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动乱的结果能是什么？它们只能产生这样的效应：让我们民族所有的富人离开德国，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到法国和英国，我自己也建议我哥哥关闭法兰克福分行，然后来我这里。如果我们开了头，我相信所有富有的人都会效仿我们的做法，我怀疑德国的君王们是否乐意看到这种情形的发生，到时候，他们需要筹措资金时不得不向法国或英国伸手借钱。我们在德国购买了债券，如果它不是我们的国家，谁还会奋力抬升它的汇率？要不是我们的示范为国债树立了绝对的信心，基督徒公司会参与进来，拿出部分财富投资各种证券吗？法兰克福骚乱的幕后人物的目标是要将所有犹太人赶到一条街上，如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会不会导致一场大屠杀？我无须指出这种事件是多么不受欢迎，尤其现在我们的银行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王室保存了大量的财产。对我来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应该制定一些法兰克福参议院能够运用的措施，有效地应对诸如本月10日发生的暴力事件，以确保每个人的财产安全。
在他们公开的对手、不来梅市长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充分地利用了他们的金融杠杆。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一些小公国在困难时期，也投靠了这支金融势力，这使它拥有了寻求帮助的有利位置，尤其是在这种很明显、不那么重要的事务上能够提供的帮助，比如为一个小公国里的几十个犹太人寻求保护”。
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在1820年继续保持施加压力，迫使梅特涅向布奥尔施压，因为后者仍然支持法兰克福当局的做法。他们同时游说巴德尼斯政府，使那里的犹太人获取利益。当梅特涅在1821年10月访问法兰克福时，他通过与阿姆谢尔共进午餐的机会，发出了自己同情犹太人的信号；与此同时，萨洛蒙在根茨又一次“聆听致命法兰克福犹太人事务”后，与他“达成了一项重要财务安排的共识”。1822年，阿姆谢尔甚至给梅特涅的情妇利芬公主写信“请求收回针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指令，明斯特尔伯爵肯定已经发给汉诺威的大臣了”。
这一运动并没有落到完全失败的地步。在他写信给利芬公主之后的一年，阿姆谢尔就已经庆祝布奥尔被召回，同时来临的还有一个较有同情心的明希–贝林豪森。海涅1822年3月从柏林发出的信件中，他发现犹太人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公民权，这拥有一个“更好的前景”。但私下里利芬公主对阿姆谢尔的信所做的反应具有启迪意义：她告诉梅特涅说，那封信“是能够想象到的最有趣的信……4页纸充满了感情，祈求我为他所在城市的犹太人提供帮助，我竟然成了犹太人的主人！信中充满了天真的自信，让我感到很可笑”。如果这也是梅特涅的想法，那么兄弟几个在维也纳的努力收到的成果可能会比他们预期的要少。最终，法兰克福当局仅做出了最小的让步。犹太人无须回到之前的聚居区——并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只是松了一口气——大量针对犹太人的限制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他们的公民权显然是第二等级的。新法令确认了“犹太居民”的“个人公民权利”，与之前一样禁止犹太人从政；对他们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整个社区归属参议院的一个委员管辖；与之前一样，每年只能有15次婚礼（只允许两个人与外面的人通婚）；恢复了法庭上的犹太人誓约。要记住的是，这些规定适用于整个城市人口（约为4 530人）的1/10。大多数规定——包括限制犹太人与法兰克福以外的人通婚——一直执行到1848年。实际上，法兰克福犹太人一直到1864年才获得所有的平等权利。
海涅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解放运动中的角色编写了一则讽刺所有商人的笑话：
法兰克福公民证（价格）……据称比票面价格下跌了99%——用他们在法兰克福的“行话”来说……但是——再次像一个法兰克福人说话的口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与贝特曼家族匹敌了吗？全世界商人的信仰都是一样的。商人的……办公室就是他的教堂；他的桌子就是他的教堂长凳，他的复写簿就是他的圣经，他的仓库是他最圣洁的地方，交易所的钟声是他的教堂钟声，他的黄金是他的上帝，他的贷款便是他的信仰。
