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战前，大部分服装都是根据裁缝丈量的尺寸进行制作的，而生产上千万套军装的需要则推动了标准尺寸的应用。实际上，人类的身体比例跨度并不大；人类的身高与体宽均呈常态分布，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是中等左右的身材。1939~1940年，大约1.5万名美国妇女参加了由美国农业部国家家政局组织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这是有史以来针对女性身体比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调查。从每位志愿者身上提取的测量数据共计59种。这次的调查成果于1941年在第454期《美国农业部生态学杂志》一篇题为“女性的服装尺寸与款式结构”的文章中予以公布。标准化尺寸使平民服装以及制服可以进行批量化生产，并以成衣的形式出售。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在服装业，只有处于社会上流的富人才会定制衣服：男人的服装在萨维尔街定做，女人的高级时装则在巴黎与米兰定做。
在战后的美国，消费社会成了一种大众现象，这大大消除了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服装差异。这部分体现了战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1928年时，位于顶端的1%的人口拥有收入的几乎20%。从1952年到1982年，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在9%以下，低于按法国上层1%人口进行计算的比例。返回家园的士兵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并且开始在郊区建房。这股建房风潮被看成是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峰期出生的美国人的父母们，是大量接触消费信贷的第一代。他们靠信贷买房，靠信贷买车，靠信贷买家用电器：电冰箱、电视机及洗衣机。1930年，当“大萧条”来袭时，有半数以上的美国家庭拥有电以及一辆汽车、一台冰箱。到1960年时，约80%的美国人不仅拥有这些设施，还拥有了电话。新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速度一直保持持续增长。洗衣机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大萧条”爆发前的1926年。到39年后的1965年，美国半数家庭都拥有一台洗衣机。空调发明于1945年，拥有空调的家庭于29年后的1974年突破半数大关。衣物烘干机发明于1949年，拥有衣物烘干机的家庭于23年后的1972年突破半数大关。（洗碗机也发明于1949年，但是其发展则较慢，直到1977年拥有洗碗机的家庭才突破半数大关。）彩色电视机则打破了所有纪录：发明于1959年，仅14年后的1973年就有半数家庭拥有了它。到1989年，当“冷战”实际上已结束的时候，除了洗碗机外，2/3或以上的美国人都拥有了这些东西。他们还拥有了发明于1972年的微波炉与发明于1977年的录像机。之后，15%的美国人已拥有了发明于1978年的个人电脑，2%走在时代前沿的人拥有了移动电话。到20世纪末，所有这些发明均进入了半数家庭，包括互联网。
对于这一发展道路看起来可以实现的社会来说，苏联的吸引力很快消失了。美国全面援助西欧进行战后恢复。西欧很快重拾“大萧条”前的发展态势（尽管实际上“乔治·马歇尔计划”的最大接受者们的发展并不是最快）。法西斯时期，欧洲大部分的工会组织已被削弱，劳资关系也相应地不再如战前那般紧张。罢工时间变得更短（尽管工人的参与度提高了）。劳工行动仅在英国、法国与意大利还在不断持续增长。社团集体谈判、经济计划、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与福利国家：西欧人采用了多种“疫苗”来抵御共产主义。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则又为其添加了一种新的“疫苗”：跨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到这时为止，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已基本消退。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亚洲。在战后时期，不仅日本，而且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与泰国，均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经济加速增长。在1950年至1990年这段时期里，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4%上升到了34%。