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枷锁
（1830~1833年）
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
弗里德里希·根茨
1830年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易地“背弃”了波旁，转投奥尔良，从保守党转到了辉格党，但他们熬过1830年革命的“法宝”并不完全是紧跟国内政治变化。因为国内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债券埋到了花园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当时革命带来的威胁比较小。从金融的角度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的私人通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担忧，而且原因显而易见。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显示，这种担忧在1830~1832年达到了顶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战争爆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愿不会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写道：“如果不幸成为事实，所有的证券价格都会下跌，根本不可能卖出任何东西。”一个月后，他试图量化风险：
我们手头上有90万公债（面值3 000万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能值75%；而战争爆发的话，它们将跌到45%……我认为如果和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公债价格将在3个月内至少上涨10%……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热爱和平，而且还利用他们的金融杠杆维系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维希·博恩就明确地认为，罗斯柴尔德1831年卖出奥地利债券限制了梅特涅的军事外交空间，当时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同时他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乐意看到法国对奥地利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政策：“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治圈里听到，比如奥地利外交家普罗克施·冯·奥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说：“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管罗斯柴尔德说了什么话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不会给战争提供一分钱。”两年后，奥地利财政大臣库贝克将萨洛蒙与“和平”直接画上了等号。不仅仅是奥地利发现必须屈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梅特涅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声称法国政府比奥地利政府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开始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普鲁士外交家阿奇姆·冯·阿尼姆在19世纪4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发现没有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黄金锁链”束缚的政府非常之少。
这些论断很快便成为罗斯柴尔德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方斯·图斯内尔在他的反犹小册子《犹太人——新时代的国王》（1846年）中，简洁明了地称：“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能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此后的作家则以更为夸张的笔法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和平的关系。卡普费格和希拉克据称均援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话说：“（欧洲）不会有战争爆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莫顿的话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经常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资助）。”
在公开场合，罗斯柴尔德兄弟喜欢鼓励这类想法，因为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既实力强劲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谁是法国的总督，甚至国王吗？”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问她丈夫，“是罗斯柴尔德。在他最近举办的晚宴上，我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没有向他说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我让他畅所欲言。他已经厌倦了（法国首相）梯也尔和他的大臣们”：
“我非常了解他们，”他说，“我每天都见到他们，只要一发觉他们所走的路线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我就‘召来’国王——我什么时候想见他都可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我将蒙受大量损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对我非常有信心，对我言听计从，我对他说过的话，他极为重视。”
究竟这种餐桌上的话吹嘘成分有多大——就如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嘘的那样？兄弟几个的私人通讯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说法：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维系了1829年之后的和平？
这里有必要将罗斯柴尔德对于金融杠杆的使用——主要是拒绝向那些筹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与他们充当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区分开来，后者通常不易被人觉察。第二种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尽管罗斯柴尔德的通讯系统是在此前10年已经成型。从根本上说，政客与外交人员开始使用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是出于两个原因：它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非约束性信息能够通过兄弟几个彼此间的通讯，间接地从一个政府传递到另一个政府。罗斯柴尔德兄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原因也不难发现：他们能够借此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进而作出更好的投资决定。对于历史学家，难处就在于兄弟几个并不总是明确地区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们的观点：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他们开始在信中使用“我们”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层含义，同时还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时生活的5个不同的国家。此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政策方向，还是政策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很难区分。