但是海涅没有说到关键问题。处于争论中心的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而是所有犹太人的地位。海涅对于商人的宗教信仰或缺少信仰的论述，他的观点用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并不合适。无论如何，贝特曼和罗斯柴尔德相互匹敌的观点并不为大多数法兰克福异教徒所接受。
在法兰克福为犹太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与1828年之后内森和儿子们在英国参与的解放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在英国，犹太人忍受的歧视性法令并没有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任何不便。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内森像在伦敦交易所那样做生意；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购买他看中的房子。英国犹太人被排斥在政治圈和大学之外的情况，对内森来说完全没有影响，因为他没有意愿或需要进入这些机构。但内森并没有坐视不理。即便他是五兄弟中在追逐利润方面最为虔诚的，他仍然感觉到有义务为所有犹太社区的利益积极奔走，即便争取到的权益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1828年和1829年，限制清教徒持异见者和那时的天主教徒进入政治圈的禁令被撤销，但对犹太人却没有——这要归结于议会的“效忠誓约”（最初用于排除那些“不屈服的天主教罪犯”），因为其包含了“以一个基督徒的忠实信仰（宣誓）”这样的词句。这种矛盾似乎激怒了内森——或者更准确地说，激怒了他的妻子。因为内森与他的哥哥萨洛蒙一样，显然容易受到女性在这个问题上施加的压力。1829年2月22日，他妹夫的哥哥摩西·蒙蒂菲奥里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和妻子朱迪丝：
搭车去看望了汉娜·罗斯柴尔德和她的丈夫。我们围绕“犹太解放”的话题谈了很久。他说他随后去拜访首相大人，就此事给他提供建议。汉娜说，如果他（内森）没有去做这件事，她就会去做。罗斯柴尔德夫人显露出来的精神以及她所用的简短但给人深刻印象的语句，让我一下子想起来她的姐妹蒙蒂菲奥里夫人。
在随后的行动中，内森和蒙蒂菲奥里紧密地合作。泛泛地说，他们倾向于推动出台一项更为谨慎的策略，有别于英国犹太人代表伦敦委员会（后来通常被称为代表委员会）领导人伊萨克·莱昂·戈德斯米德提出的战略。
对内森而言，这件事突然非常清晰地凸显了他与工党政府关系的局限性，尤其是与首相威灵顿的关系。这可能有些天真，他试着接触了工党的关键人物，打探4月初实现犹太人解放的可能性，而当时正处于天主教徒解放引发的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这一危机几乎将政府拖下台。首相以及林德赫斯特勋爵（Lyndhurst，上议院议长）纷纷推辞：
他建议他们保持平静……直到天主教徒的事端平息，但是如果他们认为立刻推进这件事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并派霍兰德勋爵去处理这件事，那么他将提供支持，因为他认为将犹太人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得到公众舆论的引导。
在这个模棱两可的信息的基础上，内森向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提出建议称：“祈求获得解放的请愿书应该准备好，只要上院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就能够递送给他们。”按照内森的建议，请愿书完全由英国出生的犹太人起草，他也建议只由英国出生的犹太人在上面签名（因此他儿子列昂内尔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而没有内森的名字）。然后他和蒙蒂菲奥里拿着请愿书找到了老朋友、前大臣范西塔特（此时是贝克斯利勋爵），后者同意将它提交给上院。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深受感动，写信向内森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代表希伯来同胞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专心，特别感谢他亲自参与，表现出了无比的热忱，利用他的影响力推动了英国消除对犹太人限制的进程。”一项法案开始草拟。
