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黑森–卡塞尔只是拿破仑战乱后出现的39个德意志公国中的一个，这些公国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日耳曼邦联。由于这个联邦议会设在了法兰克福——位于图恩与塔克西斯宫的一个租用的大厅里——阿姆谢尔和卡尔很轻易地就能与各国的资深外交代表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为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小额贷款，这些贷款提供的对象自然是较小的公国以及王公们——包括紧邻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绍姆堡、洪堡、萨克森－魏玛公国、安豪特–科登和拿骚–乌辛根——这些贷款业务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20年代。尽管每笔贷款的数额很少超过50万古尔登（4.5万英镑），但汇总在一起是一笔大生意。1817~1829年间，法兰克福分行处理的此类贷款总额超过了2 470万古尔登（220万英镑）。另外一些贷款是提供给小公国王公的小额个人贷款，还有一些则采用了更为尖端的形式，如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25年发行的彩票债券是这个时期发行的政府有奖债券的其中一种。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充当联邦的业务银行。1820年，法国按照巴黎和平协定支付的、用于在德意志境内修筑防御工事的2 000万法郎存到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由联邦决定何时动用。由于这些决策的缓慢性，这些存款变成了长期存款；由于难以确定提取存款时需要花费多大的精力，以及谁有权提取它，给罗斯柴尔德银行带来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再没有接收过此类存款的原因。
但是，德国的真正权力并不在法兰克福，而是在维也纳，奥地利当时占据日耳曼邦联的支配地位：奥地利宫廷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最希望接近的宫廷。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奥地利人不愿意将他们的英国补贴款业务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而更愿意选择奥地利本土的银行，如阿恩施泰因与埃斯克尔银行、弗里斯银行和盖米勒银行，他们在法国赔款业务上也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罗斯柴尔德兄弟只是通过与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德建立伙伴关系，才能够处理奥地利从俄罗斯以及那不勒斯接收的小额资金业务。但是奥地利如果希望巩固其巨额流动债务，并稳定其极度贬值的货币，那么与其他大陆国家一样，它也急需现金。尽管它在战后的第一笔5 000万古尔登的贷款交给了与巴林、贝特曼和盖米勒结伙的帕里什兄弟（这让罗斯柴尔德兄弟很懊恼），但很明显，每年高达1亿古尔登的开支需要更多的现金。第一个突破出现在1820年，萨洛蒙合伙组织了两批总额为4 500万古尔登（约合480万英镑）的彩票债券贷款，当时的合伙人是戴维·帕里什——这笔交易利润极其丰厚，尽管招来了很多敌意的评价，萨洛蒙还是在维也纳或多或少地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基地。
182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一笔提供给俄罗斯的贷款获取了最终的大捷，自此成为了“神圣同盟的银行家”。当时的俄罗斯与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一样，战争引发了财政与货币难题：公共开支在1803~1815年间翻了4倍，流通中的卢布数额也是如此，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尽管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其英国的补贴款以及后来的法国赔款业务，但它寻求稳定时一开始却是找了别人：比如，1820年的贷款就是巴林、里德和欧文公司负责处理的。但是，这并不是多么让人失望的事情，俄罗斯当时仍然拒绝按照普鲁士的方式，发行以英镑为主导的债券，而且利息在伦敦支付。但两年后俄国人紧跟着奥地利人，终于“就范”。1822年夏天，内森以77点的承销价格发行了利息为5%的660万英镑俄罗斯债券，这些债券通过他在伦敦的网络，很轻易地就能卖到80点的价格，因为这些经纪人网络由他的亲戚摩西·蒙蒂菲奥里掌控着。
