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耶路撒冷
市场精神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但你是否了解新教道德在中国的兴起？根据中国基督教组织中国伙伴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所作的调查，目前中国拥有大约4 000万名新教基督徒，而在1949年几乎不足50万。一些估测甚至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总数最多可达7 500万到1.1亿。再加上2 000万的天主教信徒，中国基督徒的总数可能高达1.3亿。今天，中国现有的基督徒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在中国，教堂的建设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圣经》的印刷量也比任何国家都多。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厂。自1986年成立以来，其大型印刷厂已经印刷了超过7 000万本《圣经》，其中5 000万本是普通话或中国其他方言的版本。在未来30年，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占比可能达到20%~30%。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传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如此迅速的发展确实令人惊奇。
新教之前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题。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唐朝就有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传教士。1299年，孟高维诺建造了中国的首个罗马天主教堂。1307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的首位大主教。然而，由于明朝对基督教的敌意，这些基督教前哨在14世纪末已经基本消失。第二波传教士于17世纪初来到中国，当时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定居。到18世纪的首个10年，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可能已经达到30万。然而在1724年，雍正帝下谕驱逐传教士并没收其财产，使基督教的传播再次陷入低谷。
第三波传教士是19世纪的新教差会。英国传教士协会等组织向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派遣了数百名布道师，以传播福音。首先到达的是一位25岁的英国人马礼逊，他是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成员，于1807年到达广州。在到达之前，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学习汉语，以便将《圣经》翻译成汉语版本。到达广州之后，他便开始着手编写一本拉丁语–汉语词典。到1814年，当时已经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马礼逊完成了《使徒行传》（1810）、《路加福音》（1811）、《新约》（1812）、《创世记》（1814）以及《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1811）和《问答浅注耶稣教法》（1812）的翻译。这足以说服东印度公司允许他进口一部印刷机附带一名操作员。由于担心激怒中国政府，东印度公司之后将他解雇，但马礼逊仍然毫不气馁地继续努力。他去了马六甲，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英中大学，旨在“培育欧洲和中国的文学和科学，但主要是为了通过东部群岛传播基督教”。他与米憐合作完成了《圣经》的翻译（1823年出版）；此外，他还编写了一本针对中国学生的英语语法书，以及一部完整的英汉词典。1834年，当他追随第一任妻子和儿子在广州辞世之后，又留下了一部《广东省土话字汇》。可以说，他是新教道德的化身。
然而，早期英国传教士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决定，不惜通过杀伐的方式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理由是基督教宣扬的公众思想“容易引发叛乱”：
基督教既不尊重灵魂，也不崇敬先祖，明显有违于正统礼法；普通民众追随并沉迷于这种虚幻的信仰，与叛乱的暴民无异。
这种观点是有预见性的。面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人采取了极端的做法。这个人便是洪秀全，他也曾试图通过传统的方式进入官场，参加了竞争严酷的科举考试，但未能考中。与很多落榜者一样，他立刻陷入了彻底的崩溃。1833年，他遇到了与马礼逊合作翻译中国第一部《圣经》的米。受米的影响，洪秀全走出了落榜的失落。令米憐不安的是，洪秀全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弟弟。他还声称，上帝派他来清除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种将竞争、贸易和工业视为有害的舶来品的内省式哲学。洪秀全创立了一个类似于基督教的拜上帝教，聚集了以下层阶级为主的数千万信徒。洪秀全自称天王，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他领导的叛军从广西出发，一路席卷至南京，并定都于此。他的追随者身穿红马褂，留长发，并且坚持严格的性别分离制度。到1853年，洪秀全的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他的宫殿贴着“天命诛妖，杀尽群妖，万里河山归化日”的条幅。
