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热带病的抗争不仅发生在培养皿里，也同样发生在非洲的城镇和乡村。当腺鼠疫侵袭塞内加尔时，法国当局的反应是冷酷无情的。感染者的家被烧掉；居民强迫迁移并在武装看守下被隔离；死亡者被草草埋在杂酚或石灰里，而这有违穆斯林传统。在这场斗争中，非洲人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受害者而非受益人。在达喀尔，爆发了大规模抗议、骚乱；在塞内加尔，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
医药科学的规则是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遏制疫情，但当时的科学也为粗暴对待非洲人提供了欺骗性的理由。非洲人不只是对医药科学无知，按照优生学理论，他们是一种劣等种族。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德帝国那样，将优生学这门伪科学，这个细菌学突变出来的半个兄弟的邪恶影响力发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沙克岛的骷髅
当20世纪的黎明到来时，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前驱。德国的教授们赢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金中最大的一份：从1901年到1910年，占了总奖金的33%，随后的10年这一数字达到29%。德国的大学引领了世界的化学和生物化学。雄心勃勃的毕业生从欧洲各地汇集到哥廷根、海德堡和图宾根，仰视着一个个德国科学巨人。帕斯特后，罗伯特·科赫以细菌学的主导力量出现。另一个德国人——埃米尔·冯·贝林——是破伤风和白喉抗毒素的开发者之一，为此他被颁以诺贝尔奖和铁十字勋章。另两个德国科学家——弗里茨·绍丁和埃里克·霍夫曼，发现了苍白密螺旋体是梅毒的起因。保罗·厄里奇是洒尔佛散的发明者之一，这是治疗梅毒的第一种有效药。
但是，这样特别的科学成功有它阴暗的一面。潜伏在真科学里的是一种伪科学，它声称人类不是单一的、大体同质的种类，而是有划分、有排序的，从雅利安“优秀种族”一直往下划分，到不值得以智人相称的黑色种族。还有比德国获得的非洲殖民地更好的地方来验证这些理论吗？非洲又变成了另一个实验室，这次是种族生物学。
每个欧洲大国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来争夺非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喜欢建铁路和卫生中心。英国人更多的是去挖金子、猎寻幸福的峡谷，他们也建设教会学校。比利时人把刚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奴隶国家。葡萄牙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德国人则是宴会的迟到者，对于他们而言，殖民非洲的目的之一是对种族理论进行大试验。当然，早先的殖民国家也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非洲人在生物学上是低等的，在先进的白色“雅利安人”对非洲的开发中，这是个恼人的障碍。但是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残暴地将此理论转化为殖民实践，地点是西南非洲，即今天的纳米比亚。
1884年德国人首先对西南非洲荒凉的海岸宣称主权。一年以后，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被任命为帝国专员，他是更为有名的赫尔曼·戈林的父亲。到西奥多·莱特温1893年被任命为该殖民地第一任总督时，德国的目的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剥夺当地土著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土地，让德国农民住下来。该政策在保罗·冯·罗赫巴赫有影响的著作《德国殖民经济学》中被公开加以鼓吹。这个计划在当时看上去充满了科学的合法性，就像欧洲人正在进行的抗击热带病斗争一样。
1851年，查尔斯·达尔文的堂兄弗朗西斯·盖尔顿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帮助下，曾来到这个贫瘠但可爱的国家。回到伦敦后，盖尔顿报告，他曾见到“足够多的原始种族，这些材料可让我余生思考不尽”。盖尔顿对赫雷罗和纳马的观察后来为他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素材。正是盖尔顿在人类遗传方面所做的人体测量学工作，为由他命名的“优生学”学科打下了基础，即通过血统甄选来改善人类基因库[1]。这就是对公共健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培育出能抵挡病原体攻击的超人的优秀种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类似盖尔顿这样的工作在100年前属于科学前沿，因为在当时，种族主义不是什么反动意识形态；科学上无知的人对它的信奉就像今天的人们对全球变暖人为说的认同。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种族间的基因差距被证明相对较小，而种族内的变异却相当大，优生学和相关的“种族卫生学”概念才最终被摒弃。
