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变为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两个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能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的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
亚当·斯密
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冯桂芬
两条河
紫禁城建造于北京中心，动用了100多万民工，建材来自中国各地。接近1 000栋悉心布置、建造及装潢的建筑物，彰显着明朝的强大国力。紫禁城不仅是世界上曾经最伟大文明的历史遗迹，而且还告诉世人，没有任何文明能永远持续。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仍然将中国称为“全球最富裕、最有文化、最勤劳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多了”。然而，斯密也认为中国“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或者说“停滞不前”。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紫禁城的建造从1406年持续到1420年，在这不到一个世纪的建造期间内，东方（相对西方）的衰败可以说已经开始了。战火不断、实力衰竭的西欧小公国，自此踏上了长达500年左右的、几乎无可阻挡的扩张之路。与此同时，东方的那些强大帝国却止步不前，后来便屈居于欧洲主导地位之下了。
为什么中国那时磕磕绊绊、徘徊不前，而欧洲却稳步前进呢？斯密给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鼓励对外商业活动，因此失去了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优势。但是，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孟德斯鸠男爵在18世纪40年代写作的著作中，曾将之归咎为“既定的专制模式”，并将其根源归结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这又是东亚的气候所造就的：
我是这么推断的：亚洲缺少温带气候，一个极冷的地方往往与一个极热的地方毗邻，比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在欧洲，情形截然相反，温带气候覆盖面很广……所以，一个国家与其邻国的气候相似，这些国家之间因而也不存在重大差异……结果呢，在亚洲，强国与弱国并存；尚武、英勇而勤劳上进的民族与那些懒惰、柔弱、怯懦的民族紧紧毗邻；所以，必定有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也必然被征服。欧洲的情形恰好相反，强国与强国并存，彼此相邻的民族具有同样的勇气。这是亚洲实力弱、欧洲强大的最大原因，是欧洲诞生民主、亚洲产生奴隶制的最大原因，这是一个我记得此前我从未听闻的原因。
后来，欧洲历史编修者认为，是西方科技使西方战胜了东方，尤其是持续推动工业革命的科技。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他显然对这次清帝国宫廷之行相当失望，毫无疑问，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在20世纪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哲学妨碍了创新。然而，对东方成就不足的这些当代解释都是错误的。前述6种西方具备而东方缺乏的显著的杀手级应用程序中，第一个与商业无关，也不是气候、技术和哲学方面的原因。如斯密所洞悉的，最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如果你在1420年沿着两条河（泰晤士河和长江）分别进行一次旅行，沿途所见的反差之大，会令人格外震惊。
长江是一个宏大的水路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该系统从南京与北方800多公里外的北京贯通，又与南边的杭州相连。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京杭大运河，在鼎盛时期超过1 600公里。大运河的建设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早在公元10世纪时便已应用船闸系统及诸如多拱宝带桥这样匠心独运的桥梁，在明朝永乐（1402~1424）年间，大运河重建、大修，得到进一步改善。当其水利专家白英完成筑坝和黄河引水工程时，接近12 000艘运粮驳船沿运河南北航行已经成为可能。雇来维护该运河的人力接近50 000人。毫无疑问，西方最宏大的运河系统非威尼斯的水运系统莫属。当坚忍不拔的威尼斯旅行者马可·波罗于13世纪70年代到达中国后，连他也为长江上的交通运输量所叹服：
覆盖这条伟大河流的船只如此之多，对于读到或听闻这种描述的任何人来说都不会相信。经由此河南北运送的货物如此之多，这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事实上，其交通之繁荣，以至于看来这根本就不像河，而是大海。
中国的大运河不仅发挥着国内贸易大动脉的作用。它还使帝国政府通过五大粮仓，以丰收后购进粮食、物价过高时售出粮食为手段，起到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
1420年，南京十之八九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数世纪来，南京一直是繁荣的丝绸和棉纺业中心。在永乐皇帝治下，南京还成了学识中心。“永乐”的意思是“永远快乐”；或许，“永远的运动”本可能是更佳的解释。这位最伟大的明朝皇帝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他启动的中国学问编修工程集合了2 000多位学者之力，编纂完成了11 000多册[1]。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百科全书，此后几乎整整600年后，才于2007年被维基百科所超越。