但是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形势变得很明显，威灵顿反对当年提出这样的法案，下一次议会会议期间他也不会讨论这个议题。内森在1830年2月拜访威灵顿时，“恳求”他“为犹太人做些事情”，公爵答复内森说，“他不会让政府在犹太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建议他们延期向议会递交申请，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风险由他们自己承担，他也不会给予任何承诺。”基于这样的事实，内森变得有些悲观。自由派工党成员罗伯特·格兰特一周后还是提出了有利于犹太人的请愿书，4月5日第一项议案提交，这也是大批议案中的第一个——内森自己可能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但是，两天后，他告知弟弟詹姆斯，“犹太人的事情不会获得通过。”他游说了另一个工党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但是政府的态度未能发生改变，法案最终在“二读”中以165票对228票落败，未获通过。此时，犹太解放期望获得的支持很明显从辉格党那里更容易获得。与工党亲近了数年之后，内森突然发现自己与反对派站到了一起。
犹太解放问题跨越了党派界限：支持者包括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爱尔兰天主教派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和自由派工党成员威廉·赫斯基森，而早期最大的反对者包括威廉·科贝特。更为激进的反对情绪能够从大量漫画中看到。格兰特的草案（日期为1830年3月1日）提出后不久，一幅漫画便被刊登出来，画面中一个留着胡子的犹太人在下院聆听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支持草案的首次演讲，犹太人说：“这是我的人民信教的自由——就这么回事”（见图6.2）。
图6.2 佚名，《搅乱议会——莎士比亚》，《镜子》第三期（1830年）
资料来源：犹太神学院《作为其他人的犹太人》第34页。
画中人物在外形上与内森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他口袋里的一张汇票上写着“100%利息”的字样，清楚地刻画了犹太人与金融之间的联系。
在同时期的另一幅标题为“东方的贤人与西方的伯爵”漫画中，内森与格兰特交谈着（见图6.3），
图6.3 佚名，《东方的贤人与西方的伯爵》，《麦克莱恩月刊》，漫画页，第55期（1830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7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为你争取立法的权力，尽管立法主题是你嘲笑的宗教。”格兰特说，“但是小心眼的议会把议案扔了出来。”内森回答说：“啊，好，别在意：你有没有西班牙国债卖？我给你48点的价格。”另一个站在内森身后，显得更为刻板的犹太人小声说，“很好，我们能够轻易地把它的价格推到50点”；另一个则说，“我的上帝，胡子将不再流行了，见鬼！”在两幅漫画中，单词“Bill”（议案，票据）被用成了双关语：暗示犹太人更关心金融利益，议会犹太人解放议案的支持者都十分精明。
工党反对派即便在辉格党重掌政权之后，仍旧阻挠犹太解放运动。第二项议案在1833年通过了下院的“三读”，但面对威灵顿以及以一批大主教为首的反对派面前，法案在上院再次折戟；第二年，这样的情形再次上演。在皮尔1834~1835年短暂的首相任期中，内森是一封写给首相的联名信的签名人之一，这封信建议政府至少支持一项犹太人解放的议案。但是皮尔予以拒绝；政府的各项措施只是在辉格党重掌政权时才开始实施。一年后，1836年，国库大臣托马斯·斯普林·赖斯再次提出了一项犹太人解放议案，但它同样未能通过上院。
很难相信工党对犹太解放的反对意见没有影响到内森的政治观点。我们将看到，他对于改革法案的态度在1830~1832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似乎与威灵顿在犹太解放问题上的立场有关。当然，当他的儿子们举起棒子，投身到他们父亲曾经战败的战场上谋求胜利时，他公开标榜自己是辉格党人，甚至是自由党人。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的花园保留了下来，但罗斯柴尔德在犹太解放运动中的下一个标志——列昂内尔在下院的议席——直到内森死后22年才获得。而那之后，又过了3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与工党和好。
独一无二的犹太家族
尽管他们对犹太教无比虔诚，关注他们“共同信仰者”的利益，但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事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努力将自己与更为广泛的犹太社群区分开来。到19世纪20年代，从财富上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已经独一无二。在享受的特权方面，相对于其他犹太人，他们同样独一无二；这也是海涅使用“独一无二的家族”这个短语特别要注明的一点。但是，他们在维持一个家族的运转方面同样也是独一无二的。
