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这些款项的转移业务所收到的佣金与1814年一样，在2%~6%之间，仅此一项获得的利润就可能有39万英镑。但是，这还没有考虑到动荡汇率所扮演的角色，与1814年一样，它是补贴款交易获利的关键因素。内森在伦敦进行的黄金交易立竿见影的影响就是英镑的走弱，进而将金价推高，升幅高达23%。这是一场豪赌，因为整个3月份，英国是否再次对拿破仑开战还不确定。（如果战争推迟，内森可能会发现自己囤积的是一批没人要并且不断贬值的黄金。）当开战的决定最终确定时，内森寻求再次用欧洲大陆的货币推高英镑的汇率——他将英镑的汇率从对法郎的17.50的水平推高到22。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此时对自己控制交易所的能力十分自信。“任何地方都无须担忧，”他告诉詹姆斯，“我们在这里的资源就像‘狮子’，能够满足所有需求。”他在写给卡尔的信中表现出了同样的自信：“我不再为汇率的细小差异所限制，它给了我控制市场的力量。”内森还认为，他敢确定与赫里斯签订的协议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任何运到欧洲大陆的款项能够立刻从赫里斯那里得到偿还（之前他必须替政府预付大量的资金）。
但是他的计算在两个方面犯了致命的错误：设想击败拿破仑还需要冗长的战争，一年前欧洲大陆财政瘫痪的状况会快速再现，自己将不会遇到任何竞争。但事实上，拿破仑从厄尔巴回归，再到兵败滑铁卢，只不过是3个月的时间，而且前两个月只有两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由于这种情形的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中阿姆斯特丹、汉堡以及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能够在货币市场与他们展开竞争，这种情形在1814年可是从未出现的。麻烦的第一丝迹象出现在汉堡，让内森感到沮丧的是，詹姆斯发现自己购买金银并不能控制住汇率。接着阿姆斯特丹传来消息说，威灵顿拥有的金银比他预计的要多得多，因此1814年5月5日，内森“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要求我终止行动，因为你们发送的钱币太多了”。盛怒的他把矛头指向了詹姆斯：
我对你未能遵循我不断跟你重复的指令的原因自然会感到迷惑不解……我肯定你不知道你对我造成的伤害……由于你的疏忽，我失去了至少7/8的应得的生意……你所做的遵循的是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我的指令，我之前就提到过。我请求你立刻停止购买钱币或以伦敦的名义出票，如果这样做了，我将不会再支持你的任何业务，也不会接收任何汇票，我会让他们返回给你，以示抗议。希望我无须再重复这一点。
但这一切很难说是詹姆斯的错。如戴维森指出的那样，原因很简单，内森遭到了诸如赫克舍等欧洲大陆银行家的偷袭，赫克舍洞察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运送金银的秘密，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兄弟从汉堡以及阿姆斯特丹向伦敦运送金银的目的，是要将它们再次运回欧洲大陆：
当我离开伦敦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先生和军需大臣每个人都焦急不安，因为要尽可能筹集尽量多的金银。要完成这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由伦敦花钱筹集。但形势自那时起发生了逆转，长久期待的战争只停留在准备阶段，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打响，其后果就是金银能够从四面八方筹集到。此外，波拿巴再次占领法国时那些无意参与金银买卖的银行，现在都想分一杯羹。
詹姆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巴黎，萨洛蒙此时到了阿姆斯特丹与卡尔会合，试图扭转英镑的下滑势头，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滑铁卢的战争形势到了结束一个时代的最高潮。毫无疑问，首先接到拿破仑战败的消息非常值得高兴，这归功于罗斯柴尔德消息传递系统的迅捷，使得信使能够将消息版的第5份公报——1814年6月18日午夜在布鲁塞尔发布——经敦刻尔克和迪尔，在19日夜里送到了纽考特。这离威灵顿与布吕歇尔在战场上胜利会师只过了24小时。近48小时后，亨利·珀西上校才派威灵顿的军官向内阁报告获胜的消息，而消息送达时，内阁大臣们正在哈罗比爵士的家里共进晚餐（21日晚上11点）。实际上，内森20日就将有关消息转达给了政府，但没人愿意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名信使从根特带来的消息同样没人信。但无论消息到得多么早，在内森看来，滑铁卢获胜的消息一点用也没有。他并不期望决定性的结局如此快速到来；实际上，就在战役结束的5天前，他刚为英国政府在阿姆斯特丹借了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而且就在他的信使即将到达伦敦时，他正在安排一笔支付给巴登的补助款。