至关重要的是，当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放缓时，甚至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遭受经济萎缩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韩国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这个人均收入于1950年时排名在加纳之后的国家，到1996年时经济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富国俱乐部。1973年至1990年，韩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东亚经济奇迹是“冷战”的关键。如果是越南而非韩国成为典范，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军事干预大部分都失败了，那么结果可能不容乐观。是什么创造了东亚经济的腾飞？首先，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进行干预的英国）能为接受军事干预的各国政府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其次，战后改革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6年日本扫除封建主义残余与极大地均衡了财产所有权（明治时期的革命者所忽视做的）的土地改革。再次，美国所支持的日益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使这些亚洲国家受益匪浅。最后，他们运用各种形式的国家导向来确保存款被引注到出口工业（当然，关键的第一级行业是纺织业）。消费社会不仅为东亚人提供了模仿的榜样，同时还为其低廉的布料提供了市场。
“亚洲四小龙”均以日本为榜样，通过棉制品这样的日常必需品出口，进行自身的工业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曾经得到过民主政体政府的帮助。韩国在总统朴正熙（1960~1979年）与全斗焕（1980~1987年）的带领下进行了工业革命，而新加坡的李光耀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者（前者更为激进），专政党派则统治了中国台湾与日本。而1997年前的中国香港则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况，经济成功之后都因民主化而出现了经济滞缓。总之，东亚从苏联的磁场里脱离出来，因为它已经参与了美国的消费社会。而在伊朗、危地马拉、刚果、巴西、多米尼亚共和国和智利，情况则又完全不同，美国的干预更为短暂，情况甚至比古巴、越南、安哥拉与埃塞俄比亚这些苏联干预或援助效果更为明显的国家更为糟糕。
这种大众消费主义虽说俨然就是标准化的代名词，但它却能够与落拓不羁的个人主义相融合，这是西方文明最巧妙之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又落在了这个词上：西方。苏联没能发明与传播彩色电视机或微波炉，这或许可以被原谅。但是，并不是所有消费社会的产品都具有复杂的技术。实际上，最为简单的莫过于发明于美国西海岸的一种工装裤。整个“冷战”时期最为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或许就是为什么苏联生产不出一条像样的牛仔裤。
[1] 胡戈·波士位于梅青根的公司已于1930年因“大萧条”破产。在加入纳粹党的次年，他不久就确立了“希特勒运动”制服主要供应商的地位。
[2] 在20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犹太人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与其人口比例相比不成比例，这表明犹太人有着先天的文化优势。约占世界人口0.2%、美国人口2%的犹太人，却获得了22%的诺贝尔奖、20%的菲尔兹数学奖，及67%针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此外，犹太人还获得了38%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的普利策新闻奖与13%的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牛仔裤精灵
很久以前，通用服装在美国荒芜的西部诞生了。作为矿工与牛仔简洁的裤装，牛仔裤的历史就此开启。到20世纪70年代时，牛仔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流行的服装，并且从政治上来说，它成为了苏联经济体系存在弊端的有力象征。为什么？为什么苏联人不能像仿制原子弹那样仿制李维斯501系列牛仔裤呢？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1873年，巴伐利亚出生的干货商李维斯·施特劳斯与雷诺的裁缝雅各布·戴维斯因使用铜铆钉加固了矿工“齐腰工装裤”上的裤袋而获得了专利，牛仔裤就此正式宣告诞生了。他们使用的面料是一种蓝粗棉布，这种面料由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阿莫斯克亚格纺织厂使用经美国本土靛青染色的美国种植棉生产。李维斯牛仔裤最初的工厂位于旧金山，也正是在这里，那个为人们所熟知的皮革标牌在1886年被首次使用，标牌上是两匹马在撕扯李维斯裤子但终未撕开；1936年，李维斯牛仔裤又引入了红色旗标。蓝色牛仔裤制作成本低、易清洗、耐磨损且穿着舒适。但是，过去在英国人们常常穿的那种工装裤（最为著名的是大战期间丘吉尔也穿过）也是如此，以产自印度的布料命名的粗布工作裤亦是如此，为什么单单是甚至发给过许多国家监狱服刑囚犯的加利福尼亚牛仔裤主宰了世界时尚呢？答案就在于20世纪两大最成功的产业：电影与市场营销。