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多数家族公司的寿命都有限。继承祖业的下一代缺乏经济动机，即缺少驱动他们祖父和父亲的“职业道德”，这样的观点远非托马斯·曼的首创，他在《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一书中，让这种现象为世界所熟知。这一点对于弗朗西斯·巴林来说再熟悉不过。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子孙缺乏商业热情，他在1803年悲伤地写道：“建立在一个人业绩之上的家族，它（的辉煌）不会持续60年……一个商人、银行家等的后代，尤其是他们年轻时，放弃了先辈的求索精神，或者只通过代理人经营生意，自己则完全不理，这是走向快速毁灭的道路。”不过实际上，巴林家族的金融王朝相对较好地存活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才放弃了对自己银行的控制。但19世纪同期的其他无数家族公司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寿命仅持续了一代或两代。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了独一无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出现这种衰落情形。
当然，对公司采取预警措施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后代”，按照迈耶·阿姆谢尔的遗愿（以及当时的社会习俗），“后代”是指儿子。阿姆谢尔无法生育，但他的弟弟们则生育了大量的继承人——一共13个。第一个是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生于1803年；内森有4个儿子：列昂内尔（生于1808年）、安东尼（1810年）、纳撒尼尔（1812年）和迈耶（1818年）；卡尔也有4个儿子：迈耶·卡尔（生于1820年）、阿道夫（1823年）、威廉·卡尔（1828年）和安塞尔姆·亚历山大（1835年）；詹姆斯同样有4个儿子：阿方斯（生于1827年）、居斯塔夫（1829年）、萨洛蒙（1835年）和埃德蒙（生于1845年）。
当这代人开始结婚时，生育男孩仍然得到了重视。实际上，生育男孩的压力比任何压力都要大。“你怎么看待我刚出生的小女儿？”安塞尔姆在1832年第二个女儿汉娜·玛蒂尔德出生后，问安东尼，“如果是一个男孩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他的妻子夏洛特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但在1828年夭折。）当列昂内尔也生了一个女儿（莉奥诺拉）后，巴黎的一个高级秘书写信安慰他：“我真要恭喜你得到了一个千金——你知道那是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女孩……这有点迷信，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可能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他接着说，“他会来的——两年内你就会看到他的降临。”但是，当第二个孩子如期到来时，却仍旧是个女孩，安东尼难掩失望之情：“向你和你夫人表示祝贺，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人必须接受他能够得到的东西。”而安东尼自己也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弟弟迈耶只生了一个女儿。卡尔的儿子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有十几个女儿，但没有儿子。直到1840年，第三代才生育了第一个男孩（列昂内尔的儿子纳撒尼尔，两年后另一个儿子艾尔弗雷德出生）；当纳特（内森三子纳撒尼尔）的妻子怀孕消息公布后，胜利的消息令人欣喜。“内森决定不被家族里的兄弟打败，计划明年向大家展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这可是今天的重大消息。”兴奋的安东尼写道，“非常肯定的是，如果他愿意与他的大哥一较高下的话，那么家族将增加许多小家伙，也会增添许多快乐。”但那依旧是一个女孩，未满一岁便夭折了。
但是，如果从他们的评价中得出一个残酷的“性别主义”，那就错了。它们显露的是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它持续了数年——担心第三代可能生育不出男性继承人。在内森妻子汉娜的眼里，如她在1832年所说的那样，“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为我们带来的欢乐是一样的，因为我对任何（因没有男孩）而发牢骚的人毫不怜惜。”这不仅仅是一位女性的看法。安塞尔姆的妻子为他生下儿子后，他对男孩子的偏爱就消失了，他在妻子再次怀孕时透露：
