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近的最为人知的时局骤变的例子当属苏联的解体。从事后的分析看，历史学家们可以把苏联体制内的种种腐化迹象推溯至勃列日涅夫时期或更早。据近期某一言论称，只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昂，这才“避免了美苏大决战”，但这在当时并不明显。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错误地）估计苏联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60%。苏联的核武器当量也的确超出美国。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从越南到尼加拉瓜，在之前的20年中大都也倾向于亲苏。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不到5年，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统治便开始瓦解，在随后的1991年，苏联自身也宣告解体。如果说有那么一个国家，它是从悬崖上急坠而下，而不是徐徐降落，那它就是苏联。
如果文明是这么一种复合体，它遵循的不是从田园经鼎盛再到末日这种平缓的周期规律，而是迟早会因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故障而崩塌，那么今天的西方文明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回顾西方是如何在1500年左右开始掌控世界其他地区的。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在1800年之前，中国在经济上一直都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近期的研究结果驳斥了这一观点。中国明朝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远低于工业化前的英国。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低生产率的农耕作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该比例远远高于近代早期的英国。此外，在152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负值，明代晚期并没有形成资本积累，这也与通行的观点不同。因此，彭慕兰所提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其发端要远早于他所认为的时间。而已故的安格斯·麦迪森虽然认为1700年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略好于当时的美国（这点上他或许过于乐观了），但他同样估计早在17世纪初，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中国60%，这还是很贴近现实的。
在此之后，中国的产值和人口保持同步增长，故而人均收入并不见长。而英语国家发展迅猛，西北欧国家也紧随其后。到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两倍于中国，到1870年拉开到5倍之差，到1913年差距达到了10倍。虽然美国之后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干扰，但远不及中国在悲苦的20世纪所遭遇的磨难，其间中国经历了革命、内战、日本入侵、更多的革命和运动、人为的饥荒，以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两国生活成本差异考虑在内），美国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的33倍。若以美元当前汇率计算，两国在贫富最为悬殊时差距可达70∶1。
东西方大分流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1500年，世界十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东方，其中又以北京为首（北京当时的规模相比残破的伦敦10倍有余）。而到1900年，大城市又几乎都集中到了西方，伦敦4倍于东京这一亚洲最大都市。东西方的分流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显现。如我们所见，后来成为现代全球帝国的欧洲10个国家在1500年时，其占地面积为世界领土的1/20，人口为全球的16%，产值所占世界份额略高于1/5。但到1913年，同样这些国家，另加上美国，控制了世界58%的陆地面积，拥有世界57%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4%，其中16%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他们的殖民地所创造。此时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惊人鸿沟，这种世界格局也让不少人认为白色人种具有优越性，而非白色人种在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这也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
我在本书开篇引述了拉塞勒斯的问题：“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埃米莱科对此的回答是“知识就是力量”。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人的知识优于其他人的知识。现在或许可以给拉塞勒斯一个更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为之扩大。
6.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6项必杀技是西方崛起的关键。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日本的明治时期（1867~1912年），它其实是世界其他地区复制西方模式的时代。但这样的复制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并不清楚在西方的文化和体制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于是它全盘照搬，从服饰、发型到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但不幸的是，到日本进行帝国建设的时候，已是帝国的扩张成本开始超出其所获利益的阶段。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优于美国奉行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制，从而浪费了数十年时间。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东亚国家相继追随日本开始仿效西方的工业模式，它们以纺织品和钢铁为起点，基于此逐步深化价值链。而现在对西方模式的借鉴也有取舍，内部竞争和代议制政府在亚洲的发展中并不突出，而科学、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新教伦理在这里并不如马克斯·韦伯设想的那么强烈）却尤为重要。在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地区）近期竞争力的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三，中国香港位列11，随后是中国台湾（第13名），韩国（第21名），中国内地（第27名）。这个排名次序与这些国家开始市场化经济的时间顺序大致吻合。
