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竞争第二章 科学第三章 财产权第四章 医药第五章 消费第六章 工作
结论 对手
中文版前言
本书于2010年年底完稿，其后一年间并未发生何事让我改变原先的观点，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历时500年的“大分流”即将落幕。就在我行文之时，欧盟正经历着一场经济政治危机，在被誉为西方文明摇篮的雅典和罗马，当局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颇具象征意味的是，2011年10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负责人飞抵北京寻求中国投资人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支持。昔日辉煌的欧洲竟衰败至此。
35年前，德国人的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的15倍，而今天这一差距已不足3倍。回溯至198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份额仅为2.2%，是德国的1/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份额将达到18%，6倍于德国。事实上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在这一年赶超霸主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于若以美元计算，中国何时能超越美国，则要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而定。但很少有人（至少在中国）会认为美元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强。
正当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之时，中国的经济却在以8%或9%左右的速度增长，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到15%。以美元计，中国的资本投资也高于美国。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上首次公开募股的价值是纽约市场的3.5倍。这一经济奇迹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同样令人惊叹。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统计，在中国，拥有10 000~100 000美元财富的人口比例为1/3；而在印度，拥有同样财富的人口比例仅为7%。我们正处于东西方经济运势的拐点，近500年的历史到此将面临一个分水岭。
在本书中，我提出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我将此称为“撒手锏”。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状态，形成多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其内部又分割为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现代商业集团便发轫于此。
2.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最优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着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现代医学。19世纪和20世纪医疗保健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发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随之扩大。
6.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几百年来，这些撒手锏为欧洲或派生的北美及澳大利亚所独享。西方人不仅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富有，而且在体格上更高大，更健康和长寿，他们也变得更为强大。自日本开始，非西方国家相继效仿搬用这些撒手锏。东西方差距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缩小，尤其是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崛起，其中一半原因便是因为这些国家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经验，而另一半原因则是西方国家自己却在逐渐摒弃这些成功的秘诀。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如今谁的工作伦理观念更强？韩国人每年平均工作时数比美国人高出40%。韩国学校每年学期常长达220天，而美国则为180天。消费社会又如何？你是否知道世界最大的30家购物商场中有26家位于新兴市场，大多坐落在亚洲，而位于美国的仅有3家？现代医学又怎样呢？的确，美国的医疗支出水平无人能及：美国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中国的3倍。但它的公共医保在效果上却并没有好于中国3倍。
法治的情况又怎样呢？许多美国人仍坚信他们的法律体系最为健全，认为它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企业家、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执行意见调查的结果显示并非如此。下表选取了衡量政府效能的16个标准，着重考量法治方面的成效，它囊括了从私有财产权保障到腐败监管以及有组织犯罪的防范控制等各方面。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意见调查对法治的衡量
注：执行意见调查各项指标的分值范围大多为1~7分，7分为最优；投资者保障这一项除外，该项指标的分值范围为0~7分。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6个领域中，美国在15项上都不及中国香港，这个结果令人震惊，这一事实也鲜为人知。事实上美国只在投资者保障这一个方面挤入了世界前20名；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它都表现得差强人意。诚然，中国仍在许多指标上落后于美国，但也并非全然如此。而中国台湾与美国相比，更是在16个指标中胜出10项。唯一能让美国立法者、律师和执法者稍感安慰的是，其他西方国家情况更糟，尤其是南欧。
