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是美国优势的例证。美国不仅像它一直以来那样吸引着世界上天生的冒险家们，而且这些冒险家们足够促成真正无与伦比的内部市场。从1870年到1913年，美国超越了英国。1820年，英国的人口一直是美国的两倍。到1913年，却颠倒过来了。从1870年至1913年，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要比英国高出80%。到1900年，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4%，已占很大比重，而英国仅为18%。到1913年，按照人均产值计算，美国甚至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生产率呈超越英国之势（尽管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而且，正如英国工业化的情况一样，棉花与纺织品在美国“镀金时代”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产自美国南部各州的原棉仍占美国出口的25%，但大多数美国布料的生产只用于满足国内消费需要。1910年，英国棉制品净出口额达到4.53亿美元，而美国的仅为850万美元。不过，也许最令人感到诧异的统计结果是，那时的第二大棉制品出口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它是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思考如何成功与西方世界进行竞争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1] 卡恩是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学生，因“大萧条”破产，这也使其宏伟的摄影项目告终。
[2] 该厂由创建于1812年的克拉克公司（并为肯尼斯·克拉克成为绅士学者提供了途径）建造。今天我们所知的该棉纺厂建于1886年，其建筑风格是杰里米·边沁所一直推崇的功利主义。如同英国纺织业中的大多数工厂，因为一直处于不盈利状态，在日本竞争压力之下，该厂于1968年关闭。
[3] 从18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口飙升超过了1/3；到19世纪60年代，其人口超过原来规模的3倍多。结婚平均年龄由26岁降至23岁。未婚妇女越来越少，非婚生育越来越多。格雷戈里·克拉克认为，富人子女较穷人子女的寿命更长这一倾向是对工业革命很好的注解，因为“中产阶级价值观与经济取向最有可能通过繁殖优势得以传续……节俭、审慎、协商与辛勤工作正渗透进挥霍无度、暴力、冲动与好逸恶劳的社会之中”。不过，据推测，富有的法国人与意大利人的子女也同样比贫穷人家的孩子更为成功。
[4] 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以比另一个国家更低的机会成本、相对更高的效率生产一种商品或提供一种服务的能力。李嘉图著名的例子是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在葡萄牙生产酒与布比在英国生产可能更省力，成本也更低。而在英国，酒的生产要比布的生产更艰苦，因此成本也更高昂。因此，如果葡萄牙专注于生产其具有最大比较优势的酒，英国人自己只生产布，则双方均可获益。葡萄牙人用其多余的酒换取英国人多余的布。比起自己生产，贸易使葡萄牙人获得了更多的布，而英国人则获得了更便宜的酒。当这一理论被运用于爱尔兰时，则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其专注于为英国市场提供肉类生产，这导致了其对于解决农村劳动力温饱的马铃薯的过度依赖，因此，极易因这种蔬菜的疫病——马铃薯晚疫病菌而遭受打击，这一病菌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爆发。按照李嘉图的理论，英国政府拒绝发放紧急食品以缓解饥荒，百万人因之死亡，这证明了托马斯·马尔萨斯而非李嘉图的正确。托马斯·马尔萨斯是《人口原理》（1798年）的作者，他在该作品中预言了此类灾难的发生。幸存的爱尔兰人因向外输出而减少，他们多数去了美国。
[5] 文中的“黑暗的撒旦磨坊”很可能是指阿尔比恩面粉厂。该厂由博尔顿与瓦特在1769年建于伦敦，于1791年毁于火灾。
[6] 下面这份名单本身就是对此很好的说明：唐娜·凯伦、卡尔文·克莱恩、雅诗·兰黛、拉尔夫·劳伦、海伦娜·鲁宾斯坦、李维·施特劳斯。下面这份百货公司名单也一样：亚伯拉罕与施特劳斯百货、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布鲁明代尔百货、梅西百货、内曼·马库斯百货、塞克斯百货、西尔斯百货，当然不要忘记还有英国服装零售商玛莎百货。
西化
到1910年，世界经济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一体化了。铁路、轮船航线及电报这些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的纽带，几乎全是由美国发明或为美国所拥有的。西方使世界变小了。如果将美国所有的铁路首尾相接，其长度为地球周长的13倍。人们可以乘火车从凡尔赛去海参崴旅行。螺旋桨、铁皮船体、复合式发动机及表面式冷凝器这些轮船不断取得的改进，使得穿越海洋比穿越陆地时间上更快、成本上更便宜。“毛里塔尼亚”号（1907年）的吨位是“天狼星”号（1838年）的46倍，而其发动机马力要比“天狼星”号大219倍。因此，“毛里塔尼亚”号要比“天狼星”号在速度上快3倍多。它载着超大货物横穿大西洋只需用9天半的时间，而不是“天狼星”所需的16天。航运费用从1870年至1910年下降超过了1/3。用火车将一吨棉制品从曼彻斯特运至仅30英里远的利物浦需要8先令，而用船将相同的货物运至比那还要远7 250英里的孟买则仅需要30先令。布料航运成本仅占货物总成本的不到1%。苏伊士运河（1869年）与巴拿马运河（1914年）的开通使世界进一步变小。前者将伦敦—孟买航线的距离缩短了2/5多，后者则将从东方到美国西海岸的航运费用缩减了1/3。到19世纪60年代末，得益于古塔波胶涂层的发明，海底电缆得以铺设，电报可以从伦敦传到孟买或哈利法克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消息传到伦敦用了46天——以每小时3.8英里的有效速度传输。1891年，日本浓尾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伦敦则仅用了1天——以每小时246英里的有效速度传输，比前者要快65倍。