现在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让他以反法联盟的名义进行的金融业务显得过早了，而且会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兄弟几个不仅持有大量不断贬值的金银，而且还持有需要在阿姆斯特丹出售的100多万英镑的国库券，更不用说一系列只完成一半的补贴款业务，和平协议一旦签署，这些业务全部要终止。当军队报告抵达纽考特证实战争结束指日可待时，内森面对的不是传说中巨额的利润，而是沉重且不断增加的亏损。他在英国军队中的代理人约翰·罗沃思描述了他从蒙斯步行前往热纳普的经历，白天顶着烈日和滚滚灰尘，晚上在战场上露宿。当他最终找到威灵顿的军需官邓莫尔时，后者将他带去的价值23万英镑的普鲁士币退给了他，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尽管内森让兄弟们继续为威灵顿提供货币，但是只有停止这样做才能存活下去。7月底，“惊恐的”卡尔暂停向军队提供款项。两个月后，詹姆斯发现自己现金极为短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与他们不同的是，阿姆谢尔此时沉浸在法兰克福的钱海里，但是那些钱没有一个人需要。卡尔承认，“现在我们不需要为军队找钱，它们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到这年年底，詹姆斯减少了向德拉蒙德在巴黎的存款机构提供的资金，试图收回一部分货币——这一建议遭到了断然拒绝。更大的困难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卡尔发现很难以内森与赫里斯达成的相对理想的折扣卖出英国国库券。事实上，和平的突然到来使得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流动性变得极强，这类长期的票据根本卖不出去，兄弟之间新一轮的争执再次出现。法国的崩溃也对补助款业务带来不利的冲击。在柏林，詹姆斯与普鲁士政府的谈判陷入了迷茫之中，因为滑铁卢战役的消息让英镑的汇率飙升。其他的德意志公国很快开始为自己的补助款争取更好的汇率。更加让几兄弟感到痛苦的是，家里传来了噩耗：朱莉·罗斯柴尔德去世，年仅35岁。“我真的感到非常沮丧。”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两周后跟卡尔说：“我难以支撑着去参与原本希望参与的生意。妹妹去世的消息让我精神恍惚，由于这个原因，我今天只做了一点生意。”所以，威灵顿获胜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的并不是大量的利润，而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在伦敦，狂乱的内森希望从损失中寻找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被传出购买英国股票。7月20日，伦敦《信使报》的晚报版报道说，内森买了“大量的股票”。一个星期后，罗沃思听说内森“利用得到的滑铁卢大捷信息赚了不少钱”，并且希望参与更多的政府证券的买卖，“只要你认为哪些是值得买的”。这似乎证实了一种看法，即内森确实凭借他对战争结果的信息优势，买了统一公债。但是，他从中赚到的利润不会很多。维克托·罗斯柴尔德已经证实，统一公债的价格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前一周左右已经从最低点攀升到53点，即使内森在6月20日在公债价格为56.5点时，以2万英镑购买了最大数量的公债，一周后在60.5点时抛出，他的利润也仅仅约7 000英镑。有关信托债券（Omnium，另一种政府债券）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它在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升了8个点。实际上，几兄弟的消息人建议这类交易的规模不宜过大，等到和平协议真正签署之后再大规模投入。一封来自内森的信中透露出了不寻常的焦虑，信中暗示，这些债券都是颇伤脑筋的投机，因为它们全部建立在法国人将无条件接受任何和平条款的假设之上：
一切都还好，比想象的要好。我十分满意，我去见了赫里斯，他让我感到……挺好的。他发誓一切都很好。我在61.125和61.5两个价位买进了证券，赫里斯发誓说……一切会很好，我们都信心十足。我希望你们也一样。
按照萨洛蒙的说法，内森还以107点的价格购买了45万英镑的信托债券；如果他采纳了他兄弟的建议，在120点的价位抛出，他的利润将可能达到5.8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显然没能打动内森；他懊悔当初怎么没有多买一点，并且仍旧持有债券，等待第二年冲到更高的价格。事实上，直到1816年后期，内森或许才在证券投机中获得最大的胜利：他以62点的平均价格购买了65万英镑，其中的大多数他在1817年以82.75点的价格抛出，赚到了13万英镑。但是，这并不是他自己能保留的利润，因为最初的资金是按照赫里斯的建议，以政府基金投入的。
