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基督教会走上末路，它会消失、萎缩，我无须多说，但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而且将会被证明……我不知道哪样事物会先消亡，是基督教还是摇滚乐。耶稣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信徒们实在是驽钝平庸，在我看来，他们扭曲并毁了基督教。
约翰·列侬
过去20年来，我们已认识到，你们文化的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督教道德基础使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员
工作伦理与文字伦理
正如我们所见，经过大约500年的历程，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上升至非凡的统治地位。包括公司、市场和民族国家在内的西方制度结构，成为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全球标准，供其他国家与地区效仿。西方的科学改变了科研范式；其他地区或紧跟，或被抛在后面。西方法律制度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政治模式，包括民主在内，取代或击败了其他类型的法律制度或政治模式。
西方医学排斥巫医和其他信仰治疗师。首先，西方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模式将所有经济组织的替代模式甩在身后。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仍然在世界文明中处于明显的统领地位。西方五大领先势力——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占据全球制造总量的44%。在科研领域处于统领地位的也是西方的大学，其员工包揽了诺贝尔奖和其他荣誉的绝大部分。那时民主大潮席卷全球，诸如李维斯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西方消费者品牌开始盛行，几乎比比皆是。麦当劳的金色拱门招牌也几乎出现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城市。不光苏联垮台了，就连人们预计能赶超美国的日本也跌跌撞撞，不知不觉进入了迷失的10年，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接近为零。国际关系分析家们在描述当时美国这一西方世界领军大国的优势地位时，都要搜肠刮肚，寻找足够宏大的辞藻：它是一个帝国？一个霸权国？还是一个超级强权国？
在本书撰写期间，两大金融泡沫破灭、两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正在发生，尤其是中国地位显著提升，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问题在于，西方世界5个世纪之久的统领地位现在是不是终于要渐进尾声？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西方地位的下滑吗？当然，这也并非第一次。以下是爱德华·吉鹏对公元410年8月哥特人侵略罗马时的描写：
在这野蛮肆虐的年代，每份激情都被点燃，每个束缚的枷锁都被解除……罗马人被残酷屠杀；同时……城市的街道上死尸满地，没有葬礼，只有惊慌失措的人群……每当野蛮人被激怒并发起反击时，他们便对柔弱、无辜和无助的人们展开混乱的屠杀……妇女和少女们惨遭迫害，贞洁的玷污比起死亡本身更加可怕……凶残的士兵们不顾女性俘虏的反抗，只求满足自己的肉欲……在对罗马的掠夺中，公平的优先权只给了黄金和珠宝……但是，勤于抢掠的士兵们把能带走的财富洗劫一空时，罗马帝国宫殿里华丽而昂贵的家具也逃脱不了他们的魔掌……
获得的财富只会使贪婪的野蛮人更加贪得无厌，他们会继续威胁、恐吓和折磨他们的囚犯，逼迫他们交出隐藏的财宝……被这样抢掠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的境况一落千丈，从受人尊敬的身份和拥有富足的财富沦落为苦不堪言的俘虏，放逐他乡……罗马的这次灾难……使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散布到最孤独、最安全、最遥远的地方避难。
《罗马帝国衰亡史》总共六卷，出版于1776年至1778年，讲述了上一次西方世界的瓦解。如今，西方许多人都害怕我们现在正上演着续集。如果你回想古罗马衰落的原因，这种担忧也并非毫无依据。经济危机，侵蚀人类的传染病，移民数量超过帝国承受范围，东方敌对国家，波斯的崛起，对阿拉里克国王统领的哥特人和匈奴王阿提拉统领的匈奴充满恐惧。在历经好几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可能正在面临一种相似的局面？从经济方面看，经历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正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西方以外国家的经济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着。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对流行病的恐惧感，也害怕人类会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发人深省的证据是我们社会里的一些移民社区已经变成恐怖主义者网络的温床。一次核恐怖袭击对于伦敦或纽约来说，与侵略罗马的哥特人相比毁灭性更大。与此同时，一个东方国家也在慢慢崛起：这就是中国，在未来10年内将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鹏最富煽动性的论断当属：基督教是古代西方文明最为致命的瓦解剂之一。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越来越受重视的一神论与各种各样的异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基督教却以特殊的形式——16世纪出现在西欧的一种宗教变体——赋予了现代西方文明与其他地区相比之下的关键优势中的第六项：新教，或者与之相联系的特殊道德规范，即刻苦工作，勤俭节约。现在是时候理解上帝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的角色了，是时候解释为什么20世纪晚期如此多的西方人对上帝不予理会了。