但永乐皇帝对南京不满意。在他登基不久后，他决意要在北边建造更加壮观的新首都：北京。1420年紫禁城完工时，明朝便无可争议地宣称是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之地。
与长江相比，15世纪早期的泰晤士河所经之处，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不错，伦敦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展开贸易的重要中心，港口业务繁忙。伦敦最知名的市长理查德·惠廷顿是一位重要的布匹商人，他是靠英国不断增加的羊毛出口业务而发家致富的。英国首都的造船工业因为英国与法国不断爆发的战争带动了运输人力和物资的需要而得到推动。在沙德维尔和拉特克利夫，船只可以被拖上软泥泊位进行装配。此外可以肯定的是，伦敦塔比（禁止入内的）紫禁城更可怕。
但是，若有中国旅行者来此，所有这一切几乎都不会让他叹服。与紫禁城的层层厅堂相比，伦敦塔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糙的建筑工程。与中国的玉带桥相比，伦敦大桥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而且，原始的航行技术将英国水手限制在狭窄的小水域中，即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熟悉的河岸和海岸线举目可见。而想从伦敦驶抵长江，不论对于英国人还是中国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与南京相比，那时的伦敦几乎还不能叫做一个城镇。当时，亨利八世对法战争取得胜利（在阿金库特进行的最知名战役）后于1421年返回伦敦。伦敦补补修修的老城墙，长约3英里，而这和南京城墙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开国皇帝花了20多年时间，围绕其首都建造了城墙，延绵数英里，城门异常雄伟，每个藏兵洞都能驻3 000士兵。而且，城墙是基于长期使用而建造的。所以，城墙主体至今犹存，而伦敦中世纪的城墙几乎没有一处留存至今。
以15世纪的标准看，在中国明朝生活相对比较惬意。明朝之初，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因为国内贸易的萌发而开始松动。今天去苏州游玩的人，仍然可以从荫凉的运河，从古城雅致的步行街中，见证那时繁荣的建筑成果。而英国的城市生活却截然不同。虱子传播的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即黑死病，于1349年传播至英国，致使英国人口的数量减少到约40 000人，不到当时南京人口的1/10。除了黑死病瘟疫外，斑疹伤寒、痢疾和天花也肆虐流行。而且，即使没有了流行病，恶劣的卫生条件也使英国沦为死亡陷阱。没有任何形式的排水系统，伦敦各街道散发着无可忍受的恶臭，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人类排泄物都会被有计划地收集，作为肥料铺撒在稻田上。在迪克·惠廷顿担任市长大人的时期（从1397年到他1426年离世4次担任市长），铺满伦敦街道的，全然不是什么黄金。
中小学过去常给学生教的是，与昏庸之君理查二世相反，亨利八世被视为英雄人物。说来悲哀的是，他们的王国远非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的“君权之岛”，而更像是化粪池岛。这部喜剧亲昵地称之为“另外一个伊甸园，半个天堂，这个大自然本身所建造的堡垒，抵御一切污染”。但1540~1800年，英国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仅37岁，寿命低得可怜；伦敦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二十几岁。大约有20%的英国孩子在出生后的头一年便夭折了；在伦敦，每三个孩子中几乎就有一个夭折。亨利八世自己在26岁成为国王，在35岁时死于痢疾——这也提醒我们，直到相对最近的时期，大多数历史都是非常年轻而又短寿的人所谱写的。
暴力在这个地区泛滥。英国与法国几乎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与法国作战时，英国人又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打仗。没有与凯尔特人打仗时，他们彼此又因为觊觎、争夺王位控制权，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内战。亨利八世之父是通过暴力手段登上王位的，而亨利八世又因为玫瑰战争的爆发，以类似的方式失去了王位。玫瑰战争期间，先后有4位国王失去了王位，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断头台的成年贵族多达40人。1330~1479年，英国贵族3/4的死亡都是暴力致死。而且，普通杀人致死更是司空见惯。14世纪的相关数据显示，牛津居民所面临的年杀人致死率高于0.1%。伦敦稍微安全点，其杀人致死率大约为0.05%。当今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在南非（0.069%）、哥伦比亚（0.053%）、牙买加（0.034%）。在底特律情形最糟糕的20世纪80年代，其谋杀率也只有0.045%。