劳动力以跨越国境的方式进行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从1840年到1940年，多达5 800万欧洲人移民到了美洲，5 100万俄国人移民到了西伯利亚、中亚与中国东北，5 200万印度人与中国人移民到了东南亚、澳大拉西亚或印度洋沿岸。多达250万南亚与中亚人移民到了美洲。1910年时，美国人口的1/7出生于国外，这一纪录到现在仍未被打破。资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英国将数额巨大的资本输往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银行家”。或许，同时代的人们应该赞赏英国的“储蓄过剩”，而不是抱怨英国的帝国主义。在1872年、1887年及1913年这些海外投资热潮的巅峰时期，英国活期存款余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英国公司准备出口的不仅限于棉花，还有生产棉花的机器与购买棉花所必需的资本。
然而，或许首波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服装。具有鲜明西方特色的着装样式以非凡的速度风靡了世界各地，让传统装束成为了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辛格制造公司公开宣称的目标。为了1892年（新大陆发现400周年）芝加哥“大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辛格委托制作了36种被称为“世界服饰”的商业名片系列。这些卡片描绘的是各种肤色的人们身着各自的传统服饰，兴高采烈地使用着辛格缝纫机。从匈牙利罩衫到日本和服[1]，任何一种服饰都能用辛格缝纫机独特金属臂下的针进行缝制。波斯尼亚人与缅甸人同样受益于伊萨克·梅里特的发明创造；实际上，从阿尔及利亚到祖鲁兰的每一个人都受益于此。因此，辛格缝纫机成为送给暹罗国王、巴西佩德罗二世与日本裕仁天皇等外国君主的首选礼物，这不足为奇。然而，到这里，事情却变了味。这些心怀感激的接受者们并未将他们的辛格缝纫机用于缝补其传统的服装，而是用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即仿制与穿着西式服装。对于男人来说，重要的新服饰是礼服大衣、硬领白衬衫、毡帽与皮靴；对于女人来说，则是紧身内衣、衬裙与抵踝的长裙。
1921年，两个皇室与帝国的继承人——未来的昭和天皇日本裕仁皇太子与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威尔士王子爱德华——比肩而站摆出姿势照相。他们将要继承的王位在地域上来说几乎远得不能再远了。然而，现在他们却都穿着萨维尔街服装店亨利·普尔裁缝店[2]的款式，穿着几乎别无二致。大婚前，日本皇太子在伦敦疯狂购物。亨利·普尔的代表早已坐船赶到直布罗陀为其量尺寸，并将这些获取的尺寸提前打电报发到伦敦。亨利·普尔该年的分类账中有大量以裕仁的名字订立的订单：军服、刺绣背心、晚礼服及晨礼服。清单中有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一套高档山羊绒西装，一套蓝布西装，一套条纹法兰绒西装。”裕仁远不是唯一定制整洁的英国西装的外国政要。从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到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亨利·普尔的地下室里保存着成千上万个为这些顾客设计的西装纸样。普尔最忠实的顾客则是库奇比哈尔王公吉特德拉·纳拉扬，其一生中购买的定做西装超过了1 000套。无论哪种情况，目标都是相同的，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而绝不是穿着“世界服饰”。发人深省的是，日语中的西装一词为sebiro，即“萨尔维街”。即使时至今日，东京最时髦的西装设计也为英款，因此字面意思为“英国商店”的Eikokuya品牌颇受欢迎。东京都中央区银座眼光敏锐的崇英者们，仍青睐一番馆——该店由从英国萨维尔街上学艺归来的裁缝所创立。
日本在衣着方面的改革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以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为名义，明治时代的帝国上层人士脱去了武士装与和服，穿上了仿欧洲的西服与裙装。这一举措主要是受到了明治时期的大臣岩仓具视所率领的代表团对美国与欧洲进行的两年之旅的启发。岩仓具视不得不承认，在经过多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之后，“我们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们”。1853~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派里来势汹汹的“柚木舰”的威逼之下，日本被迫进行贸易，日本经济重新对外开放。也正是从这时起，日本开始努力求索西方世界远远富于且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这种寻求灵感的游历西方世界的做法非常普遍，但仅仅是提出了更多的疑问。这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吗？这是由于他们的教育制度吗？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吗？抑或是由于他们的着装方式吗？由于无法确定地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日本决定不去冒险。他们照搬一切。从1889年普鲁士式的宪法到1897年英国黄金标准的采用，日本的所有制度均依据西方的模式进行了重新制定。军队像德国人那样操练，海军如英国人那样航行。日本国立中小学也采用了美式体系。日本人甚至开始吃一向禁忌的牛肉，有些改革者竟然提出舍弃日语而学习英语。