因此，到1822年年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式被看成神圣同盟的银行家——“神圣同盟的高级金库”。实际上，巡行的德国王子皮克勒–穆斯考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里形容内森是“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这其中包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即罗斯柴尔德家族给同盟提供了财力支持。当奥地利皇帝向他在法兰克福的特使形容阿姆谢尔“比我还富有”时，他并非完全是在开玩笑。《泰晤士报》从圣彼得堡发回的报道称，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只要在证券交易所出现一下，就能够提升俄罗斯的债券价格。如果没有内森才能提供的财政支持，奥地利在19世纪20年代要充当欧洲“警察”的角色将变得非常艰难。即便批评奥地利这种做法的人也同样承认这一点。内森也因此被讽刺为“虚伪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充当了欧洲灭火员的助手角色。1821年，他甚至接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与国外势力勾结，尤其给奥地利提供了帮助，参与制定了奥地利政府反对欧洲自由浪潮的政策”。
金融与革命
当然，神圣同盟的创立者一直认为，阻止革命浪潮在欧洲卷土重来的最佳途径是制定一个“牵制”法国的政策，因为它从1789年以来一直是革命的发源地。这一政策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不过那是在1830年和1848年；而在19世纪20年代，它很快遭到摒弃，因为当时形势已经清楚地显示，维也纳确定的政治命令几乎没一个地方服从。当奥古斯特·冯·科策比——沙皇雇用的一个文人——在曼海姆被一个激进的学生卡尔·桑德刺杀时，梅特涅喜出望外，因为这给他提供了镇压日耳曼邦联内部自由倾向的借口。与1820年2月在巴黎发生的国王侄儿贝里公爵遇刺一样，单纯的一起刺杀事件并不能预示严重的革命即将爆发。但西班牙加的斯本来应该部署到南美的军队发生了暴乱可就不是一回事了，它不仅将1812年的议会宪章再次施加到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八世身上，而且6个月后，又将同一部宪法施加到了他的叔叔——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一世身上。“多米诺效应”之后一直持续，1820年8月，葡萄牙也爆发了军事叛乱；1821年3月，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民众以及近东的希腊人也发动了暴动。1824~1825年发生在俄罗斯，但最终失败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也是这一系列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暴乱的模式类似，通常由希望破灭的士兵（战后国防开支削减的受害者）发动，或由秘密的团体如意大利的烧炭党或西班牙的共济会率领。事实上，政治动荡的广泛扩散，使得法国这个传统的革命输出国被迫加入了反对革命的联盟中。这个联盟的多国议会——特罗保（1820年10月到12月）、莱巴赫（1821年1月）和维罗纳（1822年9月到12月）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联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别国的事务，以阻止本地化的革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还要问自己一个财政问题，即他们是否负担得起干预的费用。他们资助奥地利干预了意大利的革命，资助法国干预了西班牙，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支撑这些“反应”的金融家。
但是，在罗斯柴尔德人看来，复辟欧洲的不稳定不仅仅是潜在新业务的一个资源，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稳定的一个威胁；因为政权的摇摇欲坠会让那些投资这些国家的投资人寻求抛出债券。即便成功地进行了军事干预，“双刃剑”效应也难以避免，军事干预也使得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陷入了赤字。另一方面，革命获得成功地区新出现的国家实际上也带来了新的生意。尤其是诸如巴西这样独立国家的诞生，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及希腊带来了大量新债券的发行，因为新诞生的政权纷纷拥到了伦敦和巴黎的资本市场。出于这样的原因，罗斯柴尔德金融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是自相矛盾的。
在意大利半岛，事情相对简单：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梅特涅分而治之的政策，通过向多个王室政权提供贷款维持了它们的统治。早在1820年12月，梅特涅就从特罗保写信给萨洛蒙，信中隐晦地提到要进行一笔2 500万或3 000万法郎的交易，这将“关系到那不勒斯王国将来的命运”。萨洛蒙一开始的反应是积极的。因此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翁1821年1月在莱巴赫向梅特涅保证说：“帕里什和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金融家急切地希望我们的军队尽可能快地越过波河，然后向那不勒斯进发。”但是，当萨洛蒙受梅特涅和内塞尔罗德邀请前往莱巴赫讨论贷款事宜时，他却失去了热情。“如果我去那里，”他向内塞尔罗德解释说，“可能会引发大量不确切的报道。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一事实，即我们正在讨论向一个高尚的王室提供贷款，流言会越来越多，这可能并不是最高方面希望看到的结果。”首先，奥地利发行新债券筹集贷款的消息一旦被外界察觉，已经被意大利危机拖累的维也纳市场将进一步下挫。第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使自己资助神圣同盟的角色如此公开化。相反，萨洛蒙坚持对施塔迪翁说，任何贷款只有等费迪南德一世重掌帝位后才能筹集，复位后的收益将用于偿还奥地利干预的费用。同时，他给施塔迪翁提供了短期的帮助，资助弗里蒙特将军向南进军。如拿破仑战争期间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他们广泛的银行网络，以合理的利率向任何行军中的军队提供现金。与以前一样，五兄弟中其中一人——这次是卡尔（“一个罗斯柴尔德小兄弟”，萨洛蒙这样告诉施塔迪翁）——被派到现场，确保一切运转顺利。1821年3月，卡尔从维也纳出发，在莱巴赫与梅特涅以及流亡的那不勒斯国王会合。