鉴于这种评分和排名是通过调查得出的，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它存在主观偏差。但中国商人对其本国政治家的评价比美国人对其本国政治家的评价更高却是事实，对此美国是应引起重视，还是付之一笑？事实上，另一些研究机构通过其他方法在对各国法治进行考量后，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近期传统基金会就财产权保障方面对各国进行评测，美国在总分100分的分制下得到85分，中国为20分。但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得到90分，高出美国5分。在抵制腐败方面，美国得到75分，远高于中国（36分），但再次落后于中国香港（82分）和新加坡（92分）。
科学情况怎样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东盛西衰的趋势仍在延续。如果以授予国际专利的数量衡量（必须承认这一衡量标准并不完美），西方的优势正遭受侵蚀。中国已然在2009年超过了德国。最后说到竞争，正是这个撒手锏将四方割据的西方国家推向了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中华帝国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幸运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30多年中，每年都会对全球竞争性进行一次综合调查。自该机构在2004年采用现行的测评方法后，美国的竞争性平均分值从5.82降为5.43，为发达国家中跌幅最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分值则从4.29跃至4.90。
即使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后，许多美国人依然相信未来的世界格局仍如同iPhone：“加州设计”与“中国组装”。他们错了。西方的主导地位将终结于我们这个时代。它的终结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终于学会使用西方的撒手锏，也是因为西方未能弘扬这些撒手锏，甚至已将其舍弃。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挑战不仅仅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根据某些评论家的说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也是两种模型的较量：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战。
“华盛顿共识”是为了促成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实现经济转轨而设计的十项经济政策，包括：加强财政纪律，压缩甚至消灭财政赤字；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实施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当亚洲经济遭受1997~1998年金融危机重创时，美国评论家纷纷对遭受重创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缺陷表示哀叹。
今天，美国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也由此改变。2008~2009年金融市场的崩溃，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体制根本性的脆弱，中国在抵抗华尔街内爆余波时所展现的强大力量也暗示着是时候拥抱新的“北京共识”了。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场关于中国的争论。布雷默自己也写道，“中国掌握着关键”。然而将中国近期取得的经济成就都归因于国家的力量而排除市场的作用是否切实呢？这要取决于你来到的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比如在上海和重庆，中央政府的影响较大。而在温州，它那种以企业和市场为导向的活跃的经济不亚于我去过的其他任何地方。
事实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经济均有所干预，只是在干预的强度上和广度上有所不同。
让我们首先问一个可以用经验数据作答的简单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最高，而哪个国家又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各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些极端的国家，比如东帝汶和伊拉克，它们的政府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危地马拉和缅甸，它们的政府支出比例则低得匪夷所思。忽略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该比例从30年前的28%降为2009年的23%，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在183个有数据可考的国家中排在第147位。德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8%，排在第24位。美国的比例为44%，恰好也排在第44位。根据这种标准，国家干预属于欧洲现象，而非亚洲现象：丹麦、法国、芬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和葡萄牙，它们的政府支出占比更是高于德国，丹麦的数据为58%，是中国的两倍有余。
若考察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水平，即剔除转移性支出或投资支出、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果。再次忽略一些极端例子，作为购买者，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政府仍是欧洲国家：丹麦（27%）远高于德国（18%），美国为17%，中国内地则为13%，中国香港地区为8%，中国澳门地区为7%。中国唯一超过西方国家的方面是公共部门固定资本的巨大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这一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1%，为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反映出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国政府仍起着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支出的相应比例微乎其微，在西方，政府更像一个挥霍者而非投资者，它们以借贷来购买商品和劳务。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当今世界政府和经济关系的变化，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将某经济体归结为“国家干预”。我们这个时代并非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以及夹在中间的欧洲三者之间分出高下，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在重于财富创造的经济体制和重于财富调控、再分配的政治体制两者之间找到适合的平衡点，并最大程度地杜绝寻租行为，即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汇处相当容易滋生这种行为。