不过，最为明显的变化当属日本人的外表了。这种变化始于1870年正式禁止在宫中染黑牙齿、刮眉。大约在同一时间，大臣们开始按照西方样式理发。1871年的一项帝国法令要求高级官员们穿套在高领白衬衫外面的欧式礼服大衣。到1887年，这种装束成为所有公务员的统一着装。一年以后，根据其致力于改革的顾问们的建议，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明治天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穿着（根据奥地利大使的说法）“一件奇怪的欧式制服，既像水手，又像大使”，那是一件饰有许多金色穗带的燕尾服。海陆空三军武装力量也被要求采用欧式制服。新的海军服是根据英国皇家海军式样进行制作的，而新的陆军服最初则是根据法国陆军服式样进行制作的，后来又转成了普鲁士式样。1884年，尽管和服在非公开场合依然存在，但那时上流社会的日本女性已开始穿着西式服装，在新建成的鹿鸣馆[3]迎接外国宾客。甚至孩子们的服装也被西化了。在高级私立学校男孩们的制服采用了普鲁士式制服之后，20世纪20年代女孩们的制服也采用了这种款式的制服（而且从那时开始至今没有太多改变）。对于新的西方式样的追逐，没有人比明治维新主要元勋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更热情了。曾经的照片上，他如一位挎剑的武士，穿着飘逸的长袍骄傲地盘腿而坐，西化之后，他身穿剪裁精致的黑色燕尾服，手拿一顶大礼帽，笔直地坐在椅子上。1872年，当大久保利通所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英国时，《纽斯卡尔日报》报道说：“这些绅士们穿着普通的晨服，若非他们的肤色与具有东方特色的外表，几乎很难将他们与其英国同伴们区分开来。”17年后，在日本新宪法正式通过的当天，天皇穿的是欧洲陆军将军制服，其配偶穿的是迷人的蓝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晚礼服，政府大臣们则穿的是带金色肩章的黑色军服。
有些人对这种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感到厌恶。实际上，一些西方漫画家将西化了的日本人描绘成了大猩猩。同时，这种自卑的元素也令日本传统主义者们感到反感。1878年5月14日，在前往一个于东京赤坂宫举行的内阁会议的途中，大久保遭到突袭，被7名武士残忍谋杀。对其咽喉的致命一击非常有力，以致剑刺穿脖子插在地上。大村益次郎改革西化了日本军队。他是传统主义暗杀者们的另一个明治时代的牺牲品。在20世纪30年代前，这些暗杀者们频频对亲西方大臣们进行威胁。然而，日本无路可退。尽管日本人仍然信仰武士道，但大多数日本人已接受了大久保的主张，即如果日本想要从在贸易协约与国际法中获得普遍平等对待开始，实现与欧洲及美洲帝国的平起平坐，则西化必不可少。根据一位非常了解日本的西方观察家的说法，日本人的动机是非常合理的：
他们的伟大志向是：被视为男人、被视为绅士、被视为与西方人平等的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穿着过时的服装，他们或他们的国家绝不会被认真对待。不久，我们发现了服装上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发生在士兵与武士的身上，而且发生在所有的政府官员身上，甚至发生在日本天皇本人身上……这种服装上的改革有力地使日本作为兄弟国家平等的一员受到全世界的认可。
日本人明白西方的服装对于发展来说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推动力。就此而言，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外部改革的内涵。它是历史上人类取得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之一，因为日本成为第一个见证了工业革命变革力量的非西方国家。
在新服装标准传播的同时，日本的纺织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从1907年到1924年，日本纱厂的数量从118家增至232家，翻了一番，纱锭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而织机的数量则增长了7倍。到1900年，纺织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占了所有日本工厂工人的63%。10年之后，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线、纱与布的净出口国。实际上，它的出口量那时已超过了德国、法国与意大利。日本纺织工人是那时亚洲最富产生效率的工人。从1907年到1924年，日本棉业每位工人的产量增长了80%。正如安达银杏1887年的画作《贵女裁缝之图》清楚显示的那样，纺织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仅为17岁。诸如钟渊这类的日本公司，它们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期”，利润超过资本的44%。凭着不仅穿着西式服装而且制造西式服装，日本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于现代制造业的垄断。
正如西方世界一样，日本的工业突破一个接着一个。由英国人设计的日本第一条铁路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东京与横滨之间建成。不久，从东京的银座区开始，该国具有特色的城市开始架起电报线、路灯、铁桥，并用砖墙替代纸壁。四大企业财阀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初露头角。它们是：三井、三菱、住友与安田。很快，在英国的指导之下，日本人由购买汽机车转而生产汽机车[4]。到1929年，在一个世纪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纺织机械生产商奥尔德姆普拉特兄弟，却在向丰田自动织机的日本发明人支付技术使用费。