一个世纪前，西方几乎没有人怀疑白人优于黑人。白人认为就是如此。而种族理论更让这臭名昭著的种族不平等变得理所当然，这种不平等后来在美国南部发展成制度化的种族隔离，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德属西南非洲，黑人被禁止骑马，必须向白人敬礼，不能在人行道上行走，不能拥有自行车或去图书馆。在殖民地的初级法庭，一个德国人的证词相当于7个非洲人的证词。殖民者因谋杀和强奸罪只需罚款，而非洲人则要即刻被绞死。正如一个传教士评论的，“一般的德国人看不起当地人，就像自己是高一级的首主教（他们最喜欢用狒狒一词来称呼土著人），并且对待他们就像对动物一样”。在19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体现出些许进步，而德国人却没这样做。
然而，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不是种族理论中孩子般的人。赫雷罗人是强悍的牧民，在广袤的纳米布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之间的牧场上放牛，经验丰富。纳马人能征善战，是技艺高超的骑手和射手，就像东部的布尔人一样。看到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南非的所作所为，他们深知德国人会做些什么。在世纪之交，令人震惊的牛瘟爆发严重削弱了赫雷罗人的经济地位。结果，他们不得不将土地出售给德国殖民者。由于德国商人的收债方式过于蛮横，他们和赫雷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赫雷罗人要抵制明目张胆的抢劫，特别是在一系列极端恶劣的暴行，包括一名德国殖民者谋杀了（企图强奸）他们一名部落首领的媳妇之后。
一位名叫泽恩的年轻人作为分区主官助理，在划定土著人新保留地边界的文件上伪造了赫雷罗头人的签名，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1904年1月12日，在萨缪尔·马哈雷诺的领导下，赫雷罗人起来反抗，杀死了奥克哈贾地区能找到的每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德国男人，但是有针对性地放过了妇女和儿童。超过100名德国殖民者被杀死。作为回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派遣阿德里安·迪特里希·罗塔尔·冯·特洛塔将军，指示他“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来恢复秩序”，而特洛塔选择了最恶劣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德国的殖民化理论家比起他们法国或英国同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提出，对于“不好的、文化上笨拙的、掠夺成性的（土著人）部落”有必要进行“真正的灭绝”。特洛塔将此理论付诸实践。他发誓要用“绝对的恐怖主义”来“摧毁反叛的部落，让其血流成河”。在向赫雷罗人发表的寒气逼人的政令中，他将德国种族理论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是德国的大将军。我要告诉你们赫雷罗人的是，你们这些赫雷罗人不再处于德国羽翼之下（也就是说，不再是德国的属民了）……你们这些赫雷罗人现在必须离开这片土地，它属于德国人了。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就要用大炮驱逐你们。你们任何人只要踏上德国的土地就要被枪打死。我不会抓妇女或病人，但我会在他们的头人后面驱赶他们，不然我就要用枪杀死他们。
这就是我向赫雷罗人说的话。
伟大的德国皇帝属下的大将军
特洛塔
1904年8月11日，靠近沃特伯格高原的哈马卡里战役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大屠杀。赫雷罗人被集中到一个大的营地，他们在这里曾为以前的德国部队送行，他们等待着和平谈判。但是特洛塔包围了他们，向他们发动了致命的炮击，接着用马克西姆机关枪将男女老少杀死。正如他事先设想的那样，幸存者逃往贫瘠的奥玛何克沙漠，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他们的劫数”。沙漠边缘的水源被严密把守。按照西南非洲总参谋部一份官方报告称：“德国机枪没有杀尽的赫雷罗人，将被无水的奥玛何克灭绝。”特洛塔也是同样地直截了当：“我认为像这样的民族应当被消灭。”
德国人不只是依赖沙漠来实现种族灭绝。没有参加起义的赫雷罗人被殖民卫队的“清洗巡逻兵”追捕，这些巡逻兵信奉的是“清洗、绞杀、枪击，直到他们全部死亡”。那些没有被当场杀死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却被关进了5个集中营。后来，纳马部落的人也加入了反德暴乱，但错误地相信了德国人缴枪不杀的承诺，放下了自己的武器。德国的集中营与英国人在南非布尔战争中设立的不同。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游击战争，目的是为了切断布尔的供给线；糟糕的卫生状况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惊人的死亡率。在德属西南非洲，战争已经结束了，集中营成为死亡营。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靠近吕德里茨的沙克岛上。