弥补滑铁卢战役损失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途径是，尽可能地延长英国支付盟国补贴款的时间。在这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盟国中有着许多“无价的共犯”，这些人也希望在和平协定签订、补贴款终止前，尽可能多地往自己的口袋里捞钱。10月，普鲁士代表约尔丹私下里承认，欧洲大陆多国正在拖延和谈，以确保获得多一个月的补贴款；而价值为1 100英镑英国证券的礼物确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处理普鲁士的补贴款。另一个合作的官员与之前一样，是俄罗斯的热尔韦，他得到了一份大礼（他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的补贴款的2%份额）。“最重要的事情，”詹姆斯从巴黎报告说，“是热尔韦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特使。他昨天对我说：‘罗斯柴尔德，我们一定赚钱’！”之前不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地利政府也将其一部分补贴款业务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部分归功于林堡的游说）。正如卡尔发现的那样：“与奥地利人做生意并不容易……但是你只要赢得了他们的信心，你就一劳永逸了。”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竞争的增加导致佣金减少，套汇获利也变得艰难。一些政府——比如，萨克逊–魏玛就急切地希望避免“钱最后全部落到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手中，他毕竟是个犹太人”。几个兄弟不断提及这段时期他们的利润十分微薄（经常是1%），而阿姆谢尔是否值得为那些由他代理补贴款业务的德意志小公国——包括法兰克福、萨克逊–科堡和科堡–萨菲尔德感到“心碎”，让人怀疑。萨洛蒙和阿姆谢尔都非常冷静：“你不可能每天都能挣到百万利润。”萨洛蒙提到与普鲁士的谈判时这样说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可以被迫发生的事情。做你能做到的事；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整个世界不可能“属于罗斯柴尔德”。“这里的情形与英国不同，在伦敦，每周都有数百万的交易发生。而在德国，10万古尔登已经是笔大生意了。”这些“宿命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给在伦敦的内森听的。
1815年的夏天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无疑是个大丰收的季节。这年3月签订的一份协议似乎表明，兄弟几个的总资产与1810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在1815年，至少2/3的金额是内森名下的，而他并不是1810年家族协议的一分子。考虑到1810年的资金全部是其他4个兄弟的，这意味着欧洲大陆方面的资金实际上可能出现了减少的情况。此外，1815年的协议签署在百日王朝危机前，因此可以被看做是早期成功的证据（主要是，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1814年为赫里斯进行的业务利润丰厚）。1816年夏天，兄弟几个估计他们所有的资金总额在90万~100万英镑之间，这暗示资金在1815年3月~1816年7月间翻了一番。1818年6月，资金总额已经是177.2万英镑了（两年内增长了3/4），这是个非常显著的增长。但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滑铁卢战役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就是这种高速增长出现的时期。
困难在于几乎不可能准确地判定罗斯柴尔德兄弟财务上的表现，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拿破仑从厄尔巴的回归让整个局势变得一团糟，他们的各种补贴款生意在1814~1815年间巨大的变化，让他们原本就已混乱的会计程序彻底崩溃。
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是在1814年6月，卡尔继续筹集一笔大额补贴款生意所需的资金。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诈骗”（发行融通汇票,或与真正商品买卖不相关的票据）。当詹姆斯抱怨这一点时，卡尔指出，“记账”并不是他的职责。在这个时期，萨洛蒙被认为是家族的会计师——他是能够让父亲一直感到高兴的人，因为他能够“在一分钟之内让他在纸上变得富有”。但即便是萨洛蒙，也很快发现难以追寻内森以几个兄弟的名义进行巨额生意的去向。到1814年8月的时候，萨洛蒙和阿姆谢尔只能承认：“完全陷入混乱，根本不知道钱在哪里。”“我们加在一起非常富有，即使我们五个人各自分开来看，身家同样不菲。”萨洛蒙焦急地写信跟内森说，“但是钱在哪里？”内森的回答（可能更尖刻）是“（卡尔）应该有一个账本”。
问题在1815年9月再次出现，当时在欧洲大陆的几兄弟出现了现金短缺的危机。“但是亲爱的内森，”萨洛蒙写道，“你那里一定有大量的资金，因为我现在已经陷入了负债状态，而阿姆谢尔的现金也所剩无几。钱肯定全部到了你那边，但你却写信说你也有如此多的债务。那么我们的现金储备去哪里了？”经过计算，萨洛蒙发现自己仅巴黎一个地方就欠了12万英镑，他几天后再次质问内森：
我们的钱一定在你那边。我们这里近乎赤贫，没有一分钱可以动用。阿姆谢尔剩下的钱不足100万，因此大部分钱一定在你那里……找出家族的钱在哪里，亲爱的内森。我不知道我们的钱去了哪里。这很荒谬。但愿我们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它们能够冒出来。
内森则回信暗示，阿姆谢尔才是一个“大财主”时，形势变得近乎恐慌。