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如日本一样以如此大的热情接纳西方的生活方式。相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表现出来的则是民族主义者们为保存印度穿着方式进行的自觉抗争。从甘地的腰带到尼赫鲁的无领夹克，再到后来英迪拉·甘地的纱丽，无一不表现出这种抗争。这种对西方标准有象征意义的排斥是可以理解的。英国的保护主义与生产力已经摧毁了印度传统手工生产纺织业。然而，与日本人不同，印度人对于工业革命中技术的吸纳与运用表现迟缓。这也是19世纪历史中众多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英国人并未谋求对其新技术的垄断，相反，他们在整个帝国内广泛传播。印度人认识纺织厂、蒸汽发动机及铁路这些事物的时间要比日本人早很多。到20世纪初，纺织设备在亚洲的价格与在欧洲大陆的价格一样便宜。煤也是如此。亚洲的工资成本为英国的16%，亚洲工厂的工作时间不像英国工厂那样受到法律的限制，原棉的获取在距离上比英国更近。然而，工业发展并未在印度腾飞，同样，也未在中国（其劳动力成本甚至更低）腾飞。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印度与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但这一优势被极低的生产率抵消了。使用完全相同的设备，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平均要比一个印度工人的生产效率高6~10倍。英国与美国的专家们为此提供了从固有的种族劣势到糟糕透顶的旷工与怠惰等各种不同的解释。“很显然，每个地方都几乎没有监管，即使有监管也极其不力，完全缺乏纪律。”一位到孟买一家工厂进行参观的美国人失望地表示。“空的纱锭与松散的线轴或绕线筒在脚下滚来滚去，废料与线轴一堆堆乱堆着。提篮男孩，甚至一些年纪更大的工人，一伙伙聚在一起咀嚼印度大麻与朱南。大部分由马拉地人担任的监工们则懒散地来回溜达。”在现代对此的解释或许是因为糟糕的工作条件：作为常态存在的通风不良与超时劳动，还有气温因素与对兰开夏郡与洛厄尔来说陌生的疾病。但这很难解释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惊人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已经迫使15%的孟买纺织厂关闭。
当然，英国服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没有什么能像精心定做的服装那样清晰地体现英国阶级体系的微妙等级了。这是一个你理所当然以其服装的剪裁来判断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世界。但是，对于裕仁，对于整体日本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也是一个理所当然地以其肤色及体貌特征来判断一个人价值的世界。
就在裕仁带着定制的西服回到日本的时候，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与其朋友爱德华·达德里“疯癫的”梅特卡夫少校去参加了一个化装舞会。他们都装扮成了“日本苦工”。就他们而言，如此装束恰似日本人穿着西装一样荒诞不经。事实上，在给情妇的一封信中，爱德华称裕仁为“十足的猴子”，说日本人民“类似兔子”。在裕仁长大成人的时期里，日本这个国家对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满心佩服，同时又对西方世界的傲慢自大充满了愤恨。要想被平等对待，看起来日本必须获得西方的基本要素，成为一个“帝国”。这并未用很长时间。1895年，日本欧式海军在威海卫全面打败落后的中国北洋舰队。在那一时期的插图中，作为胜利者的日本人看起来几乎是十足的欧洲人（甚至于包括面部表情）；而中国人的穿着则是一副失败之相，袖子过于宽大，还梳着辫子。而这仅仅是个开端。让日本人感到失望的是，他们被迫只能接受现金赔偿，而不是获得作为战利品的领土。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欧洲楷模可能不愿给予他们平等的帝国地位。日本外相井上馨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必须在东海上建立一个新型的欧式帝国……如何才能使独立自治的大胆精神与态度深入到我们3 800万人民的心中呢？在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与欧洲人进行碰撞，以使他们亲身体会到麻烦，认识到他们的劣势，汲取西方蓬勃发展的意识……我认为，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实现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真正自由的交往……唯有如此，我们的帝国才能在条约方面获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我们的帝国才能独立、繁荣与强大。
1904年，随着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正式到来了。日本在海上与陆地上所取得的胜利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西方的霸权地位并非神授。凭借着恰当的体制与技术——更不用说恰当的服装了——一个亚洲帝国足以击败一个欧洲帝国。一位经济预言家于1910年已经预测到，在20世纪结束之前日本可能甚至将赶超英国。实际上日本真的做到了。1980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英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1910年到1980年的发展轨迹并非直线前行，而是跌宕起伏，充满了波折。
[1] 实际上，和服不需要缝纫机所达到的这种严密的缝合。
[2] 亨利·普尔的父亲詹姆斯·普尔于19世纪初开始在伦敦做裁缝。他于1828年在老伯灵顿街4号建立了自己的营业场所，该营业场所还有一个位于萨维尔街32号的入口。他开始制作军服。他的儿子为平民设计的球服极受欢迎，获得了意外成功。