年轻的约翰·韦恩一改早期牛仔电影里精致流苏皮裤的装束，在《驿马车》（1939年）里穿上了普通牛仔裤，从这时起，电影就开始发挥其对牛仔裤征服世界的推动作用。之后，1953年，在《飞车党》里，马龙·白兰度穿的是牛仔裤与皮装；1955年，在《无因的反抗》里，詹姆斯·迪恩穿的是红夹克、白T恤衫及蓝色牛仔裤；1957年，在《监狱摇滚》里，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穿的是黑色牛仔裤。这种粗犷的新形象借由市场营销人员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54年，广告主管李奥·贝纳策划了身穿牛仔服、口吸香烟的牛仔“万宝路男人”形象。玛丽莲·梦露是较早穿牛仔服的人，在她首批模特表演照片中，就有一张以毫不光鲜的囚服为特色。起初人们在牛仔裤与青年的不当行为之间画上等号，牛仔裤由此成为关注焦点。早在19世纪30年代，摩门教领袖杨百翰就曾谴责纽扣式前裆的裤子为“通奸裤子”。1944年，《生活》杂志因为刊登了一张身穿牛仔裤的两位卫斯理学院女生的照片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到李维斯牛仔裤的竞争对手李牌牛仔裤（Lee）采用了拉链的时候，牛仔裤激起性欲的名声就此确立（就与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的人发生性行为的困难程度而言，这个结论有点稀奇古怪）。牛仔裤开始一路向前传播。开始时，牛仔裤出现在牧场工人与囚犯的身上；战争时期，成为防御工人必须要穿着的服装；战后年代，为飞车党所接受；之后，传到了西海岸，再之后传到常春藤盟校的学生们中间；20世纪60年代，逐渐发展到“垮掉派”作家、民间歌手与流行乐队中；最终继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的所有总统都公开穿着牛仔裤。李维斯牛仔裤的发展蔚为壮观。1948年，公司售出400万条牛仔裤；到1959年，售出了1 000万条。从1964年至1975年，李维斯的销售额增长了10倍，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到1979年，其销售额已达到20亿美元。李维斯牛仔裤是少数成功的大品牌之一，其他牛仔裤品牌还包括李牌牛仔与牧马人（Wrangler）。
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李维斯牛仔裤展开出口运动，证明了这些美式服装对于非美国人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对于全世界的年轻人来说，牛仔裤象征了一代人对于战后刻板服装传统风格的反叛。牛仔裤精灵飞出了瓶子，这个瓶子或许不仅仅是可口可乐饮料曲线状的独特玻璃瓶。李维斯牛仔裤实现其所说的“衣被天下”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1972年，《生活》杂志宣称“现在世界变成了蓝色牛仔裤的天下”。在海外扩张中，李维斯牛仔裤效仿了可口可乐。1886年，约翰·潘伯顿将从古柯叶提取的可卡因与从可乐果提取的咖啡因混合在一起，并对形成的混合物进行了碳化，结果就发明出了可口可乐这种褐色的碳酸液体。可口可乐甚至成功超越辛格缝纫机成为了一个国际品牌。早在1929年，可口可乐就已自称为“国际饮料”，在甚至包括缅甸在内的78个国家均有售。在缅甸仰光瑞德贡大金塔的入口，便可看到独特的斯宾塞体可口可乐标志，不过显得不太协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口可乐在6个战区成功经营了64个瓶装厂，甚至在1973年越南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还在老挝建立了一个瓶装厂。
不过，对于李维斯牛仔裤或可口可乐等其他品牌来说，没有比“冷战”为整个欧洲拉上的“铁幕”更坚不可摧的屏障了。实际上，可口可乐的老板罗伯特·伍德鲁夫原则上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并当面指责了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因为在1959年7月的展览会开幕时，在尼克松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电视演说之后，百事可乐竟成功地做到让赫鲁晓夫去测验其竞争对手的饮料。