这个集中营位于岛的最远端，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风中。没有足够的遮蔽物、衣服和食品，犯人们被强迫建造防波堤，站在齐腰深的、冰一样冷的水里。那些在劳作中踉跄的人会被卫兵挥舞着粗皮鞭无情地抽打。1905年9月，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库尔曼的传教士访问了该岛。他惊恐地看到一个精疲力竭的妇人只是为了爬着去找水，就被致命地射中了大腿和胳膊。从1906年9月到1907年3月，沙克岛上的1 795名犯人中，共有1 032人死亡。最后的死亡率接近80%。起义前，赫雷罗人有8万，此后仅有1.5万人幸存。纳马人曾有2万，1911年人口普查时剩下不足1万人。集中营里的纳马犯人只有1/10活了下来。随着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土地被悉数没收，根据1905年12月的一份帝国政令，德国殖民者的数量到1913年增加了两倍，达到近15 000人。幸存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只比奴隶稍好些，但最微小的过失都会招致一顿毒打。
西南非洲土著居民的苦难并未就此终结。似乎还嫌已被大量杀死的人数不够多，德国人以“种族卫生”的名义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实施进一步的试验。至少有一名医生在西南非洲对集中营的犯人进行了致命的试验。1906年，为了所谓的种族生物研究，对犯人进行了多达778例尸体解剖。随后，标本颅骨还被送回德国进一步研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强迫女性犯人用玻璃碎片将颅骨刮擦干净。
众多德国科学家对时髦的种族新领域非常感兴趣，尤金·费舍尔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听说西南非洲有一种混血种族，叫做雷欧巴斯巴斯特斯，受此吸引，他在当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给他们从头量到脚，并仔细地看了他们的面相。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鼓吹这是奥地利人格里高尔·门德尔提出的基因遗传理论运用于人类的第一次尝试。“这些杂种”——他这样称呼他们，在种族上优于纯黑人，但劣于纯白人。因此，混血儿们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担任殖民地警察或低级官员。但应避免任何进一步的种族混血：
我们对这点确定无疑：那些吸纳了低等种族血统的欧洲人——只有狂热分子才否认黑人、霍屯督人和其他人（比白人）低一等——无一不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已经沦落。
此时，在德属西南非洲已经有许多法律反对跨种族通婚。
并不是德国的每个人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对于他们自认的文明祖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抗议。即使是殖民经济学家保罗·罗赫巴赫也谴责特洛塔的种族灭绝政策，指出没有非洲劳力，西南非洲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恼人的问题依旧存在。西南非洲是否会成为将来更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的试验场？如同康纳德在其小说《黑暗之心》中所言，这是不是一个非洲将欧洲人变成野蛮人，而非欧洲人教化非洲的范例呢？真正的“黑暗之心”在哪里？在非洲？在欧洲人中，谁视其为种族伪科学的实验室，将它列为破坏西方文明出口的毒瘤？
对非洲人滥施暴虐，定将遭到可怕的报复。由于种族理论太过恶毒，不可能把它仅限制在殖民地内部。随着新世纪的降临，它回到了欧洲老家。西方文明将要遭遇其最危险的敌人：它自己。
1914年开始的战争不是一些吵闹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它是世界帝国之间的战争，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战争。这也是西方裹挟着自身毁灭种子的第一个征兆。在这场战争中，不同于以往冲突的是，西方放出撒手锏来对付自己。工业化经济提供了机械化毁灭的手段，现代医药也在整个血腥战争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没有哪个地方的交通问题比非洲还要严重，缺乏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可依赖的驮畜，只剩下一个解决方法：人。超过200万非洲人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都是在搬运供给、武器和伤员，尽管他们远离佛兰德斯战场，但这些被遗忘的附属品和欧洲最前线的士兵一样，经历了地狱般的时刻。他们不仅吃不饱，而且加班工作；一旦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他们就像他们的白主子一样对疾病相当敏感。在所有被雇为搬运工的非洲人中，近1/5死亡，他们许多人是痢疾的受害者，这种疾病蹂躏了战场上的所有殖民军队。在东非，服役英军的3 156名白人在岗位上死亡，其中死在敌人手上的不足1/3。但是如果加上黑人军队和搬运工，整个损失超过10万。