对梅特涅来说，那不勒斯行动无疑是一场反对革命的十字军东征；他对施塔迪翁说：
我们必须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它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比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事物都要伟大。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整个未来都系于成败；不仅仅是奥地利王权的未来，而是整个欧洲的未来……我们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因为这是生与死的抉择……现在一切都有赖于成功。如果不能获得成功，结果将会与没有冒险一样；革命将首先吞没意大利，然后是整个世界。我会不遗余力地拼搏，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但财政的现实却粉碎了他的这些美丽辞藻。前线再次发生了供给短缺，而在维也纳，施塔迪翁再次无奈地预示到拿破仑时代的财政和货币困境。实际上，萨洛蒙不得不出手阻止奥地利国债价格的猛跌。而当皮德蒙特爆发新革命的消息传到莱巴赫时，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个消息给维也纳带去的冲击让倒霉的施塔迪翁感到心惊胆战：
如果敌人到了门口，自然会有更多莫名的恐慌。维也纳所有人都冲到交易所抛售我们的公共证券……我们的信用（刚刚建立不久）处在完全崩溃的边缘。我肯定会被迫暂停纸币兑换成现金，从而在一天内将之前5年的努力变为泡影……这是我们毁灭的第一步。筹措贷款根本不可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可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证券变得一钱不值了。
但是，3月24日，那不勒斯还是被奥地利人攻陷了。卡尔在费迪南德寻求获得贷款偿还奥地利干涉费用后，匆忙赶到了南方。
这时，一个利益冲突现象出现了：奥地利政府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数额，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那不勒斯政权的信用评价很低，只愿意以惩罚性的利率向费迪南德提供贷款。第一笔那不勒斯贷款是艰难达成妥协的产物，卡尔当时为了阻止米兰银行的竞争，不得不降低了条件，从最初的54点价格发行债券提供1 000万通用金币提高到了60点价格发行债券提供1 600万通用金币（约合200万英镑）。为了满足奥地利军队占领期间的费用，第二笔贷款在1821年筹集，数额为1 680万通用金币，债券发行价格为67.3点。之后又发放了两笔贷款，1822年的2 200万通用金币和1824年的250万英镑，使得那不勒斯的负债达到了1 300万英镑。但是，那不勒斯债券在巴黎的价格却从65点升到了103点，在伦敦，人们对英镑为面值货币的那不勒斯债券也有相当大的热情。这种成功的稳定部分反映了卡尔与那不勒斯财政大臣路易吉·德·梅迪奇之间形成的良好关系，梅迪奇声称奥地利人毫无必要地延长了占领状态，而且索要了过高的费用，对此，卡尔倾向于支持梅迪奇。甚至在1822年的维罗纳议会开会前，奥地利就很明显地希望一次性结清所有的入侵费用：梅特涅在1821年8月要求那不勒斯支付465万古尔登实际入侵费用，第二年2月再支付400万，然后每年支付900万通用金币的占领费用。1825年，梅迪奇指责奥地利政府从占领中巧取豪夺，威胁辞职，除非能拿回100万通用金币。当维也纳当局迟疑的时候，卡尔将钱划给了梅迪奇——这显然激怒了梅特涅。
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在双边国际支付中与两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困难性。但是，卡尔可能比较好地平衡了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利益。他在那不勒斯凭借他与波旁王朝的关系（他同时与托斯卡纳大公也有一些生意往来）迅速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与此同时，梅特涅继续在意大利的其他事务上向萨洛蒙寻求财政支持——最著名的是一笔500万里拉的贷款，这笔贷款拟提供给大公妃玛丽–路易丝的孩子。这位大公妃是哈布斯堡的公主，曾经与拿破仑有短暂的婚姻。在拿破仑倒台后，路易丝在帕尔马、皮亚琴察以及瓜斯塔拉建立了自己的公国。另一个类似例子的主人公是拿破仑的前任伊利里亚总督、拉古萨公爵马歇尔·德·马尔蒙。与此同时，奥地利政府自身也发现必须再次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满足其急速增长的财政需求。无论从那不勒斯压榨出多少钱，军事干预的代价都远远超出了施塔迪翁的筹措范围，现有的收入远远不够。