如果卡洛·多尔（显然是纳特的昵称，他的妻子也刚好怀孕）生了一个小姑娘或小男孩，那么我的孩子无论将来是一位丈夫还是妻子，都能被大家所接受……公众将不会说罗斯柴尔德家族那年没有生育一个子嗣。我希望比利不久也能学习我们，如果他去泡泡温泉，他肯定会成功的。
到此时为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遵从的仍旧是传统习俗。但安塞尔姆轻松的信件中可能也触及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女儿没有儿子那么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家族秉承的族内通婚的策略。
1824年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娶（嫁）其他类似犹太家族的成员，通常是那些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家族。这一点在迈耶·阿姆谢尔的子女身上表露无遗，几个儿子（只有一个除外）分别娶了埃娃·哈瑙、卡罗琳·施特内、汉娜·科恩和阿德尔海德·赫茨，几个女儿则分别嫁给了沃姆斯、西奇尔、蒙蒂菲奥里以及贝弗斯两兄弟。按照19世纪的标准，这很平常。我们知道，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日耳曼联邦法》或多或少地迫使他们只能在一个小社区里进行同族通婚。但是，即便不强迫，大多数人——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倾向于在自己同一信仰的社区里进行通婚，如果他们正好离开家乡，就会寻找一个对等的社群（就像内森在伦敦那样）。但是，1824年后，罗斯柴尔德人倾向于只与罗斯柴尔德人通婚。1824~1877年间，迈耶·阿姆谢尔后代进行的21起婚姻中，至少15起发生在是直系后代之间。尽管表亲联姻在19世纪也司空见惯——尤其在德国犹太人的商业王朝里——这种族内通婚的数量也极不寻常。“这些罗斯柴尔德成员以最异常的方式与别人相处，”海涅说，“非常怪异，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中挑选结婚对象，各分支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节点，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要弄清楚（这个家族）谱系图非常困难。”这再正确不过了，即便欧洲的王室也没有如此紧密的通婚关系，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称呼的“我们神圣的家族”则暗示，他们将自己视为某种代表人物。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克逊–科堡家族相似的原因之一。
家族内部通婚起始于1824年，詹姆斯娶了自己的侄女、哥哥萨洛蒙的女儿贝蒂。（因为詹姆斯比萨洛蒙小很多，他和贝蒂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当时他32岁，贝蒂19岁。）两年后，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娶了内森的大女儿夏洛特。然后是长达10年的空白，直到内森的长子列昂内尔与卡尔大女儿夏洛特的联姻——这桩婚事恰好发生在家族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阐述。又过了6年，纳特娶了詹姆斯的女儿夏洛特（不停重复的名字也增加了家谱的复杂性）；卡尔的儿子迈耶·卡尔娶了内森的三女路易丝。内森另外两个儿子安东尼和迈耶的妻子不姓“罗斯柴尔德”，但他们之间依旧是表亲关系：路易莎·蒙蒂菲奥里（1940年）和朱莉安娜·科恩（1850年）。（前者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的直系后代，因为她母亲是内森的妹妹亨丽埃塔，后者是汉娜的侄女。）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四代。1849年，卡尔的第三个儿子威廉·卡尔娶了安塞尔姆的二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一年后，他的哥哥阿道夫娶了汉娜的姐姐卡罗琳·朱莉。1857年，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娶了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1862年，他的弟弟萨洛蒙·詹姆斯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阿黛尔；1877年，詹姆斯的小儿子埃德蒙娶了威廉·卡尔的二女儿阿德尔海德。安塞尔姆的两个儿子娶的也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列昂内尔的二女儿埃维莉娜（1865年）和阿方斯的大女儿贝蒂娜（1876年）。最后，列昂内尔的大儿子纳撒尼尔——通常被称为“纳蒂”——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埃玛·路易丝（1867年）；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娶了埃玛的妹妹劳拉·泰蕾兹（1871年）。
