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其他因素，在公国之间、国内甚至国内的城市之内，存在的多层级的竞争情形，有助于解释欧洲机械钟表的技术发展和快速传播。1330年，沃林福德的理查德就已经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十字教堂下方的墙上安装了一个技术极为先进的机械钟，可以显示潮汐、月亮和某些天体的运动状况。在15世纪时，发条驱动、具有报时的独特功能的时钟淘汰了原来的钟表，这种时钟不仅比中国的水钟计时更为准确，而且它们被广泛传播使用，而不是被欧洲的天文学家所垄断。因此，如果一个城镇在其教堂之巅安装了一架精美的新针盘，用不了多久，其最近的对手就会觉得有必要效仿跟进。如果新教的钟表制造者在1685年的法国不受欢迎，那么瑞士就会高兴地接纳他们。而且，与军事科技一样，竞争会孵化技术的进步，因为工匠在修理摆弄的过程中，对产品的精确度和美观所作的改进虽小，却在不断积累和改进。在耶稣会员传教士利玛窦将欧洲的钟表于16世纪晚期带到中国时，这些钟表的技术和质量比东方钟表高很多，这让东方人在接纳时也颇有些丧气。1602年，在万历皇帝的要求下，利玛窦在米纸上绘出了一幅美观的世界地图，将中国定位于地球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一定知道，以技术衡量，中国如今正在向全球边缘漂移。
因为钟表在计时和装置工作的协调方面所获得的更大精确度，钟表及后来便携钟表的兴起便与欧洲及西方文明的崛起相伴而行（可以这么说）。随着计时器逐渐进步，东方的优势时代也在逐渐走向终点。
与欧洲那张修修补补、五颜六色的“被子”相比，从政治上看，东亚至少是一张巨大的、单色的“毯子”。当时中国中原地区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北方彪悍的蒙古人和东方的倭寇。自秦始皇——通常被称为中国的“始皇帝”（前221~前210年在位）——时代以来，来自北方的威胁一直更大，需要投入巨资构筑我们今天所知的“长城”来抵御威胁。在欧洲，从哈德良时期直到埃里希·昂纳克时代，一直没有建造任何与长城有一点可比性的工程。在规模上堪比长城的是灌溉中国可耕土地的运河和沟渠系统。马克思主义者、汉学家卡尔·魏特夫将其视为“水利官僚政治”式的、东方专制下的、最重要的产物。
北京的紫禁城是统一的中国封建政权的又一个贡献。为了大致了解其巨大的规模和独特的风格，来访者应沿着太和门步行前往太和殿，经过皇帝的休息处中和殿，然后到达举行殿试的保和殿。看来十分明显，“和”与帝国政府永不分裂的思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与长城一样，在15世纪的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建筑可与紫禁城媲美，伦敦更不用说，因为伦敦权力分散，分别掌握在国王、世俗和宗教贵族以及国会下院手中，此外，伦敦金融城和同业公会也集中了部分权力。掌权人（机构）都有其宫殿和大厅，但以东方标准论，规模都很小。同样，中世纪的王国是土地业主继承人和神职人员共同管理的，他们基于国王的宠爱而被选为管理人（往往可以被无情地抛弃），而中国则是从上至下由儒家官员来管理，这些官员是从最为苛刻的考试体系中选拔出来的。那些渴望以效力帝国为职业的人，必须在专设的考试中心接受让人身心疲惫的三个阶段的考试，那种考试中心如今在南京仍然可以看到：有墙壁、相互连接的大型建筑，里面是成千上万个狭小的独立空间，比火车上的卫生间大不了多少。
这些由砖头砌成的狭小隔间（一位欧洲旅行者这样写道）大约长1.1米，宽1米，高1.7米。里面有一个石头桌子，一个石头凳子。在长达两天的考试中，考生都处于驻守在瞭望塔上的卫兵的监视中……考试期间唯一可以活动的是服务人员，他们可来回穿行，为考生补充饮水和食物或清除人体排泄物。如果考生疲倦不堪，他可以展开床具，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略作休息。但是，如果他旁边的隔间灯火通明，这十之八九会迫使他再次握起毛笔……在这种压力环境下，有些考生彻底疯了。
毫无疑问，在鞋盒式隔间中经过三天两夜的奋战后，最有能力——而且可以肯定，动机最强——的考生过关斩将，通过了考试。由于考试内容侧重于儒家的四书五经，要记住多达431 286个让人糊涂的汉字，再加上要写出极为僵化的八股文（1487年后采用），所以这种考试的选拔的品质便是顺从和谨慎。毋庸置疑，考试竞争异常激烈，但这不是那种推动创新的竞争，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变革需求了。占据中华文明关键地位的书写语言，其创设初衷在于催生操守派精英，还将大众排除在他们的活动之外。与欧洲相互竞争的语言对比一下便知道，其反差已极大了。意大利语、法语和卡斯提尔语[1]及葡萄牙语和英语不仅是精英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对于那些只接受过简单初级教育的更广泛的大众而言，也同样适用。
如孔子自己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者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者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明朝的中国，遵循中庸者甚广，而创新之人却极为鲜见。
[1] 即西班牙语。——译者注
中庸之国
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可以在数世纪中持续存在，处于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但反过来，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乱中。