奥地利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另一笔贷款；尽管有些官员激烈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初提出的条件，奥地利政府最终还是点头屈服，尽管贷款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维也纳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依赖在1823年进一步深化，当时英国政府试图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其结束对那不勒斯的占领，英国方面采用的是财政手段，它对当年反法战争初期提供给奥地利政府的一些贷款提出了质疑——此时本金加上利息的总额已达到2 350万英镑。奥地利政府再一次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敦促萨洛蒙利用他弟弟在伦敦的影响力降低债务的规模——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当梅特涅非正式外交渠道的第一次，这样的情形之后又上演了无数次。当奥地利政府的目的最终达成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筹措另一笔贷款的业务，当时是与巴林、里德以及欧文公司合伙提供250万英镑。这几家银行获得了3 000万古尔登的新奥地利国债，承销价格是82.33点，但很快市场销售价格就达到了93点，给几家银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另一笔1 500万古尔登的贷款出现在1826年。总而言之，奥地利干预意大利的政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多重利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带来了更为严重的两难处境。1820年后的两年里，痛风缠身的费尔南德七世忍受着议会宪法，在这两年中，自由派政府筹措了很多贷款（因为革命的缘故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必须靠借贷弥补空缺）。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如萨洛蒙匆忙向梅特涅保证的那样——并不是最初卷进这些贷款的人，但他们也准备参与其中。不过1822年7月，费尔南德和激进保皇派分子出人意料地采取行动试图推翻议会，在图谋失败后，他们寻求外国势力干预。这时，詹姆斯卷入到了西班牙金融家贝尔特兰·德·利斯的一个计划中，利斯打算抢在外国干预之前重组政府，使其不那么“激进”。但是，为时已晚；1823年4月，法国发动了类似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的远征行动，统帅是路易十八的侄子昂古莱姆公爵，并且得到了一些试图复仇的外交家，如夏多布里昂子爵的支持。
詹姆斯一如既往地秉持实用主义的立场——同时担忧不要被经验丰富的金融大师乌夫拉尔挫败——他向法国总理维莱勒伯爵提供了服务：与他的哥哥卡尔在意大利给奥地利军队提供现金，他此时让自己对昂古莱姆变得“有用”，甚至筹集了释放费迪南地七世所需的赎金。而且，如奥地利军事干预行动需要筹措贷款一样，法国政府也被迫通过借贷来支撑它的军事冒险：1823年，詹姆斯最终消除了复辟王朝的疑虑，获得了一大笔贷款的业务。价值4.62亿法郎（面值）或1 850万英镑的公债是法国政府在1815~1848年间发行的单笔最大额度的债券；而在这之前，还发行了1.2亿法郎的利率为6%的国库券，同样交给了詹姆斯处理。鉴于这些证券的发行在詹姆斯巴黎冗长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他是如何赢得这些交易的。与他父亲在卡塞尔首先排挤掉竞争对手的做法不同的是，詹姆斯赢得第一笔公债发行权是与拉斐特以及其他几个银行家联手，以高过市场价的价格（89.55点）一举压过了竞争对手提出的87.75点的价格，尽管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大，但并没有让詹姆斯亏本：竞标的成功很快就收到了回报，公债价格迅速超过了90点，而且到1823年底时价格达到了100点。
那不勒斯与西班牙有差别的地方是，西班牙波旁王朝复辟（1824年底）后，与巴林、里德以及欧文公司准备联手行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愿意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向新成立的独裁政权提供贷款，而法国政府又不愿意提供担保。这其中存在着3个原因：新政权拒绝承认和赎回自由派政府发行的债券；拒绝向法国支付军事干预费用；最后一点，银行家们担心费尔南德会将借到的钱孤注一掷地投到收复南美殖民地的行动中，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徒劳的，那些国家自1808年起就一直争取着自己的独立。毕竟，如果1820年的革命不是由那些准备跨越大西洋前往南美的士兵发动的，费迪南德的助手没有让他相信收复美洲殖民地就能解决所有财政问题，那么情形又会如何？正是南美的广袤土地让英国起了疑虑。