按照“冷战”思维，“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一直泾渭分明。东方世界的标志起于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结束的易北河，终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的边界。从中东到远东这个真正东方的立场来说，世界似乎只是被资本主义西方与共产主义西方这两个敌对的西方给瓜分了。掌权人物看起来基本相似。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苏联渴望去模仿美国，生产相同的武器装备及相同的消费品。正如赫鲁晓夫在与尼克松“厨房辩论”中明确表明的，苏联人有志在每一件产品上都做到与美国匹敌。在服装上，这两个男人倒是相差无几。尼克松像是位严肃的加利福尼亚律师，穿着纯黑与纯白的服装，这简直是对他本该为之宣传的彩色电视技术的打击。赫鲁晓夫穿着淡颜色的西装，戴着淡颜色的帽子，看起来更像一个午餐时喝了过量马提尼酒的美国南部民主党众议员。
正如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青少年们正迫切需求牛仔裤。所以，美国战后的主要竞争对手竟然没能仿制这种超级简单的服装，真的让人感到奇怪。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苏联人认为西方人对牛仔的狂热使得生活在太安逸了。虽然这样，但毕竟牛仔裤的制作要比普雷斯特裤子（李维斯·施特劳斯的又一发明，1964年推出）容易得多。然而不知何故，苏联未能理解这种同样可以代表苏联工人勤劳美德的服装的魅力。相反，不久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蓝色牛仔裤与流行音乐，成为了西方优越性的典型象征。而且，和核弹头不同的是，牛仔裤切切实实地投放到了苏联：李维斯牛仔裤于1959年在莫斯科展出，并于1967年再度展出。
如果你是一名生活在60年代“铁幕”笼罩下的学生，那么你不会想穿着看起来不像男童子军的少先队制服。你想打扮得和所有西方帅哥一样。斯蒂芬·沃勒曾是那个时代民主德国的一名学生。他回忆说：
刚开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牛仔裤）是不可能的。牛仔裤被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帝国主义的化身。穿着牛仔裤会遭到强烈反对。你买不到牛仔裤。但是，许多人让亲属从西方帮他们带过来……他们穿上牛仔裤，这惹恼了老师、雇主与大街上的警察。这导致西方商品交易的黑市的产生，这些商品看起来似乎对国家产生了威胁。
这就是对这种服装的渴求之情，苏联执法部门的官员们为此创造出了一个新名词——“牛仔裤犯罪”，指“在不惜以任何手段获取牛仔布制品的欲望驱使下而发生的犯罪行为”。1986年，法国左翼哲学家、切·格瓦拉的前战友雷吉斯·德布雷说：“摇滚乐、影像、蓝色牛仔裤、快餐、新闻网络与电视卫星所蕴藏的力量，比整个苏联红军的力量都大。”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不过，在1968年时却并非如此。
1968年是以各种方式进行变革的一年，从巴黎到布拉格，从柏林到伯克利，甚至于北京。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中，最普遍的骚乱因子就是青年。在1968年后的10年间，年龄介于15~2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如此之大，是在现代社会中相当罕见的。在美国，青年占人口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降至11%，而在20世纪70年代则达到了17%的峰值。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一比重则上升至20%以上。同时，高等教育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这意味着比以往更高比例的青年男女上了大学。到1968年，大学生占整个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达3%以上，而这一比例在1928年时却低于1%。在欧洲，高等教育的普及速度则较为平缓。这些战后高峰期出生的人年轻、数量庞大、受过教育、富足，他们完全应该感激为自由而战且为他们创造了机会的父辈，然而正相反，他们起来叛乱了。
1968年3月22日，法国学生占领了法国第十大学8楼的教师休息室（丑陋的钢筋混凝土校园被称为“疯狂的楠泰尔”）。到5月，包括来自名校索邦大学在内的数万名学生在巴黎街头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会抓住了这一机会向软弱的政府施压，要求提高工资，一场总罢工运动席卷了全国。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柏林自由大学，甚至在哈佛大学，相同的一幕也在上演。在哈佛大学，民主社会学生会的成员占领了主席楼，工读生联盟成员冲进大学楼（临时更名为切·格瓦拉厅），驱逐了在那里工作的院长们。