各国的专利授权数量（1995~2008）
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19%，而它在30年前经济改革之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即已达到中国内地现今的水平，中国台湾和韩国也分别在1970年和1975年达到这一水平。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统计，新加坡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出21%，中国香港与美国持平，日本和中国台湾低于美国25%，韩国低于美国36%。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内地在今后的数十年间也会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中国的工业革命规模最大，发展也最快。在短短26年内，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而英国在1830年之后的70年才实现了4倍的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到2013年，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超过10%（以当前价格计算）。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赶超美国。而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打击更甚于中国，如果经济增长率仍维持目前的水平，那么若以国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将在2014年超越美国；若以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则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亚洲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份额在新世纪伊始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并将很快超越美国。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越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它在非西方的大都市排名中位居第一。纯粹从数字上看，亚洲长期以来都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而非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则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颓势。就塞缪尔·亨廷顿的定义，西方国家即为西欧、北美和澳大拉西亚，其人口在1950年占世界人口的20%。据联合国估算，到2050年该比例将降至10%。而亨廷顿所统计的数据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西方的衰退：语言（西方语言占比在1958~1992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宗教（1970~2000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领土控制（1971~1993年有小幅下降），人口（自1971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1970~1992年下降4个百分点）[3]，军事人口（1970~1991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如果从1913年或1938年开始统计的话，西方国家的相对衰退在多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始于2007年夏的金融危机对于已经显露出相对颓势的西方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次危机几近于大萧条，它之所以没有构成那么大危害，是由于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大量放出银行贷款，这缓解了对西方出口的疲软；第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大幅放松美国银根；第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推行巨额财政赤字，美国的借款更是连续3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9%有余，为各国之最。这些措施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做法截然相反，它自2009年6月起逐渐将世界经济拉出旋涡。然而在这一系列刺激措施下，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仍处于宿醉阶段。出于多种原因，债券投资人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3个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失去了信心，这提高了它们的借贷成本，并进一步加深了它们的财政窘境。只要对这些国家公债的长期趋势稍加观察，就如国际清算银行在2010年初对此进行的分析，我们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对于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债务积累结构性问题，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面临相同问题的还有英国和美国，但是在本书行文之际，只有英国对此采取了措施。
必须谨记的是大多数文明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和战争相关。在之前所举的所有实例中，文明衰落之前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并且难以进行公债融资。回想一下16世纪的西班牙：1543年，西班牙2/3的经常性收入被用于支付公债的利息，该公债即为哈布斯堡王朝为自身融资的借款。及至1559年，公债利息支出已经超出西班牙的经常性收入。1584年情况稍有好转，利息支出占经常性收入的84%。但到1598年，该比例又回升至100%。或者回想一下18世纪的法国：从1751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8年，法国还本付息的开支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从25%攀升到62%。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亦是如此：其本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868年的17%，升至1871年的32%，并在1877年攀至50%。在拖欠巨额债务两年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也随即解体。最后来回顾一下20世纪的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的债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总开支的44%，并一直高于国防开支，直至1937年重整军备终于紧迫起来，才被国防开支反超。但注意英国真正的问题出现在1945年之后，当时英国巨额债务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持有：战后英国210亿英镑的债务中，外债高达34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