他们为何要这样做？浪漫的爱情、现代婚姻的理性准绳在老一辈的眼中只占非常非常小的位置，他们在“便利的婚姻”和“爱情的婚姻”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卡尔的婚姻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德国人之间精挑细选寻找合适的新娘，但谈到最终选择阿德尔海德·赫兹时，他却对其他兄弟说：“我没有恋爱。恰恰相反，如果我认识其他人的话，我会和别人结婚。”阿姆谢尔娶埃娃·哈瑙同样不是出于爱情；按照当时的一则记录，他曾公开承认，“我真正爱过的那个人，我从没能称她是我的人”；他的侄子安塞尔姆称阿姆谢尔与埃娃的金婚纪念日，标志着“50年的婚姻煎熬”。卡罗琳和萨洛蒙更是合不来；我们已经知道，1812~1815年期间，两人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萨洛蒙不停地奔走于各地做生意——或按照内森的要求四处奔波。5年后，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卡罗琳（在法兰克福）敦促萨洛蒙（在维也纳）不要仅仅因为“你的弟弟内森希望你去”就动身前往圣彼得堡：
这真让人十分费解，有什么地方是你不想去的吗？亲爱的萨洛蒙，不要让你自己被呼来唤去，用你的力量和你的聪慧（抵制它）。此外，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来信。因为信中提到，你将不得不前往巴黎，甚至伦敦。我通常愿意接受你对内森超越情感的生意观，但是我看不到这次的合理理由……你的内森不能无视你们所有人的看法……无论如何，亲爱的萨洛蒙，如果你不告诉去伦敦的理由，你就去不了那里。明白了吗，我亲爱的丈夫？你不会去那里。
如果说两人之间曾经有过浪漫的关系，那么到萨洛蒙结束流浪生活，最终在维也纳定居时，它们也已经荡然无存。卡罗琳一直没去维也纳与丈夫团聚，萨洛蒙一个高级秘书的儿子回忆说，到19世纪40年代，萨洛蒙对年轻的女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但能够确定是，这类婚礼能够产生也确实存在爱情。内森与妻子汉娜的关系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她写给“亲爱的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真诚、紧密，尽管两人大部分的共同语言是对赚钱的热爱。但是这种亲密关系也被认为是屈从于婚姻，而不是凌驾于婚姻之上，他们别无选择。对于詹姆斯，尽管他的侄女、妻子漂亮聪慧，但他主要将她当做了一种有用的社会资产。“要将自己与妻子剥离开很困难。”婚后仅仅几个月，他就向内森吐露心声，“我不能将自己与我的（妻子）剥离，她是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成为巴尔扎克小说中人物纽沁根的原型，尊敬他的妻子——实际上，非常平等地对她——但却找了一大串情妇来满足他的性欲，只恋爱过一次，是和一个妓女。
之后的一代被认为对婚姻的态度没那么倔强，这种趋势可能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有关（她成功地将自己安排的一桩婚姻转变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确实存在一些证据证明下一代罗斯柴尔德成员对婚姻态度的软化。列昂内尔与堂妹夏洛特1836年在法兰克福结婚前，他曾从巴黎给夏洛特寄去一封爱意绵绵的信，“由于我身在异乡，”他在当年1月7日的信中说，“我只懂得文字的意义，只能够将我的爱，我全部炽热的爱给你，亲爱的夏洛特，我希望能将它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我做不到，即便全身心投入，我的钢笔也经常从手中滑落，然后就是对你的长时间思念，以至于忘了拾起笔……”夏洛特的回信让他更为痴迷：
我焦急、乏味地度过了几个漫长的日子，没有收到你的只言片语，最亲爱的夏洛特，我离开后，第一次收到你寥寥数语的来信时，欢乐感持续了几分钟，现在我再次陷入了愁思中。你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读一次，就越懊悔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开。我同时也很悲伤地发现，你对我仍然如此的漠不关心，你谈的都是娱乐、职业等。你认为，那些东西中，有我没有与你分享的吗，亲爱的夏洛特？我到处接到邀请，被请求出席一些舞会，与一些老朋友一同玩耍，但是我全部拒绝了。唯一静静消磨我的时间而且不会被激怒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待在旅店里，想着、只想着你，最亲爱的夏洛特……