太平天国曾一度即将推翻清朝，但无法攻陷北京和上海。渐渐地，形势开始对他们不利。1864年，清朝军队围攻了南京。到南京陷落时，洪秀全已经死于食物中毒。清朝军队将他的骨灰挖掘出来，然后用大炮把骨灰打出去。在此之后，清朝军队直到1871年才击败最后一支太平军。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十分巨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死亡人数的两倍多。1850~1864年，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大约有2 00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及其引发的饥荒和瘟疫。到19世纪末，很多中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西方的鸦片商人一样，西方的传教士只是另一种扰乱中国的外来因素。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重返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遭遇了强烈的敌意。
然而，这并没有吓退他们。当戴德生代表英国的中国传教会首次访问中国时，年仅22岁。他表示自己“不忍看到1 000多信徒在英国的布赖顿享受安全和喜悦，而海外的数百万人却因为缺乏知识而殒命”。1865年，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他喜欢采取的策略是，让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穿中国服装，并且像清朝人那样留辫子。与在非洲传教的戴维·利文斯通一样，戴德生在其广州总部既传播基督教教义，也传播现代医学。中国内地会的另一位无畏的传教士是曹雅直，一位单腿残疾的阿伯丁人，他在31岁时到达中国。他最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开了一家毗邻礼拜堂的书店。在礼拜堂里，他向一群嘈杂的听众发表长篇大论，这些人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急于被救赎。他的妻子成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为了赢得皈依者，他们和其他人都采用了一个新奇的本土化布道工具：查尔斯·司布真编写的画册《无字书》，这本书包含了中国传统的颜色宇宙学中的主要颜色。在美国人德怀特·莱曼·穆迪于1875年设计的一个备受欢迎的版本中，黑色的页面代表罪恶，红色代表耶稣的鲜血，白色代表神圣，金色或黄色代表天堂。
大英浸信会成员、传教士李提摩太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需要爱和原谅的福音，也需要物质进步和科学知识的福音”。李提摩太将传教的重点放在中国的精英而非穷苦大众的身上。1891年，他出任中国同文书会的督办。李提摩太对康有为的自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曾应邀担任光绪帝的顾问。1902年山西开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经他筹办而设立的。
截至1877年，中国一共活跃着18个不同的基督教传教团和三个《圣经》协会。个性独特的戴德生在招募新传教士方面尤其成功，他吸纳了大量的单身女性成员，她们不仅来自英国，其中有些人还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继承了最好的新教徒传统，敌对传教团彼此之间竞争激烈，中国内地会和大英浸信会更是在山西上演了激烈的圈地战争。然而，1900年，义和团又一次引爆了排外情绪，义和团想要将所有的外国邪恶势力赶出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明确赞许。在多国势力干涉和镇压义和团之前，共有58名内地会传教士被杀，同时丧生的还有他们的28个孩子。
传教士们播下了许多种子，但在清王朝被最终推翻后的日益混乱的局势里，这些萌芽只能枯萎。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先生，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基督徒，但1924年，在中国内战即将爆发之时，他就早早过世了。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他们俩都是基督徒[1]——在中国的长期内战中败给了共产党，随后逃亡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和吴耀宗共同起草了一份《基督徒宣言》。1950~1952年，中国内地会决定撤出在新中国的人员。传教士离开后，大部分教堂也随之关闭或被改造成工厂。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些教堂都未能再次打开大门。
对马克斯·韦伯及20世纪晚期的许多西方专家而言，新教在中国繁荣及其产业化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与欧洲去基督教的可能性一样低，这不足为奇。
位于上海市南边的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之乡。这个城市有800万人口，并且仍在继续增长，它被誉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城市——这是一个自由市场下的城市，国家只扮演着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纺织厂和堆积的煤炭的景象可能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觉得亲切，这里就是亚洲的曼彻斯特。工作伦理鼓舞着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从最富有的企业家到最低微的工人。温州人不仅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美国人，还比美国人更善于储蓄。2001~2007年，当美国储蓄面临崩溃时，中国人的储蓄率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40%。中国家庭平均省下了他们收入的1/5；企业以未分配盈利的形式累积了更多的财富。