伦敦一直准备忍受法国在西班牙的远征，尽管它实际上否认了威灵顿在半岛战争中的胜利；法国此举可能是某种再次征服拉丁美洲的想法先兆，却不受欢迎，英国当时与新诞生的南美共和国迅速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正如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向梅特涅报告的那样：“尽管罗斯柴尔德银行可能假装同情君主主义者，但是承认西班牙君主立宪政府的举措以及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将为他（内森）的金融业务带来更广阔的空间以及政治安全，这其中的价值他们心知肚明。”简而言之，罗斯柴尔德在西班牙扮演的角色是自相矛盾的：开始对西班牙君主立宪政府表现出兴趣，然后又资助法国入侵，但是随后又拒绝向复辟的政权提供资金。詹姆斯、萨洛蒙和内森卷入到了法国、奥地利以及英国相互冲突的压力漩涡中；但是其最终的结果是统一且谨慎得出的非承诺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沿用了10多年。詹姆斯在1826年简单地对它做了解释：“西班牙的破产一直是我头脑中最重要的事。”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与西班牙前殖民地国家各种债券的发行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这些债券在法国侵入西班牙的那段时间，在伦敦引起了极大的购买热潮。1822~1824年是南美的“泡沫”时期，投资者蜂拥而来，向诸如智利、哥伦比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危地马拉这些新兴国家提供资金。甚至像乔治·麦格雷戈这样不可能成名的人物——他是一个苏格兰探险家，曾是委内瑞拉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也能够通过自称是“波耶斯酋长”（他虚构了一个叫做“Poyais”的国家）获得了20万英镑的投资，并且说服投资者相信，他“统治”下的一片沼泽地是适合开发的风水宝地。麦格雷戈弄虚作假的勇气确实让人佩服，他甚至写信给内森，提出了一个计划，在他“王国”里的一个叫做鲁阿坦（Ruatan）的岛屿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希伯来殖民地。
所有这些商业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敬而远之，但有一个例外：巴西。他们的这种偏好有两个原因。首先，巴西与葡萄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与英国也保持了紧密的商业关系；其次，1825年独立后，它保留了君主制的政府。（实际上，巴西国王娶了奥地利公主的事实，让许多人将巴西看做神圣同盟在南美的代表，尽管这夸大了奥地利的影响力。）
内森在这个方向上的第一次行动出现在1823年：通过向葡萄牙提供的一笔150万英镑的贷款，确保了巴西的收益。这也再一次说明他乐意借钱给立宪制政权；1822年，从巴西回归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接受了西班牙式的立宪宪章。巴西债券的第一次“试水”出现在1824年，当时由托马斯·威尔逊带领一些人运作，以75点的价格发行了100多万英镑的5%利息债券。当这些债券的价格升到87点时，内森接手，并且在1825年再次以85点的价格发行了另一批200万英镑的债券。海因里希·海涅后来戏称，内森此时变成了“伟大的内森，伟大的内森·罗斯柴尔德，睿智的内森，巴西国王将自己的钻石王冠都典当给了他”。尽管巴西王室在19世纪中叶被废止，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西的关系被证明是最为持久的一个。
到1825年夏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公共财政主导专家的地位——而且不仅仅在欧洲。神圣同盟中的国家跟随着英国，一个接一个将自己的贷款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一开始是普鲁士，然后是奥地利和俄罗斯。最终，法国也放弃了对巴黎银行的优先选择偏好。3年的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兄弟提供了关键性的财政支持，使得奥地利能够镇压那不勒斯的革命，使得法国能够恢复西班牙的君主独裁政体。不过他们给当时人们的“神圣同盟银行家”的形象在某些方面也具有讽刺的意味。这低估了他们所谓的政治不可知论，认为他们更倾向于以金融条件而非政治条件来评价商业机会。詹姆斯在1826年后期写给内森的一封信里，简洁地总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复辟政权的态度：
如果依靠一个像维莱勒或坎宁这样的人，或者依靠议会中那些绅士们所说的东西，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彻夜难寐，为何这样说？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我们必须感谢上帝，能够从这样的情形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你想）得到一笔贷款？你可以得到，无论你想要多少，并且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如果想要把几百万英镑全部占为己有，我们的答案将是‘不’！”
