毒，并发明了一种疫苗，很容易操作，无须消毒针和注射器，后来经过改进能生产所谓的达喀尔划痕疫苗（或称佩尔蒂埃–杜里厄疫苗），它也能为防范天花提供保护。这些集中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突破，让欧洲人以及殖民计划留在了热带地区，证明了它们的关键性。非洲和亚洲已经变成西方医药巨大的试验室。研究越成功，就越能找到更多的药物（像在秘鲁发现的抗疟疾特效药奎宁），西方帝国就能扩散得越远，有了它们，人生就能获得更长久的至高利益。
在非洲的殖民化起先局限在沿海的居民区。但是，随着西方另一项突破——机械化运输的到来，殖民化可以延伸至内陆地区。像达喀尔到马里的巴马科这样的铁路，对于西方的帝国主义计划是极其重要的。1880年法国公共工程部长查理·德·弗雷西奈宣称：沿着交通线路，文明得以传播并扎根，铺展在我们面前的非洲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随着1895年法属西非联邦的成立，其版图从廷巴克图延伸到尼日尔，治下的非洲人超过1 000万人，修建铁路也成为法国统治的主旨之一。按照联盟第一任总督厄尼斯特·胡姆的话来说：
我们希望真正地将文明扩展至广大无垠的地区，这也是我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我们勇敢的士兵及探险者传承给我们的土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创建四通八达的交通，完善的运输系统能够弥补原始交通工具的不足，正是这样的不足让这个国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没有铁路，真正的经济活动甚至不能想象。因此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我们应采取行动，这既是迫于自然环境的举措，也是唯一有效的举措……现在每个人都相信，没有铁路，我们非洲殖民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就无法进步。
铁路帮助欧洲人将统治强加于非洲内地，但他们也传播了其他东西：不仅有花生和树胶的贸易，而且有西方医学知识。因为没有公共健康的改善，铁路将会传播疾病，增加流行病的危险。这就是19世纪医生无国界的模式。其益处常被类似甘地这样的人忽视，他们始终认为欧洲帝国没有救赎的一面。
在推翻了非洲本土的权力结构之后，要推翻的是当地的盲目崇拜。如今，贾佳克村引人注目，是因为村里有不少于三名传统医生，其中一位老年妇女名叫汉·迪奥普。来自方圆数英里的老百姓来此找她求医。2010年我访问贾佳克村时，她告诉我她能治愈任何病，从哮喘到失恋，用的是草药和少许的预知能力。这种药非洲人如果没有用几千年，起码也用了几百年。这就是非洲的寿命预期仍然大大低于西方的一个理由。用草药和咒语对付多数热带疾病通常无效。
1897年法国殖民当局禁止了巫医。7年后，他们进一步草拟计划，创建了第一个非洲国家健康机构——本土健康援助部。法国人不仅将他们自己的公共健康体系延伸到整个法属西非，总督胡姆将军还在1905年2月发布了一道命令，为当地人建立了一个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这在法国也没有。从此，当地的“健康哨”向法国治下的所有非洲人提供现代医药。1884年居里·菲力总理在国民大会发言，总结出了一个新的基调：
先生们，我们必须更大声、更诚实地说出来！我们必须公开地说，事实上较高的种族有权凌驾于较低的种族……我重复一遍，高级种族拥有这个权利是因为他们肩负着责任。他们有义务教化低等种族……先生们，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这些义务常被人误解；当然，在西班牙士兵和探险者将奴隶制引入中美洲的时候，作为一个较高种族人群，他们没能尽到自己的义务……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主张欧洲国家以慷慨、高贵和真诚履行这一崇高的教化责任。
这与英属非洲日益青睐的间接统治方式非常不同。用经验丰富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及殖民大学校长罗伯特·德拉维涅特的话说：