如果你是19世纪末生活在欧洲的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你很有可能是一位新教徒。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许多欧洲国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经济大国也从像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转移为如英格兰、荷兰、普鲁士、萨克森和苏格兰这样的信奉新教的国家。似乎信仰的形式和崇拜的方式与人们经济上的财富有某种关联性。问题在于：新教有何不同之处？路德与其继承人教导并鼓励人们不仅要辛勤工作，也要积累财富，这又有何关系？就这些问题给出最有影响力的答案的人是位名叫马克斯·韦伯且情绪抑郁的德国教授。他是现代社会学之父，“新教伦理”一词由他创造。
韦伯是一个早熟青年。在德国宗教改革中心之一的埃尔福特长大。13岁的韦伯将一篇题为“结合君主与教皇的地位谈德国历史进程”的文章献给他的父母作为礼物。在14岁那年，他就开始写信，信中参考的经典作家从西塞罗到维吉尔，尤其是积累了有关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哲学的大量知识。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他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22岁的他已经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律师。在3年内，他以一篇名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文章获得了博士学位；在27岁时他的教授论文“罗马土地历史及其对私法的重要性”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讲师的职位。他在30岁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就职演讲中呼吁建立更加野心勃勃的德国帝国主义，为他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恶名。
然而他的学术生涯中这一不断上扬的弧线不幸在1897年戛然而止。韦伯的父亲在与韦伯激烈争吵后去世，韦伯因此精神几近崩溃。在1899年他不得不辞去自己的学术职位，并用了3年的时间来恢复，其间他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研究宗教及其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的父母都是新教徒；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而他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亚麻布商人。他的母亲是彻头彻尾的禁欲主义加尔文教徒；相反，他的父亲则是一个讲究享乐的人，靠继承的财富充分享受生活。宗教和经济生活之间的关联对于韦伯自己来说一直是个谜。是父亲还是母亲选择了对待世俗财富的正确态度？
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徒对宗教的虔诚才显得与世界物质生活相去甚远。有息贷款是一种罪恶，富有的人比穷苦的人进入天国的概率要低，但虔诚的生活赢得的奖励在来世才能享受。所有这些观念在16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至少在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回顾韦伯的个人经历，他开始思考宗教改革为何能够使北欧比南欧更加容易接受资本主义。这要穿越大西洋才能找出答案。
1904年韦伯为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人文科学大会来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举行世博会的公园占地面积达200英亩，但似乎并不足以为美国资本主义想展现的东西提供足够的空间。韦伯在灯火通明的电力宫殿里被晃晕了眼睛。直流电之王托马斯·爱迪生本人也在场，他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化身。从电话到动画，整个圣路易斯市都为现代技术而震惊。这个社会的活力甚至使工业化德国都显得死气沉沉，那么什么能够解释其活力所在呢？韦伯焦虑不安、近乎狂躁，他跑遍整个美国寻找着答案。这位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以他漫画人物似的形象给他美国的堂妹们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她们被他一身奇怪的装扮惊呆了：上身穿褐色的格子西装，下身着短灯笼裤，脚上穿着过膝长袜。但这比起美国给韦伯留下的印象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韦伯从圣路易斯市乘火车到俄克拉何马州，其间穿过像波旁和古巴这样的密苏里州小镇时，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种地方真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有工人们的帐篷营，尤其是还有无数在建铁路的护路工；“街道”以自然面貌示人，通常会在每个夏天泼洒两次柏油以防扬尘，因此闻起来也有柏油的味道；有4到5种宗教的木造教堂……此外还有缠作一团的电报和电话线缆，错综复杂的在建电力铁路线延伸至看不到边际的遥远“城镇”。
圣詹姆斯小镇在圣路易斯市往西约100英里处。它是数以千计的新定居点中典型的一个，这些定居点沿铁路散布，在整个美国向西延伸。当韦伯100多年前穿越美国时，他惊讶于这座城镇中各式各样的教堂和小礼拜堂数量如此之多。在世博会那铺张华丽的工业化表演仍然历历在目之际，他开始领悟到美国物质成功与其蓬勃的宗教生活之间有着某种神圣的关联。