正如我们所见，分享文明是白人为统治非洲经常宣扬的基本思想，而战争——在德国所有的殖民地都打响（包括多哥、喀麦隆和东非以及西南非洲）——让这种说法成为了笑料。“在我们身后，我们留下了被摧毁的田野、仔细搜寻过的仓库，而在不久的将来，就是饥馑。”路德维希·德普写道，他是德国东非军团的一名医生，“我们不再是文化的代言人；我们的足迹打上了死亡、劫掠和扫荡一空的村庄等记号，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我们自己和敌人军队所干的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多数战场处于僵持状态。英法联军必须瓦解德军在西线的严密防线，德军作为防御方占得优势，这种优势也为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提供了条件。特伦蒂诺和艾松佐前线同样僵持不下，意大利人无法击退奥匈联军。东方的战事更为机动，但在这儿德国人也占了上风，尽管他们的哈布斯堡盟军犯了大错。为了打破僵局而开辟加里波利、萨洛尼卡、美索不达米亚新战线的努力，也只落得悲惨结局。没有什么神奇武器会带来原子弹那样的效果；毒气被广泛使用，威力虽大但不是决定性的；潜艇可以破坏英国的进口贸易但不能阻断它。到1917年春天，随着消耗战苦苦地进行，法国的前景黯淡。2月份，俄国的叛乱和革命给了德国取得东线胜利的希望。美国尽管从4月6日开始与德国处于正式交战状态，但要在西线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至少还要6个月。另外，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遭受巨大损失后，法国政府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法国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地对家庭规模实行了控制——也许是因为法国妇女对性了解较深，她们较能接受避孕措施——因此，年轻的法国人比德国人要少很多。到1917年3月，已经有130万法国人被杀或被俘。简言之，法国战时的损失近乎英国的两倍。几乎1/8的从15岁到49岁的法国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血税”，即义务兵役，事实上相当沉重。
人们容易忘记在1870年到1940年间，法国在三场对德国的战争中失败了两次。1917年似乎也到了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法国应当到哪里寻求帮助呢？回答是非洲。正如我们所见，虽然法国的大多数非洲属民被认为不符合享有法国公民权的资格，但在扛枪保卫祖国上倒被认为是符合资格的。然而不管在任何地方——塞内加尔、法属刚果、法属苏丹、达荷美和象牙海岸——非洲人都拒绝回应母国的召唤。从一个母亲对一名法国军官的抱怨中可以反映出这种集体情绪：“你已经拿走了我所有的一切，现在你又要拿走我唯一的儿子。”多数人认为征召入伍相当于“必死”的判决。看来能够解此困境的唯一人物是布莱兹·迪阿涅，第一个被选入法国国民大会的非洲人。现在，他愿意回到塞内加尔去当一名光荣的征兵中士吗？
迪阿涅看到了与乔治·克莱蒙梭总理做交易的机会。他认定，任何来参战的非洲人都应给予法国公民身份。西非应当建设更多的医院和学校。老兵应当免除税负，并得到体面的养老金。迪阿涅打电报给他在达喀尔的同事，如果他要求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就抵制征兵。
在法国国民大会的首次演说中，迪阿涅曾说：“如果我们能来这儿立法，我们就是法国公民，如果我们是的话，我们也会要求像所有法国公民那样在军队服役。”这是一个巧妙的诉求，它贴合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统，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国家的每个公民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也有拿起枪来保卫国家的神圣义务。克莱蒙梭被说服了。“那些在炮火下倒下的人，既不是作为白人倒下，也不是作为黑人倒下，”他宣称，“他们是作为法国人，为了同一面旗帜倒下的。”
作为参军的鼓励，法国公民权的许诺被证明是惊人的成功。至少63 000名西非人回应了迪阿涅的召唤，超过了法国人要求数目的两倍多。总之，来自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164 000人在战争期间成了欧洲的战士，占了来自整个法帝国的50万强大殖民军的相当部分。作为一名应征者，奈马蒂·姆巴耶回忆道：“他（迪阿涅）告诉我们，法国已经和德国人开战了。他说，‘你们是法国人的朋友。当他有难时，你们必须去帮助他们。法国人已经请求（你们）去帮助他们打仗。’”大多数志愿者热情很高，证明他们去服役很“高兴”，去打仗很“幸福”，在军队里会觉得很“自豪”。登巴·姆波普是急于为法国而战的一员：