一周后，他的语调变成了近乎绝望的浪漫：
迫使你把心思集中到一个远在异乡的朋友身上，即便只有几分钟，也是甜蜜的，这个朋友自从离开你后，就一直没停止过思念你。这与别人的情形一样吗？还是我与众不同？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有如此多的感觉想和你分享，我最亲爱的夏洛特，以至于我的头脑变得十分混乱。我从一个地方出发，却又回到同一个地方，最后发现自己停留在原地，如果我不能在短时间里享受到向你叙说的快乐，我会发疯的。
但是列昂内尔接着说的一些话却破坏了这封情信的浪漫效果：“我父母看到我如此迷恋你，如此幸运地获得众人口中的佼佼者的垂青，他们该是如何高兴，他们如此急切地想认识你。”但就在几个月前，当天还在马德里打理生意时，他在写给弟弟安东尼的信里表达的却没什么热情：
我会按照父母和叔叔们的安排去做，留下还是回去全听他们的。如果查尔斯叔叔（卡尔）已经去了那不勒斯，那么我就没必要那么早去法兰克福。每件事将根据家族的计划进行，我认为我早回或晚回法兰克福几个月没什么差别，我对立刻结婚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如果我们的好父母没要求我去法兰克福，那么早去或晚去几个星期真的没什么差别。
此外，夏洛特似乎也对嫁给堂兄的未来并不乐观（列昂内尔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给她的信实际上可能是抄袭流行小说与坚决的自我暗示的合成品——要赞扬列昂内尔的是，他的信似乎达到了目标。他们结婚时，正如他的兄弟们带着吃惊的感觉所认定的那样：他似乎真的爱上了她。
说实话，第三代的罗斯柴尔德族人之间的婚姻与他们的父母一样，不过是自发产生的相互吸引的产物，即便其中一方或双方的父母鼓励他们选择伴侣。“他们想与亨丽埃塔姑姑安排一些事情，想让比利（安东尼）和路易莎（蒙蒂菲奥里）在一起。”列昂内尔在自己的婚礼前晚向兄弟们报告了花边新闻，而不是法兰克福股市的表现：“乔（约瑟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想从汉娜·迈耶那里讨得欢心。他在追求路易丝，但她却没有注意到他。小查尔斯（迈耶·卡尔）与路易丝之间不会有进展，他们只说过几句话。”但婚礼过后，他立刻提供了更新的情报：“汉娜·迈耶和约瑟夫·蒙蒂菲奥里彼此没看上对方。后者追求着路易丝，另一个堂弟（迈耶·卡尔）也在追她，他很迷恋她。上帝，这将会有一场竞争，他将成为我的‘双料兄弟’（堂弟兼妹夫）。”他的母亲对“婚姻市场”同样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她报告说，迈耶·卡尔“比我想象的要可爱得多，善于与人沟通，如果他希望讨一个女孩子欢心，他很容易就能做到。他比我们其他的花花公子显得更有男子气概，迈耶用情专一，没有与另一个夏洛特·罗斯柴尔德调情，因此无论谁在将来成为‘开心的男人，都不会有妒忌的理由。”6年后，她将自己的女儿路易丝嫁给了她提到的迈耶·卡尔，而“另一个夏洛特”——她第一次提到这小姑娘的将来时，她只有11岁——嫁给了她的儿子纳特。
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婚姻体系的一个典型秘密就是，男性罗斯柴尔德成员被允许“撒播野燕麦种”：内森的儿子、侄儿和他们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暗示，他们有大量婚前性行为。这些都被上一辈所容忍，只要它没危及族内通婚的制度。1829年，安东尼——他显然是他那一代中的花花公子——出现了越轨行为，他在法兰克福过于痴迷一个身份不明的（也不合适的）女孩子。他的父亲愤怒地将他召回了伦敦，同时指责阿姆谢尔没有尽到伯父的责任。
族内通婚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五个兄弟分行渐行渐远。与这点相关的是另一个期望——确保外人不能染指五兄弟的巨额财富。与当时大多数包办婚姻一样，每一桩婚姻都伴随着一份详细的法律协议，列明双方的财产。当詹姆斯娶贝蒂时，她无权染指他的财产，但是她那价值为150法郎（6万英镑）的嫁礼只有一部分仍是她的财产，如果他在她之前去世并且没有子女，那么她除了能拿回全部嫁礼外，还能再得到225万法郎。当安塞尔姆一年后娶夏洛特时，她不仅从父亲那里得到了1.2万英镑（以英国股票的形式）的嫁礼，还从叔叔，也是公公那里得到了8 000英镑“由她自己支配”，安塞尔姆也给了她1 000英镑，作为婚前分期付款中的首付款。同时，安塞尔姆从父亲那里得到了10万英镑，从内森那里得到了5万英镑。如此大手笔的嫁礼很容易给孩子们，因为钱仍然停留在自己的家族里。