自2001年起，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短短10年间翻了一番，从32%攀升至2011年的66%。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2010年的预测（使用的是“另一财政预设情景”，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这种预设情景相比“基准线扩展情景”，其政治可能性更大），美国联邦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在2021年达到90%以上，到2031年该比率将攀至150%，并在2047年达到300%。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尚不包括高达100万亿美元并且未备基金的医疗和社保系统的负债，这些数字也不包括各州政府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而公务人员退休金计划中日益扩大的负债也未考虑在内。由此可见，美国的财政处境相比希腊更为艰难。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达312%的希腊已是举步维艰，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计算，美国的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已高达358%。
虽然这些数字已令严峻的形势表露无遗，但人的主观感受却是影响财政稳定更重要的因素。目前世界各国仍期待美国能够挣脱泥沼，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相信美国会做正确的事——在它尝尽其他一切可能之后。20世纪80年代拉响的赤字警报实为虚惊一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出现预算盈余。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种悠然的心态竟延续了很久，在各种统计数据指标闪起红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未引起警觉。但是有一天出现了一条看似偶然的坏消息，可能是某家评级机构给出的负面报道，原本祥和的新闻环境骤然掀起轩然大波。突然之间，不再是少数专家在担心美国财政能否支撑下去，而是人们的普遍恐慌，外国投资者更是惴惴难安。当一个可自我调节的复合体中，个体广泛对它能否维持失去信心时，它就到了倾覆的边缘。自2007年夏，全球经济这一复合体倏忽间由荣转败，就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偿还能力的预期突然发生改变，致使高杠杆化的金融行业瞬时崩盘。如果这些投资者开始对美国政府的信用度重新评估的话，可能会引发下一阶段的危机。无论美国采取的是零利息率还是财政刺激措施，一旦美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将导致通货膨胀或债务违约的话，美国经济就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复苏。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在20多年前所指出的，这种预期是自我实现的，因为决定通货膨胀的不是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而是它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是预期的函数。同样，决定政府偿债能力的不是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利率。如果投资者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期和对货币稳定性的预期发生改变，那么债券利率便会扶摇直上，而新债利息的提高将促使已然严峻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信心丧失的结果便是利率和赤字相互抬升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2010年发生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身上的事。
的确，日本能够将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抬至更高而不触发信任危机。但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债务都在日本投资者和机构手中，而美国联邦公债的一半为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中1/5握在中国货币当局手中。唯有依靠印制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这一“过度特权”，才能为美国争取到片刻喘息的时间。但此举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0年10月表示：“由于美国发行货币失控，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这让中国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冲击。”中国银行的经济顾问夏斌认为，美国在“失控地”、“不负责任地”印制货币，他表示：“如果不控制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另一场危机就将无法避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苏景祥指责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购买政府债券）实质上一种“金融保护主义”。2010年11月，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