问题是阿姆谢尔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有一系列的补贴款业务要处理，最终也将面临现金干涸的局面，而卡尔的基金在阿姆斯特丹几乎全部被英国国库券套牢。巴黎的形势同样紧急。“这种无穷无尽的债务真让人苦恼。”詹姆斯抱怨说，“我们必须支付的款项巨大，非常巨大。”萨洛蒙也应声说：“亲爱的内森，你写信说你那边有一百万或两百万英镑。你实际上一定有，因为我们的哥哥阿姆谢尔已经没钱了，我们都没钱了。但我们中的一个人一定有钱才对。”实际上，欧洲大陆的几个罗斯柴尔德这段时期避免“破产”的办法只能是短期借贷和进一步使用融通汇票。当然，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指责内森应该为他们的窘境负责。与他们的父亲早年批评内森一样，萨洛蒙尖锐地指责他弟弟管理不善：“我们只能依靠奇迹和好运，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的账做得十分糟糕。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样重要的交易应该非常精确地进行。不幸的是，你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毫无章法可言。”他们的账记在“头脑里”的太多，而不是写在纸上。奥地利政府担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破产”，这让人觉得惊愕吗？
内森试图向兄弟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阿姆谢尔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家族财富脆弱的一些证据。“你说我无须质询钱到底在哪里。”他向内森抱怨说，“在这方面，我与小安塞尔姆（萨洛蒙的儿子，当时13岁）很像，他总是问钱在哪里。‘人们说我父亲有500万英镑。’他说。他希望看到堆在一起的这些钱。”安塞尔姆想知道，父亲和叔叔们是百万富翁，还是破产的人。现实的不确定性让阿姆谢尔感到无比困惑：“我必须告诉你，自从1815年10月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我不能再承受下去。如果你希望你的哥哥身体健康，那么你就必须减少他对钱的忧虑。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我必须放松下来……我已经丧失了投机的激情。”他抱怨说，兄弟几个“生活得像酒鬼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欠英国政府的钱。”
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段混乱的时期到来时，赫里斯也在下院中面临着“管理不善”的指责，然后他向内森索要所有详细的财务报表。赫里斯在下院里最主要的批评者亚历山大·巴林突然发难，毫无疑问有着自己的盘算。但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指控并无不妥。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各国政府的交易中，至少与一个国家（俄罗斯）的交易获得了额外的佣金，并进行了贿赂，而这些赫里斯并不知悉。此外，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补贴款业务的早期曾利用汇率差异赚取利润。因为需要润色原本已经混乱不堪的账本，所以尽管面对“非常挑剔”的赫里斯的再三要求，罗斯柴尔德兄弟还是竭力拖延了好几个月。即使这意味着需要让巴黎的办事员通宵达旦地赶工，但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伦敦的声誉免遭破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萨洛蒙说：“英国是我们的粮仓。”1816年初，如此害怕卷入丑闻的内森写信给阿姆谢尔，建议他暂时不要在法兰克福买新房子：
我问过赫里斯，他给了我了一个没头没尾的回答，让我别购买奢侈品，因为报纸会立刻写文章针对我，英国官员也会开始质询我……你最好能听从我和赫里斯的建议，别买房子，等到我的账目理顺了再说。
赫里斯此时已经接到德拉蒙德从巴黎发回的不安信息，德拉蒙德说，詹姆斯向他保证说，为了避免引起汇率变化，进行“虚假交易”是必要的。“这一点我敢说是千真万确的。”德拉蒙德焦虑地说，“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将接受审计人员核查的账目，要竭力避免的就是弄虚作假，因为这通常是审查的重点……但要求所有的会计人员摒弃所有虚假，这是合适的要求吗？”德拉蒙德不知道的是这种虚假的程度。当他的同事邓莫尔1816年3月探访詹姆斯时，詹姆斯承认：“我的心剧烈跳动，我害怕他可能要求我把他的钱送交军队。”詹姆斯当时手里只有不到70万法郎，远低于邓莫尔可以合法要求的数字。