韦伯返回海德堡大学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此间他完成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部分，该论文由两部分组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包含了有关西方文明的最有影响力的论断之一：经济活力是新教改革始料未及的结果。相较于把神圣与放弃世俗之物相关联的其他宗教——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山洞里的隐士——新教认为勤劳和节俭是体现努力与虔诚的新的形式。换句话说，资本家的“呼唤”实际上起源于宗教：“要获得……自信（作为上帝选民的一员）就要加入激烈的世俗活动……因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大踏步地走入了生活的市场。”韦伯口中那些“不知疲倦的劳工”是最能肯定的上帝选民中一分子的标志，被选中的这群人注定会得到上帝的救赎。他断言，新教“有让财富的获得从传统派伦理观中挣脱的作用；它打破了不得争取利益的禁令，不仅使其合法化，也……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志”。此外，新教伦理为资本家提供了“冷静、尽责、能干的工人，他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并将其视为顺应上帝意志的生活目的”。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为了活着而工作。而新教徒们则为了工作而活着。韦伯说，正是这种工作理念让现代资本主义应运而生，他将其定义为“合理组织自由劳动力的、冷静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韦伯的论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他将“基于呼唤者的观念之上的合理行为”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基本要素之一”。但在其他地方，他又承认“基督教禁欲主义”有不合理之处，“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理想类型……除了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一非理性的成就感外，他的个人财富并不能为他带来什么”；他“不为其他，只为了自己的生意而存在”，这“从个人幸福的视角来看”也是“非理性的”。韦伯对犹太人的猛烈炮轰更是问题重重，这也是他的论证中最明显的漏洞[1]。韦伯认为：“犹太人站在以政治和投机为导向的冒险资本主义一边，他们的观念是……贱民的资本主义。只有清教才持有这种合理的组织资金和劳动力的观念。”韦伯还不可思议地无视了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企业家们的成功。事实上，他对证据的处理是他论文中较为明显的缺陷之一。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引语，以及（明显不理想的）德国巴登州关于新教与天主教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数据，均与马丁·路德的话和威斯敏斯特信条有些相左。后来的学者们，尤其是费边主义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都倾向于对韦伯就宗教教义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导向的潜在论断提出质疑。对于伦巴第和弗兰德斯镇来说，在宗教改革之前向资本主义精神进发的第一步已迈出了大半步，同时许多领军的宗教改革者们也发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呼声。至少一项对1300年与1900年间德国27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最起码从城市规模扩张角度来看，“新教主义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作用”。一些跨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当然，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认为韦伯别有用意，即使他因为错误的理由而侥幸成功。事实上，据他个人称，在宗教改革后欧洲的新教国家呈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比天主教国家发展更快，以至于到170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明显赶超了后者。到1940年，天主教国家的人民平均要比新教国家的人贫穷40%。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前的新教徒殖民地在经济上也比天主教殖民地发展得更好，尽管宗教不能充分解释这一差异。因为路德把独自阅读《圣经》看成头等重要的事，新教主义便鼓励人们读书识字，《圣经》的印刷也就更不用说了，单这两件事就鼓励了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科学研究。这一提议不仅对一些像苏格兰一样在教育、学校招生和识字率上花大价钱的国家有效，同时对整个新教世界有效。不管新教徒传教士走到哪里，他们都倡导人们读书识字，为了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益处，他们甘愿对他人进行教育；从反宗教改革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年）期间，同样的事情天主教传教士却不能保证做到。英国殖民地的学校的入学人数平均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高出了4~5倍，这是新教传教士们功劳。1941年，在如今的喀拉拉邦有超过55%的人有读写能力，这一比例大大超过印度其他地区，比印度平均水平高出4倍，与一些诸如葡萄牙的相对贫困的欧洲国家相当。这是因为新教传教士们受喀拉拉邦的古老基督教徒聚集区的吸引，在该地区的活动比在印度其他地方更活跃。然而在没有新教传教士出现的英殖民地（例如穆斯林区或像不丹、尼泊尔和锡金这样的保护国），人们没有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也就表明新教传教士的活跃水平是独立后的经济表现和政治稳定的风向标。近期的意见调查显示，通常新教徒相互之间信任水平较高，这是构建高效信用网的重要先决条件。一般说来，任何种类的宗教信仰（与正式仪式相反）似乎都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特别是有些地区天堂和地狱的观念激励人们人生在世多做善事，这种关联尤为紧密。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不仅要努力工作、相互信任，也要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对人坦诚，这些都是对经济发展有益的特性。