中国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自经济滑至谷底以来，除少数商品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持续上涨[4]。中国官方所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在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期间缩水了10%。即使黄金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价，中国仍在2010年将其购入作为抵御通货膨胀的保值手段。然而美国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美国物价目前的增长速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消费者物价指数诞生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美联储作出了多种努力，但广义货币仍在收缩，信贷也迟迟不见增长。即便10年期债券的名义利率处于低位，长期实际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呈现上行，这意味着居民、银行以及政府所承受的沉重债务难以通过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以通货膨胀来抵消负债是许多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采用过的成功手法。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会继续实行赤字预算——即便是小额赤字，也仍会增加利息支出。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另一财政预设情景，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占联邦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从9%升至2020年的20%，2030年将达到36%，2040年将达到58%。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预见许多事情，其中一件便是美国将迅速削减海外军事投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就美国海外驻军若能在2013年前裁军3万人所省下的经费进行了预测。当利息支出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军事开支时，裁军也为意料中的结果，并且它也会在不久后实现。
世界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是否意味着未来将发生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一篇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中预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20世纪的标志，西方文明会与中华文明、大中东的伊斯兰文明，或许还有前苏联的东正教文明形成对垒。他写道：“国际间的政治冲突将主要在异质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展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这个观点一经出版即引来颇多争议。然而亨廷顿就世界在“冷战”后的发展所作的一番预测，相比他所摒弃的竞争理论，似乎更为可信：它或者成为一个在美国统领下的后历史世界（或新保守主义的世界）；或者成为200多个国家各自为政的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彻底沦为“无极世界”，或称混乱世界。
然而亨氏模型存在一处硬伤：作为预言，它没有应验，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此。亨廷顿称：“较之同一文明内的冲突，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更频繁，更持久，也更猛烈。”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增加，所持续的时间也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冲突更久。过去20年间发生的战争大多为内战，只有少数冲突与亨廷顿模型相符。在无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内的种族冲突更为常见。进一步说：无论是仍在酣战还是近期在2005年停火的30起重大武装冲突中（2005年距亨廷顿最初那篇文章发表也有12年了），只有9起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文明的冲突；而19起基本为种族冲突，其中的大中东地区主要为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残杀，继大中东地区之后最为严重的冲突是仍在滋扰着非洲中部地区的种族仇杀。此外，其中带有宗教因素的冲突大多也是种族间的对抗，而宗教间的摩擦也通常在区域内新近发展起来的教派之间产生，而不是由来已久的基督文明或伊斯兰文明之间。因此从走势看，未来发生多处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较大，大多为非洲、南亚及中东地区的种族冲突，而各大文明之间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大。事实上，这种文明内部分裂的趋势恰恰有可能导致亨廷顿所指的文明面临崩解。简而言之，“文明的冲突”不如称为“文明的崩解”。
在一款由席德梅尔于1991年发明、现推出第五版的相当成功的电脑游戏《文明》中，共有16种对立的文明供玩家选择，其范围可从美国到祖鲁。游戏任务是“建立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帝国”，并与其他2~6个对手展开竞争。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赢得游戏的胜利：以最高分抵达现代时代的终点，抵达阿尔法半人马座星系赢得太空竞赛，或者摧毁其他文明。但这是否就是真实的历史进程的写照呢？正如我们所见，西方文明，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西欧国家，的确在1500年之后摧毁或征服了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文明。但是如果与西方列强之间相互交战的数量和规模相比，西方在征服其他地区时并未诉诸过多的武力。旧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国土日削，这并非鸦片战争所致，其源头还在于远东地区执著于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并囿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内部的僵化已是迁延日久。而奥斯曼帝国从欧洲大陆撤退，从鼎盛一时到恹恹不振，从表面看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但军事失败却是由于帝国长久来未能成功地推行科学革命。南北美洲之间也未爆发过大规模的冲突，北美仅凭着体制上的优越，便很快轻易地插足于南美洲的各项事务。同样，欧洲在征服非洲时也仅动用了零星火力，如果和它们在欧洲本土打的仗相比的话。若说非洲是屈服于马克沁机枪，也可以说是教会学校、电报局和实验室征服了非洲。工业革命和消费社会无须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稍有见地，就会主动效仿，比如日本。至于工作伦理，它的传播也并非依靠武力，而是凭借交流，凭借20世纪中叶之后公共卫生和教育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对于中国的崛起，我们也应该通过这个角度去理解。