达喀尔共和国的国家代表，是法国共济会和激进社会主义党的一名成员，将在非洲当地做一位有权威的总督，他将运用独断专行的统治方法引领土著人走向进步……许多行政官员想用我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待封建领主的方法对付这些封建地主（即当地首领），即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他们，就是利用他们。英国官员对封建领主更具同情心，这是贵族对贵族的尊重。
在1908~1915年任法属西非总督的威廉·庞迪眼里，非洲传统习俗是横亘在其人民和他意欲传播的文明之间的主要障碍。庞迪宣称，部落首领“就是寄生虫”。一名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官员回忆：“我们没有把封建领主太当回事儿，我们发现他们相当可笑。法国大革命后，我们不能想象再回到中世纪。”德拉维涅特持相同观点。在他梦想的革命帝国中，英雄是“黑人农民”，这也是他1931年获奖的小说标题。按照殖民部部长马留斯·穆太特的话来说，法国政策的目的就是“考虑把《人权和公民宣言》的伟大原则运用到海外国家”。
今天，很容易将这样的野心归为令人无法忍受的高卢人傲慢自负的产物。但毫无疑问的是，如同其他地方，西方帝国带来了真正的、可观的进步。在1904年引入强迫注射疫苗后，天花在塞内加尔急剧减少。1925~1958年，只有4年的发病案例超过每年400起。通过有计划地摧毁蚊子湿软的繁殖基地，隔离发病者以及免费发放奎宁，疟疾也得到了遏制。在引入了一种有效疫苗后，黄热病在塞内加尔也变得不太常发了。
对非洲的争夺已经变成一个代名词，指的是贪婪的欧洲人对整个大陆无情的瓜分。最为荒诞的是法绍达事件，当时敌对的法国和英国探险队汇集在苏丹东部城镇法绍达（现在的科多克），位于巴尔加扎尔省境内。法国人由让–巴普蒂斯特·马尚上校率领，他们梦想中的法国线是从达喀尔到吉布提（那时是法属索马里），连接尼日尔河和尼罗河，从而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从塞内加尔到红海海岸的连锁法控区域。英国人由赫伯特·基奇纳爵士（后来为勋爵）带领，他们把控制苏丹看成是构筑英国线的重要一环，以便形成从开罗到好望角南北贯穿的英线。1898年9月18日，就在这两条线交汇点上，他们摊牌了。尽管参与人数少得可怜，马尚只带了12名法国军官和150名土著步兵，而所争斗的核心地带也只是布满芦苇、烂泥和死鱼的荒凉泥沼，但这里却将英法两国带至战争的边缘。
对非洲的争夺也是对科技知识的争夺，既是合作的，又是竞争的，对土著人和欧洲人都有毋庸置疑的好处。细菌学家是另一种类型的帝国英雄，他们常常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找寻治疗疾病的良药，其勇敢不亚于士兵、探险者。如今，任何一个真正怀有帝国野心的欧洲国家，都不能没有一所热带医药学院：1887年在巴黎创建了帕斯特学院，后来就有了伦敦和利物浦的热带医学院（1899年），以及位于汉堡的船运和热带病学院（1901年）。
但是取得的成绩总是有限的。到1914年，塞内加尔农村卫生站的医生不足100个。即使到1946年，在整个法属西非也仅有152个卫生站。在法属刚果，斯坦利普尔（后来的布拉柴维尔）卫生站估计要服务8万人，而它一年的预算只有200法郎。当作家安德雷·纪德1927年访问那里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如果“要向医疗机构索要药品，一般在经过没完没了的拖延后，只会送来碘酒、苏打硫酸盐和硼酸”，这种“可怜的赤贫”让“原本很容易检测出来的疾病……继续肆虐甚至恶化”。这只是经济现实的一部分。法国自身离全民医疗保健还有很长的距离，于是也就无法送医生和疫苗前往偏远的塞内加尔或刚果的内地。同时这也关系到优先级的问题。西方研究机构一般更关心影响欧洲人最甚的疾病，也就是疟疾和黄热病，而非洲人的最大杀手霍乱和嗜睡病就要退居其次了。
最初的法国文明还是坚持革命理念，追求普遍公民权的。而随着法帝国的扩大，这一理念也淡化了。理论上，一个西非属民还是可以变成法国公民的。但在实践中，只有很少人被认为是合格的（例如，一夫多妻就被认为是不合格）。到1936年，法属西非1 500万总人口中，除4个沿海市镇之外，只有2 136个法国公民。在居住上，种族隔离成为标准（例如，在达喀尔就把欧洲人的“高原”和非洲人的“聚居区”分开），理由是非洲人是传染性疾病的携带者。教育也限于少数“中间阶层”精英。法国人一度还追求种族同化，但现在医药科学建议分开。这合乎盛行的观点，即和同化相比，“联合”更为现实，（援引殖民地理论家路易·维农的话）这是因为“1789年的准则和非欧洲人保守主义之间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