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各代苏丹自己的腐朽可能是帝国政府管理式微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政权统治更迭频繁，在苏莱曼大帝离世的1566年到穆罕默德四世继位的1648年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9任苏丹的统治。在这9位苏丹中，有5位遭废黜，有两位被暗杀。一夫多妻制意味着，奥斯曼苏丹并不存在基督教徒国王亨利八世所面临的困难：为了拥有一个男性继承人，他用心良苦，曾先后娶了6位妻子，其中两位被处死，两位离了婚。在伊斯坦布尔，作为苏丹为数甚众的儿子中的一个，这是最危险的。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苏丹王位，在1607年前，毫不例外，其余各子均被作为人质控制，以防他们反对。这种方法很难保证子女之间的友爱。苏莱曼最具天资的大儿子穆斯塔法的命运就是个典型。苏丹第二个妻子，即穆斯塔法的继母，为了她自己所生的儿子的利益，成功地实施了阴谋：穆斯塔法就在他父亲的帐篷中被暗杀了。苏莱曼的另一个儿子巴耶塞特也被人勒死。穆罕默德三世于1597年继位之际，处死了他的19个兄弟。1607年，奥斯曼帝国采取了长子继承制，这种做法才被放弃。此后，除长子之外的兄弟纯粹被限于深宫后院之中，那里事实上就是“禁宫”：仅由苏丹的妻室、嫔妃及其子女生活起居的后宫。
如果把后宫的环境仅仅说成不健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奥斯曼三世在57岁继位，也就是说，此前事实上在后宫深墙之内过了51年的囚禁生涯。在他主持国政之际，几乎对他应统治的王国茫然无知。他对女人是如此厌恶，以至于他竟然喜欢穿铁底的鞋子，只要听到他哐啷作响的鞋声，后院的女人们便要迅速消失。回避后宫妃嫔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活，很难说对执掌权力有很好的帮助。而在巴尔干半岛之北的土地上，皇家生活则是另一种情形。
“这个统治者是这个国家地位最高的人。”腓特烈大帝在1752年为其子孙所写的两篇《政治证言》中的首篇如此说，“他拿到的薪俸很高，这样他便可以保持其职位的尊严。但是，作为回报，其子民要求他展开有效工作，为整个国家谋福利。”在一个世纪以前，他的祖父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的祖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使受战争蹂躏的荒凉之地勃兰登堡的马克跃身为中欧统治最为牢靠的国家的核心货币，其金融根植于王室范围极广的领地的高效行政管理，其社会秩序由忠诚地效忠王室的军队或文职官吏提供保障，国土安全则由受过良好训练的农民军来保证。1701年，他的儿子被正式确认为普鲁士国王时，腓特烈大帝治下的王国，其存在形式与英国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建议采用的理想的君主专制整体极为相似，与无政府主义体制是对立的。这是一种追求精益化的新体系。
该体系与奥斯曼体制的反差之大，从腓特烈大帝在波茨坦的最钟爱的王室住所可以反映出来。该居所是这个国王自己设计的，虽然其名称为无忧宫，但宫殿主人过的并非无忧的生活，当然，与其说它是宫殿，倒不如说是别墅更合适。他宣称：“如果我的利益与我臣民的利益不均等，我宁可放弃我的个人利益。如果我的利益与臣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永远都要以国家的福利和优势为重。”
无忧宫的简单设计为普鲁士所有的官僚树立了榜样。严格的自律、按部就班的行为方式及廉洁清白的品行便是他们口号。腓特烈在无忧宫的侍从人员很少：6个杂务男仆，5个常规男仆，两个侍从官，服饰男侍是没有的——因为他的衣橱极为单调，几乎总是那带有烟味的、磨破了的军装。在腓特烈看来，君主袍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而那头上的王冠不过是一顶“漏雨”的帽子罢了。与生活在托普卡普的、他的对手而言，他过的就是僧侣的生活。他有的不是三宫六院，他只有一个妻子（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娜），还是他所厌恶的。“夫人已经变胖了。”在他们一次长时间的分别之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问候他妻子的。东西反差也体现在书面记录中。普鲁士王室内阁的记录——一页一页清楚地记录着王室决议，与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文书记录形成了鲜明对照。
诗人拜伦曾经这么写信给一个朋友：“在英国，流行的罪恶是卖淫和酗酒；在土耳其，其罪恶便是鸡奸和嗜烟。我们更喜欢的是女孩和酒瓶，他们更乐意吸吮烟嘴和娈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大帝这位开明的专制主义者，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生活在奥斯曼宫廷中极可能会更开心。性格十分敏感，十之八九是一位同性恋知识分子的他，在他那暴躁、酷爱阅兵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监护下，忍受着极为严格，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教育经历。
当腓特烈·威廉一世与他那帮粗野的酒肉同僚在他领导下的“烟草部”一起放松时，他的儿子则在历史、音乐和哲学中寻求慰藉。在这位要求严格的父亲看来，他的儿子就是“一个柔弱的男孩，既不能骑马，也不会玩枪，此外也不注意个人卫生，从不理发，头发卷曲像个傻蛋，没有哪怕是一点男子汉气概的人”。腓特烈曾试图逃离普鲁士，被其父逮住，此后，被其父囚禁在昆斯特林堡，并被强迫观看他朋友——帮助他计划逃离普鲁士的汉斯·赫尔曼·冯·卡特——被砍头的情形。他朋友的躯体和被砍掉的头颅就丢在他居室外面的地上，他在昆斯特林被囚禁了两年时间。
