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在1831年变得更加相信宿命论。“我们现在能够预期法国的动荡将持续数年。”他在7月沮丧地对内森说，“抱歉的是，我担心我们会在这里损失所有的财富，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人们从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生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一个月后在信里说，并要求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返回巴黎协助他：
每天我们都要经历新的恐慌，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惊喜。好消息后面总是跟着股价下跌的消息，而坏消息却又带来价格的上扬。夜晚入睡后，又会被鼓声带来的喧嚣吵醒。“请立刻藏起你所有的证券。”我向你保证，我的胳膊在颤抖，形势对我太不利了。我买进时，价格就下跌；我卖出时，价格却又上涨了。这太让人感到灰心了。
到10月时，詹姆斯感到“有些狂乱”、“紧张”和孤独：“所有人都企图对我不利，我奋力抗争。”直到1832年初，詹姆斯才慢慢找回自信。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似乎对熬过霍乱疫情感到十分欣慰，而佩里埃的死只使得公债价格下跌了一点儿也让他感到十分惊讶。到了夏天，形势逐渐好转，他准备回到位于布洛涅的房子里，在那里，他筋疲力尽地倒头就睡。
统一公债与宪章
詹姆斯能够熬过一系列打击的主要原因，是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所采取的拯救行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跨国特性再一次被证明是无穷的力量来源。内森对于巴黎发生的一切的第一反应就是从英格兰银行购买大量银币和金币，仅黄金他就花费77.9万英镑，然后离开发给詹姆斯。这也是詹姆斯一再称赞内森做事“得体”的原因，因为这使得他能够继续按照年初达成的一项贷款协议向法国财政部提供资金——这对于金融实力是一个重要的体现。汉娜自豪地对她丈夫说：“你给（詹姆斯）送去那么多钱，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你表现得非常好，每个人对你都满意。”内森能够拯救詹姆斯的一个原因，如《泰晤士报》后来报道的那样，是他在革命爆发前成功地抛出了大量的4%利率法国公债。伦敦分行在1831年3月再次成为强有力的外援，当时詹姆斯正寻求参与一项新的法国贷款业务：与伦敦市场的连通性是詹姆斯在巴黎的重要筹码。那不勒斯分行似乎也通过提供银币给予支持；残存的账目显示，那不勒斯分行半年的利润未受到革命影响。基础一直很牢固的法兰克福与维也纳分行也间接地伸出援手。
当然，如果1830~1832年的革命浪潮对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带来的影响如巴黎分行那么直接的话，情况可能就会不同了。1830年，广为流传的不安情绪是那不勒斯以及教皇治下的公国也会爆发革命，德国对于革命的反应可能远比他们在维也纳感受到的强烈。事实上，萨洛蒙在1830年11月向根茨透露，他“比6个月前的资产少了1 000万古尔登”。在法兰克福，同样有担忧的理由，并不仅仅因为临近的黑森–卡塞尔所发生的事件。选帝侯威廉二世（他在1821年继位）是1830年未受冲击的统治者之一，当时卡塞尔、哈瑙和富尔达的市民大会要求召集一次议会会议。起初，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威廉坚持与情妇住在一起，但是边境地区海关的劫掠显示，经济因素可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自1823年后，选帝侯不再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财政协助。但是在1830年的危机中，他的官员向阿姆谢尔发出请求，要求获得15万古尔登的一小笔贷款。他的首席大臣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您最忠实的仆人现在找不到其他的途径来获得这笔急需的资金，除了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而且，黑森–卡塞尔的请求并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收到的唯一请求：压力重重的汉诺威、符腾堡和奥尔登堡政府也提出了借款请求。鉴于德国爆发类似法国革命的风险越来越大，阿姆谢尔准备只借给选帝侯10万古尔登。
但是，当选帝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威廉被任命为联合摄政王，并接受了当时德国最自由的一份宪章时，阿姆谢尔改变了主意。1831年，他向新政权提供了两笔总额为135万古尔登的贷款。在许多方面，这类似于詹姆斯背弃查理十世转投路易·菲利普的做法。而且，与法国的情形类似，没过多久，更为激进的自由派便对新统治者感到大为失望。但阿姆谢尔即便在新统治者的支持率下降时，也仍然站在他那一边，就如詹姆斯坚持支持路易·菲利普一样。他仍然担当着弗雷德里克·威廉以及他不受欢迎的妻子的银行家，即便黑森政府重新走回老路（在路德维希·哈森普夫卢格的主导下，他坚决反对自由派）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犹如乱麻的宪章危机。简而言之，阿姆谢尔是紧跟形势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弟弟们显然对德国那些竭力保住自己权位的王公们没有丝毫的敬意。萨洛蒙建议阿姆谢尔“不要在意符腾堡国王的言谈举止，因为我对他的了解要多过你：他的观点通常是错误的，他的见解经常变来变去，而且无论他勇敢还是懦弱都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我对一个小孩子的看法都比对这个国王的看法更有信心”。德国的革命浪潮在狂欢节达到高潮时，梅特涅让德国人领教了他的铁腕政策，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即便这样一起规模不大的革命，也让阿姆谢尔亏了不少钱，安东尼造访法兰克福时便发现了这一点。1833年4月，由一个小型激进团体在法兰克福发起的叛乱以失败告终，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风波退潮的迹象。