然而，真正让人着迷的是，温州人不仅从西方引入了工作伦理，他们还引进了新教。150年前英国传教士在这里埋下的种子，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迎来了迟到的萌芽。“文化大革命”前，温州城里仅有480座新教教堂，如今仅得到政府批准的教堂就已达1 339座之多。曹雅直在100多年前建立的教堂，如今每周日都坐满了礼拜者。中国内地会1877年在温州建立的另一座教堂，虽然在“文革”期间一度被迫关闭，并且直到1982年才重新开放，但现今已发展了1 200名教众。新建的教堂也有，屋顶上大多竖立着明亮的红色霓虹十字架。由此看来，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年，基督徒已占到了温州人口总数的14%，今天，这一比例只会更高。在温州附近的农村，各个村庄也争相攀比其教堂塔尖之高。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已绝非鸦片之于民众。温州最虔诚的基督徒中，有一群人被称为老板基督徒，如企业家、世界第三大制笔商、爱好公司主席张汉平。如马克斯·韦伯的准确理解，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张汉平就是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成功融合的鲜活典范。农民出身的张汉平1979年开始做塑料生意，8年后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制笔厂。现在，他手下约有5 000名工人，每年生产5亿支笔。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繁荣起来，是因为它为努力应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信任缺失。业务竞争对手之间尔虞我诈、员工偷窃雇主的利益、年轻姑娘为了骗取财礼结婚而后消失不见、婴儿食品故意添加有毒成分、学校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但是张汉平认为他可以信任基督徒教友，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诚实守信。正如工业革命早期的新教欧洲和美国一样，宗教团体兼饰有信誉、可信任的信徒的信用网络和供应链这两种角色。
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建立在自治、自养、自传——即没有国外势力的影响——原则上以“三自”爱国运动形式存在的官方基督教还是得到了政府的允许。今天，南京的圣保罗堂是一个典型的官方“三自”教堂；在这里，阚仁平牧师的会众已经从1994年他刚接手时的几百人发展到现在的约5 000名固定礼拜者。这座教堂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新成员须在附近4个附属小教堂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礼拜的过程。自从1982年的第19号文件颁布后，“家庭教会”运动也断断续续地得到了官方容许，教徒们或公开或秘密地在家中会面，并往往采用美国的礼拜方式。在北京，礼拜者蜂拥到金明日牧师所在的锡安教堂，这是座只有350名成员的非官方教堂，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企业家或是职场精英，并且年龄都在40岁以下。在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前奥运会足球守门员高红、女演员吕丽萍以及流行歌手郑钧都是基督徒。唐逸等中国学者公开预测，基督教信仰可能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尽管它或许“和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国式宗教”，或“保留其基本的西方特点，成为一种次文化非主流宗教”这两种可能性都较大。
学者卓新平认为，“基督教对超然存在的理解”在当代西方人们接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只有将对超然存在的这种理解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够理解自由、人权、宽容、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普遍性和环境保护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基督徒、电影制作人远志明也对此表示赞同：“……西方文化核心……是基督教。”改信基督教的赵晓教授也指出，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公共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可以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慈善发展，甚至是防止污染。“经济的可行性需要严谨的道德风貌，”另一名学者也指出，“不仅仅是消费享乐主义和虚假欺诈策略。”第14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则详细指出了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三大要求：以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道德为支持。
[1] 蒋介石于1930年皈依基督教，他的妻子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宋嘉树的女儿。
无信仰的土地
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必然的。正如我们所见，那些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关键基础。然而近几年来，看起来身处西方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它们的信仰。不仅仅是欧洲的教堂空无一人，我们也开始怀疑改革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绝大部分理念的价值。近期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家们猖狂的贪婪，已经让资本家的竞争蒙受耻辱。在学校和大学里，只有少数孩子会学习科学。私人财产权被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侵犯，政府对所得税和我们财富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并浪费了大量的收入。尽管欧洲帝国主义者为世界其他国家送去了利益，“帝国”还是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我们冒险的所得最终只剩下空虚的商业社会和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文化认为任何理论或观点，无论它多么稀奇古怪，都与我们过去相信的所有文化一样好。