虽然中国习惯用“韬光养晦”这一提法，但有些评论家却已察觉到亨氏文明冲突的一丝迹象。2010年末，美联储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似乎点燃了中美货币之战。奥巴马总统于当年9月在纽约发表讲话，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停止对其货币的操纵行为，“我们将采取其他手段保护美国利益”。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此迅速出回应：“不要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然而这种交锋并不是亨氏预言的印证，同样，中美之间偶尔的海事摩擦，以及就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外交口水战，也并非为亨氏理论平反。这些事件不过是皮影戏，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幕布上的投影。真正的货币之战将在中美共生体（中美联合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展开。如果美国印制钞票，而人民币仍能有效地钉住美元，则中美两国皆能获益。而印尼、巴西等国家则沦为受害者，由于采用贸易加权汇率，印尼和巴西的汇率在2008年1月~2010年11月分别上升了18%和17%。
中美共生体无疑已经渡过了它的黄金时期，这场挥霍者和节俭者的经济联姻，已经显露出濒于破裂的种种迹象。中国2010年中期的产值比危机前高出20%，而美国则低了2%，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共生体更利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美国政策制定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他们。”或者搬出劳伦斯·萨默斯的名言：“经济上的同归于尽。”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计划终止中美共生体，并减少对美元储备积累和补贴出口的依赖。这种策略并不是要按西方帝国主义模式来统领世界，也不是要将中国重建为“天朝上国”——亚太地区各国来朝的宗主国。如果要对中国新的宏伟战略加以总结，可以以中国方式把它归结为4个“更多”：
1.更多消费
2.更多进口
3.更多向海外投资
4.更多创新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经济战略的变革，都将带来可观的地缘政治红利。
通过更多的消费，中国可以缩小它的贸易顺差，同时会受到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欢迎。中国最近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每年1 400万辆的销售，相较于美国的1 100万辆），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将增长10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到全球的1/5，比2008年的消耗量增长75%。世界煤炭研究所预计，中国2009年煤炭的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6%，而铝、铜、镍、锌的消耗量也接近这一水准。这些数据为上述商品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商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2%。中国购买了巴西12%和南非10%的出口商品，同时也是日本和德国高端成品的大买家。中国曾经主要是低价制品的出口国，如今它足足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成为了别国产品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这也为中国赢得了朋友。
但是，中国有理由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商品价格感到紧张。在经历了2004~2010年价格的剧烈波动之后，他们又怎能不紧张呢？所以，从安哥拉的油田到赞比亚的铜矿，中国开始着力进行海外投资、收购商品生产资产。仅仅在一个月内（2010年1月），中国就向世界上75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家海外企业进行了价值2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投资最多的领域是矿产、交通运输和石油化工。如今，中国的运营模式在整个非洲都很好地建立了起来。典型的交易是用对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换取对矿藏和农业用地的长期租赁，而绝少过问人权问题和政治腐败。2008年7月，中国特使刘贵今重申了对非洲的援助政策：“我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我们认识到（非洲的）政治经济环境并不理想。但我们不必等到一切都令人满意了、人权状况尽善尽美的时候再开始。”
不断增加对海外自然资源的投资，不仅是减少中国受美元贬值影响的多样化战略，而且还可以加强中国的金融实力，特别是通过其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它拥有的资产约高达2 000亿美元。另外，它还使中国宏大的海军扩张计划变得理所当然。用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少将张华臣的话说：“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不断延伸，海军希望更好地保护运输线路和我们主要海上航线的安全。”中国已将南海列为其“核心国家利益”，并且在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修建深水港，其中巴基斯坦的深水港即位于前阿曼飞地瓜达尔。
最后，与认为中国只配当“加州设计”产品装配线的观点相反，中国正锐意创新，致力成为诸如风力涡轮机和光电板等产品制造的领军人。2007年，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超过了德国。在专利授权数量方面，中国也分别在2004年超过英国、2005年超过俄罗斯、2006年超过法国。自1995年以来，中国创新者获得的专利权数量增长了29倍，这是东方崛起大趋势的一个部分。在过去10年中，中国在研究开发上投入的经费增长了6倍，科研人员的人数翻了一倍有余，目前它每年的科研论文数量以及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仅次于美国。虽然中国的研究在对国际文献的参考上仍有不足，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点将来会得到改善。体现东西方换位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许在于教育领域。2005年，在对25~34岁人群接受教育程度的调查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现排名靠前的国家——韩国和日本，与排名落后的国家——英国和意大利，差距悬殊。同样的差距也体现在对14岁学生数学天分的标准测试上，新加坡学生的成绩远优于苏格兰学生，前者高出国际平均分19%，而后者则比平均分低了3%。