但是，腓特烈大帝无法不接受他父亲对普鲁士军队的激情。在担任戈尔茨军团团长后（从监狱释放后），他开始潜心学习军事本领。因为普鲁士的版图形状几乎是斜贯中欧的对角线，他决意改善普鲁士在地理版图上易受攻击的情形，后来证明，他的军事本领是实现这一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他将军队规模从8万扩充到19.5万，一跃成为欧洲的第三大军事强国。事实上，截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统治结束之际，每29人中就有一个士兵，按这种比例看，普鲁士是全球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腓特烈不仅要将其军队用于阅兵的目的，而是准备投入战斗，攫取新的领土。1740年继位的几个月之内，他便入侵了奥地利，夺取了西里西亚，此举令欧洲大陆一片哗然。这位敏感的审美主义者曾经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稳当地骑在马背上，喜欢笛声胜过喜欢哐啷作响的马蹄声的人，成为了施展权力的艺术家——腓特烈大帝。
人们该如何解释他的这种转变呢？我们从腓特烈的早期政治哲学著作《反马基雅弗利主义》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这是反驳佛罗伦萨人马基雅弗利的那本供统治者参考的著名犬儒之作《君主论》（The Prince）的多部著作中的一部。在书中，腓特烈认为，“当欧洲各强国势力膨胀眼见要冲破堤岸，席卷世界时”，国君理应提前发动战争掌握主动权。换句话说，为了保持诸强之间的平衡，“即以其他诸多国家的联合力量制衡其他强国之优势，进而达到某种微妙的均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尚能选择是和是战的时候，积极投入战争，若到危亡时再应战，那只能暂时推迟被奴隶和被毁灭的命运而已。后来，腓特烈大帝将其邻国波兰描述为“随时可能被一片一片吃掉的洋蓟”——在该国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之际，他适时地吃掉了它。所以，腓特烈大帝吞并西里西亚，绝不是一时冲动才这么干的。普鲁士的扩张恰似奥斯曼收缩的镜像：这是以残酷无情的理性主义为基础构筑的权力所取得的伟业。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其广阔的王国领地之内，极尽所能攫取每一分钱，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为其后人留下的遗产达到800万泰勒。他的儿子决意将这笔财产投入使用，不仅要扩展其领地，还要给这个一流的王国建一座匹配的都城。他计划在柏林的心脏地带营造一座与广场同样可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便是国家剧院。紧靠剧院修建的是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在无比好奇的现代游客看来，与在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所见到的剧院和大教堂相比较，这些建筑的风格几乎没有差别，但它们值得游客细细观赏。与北欧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柏林剧院从来就与皇宫扯不上边。其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让君主个人享受，而在于为范围更广的公众提供娱乐。腓特烈大帝所营建的大教堂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所路德信徒众多的城市中，该教堂却是天主教堂——这是一位思乡情切的国王主持修建的，对此，他毫不在乎为之花掉的大笔钱财，他更看重的是，作为柏林城市广场中心的建筑一定要有气势。这所教堂的柱廊刻意效仿了古罗马的万神殿（供奉诸神的庙堂）。这所建筑印证了腓特烈大帝对于宗教的包容态度。
腓特烈大帝登基时所颁布的开明法令影响之大，至今都令人称奇：不仅完全包容各派宗教信仰，还给予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对他们坦诚相待。1700年时，事实上，每5个柏林居民中，几乎就有一个是居住在法国人“定居点”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此外，还有萨尔茨堡新教徒、韦尔多教派、门诺派教徒、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公开承认的宗教怀疑论者。“在这里，每个人几乎都能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获得庇护。”腓特烈如此宣称，即使是穆斯林信徒也不例外。不错，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在奥斯曼帝国是被包容的，但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他们在中世纪欧洲的情形较为接近：被限制在某个特定区域及职业环境中，上缴税率比其他人高。