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不知道战争究竟什么样。我很好奇，我想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当一名士兵是什么样的……（想到）我要去找寻新的感觉了，我很高兴。我不知道。
很快他就知道了。
他的指挥官查理·芒金将军认为他对非洲人略知一二。芒金曾是马尚法绍达探险队的一员。1910年，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中校，他和一群科学家游历了西非，他还带了增加招募的命令。芒金对最新的种族科学比较熟悉。在用一系列的伪科学方法检查了新兵后，他的考察队得出结论，多亏了非洲人未开发的神经系统，非洲士兵才会比欧洲士兵更不害怕，更不觉得疼痛。所以，在炮火下，他们更为坚定。1917年，芒金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在他的领导下，姆波普和他的同伴被用来对付西方最精良的军队，这一战争机器就是德帝国军队。
[1] 盖尔顿在晚年写了小说《无名国》，描绘了一个信仰优生学的人组成的乌托邦世界，在这里，人的繁衍权取决于测试结果，而“那些不合格的人若擅自生子，则被视为犯罪”。
黑色的耻辱
1917年4月，登巴·姆波普和他在法国殖民军战友们，隶属于查理·芒金将军的第六军和丹尼斯·杜谢尼将军的第十军，在女士路上面对着德国汉斯·冯·伯恩将军麾下第七军团的坚固堡垒阵地，女士路这个路名是因为18世纪路易十五国王的两个女儿曾经在上面走过。1814年3月，拿破仑的撤退士兵曾沿着同一条路与进犯的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作战。这是德军西线防御阵地的关键。
法军司令罗伯特·尼维尔将军信心满满，认为他会在西线取得期待已久的突破性胜利。法国人修了300英里长的新铁路线，为此次攻势提供了872趟列车载重的军需品。总共有超过100万的兵力聚集在一起，严阵以待，准备攻击，战线长达25英里。多日的炮火攻击料想已经把德军打酥了。于是，在4月16日早晨6点，殖民军冲向山头，由于下雨和雨夹雪，地上已是烂泥一片了。芒金把塞内加尔士兵摆在攻击的第一波，用心显而易见：保存法国人。按照殖民军团第58团团长德比厄中校的话来说，非洲人“从头至尾是优秀的攻击部队，它保存了白人士兵的生命，白人躲在后面攫取他们的胜利果实，对他们攻克的阵地进行善后”。
从德军战壕里，瑞恩霍德·埃查克上尉惊恐地看到：
这些为法国效命的塞内加尔黑人就像屠宰场上的牛。几百只战斗的眼睛，坚定、凶狠、夺人魂魄。他们冲来了，先是单个、分散的。他们像可怕的乌贼的触须一样探路，像力大无穷的魔鬼的爪子一般急切饥渴。就这样，他们冲得更近了，时而消失在他们卷起的烟尘里，忽隐忽现。这些强悍狂野的人像黑豹一般龇着牙。他们怪异的，圆睁着的、燃烧着的、充血的眼睛令人望而生畏。
他们冲上来了，像一堵坚固的、滚动着的黑墙，起起落落，摇摇摆摆，密不透风，一望无际。
“近距离瞄准！单发射击！选好目标！”我发出的命令尖利而明晰。
第一批黑人头向前地全身倒在我们盘根错节的铁丝网上，翻着筋斗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整个队列被打散了。残腿断臂、泥泞的土地、飞溅的碎石，都搅和在狂野的无序之中。黑云犹豫着，不稳了，队列靠拢，又越来越近地向前滚动了，无法阻挡，排山倒海，势如破竹！
一堵弹墙突然猛烈地扫向近在眼前的进攻者和铁丝网。一片震耳欲聋的锤击声和咔嗒声，破裂声和敲击声，震耳欲聋、让人神经受不了的噪音，把一切都打入了地狱。我们的机关枪打向了黑人！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挥向敌人，把他们打倒在地，击打他们，把他们撕扯成碎片！黑人们单个地、成行成列地、成堆地倒下了。身体互相挨着、前后靠着、上下摞着。
战役开始前11天，德国人实际上已经从一名被俘的法军军士那里获得了详细的进攻计划。为了防范法军的炮火，他们挖了很深的取名龙穴的石坑，用来做炮弹掩体。当步兵进攻时，德国人拿着最新型的运动机关枪，早已严阵以待。仅第一天，进攻部队就遭遇40 000人的伤亡。到了5月10日，1/5的法国士兵非死即伤。至于登巴·姆波普，炮弹碎片让他丧失了作战能力，在整个战争期间，欧式的野蛮展现无遗。非洲士兵大失所望，有些人加入到随后席卷法军的大规模哗变中，迫使政府撤换了尼维尔。8月，塞内加尔殖民军第61营的200名士兵——人称马拉弗斯营，以它的指挥官名字命名——拒绝沿女士路进入阵地。就像营中一个士兵简短抱怨的：“马拉弗斯营一点也不好。没有休息，总是打仗，总是杀黑人。”几个哗变者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4个被判处死刑，但没有哪个判决被真正执行了。
尽管布莱兹·迪阿涅抗议对其国人的滥用，他还是很快就回到塞内加尔继续寻找新的兵员，这一次他得到了一个保证，参军不仅仅意味着公民身份，而且还有十字战斗勋章。1918年2月18日，克莱蒙梭在一群参议员面前陈请恢复招兵，他的话清楚地阐明了法国人是怎么看待塞内加尔人的：
尽管我对这些勇敢的黑人充满了极大的敬意，我还是宁愿用10个黑人的命换一个法国人的命，因为我认为法国人已经伤亡过重，应该尽量避免他们的牺牲。
共有33 000名西非人死于这场战争，占参战的西非人数的1/5。法国士兵的相应比例不足17%。作为对比，英军中印度部队的阵亡率是英国士兵的一半。