庞大的通讯网络
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沟通网络的发展和特性对于理解19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关重要。与平常一样，一定数量的神话需要被剔除——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说人物西多尼亚一样，是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情报部门的核心：“任何一个大臣都没有与秘密特工和政治间谍进行过如此的沟通……通过这些信息来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隐藏的事情通常能吓到那些听他讲故事的人……世界历史的秘密是他的消遣内容。”确实，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兄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讯网络，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纽考特跟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脚步。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20年里（战役结果的消息是罗斯柴尔德通讯渠道的第一个成果），他们的系统初见雏形。与任何一个希望进行国际通讯的人一样，他们的信件——有时甚至是他们的性命——完全依靠运气。1817年，萨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马车从巴黎前往鹿特丹，渡过一条河时遇上了大风暴，他们被认为“99%”淹死了。整个行程持续了72小时，不过这只是一种意外情况：1814年，信件从巴黎寄到法兰克福通常只需48小时；但是伦敦发出的信件需要一周才能到达法兰克福；1817年，信件从巴黎到柏林要花费9天时间。由于兄弟几个似乎都有“写信强迫症”——即便等候见大臣们时，他们也会在前厅草草地写一些信——所以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加快邮递速度。我们已经看到，从1815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内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来的代理人，通过向负责邮件递送的船长支付额外费用的办法，加快他的信件传递速度。他有时似乎还采用多个路线寄信件复件的办法来避免延误造成的风险。1814年，阿姆谢尔提出了一个在法兰克福克服延误问题的聪明办法：如果汇率上升，他的弟弟们用蓝色信封（给他寄信）；如果跌了，则用红色信封，“届时，在邮局里的迈耶就能立刻让我知道收到的是红色信件还是蓝色信件，这能节省半天时间。”
但这并不能解决一个难题，即兄弟几个通过德国各个邮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手里，信件会被一一打开，如果发现似乎含有政治敏感信息或有用信息，信件内容将被复制。同样的保密性缺失也让几兄弟放弃了对外交“信袋”的使用，当时这种信袋由特定的信使从一个首都递送到另一个首都。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别无选择，只能雇佣私人信使，他们最晚在1814年便开始了这样的做法。问题是信使的开销十分庞大，兄弟几个也经常因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信使使用过于频繁，运营成本便会上涨；如果不使用他们，重要的消息又会延误。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信使抵达也相当于警告竞争对手可能有重大消息出现，于是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有时会倒签日期，信使也化装出行，避免引起对手的注意。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个问题，信使的使用进入正常化：仅1825年12月这一个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个信使到加来（然后再到伦敦），3个去了萨尔布吕肯，一个去了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去了那不勒斯。对信使的使用似乎让罗斯柴尔德兄弟上了瘾：1827年，萨洛蒙因为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在圣诞节当天下午10点从维也纳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
不幸的是，就如通讯领域的任何一种发明一样，没过多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使用同样多的信使。此外，没有一个信使能足够快地达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个从伦敦来的信使“竟然晚了一个小时”，这也是资本家对于更快速的通讯持久渴求的一个经典描述。从1824年起，信鸽也投入使用，尽管很明显，罗斯柴尔德兄弟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只用信鸽来定期传递密码：“信鸽传出去的信中，AB意指买进股票，消息利好。CD……则意味着抛出股票，消息利空。”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铁路、电报和蒸汽船的发展开辟了通讯的新时代——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息优势“窃取”交易变得更为困难。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电报通讯”的信件里，他向内森抱怨说：“这里的人们信息非常灵通，因此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事。”到1840年时，卡尔建议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为蒸汽轮船和信使一样快，而且只会让一些“小投机者”觉察到一些东西。另外重要的一点是，1830年之后，媒体的审查变得宽松了很多，无需再通过私人信件来传递如此详细的政治消息：到19世纪40年代，纳特例行地让他的兄弟留意法国报纸，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则要亲自写下刚刚发生的政治消息。
因此，实际上只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约从1815~1835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对其他的通讯方式有真正的优势。在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为那些他们希望拉拢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伦敦期间，收到了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通过她“忠诚的罗斯柴尔德”寄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同年在维罗纳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萨洛蒙派往维也纳和伦敦的信使，而且很明显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胜过他自己的信使。这种做法也随即风行。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消息”是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务之一。1826年，有消息说：