与大众信仰不同的是，切斯特顿并没有说“无神论的问题是，当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他们将不再信仰任何事物，同时也信仰任何事物”。但是他的神甫布朗则在《弯月的神迹》里表达了类似的说法：
你们都发誓自己是坚定的物质主义者；事实上，你们都平衡于信仰的刀刃上——信仰几乎所有事物。今天有很多人取得了平衡；但是这个刀刃很锋利，坐上去很不舒服。在你找到信仰之前，你都无法休息。
要理解信仰和无信仰之间的区别，想想穆克塔尔·赛义德·易卜拉欣与萨拉·斯考特之间的对话吧。前者是2005年发现的密谋在伦敦交通系统引爆炸弹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中的一员。后者则是前者在伦敦北郊乡村斯坦摩尔的前邻居。易卜拉欣出生于厄立特里亚省，14岁时来到了英国，曾因为参与持枪抢劫而被定罪和入狱，他刚刚被授予了英国国籍。“他问我，”萨拉·斯考特回忆道，“是不是因为出生于爱尔兰家庭所以信奉天主教。我说我不信仰任何事物，他说我应该有信仰。”事实上，更让人奇怪的是，像萨拉·斯考特一样，一些人什么也不相信。萨拉想起了前邻居易卜拉欣在被捕后说：“人们很害怕宗教，但事实上他们不应该害怕。”
切斯特顿害怕的是，如果基督教在英国衰落下去，“迷信”会“淹没你所有的理性主义和怀疑思想”。从芳香疗法到《万里任禅游》的流行，今天的西方的确充斥着现代邪教，这些邪教无法和以前的新教道德一样，提供任何与经济鼓励或社会凝聚相关的事物。更糟糕的是，这一精神真空让西欧社会易受少数无宗教信仰人群的不良野心——以及在他们所选择国家扩大他们的信仰的力量的政治野心的影响。极端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可以被讽刺地形容为有声的“圣战斗争”对“麦当劳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
人们对西欧国家中穆斯林人口的预测也各不相同。根据一项预测，其总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约1 000万上升到了2010年的1.7亿。作为国民人口的一部分，从穆斯林群体的大小来看，其在法国占总人口的9.8%，而在葡萄牙，这一比例仅为0.2%。这些数字看起来与有些学者对未来“阿拉伯的欧洲”——到21世纪末欧洲将成为伊斯兰大陆——的警告不符。然而，如果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按照每年6.7%的速度（2004~2008年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其在英国总人口中占据的比例将从2008年的不足4%到2020年的8%，到2030年为15%，2040年这一数字为28%，并将最终在2050年超过50%。
如果移民者接受，并且被鼓励接受他们迁往国家的文明的价值，大规模移民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文明的溶解。但如果移民社区未能成功被同化，并因此成为极端理论家的猎物，可能造成当地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的关键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有些穆斯林群体已经被阿拉伯穆斯林兄弟会、巴基斯坦伊斯兰群众会、沙特赞助的世界穆斯林联盟和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等伊斯兰教组织所渗透。我们举一个或许是最麻烦的例子，在英国有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活跃分支英国穆斯林协会、两个从伊斯兰群众会拆分的团体：英国伊斯兰社会及其青年分翼英国青年穆斯林，以及一个名为伊斯兰解放党（“解放党”）的组织。伊斯兰解放党曾公开宣称其“到2020年将英国变为伊斯兰国家”的意图。积极招募恐怖分子的还有基地组织和同样危险的圣战者运动。这些渗透绝不是英国独有。
赫扎德·坦维尔的案件向世人展示了激进化的过程是如何险恶。坦维尔是2005年7月7日在伦敦进行报复性破坏的自杀式人肉炸弹中的一员，他们在阿尔盖特到利物浦街的伦敦地铁环线列车上引爆了一枚炸弹，他本人和另外6名乘客均在爆炸中丧生。1983年出生于约克郡的坦维尔家境并不贫寒；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成功经营着鱼和薯条的外带食品生意，开着一辆奔驰。他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已经获得了利兹城市大学体育科学专业的学位。他的案例说明，如果被意图不轨的人所接近，那么无论拥有多好的经济条件、教育条件或休闲条件，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宗教狂热者和恐怖分子。鉴于此，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中心”在大学和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中心与招募圣战运动者的机构所差无几。这些中心往往扮演着通往巴基斯坦等国家训练营大门的角色，从不信仰的土地招募的新人被送到那里去接受更实际的教化。1999~2009年，共有199人因在英国从事与极端伊斯兰相关的恐怖袭击而被判处有罪，其中2/3以上的人拥有英国国籍，约1/3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参加了恐怖主义的训练营。以英国作为根据地的圣战分子进行的其他袭击被成功阻止了，一半是因为运气，还有一半是因为有效的反恐运动，其中著名的有：2006年8月一群英国穆斯林青年策划在多架横渡大西洋的飞机上引爆自制炸弹；以及2009年圣诞节当天，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伦敦大学学院毕业生，企图在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飞机上接近底特律机场时，将藏在他内衣里面的塑料炸药引爆。
世界末日？
在吉鹏的《罗马帝国衰之史》一书中，他讲述了从公元180年至公元1590年间14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段长远的历史，导致西方文明衰弱的原因包括各个君主的个性混乱、古罗马禁卫军的力量以及一神论的兴起。自马克·奥里略在公元180年去世后，充满抱负的君主为最高权力而相互斗争，内战成为了常态。到公元4世纪，匈奴人的入侵或移民顺利地进行，并随着匈奴人的西进而加剧。同时，波斯萨珊王朝对东罗马帝国造成的威胁稳步增长。在吉本的讲述中，西方文明第一次瓦解了，这是一次缓慢的毁灭。