[3] 在由英国人乔赛亚·康德所设计的鹿鸣馆里，日本上流社会的人们穿着长舞裙与长礼服，踏着最新的欧洲音乐节拍跳着方舞、华尔兹、波尔卡与玛祖卡。讽刺的是，在日本对西方文化进行全盘吸纳的时候，西方也在流行对日本艺术的追求（即使凡·高也短暂地信奉过这种艺术），尽管这一过程要短暂得多。
[4] 帮助日本人于1893年在神户制造出其第一台机车的是理查德·特里维西克的孙子理查德和弗朗西斯·特里维西克。他们是明治时代日本如饥似渴吸收其专业知识的所谓的活机器。
从赤贫到致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运用手腕在海外实现自己目的的帝国之间的一场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4个王朝，并粉碎了它们的帝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将其国家卷入一场重大海外战争的4位民主党官员中的第一人。他试图将这场战争重塑为各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战斗。当然，这一观点绝不会被英法帝国所认同，尽管是美国的财力和人力把这两个几近弹尽粮绝的帝国从战争中解救出来。不仅捷克人、爱沙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匈牙利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及乌克兰人预感到自由就要到来；阿拉伯人与孟加拉人亦是如此，更不用说南爱尔兰人了。然而，到1939年年底之前，除了爱尔兰和芬兰之外，战后出现的民族国家中没有一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匈牙利可能除外）。马志尼的欧洲地图出现后不久，便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列宁的另一种战后设想是建立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经济环境推进了这一设想的实现。因为各国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发行短期债务换取中央银行的现金——简言之就是印钞——来筹集战争资金，所以战争中通货膨胀的势头开始增强。而如此众多的男人都参了军，所以劳动力的匮乏使大后方的工人们能够追求更高的工资。到1917年，在法国、德国与俄国，有无数工人参加了罢工。继西班牙流感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了全世界。和1848年城市秩序被打破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波及更远，远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孟加拉、西雅图和中国上海。然而，除了俄国之外，这一时期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几乎均告失败。在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在东面，布尔什维克的传播几乎没有停止。在西面，它却没有越过维斯瓦河，也未能越过南高加索地区。苏联红军华沙城外兵败（1920年8月）、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被驱逐（1922年9月），以及法西斯主义者向罗马进军（1922年10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当然也标志着一种新气象的到来。
除了墨索里尼穿着翼形领三件套与高筒靴外，那些参加了“向罗马进军”这一宣传噱头的人们均身着由黑衬衫、马裤和及膝皮制马靴所组成的临时制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战争美德在和平时期得以继续发扬，在野外街头的反左翼小规模战斗就是行动的第一步。保持一致之说蔚然成风，但也不过是缺乏严明军纪的服装上的一致。正如许多新闻图片所显示的那样，这次著名的“行军”也更像是散步。第一位将红色衬衫作为政治运动要素的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到20世纪20年代，染色上衣对于右翼来说是强制性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选择了黑色，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冲锋队则选择了殖民地的褐色。
如果不是因为“大萧条”，此种运动可能会默默无闻地退出历史。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后，20世纪30年代初的通货紧缩则沉重打击了威尔逊对于欧洲的认识（基于国民认同与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经历了股市重挫89%，产值锐减1/3，消费品价格下降1/4，失业率超过25%。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但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因为各国政府争相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进口棉产品的有效从价税率提到高46%——所以全球化很轻易地就被破坏了。1929~1932年，世界贸易锐减了2/3。大多数国家组合性地实施了债务拖欠、货币贬值、贸易保护主义关税、进口配额与管制、进口垄断与出口奖励。似乎，民族主义国家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但这是一种错觉。虽然美国经济似乎面临崩溃，但主要原因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实施的糟糕透顶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摧毁了银行体系的半壁江山。