然而本书并非确定无疑地宣告中国的世纪即将来临，相反，我始终认为中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为本书作序之前，我用了3周时间游览了中国，这也是我5年来第五次来到中国。除去在北京的几日，我避开了西方游客偏爱的观光点。我去了延安，在那里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确立了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我去了秦始皇陵，这位始皇帝在2 000多年前将中国铸造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我去了有火炉之称的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上游的特大城市正在高速发展。我去了尘土飞扬的湖南长沙，我还去了闷热的安徽合肥，我甚至在璧山的旅舍中度过了一晚，这是安徽南部一个僻静的乡村，时间似乎在这里停顿了百年。
然而璧山只是个例外。除此之外我所经过的地方，放眼看去，四处充斥着城市住宅房地产投资过热的迹象。每个城市的城郊都林立着正在施工的公寓楼群。这些建筑是中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时遗留下的后果。在2008年9月后的数月中，美国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中国国内的银行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放出贷款。最大的借款人便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由于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存款标准利率，中国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便被吸引到房地产热潮中。人们在已经拥有一套或数套住房的情况下仍购买新公寓作为投资，甚至在入住前就转手卖出赚取差价。中国人民银行针对这些以及其他通货膨胀信号作出反应，在2011年提高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以限制贷款规模。然而依靠向某些非官方贷款人（影子银行、表外工具、投资信托）融资，房地产热潮仍持续了多月。2008年中国官方银行贷款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7%，该比例如今达到了120%。没有人确切知道非官方的贷款金额，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60%。这与西方的房地产泡沫非常相似，虽然它带着些中国特色。在我撰写前言之时，中国当局正在着力解决房价下跌以及冒进的开发商无力还款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在未来数十年中，中国会愈加痛苦地发现这种原料的供给刚性将严重制约它的发展。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另一种失衡无疑会变得更为尖锐，那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衡。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统计，在中国0~4岁的儿童中，每100名女童对应着123名男童，这一失衡程度比50年前严重许多，当时每百名女童对应的男童为106名。这意味着今天中国这些新生儿成年后，将面临着潜在配偶长期短缺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调查，每5名男性青年中会有一名单身。在20~39岁的年龄层中，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 200万人。问题是如此巨大的男性剩余人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根据德国学者贡纳尔·海因索恩的研究，欧洲在1500年后的帝国扩张就是男性“青年膨胀”的结果。日本在1914年后的帝国扩张也是类似的青年膨胀所导致的。
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多数人更早地察觉到中国的巨大潜能。他在深思后说：“你可以静想一下，假如任何一个体制健全的政府能够控制中国大陆，天哪，那世上就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的意思是，如果8亿中国人在一个健全的体系下有效组织起来……那他们将主导世界。”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超级大国，是否会继续依照该国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却令人心存疑窦。相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建立的中美之间实力不对等的伙伴关系，很有可能发展为实力相当的敌对关系。
中美之间是否会像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再度交恶？这点并非没有可能。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的提醒，100年前正是德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对英国构成威胁，引发了战争。此外，在久拖未决的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上，中美两国也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基辛格也曾说过，中国的崛起可能“导致世界格局再次出现两极分化”，引发新的“冷战”（甚至可能是“热战”）。但基辛格仍保持乐观态度，他援引了中国外交政策专家郑必坚的观点，郑必坚主张中国“要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不走德国那种谋求霸权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路”。基辛格建议，美国不应“组织拉拢亚洲其他国家来牵制中国，或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应该采取更好的方式，与中国相互协作，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社区”。