从表面上看，这场学生运动针对的是越南战争。到1968年时，这场战争已经夺去了3万多美国人的生命，且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此外，1968年的人们还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给予了支持，这场民权运动是典型的为了在美国南方实现种族平等、与种族主义势力作抗争的自由运动。1968年喊出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从以色列到印度支那，几乎所有冲突都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根据更为教条主义的学生领袖，如丹尼尔·龚本第与鲁迪·多茨克的说法，此举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起义”。愤怒的人们宣称：“直到用最后一个官僚的肠子将最后的资本主义绞死，人类才会幸福。”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情境主义者们则要求废除劳动本身，鼓励学生支持者们决不劳动。然而，有一个相当实际的需求很能反映革命的真正意图，这个需求就是男生能自由进出女生宿舍，因此产生这样的训谕：“要像解开你的前裆一样时常解放你的思想。”就像一位涂鸦艺术家说的：“我越想做爱，就越要革命。我越想革命，就越要做爱。”它鼓励女性大胆裸露，尺度之大至今都被视为禁忌。从迷你裙到比基尼，性革命则都与服装的减少变短有关。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喜欢聚会胜过对党的热爱的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里尔宣称：“女性应拒绝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消费者的角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照样谴责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并象征性地打碎美国运通巴黎办公室的窗户，但1968年的人们仍长期沉迷于美国的流行文化。蓝色牛仔裤——现在被重塑成了低腰、喇叭腿——仍然是青年展示反叛精神的制服。唱片公司继续提供音乐磁带：滚石乐队的《街头斗士》（1968年12月发行）与甲壳虫乐队的《革命》（1968年8月由乐队自有的Apple唱片公司发行）——这两首歌曲对革命的成效都表示出了深深的怀疑。牛仔裤与乙烯基唱片成为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最为成功的产品之一。而且，正如在20世纪20年代，禁止政策——这次是针对麻醉剂——为“犯罪集团”提供了一种新机会。法国情境主义者们可能会对消费社会无情的物质主义和无处不在的广告进行猛烈抨击（比如居伊·德波将其斥之为景观社会），但是，那些在巴黎反对资本主义进行闹事的人则严重低估了他们本身从这种体制中所获得的福祉。除了偶尔会有鄙视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文人”的红脖子蓝领警察们挥舞警棍驱击，西方世界的政府一般允许学生自由抗议。实际上，大多数大学对于学生的要求均会让步。另一件有讽刺意义的事是，喜欢标榜“要爱，不要战争”的青年运动，最后却与太多的暴力有关：美国城市的种族暴动，西欧与中东凶杀率与恐怖主义的急剧上升。1968年7月23日，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劫持一架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El Al飞机，新的时代开启了。不久，受到该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青睐的阿拉伯男子戴的方头巾，也变得与切·格瓦拉的贝雷帽一样时髦起来。
穿过1968年的“铁幕”就如同穿过了一面镜子。西欧人来到东欧会发现这里是如此熟悉。东、西欧的城市规划者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将市中心的人们赶到压抑粗糙的公寓楼里隔绝起来，这种建筑风格为战后建筑师们所追捧的粗犷实用的包豪斯风格。但是，一些熟悉的事物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布拉格，相较于共产党后面与两侧短的涤纶西装与红色领带的典范装扮，长发与牛仔裤同样更为该国的青年们所青睐。但是，它们之所以受到青睐，恰恰是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们联想到资本主义西方。捷克人甚至称牛仔裤为得克萨斯裤。因为计划经济不愿生产这种服装，所以可以获取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走私。梦想成为捷克甲壳虫的奥林匹克乐队[1]的主唱彼得·扬达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第一条李维斯501牛仔裤；尽管裤子太短了，但他的朋友们还是充满了羡慕。正如在巴黎一样，在布拉格，大学成为代与代之间冲突的爆发点。“垮掉的一代”青年诗人艾伦·金斯堡于1965年春访问了查理大学，但因其“淫秽且道德失范”的写作风格，于5月初被逐出。1967年11月，在一次断电的时候，查理大学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手持蜡烛向布拉格中心前进。伊万·托斯卡是参与此次抗议活动的学生之一，他回忆道：