宗教的影响的确存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中国曾想要创造一种促进了西欧创新的竞争体制，但以失败告终，也看到了儒家思想的“稳定伦理”是如何对此造成影响的——尽管韦伯在其“新教伦理”的续篇《儒教与道教》（1916）中描绘的静止不变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社会相去甚远。我们看到了罗马天主教怎样扼制了南美的经济发展，但这也可能是宗教为西方文明史作出的最大贡献。新教不仅让西方人学会了工作，也学会了节俭与识字。工业革命实际上是技术革新与消费的产物。但是它需要人们进行强度更大、时间更久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人们存款和投资来积累资金。最重要的是，它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新教带来的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以上这些条件都是至关重要的。仔细想想，我们最好还是来谈一下新教的文字伦理。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今日的西方，或至少西方大部分地区，原有的宗教及其伦理已丧失殆尽了吗？
[1] 事实上，20世纪犹太人在美国的表现要比新教徒更胜一筹。他们收入更高，个体经营比例也较大。《财富》杂志2003年公布的世界100强公司中的首席执行官中，至少有10%是犹太人，《福布斯》4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犹太人的占比也不低于23%。犹太人不仅在开创金融公司方面以压倒性优势取胜，同时也是一些世界最大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或共同创始人，例如戴尔、谷歌、英特尔和甲骨文。
享受时光
今天的欧洲人是世界上最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的平均工作量少于美国人，更少于亚洲人。再加上受教育时间延长，退休时间提前，欧洲实际可以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小。例如，年龄在15岁以上的比利时人和希腊人中有54%是劳动力，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是65%，在中国则为74%。1980~2010年，这些劳动力在欧洲的失业比例比其他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值要高。欧洲发生罢工的可能性也较高[1]。再加上工作日短，假期长，欧洲人工作的时间便更少了。2000~2009年，就业的美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仅稍低于1 711小时（该数字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滑，许多工人工作时间变短）。德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仅为1 437小时——整整少了16%。这是差异期延长的结果。1979年欧洲和美国的工作时间差异较小，实际上当时西班牙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比美国的要长。但从那时开始，欧洲的工作时间便减少了1/5之多。亚洲工作时间也有所下降，但日本劳动者的年均工作时间仍与美国相当，而韩国则增加了39%。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人每年工作时间也比美国人要长。
令人震惊的是，大西洋两岸在工作模式上的差异同可与其相比的宗教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吻合。欧洲人不仅工作得更少，而且祈祷得也更少——也就意味着拥有信仰的人更少。有一段时期，欧洲可以毫不过分地将自己称为“宗教王国”。欧洲人在欧洲大陆上建造了最富丽堂皇的殿堂供他们做礼拜。他们在圣餐变体论和圣餐合质论的分歧上争吵不休。他们作为朝圣者、传教士和征服者，航行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致力于让异教徒皈依真正的信仰。但现在欧洲人反倒成了异教徒。根据2005~2008年《世界价值调查》显示，只有4%的挪威人和瑞典人以及8%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一周至少去做一次礼拜，但相比之下，36%的美国人、44%的印度人、48%的巴西人和78%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每周至少做一次礼拜。这些数字要显著高于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国家，例如意大利（32%）、西班牙（16%）。与信奉新教的欧洲相比，宗教活动更加不活跃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和日本。对于德国人和荷兰人来说，10个人中才有一个认为上帝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比例在法国只是稍高一点。相比之下，有58%的美国人认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上帝在人们观念中则更为重要。将宗教信仰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是一些穆斯林和中东国家。认为上帝重要的人数比例（5%）比欧洲少的只有中国。有不到1/3的美国人认为不信仰上帝的政治家不适合在政府机关工作，相比而言，挪威和瑞典的这一比例却仅有4%，芬兰为9%，德国和西班牙为11%，意大利为12%。一半的印度人和巴西人可以容忍无神论者作为政府官员。与西欧相比，认为宗教信仰对政治影响更小的只有日本。
