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从自己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良好关系中得到实惠的英国官员，正如我们前文看到的，是赫里斯。尽管他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战争期间的业务活动中涉及的个人利益到底有多大，我们无从查起，但是他是大多数战后贷款，如1817年给巴黎市政府贷款的固定参与者。萨洛蒙曾说，赫里斯，“你那里的布德鲁斯”，是“那些重要人物中的一员，他的帮助至关重要”。另外一个人是斯图尔特勋爵，他是卡斯尔雷的兄弟，滑铁卢战役后英国驻巴黎的代表。1817年10月，他首先要求萨洛蒙和詹姆斯“为他投机法国公债”，然后又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他喜欢赌博”，萨洛蒙报告说，“于是我让他分享了一部分生意……大概是5万法郎的公债。”正是这件事让萨洛蒙想起了父亲的教诲，“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伙伴，那么他就属于这个犹太人了。”当斯图尔特因自己在英国的事务向他们寻求协助时，萨洛蒙督促内森伸出援手：“我们必须一直满足这位大臣的愿望，因为他在这里意味着一切，他帮助我们获得了贷款业务、法国赔款的偿还以及其他所有东西，而他是一位英国大臣。”
20年后，詹姆斯给首相墨尔本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时任英国驻维也纳大使）一些投资提示。“兰姆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詹姆斯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告诉他，如果他发现法国公债的价格在那边上升时，我会替他购买2.4万法郎的公债，以便卖出赚取利润，他目前在伦敦的账户里有3万英镑。”直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的官员包括财政部大臣乔治·哈里森和查尔斯·阿巴斯诺特：前者在1825年借了3 000英镑，后者则是前者借款额的4倍。
要强调的是，这类关系自身并不违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正当的权利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提供金融服务。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私下里承认，“贿赂”是他们与阿巴斯诺特以及大量外国官员，如俄罗斯人热尔韦之间关系的一大特色。而且，发生在赫里斯身上的事情表明，媒体对腐败现象的指责能够给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带来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尽管这类政治交易最终在1828年曝光，但罗斯柴尔德兄弟在之前的10年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第一次开始担心与赫里斯在战争期间来往的账目可能躲不过议会的严格审查。
在这样的背景下，威灵顿公爵曾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服务也不足为奇。事实上，正是斯图尔特正式将威灵顿介绍给了萨洛蒙和詹姆斯。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于金融方面：1825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幸运地通过议会审查，说明威灵顿对给他提供的透支账户使用得不多（否则就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在萨洛蒙眼里，“威灵顿银行家”的名头确实大有用处：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荣耀……你或许可以说：“荣耀重要吗？它又不是金钱。”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告诉你，现在我对荣耀的看重胜过金钱。一个人对金钱的使用不外乎（利用它的收益）享受美食，我们有足够吃的东西了。而且没有荣耀的话，食不甘味。威灵顿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国王。
仅仅两个月后，詹姆斯已经开始鼓吹他对威灵顿的影响力，他已经给公爵“提供了许多东西”。
但是，威灵顿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向其“提供东西”的最高级英国政治人物。我们能够意外地发现，在乔治四世继位前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对他的财政事务产生了兴趣。最早提到“乔治王子那里来的汇票面值为15万古尔登”的文件是迈耶·阿姆谢尔经手的，日期是1805年。两年后，这些被记入迈耶·阿姆谢尔早期的资产负债表里，当时的数字经过削减隐瞒处理，仅仅为127 784古尔登——尽管这个数字迈耶·阿姆谢尔也怀疑是不是记多了。不过，即便成为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乔治也被认为是唯一不可靠的债务人。迈耶·阿姆谢尔当时只是曼彻斯特一个不出名纺织品贸易商的父亲，他是如何得到英国摄政王的汇票的？最可能的答案是他从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威廉那里买到的，威廉在18世纪90年代给乔治三世提供了大量贷款。