罗斯柴尔德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通讯；同时也负责重要的个人信件。
1826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小危机爆发时，正是罗斯柴尔德的信使将维莱勒的劝慰信送给了梅特涅。184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最杰出甚至最有权势的忠诚“客户”，是年轻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可能是后者——他的叔叔利奥波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将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服务介绍给了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登陆英国伊始，他就（通过他的心腹顾问克里斯蒂安·冯·斯托克马和他的英国秘书乔治·艾恩森）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讯。不久，维多利亚也与他一样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同时还托付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银行服务甚至是预订旅馆。1841年6月，她向利奥波德保证，她“一直”通过罗斯柴尔德将“任何可能引发某种后果”的信件送到德国，因为“它非常安全而且快捷”。
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所处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内森对于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先人一步获悉，这只是许多类似成功的第一例。早在1817年，詹姆斯接到了一个“任务”，将法国外交信件的细节从巴黎传递至伦敦，因此这些内容到达法国大使手上之前先到了内森那里。英国驻巴黎大使也开始依赖内森传递来自伦敦的消息。1818年，一个准备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描述的一个宴会的“正确信息”震惊不已，“他对我们宴会的细节以及对出席嘉宾的了解非常准确，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想连外交部都不知道。”1820年2月，贝里公爵被刺杀后，也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与此类似，卡罗琳女王在1821年去世后，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播到了巴黎。我们也已看到，坎宁不喜欢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抢在英国大使馆之前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他也不能无视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消息。到1830年时，正如塔列朗观察到的那样：“英国内阁总是在斯图尔特勋爵的信件到达之前的10个或12个小时，便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而且这点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搭乘罗斯柴尔德信使的马车没有其他乘客，而且随时出发……”维莱勒也被迫留意罗斯柴尔德的信息，即使他（与坎宁一样）严重怀疑几兄弟是利用消息来影响股市。
这当然是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标，通过第一时间获得政治消息，赶在消息影响整个市场前，买进或抛出证券。但是这一策略并不是总能奏效。
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传给了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同时（通过法兰克福）传给了当时在波希米亚的梅特涅；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报告一开始并未得到采信。而且，我们也已看到，革命的爆发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让法国分行陷入了经济危机，只有通过非常艰难的拯救行动才得以存活。
银行家的外交
罗斯柴尔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们通讯系统的长处与不足。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国王与大臣们）经常事无巨细地咨询我的意见。”詹姆斯在1831年告诉内森，这一点也一直没改变过：就如他后来告诉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见到国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内森似乎同样能够接触到政府的高级别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里克·拉姆，此外还有主要的驻伦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齐和比洛，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影响力要比保守党当政时期要小。在维也纳，萨洛蒙继续享有与梅特涅直接接触的特权；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里含有重要的外交信息，他就会将信件的内容抄送给梅特涅。形成对比的是，法兰克福与那不勒斯分行某种程度上游离在权力圈之外。在其他主要首都——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影响力归结到代理人（比如，加塞尔在俄罗斯，里希滕贝格在比利时）的活动能力或通过偶尔的个人访问。
1830年，通过罗斯柴尔德通讯进行讨论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就是大国是真正承认路易·菲利普作为法国国王，还是采取干预行动，反对新政权。7月31日，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虑干预活动，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列昂内尔两周后总结了围绕承认问题进行的争辩：
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国王应该立刻得到承认，如果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我们就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国王得到承认，相邻的省份才愿意加入到这个政府……法国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从别的国家得到任何东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资源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法国国民近卫军有150万人，全部武装等待作战，除此之外还有一整支部队，其他考虑攻击法国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见了国王，他和众人一起向国王表达了敬意；国王向他承诺一定会维持和平，国王也希望尽最大可能推进局势顺利发展。
路易·菲利普在那次会面透露给詹姆斯的信息——“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欧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国将恢复之前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很自然地通过奥地利大使奥波尼传给了梅特涅。