工作伦理：东西方每年的工作小时数（1950~2009年）
宗教的信仰程度，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2000年中期
从英国人19世纪传播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决心来看，英国的情况尤为有趣。《世界价值调查》显示，17%的英国人称他们每周至少做一次礼拜——这一比例比欧洲大陆要高，但仍不足美国的一半。不到1/4的英国人认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这仍不足美国的一半。的确如此，从1981年以来英国的相关数字上升甚微（当时只有14%的人说他们一周做一次礼拜，不足1/5的人认为上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调查中并没有区分宗教类别，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基督教衰退程度不止于此。从2004年的一项研究可以看出，每周去清真寺的穆斯林要比去教堂的圣公会教徒多。最近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有所增加，而这一增幅可以说完全是由非白种人集会引起的，在福音派教会和圣灵降临教的教堂尤其如此。在2005年5月8日星期天，基督教研究院对18 720座教堂进行了一项普查，结果显示：实际参加礼拜的人数比例只有人口的6.3%，自1998年以来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再进一步分析的话，英国似乎也例证了宗教仪式和信仰在西欧的崩塌瓦解。
英国的去基督教化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在他的《英格兰简史》（1917）中认为，把基督教看做文明的同义词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任何人想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教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时候，我们想说的到底是什么，有一种粗略但简单的表述，就是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基督的”这一词汇的众多用法中，哪个才是最普遍的……长久以来普通大众之间的谈话中一直蕴涵着一种含义，它意味着文化或是文明。实际上本·刚恩在金银岛上并没有跟吉姆·霍金斯说“我觉得自己对某种文明一无所知”，但他确实说过“我还没有品尝过基督教的食物”。
事实上英国的新教徒并没有特别积极地参加宗教活动（例如与爱尔兰天主教相比），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不算出席率的情况下，教会会员数量才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且稳定的水平。即使是在1960年，在英国总人口中也只有不足1/5的人是教会会员。但在2000年，这一相当小的比例又降到了1/10。在1960年以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婚礼都是在教堂中举行的；随后该比例便开始下滑，到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大约40%的婚礼在教堂中举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圣公会复活节圣餐者人数达到英格兰人口的6%；直到1960年这一数量才降到2%。苏格兰长老会的该数字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1960年以前保持稳定，随后下降了近一半。坚信礼人数的下降尤其惊人。1910年英格兰坚信礼的人数为227 135，2007年此数字仅为27 900——比仅仅5年前下降了16%。在1960年到1979年之间，12~20岁的人做坚信礼的比率下降了一半多，从那以后该比率仍继续下降。受洗礼的人中只有不到1/5进行坚信礼。对于苏格兰长老会来说，该比率下降更为严重。现在在伦敦或爱丁堡没有人会以本·刚恩的观念使用“基督徒”这个词。
这样的趋势好像一定会持续。以基督徒为职业的人正在变老：1999年38%的循道宗教徒和联合归正教会会员年龄都达到或超过65岁，而所有人口中这一年龄段的比例为16%。年纪较轻的英国人信奉上帝或极乐世界的可能性更小。据统计，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盛行无神论的社会之一，有56%的人从没有作过礼拜，这一比例在西欧是最高的。
2000年为迈克尔·布尔克的电视系列节目进行的一项名为“英国之魂”的调查，为人们揭示了日渐萎缩的宗教信仰。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信奉基督教是追寻上帝的最佳方法，其中32%认为所有宗教都同等有效。尽管其中只有8%自称是无神论者，有20%的人也承认他们不知道要信仰什么。超过2/3的调查对象说他们没有明确的道德方针，其中85%的人年龄在24岁以下。（奇怪的是，45%的调查对象说人们信仰上的衰退让国家变得更糟。）
一些最杰出的20世纪英国作家预料到了英国的信仰危机。牛津大学教师克莱夫·史泰博·刘易斯（尤以其儿童寓言故事而闻名）写了《地狱来鸿》（1942年），希望对恶魔的嘲弄可以将其制止。伊林夫·沃在编写《荣誉之剑三部曲》（1952~1961年）的时候，也指出自己正在为英国罗马天主教编写墓志铭。两位作家都意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基督教信仰带来了重大的威胁。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预言的世俗化才成为了现实。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丢失了他们传承已久的信仰呢？像许多难题一样，乍一看答案似乎十分简单。但在我们像诗人飞利浦·拉金那样将责任归咎于充斥着披头士、避孕药和迷你裙的60年代时，我们要提醒自己，美国也在享受这种世俗之乐，但却仍然是个基督教国家。如果你问一问当今的欧洲人，他们会说宗教信仰只是一种时代的错误，是中世纪迷信遗留的残骸。他们对美国《圣经》地带的宗教狂热不屑一顾——但却没有意识到真正异常的是他们自己不信教。