在自由理念和外国人的两大因素推动下，普鲁士经历了一场文化上的大繁荣，新兴的阅读社团、研讨组织、书店、期刊和科学社团相继涌现，便能说明这一点。腓特烈大帝自己曾公开表明了对德语的鄙视——宁愿写法语，只对马才会说德语，但他看到了德国出版物方兴未艾的前景。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康德成长为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所著的《纯粹理论批判》（1781年）探讨了人类理性的本质和限制问题。康德终其一生都在哥尼斯堡的阿尔伯尔金纳大学（哥尼斯堡大学别名）执教，过着比他的国王更为严格的生活。他每天准时散步，时间如此之准，以至于当地人会据此设定手表时间。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苏格兰马鞍制造者的孙子这一事实毫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其思想深度，而不是其出身。成就接近康德的另一位学术界泰斗摩西·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腓特烈也丝毫不在意。这位国王曾语带讽刺地说，基督教教义充斥着“奇迹、矛盾和荒谬，它是东方人狂热想象的产物，随后才传播到我们欧洲，在这里，某些狂热信徒信奉它，有些阴谋家佯装皈依于它，有些愚昧之人真的相信了它”。
这正好体现了我们所知的启蒙运动的真谛，从很大程度上说，这都可谓科学革命的延伸，虽然并非方方面面都如此。这其中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启蒙思想家阵营更广泛一些。在普鲁士正在发生的在全欧洲都在发生，这得益于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书籍、杂志和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的市场日益扩大。在法国，能够签自己名字的人的比例——充分反映识字率的指标——从17世纪80年代的29%升至18世纪80年代的47%，虽然会签自己姓名的女性比例（从14%升至27%）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水平。到1789年，巴黎的男性识字率大约为90%，女性识字率为80%。天主教和天主教机构之间的竞争、国家法规的改善，高比例的城镇化率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可以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18世纪的公众领域也有付费音乐会（如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于178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音乐会），还有新型的公众剧院和艺术展览馆，其他复杂的文化社团和艺术协会就更不用说了：诸如共济会的社团组织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作。”德国诗人、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784年曾激情洋溢地如此道来：
如今，公众对我意味着一切——它让我如此着迷，是我的国王，是我的朋友。从此以往我便仅仅属于他了。我希望自己接受他的审判，而拒绝其他任何审判者。那是我唯一害怕并敬仰的。想到世人对我的裁定才是套在我脚上的足镣，想到人类的灵魂才是我唯一渴望的王冠时，有种崇高的感情便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并感染着我。
此外，启蒙思想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所称的“人类科学”。启蒙运动到底有多科学，事实上是存在争议的。尤其在法国，实证主义便不怎么能吃得开。17世纪的科学家一直醉心于探索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关注的是提出人类社会可能或应该具有的面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在塑造中国政治文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魁奈认为农业在中国经济政策中最为重要，斯密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源于对外贸易开展得不充分。这些人没有哪一个曾到过中国。约翰·洛克和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也认同，人类的思想就像一块白板，有了教育和实践后才逐渐成形，但他们都没有一点实证方法证明这种观点。这和其他思想一样，均是广泛阅读和思考的结论。
启蒙运动轻易取胜之处在于，它以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或形而上学的迷信。伏尔泰、休谟、爱德华·吉本和其他人在其哲学或历史著作中，曾以较为微妙的方式嘲讽基督教，而腓特烈大帝则十分直接，对基督教表达了极大的蔑视。当发挥讽刺作用时，启蒙运动便是最有成效的，如吉本就早期基督教写出的令人着迷的章节（《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又或者在《老实人》中，伏尔泰对莱布尼茨所言称的“天下事尽善尽美”予以了毫不留情的讽刺。[1]
然而，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成就，或许当推斯密对公民社会相互联系的习俗（《道德情操论》）和市场经济所展开的分析（《国富论》）。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著作相比，尤其重要的是，这两部著作都深深地根植于他对自己身居其中的苏格兰资产阶级世界的观察。但是，很显然，斯密所言称的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得放入惯常的做法和相互信任的大背景下，而操着法语、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竭力挑战的，不仅是沿袭已久的宗教体系，其矛头还指向了由来已久的政治机制。瑞士人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对没有建立在“大众意愿”上的任何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都表达了怀疑。