在伦敦的内森也同样经受了政治动荡的影响。当然，英国发生的事件远没有欧洲大陆那么暴力。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到英国改革与法国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便犯下了一个错误，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这点十分清楚，还因为无法找到一种方法来确定前者与后者是截然分开的。处在危险当中的问题如此类似：新闻自由；减少宗教干政（这已经导致了1829年严重的政治危机）；选举权的扩展；宪章中国王相对于政府的地位以及上院相对于下院的地位；霍乱疫情也传播到了伦敦。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危机带来的财政后果也十分类似，可能伦敦没那么紧张刺激。如果英国的改革危机稍微再严重一点儿，那么詹姆斯可能就会发现他哥哥难以给他提供援助了。
从巴黎方面来看，格雷伯爵的辉格内阁起初似乎不可能存活下去。实际上，即便到1831年3月5日，即约翰·拉塞尔勋爵提出《改革议案》的4天后，詹姆斯写信给萨洛蒙说，他可以保证“皮尔、帕默斯顿和威灵顿即将掌权”。但这只是对他的工党老朋友的美好祝愿罢了（詹姆斯的这一信息来自于赫里斯）。在詹姆斯这方面，他更倾向于认为一个英国革命正在酝酿中，与他之前一年经历的革命相似，“因为如果议案通过了，那么这将给英国带来致命的打击；如果未能通过，那么肯定会带来大量的骚乱事件”。当议会在4月解散后，詹姆斯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对列昂内尔解释说：“如果改革议案获得通过，那么它会带来类似我这里的结果，国王想要夺走人们的所有权利，此举带来的结果与议案没通过一样的糟糕。”他也直接向内森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我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英国议会解散给人的第一印象让我感到与……法国极为相似，刚开始，没人觉得需要关注这些事，但随后我们的公债价格暴跌30%。我希望不要在英国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非常焦虑……我们着手探讨实际情况吧。我对英国目前的形势一点都不乐观。
詹姆斯认为：“出现了大量敌视富裕阶层的情形，英国之所以直到现在仍保持强大的势力，完全是因为政府得到了富有阶层的支持。”改革议案似乎比较温和，但是“改革的支持者之后肯定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迫切希望英国能够“叫停让人反感的自由精神进程”。“公众认为，议会改革将带给他们免费的面包和蛋糕，”他警告内森说，“就像这里一样，他们内心深处都是革命者。一旦改革议案获得通过，他们就会提出新的要求。”1831年10月，在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地区发生的骚乱似乎印证了他的判断。
列昂内尔承认法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我们这里爆发了革命，但现在仍然很平静；在英国，你身处革命之中，必须等待，直到它结束。”但是，他远没有他叔叔那么担心。这反映了他自由的思想。“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改革议案对一些贵族产生了一点影响。”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这是件非常好的事，一些大人物真的让人很难忍受，他们一直在各个阶层中制造的巨大差异将很快消失，英国社会将类似这里。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环境让人觉得非常愉悦。”
但是列昂内尔的态度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之上的：改革议案与公债价格之间的关系。1830年1月（公债价格为95.6点）~1831年5月间，同一公债的价格下跌20%——下跌的幅度仅比巴黎小了一点儿，但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巨大的跌幅。最严重的跌幅出现在1830年10月~1831年1月间（见图8.4），
图8.4 3%利率统一公债收市价格周走势图（1828~1832年）
资料来源：《投机者》
价格一直低于1829年的平均水平（91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834年。