那个时期英国人的生活，正如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在论及的（他所言称的“自然状态”，确实是“孤立的、贫穷的、残暴的、短寿的”）。即便对于诸如帕斯顿这样富裕的诺福克家族，也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约翰·帕斯顿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设法捍卫其合法继承的格雷沙姆庄园的产权时，被驱逐出庄园。凯斯特城堡此前是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遗留给帕斯顿家族的，但在约翰·帕斯顿死后不久便遭到诺福克公爵的围攻，并占据长达17年之久。要提及的是，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更为富裕、暴力更少的国家。法国人的生活甚至更为险恶、更残暴，寿命也更短——越是向欧洲东方行进，其情形也就更为恶劣。即使是在18世纪早期，普通法国人的平均日热量摄入也仅为1 660卡，这只是勉强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标准，大约只有当今西方国家平均标准的一半。革命前法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此外，在中世纪有数据可查询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中，其杀人致死率都比英国高，而以艺术家和刺客闻名的意大利，情形一直最为糟糕。
有人认为，正是西欧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备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优势。因为高死亡率在穷人群体尤为常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死去的人帮助富人更富了。可以肯定的是，黑死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提高了欧洲人的人均收入；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可能会挣更高的工资，因为劳工是如此稀缺。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英格兰富人的孩子比穷人孩子长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然而，以欧洲人口规模遭遇的突发状况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谱的。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几乎同中世纪的英国一样悲惨：瘟疫、饥饿、战争和谋杀导致其人均预期寿命低得令人扼腕，只有富人能够活得长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亚的情形表明，它们没有因为这些非常状况而获益。我们即将看到，尽管欧洲在人口锐减之后疾速前进，走向繁荣，积聚了雄厚实力，但其原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减少。
需要提请现代学者和读者注意的是，死亡在过去是什么情形。佛兰德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死亡的胜利》虽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勃鲁盖尔也不必全靠想象，来为我们刻画一个胃绞痛般痛苦的死亡和毁灭场面。在一片由大批骷髅统治的土地上，一个国王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他的财宝帮不上一点忙，同时，一只狗在不断撕咬着旁边的尸体。在远方，我们看见绞刑架上有两个被绞死的人，车轮上有四个身形扭曲的人，另一个人即将被砍头。军队正战斗，房屋被烧，战舰沉海。在前景中，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军队和平民，都被混乱地驱赶进一条狭小的长方形坑道中，无一幸免。即使是那个给他的情妇唱情歌的抒情诗人，无疑也将难逃此劫。这位艺术家在其40岁之初便离开人世，比本书作者年轻。
一个世纪后，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多·罗萨的一幅名为“人之脆弱”的画，或许是表现死亡的最感人的作品。这幅画是在1655年那场瘟疫肆虐其在那不勒斯的故乡，夺走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罗萨瓦，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姐夫及他们的5个孩子后，受到启发所创作的。死亡天使丑陋地咧着嘴，还在罗萨开始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从他妻子背后的暗处逼近，来取他们儿子的性命。这位心碎的艺术家的痛苦，仅从这幅画布上所写下的字便完全概括，令世人过目难忘。
“结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归宿。”在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能想出什么更为简洁的描述来反映其时的状况呢？
[1] 即《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 877卷，装成11 095册，约3.7亿字。——译者注
太监和“麒麟”
我们怎样理解东方的卓越成就呢？首先，亚洲农业比欧洲农业的生产力高很多。在东亚，一英亩土地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便是水稻栽种的生产效率；而在英国，每家所需的土地平均接近20英亩。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东亚的人口为什么多于西欧人口。东方水稻栽培体系更为发达，因而也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确实，明朝诗人周是修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乡村，他描绘的是农村居民自得其乐的情形：