最终，几兄弟无人能够承担解决账目问题的任务。这一重担落到了本杰明·戴维森的肩上，他必须重组前一年超乎寻常的交易，并竭力隐藏无数的违规行为。他面对的困难是令人畏惧的。首先，罗斯柴尔德兄弟没有一个采用复式记账法。就如阿姆谢尔说的那样，柏林的银行家门德尔松“知道如何处理每个（联合账户），而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我们只能依赖簿记员所说的话。加塞尔告诉我，‘我们在普鲁士交易中赚到了不错的利润’，我只能相信他”。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毕竟，复式记账法1494年就由威尼斯人卢卡·帕乔利发明，至16世纪末期时，已被欧洲大多数国家采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未采用它的事实也说明，资本主义化的法兰克福犹太社区在技术上是相当落后的（但当然，这也意味着商业天才可以在没有会计的情况下运作生意——至少一段时间）。第二，会计记录之间存在巨大的缺漏，这反映了在法国占领期间，在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方养成的保密习惯。第三，便是大量利润来自汇率波动的难题，这些也是赫里斯不知道的。最后，最让戴维森感到头疼的是，几个兄弟发行了“虚假”的融通汇票，总额达到了200万英镑。戴维森无奈地说：“他们早就应该想到……赫里斯有一天会查看这些账目。”
幸运的是，戴维森能够将账目“修葺一新”，向政府展示的数字显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补贴款以及其他支付业务的主要受益人；最后，萨洛蒙的论断似乎被首相利物浦和他的同僚所接受，即“即便100家银行也不可能在9个月里承担如此规模的业务，并为政府带来利润”。当军需部1816年10月撤销时，赫里斯在得到了一笔补偿金后光荣地离任，而且下院阻止他担任皇室专款审计员的动议也被否决。但无论怎样，直到1818年1月，萨洛蒙仍然担忧账目的事情：
我们现在仍然未摆脱政府的怀疑……只要政府仍然怀疑与赫里斯有关的账目，我们就难脱干系。我们富有还是我们能够逍遥自在？在我看来，没什么钱的仆人比我们还自在。为什么？因为他手头没有一个拙劣的账目，而且政府不会时刻掐着他的脖子。
因此，公平地说，1814年和1815年的巨额利润获得的途径比传统的滑铁卢神话中提到的方式要更神秘，也更危险。
兄弟互助的典范
在19世纪的欧洲，兄弟互助的想法极其重要。互济会成员、自由党人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均将兄弟互助的关系理想化，寻求超越家庭建立一种虚幻的兄弟情谊。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宗教教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但是《欢乐颂》这首席勒的诗被贝多芬谱写成曲后，兄弟情谊便被赋予了革命性的重要意义。正如法国大革命广为人知的口号所喻示的那样，想象把所有的人变成兄弟，是把他们想象成自由平等关系的关键。
当时的人们经常从罗斯柴尔德兄弟超乎寻常的成功中得到启发，认为他们是兄弟互助理想的典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今天的欧洲，一个家庭像迈耶·阿姆谢尔夫妇一样生5个儿子，或再生5个女儿，也并不少见。弗朗西斯·巴林也有5个儿子。实际上，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18%的已婚妇女都有10个或更多存活的子女，超过一半的妇女有6个或更多的孩子；德国的统计数据也大致相同。让当时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似乎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协作关系运转着家族生意。这也是弗里德里希·根茨在他为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写的那篇著名文章中着重强调的一点：
五兄弟以巨大的责任心谨遵他们父亲临终的教诲，维系牢不可破的团结，在所有生意中保持协作……每一宗生意的提议都出自集体的考虑；每项业务，即便不是那么重要的业务，也都根据一致同意的计划进行并展开分工协作；生意的成果由五人平分。
他们在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也认同这一观点：“五兄弟之间的和谐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着挑另一个人的毛病，不会批评另一个人的生意，即使生意的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盛，”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评论说，“归功于他们的团结，这种团结的感情似乎遍布于那个家庭的所有分支；这种团结与他们的资金和能力一样重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是阿拉伯的部落。”这很快演化成了“五个法兰克福人”的神话。一个德国作家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
这五个弟兄一起组成了一个难以攻破的方阵……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从不单独地从事任何一件事，所有业务都由几个人共同完成，总是遵从相同的体系并追逐相同的目标。
如果兄弟间的和谐一直是这样的话，这些评论便显得多余。矛盾之处在于，与诗歌中颂扬的理想化兄弟情谊不同的是，真正的兄弟很少能很好地共事。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知道约瑟夫和他兄弟的故事，有关兄弟阋墙的著名案例：加德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弟弟约瑟夫的憎恨，约瑟夫与弟弟本杰明亲密的兄弟情，大哥鲁本复杂的感情，暴力的冲突和最后的和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代的霍普兄弟以及巴林兄弟，兄弟之间也少见吵闹，但却未能以兄弟团结的名义超越个人的差异。当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财力上超越他们时，他们似乎成为了混乱理想的化身。