那时停电如此频繁——在第一次抗议中蜡烛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象征——我们有蜡烛，但我们需要的是电灯。然而，“我们需要光”显然有着更为广泛的普遍意义：那是“光明”，是对当政者的“黑暗”发出的抗议，当时最高政治机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8年4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开始推行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行动纲领》。值得注意的是，其经济政策的重心从重工业转向了消费品。不过，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将“布拉格之春”视为难以容忍的威胁。1968年8月21日凌晨4时，苏联的坦克与军队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建筑。受到愤怒人群的威胁，坦克开了火，打死了一名年轻男子。上午9时左右，军队摧毁了这幢建筑物。杜布切克逃往苏联，并幸运地从那里活着返回。在抵抗的活动中心温塞斯拉斯广场上，捷克人每天都围着10世纪受宣福礼的波希米亚公爵温塞斯拉斯的骑马雕像聚集在一起。在巴黎，学生们向防暴警察投掷燃烧着的汽油弹。在布拉格，一名叫扬·帕勒克的捷克学生于1969年1月19日往自己的衣服上泼煤油并自焚。他于3天后死亡。在西方，学生们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是他们真正追求的则是自由性爱。在“铁幕”的另一边，赌注则变得更高，因为它关系到的是自由本身。
那么，为什么还不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们拥有他们所想要的所有牛仔裤与摇滚乐呢？原因是消费社会对于苏维埃制度本身来说构成了一个致命威胁。消费社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对消费者自身的信号作出反应——他们对于牛仔裤的喜欢程度超过了对法兰绒裤子的喜欢程度，或者对于米克·贾格尔的喜欢超过了对伯特·巴卡拉克的喜欢。而且，它为满足这些喜好会占用更多的资源，这是苏维埃制度做不到的。党知道大家需要什么——褐色涤纶西装——并相应地把订单下给国营工厂。而另一种选择是具有内部颠覆性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德国当局把1953年的工人起义归咎于穿着“牛仔裤与得克萨斯衬衫”的西方煽动者。赫鲁晓夫可能渴望仿制彩色电视机，但他最不希望效仿的就是甲壳虫乐队。“苏联青年不需要这种刺耳的垃圾。”他宣称，“从萨克斯管（原文如此）到弹簧刀仅有一步之遥。”无论如何，为了使苏联人在“冷战”军备竞赛中能与富裕得多的美国人并驾齐驱，坦克必须优先于坎肩，战略轰炸机必须优先于电吉他。一位苏联批评家发人深省地指出：“耗费在舞池里的每一丝精力都能用于并且应该用于建设水电站。”这并没有阻止牛仔裤通过黑市商人走私进苏联。这些商人专门用皮帽与鱼子酱（过去西方游客到莫斯科后仅想买的两件纪念品）换牛仔裤。一条黑市上的牛仔裤可售得150~250卢布，而当时苏联人的平均月工资低于200卢布，一条普通国产裤的售价仅为10或20卢布。
随着“布拉格之春”的粉碎，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而柏林被分成东柏林与西柏林看起来也成了一个永远的事实。不过，西方时尚的影响力证明是不可能被关在门外的，特别是当民主德国人能够收看联邦德国电视节目（他们早就收听到了西方无线电台广播）的时候。如安·卡特琳·亨德尔这样的设计师们已开始自己制作西式服装，并将这些服装放在汽车行李箱中进行出售。亨德尔甚至自己制作了牛仔裤：
我们试着用柏油帆布、床单或不是牛仔裤面料的面料来缝制它们。我们还试着对它们进行染色，但这也同样非常困难，你的手也会被染色……它们非常受欢迎，人们从我们的手中将它们“抢”走。
关键的一点是，现在西方消费行业的成功被其对手苏联惨淡的表现如镜子般映衬出来。苏联不仅于1973年后的增长趋于零（低于1%），而且其全要素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一些国有企业对原材料的加工实际上反而使得原材料价值降低。正如哈耶克曾警告的，在（市场）价格的缺失下，资源被错误地进行了配置；腐败官员们限制生产，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非法所得；工人们假装工作，相应地，管理者们假装向他们支付工资。不仅工业资本存量，连人力资本存量也未能维持住；核电站坍塌，酗酒飙升。情况远远不是赫鲁晓夫曾威胁的那样在经济霸权上挑战美国，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仅为美国相应水平的24%左右，充其量仅对土耳其构成威胁。同时，随着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向缓和与裁军发展，苏联大批生产导弹的能力显得异常没有价值。20世纪70年代的高油价是对这个制度施以的“缓刑”，而当80年代油价下跌时，苏联则变得几乎一无所有，除了硬通货债务——从恰恰是赫鲁晓夫曾信誓旦旦要“埋葬”的制度借来的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以及东欧苏维埃国家均感到，除了实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别无他路可走。因为莫斯科出现的新口号“改革”与“开放”，东柏林强硬派们的处境变得困难——不仅要审查来自西方的出版物与报告，同样也要审查来自苏联的出版物与报告。