大中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50~2009年
八年级（14岁）学生数学平均分，2007年（国际平均分为500）
中国龙在腾飞的过程中又会碰到哪些问题呢？一些对中国前景不甚乐观的专家提出了至少四种假说。第一种假说，和今天的中国类似，日本当年的崛起同样势不可当，它也曾被认为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故而有观点认为中国有一天也会遭受日本1989年后的命运。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缺乏真正的竞争力，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一旦破灭，必将导致银行瘫痪、经济增长停滞以及通货紧缩，由此拖垮整个国家，日本在过去的20年间就因此深受其害。但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日本这个地处欧亚大陆东岸的岛国没有可能超越诸如美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如果在一个世纪前预言日本将超越同为岛国的英国的话，尚且可信，事实上它也的确做到了，但说要超越美国却绝无可能。此外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意味着它在经济起飞时期仍要依靠美国来保障它的安全，它的汇率也会因此或多或少受到钳制而被迫升值，例如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
第二种假说认为中国可能发生社会动荡，就像它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毕竟中国仍是一个贫困国家，它的人均收入位于世界第68位，约1.5亿人（即1/10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超过1.5美元。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已近似于美国（虽然没有像巴西那么严重）。据估算，中国0.4%的人口掌握着70%的财富。除贫富分化问题之外，空气、水、土壤的污染问题也是中国的痼疾。因此中国边远贫困地区发生抗议活动并不令人惊讶，但仅凭这些薄弱力量要掀起动乱洪涛却也不太可能。中国的经济发展多少拉开了贫富差距，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却被人民广为认同，事实上有民意调查显示，如今中国人对自由市场的认可度比美国人更高。真正对中国稳定构成威胁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由于1979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3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远高于另一大国——其邻国印度，其时中国65岁以上的人数将达到总人口的16%，1980年该比例仅为5%。而安徽、河南、广东和陕西等省份的性别失衡也远远偏离了现代社会的惯常范围，这些地区男性人口竟高出女性人口30%~38%。如果中国再次爆发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将由不满的单身汉挑起。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青年的单身男性除了可能发动运动外，也可能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
第三种假说可能的情况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要求更多的政治话语权，这种情况也常见于西方历史。中国曾是一个农村社会，1990年，3/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今天45%的人口为城镇居民，而且该比例到2030年可达70%。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在城镇得到迅速发展，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普及更让他们首次自发地组织起横向关系网络。
第四种假说，也是中国发展中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它可能激怒周边国家，促使它们倒向现在更注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与美结成盟友，以求制衡。中国现今一些举动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不满。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关系有所恶化，日本扣押了迷航的中国渔民作为报复。但是这些摩擦还不足以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虽然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底对印度和印尼的访问耐人寻味，但是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外交大门后，要摒弃这一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对现任的这位44届总统来说似乎还很遥远。
“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令人痛苦的。为了抵制德国的崛起，英国付出的代价的确太过惨重；而当它默默地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时，情况就要容易得多。美国对中国是该遏制还是该容忍呢？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普通民众和总统一样不知该如何抉择。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超级大国”，但46%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许多西方评论员都认为，苏联解体之后，适应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已是非常困难。“冷战”持续了40多年，苏联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尾声。这一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不再是学徒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实现似乎还很遥远，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在过去500年中总是青睐于西方的运势即将发生转变。当一个文明开始衰退，另一个文明就会兴起。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两种文明是否会发生冲突，而在于当一方文明衰退时，它是否会就此彻底沦亡。