10年之后，内森作为银行家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后，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们试图利用借给皇室的钱将内森变为英国的“御用银行家”。当时，摄政王欠他们10.9万英镑，约克公爵欠5.5万英镑，克拉伦斯公爵欠2万英镑，皇室总共欠罗斯柴尔德家族18.4万英镑。但只有摄政王曾经为自己的贷款付过一点利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选帝侯威廉的助手经过冗长的谈判后——尽管布德鲁斯反对——成功地买下了这些债务，获得了与其总额相等的统一公债（面值）。表面上，他们吃了亏，但实际上，这是一笔颇有远见的投资——也是内森另一个“灵光一闪”的杰作。萨洛蒙曾评价此举说：“这让我成为一个实力超群的人。”“英国所有东西都有幸运伴随，”他开心地说道，“每个接触到他们的东西也都变得同样幸运。这对我们选帝侯的宫廷也是一样，英国皇室与卡塞尔王室相处融洽。”
皇室的这些债务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将内森变成了摄政王的债主，而且也让他与负责管理未来国王财务的官员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且不仅仅是摄政王的财政事务：1817年底，内森让萨洛蒙和詹姆斯搜集信息，以便为一个叫做“米兰委员会”的组织提供帮助，这个委员会负责搜集对摄政王妻子——不伦瑞克公主卡罗琳不利的证据，当时摄政王下定决心与其离婚。1822年，就在乔治刚刚继位后，内森就给他安排了一笔5万英镑的贷款，新国王用汉诺威资产的收益作为担保。一年后，乔治又要求得到12.5万英镑的贷款。差不多这个时候，内森与威廉·奈顿爵士建立了联系，尽管当时贷款谈判的关键人物是乔治·哈里森；奈顿向国王保证，内森“在所有与这起交易中的事情上，对陛下您绝对的忠诚”。我们也看到，哈里森本人在不久之后也从内森那里借了几千英镑。
乔治四世也不是皇室里在19世纪20年代唯一向内森借钱的人。例如，1824年，内森借给了约克公爵1万英镑，抵押品是一些珠宝，并免费送给他100股联合保险公司的股票。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将目光投向了皇室的下一代。1816年，摄政王唯一的孩子夏洛特公主与德国一个小公国的王子（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弗朗西斯·弗雷德里克的儿子）订婚；罗斯柴尔德兄弟立刻意识到了利奥波德潜在的重要性（毕竟他的岳父年过50，而且贪图享乐）。卡尔前往英国参加婚礼，在经过法兰克福时，他就已经打好了算盘：“我们去拜访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给他开了一张可以在你那里兑现的700英镑汇票和一张信用证……他打算购买珠宝。请你给他提供服务。”内森自然无须进一步地敦促。4月，他被委以重任，负责递送利奥波德的私人信件至德国，到8月时，一笔1万古尔登的贷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正是因为内森在讨好利奥波德方面费了不少心机，我们才能理解兄弟几个在第二年5月听到夏洛特公主去世消息时，他们的反应为何那么超乎寻常。夏洛特的死很明显打碎了利奥波德继承英国王位的希望。“我们今天不能全部给你写信，”萨洛蒙写信跟内森说：
因为那起灾难——夏洛特公主的去世让人心碎。我们不知所措，我现在还不敢相信那个高贵的女子去世了。我们在星期六下午5时接到了这个噩耗，当时正在与巴林商讨另一宗百万英镑的法国公债生意，我们与他协商好，星期天给他最后答案……但是当他星期天索要答复时，我们还是如此的惊恐。我们告诉他，此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太迷茫了。非常不幸，我们遭遇了可怕的损失，亲爱的内森，太可怕了，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都碎了……有关生意的事我什么都写不了。我们所做的也不多。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荣耀一钱不值，我们只是凡间的尘埃。一个人应该放弃他的高傲……他不应该让自己相信任何东西，我们只是泥土和尘埃。这件不幸的事件，它把我伤得很厉害。
“相信我，”萨洛蒙两天后又说，“我太过惊恐，自那之后我没有任何胃口。我的胃好像萎缩了，关节一直疼痛。”萨洛蒙认为内森也被夏洛特去世的消息“击倒了”。但是兄弟几个很快就从悲痛中摆脱了出来。“没人可以不朽，”萨洛蒙说，“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悲痛……不幸的是，我们的痛苦和悲伤不能挽回她的生命。”
另外一家银行一直试图结束利奥波德的高贵身份，因为此时他只是一个鳏夫。萨洛蒙敦促内森采取措施支持利奥波德：“按照英国报纸的说法，科堡王子将留在英国，并且仍将是那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应该给这个正经历痛苦的人提供比之前更多的友善。”这一席话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内森后来不仅为利奥波德安排了人寿保险，而且也为他的父亲安排了一份，卡尔也在1826年欣然地将他在那不勒斯的别墅让给了利奥波德。