孔多塞侯爵在其所著的《黑人奴隶制问题的思考》（1781年）中对没有自由的劳工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普鲁士国王可以嘲讽基督信仰，那么，什么又能阻止来自巴黎的御用文人对他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极尽辱骂之能事呢？启蒙运动的尾巴很长，从康德家乡风轻云淡的哥尼斯堡，延续到藏污纳垢的巴黎贫民区，这里也是《装甲录》（Le Gazetier Cuirasse）这类毁谤书的老巢，《装甲录》由夏尔·莫兰德主笔，它对政府粗俗的攻击就连伏尔泰也感到震惊：“这是一本邪恶的著作，从君主到公民的任何人都遭到了他狂暴的侮辱。”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部分预期的革命成果在于，该运动本身便是一场上层贵族化的运动。其中最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孟德斯鸠爵士、米拉波侯爵、孔多塞侯爵及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男爵。出身较低的启蒙思想家全都或多或少地依靠皇室或贵族的资助：伏尔泰依靠夏特莱侯爵夫人，斯密依靠布克莱公爵，弗里德里希·席勒依靠符腾堡公爵，狄德罗依靠凯瑟琳大帝。
与其他的君主一样，腓特烈大帝所做的，不仅仅是给知识分子提供摆脱宗教和其他桎梏限制的自由，他所提供的支持也绝不仅仅是在无忧宫为伏尔泰提供一处容身之所。1740年6月，莫培督证明了牛顿的假说——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在两个极点稍微扁平，腓特烈对此印象十分深刻，随后便邀请这位法国人来柏林，协助他创建普鲁士的皇家学会。令他愧颜的是，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莫培督被奥地利人所俘虏，上述项目因此遭遇搁浅，但最终还是继续展开了。1744年1月，腓特烈大帝创建了普鲁士科学和纯文学研究院，将上年所成立的皇家科学院和非政府文学学会一并纳入，并说服莫培督重返柏林，担任该院院长——如这位国王对伏尔泰所言，“这是我此生所完成的最漂亮的征服”。
毫无疑问，腓特烈自己就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因为坚持认为君主要履行公务员的职责，他所著的《反马基雅弗利主义》《Anti-Machiavel》是极具革命意义的文献：
王权所蕴涵的真正智慧在于，为人民服务，在其所领导的国家中成为最功德无量的人……实现他们自己的光荣梦想和伟大抱负，完成宏大的事业，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更乐意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伟大的君主总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忘记自己的利益……应该让因为要实现伟大抱负而卷入战争的君王看到战争给他的臣民带来的骇人的后果：沉重的税负使这个国家的人们不堪忍受，征兵带走了该国的青年，如此之多的士兵可怜地死于传染疾病，围攻使人员伤亡惨重，更为残酷的战争，致残人员失去了他们赖以获得生计的手脚，还有任凭敌人凌虐的孤儿……他们充满激情，一时冲动，却为此牺牲了他们理应保护的、为数众多的人民的安康……将其臣民视为奴隶的国君拿他们的生命做赌注，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即使亲眼看见他们死去，也无丝毫内疚。而将其士兵视为与他平等、在某些方面视他们为主人的国君，则极其珍视他们的鲜血，极为看重他们的生命安危。
腓特烈的音乐创作也着实非同寻常，尤其是其创作的恬静的C大调长笛独奏，这可绝非模仿巴赫的模仿之作。他所著的其他政治著作也远非业余之流所能企及。然而，他所构想的思想启蒙与此前的科学革命之间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英国皇家学会过去一直是极为开放的知识交流中心。相比较而言，普鲁士研究院则建构在专制主义君主本身的基础之上，存在专门设计的从上到下的等级体系。“如果牛顿真的与莱布尼茨或笛卡儿合作，那么他便不可能成功地说明引力体系了。”腓特烈在他所著的《政治证言》（1752年）中这么写道，“与此类似的是，对于一种政治体制而言，如果它不是一个人思考设计的产物，那么这种体制也不可能诞生并长久维持下去。”其中的内容充斥着这样的观点，对具有自由精神的伏尔泰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当莫培督对牛顿的伪皇家权威立场进行漫骂，大肆宣扬其最小作用量原理时，伏尔泰写出了极具讽刺效应的《教皇御医阿卡基亚博士的讽刺》。这种不听话的做法正是腓特烈所不能容忍的。他命令将此书销毁，并清楚地表明，伏尔泰在柏林不再受欢迎。
其他人则更愿意做听话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的康德，是一位天文学家，1757年，因为对地表摩擦导致的地球自转减速效应所作的研究，赢得了普鲁士研究院奖，这是他首次为公众所知。这位哲学家在他的科研论文中以十分抢眼的一段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什么是思想启蒙？”思想启蒙便是呼吁所有人敢于“作出理性思考”，但同时又不违背其国家主人的意志：
只有自己思想开明，同时又具备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以确保公众安全的人才能说：“想怎么争辩就怎么争辩吧，就你愿意争辩的任何内容争辩吧，但要服从！”共和国或许不敢说出这样的话……公民更大程度上的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似乎比人民思想的自由更具优势，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反过来，较低程度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人民的思想提供了便利，可激发其思想上的所有潜力。