但是，在现实中，在1814年和1815年混乱的环境下，维持兄弟间的友爱远不是那么容易。由于他们的资源被一系列巨额、高风险的生意套住，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个人关系经常恶化——有时甚至到了破裂的边缘。最主要的原因毫无疑问便是内森对生意伙伴日益傲慢的态度。从技术上讲，根据1815年的协议，五兄弟都是平等的：利润平均分配，内森给每人一张价值5万英镑的本票，以补偿他在资金中占据的超大份额（而多出的利润）。但是萨洛蒙和其他几个弟兄当时评论说，内森富有攻击性的脾气以及公司业务以英国为核心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使得其他几个兄弟沦落到了代理人的地位。萨洛蒙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内森是“发号施令的司令”，其他几个则是他的“元帅”，而他们要处理的资金则是“士兵”，这些士兵“必须时刻准备好”。内森也被人们拿来与拿破仑——而反对拿破仑成为罗斯柴尔德兄弟金融活动的最终指向——相提并论，便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例，而他的兄弟们在这个对比中也没有被落下。
斯温顿·霍兰德1824年对他的合伙人亚历山大·巴林说：“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对他的金融活动并不感到忧虑。它们通常经过精心策划，被聪明、熟练地执行——但他就如战争中的波拿巴一样，所不同的是他身处金钱和基金的世界里；一旦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他就将和法国人一样一败涂地。”对路德维希·伯恩来说，内森和他的兄弟都是“金融波拿巴”，这样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被作家们刻画着。但是实际上是内森成为银行业世界中的波拿巴，他与法国皇帝一样对风险有超越常人的兴趣，并且难以容忍无能的部下。
早在1811年——甚至在他们父亲去世前——内森的兄弟们就开始抱怨他在来信中偶尔出现的自大语调。但直到1814年年中，他才真正开始以主导合伙人的形象出现，更别说他“作威作福”的做派了。1814年6月，他命令萨洛蒙去阿姆斯特丹协助詹姆斯，并抓住机会抨击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我告诉你，阿姆谢尔和卡尔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你不会知道他们写信给我时是多么的愚蠢，向我要钱时就像疯子一样……老天爷作证，他们如此愚蠢地写信给我，今天我太生气了。阿姆谢尔写信给詹姆斯，似乎觉得詹姆斯可以独自处理生意。”这些话显然让几个弟兄极为不满，而戴维森希望内森停止“蔑视性通信”的呼吁也来得太晚。心力交瘁的卡尔气得病倒了，他警告内森，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的“一个合伙人很快便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萨洛蒙也抱怨说“我心里绞痛”，他的语调比卡尔更为愤怒：
我一刻也不能相信，即便我是学识过人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也不能将其他四个兄弟看做是愚蠢的学童，自己是唯一睿智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比现在更加难过。坦率地说，我们既没有喝醉，也不愚蠢。我们有一些伦敦显然没有的东西——我们的账目清晰有序……如果我的眼泪是黑色的，那么我就能更轻易地写更多的内容，而不是用墨水来写……每到英国通信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这些信件……一个人不能这样给他的家人、兄弟和合伙人写信。
但是他们所有的抗议，得到的回应只是内森强硬的威胁——解散家族生意：
我必须承认，我彻底厌恶了周期冗长的生意和令人不快的后果……从今天起……我想如果萨洛蒙关闭巴黎的业务、带着账本来伦敦将再好不过。戴维森可以带着阿姆斯特丹的账目过来，届时我们就可以清理账目了。我也希望得到法兰克福的账目……因为我厌倦了合伙人制度……我知道你们全都非常聪明，现在感谢上帝，我们5个人将会和平了。
这番话收到了效果；这之后，内森下命令时很少遭到挑战，萨洛蒙在1814年8月写给萨洛蒙·科恩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
我在伦敦的兄弟是发号施令的司令，我是他的陆军元帅，我必须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履行我的职责，因此，我必须向司令提供报告、评论等。我有时必须把事情描述得夸张点，以显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多么认真，但是我仍然十分迷茫……做一个好司令，你应该知道一个好司令应该知道的东西，不要总是想着往前冲，你应该偶尔采取防御的策略，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如这封信所显示的那样，萨洛蒙仍然担心内森做事过了头，但是他显然将自己看成了一个从属和顾问的角色：“我们把你看成是司令，我们自己则是将军。上帝可能会给予我们幸运和祝福以及成功。这点上我们仍然是将军。那些缺少平和、运气的人甚至连下士都不是，但愿不是这样。”卡尔也接受了内森的统帅地位，尽管他说得比较隐晦：“我只是马车的最后一个轮子，只把自己看做是一部机器。”他和萨洛蒙可能并不喜欢阿姆斯特丹，但是如果内森让他们待在那里的话，他们便会照做。即便萨洛蒙请求回法兰克福——他在之前3年只在法兰克福待了3个星期——看望他的妻子或出席他孩子的洗礼，都被内森认为是不合理的；第二个请求被批准的前提是萨洛蒙在法兰克福待一天后便要回到巴黎，而且在法兰克福期间还要参与整理那里的账目。内森只关心一件事：生意。“你所有的来信，”萨洛蒙厌烦地抱怨说，“都是付这个钱，付那个钱，发送这个，发送那个。”