而作为工业进步主要推动力的革新，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放缓。新的汽车、收音机及其他耐用消费品数量激增。新型公司开发出新的产品，如杜邦（尼龙）、露华浓（化妆品）、宝洁（Dreft洗衣粉）、美国无线电公司（无线电与电视）与IBM（会计机）；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完全新型的企业管理。没有一个地方的资本主义创造力比在好莱坞这个电影产业的故乡所见到的更令人感到惊叹了。1931年，当美国经济陷入莫名恐慌之时，大制片厂发行了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霍华德·休斯的《头版》及马克斯兄弟的《恶作剧》。虽然前10年的禁酒实践完全失败，催生了有组织犯罪这种完全新型的状况。但是，它却对电影制片厂更为有利。同样是在1931年，观众们成群结队地去看由詹姆斯·卡格尼与爱德华·罗宾逊共同出演的两部很棒的警匪片：《国民公敌》与《小恺撒》。当美国白人发现美国黑人几乎拥有所有最好听的音乐时，现场演奏、录制与广播音乐业务也同样有了创意。爵士乐在艾灵顿公爵大乐团的摇摆乐中达到了巅峰。即使汽车生产线停顿时，该乐团依然推出了一首首流行乐曲：《芳心之歌》（1930年）、《Creole Rhapsody》（1931年）、《给我摇摆，其余免谈》（1932年）、《久经世故的女郎》（1933年）与《孤独》（1943年）。艾灵顿这个奴隶的孙子用芦苇与黄铜作为乐器（以前从未被如此用过）来模仿从圣歌到纽约地铁的一切东西。他的乐队常驻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核心的“棉花俱乐部”。当然，为了和他的贵族绰号相符，艾灵顿总是衣着整洁，穿着萨维尔街的精品男装。
总之，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在当时，它成了管理不善与其所必然产生的不确定性的牺牲品。那个时代最聪明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嘲笑证券交易所是“赌场”，将投资者的决策比做报纸上的选美比赛。在“大萧条”行将结束之时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猛烈抨击“不道德的货币兑换商”。罪魁祸首是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他们开始时因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证券交易市场出现泡沫，在泡沫破灭之后，他们又实行紧缩政策（未能适当地放宽）。1929~1933年，占总数2/5的近1.5万家美国银行倒闭。因此，货币供应量严重减少。随着价格暴跌1/3，从高峰降至低谷，实际利率增长超过了10%，压垮了所有负债的机构与家庭。凯恩斯总结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说：
对于很大程度上依靠借入资本运营的现代企业来说，这样的通货紧缩必将不可避免地使之陷入停滞。每个从业者能做的就是暂时停业；每个正在考虑开支的人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拖延订单。他们会将资产变现，从风险中撤出，不再从事经济活动，待在乡间，静候承诺中的现金升值。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很可能非常糟糕。
如何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呢？随着贸易陷入停滞与资本输入冻结，凯恩斯所主张的通过借款筹资来扩大政府公共工程开支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它还有助于放弃金本位制（据此，各种货币有固定的美元兑汇率），从而通过贬值刺激出口（尽管贸易越来越多地在区域性联盟内部进行），并使利率降低。然而，议会制政府在推行这些政策后仅仅取得了一点点起色。而当威权主义的政体实施工业扩张与重整军备计划时，失业率以最快的速度回落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苏联）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显得优于两大以英语为母语的经济体之处。苏联在1929年至1932年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这在当时世界上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所造成的现状，希特勒不久便失去了耐心。他模仿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起草了“四年计划”，而没有因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放缓重整军备的步伐（简言之，德国国家银行缺乏黄金来支付外贸逆差）。这两大政体展开了公然的竞争，介入西班牙内战中的对立双方，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建立相互对立的展馆。如果对处于这两个极权主义高塔之巅的强壮巨人进行认真彻底的审视，会发现有两个重大的区别：共产主义超人是一对夫妻，穿着朴素的工装裤和一件宽松的衬衫；雅利安超人则是两个裸体的男子，唯一奇怪的是雅利安人裸体画是无性别特征的。自古代希腊人开始，裸体一直是西方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醒着人们，我们不穿什么通常和我们穿着什么一样重要。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艺术家们热衷于描绘各种裸体女性的形象，产生了一批色情描写的杰作，如爱德华·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与《奥林匹亚》（1863年）。这两部作品分别是为对乔尔乔内《暴风雨》（1506年）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1538年）致敬而作。但是纳粹的裸体则男性是有悖情理的肌肉粗大僵硬，而女性是平胸平臀。