但如果政治冲突、匈奴人的入侵和帝国的敌对都仅仅是古典时代晚期不可或缺的特点——正常的预兆，而非未来命运的先兆，又该如何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的衰亡实际上是非常突然和戏剧化的。西罗马帝国的最终瓦解始于公元406年，德国侵略者越过了莱茵河，涌入高卢，然后进入了意大利。罗马也于公元410年被哥特人攻陷。在和一位无能君主的共同决定下，哥特人随后为控制西班牙而与汪达尔人展开大战，但是这仅仅将问题移到了南部。公元429至公元439年间，亨塞里奥带领着汪达尔人在北非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并最终以迦太基的沦陷而告终。罗马失去了其在地中海南部的产粮地以及巨额的税收来源。罗马战士只能在阿提拉的匈奴人从巴尔干半岛国家向西扫荡时，勉强将其打败。到公元452年，西罗马帝国已经失去了整个英国、西班牙的大部分，以及北非最富裕的几个省、高卢的西南和东南部；除了意大利之外，几乎所剩无几。公元468年，教皇利奥一世的妻弟巴西里库斯曾试图重新收复迦太基，但却惨遭失败。拜占庭帝国存活了下来，而西罗马帝国却灭亡了。到公元476年，罗马变成了西西里国王奥多亚塞的封地。
在对这段历史的现代解读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罗马帝国瓦解的速度。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罗马的人口下降了1/3。实际上晚期的考古学证据——低劣的建筑、更原始的陶器、更少的钱币、更小的家畜——都显示罗马快速消亡给西欧其他国家造成的良性影响。某史学家所说的“文明的终结”，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是否也会如此突然地瓦解呢？无可否认，从切斯特顿到一个世纪以前的肖（Shaw），这个古老的恐惧一直萦绕在英国知识分子的心中。而到今天，人们似乎更有理由感到恐惧。大部分科学家都支持这一观点，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及南美国家缩小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人类面临着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危险。毫无疑问，地球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含量前所未有地增加。不少证据都显示这已经导致了平均气温的上升。虽然人们还不是很清楚这些趋势持续下去将如何影响地球的气候，然而，极地冰川的进一步融化会导致洋流的变化或淹没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或进一步加剧现在还能维持农耕的地区的荒漠化，这些已经不再是异想天开。除了气候变化，有些环境学家还担心人口密集的亚洲国家为了摆脱贫穷，会走上西方的老路，全球能量、食物或饮用水供应将会越来越无法负荷人类的要求。
大部分讨论这些事情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去权衡证据。环境灾难的这一概念吸引我们的，并不是数据，而是对预测的熟悉。自从最早的有记录的神话和传说开始，从尼伯龙格传说里“诸神的黄昏”到基督教徒末世论的重要文本、耶稣的门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人类一直被世界的壮观毁灭这个想法所吸引。在这个版本的世界末日里，弥赛亚或上帝的羔羊将回到地球，并在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中击败反基督者，之后的1 000年里，撒旦将被关进一个无底洞。整个故事的高潮就是撒旦离开无底洞再次出现于世人面前，并召唤出戈格和玛各人。这会是“又有闪电、声音、轰雷、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的线索。耶和华见证人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都同意对这一预言的字面解释。美国福音派教徒中，也有不少人表示他们相信我们离世界末日越来越近。对许多人而言，唯一的问题是当“最终审判日”来临时，谁会被留下。有些人说苦难时期已经开始了。据说，2008年12月14日，随着金融危机迫近谷底，第一只喇叭已经吹响。一旦吹响第二、第三和第四只喇叭，美国世界强权的地位将会瓦解。当吹响第五只喇叭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爆发，数十亿人民将因此丧生。随后，正如《启示录》的预示，在这个伟大灾难的最后一天，耶稣基督将再次出现，挽救真正的信徒。在一次去往以色列美厉多的荒山——普遍被认为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战场的所在地——的旅行中，我碰到了一群美国人，他们也是被这个千年预言吸引来到这里的，这并不让我感到很惊讶。
我们的命运早已注定——衰落与瓦解不可避免、所有事情都只会变得更糟——这一想法与我们自己对必然的死亡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个体，我们必将走向衰亡，因此，我们本能地认为，文明也应该和我们一样走向没落。凡有血肉的都似草，必然干枯。同样的，所有辉煌的历史遗迹也终将化为废墟。只剩下微风，轻轻吹过我们前人成就的悲伤遗迹。
但我们难以决定，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这一衰亡的过程将如何揭开序幕。在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中，人类文明是随着一声巨响而瞬间崩塌，还是在漫长的呜咽声中慢慢消失呢？回答这一最终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历史解读的首要原则本身。
结论
对手
那么，安东尼阁下，鉴于您的愿望，我们将不再期待过去——所以记住，年轻人——我们回顾的将是未来。
他觉得，应该在地狱区电动火焰的地方为这场拙劣演出的导演放上一个特制的烤架：这出戏是多么和文明精神背道而驰。
谢里登
最能诠释文明生命周期理论的莫过于托马斯·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这套组画由5幅画组成，现挂于纽约历史协会的画廊内。作为哈得孙河画派的奠基人以及19世纪美国风景画的先驱，科尔优美地捕捉到了令现今大多数人仍深信不疑的理论：文明的生命周期理论。
这5幅虚构出来的画描绘了同一个掩映在粗粝岩石后的大河口。第一幅“荒蛮时代”，呈现的是在暴风雨的黎明下，人们在郁郁葱葱的原野上狩猎的原始状态。第二幅“田园时代”描绘的是田园牧歌，人们已经清理了树木，耕种了土地，并建造了一个典雅的希腊神庙。第三幅，也是最大的一幅，名为“全盛时代”，自然山水已被大理石砌成的气势恢宏的中转港所覆盖，取代前一幅画中乐知天命的田园哲学家的，是一群身裹绫罗的商贾、地方总督以及买卖中的大众民生，此刻正处于当午时分。第四幅是“毁灭时代”，在阴沉的傍晚，城内火光冲天，一群入侵者肆虐淫掠，人们四散奔逃。第五幅是“衰亡时代”，月亮升起，看不到一丝生命，只留下长满了荆棘和藤蔓的破败的廊柱。