战争是地狱。当帝国的吟游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1915年访问西线的法军阵地时——就在他的儿子在鲁斯战役中阵亡前没多久——他见识了这场美其名曰文明战争的真实情况：
“同样的工作。总是同样的工作！”（一名）军官说，“从这儿沿着这条沟，你可以走到海边或是瑞士，你会发现到处都在干同样的事情。这不是战争。”
“这要好多了，”另一人说，“这是在吃人。他们来了，布满了战壕，然后他们死了，一个接一个地死了；他们送来更多的人，那些人也死了。我们当然在做同样的事，但是，看！”
他指向黄色海滩沿线人为点起的大朵的烟云：“那是文明的前沿。这些野蛮的德国佬（指德军）成为所有文明的敌人。我们追求的不是旧式战争的局部胜利，我们要打击的是强盗行径，所有的强盗行径（原文如此）。眼下你已经见微知著了。”
但是战争也能够成为人类进步的推进器。正如我们所见，欧洲国家间连绵不断的争斗有助于科学革命取得巨大的进步，而绝非阻碍。从1914年到1918年，帝国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西线的屠场就像是给医药科学设置的一个巨大而骇人的实验室，在外科学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更不必说精神病学了。皮肤移植术和伤口的抗菌冲洗法被发明出来。尝试了最早的输血。英国士兵第一次全部注射了抗伤寒疫苗，受伤的士兵定期注射抗破伤风针。
但是，这些进步并没有给殖民军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不是被打死在壕沟里，就是大批死于肺炎。为什么？按照法国医生的话说，他们这个种族容易受到肺炎的感染。
欧洲人到非洲去，宣称他们要给它带来文明。然而即使是法国人，虽然抱有一些良好愿望，灌输给那里的西方文明思想也只是有限的一点儿。而荒凉的地形和部落的抵制，将欧洲人最残暴的一面释放了出来，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殖民地，当然其他国家也用过类似的手段。全面战争时的做法先是用在了赫雷罗人身上，然后又引进回欧洲，加上新一代工业化武器，造成了破坏性极强的后果。在最后的一场黑暗骗局中，非洲人又被引诱至欧洲，在这场战争最愚蠢的攻势之中白白丢掉了性命。
这场发生在非洲的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影响之深远亦如非洲。曾参与对赫雷罗人大屠杀的保罗·埃米尔·冯·莱托–沃贝克将军，也在东非指挥了与英军的战役。战争结束后，莱托–沃贝克回到了德国，但时间不长，他和他的士兵又看到了战事。眼见他们的祖国将要爆发革命，他们开进了汉堡，清除德国左翼分子的威胁。内战不仅发生在德国大城市，战火也烧到德国的东部边境，由老兵弗朗茨·扎维埃·里特·冯·埃普和赫曼·艾尔哈特指挥的自由军团，向布尔什维克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发动了战争，好像他们除了皮肤颜色与非洲部落不一样，没有什么与非洲人不同。对于埃普和艾尔哈特，这很自然，他们二人在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战争中都曾是军官。
尽管种族理论家尤金·费舍尔最终在论战中沦为输家，但他的这一领域在“一战”时期却是硕果累累。随着德国殖民军建立起德国战俘营，他们也为奥特·雷奇这样的种族专家提供了方便而新鲜的样本。费舍尔与埃尔文·巴尔和弗里茨·伦斯合写的《人类遗传和种族卫生》于1921年出版，很快它就成了快速发展的优生学领域里的一本标准著作。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慕尼黑政变失败后，在被囚禁期间读到了这本书，并在《我的奋斗》里提到了它。对希特勒来说，很少有什么能比战后驻扎在莱茵的塞内加尔士兵让德国妇女怀孕这件事更可怕的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黑色的耻辱”，它造出的“莱茵杂种”是阴谋污染雅利安种族血液的鲜活例证。费舍尔是1927年在柏林新创建的威廉国王学院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方面的主任，他的影响既深远又邪恶。他后来出任了盖世太保第三特别委员会的科学家之一，该委员会策划并实施了对“莱茵杂种”的强迫绝育。他学生中的约瑟夫·门盖勒负责对奥斯维辛的犯人进行臭名昭著的非人试验。
由于许多前殖民地的德国士兵加入到纳粹党阵营，于是把非洲集中营里出产的理论用于纳粹对东欧的“殖民”也变得顺理成章，而种族灭绝政策就产生了大屠杀。负责德国空军的帝国元帅是西南非德国殖民官的儿子，这并非巧合。《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1926年）一书的作者汉斯·格里姆，曾在南部非洲生活过14年。1939年希特勒任命的柏森省长维克多·波特切曾在德属喀麦隆担任文职官员。他是一位寻求“在帝国东部从事建设工作，就像他们曾在非洲干过的那样”的纳粹官员。这些都不是巧合。纳粹总意图“从殖民的角度”，“通过殖民的手段”，对东欧兼并的领土进行“经济剥削”。