然而奥巴马总统似乎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向中国下达了“战书”。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美国计划在此处驻扎2 500名海军士兵，他宣称：“美国将全力参与21世纪的亚太事务，你们不必对此存有怀疑。”他随后前往巴厘岛，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代表会晤，惹人注意的是中国被排除在这个组织之外。6个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即语出惊人，她称中国政府害怕所谓的中东阿拉伯之春，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告诉杰弗里·戈德堡：“他们在为此担心，他们试图阻挠历史前进，这无疑是螳臂挡车，他们无法阻挡历史。”这些言论首次表露出华盛顿当局正在考虑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战略来抗衡中国的崛起，此外，他们还威胁把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或是在国会中制造保护主义舆论。
世界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上都正处于全球转变期，此时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将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本书包含了两大思想，它们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际为读者提供了适时的视角。第一个思想揭示了各种文明（不同于帝国）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交换思想、参效体制，不同文明在接触中可以实现并存，甚至相互融合。
第二个思想涉及历史变革，它认为历史变革并非以渐进的方式来临。历史由临界点组成，它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行为。那些随意预言东方崛起、西方衰败的人要知道“协同进化”（基辛格语）也可能发生，同样那些认为历史会按“协同进化”方式发展的人也应认识到革命爆发的突然性，这也是所谓的专家难以预料的。
英国版前言
现在我在努力回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让我顿悟的？是在2005年我首次沿着上海外滩漫步时吗？是在烟雾缭绕、尘土飞扬的重庆吗？那时我在听一位政府官员的介绍：他指着巨大的碎石堆，将它描述为中国西南未来的金融中心——那是2008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这比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那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所有同步表演给我的震动更大。抑或是在2009年卡内基音乐厅上——才华横溢、光彩夺目的中国年轻作曲家林安淇正以东方风格演绎古典音乐，令我如痴如醉？我想，或许正是从21世纪最初10年即告终结之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世纪最初10年所蕴涵的意义：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在我看来，本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已日益成为现代史学家可能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亚大陆西部少数几个国家逐渐支配了全球其他地区，其中包括欧亚大陆东方那些人口规模更大、在很多方面都更完善的社会。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次要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就西方昔日具有的支配地位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能否预测它的将来？现在真是西方世界的末日、东方新时代降临之时吗？换一种方式说：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文明（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文明跨越大西洋，抵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最终在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传播到地球的最远方）在西欧崛起，全球绝大多数的人口或多或少都臣服于这种文明之后，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这个文明时代的衰落吗？
我希望提出这些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可以反映有关21世纪最初10年的某些情形。我在苏格兰出生、长大，在格拉斯哥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在20~30多岁时，我估计自己会进入学术职业生涯，要么在牛津，要么在剑桥。我首次想移居美国，是因为纽约大学思恩特商学院一位知名的捐助人、华尔街资深人士亨利·考夫曼曾这样问我：对货币和权力史感兴趣的人为什么不到货币和权力的重地来住？除了曼哈顿市中心，还能是哪个地方呢？在新千年逐渐来临之际，不用说，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巨大的经济网络中心所在，这个网络是美国人所设计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其所有权也属于美国人。互联网泡沫逐渐减少，不可否认的是，让人心烦的小规模经济衰退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正在民主党人还清国债的承诺听起来几乎比较靠谱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白宫。但是，仅在乔治·W·布什成为总统的8个月内，它便遭遇了一次大事件，一场突出强调曼哈顿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大事。基地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这不啻是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向纽约“致敬”。对于有意挑战西方支配权的任何人而言，这个城市可是头等目标。