这一组科尔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构思的油画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所有的文明，无论多么辉煌，终将难逃衰败的命运。言下之意是科尔时代的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应坚守它的田园时代，应抵制商业发展、征疆拓地和殖民扩张的诱惑。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广大公众都在这种周期性和循序渐进模式下思考文明的兴衰。在波里比阿的《历史》第六卷中，写到有关罗马的崛起，其政治演变历程如下：
1.君主制
2.王权
3.暴政
4.贵族统治
5.寡头政治
6.民主
7.暴民政治（暴民统治）
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抬头，波里比阿重新被发现并被接受，从马基雅弗利到孟德斯鸠的著述中，它被广为提及。这种文明的周期性观点还见于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和明代的程朱理学。在1725年《新科学》一书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将所有文明都描绘成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文明在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或称理性时代之后，会通过维柯所称的“反思的野蛮”，再次步入神的时代。“完美的政府组织就如同完美的动物躯体构造，”英国政治哲学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在1738年写道，“它们体内携带着毁灭的种子，虽然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会成长完善，但它们很快会趋于解体，它们每过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小时的生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设想经济增长的：“富裕”终将会被“停滞”所取代。
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在这点上也达成共识。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来说，运用辩证法才能对历史进行明白无误地剖析。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历史具有季节性，他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中写道，19世纪是“西方的冬天，它是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国会和金钱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2册巨著《历史研究》（1936~1954年）中提出挑战和应战的循环理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又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另一个宏大理论来自俄国流亡社会学家索罗金，他认为所有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三个阶段：观念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精神层面），感知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物质层面），理念阶段，（它是前两者的结合）。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任教时，教导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未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文明如同人类可分为7个年龄段：结合、妊娠、扩张、冲突、大帝国、没落和入侵。奎格利在解释生命周期理论时有一段经典的话：
在演进过程中，每种文明都由诞生之初，开始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其间，它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直到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当危机过去后，这一文明将经历重组，它的活力和士气都有所削弱，它变得稳定，并最终滞留不前。在度过了和平及繁荣的黄金时代后，它再次出现内部危机，此时首次显露出人心的背离和国力上的虚空，这也让人们对这一文明是否还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产生质疑。随后这一文明逐渐式微，直至被外敌侵吞，并最终消失。
以上的理论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历史具有节律性。
虽然如今很少有人再去读斯宾格勒、汤因比或索罗金的著作（奎格利倒是仍被阴谋论者所津津乐道[1]），但类似的思想在更多现代学者的论作中清晰可见。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7年），就是另一部对历史的周期性进行阐述的论作。书中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工业基础的增长速度，以及相对于其经济实力的帝国扩张成本。这一思想暗合了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认为帝国的扩张为未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保罗·肯尼迪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战略扩张过度，它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将无法弥补其庞大的开支。”他认为，这种“帝国的过度扩张”现象是所有大国的通病。保罗·肯尼迪这本书一经问世，这种顾虑便被许多美国人所认同，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也将被这一疾病击垮。