如果不是约翰·列侬，那又是谁扼杀了欧洲的基督教呢？正如韦伯预料的，因为唯物主义腐蚀了原本虔诚的禁欲主义，脱胎于新教理论的资本主义精神会不会注定将其毁灭（“世俗化假设”）？这与小说家同时（在晚年）也是神职人员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十分接近。他看清了基督教义与“我们称之为文明、文化、艺术和科学的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之间的基本矛盾。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中的哪个部分对宗教信仰敌意最为浓厚呢？是妇女地位的改变、小家庭数量的减少吗？这也似乎可以解释家庭大小的萎缩和西方人口的下降。是科学知识吗？韦伯将其称为“世界的去神秘化”，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颠覆了《圣经》故事的神圣。是平均寿命的提高吗？它让来世显得更加遥不可及。是国家福利吗？像一个牧羊人守护自己的羊群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对我们严加看管。或者有可能是欧洲基督教被长期自我膨胀的现代文化扼杀了？
扼杀欧洲新教工作伦理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正是弗洛伊德？他是摩拉维亚教徒、心理分析之父，他在《幻想的未来》（1928）一书中开始对韦伯进行反驳。对于弗洛伊德这个放弃了信仰的犹太人来说，宗教也许不是西方文明成就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幻想”，一种避免人们让步于本能（特别是他们的性欲望和暴力及破坏冲动）的“普遍存在的神经症”。没有宗教就会陷入混乱：
如果一个人想到自己所有的禁欲被解除，便会选择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作为其性对象，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对他造成干扰的对手，会不经他人许可夺走其他人的物品——只要是他想要的。
宗教不仅阻止了猖獗的性乱交和暴力，也使人们顺应了“特别是死亡所体现出的命运的残酷”和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贫困”。当一神论宗教将上帝塑造为一个人时，“人类与他的联系就变得如同孩子与父亲间的关系一样亲密和牢固”。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父亲做了很多事情，那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回报——至少作为唯一的宠儿和被选中的人，他应该得到。
弗洛伊德对人类能够完全将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完全不抱希望，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正如他所说：
如果你想要将宗教驱逐出我们的欧洲文明，你只能借助另外的教义体系办到；而且这个体系要从一开始就能代替宗教的一切心理特征——一样的神圣、严肃、不容异说，同样禁锢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出于自我防卫。
这在20世纪30年代来看当然是可行的，那时希特勒在传播他荒诞的邪教。然而这种情况中极权主义政治宗教未能抑制住弗洛伊德宗教理论中所描绘的最原始的本能。直到1945年，在暴力的狂欢后，欧洲终于精疲力竭地倒下了——这种暴力包括以群奸形式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性暴力，这是从帖木儿时代以来都见所未见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被这场大屠杀迫害的国家（如苏联），对此作出的最初反映是恢复真正的宗教，并以它经久不衰的方式安慰和悼念死去的人。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太过年轻而不能记住全面战争与大屠杀的一代，开始为他们被压抑的欲望寻找一个新的后基督教出口。弗洛伊德理论对克己复礼的消极态度以及对性欲冲动的认同，无疑起到了鼓动欧洲人离开教堂进入性用品商店的作用。在《文明及其缺憾》（1929~1930年，但于1961年才首次在美国出版）中，弗洛伊德曾认为从存在之时起，文明就与人类最原始的冲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这种攻击性倾向的存在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且有理由认为其他人身上也存在。它是破坏我们与邻人之间关系的因素，是迫使文明消耗如此多（能量）的因素。由于人类这种本能的相互敌视，文明社会面临着无休无止的分裂威胁。共同的工作兴趣不能使其团结一致；本能的欲望胜过合理的利益。文明必须尽其最大努力对人类的攻击性本能加以限制，并且运用心理反应结构来控制它们的显现。因此……对性生活加以限制，因此……爱邻人如爱自己的戒律——实际上，事实证明再也没有比该戒律更为强烈地违背人类本性的了……文明就是为爱欲提供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将单个的人类行为统一起来，并将家庭、种族、民族与国家统一起来，实现一种大统一，即人类的统一。这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得而知；但爱欲的作用的确在于此……性欲使人类彼此联结……但是，个人对所有人的敌意及所有人对个人的敌意这种人类攻击性的天然本能，却抵制了文明的这一计划。这种攻击性本能，是我们发现伴随着爱欲，并与爱欲共同统治世界的死亡本能的派生物与主要代表。所以，现在我认为文明演进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难以理解。其必然呈现出爱欲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呈现出生存本能与毁灭本能之间的斗争，正如文明在人类历史中演进本身一样。这种斗争贯穿了人的一生。