简言之，普鲁士的思想启蒙关乎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行动上的自由。此外，这种自由的思想主要用来提升整个国家的实力。迁入普鲁士的移民使普鲁士征收更多的税收成为可能，为其拥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队创造了条件，也进而使普鲁士征服更多的领土成为可能，所以说，移民为普鲁士的经济作出了贡献。正好与此类似的是，学术研究也为之作出了战略贡献。因为新知识不仅可以揭开天体运动的奥妙，解释自然世界，还可以决定世俗国家的崛起与衰落。
今天，波茨坦不过是柏林又一块破败的郊区而已，夏天时尘土飞扬，冬天时凄凉沉寂，天际下的背景因为丑陋的建筑群而大杀风景。而在腓特烈大帝统治的时期，波茨坦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士兵，几乎全部建筑物都与军事有关，或是用于军事目的。今天的电影博物馆起初是个橘园，随后作为骑兵的马厩使用。沿着这个镇的中心散步，你会经过军队孤儿院、阅兵广场及以前的骑兵学校。在林登街和夏洛特街的交汇处，随处可见军事风格的装饰，这里边是以前的禁闭室。就连这房子的顶部也另外修了一层楼，供士兵驻扎之用。
可以说波茨坦不仅是普鲁士的微缩版，也是其漫画版。腓特烈的副官贝仑霍斯特曾半开玩笑地评述道：“普鲁士君主国不是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事实上，更像是军营。”军队已不仅仅是确保强大国力的工具，它已逐渐成为普鲁士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希望土地业主在军队担任军官，身体强健的农民取代了国外雇佣军在军队中的位置。普鲁士就是军队，反过来，军队就是普鲁士。在腓特烈统治时期的尾声，普鲁士的军事人口比例超过3%，该比例比法国和奥地利高出两倍多。
强调操练和纪律一致被认为是普鲁士军力强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方面，腓特烈确实是拿骚[2]的莫里斯和瑞典国王哥斯塔夫·阿道夫——17世纪的战争大师——的后继之人。身着蓝色铠甲的普鲁士步兵步速精准有如时钟，每分钟90步，在接近敌军时，速度减至每分钟70步。洛伊滕会战于1757年12月打响，当时普鲁士的生存本身受到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3个强国同盟的威胁。一如既往，普鲁士突袭了奥地利拉长的战线，集中攻击其南翼，实施侧翼包围。但在奥地利人企图重新部署时，他们所遭遇到的是比快速前进的敌军更为致命的东西：大炮。极为精准的炮火攻击对普鲁士的崛起有巨大的作用，与其著名的僵尸般服从命令的步兵同样至关重要。
在腓特烈的早年时期，他看不起火炮，认为为此开支是笔“不小的浪费”。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了火炮的价值。“如今，我们要对抗的可不仅仅是士兵，”他如此宣称，“我们必须切实地意识到，从今往后，我们将进行的那种战争，是火炮之间的较量……”普鲁士在洛伊滕部署了63门野战火炮，8门榴弹炮，此外还有10门被称做“咆哮者”的12磅炮（得名于其发射时隆隆的巨大爆炸声）。不久，腓特烈所创建的机动马炮连成为了欧洲军队标准建制。在后来拿破仑·波罗巴的诸多军事胜利中，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快速而集中地部署马炮连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样的武器说明科学知识已应用于军事。其间有竞争、创新和发展，于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迅速形成，其差距之大，着实令人吃惊。然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关键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
本杰明·罗宾斯出生贫穷之家，但智力过人。由于没钱读大学，他便自学数学和物理学，后以私人家庭教师的身份谋生。25岁时已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会员，后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炮兵军官和军事工程师。18世纪40年代早期，他开始将牛顿物理学应用于火炮研究，利用微分方程，首次真正描述了空气阻力对高速抛射体轨迹（伽利略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影响。他所著的《火炮技术新原理》（New Principles of Gunnery）于1742年在英国出版，在本中，他根据自己的认真观察，结合玻意耳定律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第39条假说（对受向心力影响的物体运动的分析），算出了抛物体离开枪口时的速度。随后，他用自己设计的弹道摆，演示了空气阻力的影响——可能是抛射体本身重量的120倍，完全颠覆了伽利略所提出的抛物体轨迹之说。也正是他，首次为世人演示了飞行中转动的火枪子弹如何偏离预想的行进轨迹。他所写的论文“关于来复枪的属性和优势”，1747年获得皇家科学家的科普利奖，他在皇家科学院朗读了这篇论文。论文提出，子弹应该像鸡蛋形状，枪管应刻螺旋形槽线。从论文的结束语可以看出，罗宾斯是何等重视该研究成果的战略及科技意义：
不论哪个国家，都应该从根本上弄清来复枪的性质和优势所在，一旦研发并制造出这种枪，就应在军队中推广使用，并要求军队管理层熟练掌握其要领；配备、使用这种枪，就具备了优势，而优势之大，几乎不亚于其他任何因素：它能够成就任何时候、任何卓越的武器装备所能实现的功业。