但是，除了利益考虑之外，在家族外部寻找合适的伴侣也确确实实存在困难。到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是富甲一方，将有相同信仰的其他家族远远甩在了身后。早在1814年，兄弟几个就发现，为他们的小妹妹亨丽埃塔找一个合适的丈夫非常困难，经过了多次挫折后，最终选定了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内森当时已经与蒙蒂菲奥里家族有了亲戚关系）。他们最初的选择，一个名叫霍伦德的男子，似乎不符合卡尔的标准，不是因为亨丽埃塔不爱他，而是因为，卡尔解释说：“与霍伦德家族有关的人似乎多得可怕……说实话，现在上层社会的年轻男子太稀少了。”另一方面，亨丽埃塔喜欢的男子考夫曼是一个“恶棍”。10年后，兄弟几个的姐姐珍妮特在丈夫贝内迪克特·沃姆斯死后，听从了阿姆谢尔和萨洛蒙的劝说，再次结婚，但她几个年轻的弟弟则发出了不同的意见。詹姆斯向内森抱怨说，她的新丈夫只是一个来自犹太街贫穷股票交易员：
她没有任何可以过活的东西，她跟我妻子说，家里一块面包都没有。这个家伙是一个无赖。他输光了她的嫁妆。今天，他又跑到交易所，可能他希望赢回自己输掉的钱。但是我想，他不会成功。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我们需要每年都为她做些事情吗？与此同时，我私人已给了她几千法郎。
此时，只有一个罗斯柴尔德族人才会真正去帮另一个罗斯柴尔德族人。
没有什么比约瑟夫·蒙蒂菲奥里1836年的经历更能表明合伙人制度以及族内通婚制度独一无二的特点。尽管他的母亲亨丽埃塔是罗斯柴尔德的直系成员，但在内森去世后，他提出自己“应该被吸纳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的提议却遭到了列昂内尔的断然拒绝。“他厌恶这样做，”蒙蒂菲奥里对叔叔摩西说，“他声称已经有太多的合伙人了，而且会开一个不好的先例。即便我向法兰克福的舅舅们寻求帮助，投票时他也会占多数。假如我能成为合伙人，我一定把自己的姓改成罗斯柴尔德。”这个念头最终自行打消，他也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蒙蒂菲奥里“非常明确地表明不喜欢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他也同意自己无力改变任何事情，甚至没去找舅舅们诉苦”。作为第二选择，这个深肤色的年轻人又提出一个建议，他希望加入伦敦分行，他不再谋求合伙人的身份，但是希望娶列昂内尔的妹妹汉娜·迈耶。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拒绝，我们在下文会提及。
族内通婚的策略中存在着一个危险，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少意识到。在基督教文化中，表亲禁止结婚早在6世纪就已经广被接受，教皇格雷戈里规定，“忠诚的信徒只娶（嫁）隔了三四代的亲戚”。在19世纪的美国，8个州通过了法律，宣布表亲结婚属犯罪行为，另外30个州将其列为民事犯罪。威廉·科贝特曾引用“罗斯柴尔德娶了他自己的侄女”的事实，作为反对犹太解放运动的论据。但是犹太法律并没有此类的限制，由于被迫居住于像法兰克福的聚居区里，无形中造就了表亲联姻的现象。直到19世纪晚期，遗传科学的研究才起步，直到20世纪后半期，基因学家才真正了解了表亲结婚以及其他形式的族内通婚的影响。比如，现在我们知道，德系犹太群落中高发的家族性黑蒙性白痴症——严重损伤大脑的疾病——便是几个世纪近亲通婚的恶果。表亲结婚——尤其是一个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几个世纪的家族——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无论牵涉的经济利益多么重要。如果迈耶·阿姆谢尔与居特林两人当中，有一个人携带有害的隐性基因，那么他们孙辈的两个孩子结婚（发生了4次），双方遗传一个受损基因的概率为1/6；他们的孩子遗传两个受损基因的概率为1/4，这很有可能会患病。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幸运并没有成为某种隐性基因的受害者，而当时血友病广泛出现于19世纪的王室中。后代健康不佳的唯一迹象就是，迈耶·阿姆谢尔的44个曾孙辈的孩子中，有6个在5岁前夭折。按照现代的标准，那是相当高的死亡率（13.6%）；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西欧所有儿童5岁前夭折的比率为25%。当然，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存在着某种罗斯柴尔德“金融基因”，某种程度上族内通婚使它一直流传了下来。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变得真正的独一无二。但这并不容易得到证实，即便它是事实，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似乎对此也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