随后发生的事件让美国人飘然自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被推翻了。被冠以“邪恶轴心”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时机已经成熟。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被赶下了台。“有毒的得克萨斯人”[1]的选票行情高涨，有望连任。得益于减税政策，美国经济又开始反弹。“古老的欧洲”发怒了，自由主义美国也不例外，但都无济于事。我为这些事件而着迷，不知不觉发现自己阅读、撰写的有关帝国的东西越积越多，尤其是英国给美国所带来的启示，结果成就了一本书的问世：《帝国》（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年）。在对美帝国的崛起、称霸世界及可能出现的衰落展开思考的过程中，我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国霸权核心存在三个致命不足：人力资源不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兵力不够），关注度不足（公众对长期占领战败国的热情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财力不足（相对于投资而言，储蓄不足；相对于公共开支而言，税收不够）。
在《巨像：美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2004年）中，我曾提出警告，美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依赖东亚资本以稳定其失衡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因此，美国不言自明的帝国地位的式微和衰落，其原因或许并不是已潜入城内的恐怖主义分子，或许也不在于为之撑腰的流氓政府，而正好在于帝国自身中心所埋伏的金融危机。2006年年末，我与莫里茨·舒拉里克共同创造了“中美国”一词——一语双关，暗指这是狮头羊身蛇尾的结合体，用以描述勤俭节约的中国与恣意挥霍的美国之间不可持续的危险关系，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那场即将来袭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充裕的中国劳动力和廉价的中国资本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商品，那么2002~2007年经济泡沫的膨胀也不会来得如此严重。
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超级霸权”的幻象破灭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首先是在萨德尔城的后街和赫尔曼德战场遭受损失，这不仅暴露出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暴露出在大中东推行新保守主义民主运动的幼稚。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的升级，逐渐演变为2008年的信贷紧缩，最后引发2009年的“大萧条”，美国再一次遭受惩罚。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华盛顿共识”和“大稳健”——在中央银行家眼中相当于“历史终结”——的虚假事实彻底被人遗忘了。一度有人认为，又一次大萧条似乎极有可能发生。哪里出错了？从2006年中期开始，我便开始撰写大量文章并发表演讲，并于2008年12月出版集大成之作《货币崛起》[2]，这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之际。我在文章、演说及著书中认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过度的短期债务，定价不当、事实上是估价过高的抵押支持债券和其他结构性的金融产品，美联储所执行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政治角度设计的房产泡沫，还有最后一点，为无可知晓的不确定未来——而非可量化的风险——提供假冒保护而毫无限制地销售假保险单（被称为衍生产品），上述所有因素灾难性地削弱了国际金融系统的所有构成要件。发源于西方的金融体制的全球化，据称是为了引领旨在减少金融震荡的新时代。要预测传统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会如何将靠传统的金融举债维持的整个大厦倾覆，是需要历史知识的。
2009年夏天过后，发生第二次经济萧条的险情才开始化解，虽然那时的衰退迹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不论怎么说，世界为之改变了。由于为进出口贸易提供融资的信贷资金突然干涸，金融危机给全球贸易所带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崩盘，本来是可能摧毁亚洲地区大经济体的，因为该经济体据称全仗对西方的出口。然而，得益于以大规模信贷资金扩张为基础的高效政府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只是放缓了增长的步伐。这种令人惊叹的业绩几乎没有什么专家预测到。采用新加坡模式发展人口规模达13亿的大陆经济，其难度显而易见，而截至写作本书（2010年12月）时，其前景仍然被看好：中国将继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稳步前进，而且，在10年内，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正如过去（1963年）日本赶超英国那样。
毫无疑问，在此前500年中，西方一直真实而持续地保持着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地位。从17世纪以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就开始逐级拉大，至少直到最近的20世纪70年代，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但此后，收入差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明确了我想要提出的下一个历史问题：西方具有的那些优势现在消失了吗？只有弄清西方优势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后，我们才有可能给出答案。