衡门逼幽蹊，曲巷通极浦。十家两三姓，世世相托处。举目皆累姻，出入无龃龉。男为东舍郎，女作西邻妇。寒风及秋社，豚酒酬田祖。老巫烧纸钱，子喧铜鼓。漠漠柘园烟，纷纷芋田雨。归来肆筵席，半醉相尔汝……
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情景只反映了部分现实。后来几代的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中华帝国是缺乏变化、害怕变革的社会。在《儒教和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1915年）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儒教理性主义定义为“理性地适应世界”。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年）中得到了印证，同样也得到剑桥学者李约瑟在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的观点的佐证。但此类文化方面的解释，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因为在明朝很久以前，中华文明一直不曾放弃过利用技术创新来领先世界的事业。
我们无从确切地弄清是谁发明了第一个滴水计时工具（水钟）。可能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或中国人。但在1086年，苏颂装入擒纵齿轮装置，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时钟。这是一个高达40英尺的精密仪器，不仅有计时功能，还能据此记录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1272年，一个钟塔建造完工，此后不久，马可·波罗便到访中国北方的大都，见证了这种机械运行的钟塔。直到一个世纪后，诺维奇、圣奥尔本斯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首批天文时钟被建好使用之前，英国根本就不具备准确率哪怕稍微接近的钟表技术。
长期以来，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都被视为是15世纪德国人的贡献。事实上，这种技术发明于11世纪的中国。纸张也是在传入西方很早以前就在中国使用了。纸币、墙纸和卫生纸也是如此。
常常有人宣称，是英国的农业开创者杰恩罗·塔尔于1701年发明了谷物条播机。事实上，早在他生活时代的2 000年前，中国就发明了谷物条播机。那种带拱形铁模板的罗瑟拉姆犁（Rotherham plough），也就是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关键工具，是先由中国人发明的另一种创新工具。王祯在1313年写成的《农书》介绍的工具都是西方所未闻的。工业化革命也是更早地在中国出现萌芽。融化铁矿的第一架鼓风炉也不是于1709年在科尔布鲁戴尔建成，而是在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全球最古老的铁链吊桥不在英国，而在中国，其建造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65年，其遗迹在云南省仍然可见。即使到了1788年，英国的炼铁水平仍然低于中国1078年的水平。利用创新的并于13世纪出口至意大利的手纺车和摇纱机，中国人首次使纺织生产有了革命性进步。而中国人将他们最为著名的发明火药仅用于鞭炮的说法，绝对是失实的。由焦玉、刘基于14世纪晚期出版的《火龙经》，描述了地雷和水雷、火箭和可装填炸药的空心大炮炮弹。
中国的其他创新包括化学杀虫剂、钓鱼竿、火柴、罗盘、扑克、牙刷和手推车。大家都知道高尔夫球是在苏格兰发明的。然而，宋朝（960~1279年）流传下来的《东轩录》描述了一种被称为“捶丸”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用10根球杆来玩的，包括撺棒、朴棒和杓棒，大致与我们如今的一号木、二号木和三号木杆相同。球杆中镶入玉和金，这表明，高尔夫球过去和现在一样，都是有闲阶层玩的一种运动。
发明创造到此还未结束。1400年迎来了新的世纪，中国作好了准备，将取得又一轮的技术突破，这轮技术创新不仅使永乐皇帝成为中国之主，还有可能使之成为全球的主人——从字面上说，便是“普天之下”一切的主人。
今天，你可以在南京见到与郑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家——驾驶的同样大小的宝船仿作。这艘船长120多米，几乎是哥伦布于1492年穿越大西洋所乘的圣玛利亚号大小的5倍。而这仅为当时300多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舰队的一艘。这些船装备了多个桅杆和各自隔开的浮力舱，万一在吃水线下有进水裂缝时可以防止船只下沉，这些船只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5世纪欧洲正在建造的任何东西。郑和舰队额定总船员为28 000人，其规模之大，是“一战”爆发前欧洲的任何舰队所不及的。
这只舰队的指挥官是一个非凡的人。11岁时，他在战场上被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所俘虏。按照惯例，俘虏是要被阉割的。随后，他被派去侍奉明朝创建者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也就是那个后来抓住机会登基的永乐皇帝。因为郑和对其忠心耿耿，永乐皇帝委任他执行一项探索世界大洋的艰巨任务。
在1405年至1424年连续进行的6次伟大航行中，郑和舰队的行程之远、之广，令人惊叹。[1]郑和驶达暹罗、苏门答腊岛、爪哇及曾经的大港口卡利卡特（今天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抵达淡马锡（后来的新加坡）、马六甲和锡兰，到了奥里萨邦的克塔克，也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亚丁，又沿红海北上抵达吉达。据说，这些航行的目的是寻找神秘失踪的前皇帝，以及随其一块消失的传国玉玺。（永乐皇帝试图为篡位而赎罪，还是想掩盖他篡位的事实呢？）不过，去寻找失踪的皇帝并不是他的真实动机。