因为火炮越是精准有效，防御工事的保护性能就越低，就连最训练有素的常规步兵团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了。
仅过了3年，腓特烈大帝便着手启动了罗宾斯《火炮技术新原理》的德文版翻译。该书译者莱昂哈德·欧拉自己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他又为这本书增补了一份极为周详的表格，为既定的出膛发射体速度和仰角确定了速度、射程、最大高度和飞行时间，进一步完善了原书内容。1751年，法文版翻译工作也启动了。无可置疑，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其他军事创新，其中以奥地利君主约瑟夫·文策尔·冯·列支敦士登和法国的格里博瓦尔将军的贡献为代表，而18世纪弹道研究革命的最大功臣则非罗宾斯莫属了。科学应用这种撒手锏，给西方带来了真正的致命武器：精准的火炮技术。令人惊奇的是，取得这项成就的竟是罗宾斯这样贵格会出身的人。
毫无疑问，罗宾斯催生的弹道学革命是奥斯曼帝国所排斥的，正如他们错失利用更大众化的牛顿运动定律的良机一样。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火炮制造厂生产的武器是欧洲火炮所难以匹敌的。17世纪时，这种情形开始变化。早在1664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略家、曾在圣哥达大败奥斯曼军队的依蒙多·蒙特库科利说过：“土耳其人那些体积庞大的火炮攻击时威力巨大，造成巨大的破坏，但这些火炮不便机动，装填炮弹、瞄准目标要花很长时间……我们的火炮则易于机动，攻击效率更高，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火炮而言，这便是我们的优势。”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国家在诸如1741年所创建的韦尔维奇工程和火炮学院的机构中持续学习新知识，不断改良其武器装备，于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1807年，当约翰·达克沃斯爵士的骑兵连攻克达达尼尔海峡时，土耳其人所使用的大炮仍然是朝着攻击舰队的大致方位，发射巨大的石球。
法国军队军事劳动生产率：每个步兵成功发射率（1600~1750年）
[1] 在他们的旅途中，老实人、居内贡、莱布尼茨主义者邦葛罗斯和加刚菩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了鞭笞、战乱、梅毒、沉船、绞刑、地震、奴役、兽性、疾病以及行刑队执行的死刑。
[2] 拿骚，德国中部一地区和前公国，位于美因河和莱茵河的北部和东部。该地区在1806年成为公国，并于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原先的王朝成员相继统治了卢森堡和荷兰（作为奥兰治的王室）。——译者注
变革之路
孟德斯鸠在所著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虚构了两个途经土耳其、踏上探索法国的发现之旅的穆斯林人。“我极其震惊地注意到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弱，”郁斯贝克在其向西行进时如此写道，“这些野蛮人抛弃了所有的艺术，连战争艺术也置之不顾了。相比较而言，欧洲国家每天都在发展，而这些人却仍然处于原始无知的状态；只有欧洲国家在战争中使用某项先进技术，成百上千次对付他们之后，他们才会想到在战争中利用这种创新。”
面临西方显然日益上升的军事优势，派遣使节前往欧洲寻求原因的事确实发生过。1721年，切莱比·穆罕默德被派往巴黎时，他得到的指示便是“遍访城堡、工厂并了解法国发明的诸项文明成果，选择那些可能适合我们的上报”。为此，他热情洋溢地写信报告法国军事学校和训练基地的情况。
直到此时，土耳其人才知道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1732年，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官员易卜拉欣·穆塔法里克，给穆罕默德一世呈上了他所写的《国家政治之理性基础》，提出了从此困扰穆斯林人的那个问题：“过去比伊斯兰国家弱小的基督教国家，何以开始在现代时期统治疆域如此之广的领土，甚至还能打败曾经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穆塔法里克给出了多种答案。他提到了英国和荷兰的议会制，论及了基督教国家在美洲和远东地区的扩张，甚至还提出，在奥斯曼帝国仍然受伊斯兰教义统治时，欧洲人却有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和规则”。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务必缩小军事差距：
让穆斯林人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逐渐熟悉欧洲新的方法、组织、战略、策略和战争……全球所有明智之士都会认同这种说法：土耳其民族在服从法规和命令的本性方面，要胜过全球其他各民族。如果他们学习新的军事科学，并进行实践，那么，任何敌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抵御这个国家。
信号很清楚：如果奥斯曼帝国想成为世人所信赖的大国，那么它必须积极地推动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1727年，穆塔法里克终于为奥斯曼帝国引进了印刷机，一年后，利用阿拉伯字母活字印刷了第一本印刷物——一本词典。1732年，他出版了一套由几种英语和拉丁语著作组成的著作汇编，将之命名为“磁力启蒙运动”。