接下来的内容涉及历史方法论；没有耐心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我为本书写作的前言，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在见证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所学的历史比同龄时期的我学的少，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老师差劲，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差劲，历史考试就更不用说了。在见证金融危机逐渐升级之际，我意识到，绝不只有他们如此，因为在西方世界银行和财政部中，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对上次的大萧条略微具备那么一点最肤浅的知识。大致30年来，西方中学和大学中的年轻学生所接受的都是通才教育，缺乏实质性的历史知识。他们接受的是彼此孤立的“模块”，不是叙事史，更谈不上编年史。接受的训练是按固定的模式对文献选节进行分析，而不是培养广泛、快速阅读的关键技能。学校教育鼓励他们同情想象中的罗马百夫长和大屠杀中的牺牲品，而不是培养他们就其困境的由来和过程撰写论文。在《历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剧作家艾伦·班尼特提出了“三难选择”：历史应该作为反面立论来教，还是在与昔日的真理和美的交流中学习，或仅仅是“罗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以上种种方法中，没有一种是针对当今六年级的学生的，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六年级的学生充其量只是被灌输了少量“几个事件”，而且毫无特定顺序。
我担任教职的大学的上任校长曾坦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念本科时，他的母亲曾恳求他至少修一门历史课。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经济学家傲慢地回答说，较之于过去，他更对未来感兴趣。现在，他知道那时的偏爱是虚幻的。事实上，世界上本没有所谓单数形式的“未来”，有的只是复数形式的“未来”。历史可以有多种阐释方式，当然，没有哪一种解释是绝对确定的，但是，我们的过去只有一种。虽然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经历和我们明天及之后将面临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有二。首先，世界当前的人口在曾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口中的占比，大约为7%。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换句话说，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4∶1；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其次，要认识一闪而过的今天及预知我们未来面临的多种可能性（但只有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过去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主题的局限性。史学家不是科学家。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尝试）以可靠的预测能力建立普遍适用的社会或政治“物理学”。为什么呢？对于那构成过去的长达数千年的实验，我们是绝对无法重复的。人类历史的样本只有一个。此外，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实验中的“粒子”是有意识的，其意识活动因为各类认知偏差而互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比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不旋转的粒子更难以预测。在人类的很多特殊倾向中，有一种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几乎本能地学会了从其过往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所以，他们的行为具有适应性，其行为倾向逐渐在变化。我们并不是随意地漫游，而是在道路上行走，而且，当前方的道路分叉（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以前的经验就决定了我们会选择的方向。
那么，史学家能干点什么呢？首先，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模仿社会科学家，史学家可以设计“涵括法则”，根据卡尔·亨佩尔逻辑，对历史的归纳陈述可概括大多数事例，举个例子，当独裁者而不是民主领袖掌权时，该国打仗的可能性就增大。史学家可以发挥想象力，按照伟大的牛津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1939年出版的自传中所描述的方法，与已亡故的事物展开交流。模仿和概括这两种历史探究方法让我们有机会将过去残存的遗迹还原成历史原貌，使之成为一整套知识和阐释，让我们在事后揭开其困境迷局，并找出应对方法。有关我们未来可能经历的情形，任何严肃的预测陈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一种或两种历史探究法为基础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与新闻报刊中的占星栏属于同一个范畴了。
对“一战”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大失所望后，科林伍德的远大志向在于，抛弃他所不屑的“剪贴式历史”——历史作者仅在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编修风格重复他们前辈的说法——将历史带入现代。他的思维过程自身就值得梳理：
1.“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残存至今的痕迹（文献和人工制品）形式“活在现在的过去”。
2.“所有历史都是推理史”——这是说如果一件历史证物有意表达的目的无法被推测出来，那它将毫无意义。
3.这种推理过程要求史学家发挥能跨越时间的飞跃性想象力：“历史知识是史学家所研究的推理史在其头脑中的再次演绎。”
4.历史的真正含义来源于过去和现在的并置、比较：“历史知识是从当今思维的角度去演绎过去，同时从过去的角度对思维进行调整。”
5.因此，史学家与历史外行人士相比，正如训练有素的伐木工与无知的旅行者。“除了树和草，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位旅行者这么想着，随后继续前进。“看，”伐木工说，“那草丛中有一只老虎。”换言之，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与（科学）法则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即洞察力。
6.洞察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不仅告知人们过去，也告知人们现在，它显见的课题就是将历史套用于现在，对其进行剖析，使其本质显现于世人面前。