换句话说，反对革命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它让专制者重登王位，而是它带来了新的金融需求。保守政权也不能享受到优先的待遇。1818年普鲁士贷款的条款显示，内森实际上更喜欢用立宪结构来控制政府财政，而不是以奢侈、低效为特征的专制政权；专制在任何情况下迟早会引发革命。这也说明了内森在得不到立宪制法国的担保时，不愿意向专制西班牙提供贷款的原因。这些观点也决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法国在查理十世——1824年继位于他的哥哥——统治下，国家政策日益站到革命对立面的态度。另一方面，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宁可借贷给立宪制的巴西，而不借给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共和国，事实很快将证实这种偏好的经济理性。拉斐特这个圣西蒙的追随者是“真正的自由派”（拜伦的诗句），罗斯柴尔德在政治上则属于骑墙派，是神圣同盟有条件的支持者。
拯救英格兰银行
如果法国总理维莱勒希望1823年的巨额贷款能够最终“将他从那些绅士们（指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他们的依赖程度更甚以往了。1823~1824年，法国公债价格的持续上升并非全部是“法国力量和实力”的体现，而是说明了当时整个欧洲利率的整体下跌。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新的机会：将利率高的政府债券转变成低利率的新债券。尽管这种业务在法国是“新鲜货”，但在英国此类做法早已有之（比如在1717年以及1748~1757年期间都出现过）。实际上，范西塔特在1822年曾经将1.5亿英镑的利率为5%的债券转换成利率为4%的债券；两年后，他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鲁滨孙又将7 500万英镑的利率为4%债券转换成利率为3.5%的债券。对于进行这些“转换”的政府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每年的债务负担大大地削减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好处同样非常明显：如此大规模的活动让高额代理费的收取变得顺理成章。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那些投入巨资，希望继续享受4%或5%的利率的债券持有人改而接受低一些的利率。1822~1824年间，欧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债券繁荣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的债券持有人不愿意接受低一些的利率。面对两种选择：将自己的债券转换成低利率的债券，或赎回它们，然后将资金投入到利润丰厚的资产，许多人选择了后者，进一步加剧了投机热潮的升温。
在法国，当维莱勒建议将28亿法郎的利率为5%的公债转换成利率为3%、发行价为75点的债券时，债券持有人的回应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围绕债券转换的争执与英国类似：超过1/3的法国预算被用于支付国债的各项开销，当时利率为5%的公债价格从93点升到了顶峰的106点，此时采取转换利率的做法似乎很合适。但是这个提议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掺杂了赔偿那些在革命中流亡的保皇派所遭受的损失问题，而且在夏多布里昂与其他人（最著名的是卡齐米尔·皮埃尔，他被排除出债券转换的业务）提出一个虚假声明后，上院否决了这个提议，夏多布里昂等人称此举是英国–奥地利欺诈善良法国债券持有人的阴谋。第二个经过了大量修改的议案——以自愿的原则转换5%的利率的债券，以免税为奖励——在1825年获得通过，但是仅有3 000万法郎的债券进行了转换，这使得詹姆斯手里堆积了大量的债券，而此时市场价格正在下跌。乌夫拉尔后来声称，罗斯柴尔德为了防止遭遇第一转换方案类似的失败，给自己准备了双保险的退路，不仅坚持获得了净值为1亿法郎的国库券（一旦大量公债积压在银行手里，就可以发行），同时暗中抛售5%和3%利率的两种债券。由于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抛售公债减少自己的损失——这一点在1825年得到了证实——维莱勒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自1823年以后形成的短暂和谐关系宣告终结。作为债券转换失败的一个结果，法国总理再次将政府生意交给了詹姆斯在巴黎的竞争对手，将拉斐特和一些财政官组成了一个联合体，负责向海地提供了一笔贷款，并发行10亿法郎的3%利率的公债，以补偿被剥夺财产的流亡者。
不过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内森消息灵通的《泰晤士报》记者后来回忆说：
如果（维莱勒的转换计划）得到实施，紧接着必然发生的欧洲资本市场震荡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肩上的负担将极为沉重，纵使他拥有无比庞大的资源，也无济于事。实际上，他自己当时作过一个评价，无论是他还是参与转换业务的银行，都无法抵挡震荡带来的冲击。
维莱勒的计划流产实际上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运气。因为1825年将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巨大投机泡沫破灭的年份。此时，不仅内森将为持有数百万3%利率的法国公债感到骑虎难下，转换计划的实施也将使得他的弟弟詹姆斯难以抽身帮助他对抗那年的英格兰银行业危机。