这一切将被证明是一种极为精明的策略。这些年中，内森与詹姆斯所称的“你的科堡”之间建立的关系将被证明是最为持久的，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一名反对罗斯柴尔德的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毫不费力地就指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庞大的德国家族都将在19世纪中从低微走向荣耀。两个家族的关系实际上几乎是一种共生关系。法兰克福分行在1837~1842年间借给萨克森–科堡家族的350万古尔登，这还只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更具重要性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给那些离开科堡到别处寻求王位的家庭成员提供支持。
而且，夏洛特公主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没有对英国皇室继承问题失去兴趣。当摄政王的弟弟肯特公爵前往德国迎娶萨克森–科堡的维多利亚时，他随身带了一张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能够兑换的信用证。这桩婚姻为肯特公爵带来了一个女儿：维多利亚，她立刻成为了王位的顺位继承人。内森急忙向“骄傲的父亲”提供了财务建议和独一无二的信使服务。1823年，他还向莱宁根王子、肯特公爵夫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提供了一笔大额贷款（40万古尔登），偶尔也向公爵夫人在萨克森–科堡的兄弟费迪南德转交一些钱。
但是，即便英国皇室，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客户和“朋友”。历史学家大多也持相同的看法，因为这一时期，欧洲政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英国主宰，而是由奥地利掌控。我们也知道，1809~1848年期间，制定奥地利各项政策的人是梅特涅，而他同样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服务。实际上，梅特涅与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之间建立的关系可以被看做是后来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关系的原型——梅特涅理智地觉察到自己与他的银行家走得太近，而俾斯麦则没有。
尽管他出生于摩泽尔山谷的贵族家庭，但威尼堡王子克莱门斯·文策勒·内波穆克·洛塔尔·冯·梅特涅在其冗长的政治生涯中，大多数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他与阿姆谢尔以及卡尔首次碰面——1815年巴黎的和平谈判中——之后不到一年，就提出借贷30万古尔登的要求。梅特涅当时已经被证明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得力盟友，他给他们提供了巴黎的政治消息，支持并确保他们获得奥地利金融业务，而且很显然，对他们在法兰克福开展的犹太人解放运动也给予了同情。他此时提出的建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他10万古尔登，另外向其他投资者出售20万古尔登的5%利率债券，所有这些都以奥地利国王刚给他的、位于约翰尼斯堡的房产作抵押。但是，卡尔不愿意向某一个人借出如此多的钱，不管自己多富有，但一想到之前借给威尼堡王子贷款的最终结果，卡尔心里就犯嘀咕。尽管梅特涅继续证明着自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支持罗斯柴尔德兄弟希望得到爵位和领事身份的要求——但是兄弟几个在这个阶段只愿意提供例行的银行服务，偶尔送一些礼物，如内森在1821年送给梅特涅的韦奇伍德装饰陶瓷。
这年的10月，梅特涅与他的情妇多萝西利芬公主一起，第一次公开地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殷勤款待，他与阿姆谢尔“一起喝汤”。这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一个支持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的姿态，当时公民权的冲突正处于最高潮的阶段。不到一年时间，梅特涅收到了回报：一笔90万古尔登的贷款，而贷款批准的6天后，罗斯柴尔德兄弟被奥地利国王授予了“男爵”称号。这笔贷款为梅特涅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谊”加上了封印。1823年在维罗纳，萨洛蒙为梅特涅提供了他个人消费所需的现金。两年后在巴黎，詹姆斯也盛情接待了梅特涅，用丰盛的晚宴款待了“神圣同盟的代表们”，这件事也成为法国媒体追逐的焦点。报纸嘲讽地评论道：
这样一来，黄金的力量调和了各个级别的人物和所有的宗教信仰。我们这个时代古怪的奇观之一，便是以上帝耶稣的名义成立的神圣同盟，其代表们出席了一个犹太人举办的宴会，而当天会议上讨论是恰恰是那些亵渎上帝的法令。
一年后，詹姆斯出现在另一个同样盛大的晚宴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梅特涅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服务，用来传递重要的信件。从这之后，他和萨洛蒙定期分享政治消息，梅特涅给萨洛蒙提供奥地利政府的计划，萨洛蒙回报以他从兄弟那里得来的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消息。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向梅特涅——或“叔叔”，他们经常这样称呼他——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梅特涅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间接、谨慎地传递给其他政府。