但是，正如列昂内尔所预期的那样，路易·菲利普被承认，并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发。8月25日，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在布鲁塞尔爆发的消息抵达巴黎的那刻起，一个新的可能性浮现了：法国外围不断扩散的革命有可能让法国与一个或更多的保守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甚至英国爆发战争。相比起直接干预法国，这次的预期似乎颇受欢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他国家在比利时不仅有条约规定的义务（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时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第二，从外部干预比利时或爆发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会导致法国政权“左倾”，因为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梅特涅也并不是唯一记得法国当年“阴谋”的人：18世纪90年代，法国利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詹姆斯获悉比利时爆发革命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法国外交大臣莫莱和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
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选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
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
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马斯特里赫特），这违背了24条协议。但它足以维系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台决定性的国际解决方案。
在这些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信件充当了沟通渠道，通过它们，国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换。它们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能让彼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也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他们将经过适当翻译的信件提供给这些政治人物。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国内政治潜在冲突的警醒。这点在巴黎尤为突出，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担忧和对于法国国内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一直密不可分。“法国王朝完全赞同维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说，“但如果他们受到的威胁太大，那么国王会说，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们也不愿被当成小孩子受到恐吓。”詹姆斯一直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在镇压比利时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过于极端，更为好斗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国登上政治舞台。困难在于，即便他和列昂内尔给予支持的那些大臣们，有时也会屈从于公众情绪，被迫用强硬的口吻发表言论，因此，詹姆斯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些言论只是出于国内需要，其他国家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解读。当塞巴斯蒂亚尼被任命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组建）的大臣时，詹姆斯立即见了他。实际上，他能够传递给伦敦和维也纳的信息与国王几周前发出的信息大致相同：“如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我们开战的借口，那么我们已经作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他乐观地得出结论说：“和平几乎可以肯定能延续下去。”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以支持荷兰的名义出兵干预，法国也将告知比利时人，“他们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愚蠢行事，那么就得不到我们的支持”。但如詹姆斯承认的那样，困难在于法国王朝高呼“我们一心为了和平”的同时，又“征召8 000人入伍……军队已经出现了狂热的气氛和活动，似乎已经准备在14天内开战了。我们的报纸现在高呼战争，昨天整个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拉菲特是“支持和平的，他只是要求军队捍卫和平”。谈论战争只是“让公众不再想其他的事情”。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詹姆斯敦促法兰西银行避免拉菲特在1831年初破产。他认为，如果法国王朝发生变化，将提高战争的威胁。整个1月份，他一再向他的哥哥们保证法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愿望，尽管当时巴黎狂躁的气氛越来越浓。
但詹姆斯很快也被迫承认，即便在法国王朝内部，围绕比利时事件的开战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摩德纳和帕尔马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这种呼声更为高涨。詹姆斯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路易·菲利普：
你被推进了战争的境地，尽管你对比利时的任何疆土都毫无兴趣……法国采取如此高傲的姿态明智吗？现在你希望我们继续向前，然后对外国人宣战吗？殿下，你被蒙蔽了。你的大臣们对公众失去了信心。你应该任命佩里埃（掌权），届时所有的人，包括富有阶层都会支持他，而且这也将证明你是认真的。
他告诉他的哥哥，拉斐特完全屈从于“彻底的混乱”：
今天早上，我去了拉斐特的家里，他对我说：“如果法国不对奥地利宣战的话，那么3周之内，国王将不再是国王，而且将被推上断头台。”我对他说，他怎么能给国王提供如此糟糕的建议？他回答说，国王已经不再咨询他的意见了。简而言之，拉斐特认为局势已经失控……明天，我会问问国王，可能我今天就会去见他。
似乎詹姆斯“与国王的谈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拉斐特一周之后便递交了辞呈。
詹姆斯对于佩里埃的支持与他的一个想法密不可分：即佩里埃将寻求一种和平的政策。同样地，詹姆斯知道只有其他国家做出一些妥协，佩里埃的位置才能坐稳。这也正是詹姆斯用以实现法国稳定的策略。在一封明显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信里，詹姆斯敦促萨洛蒙，奥地利应该“支持”佩里埃担任法国总理，因为他是最不可能开战的政治家：
现在，我亲爱的萨洛蒙，你必须看到，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组成政府，他就应该得到支持，因为3 200万人发动的革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而且，”佩里埃告诉我，“如果人们希望为国王做些事，他们应该将比利时的一块土地划给法国，那将真正地稳固国王的地位，但是他并不会以武力去夺取。”现在，我告诉你，佩里埃何时能掌权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开战……我告诉所有人，各国只期望和平……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对佩里埃很有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进入了战争，他的财产和工厂也将蒙受损失；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和平很有信心……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国外和平将持续的话，国内的和平就一定能够持续。