从兴都库什山脉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撤军预示着苏联的衰败和瓦解。苏联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和1991年的解体是历史的重要一页。当时的这些事件，和5世纪那些远古往事一样，再次提醒我们文明并不遵循从出现、兴起、全盛再到衰败和消亡这种循环的、可预测的生命周期规律。历史学家们习惯对覆亡的过程进行慢动作回放，并究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事实上，文明的运转就像任何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复合体，它可以在一段未知的时期内保持平稳，但随后非常突然地崩塌了。再来套用组画《帝国的兴衰》的作者托马斯·科尔的名词，从全盛时期经毁灭时期直至衰亡时期的变迁历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非常突然的。对这种复合体的崩塌，一个比较贴切的视觉阐释是一张旧海报，这张海报曾在大学宿舍中风靡一时，海报上是一列破墙冲出维多利亚火车站的火车，头朝下翻倒在街道上。一个刹车故障或一个打瞌睡的司机就会带来毁灭。
有什么可以让西方文明免于这种灾难？我们不必太过宿命论。诚然，那些曾让西方称雄的撒手锏已经不再为我们所独有。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伊朗有了科学，俄罗斯有了民主，非洲（慢慢）掌握了科学，土耳其有了消费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凋敝，相反，这标志着它的四面开花，只有在少数地方西方文明仍受到抵制，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人在睡觉、沐浴、着装、工作、娱乐、饮食以及旅游等生活习惯上、也在向西方人靠拢。此外我们也看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单一片面的，它囊括了方方面面。它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政治多元化（多个国家和多个权威机构）；它既包括科学方法，也包括思想自由；它既包括民主，也包括法治和财产权。
西欧、美国、中国及印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份额，选定年份，1500~2008年
当然西方文明远非完美，它也曾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从帝国主义的暴行到消费社会的陈腐。其强烈的实利主义遗留下各种利弊参半的后果，特别是弗洛伊德鼓励我们要沉溺于其中的不满情绪。它还失去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尤为推崇的节俭和节制。
然而，西方文明在解决21世纪将要面临的问题上，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在过去500年间，在发现和培育埋藏在分布曲线右尾尾梢上的人才方面，没有哪种文明做得像西方文明一样出色。关键是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到这一文明的先进性。一种文明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最根本的意义不是其中心的宏伟大厦，也不是他们建立起来的运作流畅的体制。究其核心，文明就是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它为学生所吸收，并在身处困境时能再次被想起。中国的文明曾建立在儒学文化的传承上，伊斯兰文明则有《古兰经》作为基础。而西方文明又是基于怎样的文本，来坚定我们对自由人类无穷力量的信心呢[5]？鉴于我们的教育理论家对正规知识及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多有诟病，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更好的教育呢？或许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们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明丧失了信念。
我们的文明不只是（伍德豪斯玩笑中的）业余演出的对立面。丘吉尔在阐述“（西方）文明的中心原则”时抓住了它的要义，即统治阶级要服从人民的习俗，要服从体现在宪法上的人民意愿：
（丘吉尔问道）为什么各国不能在一个更大的体系内联合起来，建立法治，让全体人民一同受益呢？这当然是个崇高理想，我们也应为之鼓舞……
但是空喊一些堂皇的口号毫无意义，除非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美德和气概，是科学和力量，最后，是对权力和正义的维护。
文明将不再延续，自由将难以图存，和平将难以为继，人民唯有广泛联合起来捍卫家园，拿出保家卫国的气概，让那些野蛮落后的势力在我们面前战栗，舍此别无他法。
在1938年，这些野蛮落后的势力来自国外，其中又以德国为首。然而诚如我们所见，它们同样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同样也是丘吉尔所珍视的自由和法治的价值体现。因此今天威胁西方文明的不是其他文明，而是我们自身的怯懦，是滋生着这种怯懦的对历史的无知。
[1] 在1966年出版的《悲剧与希望》一书中，奎格利将某个神秘的英美“秘密社团”描绘成一个掌握着巨大权力的集团，据称这个社团由塞西尔·罗德斯、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和记者威廉·斯特德建立，它致力于“大英帝国的扩张”，并力图将它演变为联邦制。奎格利称，这个“罗德斯–米尔纳集团”及其圆桌联盟，是挑起布尔战争的幕后黑手，它动摇了《凡尔赛和约》，主张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1925年米尔纳去世后，该集团仍通过罗德斯信托基金、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大厦）和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继续施展它的邪恶影响力。奎格利对于米尔纳活动的隐秘性和阴谋的得逞都有所夸大。
[2] 理查森于1881年出生在约克郡，是一名贵格会信徒，他在“一战”期间出于道义拒绝服兵役（虽然他在西线也曾开过救护车），他还是世界语的提倡者。让他感到沮丧的是战争的发生毫无减少的趋势，并且对于战争会在何时何地爆发，统计学上也难以作出有力的预测，除了得出两个较为松散的关系：战争较常见于邻国之间，以及比较容易发生在不同信仰的国家之间。
[3] 事实上，亨廷顿所定义的所有西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以当前美元汇率计）所占全球份额，自196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61%~69%。
[4]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综合数据库，自2009年2月以来，价格没有上涨的商品仅为：天然气、木材、橄榄油、虾和鸡肉。这对打算去冲浪或在草坪上烧烤的人来说倒是个好消息。
[5] 我会列举国王詹姆斯版的《圣经》，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埃德蒙·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以及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此外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某些讲话。如果一定要选择一部作为我的“圣经”的话，那将会是莎士比亚的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