所有这些也都成为戴维·帕里什自杀前尖刻谴责的对象。帕里什向梅特涅抱怨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比我更懂得如何把你拉进他们的利益圈”，并懂得如何获得“你的特别保护”。他在写给萨洛蒙的信中坚称，正是梅特涅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新式联盟”摧毁了他。“在梅特涅王子的保护下，你们成功地独自获得大量交易，而我本应在这些交易中占有重要的份额。”如果萨洛蒙给他提供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贷款当中的一定份额，他可能就能够拯救普里斯公司了。“但是你却发现在公债生意上与王子达成协议更容易，也更有优势，这样一来也能将他完全拉到你那一边。”
尽管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待帕里什的指责，但他所指的梅特涅与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之间的联盟很大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佐证，最近在莫斯科发现了一个银质箱子，里面放的是萨洛蒙保存的梅特涅的账目以及个人财务信件。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失踪的银行报表显示，1825~1826年之间，梅特涅偿还了大部分1822年的贷款。但是，还没等到贷款全部还清，另一笔104万古尔登（11万英镑）的贷款又借给了他，其中一半贷款，梅特涅用来购买位于普拉斯的房产，其余部分他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提取。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萨洛蒙保留了3.5万古尔登梅特涅发行、用于购买房产的价值3.5万古尔登的无记名债券，在表里，之前梅特涅还有1.5万古尔登的贷款没还清。在随后的两年里，梅特涅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个人债务增加到近7万古尔登。此外，法兰克福分行还向梅特涅的儿子维克托提供了11.7万古尔登。当梅特涅在1831年再婚时，萨洛蒙在他身边帮助解决他第三任妻子梅兰妮·泽齐·法拉瑞斯的财务困难。
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也不仅仅是贷款和透支账户。“我们朋友萨洛蒙的忠诚经常打动我。”梅兰妮公主1841年5月在日记中评价说，当时萨洛蒙给他们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房子送了一头美洲鹿。几个月后，她又描述了一次拜访：“萨洛蒙和詹姆斯、他们的侄子安东尼、萨洛蒙的儿子，还有阿姆谢尔都来了。阿姆谢尔盛情邀请我们下周二在法兰克福与他共进晚餐。詹姆斯从巴黎给我带来了一个漂亮的珍珠母和一个装满糖果的铜箱，都十分珍贵。”1843年圣诞节，萨洛蒙拜访了在伊施尔的梅特涅家族，“给梅特涅的孩子带去了非常令人开心的东西，比如劝说他们的母亲与孩子玩耍”。
梅特涅也不是唯一将自己的私人财务交给萨洛蒙处理的奥地利知名人物。1821年，在一起经典的利用内部信息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中，奥地利高级军官冯·沃尔措根将军要求萨洛蒙以他的名义购买10万古尔登的奥地利公债。这次交易给萨洛蒙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他能够得到一个高级军官对奥地利和意大利进行军事干预的冷静看法：
我的推测如下：它要么维持冷静，要么将变得火热。第一种情况下，奥地利公债价格将立刻飙升。如果第二种情况出现，那么军队就可能进入那不勒斯，公债价格同样会上升……如果继续维持和平，可以预期公债价格将会出现新高。唯一的问题是现在买进还是等到宣战之后。我倾向于立刻买进……但是我让您自己决定，如果您认为时机不是太好的话，那么就不用立刻买进。
在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账目上出现的其他政治人物包括施塔迪翁和著名外交家阿波尼，此外还包括了奥匈贵族阶层最重要的家族。这些家族当中，艾什泰哈齐家族以其在匈牙利大量的地产，以及与更为富有的图尔恩·翁德·塔克西斯家族之间的联系，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重要也最为麻烦的伙伴。艾什泰哈齐家族经常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从1820年的1万英镑上涨为1822年的30万古尔登。3年后，萨洛蒙与维也纳两家顶级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和Arnstein & Eskeles以及Simon G. Sina携手发行650万古尔登的贷款（6%利率）。这笔贷款以艾什泰哈齐王子的房产作为抵押，也“绝对将重新排序”这个家族的财产实力。但是，随后几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艾什泰哈齐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伦敦和维也纳的账户仍然处于透支状态：1825年在伦敦透支了2.8万英镑，3年后在维也纳透支了2 300古尔登。到1831年时，财务状况的恶化让艾什泰哈齐（通过梅特涅）接触到萨洛蒙，再次寻求获得贷款。尽管萨洛蒙有些迟疑，在1832年维也纳账户上，艾什泰哈齐的债务总额还是达到了82.7万古尔登；3年后，债务总额更为庞大。