1825年的危机早在6年前就已被内森和那些反对恢复黄金兑换的人所预言。1818~1823年间，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流通减少了近三成，这是一个极为剧烈的紧缩。1824年，短暂出现黄金涌入潮导致了纸币发行的剧烈膨胀，但随之而来的是1825年的同样剧烈的收缩局面。与此同时，尽管随着范西塔特1822年12月辞职，财政政策逐渐有序地出台，但掌管贸易委员会的赫斯基森削减进口税的做法时的平衡预算比之前更为困难。按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旨在推动自由贸易的政策中期目标是提升商业活动的交易量，但是其短期效应确是收入的减少。尽管大幅度削减了开支，英国政府还是发现必须重新启动短期和长期借贷机制才能运转下去。此外，如内森抱怨的那样，赫斯基森的政策同样也带来了贸易赤字的增加：内森在1825年对赫里斯说：“允许外国货物进入的后果就是所有的黄金都将流到国外。他自己在过去的两周内送出去了200万英镑，基金急速下跌，任何人都捞不到任何好处。”正是这种黄金的急剧流出导致了1825年的急剧通缩。在这样的情况下，1822~1824年间在伦敦交易所形成的高价泡沫是难以持久的。1825年4月，市场开始滑落。跌得最惨的是英国的工业证券和拉丁美洲的债券：内森以85点发行的巴西债券到7月时跌到了81.25点，第二年3月时只剩下了56点。但曾是西班牙殖民地国家的债券跌得更厉害：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债券价格全部跌到了20点以下。即便最优质的债券——英国的3%利率债券也受到了冲击，一度冲到97点的债券价格跌到了75点以下。毫无疑问，如此严重的资产价格收缩必然会带来银行业危机。
有一则逸闻描述称，内森威胁利用大量小面额的纸币到银行柜台兑换黄金，从而耗干了英格兰银行的所有资金储备。不过这只是又一则与事实相反的罗斯柴尔德神话。实际上，内森与英格兰银行之间是一种紧密、共赢的关系。从1823年夏天开始，从英格兰银行借贷300万银元，以便向葡萄牙提供第一笔贷款时，内森就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当时这位行长正打算绕开银行已有的金银中间商（Mocatta & Goldsmid）。这种关系确实行之有效，尽管内森同时挑战作为东印度公司唯一金银中间商的计划以及直接与铸币厂交易的计划相继失败。自那之后，内森与英格兰银行定期进行交易，他后来在1832年向银行特许委员会透露：“你拿纸币来银行，他们就会给你黄金。”大部分时间，内森是一个金银买家或卖家。但是，1825年12月，另外一种形式浮出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向银行提供黄金，给“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绰号)提供了足够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金银钱币，以避免现金支付方式的暂停。詹姆斯从1825年年初开始从法国运去了大量的黄金。仅在1月的第一星期内，他就运送了价值近50万英镑的黄金，他戏称这些黄金将“让你的银行（指英格兰银行）惊诧不已”。到1月中旬的时候，他谈论的则是“我们古老的业务”，即“无论何时，发现黄金时就买一些”。
不过，到这年年底的时候，正是这种帮助关系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随着一系列银行停止支付业务——仅在伦敦就有6家银行停业——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向政府提出建议称，停止现金支付方式可能是唯一能避免财政整体崩溃的途径，因为当国库券到期时，他将无力应对兑换黄金的需求。首相利物浦和他的幕僚则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怀疑英格兰银行行长夸大了金银的短缺状况，目的是要废止1819年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能够立刻使用的金币储备即将用光，银行一再向内阁发出警告称，它将私自停止支付业务，内阁迅速命令“军队士兵部署到伦敦各地，以防动荡发生”。伦敦一些圈内人士——最著名的是亨利·桑顿，他当时正在努力挽救威廉姆斯公司——已经意识到“伦敦的犹太人之王罗斯柴尔德”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根据某一个人的说法，“在（亚历山大·巴林）稍微劝说一番，犹太人愿意拿出他的黄金，最初每笔交易收取2.5%的费用，然后又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公益心，最后又央求他们不要公布此事，否则他日夜都会被人缠着（兑换黄金）。”
但是，英国政府在接触内森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因为内森出了名的憎恶赫斯基森，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赫斯基森的政策是导致这次危机的因素之一。12月17日，危机的转折点出现，财政部联席大臣查尔斯·阿巴斯诺特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伦敦对赫斯基森先生的厌恶显而易见”，他们对财政大臣鲁滨孙也“极为蔑视”。这种感觉显然是共同的。在这位夫人的消息提供人、内森的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财政部金融大臣）看来：
赫斯基森做了一切他能够做的事来摧毁罗斯柴尔德，他散布报告称他们的银行处在危险中，他让坎宁先生写信给巴黎，要求调查（罗斯柴尔德的）弟弟的事务。格兰维尔爵士派了私人秘书盘问了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发现自己的处境后，立刻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账目，证明他的身家值250万英镑。