7.至于我们选择用于历史探究的主题，科林伍德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与他同在剑桥的同龄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斥为“现时意识”（present-mindedness）的内容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历史问题从实际问题中产生。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将局势看得更清楚，进而响应召唤应对挑战。所以，从根本上说，最终产生的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他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所参考的就是历史。”
科林伍德博学多才，精通哲学和考古，是坚定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也是早期讨厌《每日邮报》[3]的人。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在我写作这本书时，他更是不可或缺。探讨文明衰落的原因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将它留给那些剪贴式历史的传播者。这的确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实际问题，因而本书意在发挥伐木工式的引路作用，因为这片草丛中隐藏着一只以上的老虎。
在尽职尽责地重构过去的推理过程中，我总是努力记住关于过去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容易疏忽过去的人并不长寿。过去的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英年早逝，寿命也不长，而那些没有英年早逝的人则一直承受着丧失他们所爱的人英年早逝的痛苦。以我最喜欢的诗人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大师约翰·多恩为例。他活到59岁，也即比撰写本书时的我大13岁。他是律师、议员，并在放弃罗马天主教信仰后成为盎格鲁神甫，后为了真爱而结婚，结果为此丢掉了给他的新娘的叔叔——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顿爵士——担任秘书的工作。[4]在长达16年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安娜·多恩为她的丈夫生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3个孩子——弗朗西斯、尼古拉斯和玛丽夭折时还不到10岁。安娜·多恩的第12个孩子出生时便已死了。约翰·多恩最疼爱的女儿露西死后，他自己也几乎随她进了坟墓，此后他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1624），在诗中写下了劝勉人们应对死者抱以同情的最伟大的诗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3年后，他的挚友之死又给了他灵感，于是他写下了《圣露西节之夜，最短的白日》（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
将我细细端详吧，爱人们
来年春天，我们就将生死永隔
我已寂灭，意欲归去
爱神却来将我点化
他果然法术神通
于我的清贫惨淡中，于我的茫然虚妄中
于空空渺渺之中，他炼出精魄
使我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先前的颓然黑暗，不复存在
对于希望更好地理解人类预期寿命只有如今一半长的时期的人类状况的任何人，他们都应该读读这些诗词。
使人们英年早逝的死亡，其无与伦比的威力不仅使生活险恶不安，而且使之充满悲伤。这也意味着，打造昔日文明的大多数人，在为社会作贡献时都还很年轻。伟大的荷兰、犹太混血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只存在一个实体的、具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便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秩序，因为我们只是模糊地感知它的存在，此外一无所知。他死于1677年，当时54岁，很有可能是白天作为镜片打磨工匠时吸入了玻璃的微粒所致。布莱士·帕斯卡是概率论和液体动力学的先驱和《思想录》（Pensées）的作者，基督教的最伟大辩护人，只活了39岁；如果之前唤醒其信仰的交通事故是致命的，那么他死得就更早了。如果能活到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兹马斯（69岁）和蒙田（59岁）的年龄，谁知道这些天才还能创造出其他什么伟大的作品呢？创作了最完美歌剧《唐璜》的莫扎特，死时年仅35岁。谱写了庄严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弗朗兹·舒伯特极有可能是死于梅毒，年仅31岁。尽管可谓多产的作曲家，但假如他们能有幸活到慢性子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活到的63岁，或者魁硕的安东·布鲁克纳活到的72岁，又会怎样呢？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写下表达平均主义的诗篇《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他死于1796年，年仅37岁。而这样一位藐视官爵世袭制度的诗人（曾写下“官位不过是金币上的图案/人才是真金/不管那一切”）竟比极力推崇这种思想的诗人短寿得多，这是多么不公平。丁尼生在他83岁高龄享受种种荣誉后才去世。帕尔格雷夫编著的《英诗金库》，如果能多收录些彭斯的作品而减少丁尼生的作品，将会更出色。假如维梅尔和毕加索两人命运互换——辛勤创作的维梅尔活到91岁，而多产的毕加索在39岁时便英年早逝，当今世界的艺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与哲学、歌剧、诗歌或绘画同属于我们文明内容的政治，也是艺术。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艺术家亚伯拉罕·林肯，在白宫只担任了一个任期的总统，便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仅6个星期后，成为了心怀怨恨的行刺者的受害者，那时他56岁。