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接受这类荣誉有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铺平了罗斯柴尔德兄弟走向权力走廊的道路。其次，头衔和其他荣誉是“我们民族——即欧洲全体犹太人与众不同的标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贵族地位在法兰克福被广泛地解读为：狠狠地扇了那些希望把陈旧的枷锁重新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人一记耳光。“如果一个犹太人是男爵，那么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男爵”，这也是他们犹太街里的看法。同样，内森被任命为奥地利驻伦敦领事，在卡尔看来是“犹太人的一件幸事”。即便一些事实存在，即兄弟几个收到的纪念品明显地带着基督教文化特征——圣人的名字，甚至十字架的外形——这些同样被看做是一种胜利。尽管阿姆谢尔拒绝接受此类勋章，但卡尔在这方面却来者不拒，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1832年格雷戈里十六教皇的绶带和新设立的圣格雷戈里勋章，而列昂内尔3年后接受了西班牙女王授予的伊莎贝拉勋章。海涅注意到，勋章最初是用来“赞美将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举动）”；而“巴黎的冯·夏洛克男爵（指詹姆斯）”被认为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男爵”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当然，授勋让许多基督徒评论员感到受到了羞辱，比如奥地利人巴龙·库贝克：
教皇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上帝之子带着无比的宽容，授予了容许基督受死的那些人的后代圣格雷戈里勋章和绶带，而且只要求吻手而不是吻脚作为回报。但罗斯柴尔德却仍然拒绝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这方面，可能最难解释的一件事就是内森对这类荣誉价值的明显怀疑。比如，大量的信件似乎表明，他在1815年或1816年接到了一个授予爵士身份的邀请，但他却拒绝了。当有人试图告诉卡尔他的哥哥接受了授勋时，他拒绝相信，“因为你喜欢简单”。1816年的授勋仪式明显地少了内森，而获得批准的盾徽上显示了4支箭，而不是5支。此外，与他的兄弟和长子不同的是，内森很少用“男爵”的称号或名字前缀“冯”。这是因为——如科尔蒂解释的那样，他不愿过于公开地与奥地利反对主义者联系在一起？马斯则认为，内森这么做有一个更为实用的解释：尽管他在1818年获得了佩戴盾徽的权利（因此加上了第五支箭），但是他在1825年申请进入皇家军事学院登记奥地利爵位时却遭到了拒绝——可能是因为他8年前才成为当地居民。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如阿姆谢尔认为的那样，内森“只是不想”被授勋。因此，内森在1818年试图拒绝普鲁士的一次授勋，他建议让萨洛蒙代替自己，因为“在伦敦这里，这个东西对我没有任何用处”，而“我的哥哥喜欢绶带，而且是一个准备在巴黎定居的男爵，在那里他可以用这些东西装扮自己”。詹姆斯一开始不愿称呼自己“冯·罗斯柴尔德”。“让我们保持商人本色吧。”他1816年敦促哥哥们，“拥有头衔却不利用它，真是非常好。”一位财政大臣生意上的乐观来信“比所有贵族的头衔都要有价值”。
但是，在詹姆斯对头衔的兴趣快速消退的同时，内森对贵族诱惑的蔑视仍在坚持着，甚至进一步加深了。当皮克勒王子1827年拜访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时，他被安排观看了一出怪异的餐后表演，显然有些醉意的内森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奥地利领事制服，他说，那是他朋友梅特涅从维也纳寄给他的”：
他把它展示给我们看，甚至有些勉强地在穿衣镜前穿上了制服，然后走了几步。但是这场戏一拉开就不知道何时收场了，他让人拿来了其他华丽的宫廷服装，然后接连换了好几套，似乎他是在台上演戏一样……
看着这个一副严肃生意人模样的人，竭力地承受着一个奉承者的各种恭维，非常滑稽，他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大笑，而且满怀信心、面带笑容地向我们保证，罗斯柴尔德能够扮演任何角色，再来五六杯酒的话，他能够与宫廷里最好的人物媲美。