正如1848年与1918年的情形，1989年的混乱迅速传播。在华沙，波兰政府于1989年2月同意与自由工会“团结工会”进行对话；很快，波兰就开始为自由选举作准备。在布达佩斯，匈牙利共产党于5月决定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约1.5万名民主德国人起程，经由捷克斯洛伐克去匈牙利“度假”，这实际上是通往西方的单向旅程。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胜出，开始着手组建民主政府。9月，匈牙利共产党人仿效波兰同意进行自由选举。10月，当埃里希·昂纳克按照他的计划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时，先是几百人，后是几千人，然后是几万人，再之后便是成千上万人涌向莱比锡街头，开始时反复高喊“我们是人民”，后来改为高喊“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1989年11月9日，让一个东柏林记者团感到有点儿困惑的是，他们被通知“已经决定所有公民可以通过正式边境通道离开国家……立即生效”，这则消息促使东柏林人像洪水一样涌向边境检查站。尽管毫无准备，士兵们还是选择了不使用武力。到午夜时，所有的检查站都被迫开放，20世纪最大型的联欢之一已然开始，紧随其后的便是20世纪最大的购物狂潮之一。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基本结束了。但直到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失败与随后的苏联解体，在三大高加索共和国与5个中亚的“斯坦”以外，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国家，“冷战”才真正宣告结束。
几乎没有人预见它的到来[2]。对一些人来说，它是“历史的终结”，是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胜利。对于其他人来说，它是西方世界的伟大胜利，是罗纳德·里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三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成就。第三种观点赞扬的则是民族主义。但是，较为准确的分析家是那位开始销售紧身“革命牛仔裤”生产线的意大利服装主管。最为重要的是，作为消费社会，苏联与它的卫星国均失败了。尽管明斯克仍期待着“帆布革命”，但2006年反对朽坏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众抗议采取了穿牛仔裤的形式并非偶然。
[1] 他们最流行的歌曲《龟》（Zelva），其歌词明显受到了约翰·列侬晚期的启发：“如果你不注意海龟，它们会戏弄你。抓住海龟很困难，当它们在水里的时候。”
[2] 美国记者詹姆斯·P·奥唐纳在1979年1月联邦德国出版的《读者文摘》中的题为“柏林幽灵列车”的文章中提出的预言却准确得惊人。该记者在文章中预见到10年后柏林墙的拆掉，甚至于预见到墙体碎片会作为纪念品来销售。可悲的是，对于如此预见的回报是微不足道的，正如这一代无能呆板的“苏联问题专家”受到的惩罚也同样微不足道。政治预测这一行业的市场仍太过低效。
灰色服装与围巾
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初的1949年，中国是地球上色彩最为暗淡、单调的社会。最后一丝清朝的丝绸已不复存在了，大战期间为民族主义者们所青睐的西式服装也一去不复返了。在追求严格的平等中，大家都穿着灰色服装。然而今天，如果你走在一条有代表性的中国街上，映入眼帘的往往是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西式服装。所有主要城市的大幅广告牌兜售的都是从阿玛尼到杰尼亚这些西方品牌的高品质。正如其他所有的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也是从纺织品的生产开始的。直到最近，在沿海经济特区所生产的大部分服装，都用于对西方的出口。现在，随着西方经济体因为经济低迷而需求有所下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使中国工人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换句话说，买更多的服装。
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西方文明的外在服装在这里的街头早已司空见惯。走过主要的购物街独立大街上，你就像到过地中海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但若去同一城市的其他地方，例如靠近苏丹·阿合麦特广场的法提赫，景致则截然不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女性服装的西方标准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标准远远超出了他们宗教的规定。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头巾、面纱与宽松的黑色罩衫再度流行并变得时髦的原因。