斯大林与希特勒都承诺通过实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提高就业。他们都兑现了。1938年，美国经济产值仍比1929年经济危机高峰前的水平低6%以上；德国的产值则增长了23%；如果关于“净物质产品”的官方数据值得信赖的话，苏联的产值增长甚至更高。早在1937年4月，德国的失业人数降到了百万大关以下，而仅在4年前这一数字还是600万。到1939年4月，德国的失业人数已少于100万，相当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而美国则远远落后于此，即使有人通过将那些从事联邦紧急救援工作的人也计算在就业人口之内对官方数字进行了调整，也依然无济于事。按照现代定义进行计算，1938年的失业率仍为12.5%。问题是，极权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经济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它没有运用增加公共开支通过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来刺激总需求。相反，计划经济动员人力去进行重工业、基础设施与武器装备的建设，并通过强制储蓄来为这些工作进行融资。因此，消费停滞。人们工作，然后得到工资，但是因为商店里可以买到的东西日益减少，除了把钱存进储蓄账户外，他们几乎别无选择。这样，他们的钱就进入了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循环之中。在纳粹党人的宣传中，满眼都是富裕的核心家庭形象：食物丰盛，衣着时尚，驾驶着崭新的大众甲壳虫轿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同时，统计数据也显示，随着从1934年开始加强重整军备，纺织业生产出现停滞，进口出现下降。几乎没有平民拥有汽车。第三帝国一年比一年更难获得像咖啡这样的进口日常必需品。到1938年时，如果德国人想要看起来精明能干，则他们需要穿制服。全黑的党卫军制服由卡尔·迪比奇与瓦尔特·黑克设计，由胡戈·波士[1]生产，被誉为最邪恶的优雅服装。这是法西斯主义时尚的巅峰。
党卫军存在的理由、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是破坏而非消费。正如在被人们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的文件里所明确表明的，希特勒的经济模式必须获取“生存空间”——对毗邻的领土进行兼并，以获取德国不能再靠进口获得的原材料。因此，通过重整军备来强行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鉴于军事技术条件的成熟，20世纪30年代末，由希特勒经济模式演化而成的战争成为极具破坏性的事件。早在1937年，不论是在德国与意大利飞机对西班牙共和党人的阵地进行俯冲袭击的格尔尼卡，还是在日本人空袭破坏严重的上海，均显示了空中轰炸可以造成巨大灾难的威力。空中军事力量是旨在引发士兵与平民恐慌的一种恐怖武器。在陆地，坦克和其他形式的机械化火炮则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问题：机动性差，“一战”的这种特性因此也让堑壕战的优势得以显现。就人的生命而言，“闪电战”的代价则要高昂得多。在“闪电战”中牺牲的不只是暴露在外的士兵，更多的则是平民，这些平民显然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大多数。
从表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在4种不同类型的西方文明之间：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欧洲的帝国主义（日本人也已施行）与美国的资本主义。起初，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联合力量反对第三种文明，而第四种文明保持中立。1941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纳粹分子袭击了苏联人，日本人则袭击了美国人。这之后，便是由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组成的轴心国，包括其仓促征服的帝国与几个逢迎跟随国，与由苏联、大英帝国、美国组成的三巨头以及所有其他人（盟军喜欢自称为“同盟国”）之间的对战。然而引人注意的是，随着这个破坏事业的工业化达到白热化阶段，各国的手法出现了大趋同。所有主要的参战国都进化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机构，按照非市场机制、根据既定的高度复杂的计划去安排分配人力与物资这些资源。所有参战国的个体自由都要置于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与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这一目标之下。所有参战国的军事人口比例都达到前所未有高点。他们将平民人口集中的地方视为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他们都歧视他们所控制疆域内的特定平民群体。即使日本人对中国平民及盟军战俘所犯的罪行，与希特勒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相比，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似乎每个人都穿上了军装。到1944年，6个最大的参战国有超过4 300万的军事人口（几乎所有的男人）。对于所有参战国来说，总数肯定超过了1亿人，也就是说达总人口的1/5到1/4，这一比重远远大于在此之前或之后现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参加兵役的苏联公民达3 400万人，德国人达1 700万，美国为1 300万，日本为750万，整个大英帝国有几乎900万忠诚的子民参加兵役。来自这些国家的年轻男子没穿国家发放服装的是少数。因此，世界纺织业的很大比重让位于军装的生产。然而，身着这些制服的人们所做的行为却迥然不同。大多数德国人、日本人参与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致命的有组织暴力行为。大多数美国人与英国人都在战线后方，只有倒霉的少数人参与了战斗。对德战争的胜利，是英国的情报、苏联的人力与美国的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人破解了德国人的密码，苏联人杀死了德国士兵，而美国人则将德国城市夷为平地。对日战争的胜利尽管不完全但主要归功于美国。其曼哈顿计划（以其于1942年在曼哈顿工程区启动而命名）制造出三颗结束战争、改变世界的原子弹。1945年，一颗原子弹被用于在新墨西哥州进行试爆，而另两颗则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与长崎。