皮克勒明显有些五味杂陈的感觉显示，这显然是内森向贵族展示自己特性的一次表演。他可能偶尔愿意将自己端庄的装束换成旧秩序下的俗丽宫廷装，但他只把它们看做是化装舞会的表演服。从这方面讲，这种鲜活的景象——一个微醉的犹太银行家在一个穷困潦倒的王子面前戏耍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礼服——简短地概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复辟王朝时期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关系。
“良好的教育”
尽管几个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以“市侩”著称，但他们至少对我们现在所谓的“高度文化”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所谓的高度文化，是对当时高速发展的“公共领域”的误称，当时音乐、戏剧、书籍以及绘画的生产和消费市场或多或少地有了一定的自由。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这方面的兴趣是上述娱乐方式的必然结果：当时如果拥有一栋大房子，但不用画作和其他装饰物来点缀房间的话，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为了能够与社会精英人士交流金钱和政治以外的话题，对他们最喜欢的画家、作曲家以及作家有一些基本了解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忙碌的中年银行家（五兄弟除了詹姆斯以外，1820年时都已超过了40岁）通常在艺术方面知识匮乏。诚然，他们继承了父亲对古董艺术品的鉴赏能力，对于送给亲近政治家的礼物，他们同样拿捏得十分准确。他们雇用知名的艺术家，如威廉·比奇、路易·埃米艾·格罗克洛德以及莫里茨·丹尼尔·奥本海姆替自己、妻子和孩子画肖像；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他们定期在剧院里预订包厢。但是詹姆斯是第二代中唯一对文化显露出自己浓烈兴趣的家族成员。比如，他20多岁时读了席勒和歌德的作品，19世纪20年代，他每月资助一个叫阿拉尔的艺术家5法郎，同时订阅了《戏剧快报》和《剧院日报》。他的哥哥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欣赏的。
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罗斯柴尔德兄弟真的十分市侩，他们就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内森希望他的儿子们“将自己的思想、灵魂、心脏和身体，所有的一切都放到生意上”，但尽管他说出了这样的言论，几个儿子也只有一个在完成教育后为公司工作了几年。内森和其他兄弟也承认，高等教育与成功的“生意学徒”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卡尔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言论，当时萨洛蒙正在考虑他15岁儿子安塞尔姆的将来：“我建议你别让他学习的时间超过两年，这样他应该在17岁时参与到生意里来，否则他对生意就没那么深的感觉。”而后来迈耶——内森唯一上过英国大学的儿子的商业生涯，证明了卡尔这番话无比准确。不过，兄弟几个对于生意成功与尽可能好的中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一丁点怀疑。实际上，他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此外，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男性放弃学业进入“账房”前，所经历的实习期要比卡尔建议的要长得多。从安塞尔姆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商业信函上的时间来看，他真正参与公司运转业务已经23岁（尽管他在之前一年就被接受为公司的合伙人，而且可能为他父亲做了一些日常的工作，不过没有记录在案）。列昂内尔第一次书写和接到商业信函时为20岁；安东尼和纳特为18岁，迈耶则是21岁。卡尔的儿子在20岁前，没有一个参与过公司的具体业务，实际上，虔诚的威廉·卡尔直到24岁才被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开始写商业信函时已经19岁。鉴于他们的父母认为最好的学徒经验来自于动手做事，因此第三代无疑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商业信函上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实习。