中国的明朝于1368年诞生，好战的朱元璋年号“洪武”，意指“强盛的军力”。我们已经看到，在随后长达3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不论以何种标准看，明朝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但随后，在17世纪中期，前进的车轮脱落了。这么叙述并不是为了夸大明朝早期的稳定。在经历一个时期的内战并废黜了明朝的合法继承人后，永乐继承了他父亲洪武的皇位。但是，毫无疑问，17世纪中期的明朝危机确实是比较严重的。白银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税收收入的实际价值不断被削弱，明朝面临着财政危机，所以政治上的分裂不断恶化。天灾人祸，饥荒频发，流行病肆虐，于是明朝内忧外患——内有农民揭竿而起，外有外敌入侵。1644年，北京被起义领袖李自成攻破。明朝最后的皇帝无地自容，上吊而死。从儒教的和谐平衡到政治混乱这一极为剧烈的变化，前后不过10年的时间。
明朝覆亡的结果是毁灭性的。1580~1650年，战事和瘟疫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40%。出了什么问题呢？答案是，向内转化是致命的，而对于有如中国一般的人口稠密的复杂社会而言，情形尤其如此。明朝体制曾形成高度的平衡——对外威严，对内温和。乡村可以养活规模可观的人口，但这只有在彻底静态、事实上停止革新步伐的社会秩序基础上才行。这是一种陷阱。当最不可能发生的小事情出错时，那个陷阱之门就“啪”的一声打开了，没有外部的资源可以利用。不错，不少学者都在设法论证，明朝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国内贸易量很大，奢侈品市场活跃。然而，最近的中国研究表明，明朝时期的人均收入未见增长，资产总额事实上在下降。
英国/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率，1000~2008年
与此相对的是，随着17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扩张在帮助英国跳出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陷阱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大西洋的贸易为英国输入了诸如土豆和蔗糖这样的营养食物以及大量的鳕鱼和鲱鱼。值得注意的是，1英亩的甘蔗所产出的能量相当于12英亩小麦产出的能量。殖民活动使剩余人口的移民成为可能。渐渐地，相应的效应便是提高了生产效率、收入，增加了营养甚至人们的身高。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岛国居民的命运吧。它与英国情形很相似，都位于欧亚大陆近海的群岛上。英国人积极向外转化，打下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全球英国化”的根基；而日本人正处于德川幕府时代，1640年后执行的是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所有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都被禁止，结果完全错失了急速发展的全球贸易和移民所可能带来的益处。到18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的食物包括肉类产品，同时代的日本人却主要靠单一的食物摄入，95%都是谷物，其中又以大米为主。这种食物上的差异就说明了1600年后期显著的身高差距。18世纪英国罪犯的平均身高为170厘米。同时期日本士兵的平均身高只有159厘米。那个时候，当东方人遇到西方人时，他们之间再也没法相互直视对方了。
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商贸和殖民所带来的物质优势，小小的英国便已超越了伟大的东方文明了。中国和日本选择的道路——避开对外贸易、加强水稻种植——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开始减少，食物、身高和生产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当农业歉收或农业种植中断时，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在麻醉品方面，英国人也更幸运些：经历了长期的酒瘾之后，17世纪北美的烟草、阿拉伯的咖啡和中国的茶将他们从酒精麻痹中唤醒。在既是小餐厅又能谈股票并可以惬意聊天的咖啡馆中，他们变得振奋起来；可同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手中却把着烟枪，里面填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的鸦片，最终，他们整日昏昏欲睡。
并非所有的欧洲评论人都认同亚当·斯密的看法：中国一潭死水，毫无变化。1697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宣称：我得在我的门上贴一个告示，标上“中国学识咨询局”。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事》（The Latest News from China）中，他提出：“应派中国宣传者来这里，给我们教授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就如同我们派出传教士教他们天主教一样。”176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称：“即便不痴迷于中国人的伦理，但你也能认识到……他们的帝国确实是迄今全球最好的。”两年后，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出版了《中国的专制主义》（The Despotism of China），赞扬了农业生产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首要地位。