1757年12月2日，奥斯曼外交官艾哈迈德·雷斯米·爱芬迪从伊斯坦布尔起程去维也纳，宣布奥斯曼新任苏丹穆斯塔法三世的登基。奥斯曼帝国这次的派遣任务与1683年卡拉·穆斯塔法所领导的远征是截然不同的。雷斯米所带领的并不是军队，而是100个军事和行政官员；他此行肩负的使命不是去围攻哈布斯堡的首都，而是要向他们学习。在那里停留153天后，他热情洋溢地写出了长达245页的详尽报告。1763年，他肩负另一项外交使命，被派往柏林。要说此次与上次任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普鲁士比奥地利给他的印象更为深刻。尽管他对腓特烈的衣着（积着灰尘的便装）感到些许不快，但对于腓特烈大帝致力于政府公职，不怀宗教偏见，普鲁士经济发展迅速，欣欣向荣，他是极为赞赏的。
此前，奥斯曼帝国出使欧洲诸多的公使对欧洲的叙述不免有嘲讽的意味。事实上，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所具有的自大情结是阻碍其改革的另一个因素。雷斯米充满激情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巨大而又痛苦的变化。然而，并非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认同他的建议。雷斯米间接或直接对奥斯曼帝国行政和军事机制的批评，十之八九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没能成为维齐尔的原因。描述欧洲政府所具有的优势是一码事，对奥斯曼系统实施改革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西方专家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为苏丹提供咨询。波尼瓦伯爵克劳德·亚历山大负责指导奥斯曼炮兵部队及工兵和火炮机动部队。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法国军官，他也受邀前来，负责监管用以防卫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新式有效的防御工程。在乘船经过波斯普鲁士海峡时，德·托特男爵震惊地意识到，岸边部署的很多堡垒不仅已落后过时，选址也是不对的，即使使用现代枪炮，沿海而过的任何敌军舰船也远在其打击射程之外。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道：“与其说其堡垒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更像围攻后的废墟。”他仿效法国的勤奋兵团和军事学院创建了独立炮团，聘请苏格兰人坎贝尔·穆斯塔法给军校学生教授数学。他还设立了工厂，生产大炮，并鼓励该国创建机动炮兵建制。
然而，变革的努力再一次遭到了来自政治反对派的阻力，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来自禁卫步兵，这股力量导致另一位法国专家阿尔伯特·杜贝耶将军指导创建的名为新秩序的现代化军队的解散。至此，奥斯曼帝国军队存在的主要目的似乎便是让军官敛财，满足其个人利益。奥斯曼军队在战斗中日益不堪一击，甚至在镇压国内暴动方面也不再有战斗力。直到坦齐马特时代，即在苏丹马哈穆德二世和阿布杜勒迈吉德一世改革派统治时期，奥斯曼的苏丹才作好准备针锋相对地应对来自反对派的阻力。
1826年6月11日，在接近禁卫步兵军营的一个大游行广场上，200个士兵穿着崭新的欧式军装，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操练。两天后，有两万多禁卫步兵聚结起来抗议，大声叫嚣：“我们不要异教徒的那套军事操练！”他们象征性地推翻锅灶，并威胁着要冲进托普卡普宫殿。马哈穆德二世抓住了这个时机。他宣称，如果不杀掉那些禁卫步兵，那么伊斯坦布尔将成为夜猫游走的废墟。他准备充分，诸如炮兵部队的那些关键军事机构对他忠心耿耿。当这些军队的枪炮掉头对准禁卫步兵的营房时，反叛力量即刻陷入混乱状态。数以百计的禁卫步兵被杀。6月17日，禁卫步兵制被废除。
对欧洲风格的仿效不仅仅限于军服。朱塞佩·多尼采蒂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音乐总指挥后，士兵也得按全新的节奏行军。此人便是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拉美摩尔的露契亚》音乐剧作曲家葛塔诺·多尼采蒂的兄弟。除了指导军队创建欧式的军乐队，教他们演奏罗西尼前奏曲外，多尼采蒂还为他的雇主写了两支风格迥异的意大利式国歌。曾使维也纳守军闻之心惊，对其越发恐惧的战鼓已经废弃不用了。如法国报刊《游吟诗人》在1836年所述：
在伊斯坦布尔，古老的土耳其音乐已痛苦地死去。苏丹马哈茂德热爱意大利音乐，因而将其引入到他的军队中……他尤其钟爱钢琴，以至于他从维也纳为他的女人们订购了很多这样的乐器。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学习弹奏的，因为截至目前，没人能够成功地弹奏钢琴。
象征改革时代的最持久的标志为苏丹阿布杜勒迈吉德一世所建。多玛巴切新皇宫建成于1843~1856年，至少有285个房间，44个大厅，68个卫生间及6个土耳其浴室。用于装潢宫廷天花板的金叶就重达14吨，而悬挂于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总数达36个。在这个宫殿令人目眩的扶梯的上面，便是该宫殿的最大房间——典礼大厅，上面铺着一张整块的巨大地毯，面积达1 300平方英尺，天花板上悬挂的枝形吊灯重达4吨。其场面之宏大，极像中央车站和巴黎歌剧院舞台的混合体。