无论如何，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并不想把自己苦涩的童年强加给自己的后代。安塞尔姆的母亲对她11岁的儿子漂亮的笔迹感到无比自豪，不仅仅是因为这能使他在未来的生意中获益，她心底深处更希望他和他的姐姐能够为自己的将来接受“优良的教育”。当时教育理念对她的影响，在1820年她写给丈夫的信件中显露无遗（随信还附了一封他们十几岁儿子写的信）：“他一点都不像我，这个好孩子，让我尤为开心，你知道，亲爱的丈夫，我的目标一直是我们的孩子不应该向我们隐藏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而我——更应该是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
内森则以更实在的行动迁就孩子们。忙完工作后，他会和他们一起玩，让他们（据一个朋友回忆）“骑在他的后背上玩”。事实上，他有一次玩“骑马”游戏玩得太厉害，结果弄得肩膀脱臼。他给孩子们买了一架迷你马车，用4头白羊拖着，在斯坦福山的花园里跑着玩。威廉·阿姆菲尔德·霍布迪于1821年为内森一家所作的画显示，他们一家相处得其乐融融：左边，3岁的迈耶试图从父亲的手里拽一封信；汉娜·迈耶的软帽掉在夏洛特的脚边；年长一点的男孩子试图安抚家里的宠物狗，它正在咬列昂内尔的帽子。男主人脸上淡淡的笑容也不足为奇，他翘着腿，斜靠在椅子上。内森也继续迁就甚至溺爱他们，直至他们长大成人。17岁时，汉娜·迈耶尽情享受着在布赖顿的生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肖像画。而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第二年遇到安东尼时，后者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他的父亲允许他购买任何他喜欢的马匹。他后来向摩洛哥国王寻求一匹一流的阿拉伯马。国王送给了他一匹极出色的马，但它却在抵达英国时死了。安东尼伤心地说，‘那是他遭受的最不幸的经历’”。
在《科宁斯比》一书中，迪斯雷利将年轻的西多尼亚刻画成了现代教育的楷模：
尽管被大学和学校拒之门外——那些大学和学校曾惠及他祖先的古代哲学知识和事业，但年轻的西多尼亚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的家庭教师……他几乎天生就具备了解读数学最深奥秘的能力……周遭的环境很早就造就了他不寻常的语言能力……西多尼亚19岁时……已经完全掌握了欧洲的主要语言……他17岁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他在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定居……
这与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接受的教育没有多大的出入。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忆了1815年列昂内尔和安东尼从他们的第一个教师身边被带走的情形；“一个戴着波兰高帽的波兰人经常在教室里四处巡视，高筒靴插着一根教鞭。”他们的父母和一些朋友“找到了加西亚在佩卡姆建立的一所更合适的学校，列昂内尔和安东尼就是要送到那里去；加西亚之前是巴罗和卢萨达会计事务所的簿记员。”受欢迎的课程实际上很现代，并非古典，这种倾向在1827年现代巡回欧洲教育旅行风潮到来时依然存在。年龄分别是19岁和17岁的两个男孩被送往德国，而不是古典主义者喜欢的目的地意大利，他们与自己的家庭教师约翰·达比一起，从法兰克福穿越了萨克森的主要城镇，然后前往布拉格和维也纳，返回时经过了巴登和斯特拉斯堡。（普鲁士显然被有意地绕开了，尽管他们似乎去了汉诺威参观戈丁根大学。）这次旅行的目标很明显：对德国文化有透彻的了解。除了参观大量的美术馆和其他地方，兄弟两个还恭敬地拜访了年老的歌德。
也是在这次旅行之后，列昂内尔和安东尼被期望将自己的心思转到生意上：1829年1月，法兰克福分行的一位簿记员接到了一项任务——将安东尼的计算能力提高到一个银行家的水平。“我不停地教他解决各种算术难题。”新的家庭教师向内森汇报说，“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很聪明，一学就会，而且能够运用我教他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系统地教他数学的知识，我会同时继续向他解释汇兑的套汇和会计部门的所有周转业务。”
内森的儿子前往法兰克福的旅程，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英国——德国父母之间的“竞争”。1831年，夏洛特写信给他母亲汉娜，敦促她让“（迈耶）尽可能用德语写信，如果写不了，让他尽自己所能用英语给萨（洛蒙）·冯·罗（斯柴尔德）先生写信。查尔斯叔叔（卡尔）的孩子（迈耶·卡尔与威廉·卡尔）的信写得很好，肯定会拿来比较的。”