当艾什泰哈齐的儿子保罗1836年继承了他的家业后，萨洛蒙和希瑙联合发行了700万古尔登的彩票贷款，用于稳定艾什泰哈齐家族的财政状况。8年后，又提供了另一笔贷款（640万古尔登）——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希瑙在19世纪40年代向贵族发行的一系列贷款之一。所以，艾什泰哈齐向其他人说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时总是有些谄媚”就不足为奇了。与梅特涅之间的关系表明，金融联系与社会以及政治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在伦敦，当时担任奥地利大使的艾什泰哈齐定期与内森共进晚餐，并且通过内森的信使接收来自梅特涅的信件。在维也纳，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紧密，1822年，甚至有媒体报道说，艾什泰哈齐已经说服萨洛蒙放弃了犹太教。
为具有影响力但是贪图享乐的人物，如梅特涅和艾什泰哈齐，提供信用和金融便利的策略，是一种获得政治友善和“友谊”的高效途径。这个时期所有的私人财务关系中，萨洛蒙与梅特涅秘书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关系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根茨是一个聪明、保守而且贪图贿赂的作家——相当于走入歧途的埃德蒙·伯克——根茨在结识罗斯柴尔德家族前，就已经利用自己在维也纳的影响力为自己换取金钱。实际上，根茨曾经将戴维·帕里什视为“基督徒商业阶层当中的斗牛士，最闪亮的明珠”——这个看法与帕里什在1818年奥地利贷款业务中给他提供的10万古尔登不无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花费多长的时间便俘获了根茨“变幻无常”的忠诚。他和卡尔及萨洛蒙在法兰克福第一次碰面之后，1818年几个人再次在艾克斯碰面。10月27日，根茨在日记中写道，萨洛蒙给了他800通用金币，可能是对英国股票的一桩成功投机的收益。几天后，日记里提到，“与几兄弟进行了愉快的金融交易”。根茨很快就定期拜访他的新朋友，他们赚钱的能力深深打动了他。从那之后，他与萨洛蒙有定期的商业交易；1820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桩较小的交易，1821年在莱巴赫获得一小笔贷款，同年获得那不勒斯贷款中的一个份额，这让他每年进账5 000古尔登。他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重复提及，与萨洛蒙“进行了非常愉快的沟通”；与他达成了“重要的财政安排”；通过早餐“建立了真正的友谊”；“与杰出的罗斯柴尔德进行了颇受欢迎的金融交易”。这一模式一直持续了10年。1829年，萨洛蒙“以最快的速度”借给根茨2 000古尔登，使得他欠萨洛蒙以及其他银行家的债务超过了3万古尔登。对根茨来说，这些贷款只被看做是“捐款”。实际上，根据一个账目所显示的，萨洛蒙最终以每年给根茨提供家务费的形式冲销了那些债务，不过，这也没能阻止根茨再次向萨洛蒙要求另一笔4 500古尔登的贷款，最终萨洛蒙给了他500古尔登，帮他渡过了难关。
根茨也为自己获得的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服务：比如，提供消息以及与梅特涅接触的便利。此外，他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次公关战的幕后主导者。当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正是不断增加的媒体负面评论的攻击目标，根茨这样经验丰富、政治影响力巨大的作家无疑是个有用的盟友。
1821年，根茨两次写信给《汇报》编辑，对该报法兰克福记者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章表达了不满。“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不断攻击，”他说道，“一直没有停息，有时肆无忌惮，奥地利政府不得不加以告诫，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政府正在与那家银行就重要的金融事务进行磋商。”面临在奥地利境内遭封杀的威胁，报纸编辑被迫“承诺在将来不再接受任何与奥地利政府证券有关的报道，或任何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消息（至少那些影响其与奥地利关系的消息）”。当萨洛蒙1822年听到自己被俄罗斯授予勋章的消息时，他立刻要求根茨在报纸上安排一则报道。4年后，在萨洛蒙的要求下，根茨自己给报纸写了一篇文章，首次书写罗斯柴尔德家族“官方”版本的历史——或者，按照他的说法，试图“简短地，但我希望能够完全地阐明这个家族伟大的现象”。在根茨向萨洛蒙的一个高级秘书读了自己所写的文章后，他从萨洛蒙那里获得了“实在的报酬”，文章发表在布罗克豪斯出版社的《百科全书》中。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试图对普遍抱有敌意的媒体施加影响，此后此类举动数不胜数。1831年，随着根茨影响力的消逝，萨洛蒙开始拉拢讽刺诗人扎菲尔，希望他能成为“亲奥地利”——其寓意乃是“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评论家。