在最后一次远航之前，郑和受命“执行帝国使命，率领各类不同大小、总计61艘船只，前往霍尔木兹和其他国家……带去彩色的丝织品……并买回麻织品”。他的下属也被授意“购买瓷器、铁制大锅炉、礼物和军火、纸、油、石蜡等”。这似乎表明了一种理性的商业态度——可以肯定，中国的某些货物正是印度洋商人所艳羡的（瓷器、丝织品和麝香），而有些货物也正好是中国希望运回的（胡椒粉、珍珠、宝石、象牙，还有据说能入药的犀牛角）。然而，事实上，这个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亚当·斯密后来所理解的贸易。用当代语言来说，这只舰队是“要出使那些（野蛮人的）国家，给它们赠送礼物，通过展现我们的实力改造它们”。永乐皇帝送“礼”所希望获得的回报是，使那些外国统治者像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那样，向他朝贡，并因此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面对拥有如此强大舰队的皇帝，谁会拒绝叩头行礼呢？
郑和舰队的7次航行中，有3次抵达了非洲的东海岸。他们在那里没停留多久。有30多位非洲统治者的特使被邀请上船，承认明朝皇帝的世界统治地位。摩加迪沙（位于今日的肯尼亚）的苏丹，派出一个代表团，携带有异国风情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只长颈鹿，永乐皇帝亲自在南京宫城的大门口迎候这只动物。这只长颈鹿被盛赞为传说中的麒麟——是完美节操、完美政府及帝国和宇宙和谐的象征。
但在1424年，这种和谐被打破了。永乐皇帝驾崩，中国的海外野心也随之而去。郑和的航海事业被立即叫停，只在1432~1433年执行印度洋之行的任务时航海事业短暂复兴。海禁法令确定无疑地禁止远洋航行。从1500年起，在中国，不论何人，只要被发现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船只，就要被判处死刑，而在1551年，就连乘坐这种船只出海都是犯罪行为。郑和远航的记载全部被销毁。郑和也死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葬于大海。
在这个重大的决策背后有什么玄机呢？是因为赤字问题和帝国宫廷中的政治角力导致的吗？是因为在安南（今越南）打仗的成本之高，超出预期了吗？抑或纯粹是因为儒家学者对郑和带回来的“古怪东西”（尤其是长颈鹿）疑心重重呢？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晓。但是，中国由此固守国内的后果却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地展示了财富和高科技水准。在1416年将一个中国太监送到东非海岸，在很多方面堪比将美国宇航员于1969年送往月球的伟大壮举。但是，由于永乐皇帝的继承人突然取消了远洋探索事业，所以，伴随郑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来的经济益处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另一个来自欧洲极小王国的截然不同的航海家，他即将执行的远洋航行，却是另一番情形。
[1] 1430~1433年，郑和舰队进行了第七次航行。孟席斯一直宣称，中国的舰队绕过了好望角后，继续沿非洲西海岸向北航行，抵达佛得角群岛，后穿越大西洋，继续远航，达到火地岛和澳大利亚海岸；郑和所乘的那艘旗舰可能抵达了格陵兰岛，最后沿西伯利亚海岸，途经白令海峡返回中国。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乐观点说是推断性的，说得糟糕点便是不存在。
香料竞赛
在大风席卷的里斯本港口山巅上的卡斯特洛–圣乔治，新加冕的葡萄牙国王授权达伽马指挥4条船组成的船队，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所有4艘船或许都可以轻松地装入郑和宝船舱内。他们此行的总船员仅有170人。但是他们的使命，即“展开探索之旅并寻求香料”，却有可能使整个世界向西方倾斜。
他们所寻找的香料即桂皮、丁香、肉豆蔻衣和肉豆蔻种子，这些香料欧洲人没法自己栽种，但他们又想借此为其食物提味。数世纪来，香料之路都起源于印度洋，然后北上红海，或者走陆路经由阿拉伯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在15世纪中期，香料通往欧洲的有利可图的最后一段航路（陆路），牢牢地控制在土耳其和威尼斯人手中。葡萄牙人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发现另一条香料之路，即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那么这个贸易就属于他们了。另外一位葡萄牙人迪亚斯，已于1488年绕过好望角，但随后因为船员哗变，强迫他返回。9年后，轮到达伽马执行远航使命了。
有关西方文明向海外扩张的方式，曼努埃尔国王的命令给我们传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西方对东方的优势不止一个。但是，真正开始使西方超越东方的一个优势肯定是推动探索时代来临的激烈竞争。对于欧洲人而言，远航绕过非洲，并不是为了国内自大的统治者寻求象征性的贡品，而是为了超越其竞争对手——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领域。如果达伽马获得成功，那么里斯本就战胜了威尼斯。远洋探索，简而言之，就是15世纪版的“欧洲太空竞赛”。或者更确切地说，便是其香料竞赛。
1497年7月8日，达伽马扬帆出海了。4个月后，当他和他的葡萄牙水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时，他们并没有问自己，返回时应该为国王带回些什么异族动物。他们希望知道的是，他们是否终于在其他人失败的地方——找到新的香料之路——取得了成功。他们要的是商贸，而不是贡品。