东欧殖民和非洲殖民主要的差别在于，在东欧，被殖民者和殖民者有着相同的肤色。“之前没有哪个白种人的国家被强加上这样的条件。”尤金·艾德礼写道，他是最早对纳粹德国的统治发表评论的人之一。但纳粹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要归功于他们的种族理论擅长歪曲事实的高超手段。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来说，斯拉夫人都是“蒙古种”，必须代之以“雅利安人”，以便在东方创建一个新的“金发省份”。对希特勒来说，俄国人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红种人”。如果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达到了对异族人民施行国家暴力的巅峰，那么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战争无疑就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帝国也有好坏之分，这点通常被那些对帝国主义进行一刀切评价的学者所忽略。为了解法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的行为模式特点，不妨看一下《黑色的旅行》，这是雪铁龙汽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1924年10月，当乔治–马利·哈德特和路易·奥德安–杜布赫依乘坐半履带式汽车踏上雪铁龙中非探险之旅时，他们可不只是想卖掉更多的汽车，也是为了宣扬法国对非洲的仁政，这次宣传甚至延伸到了“未知的赤道森林”。这是一场“文明战利品”的庆典，影片里既有“白人巫师”的科学把戏让非洲人啧啧称奇的镜头，也有森林里“奇怪的小侏儒”（俾格米人）一闪而过的镜头。影片结尾是法国三色旗骄傲地飞越整个非洲大陆，从阿尔及尔到达喀尔，从布拉柴维尔到马达加斯加。对于这种表现法帝国主义勃勃雄心的老套手法，想加以讥讽并不难。但这种雄心也不是没有正面的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塞内加尔的平均寿命稳定增长，从30岁到了40岁，提高了10年，这种进步与法国殖民密不可分。
法帝国健康转变的时间点和步伐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就有类似的改善。更好的医疗护理，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和早产儿死亡率的降低，是为什么1945年以后法属非洲人口开始快速增长的原因。在印度支那，是法国人建设了两万英里道路和2 000英里铁路，开发煤矿、锡矿和锌矿，并建起了橡胶园。1922年，大约两万名越南人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虽然在300万的人口当中仍占少数，但也并非微不足道。在法属西非，1946年公民权扩大到100万非洲人，5年后则进一步升至300万。在德国治下，喀麦隆饱受嗜睡症之苦，但在法国治下，这一疾病基本根除。
与之相对，在刚果进行殖民的比利时是所有在非洲进行殖民的帝国中最为恶劣的国家。而第三帝国称得上是在欧洲实行殖民的帝国中最为邪恶的国家，它的行径令人发指，它是19世纪提出的文明殖民这一理念的反证，那些受它短期控制的国家出现了社会倒退。正如希姆莱在1942年9月筹划的那样，第三帝国的目标是使“德意志民族”在数量上从83 000 000人增长到120 000 000人，并将在德国征服的所有土地上重新安置——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到苏联。他们将去那里，在崭新的壮丽的省份里繁衍生存，这些省份可以命名为英格拉姆之类。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将连接起“一串珍珠”，珍珠是那些坚固的德国边远居民点，这串珠链将伸展至顿河、伏尔加河，最终甚至到乌拉尔山。用希姆莱的话说，德国对“东方”的征服将是“世界所能见到的最大规模的殖民”。
实际上，纳粹德国实行的殖民是史上最为失败的殖民。始于1938年、将国土拓展到1871年疆界以外的行动在1942年底达到顶峰，此时帝国囊括了欧洲1/3土地和近一半居民，244 000 000人。但是到了1944年10月，当苏联红军踏进东普鲁士时，一切都烟消云散，第三帝国也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帝国之一，同时也是最恶劣的帝国之一。第三帝国如此转瞬即逝，我们当然可以把主要原因归咎于军事。一旦第三帝国卷入一场不仅有英帝国，还有苏联和美国的战争，它的灭亡也就注定了。但第三帝国之所以失败，另外还有一层内在原因。
从简单的人口统计数据观点来看，事实上，让8 000万德国人主宰欧洲大陆的计划并非难以置信。在理论上，德国统治乌克兰要比英国统治乌塔普拉德西容易。一个原因是，基辅离柏林要比坎普尔到伦敦近得多。另一个原因是，1941年德国人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如同解放者一样受到真心欢迎。但是德国人完全没能利用这些优势。
“傲慢专横的第三帝国德军”，身着华丽的制服趾高气扬地四处游走，甚至对于受着外国压迫的当地德裔，他们也没伸以援手，反而予以疏离。更糟的是，他们让新属民挨饿并以此为荣。“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国家抽走。”在埃里克·科赫被任命为乌克兰主管时，他这样说道，“我到这儿不是来散布福音的……”戈林曾说，如果非日耳曼人“因饥饿身亡”，他“不会有一丝怜悯”。巴巴罗萨行动后，红军战俘受到的待遇是这种非人道行为的力证。到1942年2月，起初捕获的3 900 000人只有1 100 000人幸存。这些战俘被成群地关在铁丝网围住的俘虏营里，遭受着营养不良和病痛的折磨而被弃之不理。纳粹还不满足于让被征服的人挨饿，他们还津津有味地向他们施加非人的暴力，从肆意毒打（因未向希特勒致敬或致敬时神情不恭，根据他们的喜欢来执行），到工业化的大屠杀。显然，这是放大版的赫雷罗式行径。