钱生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复辟时代重要人物建立的私人财务关系网络，其证据从这个时期起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时期以及此后的阴谋论者错误地理解了这种关系，他们将它们描绘成了罗斯柴尔德权势的关键因素。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腐败”网络中心的形象，在1830年后再度流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贿赂、贷款以及其他他们提供给诸如梅特涅等人的好处，造就了他们1815年后在国际金融中的统治地位。真正的因素是他们超大规模而且精明的业务活动。
1822年，他们的老对手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从一个可信的消息来源那里得知，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声称，五兄弟的年度资产负债表上，净利润达到了600万古尔登。”他评价道：“英国有一句谚语特别适合描述这件事：‘钱生钱。’鉴于他们的勤奋和良好判断，我们能够预料到他们的生意仍将蓬勃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如此，因为这尊雕像的倒塌将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此时，公司账目中的证据足以证实这种判断。
1815年，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与伦敦分行的资产总额接近50万英镑。181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 772 000英镑，1825年为4 082 000英镑，而在1828年变成了43 330 333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实力最接近他们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同一时期的数据为，1815年374 365英镑，1818年429 328英镑，7年后的数字变成了452 654英镑，而1828年则锐减到309 803英镑。换句话说，巴林兄弟在1815年或多或少还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但在相同的时间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增长是他们主要竞争对手的10倍。当巴林兄弟的资金实际上已经减少时，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资金则每年以1/8的速度增长，这些都是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
对这种不一致现象的解释不仅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利润重新投入到生意里。而巴林兄弟当时常把利润分给合伙人（即便在银行遭遇亏损的年代也是如此），而不是集聚资金，两者之间的对比极为强烈。而且罗斯柴尔德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没有失去动力。1836年——几个合伙人碰面整合账目，更新兄弟间的合伙协议——资金总额上升到了6 007 707英镑。这些数字以及每个分行的利润证实，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仍以快速、持续的速度增长着。即便在相对艰难的1825~1828年间，巴黎分行独自获得的利润也达到了414 000英镑。而那不勒斯分行从1823~1829年期间的总利润为7 390 742通用金币（约合924 000英镑）。
这些数字说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可能唯一让人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们还没真正“主导”。1818~1832年期间，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伦敦获得26笔外国贷款中的7笔，占其总额38%（价值为3 760万英镑）。这是最接近他们的对手B·A·戈尔德施密特所获得份额的两倍多。此外，公司内部的人透露，这个数字可能少算了：按照艾尔的说法，内森在这段时期发行的贷款（债券）面值实际上达到了8 600万英镑。法兰克福分行在这一时期发放的贷款（债券）总额为2 800万古尔登（约合250万英镑）。在巴黎，詹姆斯几乎垄断了法国政府的财政，1823~1847年间，共发行了7批贷款（债券），面值总额为15亿法郎（约合6 000万英镑）。
所以法国记者亚历山大·威尔回顾1844年时所说的话并非夸大之词，他说：
罗斯柴尔德银行只是一种国家方针的必然产物，这种方针自1815年起就统治着整个欧洲，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出现，也会有别的银行承担起这个角色……是这种统治着整个欧洲的体制，创造了罗斯柴尔德银行，也提升了它……罗斯柴尔德控制并掌管着股票交易所和所有内阁……
当然，这仍是一种宿命论。19世纪20年代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统治欧洲国家的“方针”几近于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也很难想象任何同时代的人能够轻易地取代他们。但是威尔比黎塞留更接近于事实的核心，如果说在19世纪20年代存在第6支力量的话，那么它不再是巴林兄弟，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他们周围的呼喊和哭泣声如此嘈杂也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