自从1811年以来……哪里的业务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如果今天西伯利亚需要我，我就会去西伯利亚……请帮我一个忙，不要再给我寄让人不快的信件。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小旅馆里，经常在一支蜡烛的昏暗光线下，等待他弟弟的来信。而读完信，他并不是满心欢喜地上床睡觉，而是极度沮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年轻时的欢乐已经离我们而去；不幸的是，我们还要跟它们说“晚安”。我们的胃口如此的差，再难享受到饕餮美食的快乐。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远离了我们。我们应该放弃通信的快乐吗？
但是内森仍旧沉迷于他唯物至上的信念：
我写信给你以表达我的想法，写信给你也是我的职责，见鬼……我不止一次地通读你的信件，可能不下100次。可以很好地想象那便是你自己。晚饭后，我通常没事可做。我不读书，不玩牌，不去剧院，唯一的欢乐就是我的生意；出于这点，我读阿姆谢尔、萨洛蒙、詹姆斯和卡尔的来信……就卡尔的信（说的是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来说，说的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保持富有，所有人都会讨好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赚钱的人则会妒忌我们。我们的萨洛蒙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太好，如果一个好事者向他耳朵里吹一些风，他就会想，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但事实上是，他们追逐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私下里，即便根茨也承认，现实中，内森才是“护民官”（五兄弟之首），是他拥有“敏锐的直觉，让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两个好的选择中，挑对更好的一个”：
巴林最复杂的推理启发了我，由于我近距离地目睹了所有的事情，巴林和霍普兄弟比更聪明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中拥有良好判断力的一个（五个兄弟中，一个不那么聪明，另一个聪明却有些软弱）少了一点自信，如果巴林和霍普失败了，我能很自信地断定，这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罗斯柴尔德更聪明，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段话中使用的是单数“罗斯柴尔德”，而不是罗斯柴尔德兄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的“金融波拿巴”。
而根茨提到的“不怎么聪明以及聪明却有些软弱的人”可能是指阿姆谢尔和卡尔。这有些不太公允：更准确的性格描述是，他们比起其他兄弟，更倾向于少冒风险。阿姆谢尔是五个兄弟中最谨慎的，经常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我，不想吞下整个世界。”他在一封典型的家信中写道。他的理想是“安安静静地工作”，不用担忧任何事，而这恰恰是内森的拿破仑式方法必然带来的东西。
排行第四的卡尔则一直紧张而且缺乏安全感，他和阿姆谢尔一样野心不大。“我厌倦了生意，”他在写给大哥阿姆谢尔的信中这样说道，“希望上帝能给我小小的、足够住的地方，能够让我有衣服穿，有面包吃。我并不想飞上天。”这种感觉在阿姆斯特丹遭遇英国国库券买卖惨败后，无疑更加强烈，那次惨败使他遭到了猛烈的指责。在这之后，如萨洛蒙提到的那样，卡尔心理上开始“恐惧”内森，尽管他仍然能够在“老板的背后”小声地数落他的不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萨洛蒙自己有智慧和信心质疑内森的策略；但是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高级雇员，如戴维森和博朗的说法，萨洛蒙太“安静而且思前顾后”，“把许多事情埋在心里”以容忍他弟弟好斗的性格。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更倾向于和内森一样反对其他兄弟。