这表明土耳其在发展方向上的重大转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着手西化土耳其人的着装方式，禁止在所有的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穿着宗教服饰。于1982年当权的世俗主义军政府则重申了这一政策，禁止女生在大学戴头巾。然而，直到宪法法院于1997年明确裁定在包括中小学校和大学在内的学术场所戴头巾违反了宪法第二条的规定后，这一禁令才得到严格地执行。这一裁定体现了共和国的世俗性。（男生留长胡须也被宣布为是违反宪法的。）当大学与学校当局请来防暴警察实施这一裁定时，国家陷入了危机。1998年10月，超过25个省份的约14万人挽起手来形成了一条人链，对这项禁令以示抗议。在伊斯坦布尔，数千名女孩宁可选择缺课，而不摘下她们的头巾；一些人在她们的校门外举行守夜祈祷。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伊诺努大学，反对禁令的示威演变成了暴力冲突，最终导致200名示威者被捕。在东部城市卡尔斯，一些年轻女性甚至因为这件事情自杀，而一名支持这一禁令的法官于2006年5月在法庭上被枪杀。自2003年以来便由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伊斯兰教政府，在2008年修订了宪法，允许在大学戴头巾。不料，这一决定被宪法法院推翻了。欧洲人权法院也赞同这一头巾禁令。
这件事情再次说明了我们的外在服装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头巾或面纱仅仅是一种任何西方化了的社会根据表达自由的原则应该予以包容的个人信仰的表达吗？抑或是世俗社会应该禁止的由宗教所规定的性别不平等的过时象征？这个问题被伊斯兰教徒们（如记者尼哈尔·本吉苏·卡瑞克）表述为个人自由与人权的问题：
我们想要得到与不戴头巾的女性同样的对待。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想要被一视同仁地对待，希望能够拥有她们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我们只是想要不戴头巾的女性与戴头巾的女性之间的民主。
伊斯兰教的说法是，遮掩只不过是一个可供女性自由决定的没有害处的选择。他们说，面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服饰，在伊斯坦布尔的商店里有各种颜色与样式可以选择，为了使面纱更为艳丽，还加上了闪闪发光的装饰品。当然，正如你在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所见的罩袍，将穿戴者从头到脚裹在一片黑色里，仅留下一个细小的缝隙向外看——这种服装太过约束，以致法国国民大会于2010年投票完全禁止这种装束。这种服装的转变一直伴随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并非偶然。一旦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亲美骨干力量与欧洲联盟成员候选人，土耳其便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东方，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展开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争夺，不禁让人想起奥斯曼帝国的霸权岁月。
简言之（若你喜欢，也可长叙），人们穿什么至关重要。西方两个伟大的经济飞跃——工业革命与消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服装有关：首先是效率更高地制造服装，之后是更为大胆的穿着。西方穿着方式的传播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息息相关，正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服饰的强烈抗议象征了全球伊斯兰教的复兴。伊朗革命者将西化者贬称为“fokoli”，这个词来自法语的“faux-col”（领结），今天德黑兰的男人们也都刻意回避领带。随着穆斯林社会在西欧的发展，如今在伦敦街头，戴面纱的女性像上海街头曼联足球队的队服一样常见。英国应该效仿法国禁止罩袍吗？
也许经过反思，你发现问题都问错了，因为它们暗示了西方文明所有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科学、法治与民主——均可归结为购物这一点，此外别无深意。购物疗法未必是对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也许，对于西方来讲，最终的威胁不是来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或任何其他的外部因素，而是源于我们对自身文化遗产缺乏了解与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