“佩里埃，”他向内森保证说，“是上帝带来的意外好运，因为他将维持和平，或至少我希望他能。”詹姆斯和列昂内尔甚至相信，“如果佩里埃当政，他的一个条件就是允许奥地利介入意大利事务，而法国对此不会有任何异议。”当佩里埃的任命获得通过后，詹姆斯再次发出了寻求奥地利支持的呼吁：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期望和平的政府，他们想做的只是尽自己所能来捍卫和平。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和平能够延续，他们就应该巩固“和平政府”的地位，使其能够向（公众）表明，其他国家无意攻击法国。现在，如果俄罗斯和奥地利能够发表声明，表明自己愿意停留在国界线那边，不会攻击法国，那么这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这样的举动也会平复人民的情绪，因为现在人们坚定地认为，一旦俄国人解决了波兰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攻击法国……我去见了国王，并向他指出，我的财富和家人全部在法国，因此我不想使他在其他国家开战，我误导他或哄骗他相信它们是想维持和平；再说了，这样的图谋谁能获益？如果他们选择佩里埃，他们的信誉将会提升，一切也会改善……现在一切依赖于外国（的举措），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未能维持和平，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维持它的信用度。
5天后，他“急切地恳求”萨洛蒙继续让梅特涅相信“巩固这个政府以及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欧洲急需和平，而王子（梅特涅）独自一人就有能力维系和平”。“所有的一切完全依赖于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列昂内尔3月31日写道，“这个政府支持和平，但必须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必须能够站到公众情绪的对立面，否则就会给反对派更多的力量，进而使我们立即进入战争。”
但即便佩里埃组成了政府，也没能减轻詹姆斯对法国激进因素的整体忧虑，尤其是奥地利不顾巴黎政府已经更替的事实，仍计划派兵进入教皇公国的消息公布后，詹姆斯更是焦躁不安。发生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的事件间歇性地刺激了巴黎的自由派思潮，最终使得政府除了开战或倒台外别无选择。1831年夏天，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甚至有了经济方面的缘由，列昂内尔曾评论说：“法国太多的年轻人失业、缺钱，要除去他们，战争是必要的；如果不开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国王被赶下台。”路易·菲利普似乎采纳了这个观点，詹姆斯惴惴不安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当时佩里埃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当佩里埃8月初提出辞职后，詹姆斯预测如果一个“极端自由派”政府取而代之的话，“战争将在4天内爆发”。佩里埃在其他国家的默许下，对荷兰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后，各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默契情形屡屡出现。
相同的情形在1832年1月和2月或多或少地再次上演。詹姆斯先是警告如果比利时协议的最后条款未能满足法国要求的话，佩里埃将会辞职。之后，作为对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公国的回应，佩里埃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即便在佩里埃死后，这一模式仍被沿用。苏尔特在1832年10月再次匆忙地派兵对抗荷兰时，詹姆斯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他警告内森说：“如果这里的政府不能支撑下去，我们就会等来一个共和政府，届时我预料一切都将十分黑暗，但愿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为何一切都有赖于比利时问题（的解决）的原因。如果英国决定不支持法国的话，我们将变得非常虚弱，因为整个世界都反对教条派。”
在英国，国内外政策同样存在类似的联系。保守党政府可能打破作壁上观的传统以及介入反对法国革命的可能性，尽管遥远但却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当辉格党1830年上台后，詹姆斯立刻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警告：如果英国新政府被证明是“激进”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将不得不表现得更为自由，届时比利时问题将更难解决，英国可能会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得与欧洲的其他国家开战。”“现在的一切全部取决于英国，”詹姆斯1831年1月写信给内森，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比利时国王，“其他国家没有英国作为盟国的话，就不可能发动战争……你看，亲爱的内森，你一直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进行战争，取决于英国是否愿意在比利时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内森的保守党朋友并没有采信詹姆斯的话，尤其是他支持佩里埃之后更是如此。在英国改革议案开始辩论后不久，内森写信给詹姆斯：
赫里斯说，皮尔肯定会被邀请入阁，威灵顿将成为外交大臣，而且除非法国愿意让步，否则他认为英国军队将前往德国……你最好告诉你的国王，他必须保持克制，不能与英国玩火，因为她（女王）不是一个可以戏弄的对象……英国对法国的大臣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想着革命。你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只能表示他们不想开战：他们不得改变之前的腔调。去见国王，告诉他皮尔、巴麦尊和威灵顿即将上台。
这种“鸣枪示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从保守党向辉格党的转变（缘由）。辉格党的立场如内森在3月18日传达的那样，与詹姆斯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法国不能保持冷静，而是对其他三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将站到三个国家那边；但是如果其他三个国家攻击法国的话，我们将站到法国那边。”因此，詹姆斯对于改革议案可能遭遇失败、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担忧，更多的是考虑国际形势，而不是他个人对这一议案的支持，因为“威灵顿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与法国开战”。列昂内尔1831年6月观察到，英国政治的混乱将减少比利时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荷兰国王一直期望（英国）政府有所改变”。詹姆斯4个月后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你们议案的通过正被紧密地注视着，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将会辞职，我们将进入战争。”当俄罗斯对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犹豫不决时，列昂内尔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人能做什么？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改革议案，如果它获得通过并且现任政府留任的话，英国和法国就足够强大，能够找其他国家的麻烦。”