但是，内森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合伙人制度并没有降格为独裁制度。这其中有一些原因。首先，内森的小弟弟詹姆斯——1815年才23岁——与其他三个相比，不怎么顺从他的意思。在1814年兄弟几个争执最火暴的时候，詹姆斯仍然保持着冷静，他有些讽刺地告诉萨洛蒙·科恩，他允许内森“指挥他数百万次，他会把它们当做是苹果和梨，乐意承受”。尽管詹姆斯有时想要离开巴黎，但他却一直留在那里，而他这样做不可能是因为内森的要求。最小的弟弟与内森一样聪明，脾气也类似，而且詹姆斯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敦促他的哥哥们采用复式记账法。实际上，只是年龄上的差异才迫使詹姆斯在之后的20年里继续顺从内森。即便承认了内森的领导地位，詹姆斯也远不那么恭敬。“现在重要的一点是为英国制订一个明智的计划，”他在1818年3月写信给内森，“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让你自己做决定。我的职责就是让你注意到这件事，而你作为统帅的责任，就是要拿出解决办法。”早在1816年12月，卡尔就抱怨詹姆斯措词尖刻的信件，詹姆斯在信里说法兰克福公司挣的钱不够多。他这时已经表露出与内森相似的特性。与此同时，内森（以及后来的詹姆斯）有时需要其他兄弟来牵制一下。阿姆谢尔在滑铁卢战役后生意最糟糕的时候，写信给詹姆斯说：
一个人不应该感到困惑。这里就涉及合伙关系的好处。如果一个合伙人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必须保持平静。如果他们全部失去了理智——那么说晚安吧！我希望这封信能让你安静下来，并感谢上帝，我们获得财富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
实际上，内森有时确实非常乐意将一个困难的决定推迟做出，声称需要咨询兄弟们的意见。有时，这是一种谈判策略；有时，他确实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最后，不论他们争吵得多厉害，兄弟几个仍是相互间最信任的人。我们知道，有一次，萨洛蒙模仿内森的笔迹在一些票据上签了名，因为内森忘了背书，而这意味着其他人也能这么做。即便最好的办事员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一个叫做费德尔的人似乎对阿姆谢尔产生不适当的影响时，卡尔的反应不能被看做仅仅是嫉妒。同样的，他们的姐夫（妹夫）或妻子的哥哥弟弟都被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他们被看做是有意染指家族生意的“外来人”。詹姆斯曾特地提醒内森，他过于信赖他妻子的亲戚萨洛蒙·科恩和妹夫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摩西的兄弟）了，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
一个人应该意识到，即便他的朋友告诉他的东西，也无外于吹捧，没有一句真话，这很难得；当他们走开时便会嘲笑你的轻信。亲爱的内森……你聪明坦诚，你了解这个世界……在你的书信到达之前，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因为萨洛蒙告诉我，伦敦现在已经与以前不同了，不仅蒙蒂菲奥里和萨洛蒙·科恩不允许再阅读和仔细研讨信件和生意，即便戴维森也不允许这样做了。这点从你的信中也得到了证实。
类似的是，兄弟几个都密切关注卡尔试图在汉堡找一个妻子的事情，因为卡尔与哪个家族联姻是关系到他们共同利益的大事。说到底，他们之间有着兄弟情谊的深厚纽带，它发源于犹太街，也是其他任何关系所难以替代的。“当我们全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时，有人答应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吗？”萨洛蒙有一次这样对内森说，因为内森埋怨他过早地卖出公债。这些记忆从没被完全忘记，不管兄弟几个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不管他们在信中争吵过多少次。
兄弟团结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次，便是兄弟几个争执是否要修改1815年的合伙人协议。1814年和1815年大交易的结果是几个兄弟之间财务上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这很难解开。而此时的问题是，詹姆斯是否被允许在巴黎以“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名字来成立一家新公司，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兄弟五人。尽管詹姆斯反对合并各个分公司的账目，阿姆谢尔仍然心存忧虑，他担心詹姆斯会把他扯进风险业务中。他和卡尔只有在詹姆斯保证不公开合伙人资金的情况下——为保密起见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也将成为一个被沿用的举措——才能同意了詹姆斯的要求。结果是一个折中妥协，花费了近两年时间才达成协议。1818年的协议相应地将兄弟五人的合伙人关系定义为“三家联合商业机构，按照五个合伙人的相互责任进行运作”，与此同时“形成协调一致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分，它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五兄弟以更深远、持久的兄弟互助情感来协调个人分歧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