一些德国人看到了这样做的愚蠢。1944年2月，高莱特·阿尔弗雷德·弗劳恩菲尔德说：
对这个国家（乌克兰）所采取的残酷野蛮行为，它的观念和方法是几个世纪前用于对付有色奴隶的；是对人性的公然藐视，这种蔑视不仅表现为对人身的侵害，而且表现为各种场合的言论……所有这一切表明他们在对待异族上已失去理智，其后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正如东方事务部的一位官员所说，这是“错误行事的杰作……不到一年，一个亲德的、热烈迎接我们的民族，就成为了敌后游击队员，逃进了森林和沼泽”。
除了自负、无情和残酷之外，还有彻头彻尾的愚蠢。早在1938年，一名德国国防军的参谋就评论帝国在新近获取的苏台德区“管理愚钝无能”。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的东方事务部很快就被戏称为“骚乱部”。党卫军渴望对帝国建立一些集权化的管理，但希姆莱和他的手下甚至在重新安置800 000个日耳曼人问题上都弄得一团糟。负责杀害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的忠实的指挥官奥特·奥兰多夫叹道，希姆莱的特长就是“组织混乱”。但是纳粹德国功能障碍的最终责任不在罗森博格或希姆莱身上，而在于他们的领导人。毕竟，是希特勒掌管着第三帝国。（战争期间颁发的650份主要立法命令中，只有72份不是以他的名义颁发的。）正是希特勒本人在入侵苏联不久后说道：“考虑到东方占领区幅员辽阔，要想以现在的兵力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的话，不能通过法庭上的判决对抵抗进行惩罚，而只能让占领军散播恐怖，摧毁人群中每个妄图抵抗的意志。”希特勒青睐的安定占领区的方法就是“开枪打死每个看上去可疑的人”。在维纳·贝斯特（第三帝国中对帝国统治尚有一点清醒认识的少数人之一）眼里，希特勒是一个毁灭专家，他的野蛮帝国不可能长久。
从许多方面看，纳粹德国是最后一个某种邪恶观念的化身，这种邪恶观念到1945年退出了历史。而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观念却相当盛行：似乎要想致富，就要奴役别的民族，侵占他们的土地。在生存空间一词被创造出来的很久以前，正如我们所见，欧洲帝国为了找到新的地方去居住、新的人群去征税而争斗不休，在他们之前是亚洲、美洲和非洲的帝国。但是在20世纪进程中，一个逐渐明朗的观点是，一个工业国家没有殖民地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事实上，殖民地或许还成为某种不必要的负担。经济学家赫尔穆特·舒伯特1942年在写作中指出，德国真正的未来是依靠“长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的外国劳工”，成为“一个大的工业区”。东方的德国化不太可能；但随着劳动力持续从农业转向工业，德国的东方化则颇有机会成为现实。战时紧迫的经济证明了这一点。到1944年底，大约500万外国人在老帝国的工厂和矿山里被强制干活。讽刺的是，梦想保持种族纯粹的德国自身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只是个奴隶国家。战后替代东欧奴隶的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客籍工人”，但这并未改变此经济论断。现代德国实际上不需要“生存空间”，它需要活生生的移民。
法帝国并没有犯下像纳粹德国这样难以饶恕的野蛮罪行。否则它也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提当年的主张，它甚至重申了老掉牙的同化论的抱负，重新冠以“法国联盟”的称号。从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到奠边府和阿尔及利亚暴动的两次失败经历了10年，这也超过了希特勒大德意志帝国总的持续时间。但是，傲慢自大的文明殖民也在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可怕的报应，因为所有欧洲帝国之间对抗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他们在对付非洲人时使用过的（尽管残暴的程度不一）。医药科学尽管在战争中似乎是对付疾病的普世救星，最终也受到了种族偏见和伪科学的优生学的滥用，甚至将一些医生变成了刽子手。到1945年，“西方文明”真的更像是一个矛盾的措辞，就如同甘地所言。战后年代里欧洲帝国的迅速瓦解看上去是一个正当的裁决，不论大多数前殖民地是否已经作好了自治的准备。
在脱离了这个可怕的毁灭时代后，一种新型的文明出现了，它所围绕的中心不是殖民，而是消费，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到1945年，是西方放下武器、拿起购物袋的时候了，脱下军装，穿上蓝色牛仔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