1498年4月，在郑和登陆非洲摩加迪沙整整82年后，达伽马也到了那里。中国人在此几乎没留下任何足迹，瓷器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倒还有一些遗迹可循：据说有船在帕泰岛附近遭遇海难，20个中国水手侥幸游上岸，娶了非洲妻子，将中国风格的编篮和丝织品生产介绍给当地人，在当地住了下来。与此对照的是，葡萄牙人立即发现了摩加迪沙作为贸易前哨的潜力。达伽马因在那里碰到印度商人而显得格外激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其中之一提供了帮助，达伽马才能趁着季风向卡利卡特进发。
葡萄牙人对于商贸活动的渴望，绝非他们与中国人的唯一差别。来自里斯本的那些人都有些残忍，更确切地说，是彻底的野蛮，而这是郑和极少所展出来的。当卡利卡特国王对这些葡萄牙人从里斯本所带来的货物表示轻蔑时，达伽马便扣押了一个渔民作为人质。在第二次航行至印度时，他的旗舰一马当先，带领15艘舰船炮击卡利卡特，将所俘船只上的船员野蛮致残。还有一次，据说他将乘船前往麦加的旅客抓起来，然后点火烧死了他们。
葡萄牙之所以带头诉诸暴力，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绕过好望角开启新的香料之路时必将遭遇阻力。显然，他们相信先下手为强的哲学。葡属印度的第二任总督阿丰索·阿尔布克，曾在1513年骄傲地向他的王室主人如此汇报：“只要听说我们即将到来，（当地的）船只便都消失了，就连在附近水域点水的鸟类也不见了。”可以肯定，在与敌人作战时，大炮和短刀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达伽马首次远航出发的船员，有一半死在途中，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船长试图逆着季风返回非洲。最初出发的四艘船，只有两艘成功返回里斯本。1524年第一次远航印度时，达伽马自己也死于痢疾，他的遗体被运回欧洲，葬于里斯本哲洛尼莫斯修道院（现为圣玛丽亚–贝伦教堂）的精美坟墓中。但是，其他的葡萄牙人继续进行远航探索，经过印度，一路直达中国。曾经，中国实力雄厚，对来自遥远欧洲的蛮夷十分冷淡，说蔑视也不为过。但如今，香料竞赛把这些蛮夷带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我们不能忘记，虽然葡萄牙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希望得到的珍品货物，但他们带来了白银（而明朝政府正好需要大量的白银），作为金属货币取代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纸币和劳役。
1577年，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这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半岛。抵达之后，他们首先做的事情便是竖起了大门——关闸总站，上面写着：“畏惧我们的伟大，尊重我们的美德。”到1586年时，澳门已发展为极为重要的商贸前哨，因而被确认为一个城市，市名源自中国的妈祖。这是欧洲在华的众多通商领地中的第一个。反映葡萄牙海洋扩张的伟大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的作者卡蒙斯，因为暴力攻击被驱逐出里斯本后，曾一度在澳门生活。使他惊讶的是，规模如此小的葡萄牙王室，其人口不足中国的1%，怎么会企图统治亚洲人口规模庞大得多的诸多帝国的商贸活动呢？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国人还在继续远航探索，进而建立一张神奇的贸易前哨网，像一根围在全球脖子上的项链，从里斯本起始，经由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进抵香料群岛目的地，随后又继续前行，甚至还将澳门抛到了后面。“如果还有更多的世界有待发现，”卡蒙斯这样描述他的同胞，“他们也必将找到！”
葡萄牙的欧洲对手，也没有放弃从海外扩张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机会。除了葡萄牙外，西班牙首先发起海外扩张的攻势，在“新世界”中夺得了主动权，也在菲律宾建立了其亚洲前哨点，所以西班牙人可以从这里将巨量的墨西哥白银运往中国。数十年来，在《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世界分成两部分后，伊比利亚的这两大强国便可以异常自信地看待他们帝国所取得的成就了。之后，西班牙统治下的桀骜不驯、商业技能娴熟的荷兰人，也逐渐意识到了这条新香料之路的潜力所在，严格地说，到17世纪中期时，以绕过好望角的船只数量和吨位论，他们已超越了葡萄牙人。法国人也加入了这场争夺战。
那么英国人又如何呢？过去，他们的领土扩张野心从来与法国不相上下，他们在中世纪的新经济理念一直是向佛兰德人销售羊毛。不时有消息说，他们的最大敌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正在海外发大财，这时他们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什么也不干呢？确实如此，不久后，英国便加入这场商贸竞赛中来。1496年，约翰·卡博特首次尝试从布里斯托尔出发，穿越大西洋。1533年，休·威洛比和理查德·查斯勒从德特福德出发，设法寻求通往印度的“东北通路”。威洛比在这次探险中被冻死，但查斯勒竟然驶达了阿尔汉格尔，并在那里经由陆路到达莫斯科伊凡大帝的宫廷。一回到伦敦，查斯勒便立即着手设立英格兰王国莫斯科公司，开展与俄国的贸易活动。在皇室的大力支持下，类似的探索活动急剧增多，不仅是穿越大西洋，而且也沿着香料之路进发。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贸易迅速增长，从贝尔法斯特到波士顿，从孟加拉到巴哈马，到处可见繁荣的英国商贸活动。
在他们疯狂而残酷的竞争中，全世界在不断被瓜分。但是那个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欧洲人对商业的狂热似乎要比中国人大很多呢？达伽马为什么如此确定无疑地追求金钱——如此贪婪并因此而丧命呢？