4年后，轮到了英国的迈耶访问德国；但这次与他两个哥哥的德国之行相比，学术味道更浓。在他的家庭教师施莱默博士陪同下，他在前往海德堡之前，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在这方面，他跟随的是安塞尔姆的步伐，安塞尔姆是第一个上大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他在柏林上学时，对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随后返回了英国，在那里他也成为在剑桥大学读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的第一人，开始在麦格达伦学院，当学院严格要求他参加礼拜时（现在仍然是对本科生的一个正式要求），他转到了更大而且更为宽松的三一学院。（牛津大学被家族排除在外，是因为它的入学考试需要测试英国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而在剑桥，非国教信徒以及犹太人也可以成为学校的一员，尽管他们不能够获得学位、奖学金和研究员身份。）
卡尔自然也不甘落后，他将儿子迈耶·卡尔送去了哥廷根学习法律，随后又去了柏林。在柏林，迈耶·卡尔参加了德国法律学界顶尖人物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做的讲座。他的弟弟威廉·卡尔则接受了非同寻常的严格中等教育：15岁的他学习了20个不同的学科，包括5种语言、5种科学；家庭教师是一个团队，由法国生理学家昂里·布隆瓦莱率领。他飞速地转向正统犹太教，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为了逃避这种新式的填鸭式教育。詹姆斯的儿子没有经过特别精心安排的教育。阿方斯在波旁学院（后来的孔多塞高中）学习，同时为获得了法国中学结业证书，他还接受了家庭教师德西雷·尼扎尔的辅导。不仅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孩子们享受到了优良教育的好处。尽管卡尔的女儿夏洛特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但她可能是第三代当中最出色的一个；她也热爱文学，这可以从她优雅的英文书信以及大量的德文日记中看出。
如果这一切的目标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说它完全失败了：除了夏洛特，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代没有一个能算得上具备学者思想的。但是它的目标其实是培养有知识的下一代，使其比父辈更容易跻身欧洲精英阶层——同时继续保持从事银行生意的热情。在这些方面，罗斯柴尔德第三代的教育是成功的。迈耶·阿姆谢尔的孙辈讲的不再是生硬的犹太街式的德语。卡斯特兰不喜欢贝蒂的德国口音，而不是犹太口音；也没人发现内森的儿子在讲英语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人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成不变地用希伯来字母写信：尽管萨洛蒙和卡尔的儿子们仍然这样做着，英国和法国的第三代罗斯柴尔德成员却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能够不费力地阅读犹太德语）。实际上，从19世纪20年代起，5个分行的业务运作时使用了多种语言，每个合伙人倾向于用自己的第一语言写信，偶尔会嵌入工作所在地或所到地方的语言。从各方面来说，正如他们的信件所示，第三代人在书写英语、德语和法语方面与同时代的贵族一样好，有时甚至还要好。此外，他们文化品位方面严格地因袭传统，说明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喜欢史考特的小说、迈尔贝尔的歌剧、穆里洛的画作、玛丽·安托瓦妮特的家具。男孩子们还养成了社会精英的爱好和恶习——骑马、猎杀狐狸和牡鹿、赌马以及吸食雪茄、喝名酒以及追逐不适当的女性。他们甚至为彼此起了昵称：列昂内尔叫“拉布”、安东尼为“比利”或“胖比尔”，而迈耶叫“墨菲”或“塔普”。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所有外在迹象都已经消失殆尽，除了相貌——而且即便在这方面，也鲜有家族成员能够与讽刺漫画家笔下的人物能够有重合的地方，詹姆斯一家更是如此。他和他的哥哥们发现，成为男爵、勋章获得者、房产所有人以及社交活动的主人非常容易。现在，他们使得第三代罗斯柴尔德人寻求让一个更难得的东西变为可能：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