很显然，这导致了两方心意的改变，毫无疑问，这自然也有赫里斯从中协调以及赫斯基森缺席的功劳：“罗斯柴尔德作出了最为巨大的贡献，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帮助，他还告诉赫里斯先生，如果他能早一点出手，应该能够阻止所有难题的出现。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够撑到星期一或星期二，他将从巴黎得到大量的沙弗林（sovereign，英国金币），压力将全部消除。”
内森那晚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建议政府干预货币市场，通过购买国库券使市场具有流动性；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事，他向银行提供了黄金，开始是价值30万英镑的金币，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再次提供了数额庞大的黄金，直到市场信心得到恢复为止。实际上，12月24日，内森的黄金储备达到了最低值（仅有100万英镑左右），但是，内森一年之后仍在向外提供黄金，1826年3月提供了100万英镑，整个9月提供了1 000万英镑的黄金。他的黄金主要来源便是巴黎的詹姆斯（他后来警告内森“我倒空了我的保险箱给你提供黄金”）。但是，内森回忆说，“世界各地供应了大量黄金，我进口黄金，几乎从每一个国家进口，我们从俄罗斯进口，从土耳其、奥地利，从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进口黄金。”英格兰银行的账目里也记录了大量来自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各种金币。
1825年的危机与1797年（这年英格兰银行中止了现金支付）发生的危机十分相像，货币危机危及整个英国经济。实际情形也是如此，770家的国有银行倒闭了73家，赫斯基森自己也承认，英国在48小时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全部停止，除了物物交换”。回望1839年，威灵顿显然知道是谁阻止了灾难的发生：“要不是最杰出的努力——最关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努力——英格兰银行早就停业了。”当然，内森不会在不要求丰厚佣金的情况下，提供如此巨额的黄金。这次行动被看做是他在伦敦金银市场确立霸主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找不到他愿意免费拯救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政府的理由，因为危机是那些他竭力反对的政策的产物。拯救英格兰银行的行动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它为罗斯柴尔德业务的国际特征赢得了一切。实际上，兄弟几个通过这次行动建立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后来成为中央银行的日常业务流程，这一机制也是黄金标准所依赖的基础。逐渐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银市场中成为主导力量，就如他们在国际债券市场中的地位一样。
因此，拜伦在《唐璜》中暗示巴林和罗斯柴尔德驾驭了保皇派和自由派，他们的贷款“能稳定一个国家或推翻一个王朝”，这些描述并非夸大之词。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将这两个金融家看做是平起平坐的人物。1815年，他们确实棋逢对手，但到了1825年，他们不再是同一重量级的了。早在1820年8月，不来梅驻法兰克福日耳曼联邦议会的特使与奥地利同行布奥尔伯爵有一段对话，准确地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是无可匹敌的：
这个家族通过大量金融交易以及其银行与信用网络，实际上成为了真正的一支力量；它将所有货币市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只要它乐意，能够阻碍或推进所有权势显赫的人，甚至最强大欧洲国家的行动。奥地利镇压那不勒斯运动时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要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帮助，尽可能地推迟末日的到来，普鲁士早就带着它的政体被埋进了历史。
法兰克福银行家西蒙·冯·贝特曼写于同一时期的一封信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N·M·罗斯柴尔德以粗俗的才能、大胆和虚荣，构筑了股票交易所围着其波动的中心点。他独自一人决定着汇率，每天买卖10万英镑……我非常能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政府为何如此有用。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喜欢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看到具体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夸大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