相比西方大约慢了200年后，所有要做而未做的便是，踏上工业革命的征途。1838年出版的一份政府报告表明了西方知识新的重要性：“宗教知识是为了拯救未来的世界，而科学则使现今世界的人类生活日益完美。”然而，在奥斯曼科学院创建10年后的1851年，智慧宫才在仿效法兰西科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法兰西研究员要求其会员通晓学问和科学，熟练掌握至少一种欧洲语言。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的西部，出现了诸如工业园区的新事物，随后，奥斯曼政府集中资源开建工厂，生产现代军服和武器装备。这似乎表明，土耳其人最终真正向西方开启了大门。东方通詹姆士·瑞德豪斯17岁便随船闯荡，后来成为奥斯曼海军工程学院雇用的第一位老师，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翻译工作，将英文著作译成土耳其语，并编纂词典、语法和短语图书，以使欧洲知识更容易被土耳其读者所掌握，并着力改善西方人对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的看法。1878年，艾哈迈德·迈扎特创建了《真理译者》报刊，他以连载的形式刊载了他出版的很多书，其中包括《欧洲之旅》（Avrupa’da Bir Cevelan，1889年），这本书对他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经历，尤其对机器展览馆的印象进行了描述。
然而，尽管有来自诸如维齐尔赖希德·帕夏、福阿德·帕夏、阿里·帕夏和迈扎特·帕夏等的真正支持，但是这些改革均未触及到最为根本的管理体制，帝国的大厦仍缺乏牢固的根基作为支撑。新式军队、新式军装、新谱写的国歌、新建的宫殿确实都很好，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征税系统提供资金，日益扩大的成本便只能通过巴黎和伦敦的借款来弥补。而且，用于支付欧洲债券持有人借款利息的财政收入越多，相应地，可用于目前即将崩塌的国防预算也就越少了。19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不断被赶出希腊，在1878年失去了在巴尔干的大片领地，这似乎昭示着奥斯曼帝国已处于衰亡的最后阶段：发行粗糙（容易被仿造）的被称为kaime的纸币，其货币大幅贬值；支付给欧洲债权人的利息费用占财政收入比例日益上升；帝国四周的斯拉夫民主独立运动不断高涨，强国虎视眈眈，觊觎着其领土。迈扎特·帕夏试图推出限制苏丹权力的宪法，却遭到流放，计划因之流产，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又重新恢复了其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多玛巴切新皇宫众多宏伟大厅的一个角落，摆放着一架非同寻常的时钟，它兼具温度计、气温计和日历的功能。这是埃及总督送给奥斯曼苏丹的礼物。里面还刻有阿拉伯语赠言：“但愿您的每分钟值一个小时，每一个小时抵得上100年。”这看起来是东方技术的杰作，除了一个细节：它由威廉·基尔希造于奥地利。基尔希的时钟完美地揭示了仅仅引进西方技术可绝对代替不了奥斯曼帝国本土的现代化。土耳其人所需要的，不是崭新的宫殿，而是全新的宪法，新的字母表——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新的国家。土耳其人最终实现其愿望的事实，在很大程度源自一个人的功劳。他就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他的志向是做土耳其的腓特烈大帝。
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
我有严肃的理由相信，那个小王子所来自的星球是被称之为B-612的小行星。这颗小行星仅通过望远镜被观测到一次。发现它的是土耳其天文学家，那年是1909年。发现这颗行星后，这位天文学家便立即将该发现以最佳方式为国际宇航大会作演示。然而，他穿着土耳其风格的服装，所以没人相信他的发现……幸运的是，基于发现B-612行星的声誉考虑，一位土耳其独裁国君出台了一项法令：他的子民都必须穿欧式服装，违者处死。所以，在1920年，身着欧洲抢眼、典雅的欧式服装，那位天文学家又重新论证了他的发现，结果每个人都认可了他的报告。
在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小王子》的故事中，土耳其的现代化受到了轻微的嘲讽。确切地说，土耳其人在“一战”之后才开始改变他们的着装时尚，日益向西方风格靠拢，正如日本人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效仿欧美一样。这种变化到底有多么深刻呢？具体地说，改头换面的土耳其是否真的有资格跃升于西方大国科技俱乐部呢？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权力之路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掌权的方式不同。酗酒、好色的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在19世纪晚期大改革的受益人。那次军队大改革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戈尔茨的主持下进行。戈尔茨象征着腓特烈大帝一手创建的普鲁士：生于普鲁士，其父是乏善可陈的农民兵士，戈尔茨凭借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而荣升陆军元帅。凯末尔学会了德式作战方法，并将其理论于1915年在加利波利应用于实战：在土耳其胜利抵御英军的入侵战斗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此战之后，随着土耳其帝国的解体，在希腊军队逐渐挺进安拉托里亚的过程中，也正是凯末尔组织了至关重要的反攻，进而确认了他作为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地位。尽管他将土耳其的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到了安拉托里亚中部的安卡拉，毫无疑问的是，在土耳其之父看来，他所缔造的国家应该向西靠拢。他认为，数世纪来，土耳其人一直在“向西方看齐、靠拢”。他曾向法国作家莫里斯·佩尔纳发问：“在文明探索之旅中，哪个国家没有向西方靠拢，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