然而，位于海峡[1]另一边的人更关心的是商贸和实业，因此也不倾向于将中国理想化，而是含糊其辞地批评他们自己的政府，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停滞不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首先率领一支远征队拜访乾隆皇帝，设法说服中国人打开国门，展开对外贸易，但毫无结果。虽然马戛尔尼极不愿意下跪叩头，但他备足了丰厚的贡品：德国造的天象仪，“可能是迄今造得最大、最完美的玻璃透镜”，还有望远镜、经纬仪、气泵、电动机器及“有助于说明、演示科学原理的范围广泛的设备”。然而，这位古董皇帝（已年逾80）及其臣子对西方文明的这些奇特发明并无多大兴趣：
没过多久，英国人发现，那些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现在已完全耗尽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那些无知的中国人所错失、抛弃……大使刚离去，据说中国人便立即（原文如此）将这些贡品堆在圆明园的杂物堆放室。代表英国产品之精华的各类精美礼品和艺术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朝臣们在观赏这些物品时，流露出的似乎只是嫉妒……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十之八九要归咎为某种国家政策，它是妨碍新事物的引进……
随后，那位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马戛尔尼劝说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计划流产，这个事实象征着自1500年便已发生全球权力的由东向西的转变。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逐渐沦为顽固地敌视其他民族的创新的“中庸之国”。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经过欧洲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在今天的紫禁城中，有个地方是用来储藏帝国收藏的全部计时设备的。与蔑视西方科学的乾隆不同的是，他的前任统治者却对收集钟表十分狂热。他收集的所有钟表几乎都是在欧洲制造的，或者是在中国生活的欧洲工匠所制造的。
1842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炮艇沿长江北上，直抵大运河，强迫中国必须支付2 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的静海寺签订——起初修建静海寺是为了纪念郑和和妈祖（4个多世纪前，是她保佑着郑和及其船队）——虽颇有讽刺性。
多年后，中国又建造船只，这次是那种可以全球航行的巨型货轮，它装着成箱的中国产品离港，又满载着原料回来，以满足该国飞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的需求。2010年6月，我参观了上海了最大的造船厂，其在建货轮规模之庞大，令我十分震惊。我的所见使我童年记忆中的格拉斯哥码头显得如此渺小。在温州的工厂中，工人高效生产的服装以数万计，生产的塑料笔以百万计。而在长江中，无数的平底驳船，满载着煤、水泥和铁矿，所过处江水翻滚。竞争、企业、市场和贸易，这些是中国曾经所轻视、回避的。现在也会了。如今，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中国对外扩张的象征人物郑和，是人们眼中的英雄。以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的话说：
今天渴望发展的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已经尝过闭关锁国的苦果，我们的祖先也尝过。在永乐治下的明朝早期，郑和远航过西方大洋，我们的国家那时是开放的。永乐皇帝死后，明朝逐渐衰败。中国遭遇入侵。从明朝中期算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闭关自守300多年，中国穷了，日益愚昧和无知，逐渐落后了。除了打开国门外，没有其他选择。
这段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也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极为接近）。
30年前，如果你预测，不出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你会被视为一个空想家。同样，如果早在1420年，你预测终有一天，西欧的经济产量会超过亚洲总量，而且不出500年，普通英国人必将比普通中国人富9倍，那么没人认为你的预测是严肃、现实的。这便是西欧竞争的动态效应，这便是东亚政治垄断的滞后效应。
[1] 指英吉利海峡。——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