受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罗斯福说德国人可能会第一个研发这种武器的启示，受到英国人发现同位素铀-235裂变属性（美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比较迟缓）的推动，原子弹可以说是纯正的西方成就。发明它的科学家们具有多种国籍：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瑞士以及美国。许多（特别是奥托·弗里施与爱德华·特勒）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这不仅仅反映了自法国大革命[2]后的解放以来犹太人在知识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反映了希特勒反犹太主义这种德国战争时期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将原子弹确定为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能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尽管原子弹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杀伤能力，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却是缩小战争的规模与降低战争的破坏性，从避免了对日本进行血腥的海陆空入侵开始，这种效果就显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并没有使常规战争消失。20世纪40年代刚一结束，另一场飞机与坦克的大型血战便在朝鲜爆发了。而原子弹与破坏力更甚于它的于1952年（苏联一年以后研制成功）试爆的氢弹，使美国与苏联不敢贸然进行正面冲撞，从而对这场战争与所有后来的冲突起到了抑制作用。所有由这两个超级大国发动的战争都是针对“代理方”的，有时则是通过“代理方”进行的有限战争。尽管核战争的风险绝不为零，但从事后来看，全面战争时代已经随着日本的投降结束了。
如果曾经的“冷战”变成白热化的战争，则获胜的很可能是苏联。苏联的政治体制使其足以能够承受战争的巨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死亡率占战前人口比例比美国高出50倍）。此外，苏联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尖端武器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到1974年，苏联已经拥有了可以生产战略轰炸机与弹道导弹的超大规模的兵工厂。在科学上，他们仅仅落后一点点儿。此外，在思想武装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所有第三世界中要比美国更具号召力。实际上，苏联真正赢得的是“第三世界的战争”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只要有重大阶级斗争的地方，共产主义就会盛行。
不过，“冷战”证明的只是黄油多于枪支，球类运动多于炸弹，并没有太多的武装冲突。即使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大规模的军队仍要比20世纪40年代的小很多，一直生活在大决战恐惧中的社会不得不继续过平民百姓的生活。到1948年，美国军事人口比例已由1945年的峰值8.6%降到了1%以下，而且自此以后，即使是在美国对朝鲜与越南进行干预的高峰时，这一比例也没有超过2.2%。苏联则更为军事化，不过其军事人口比例也从1945年7.4%的战后峰值有所回落，而1957年后则一直保持在2%以下。苏联存在的问题很明显：美国所提供的平民生活形式比苏联的更具吸引力。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拥有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也是因为集中经济计划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尽管它对核军备竞赛的成功不可或缺。计划经济者最能胜任的是为唯一的顾客——国家——设计并提供终极武器，但是计划经济者无法满足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亿万个体消费者的愿望。这是凯恩斯的夙敌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众多见解之一。他曾在《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中警告西欧要抵制住在和平时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妄想。而美国立足于满足（与刺激）消费需求的市场经济模式，凭借着战时贯彻始终的最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而重获活力，同时也凭借着地理位置而免于全面战争的破坏，它最终被证实是不可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