看看中世纪欧洲的地图，你就可以找到答案。这张地图上事实上为我们呈现了数百个彼此竞争的公国，从西欧沿海的诸多王国，到位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众多城邦，从吕贝克到威尼斯，等等。14世纪的欧洲大约有1 000个政体，200年后，西欧仍然大约有50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简单的回答是地理所致。中国有3条大河，即长江、黄河和珠江，无一例外都是自西向东的流向。欧洲有多条河流，流向互不相同，还有为数众多的山脉，比如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山脉，至于德国和波兰稠密的森林沼泽就更不用提了。或许，马背上的蒙古部落要想随意进入欧洲没那么容易，因而欧洲人对团结一致的需求就更小了。我们无从肯定，在帖木儿时代之后，欧洲面临的来自中亚的威胁究竟为什么减弱了。或许，仅仅是因为俄国的防卫工作做得更出色了，或许是因为蒙古人更喜欢（西伯利亚）大草原的牧草。
不错，我们已经见证，欧洲的冲突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灾难，只要想想17世纪中期德国“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混乱局面就知道了。1550~1650年，大致上有2/3的时间，大约10个较大的欧洲公国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在边境上生活的居民遭遇着巨大的不幸。从1500年到1799年的所有年份中，西班牙有81%的时间在与外国敌人作战，英国则为53%，法国为52%。但是，这些持续的战事带来了3个意料之外的益处。首先，战争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革新。在陆地上，要塞必须更加坚固，因为大炮的威力和机动性都在日益提高。在德国南部塞海姆的坦嫩贝格上“强盗贵族”所营造的城堡，其毁灭性的命运起到了警示的作用：1399年，这是被炸药所摧毁的第一个欧洲城堡。
同时，在海上，船只体积仍然很小，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地中海式巨型舰的设计从罗马时代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之相比，15世纪晚期的葡萄牙轻型多桅战船，采用横帆和两个桅杆，在速度和火力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较之郑和的巨型平底船，轻型快船转向容易多了，而且攻击时火力更猛。1501年，法国了在船上增添了新装备，在轮船两边特殊设计的舱中架起了几排大炮，于是，欧洲的“兵船”发展成了移动堡垒。如果郑和和达伽马之间因为什么在海上发生冲突，那么，葡萄牙人可能会把动作迟缓的中国大船击沉，正如他们在印度洋上，不费吹灰之力便干掉体形更小、更灵活的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一样——尽管1512年，明朝舰队在玉夫（Tamao）确实击沉过一艘葡萄牙轻型多桅战船。
欧洲几乎从未间歇的战事带来的第二个益处是，竞争公国在增加收入以维持其战争开支方面做得更好了。在1520年至1630年整个期间，以人均上缴白银克数计算，英、法统治者所能征收的税收比其中国对手要高得多。从13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欧洲人也开始尝试前所未见的政府借款方式，这就种下了现代债券市场的种子。公共债务是一种明朝完全未知的机制，19世纪晚期在欧洲的影响下，这种机制才被引入中国。另一个具有改变世界的非凡意义的财政创新是荷兰人提出的一种思想：将贸易垄断权授予合股公司，享受合股公司相应的利润份额作为回报，且彼此达成谅解，合股公司将作为海军的子承包商，共同对付竞争敌国。创建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同时期的英国效仿公司，是首批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其股权被分为可交易的股票，由公司董事自行决定现金股利支付。在东方，没有任何体制与这些令人惊异的积极机制相似。虽然他们增加了王室收入，但凭借在现代初期的国家中创设长期存在的、新的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公司董事，也减少了王室的特权。
最为重要的是，世代延续的两败俱伤的冲突导致的必然后果是，没有哪一个欧洲君主的实力足够强大，所以也不能颁布进行海外探索的禁令。即使在土耳其人进抵东欧时，如同他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屡次干的那样，全欧洲也没有任何统一的皇帝发布命令，让葡萄牙暂停其远洋探索事业，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来自东方的敌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君主都在鼓励商贸、征服和殖民活动，这成了他们相互之间开展竞争的一部分。
在路德宗教改革席卷德国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宗教战争成为欧洲人死亡的祸根。但是，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血腥战争，以及周期性和地区性的犹太人迫害，同样也产生了有利的结果。1492年，犹太人作为宗教异端被驱逐出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起初，这些犹太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寻求庇护，但在1509年后，威尼斯建成了一个犹太人社区。1566年，随着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并将联合省建成新教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成了又一个包容异端的天堂。当新教胡格诺教派于1685年被法国驱除时，他们便在英国、荷兰和瑞士安居了。而且，可以肯定，宗教狂热使海外扩张具有了另一种动机。葡萄牙王子、航海家恩里克鼓励他的船员去探索非洲海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希望他们可以发现消失的基督圣人祭司王约翰所统治的神秘王国，到时这位圣人便能支援欧洲对付土耳其人。除了坚持印度豁免其海关税，达伽马还厚颜无耻地要求卡利卡特国王，将所有的穆斯林信徒从他的王国中驱除出去，并专门针对驶往麦加的穆斯林船只实施抢劫。