贾德·戴蒙近期提出的关于兴衰变迁的理论再次引发共鸣。他的《崩溃：失落与延续的文明》（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年），是一部绿色年代的周而复始的变迁史，它讲述了多个文明的兴亡故事，包括从17世纪的复活岛到21世纪的中国，这些文明或已为滥用自然资源付出代价，或者正在为此承受着风险。戴蒙援引了美国探险家和业余考古学家约翰·劳埃德·史蒂文斯——正是他在墨西哥发现了惊人的玛雅文化遗迹——的话：“这里就是那些享有过高度文明的奇特民族的遗骸，他们经历过国家起起落落的各个阶段，步入他们的黄金年代，而后消亡。”根据戴蒙的观点，玛雅跌进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其脆弱低效的农业系统无法负荷它过快的人口增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开垦，更多的开垦则意味着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渠干涸和土壤耗竭。结果就会因争夺日趋减少的资源而引发战乱，并最终招致灭亡。
戴蒙的推断自然是今天的世界也可能步玛雅文明的后尘。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环境的自杀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而不幸的是，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个可能在100多年后才会彰显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出了清晰而殷切的呼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但与这个问题相比，解决当前贫富国家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争端则显得更为紧迫。我们爱自己的孙子，但之后的子子孙孙便无暇顾及了。
然而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这种周期观念的总体框架是错谬的。科尔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文明由诞生到成长直至死亡的漫长周期变迁，可能是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解读。历史演变是否有可能并不遵循缓慢的周期规律，而是一种心律失常的悸动：有时看似平静，却蕴涵着激烈的躁动因子。历史的时钟是否有可能并不像季节更替那么缓慢悠长、可以预测，而是像我们做梦的时间一样忽长忽短。总之。文明的崩塌是否有可能并不需要靠几个世纪来酝酿，而是像夜贼一样突然来袭。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力图展现的，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它是由众多交互因子组成的非对称的机体，它的结构较之埃及的金字塔，更像纳米比亚白蚁的蚁丘。它行走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处于一种被计算机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称为“混乱的边缘”的状态，这样的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运转平稳，并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调节应变。但它也有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扰动就可能让它从良性的平衡状态滑向沦亡，一颗沙粒也能造成一座稳定的沙塔的坍塌。
为能理解这种复合性，我们不妨来参考一下它在自然界是如何体现的。设想一个蚁群自发性的组织机制，它让50万只白蚁构筑起复杂的蚁丘；或设想一下由水分子构成的雪花的分形几何，它能变化出无数种各式的六边形。人类的神经系统也是一个复合体系，它由中枢神经系统中10亿个相互作用的神经元构成，它被神经学家查尔斯·谢林顿称为“被施过魔法的梭机”。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样是一个复合体系，我们的抗体会自发抵御外来抗原。自然界的所有复合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对于这种复合体系，一个细小的介入都可能会引发剧烈而未曾预料的变动，科学家将其称之为“放大器效应”。其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通过观测的归纳法（如趋势分析和取样）难有作用。事实上，甚至有理论家认为这种复合体系具有完全的非确定性，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依据过去的数据对它们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我们可以用典型的或惯常的森林火灾来解释这个问题。借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森林在火灾发生前处于“自我组织的临界”状态，它摇摇摆摆地走在火灾的边缘，但火灾规模大小是个未知数，因为森林火灾规模的分布并不遵循常见的钟形曲线，并非多数火灾都集中于平均值上下，这不像多数男性的身高处于175厘米附近。但是，如果你想在火灾大小与其发生频率之间得出函数关系的话，你将得到一条直线。下一场火灾是大是小，是小如篝火还是燎原大火？我们最多只能说今年发生两倍于去年火灾规模的可能性大约是去年的1/4（或者1/6，或1/8，取决于它是何种森林）。这种模式被称做“幂律分布”，它在自然界非常普遍，不仅森林火灾遵循这种分布规律，地震和时疫也同样如此，只是那条函数直线的陡度不尽相同而已。