这位出生于小木屋，起草了辉煌的葛底斯堡演说——将美国重新描述为“以自由理念为基础，旨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和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主张的国家”，自我成才的伟人，如果与患有脊髓灰质炎、又玩马球的伟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活的年岁一样高（借助医学科技的帮助，罗斯福活得够长，死于63岁之前几乎整整担任了4个任期的总统），美国重建时代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与过去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预期寿命更短，更在于我们享有更好的物质舒适度），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了解过去时代的男男女女。在早于科林伍德的自传一个半世纪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详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场一切对抗一切的战争的原因，因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怜悯心之上的：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唯有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虽然我们的兄弟背负巨大压力，但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安逸，我们的感官将无法给我们传达他所遭遇的痛苦。他们从没有，也永远无法使我们受到超过我们亲历的情感的感染，而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形成关于他的实际感受的认知。即使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也只有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他们可能会有的感受时，才能帮助我们具有怜悯心。这种怜悯心仅仅是我们感官的印象，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复制的他的印象。通过想象力，我们设身处地，就像感同身受。
毫无疑问，这恰好便是科林伍德所说的史学家应该干的，而这也是我希望读者在这些页中遭遇逝者复活的思维时所要做的。本书的关键宗旨在于，了解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的文明在财富、影响力和实力方面的扩张如此辉煌。但是，如果没有通过想象力使我们设身处地去感同身受，我们将无法弄清其原因。当我们逐渐再现其他文明——西方征服或至少使之从属西方文明——的居民的思维时，发挥想象力的难度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是戏剧阵容中同样重要的演员。本书不是一部西方史，而是世界史，其中西方的统治地位是我们要阐释的现象。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于1959年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中，他是如此定义文明的：
它首先是个空间概念，一个“文化领地”……一个地域。有了这块地域……你必须想象出种类极其繁多的“产品”和文化特征，从住房形式、建房材料、屋顶材料，到诸如制造羽毛箭支的技能，方言或一组方言，烹调品味，特定的科技，信仰体系，示爱方式，甚至罗盘、纸张和印刷机。当这个领地形成某些特质，比如该地域的文化特征已经遍布整个地域，并且它的文化特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称为文明。
然而，较之对变化的阐释，布罗代尔更擅长于描述结构。如今，我们常听到的是，史学家应该讲故事，因此，本书为读者呈现大历史——对一个文明摆脱曾限制此前所有文明发展的羁绊而兴起背后的原因展开大篇幅的叙述时，也一并将为数众多的小故事或其中的微观历史予以呈现。然而，栩栩如生的描述还不够。“西方为什么会逐渐统治全球其他地域？”针对这个问题，仅仅用故事来回答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分析，需要旁证，要通过反事实的方法予以证明：如果我在此发现至关重要的革新并不存在，那么西方是因为某种我漏掉或强调不足的其他原因统治了其他地域吗？或者这个世界后来会有截然不同的发展结局——中国或某种其他文明占支配地位？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我们的历史故事，如通常所设计、编排的那样，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花样翻新而已。我们应该看到，对当代人而言，西方主导世界的事实似乎并不是他们自己当初所设想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情形；在历史演员的头脑中，毁灭性惨败的危机感比现代读者所期待的美好结局来得强烈。在作为实际经验的历史事实中，在很大程度上说，历史更像一局国际象棋，而不是小说；更像足球比赛，而不是一出戏剧。
历史并不只是呈现积极的一面。没有任何严肃的作家会声称，西方文明的统治没有污点记录。但有人却坚持认为，历史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这种立场是荒唐可笑的。与所有伟大的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具有两面性：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其卑鄙的一面。或许，更好的方式是将文明喻为詹姆斯·霍格笔下《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回忆录与自白书》（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1824年），或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创作的《杜里世家》（Master of Ballantrae，1889年）中长期不和的两兄弟。竞争和垄断，科学和迷信，自由和奴隶制，关爱和杀戮，辛勤劳作和懒惰，在所提的种种情形中，西方是善之源，也是恶之始。如霍格或斯蒂文森小说中所描述的，两位兄弟中的强者最后终于出人头地了。我们也必须抵制诱惑，避免对历史失败者的故事予以美化。而那些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或者西方国家以较为和平的方式通过借贷或强制手段对其进行改造的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最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无法持续改善其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一大难点在于，我们无法总是重构这些非西方民族过去的思维，因为不是所有民族的文明都留有思想的记载。归根结底，历史首先研究的对象是文明，因为没有书面记录，史学家就只能依赖矛头和瓷罐瓷片展开研究，而他们通过这些能推测的东西就少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