简言之，具有欧洲典型特点的政治割据局面与中国情形截然不同，所以欧洲从一开始便不可能形成哪怕与中华帝国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帝国。其政治特点也推动着欧洲人在遥远的地方不断寻求机遇，不论是在经济、地理还是在宗教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情形，不过十分荒谬的是，正是因为欧洲人自我的分裂，所以欧洲人便能统治世界。在欧洲，小即是美，因为这意味竞争，而这种竞争不仅存于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国内。
从名义上说，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威尔士（严格地说，还包括他宣称拥有的法国）的国王。但在英格兰的农村地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贵族、要求约翰国王实施大宪章的贵族的后代，以及成千上万的乡绅土地业主及无数的公司实体、神职及非神职人员手中。城镇通常是自治性质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该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几乎完全是自治性质的。欧洲不仅是由公国组成的，也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包括贵族、神职人员和城镇居民。
伦敦金融城政府的起源和结构可追溯至12世纪。换种方式说，值得注意的是，大市长、郡长、市议员、议事厅、同业公会会员和自由市民已存在800多年的时间了。金融城是自治商业机构的最早范例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公司的先驱，从另一种角度上说，又是民主体制本身的先驱。
早在13世纪30年代，亨利一世就赋予伦敦一定权利：从他们自己中意的人中选择自己的郡长和法官；有权管理他们自己的司法和财务事项，国王或其他机构不得干涉。1191年，在理查一世东征进入圣地之际，选择市长的权力也给了公民，这一权利在1215年得到了约翰国王的批准。结果，伦敦市再也不惧怕国王了。1263~1265年，在该城公民的支持下，托马斯·菲茨·托马斯市长也声援蒙特福特反抗亨利三世的起义。1319年，轮到爱德华二世发难代表着绸缎商利益的伦敦市，因为后者企图减少外国商人的特权。当爱德华拒绝时，“伦敦暴民”便支持罗杰·莫蒂默废黜该国王的行动。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局势又开始对伦敦不利。意大利人和汉萨同盟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以优厚的条款为国王提供了借款，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理查二世未成年时期。但是，伦敦市民持续在挑战王室权威，不论在1381年农民起义还是在理查受到上院上诉时，伦敦市民均几乎毫无兴趣支持国王一方。1392年，国王理查取消了伦敦的特权和自由权，但在5年后，由惠廷顿市长磋商后送出的10 000英镑的优厚“礼物”又成功使伦敦居民恢复了其特权。给国王的借款多少和礼品价值成为了一个城市能否享有自治权的关键。城市发展得越富有，城市也就越享有自治权的资本。惠廷顿给亨利四世的借款额至少是24 000英镑，给他的儿子亨利五世的借款大约为7 500英镑。
该城不仅在权力方面与国王竞争。在城市内部同样也存在竞争。同业公会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织布工公会最早可追溯至1130年，面包师公会可追溯至1155年，鱼贩公会可追溯至1272年，金匠公会、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和皮革商公会可追溯至1327年，布匹商公会可追溯至1364年，绸缎商公会可追溯至1384年，杂货商公会可追溯至1428年。这些同业公会或行会在各自所属的经济领域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他们还拥有政治权力。爱德华三世声明自己是亚麻军械士公会（后来叫“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的“会员”，这算是承认了其政治权力。到1607年，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吸纳了很多过去或现在的名誉会员，包括7个国王和1个王后，17个王子和公爵，9个伯爵夫人（女伯爵）、公爵夫人（女公爵）和男爵夫人（女男爵），200多个伯爵、勋爵和其他乡绅以及1个大主教。那“十二大同业公会，按级别高低排列，即绸缎商公会、杂货商公会、布匹商公会、鱼贩公会、金匠公会、皮革商公会、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零星服饰用品商公会、烟贩公会、五金商公会、酒类批发商公会和布工公会，可以提醒我们伦敦工匠和商人曾具有的影响力，即使他们现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仪式性的。在他们竞争激烈的时期，他们相互之间可能爆发战斗，也可能共赴酒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