读到此处，人们就会明白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的那种精神分析是“伪装成疗法的疾病”的含义了。但是，这却被嬉皮士们解读成了一条新的玉律：宣泄情感。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Hombres乐队的《情感宣泄》（1967年）是20世纪60年代较少的圣歌之一，但其开篇的内容——“亲爱的朋友，你将收到布道/关于约翰·巴雷库恩、尼古丁与夏娃的诱惑”——却很好地总结了当时所流行的风尚[2]。对于今天西方最令人注目的评论家们来说（至少不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60年代为后弗洛伊德反文明创造了机会。这种反文明的特点是：颂扬自我快乐的享乐主义，赞同色情而排斥宗教信仰，为了以宣扬暴力、战争为主要特色的荒诞暴力电影与视频游戏，而抛弃和平之主耶稣基督。
有关新教在欧洲灭亡的所有理论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它们如何解释欧洲的去基督教化，它们都无法解释美国延续不断的基督教信仰。与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他们已经变得更为富裕。他们的科学知识有所增进。而且，与欧洲人相比，他们甚至更多地接触到精神分析与色情。但是，新教在美国并未遭遇其在欧洲所经历的衰退。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依然如40年前一样广受欢迎。每逢星期日，数以千万的礼拜者蜂拥至美国的教堂便是最好的证据。
看似矛盾的地方在于，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性、毒品与摇滚乐新三位一体的出现与福音派新教的繁荣同时发生了。比利·葛拉翰牧师与甲壳虫乐队较量着，看看究竟谁能将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体育馆。与其说这是一种抗拒，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模仿。1969年，葛拉翰在迈阿密摇滚节上发表讲话时，呼吁观众“聆听上帝的声音……感受上帝的力量”。1972年，高校基督教团体学园传道会在达拉斯举办了题为“探索72”的福音会议，该会议于旨在打造基督教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来被概括为嬉皮士反文化的1969年摇滚音乐节）的音乐会中宣告结束[3]。当芝加哥的天主教少年，被称为“石膏连铸机”的辛西娅铸造吉米·亨德里克斯、罗伯特·普兰特与基斯·理查兹（尽管最不可能是克利夫·理查）的勃起的阴茎石膏模型时，她只不过是应验了弗洛伊德关于爱欲战胜死亡本能的观点。毕竟，正如保险杠贴纸上所说，上帝即爱。美国既重生同时又色情。
西方文明似乎一分为二：东边是不敬上帝的欧洲，西边是敬畏上帝的美国。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基督教在欧洲急剧衰退的同时却能在美国如此持久呢？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我们可以找到最佳答案。该城镇被人们称为“欧扎克斯女王”，它也是战间期修建的芝加哥至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的发源地，因巴比·楚普1946年的歌曲《在66号公路上（找刺激）》而闻名于世。如果说马克斯·韦伯一个世纪前在此经过地时，新教教派的多样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他会感到更为震惊。今天的斯普林菲尔德，大约每千名公民就拥有一座教堂。有122座浸礼会教堂，36座循道会教堂，25个基督教会，15个神的教会。总计约有400个可以作基督礼拜的场所。现在，行进在66号公路上不再是你的乐趣，而是你的十字架。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教会都面临着争取信徒的激烈竞争。正如韦伯所见，美国各个宗教派别会展开竞争，浸礼会、循道会与其他教派在其当地教区中竞相展示彼此谁真正虔诚。但在今天的斯普林菲尔德，这种竞争是教会之间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如同汽车经销店或快餐店之间的竞争一样激烈。在这里，教会要具有商业头脑，以吸引并留住信徒。就此而论，很清楚赢家是詹姆斯河大会教会。在欧洲人眼里，它可能像一个购物中心或商业园区，但事实上却是斯普林菲尔德最大的教堂，也是美国最大的教堂之一。这座教堂的牧师约翰·林德尔是一位才华出众、魅力非凡的传教士，他将旧时的精神说教与摇滚巨星式的舞台技艺相结合。的确，有时他仿佛是1971年《时代周刊》所报道的“耶稣革命”运动顺理成章的传人。“耶稣革命”是一场由摇滚启发的基督教青年运动，崇尚英国摇滚歌剧《耶稣基督超级巨星》（1970年）中的精神。然而，林德尔也有一种儒雅和殷切的特质，当他颂扬上帝时（“上帝，您是如此伟大”），他不像是最初的《耶稣基督超级巨星》专辑中演唱耶稣戏份的头发蓬乱的伊安·吉兰（英国摇滚乐队“深紫”的主唱），而像是展示苹果公司最新便携设备的史蒂夫·乔布斯（比如，展示iGod产品）。对林德尔来说，新教道德仍然充满生机，并且在斯普林菲尔德不断得到传承。他毫不怀疑，教众们会因为信仰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自己也是一个刻苦工作的人：每个周日三次繁忙的仪式并不轻松。当募款筒在人们之间传递时，圣灵似乎与资本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幸好，他没有像明尼阿波利斯的永恒箴言基督教中心的麦·哈蒙德那样厚颜无耻地募款。哈蒙德宣称，其《圣经》信条可以“提升你的精神成长，帮助你在工作、爱情和金钱方面取得成功”。