人类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具备复合体系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如布赖恩·阿瑟，几十年来都保持着这种观点，他的学说超越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长久以来引导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各式个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对经济计划和需求管理的批判也是受他启发。阿瑟认为，一个复合体系是离散因子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缺乏任何的中央控制。它由多种层面的组织构成，能够持续进行调整适应，并不断创造新的市场契机，它不存在总体均衡状态。与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论点（竞争导致收益下降）相反，在经济复合体下，竞争很可能会提高收益。从这个角度看，硅谷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经济复合体，同样，网络本身也是如此。而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解释。正如纳西姆塔·勒布所说，2007年春，全球经济就如同一个过于优化的电网，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行为造成的小小的涌动，即会导致金融体系跳闸停电，致使全球经济陷入黑暗，并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国际贸易的瘫痪。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何将这一独到理论应用于人类的其他集体行为，包括“元历史”。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因为相比金融危机，战争爆发的分布更不规则。物理学家兼气象学家刘易斯·弗莱·理查森[2]曾对“致命的争端”进行归类，范围小至谋杀大至世界大战，他用以10为底数、总死亡人数的对数为标尺，对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划分。比如，一场导致1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其严重度为2。而一场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战争，其严重度为6。（严重度为6±0.5的战争，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可从316 228到3 162 278。）理查森发现在1815~1945年，有300多起冲突的严重度达到或超过2.5（即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人以上）。在这当中，两次严重度达到7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造成至少3 600万人死亡（约占总死亡人数的60%），该数据不包括战争引发的灾荒和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而数百万起严重度为0的谋杀事件（被害人为少数几人）累计造成的死亡人数为97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16%）。这些数据初看时似乎完全随机，但它们也遵循着幂律分布规律。
战争像森林火灾一样难以预测，又由于战争直接关系到社会复合体的起落成败，因此任何一种理论对文明的兴衰都无法一言概之。文明从定义上讲是一个高度复合体（无论在形式上它设有怎样的中央权威机构），在本质上，它都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政治构成的动态的、可进行自我调节应变的关系网。因此无论何种式样的文明，都会表现出自然界复合体的许多特征，包括容易发生时局突变，平稳可能骤变为动荡。
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见，西方文明的最初雏形——罗马帝国的衰败消亡，并非缓慢而平静。它在5世纪初遭到匈奴人入侵后轰然倾覆，它的灭亡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又如印加人在1530年仍是站在岿然的安第斯城上俯视一切的霸主，但仅在10年不到的时间，一群外国人便用马匹、火药和瘟疫将这个帝国砸得粉碎。中国明朝的沦亡也是在倏忽一间，它从政权尚稳到被推翻同样历时十载不到。与此类似，法国的波旁王朝同样是从辉煌迅速陷入绝境。法国介入北美殖民地对英的独立，这在18世纪70年代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但它也将法国财政推入艰难窘困的境地。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引发了政治连锁反应，王政迅速垮台，仅在4年后，国王即被送上断头台，而断头台这一新事物也只是在1791年才问世。在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时期，奥斯曼帝国似乎仍具备自我变革的能力，但到1922年，随着最后一位苏丹登上英国战舰离开伊斯坦布尔，他的政权也宣告灭亡。日本在1942年所占领的土地之辽阔可谓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但到1945年亦不复当时。
大英帝国落日的到来也相当突然。1945年2月，英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尚能昂头挺胸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三巨头”之一，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决定着各国的命运。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间，缅甸、埃及、加纳、印度、以色列、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以及苏丹纷纷独立，英国在其殖民地独立的浪潮面前已无能为力。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表明英国已无法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抗衡，大英帝国从此落幕。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米伦“变革之风”才吹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苏伊士东部剩余的殖民地地区，但英国的霸权时代在它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后不到12年的时间里即已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