尽管国际社会对伦敦的关注极为重要（就如它们对于巴黎的股市一样），英国国内的因素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重要。比如，威灵顿公爵11月11日发表的反对改革的言论使得公债价格下挫了6个点，尽管下滑趋势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与此同时，随着英格兰银行储备减少，英国在1830~1831年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紧缩状况，这也是激进派的费朗西斯·普莱斯第二年提出“制止公爵，索取（指提取）黄金！”这一著名口号的缘由。简而言之，形势开始表明，金融市场似乎希望改革议案获得通过。在巴黎，詹姆斯早在1831年便发现了这种联系，当时议案仅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二读。“改革派将获胜，”他在5月初说，“在目前不仅能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能抬升股市。”列昂内尔对此表示赞同，期望议案通过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他强烈支持塑造新的权贵阶层迫使上院通过议案。两人都开始着手准备，以防上院否决议案进而导致公债价格进一步下跌。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身在其中的人（即内森）对于改革与财政复苏之间联系看得并不那么清晰。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对威灵顿的认同——这导致他的窗户被示威者砸碎——使他本能地反对改革。但是，这也因为1831年3月之后的伦敦股市并没有巴黎那么跌宕起伏。实际上，1831年10月上院否决议案时，统一公债的价格仍然保持相对稳定。这甚至让英国政府中的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贸易委员会的副主席查尔斯·波利特·汤姆森随后一个月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他宣称：“感谢上帝，我将一部分自己的钱投资在外国股市里，因为我认为我们国家非常虚弱，我很吃惊股票仍然保持这么高的价位。”不过，到1832年2月，内森似乎已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改革议案将会获得通过。因为没有别的缘由可以解释他之后的态度，当时，威廉四世拒绝增设50个新贵族之后，威灵顿被要求组建一个反对改革的政府。当时查尔斯·阿巴思诺特对威灵顿说，
罗斯柴尔德……来告诉我说，当你与议会接触时，就表明你不会让目前期待改革的民众失望，不管你个人对改革的观点如何……你将会克服一切困难。他说，在富裕阶层中，人们担心反对改革的做法将会引起暴乱……他向我保证说，普遍的感觉是你将克服所有的困难，如果上述人群得到安抚，如果你掌握驾驭局势的主动权，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说，他已经下定决心，尽他最大的能力提供资金支持，他非常自信能获得成功。
摩西·蒙蒂菲奥里更简洁地总结了内森的观点，即公爵“应该组建一个自由派政府，并且进行一些改革……他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因为世界不会顺从他的意志”。这相当于委婉地告诉威灵顿，让他自认失败，他在两天后也确实这么做了。
什么改变了内森的想法？比较明显的答案是，他本能地担心遭受另一次金融危机的袭击，上一年秋天，类似的金融危机将威灵顿赶下了台，而且统一公债的价格已经轻微地下跌，从5月9日的85点下挫到5月12日的83.25点——或许（如一些观察家怀疑的那样）内森也警告威灵顿，有关英格兰银行资金储备有可能再次耗尽。但是正如巴黎的“恐慌”没有列昂内尔预想的那么严重一样，预测格雷的回归将推高统一公债价格恢复至原先的水平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公债价格实际上被威灵顿的辞职或被改革议案通过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如果有什么值得庆幸的话，那便是（改革议案）得到了王室的赞同，使得公债开市时仅轻微下跌。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经历了某种政治换位。我们看到，早在1829年，至少有一些证据显示，内森和他的妻子、孩子的政治立场正在发生转变，因为工党当时反对犹太解放运动。此外，辉格党似乎比工党更有能力应付爱尔兰政治天主教和英国激进主义的新威胁。安东尼与列昂内尔对于辉格党1832年选举胜利的热情是十分真诚的，而且皮尔在国王的鼓动下，试图在1834年组成政府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罗斯柴尔德给予了支持。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内森并不愿意提供1 500万英镑的贷款给奴隶主，当时英国政府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巴克斯顿关于内森的回忆经常被引用，但是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的重要意义却很少被提及。实际上，巴克斯顿是反奴隶制协会的领导人，他与内森的会面就是在废除奴隶制的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就如詹姆斯在法国革命之后，迅速地站到空想自由派一边一样，内森似乎也顺应了辉格党在英国的改革之风。
因此，当海涅试图将“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一个革命者时，他无疑有些夸张了。但是他对于罗斯柴尔德兄弟无意支持反对党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改革来临时，他们便会接受，即使它伴随着暴力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