要了解新教在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差异，只需到詹姆斯河神召会参观一下。欧洲的宗教改革被赋予了国别属性，并且建立了一些国教，比如英格兰国教和苏格兰国教。但在美国，宗教和国家一直是严格分离的，因此新教的不同教派可以公开地竞争。或许，这便是宗教在欧洲走向没落而在美国却焕发青春的原因。宗教和商业一样，国家垄断总是低效的——虽然国教有时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参与宗教（前提是政府提供巨额补贴，并极少干预牧师的任命）。在一个自由的宗教市场中，不同教派间的竞争会鼓励创新，从而让礼拜活动和宗教成员身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这便是美国宗教永葆青春的原因。（这种见解并非首创，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将设立国教的国家与允许宗教竞争的国家进行了对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于当今美国福音主义者的一些做法，亚当·斯密或许尚能接受，但马克斯·韦伯肯定会提出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一些最成功的教派之所以繁荣兴旺，是因为它们发展出了一种消费主义基督教，类似于人们对沃尔玛的崇拜。这些教堂便于人们开车抵达，看起来也赏心悦目，去教堂与去大型影院感觉没什么不同，而且还提供软饮料和星巴克咖啡。此外，这些教堂对信徒的要求少之又少。相反，信徒对上帝却有要求：詹姆斯河神召会的礼拜经常包含让上帝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的附加环节。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圣一体已经被分析师、心理辅导师和个人健身师的三圣一体所取代。如今，随着2/5的美国白人一生中会改变宗教信仰，信仰已经成为一种反复无常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当美国人将宗教变成一种休闲方式时，他们已经远远偏离了马克斯·韦伯对新教道德的定义。韦伯认为，延迟的满足是资本积累的自然结果。他说：
新教的禁欲主义全力对抗着对财物的放任享用；它反对消费……由于这种对消费的制约，再加上追求利润的自由，禁欲主义的节约精神必然导致资本的产生。
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刚刚经历了一场实验：没有储蓄的资本主义。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降为负值，他们不但花光了所有的可支配收入，而且不断消耗着对自家住房所拥有的权益。事实证明，节俭的缺失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始于2006年的房价下跌引发了连锁反应：贷款金额超过房屋价值的人们不再支付按揭利息；按揭抵押证券的投资者损失惨重；高额举债投资这种证券的银行先后面临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的处境；为了扭转大量银行面临倒闭的局面，政府通过救援计划进行干预；一场私人债务危机演变成了公共债务危机。今天，美国的全部私人和公共债务负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5倍以上。
这种现象并非美国所独有。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也在其他英语国家上演：爱尔兰和英国，以及程度较轻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是金融杠杆时代的分形几何学：相同形态的问题以多种不同的规模重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房产泡沫更加严重，因为其房价相对于收入的上涨比美国更加严重。最可怕的是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的公共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在与德国处于同一货币联盟的同时，错误地维持了很高的赤字。虽然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但其发源并不具有全球性。这是一场由于过度消费和过度金融杠杆而在西方世界酝酿的危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亚洲，情况大不相同。
一般而言，东方的储蓄率要比西方高很多。在东方国家，私人债务负担要低得多，购房时经常是全额支付或者首付比例很高。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扮演着较小的角色。而且我们都知道，亚洲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要比欧洲人长很多，亚洲的年度平均工作时间从中国台湾的2 120小时到韩国的2 243小时不等。但我们不太了解的是，节俭和勤奋在亚洲的兴起也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是西方化过程中最出人意料的副产品之一。
[1] 然而大西洋两岸间的差异比过去小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有所上升，比大部分欧盟国家都要高。在本书撰写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只有匈牙利、爱尔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比美国失业率高。将5年里（1996~2000年）每千名雇员因罢工而未工作的天数进行计算并得出平均值，结果显示：丹麦、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和法国比美国更易发生罢工，但是欧盟的其他成员国发生的罢工却更少。
[2] 该歌曲后由英国歌手、唱片制作人、被定恋童癖罪的乔纳森·金（剑桥切特豪斯学校与三一学院）进行了翻唱，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制作了《雀跃》（《在空中挥舞你的短裤》）与原创专辑《洛基恐怖秀》。
[3] 在真正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谁人”乐队甚至首演了彼特·汤申德的摇滚音乐剧《汤米》的部分片段。该音乐剧描绘的救世主耶稣又聋又哑又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