这也说明了威灵顿在1832年5月出人意料地重新掌权时，内森决定不提供支持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内森害怕如果反对改革的政府掌权，将引发国内“暴乱”；还因为“外交大臣们”——他是指塔列朗、魏森布格尔和比洛——都“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防止荷兰国王从新政府获得支持，从而可能导致战争”。这种分析在6个月后得到了响应，当时辉格党竞选获胜的消息受到了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东尼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它是“欧洲和平以及法国政府稳定的最好保证”。在比利时，危机即将平息，俄罗斯干预的可能性最后一次浮现时，内森在一封写给詹姆斯的信里道出了他政治立场改变的幅度和本质：
你必须写信给我们的萨洛蒙，告诉梅特涅不要被俄罗斯扯进战争中，因为波佐（俄罗斯驻巴黎大使）和国王站在一起，不怎么受人欢迎，他和列文（俄罗斯驻伦敦大使）正游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但是，我已经通过可靠途径（可能是比洛）获悉，普鲁士不会参战，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因为英国和法国联手，能够做很多事。只要我们保持和平，就不会有战争……写信告诉萨洛蒙，诺伊曼（奥地利大使）一直与波佐交往密切，而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将变得虚弱。这个人十之八九判断错误，现在波佐已经不受欢迎。国王邀请他前往布赖顿，他坐在离国王6个座位以外的地方。国王问他将在这里待多久，他回答说，“6个星期”。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想发动战争，梅特涅正被这些人欺骗着。波佐和那些人变得十分荒唐，他们并不了解英国，因此要让萨洛蒙告诉梅特涅王子，不要让自己被俄罗斯蒙蔽。波佐来这里只是为了刺探情报，我确信英国现在比威灵顿时期更加强大。现在，我亲爱的弟弟，不要让你自己被任何人蒙蔽。如果英国和法国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谁也无法撼动他们。把这一点写信告诉萨洛蒙。
在维也纳，尽管没有革命威胁，但也存在着国内政治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带有重要的国际含义：因为它是国外干预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当萨洛蒙1830年10月初回到维也纳时，他是带着命令“让梅特涅王子知道现在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战争或和平完全依赖于他一个人”。这有点夸张，因为当时奥地利对于比利时问题的影响力有限；相反，如果维也纳领头的话，俄罗斯（可能还有普鲁士）或许更富侵略性——这也是1830年8月达成的卡尔斯巴德协定的寓意所在，这一协定重申了神圣同盟反对革命的立场。在意大利问题上，梅特涅的态度则毫不含糊。他在1830年11月告诉萨洛蒙，他准备“派遣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平静”，我们看到，他也确实向摩德纳和博洛尼亚派了军队。直到1831年4月，萨洛蒙除了将奥地利的计划传达给巴黎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信到达詹姆斯手里时，总要比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的官方文件早到3天）。但是，当沙皇在波兰问题上寻求帮助时，萨洛蒙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预先通报了梅特涅的竞争对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后者“毫不迟疑地”介入，反对向沙皇提供这类支持。到7月时，他能够自信地向他的兄弟们保证：“我们内部对立严重，奥地利不可能参战，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的到来……我确信即便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对奥地利也没有影响，我们将保持……中立。”
即便不在维也纳，萨洛蒙也继续对梅特涅施压，使其避免陷入战争。1832年3月，他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冗长而且饱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对佩里埃派兵占领安科纳的举动反应过激。11月，当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时，库贝克抱怨说：“梅特涅王子很像一个钟摆，在塔提切夫（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战争与萨洛蒙的和平之间摆来摆去。”
金融杠杆
如果不是凭借他们的金融实力，我们很难评估罗斯柴尔德兄弟对于和平的持续游说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如上文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两根“杠杆”可以使用：他们不仅从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响力，同时还借助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罗斯柴尔德影响力的有限性，不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间没有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的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就是在那些确实提升了军费从而有贷款需求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和奥地利），他们的影响力也同样有限。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杠杆在那些没有合伙人的首都，其作用最为有限。在柏林，罗斯柴尔德兄弟被1830年爆发的革命撞个正着，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债券转换行动，目的是将他们此前借给普鲁士的英镑贷款对应的债券利率从5%转换为4%。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桩被看好的交易。萨洛蒙、安塞尔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罗特尔进行多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830年2月达成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98点的价格发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用于赎回此前的5%利率债券。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为380万英镑。此外，围绕1822年发行的一批债券，类似的转换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截至法国革命2月爆发时，仍有一半的4%利率债券没有卖出去。随着欧洲金融市场的暴跌，除了急剧打折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债券：2月，新债券的交易价为79.5点；新的抛售无疑进一步挫低了价格。但罗斯柴尔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约的规定，以98点的承销价格向普鲁士支付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承受履行合约必然产生的损失（据罗特尔估计超过了36.7万英镑）吗？可能，但由于此前在法国4%利率的债券上损失太多的钱，所以不难看出他们为何如此决断地想从这次巨亏交易里抽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