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银行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的奇迹……我们看到，经过2 000年的迫害，犹太人的后代凌驾于国王之上，地位高过了帝王，他们将整个欧洲大陆攥在了自己的手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一个基督徒的世界。任何一个内阁提出议案时都少不了他们的建议。他们轻松地伸出手，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华盛顿。罗斯柴尔德男爵，这个家族的领头人，是真正的犹太人之王，是万能之王，人们一直期待的救世主。他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祝福与诅咒的钥匙……他们是欧洲国王以及美洲共和国首脑的经纪人和顾问。他们还想要些什么？
《奈尔斯每周纪事》
1835~1836年
1832年之后的岁月里，随着对于革命以及战争的担忧渐渐消散，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扩大了他们金融影响力的地理范围。上面引用的美国报刊的评论只是这种扩张带来的诸多评论中的一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托马斯·雷克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起步，成为欧洲的金钱帝王。通过位于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的分行，他们掌控了欧洲的汇率，此前任何人都没有实现过这一点；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大量的国库。当下，任何一个帝王如果少了他们的支持，都无法获得贷款。”皮克勒王子用一个德语双关词“Glaubiger”（信奉者或债权人）做了解释，“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可以与苏丹媲美，因为后者是所有信众的统治者，而前者则是所有统治者的债权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表示赞同：罗斯柴尔德是“以色列的骄傲、大财主，是旧世界金银币以及金块银块的主人，在他的钱箱前，国王和帝王们谦恭地低下了头”——简而言之，他是“万王之王”。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早期并不怎么出色的诗句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诗1833年发表在昙花一现的《国民旗帜报》上：
看，这是交易所的支柱！它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本人，
他的名声在天下所有的交易所里回荡；
借助钱财的荣耀，他成为第一个犹太人男爵，
他不是“犹太人之王”，而是“驾驭国王的犹太人”。
他是金钱和公债的伟大化身，
1/8，1/2和1/4，借据，期权和股票；
他将新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如年轻的小姐戏弄宠物一般；
国王将是无可置疑的公牛和熊。
漫画家响应甚至细化了这些评论。一幅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漫画显示，内森变成了“嗡嗡作响的贷款陀螺”，国王在他们面前谦恭地低着头，他给他们分发着硬币（见图10.1）。
图10.1 “A.C.”（克洛希尔），《贷款大陀螺》（1820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1插图页，第10幅（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
这类漫画中，可能最有力（轻蔑）的一幅画出自一个德国漫画家之手，时间大概为1840年。《大水泵》把一个怪异的犹太人——很明显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钱泵，作者借用了德语单词“pumpen”的双关含义，意指泵水或借贷（见图10.2）。
图10.2 《大水泵》（大约1840年）
资料来源：维也纳历史博物馆。
画中人站在齐膝深的口袋里，口袋里装满了黄金；他膨胀的肚子是地球，一个路易金币（写着“地轴”）代表北极或肚脐；头上戴着纸做的王冠，上面写着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主要贷款名称（提供给普鲁士、俄罗斯、那不勒斯、奥地利以及葡萄牙的贷款）。
根据他外套上的口袋数量来看，他简直是“世界所有王室的遗嘱执行人”。两只手分别有两个小人抓着手指，似乎正在操控水泵（尽管并不清楚他们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的动作）。左边一个代表的是土耳其，右边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下面全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硬币正源源不断地流进他们的钱箱和帽子里。埃及统治者穆罕默特·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在画面左边，正在用勺喂苏丹；他们下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跟前趴着一条大头狗，可能是英国国库大臣（尽管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无法确定身份）。另一边，毫无疑问是路易·菲利普和法国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他们右边那个一眼很难看出来是谁的人，可能是西班牙将军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但尽管这些人物都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他们都痛苦地被带刺的藤蔓缠绕着，这些藤蔓根植于膨胀的钱袋。他们下面也有两个小一点的人物：站在已经关闭的海关的那个人，手里举着“禁止进口”的牌子，另一个从开放的海关通过的人手里举着“允许进口或新的收入”；士兵在莱茵河右岸集合；埃斯帕特罗下面的人则在哀求拿到他们“没有发放的薪水”。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不仅将金钱泵到全世界，而且还像一个巨大的心脏那样把它们吸回来。
内森的主导地位
但是，这种壮丽的图画与内森·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兄弟们十分平凡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真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大水泵》中的人物没有多少重合的地方。曾经有许多好奇的访问者到过皇家交易所（伦敦股票交易所）看内森做生意，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说法，他是“一个长相非常普通的人，面貌粗俗，松弛下垂的嘴唇以及突出的金鱼眼。他的体型肥胖，显得笨拙，穿一件翻领大衣”。我们现在有大量描绘内森这些特征的画像和漫画。比较早的一幅由理查德·戴顿绘制，标题为《皇家交易所一览》，1817年10月第一次出版（见图10.3）。
图10.3 理查德·戴顿，《皇家交易所一览》（1817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插图页，第一幅。（罗斯柴尔德档案馆）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高帽男人的侧影，挺着肚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这幅画被证明是众多插画家喜欢的一幅：内森以类似的姿势出现在乔治·克鲁克香克的《皇家交易所》（1821年），以及他的《布赖顿美人》（1826年）之中。但是，每次再版时，都会有一些精细的微调。托马斯·琼斯在他的1829年版本的《交易所之柱》中增加了一个细节，这幅画将内森安排在了他最喜欢的交易所东南角的一根柱子前（见图10.4）。
图10.4 托马斯·琼斯，《交易所之柱》（1829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9插图页。（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
两者编列起来有着特殊的含义：内森就如柱子一样坚硬、固执，但同时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对比之处——柱子白色均匀，内森一身黑、肚子突出。
没那么“讲究”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夸张表现了内森突出的下唇和肚子，这种方式无疑带有敌意。比如，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当唐在1832年制作了一尊内森陶瓦小雕像，它是当时嘲笑罗斯柴尔德艺术品中最怪异的一例。内森的嘴唇突出，与帽檐一般长，并且松垮地垂着，就像是鳕鱼的嘴；他的大肚子沉重地压在两条细腿之上。萨克雷在他的素描《N·M·罗斯柴尔德先生》，同时配了上文引用的诗句（见图10.5），
图10.5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N·M·罗斯柴尔德先生》，《国民旗帜报》（1833年5月18日）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24页。
忽略了内森的肚子，但是最后一节诗文毫无疑问地显示，作者发现内森的外形丑陋：
啊！财神！你的魅力奇妙地给予了我们！
否则，我们肯定会认为你有失体面，
当人们的好感增加后，它会给你带来上帝般欢乐，
混合了猪和猴子脸孔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就如他尖尖的脑袋那么明显，
亲爱的读者，我们详详细细地将他展现给了你们；
然后我们将把犹太人独自留在他的荣耀中。
内森死后，大量他的黑色半身侧面影——大多数使用“伟大人物的身影”字样作为标题——包含了比较多的同情意味，它们其实也不是献媚。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请人给内森画了大量的肖像，实际上也不是试图赋予其光辉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内森的伟大本来就存在于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一些人看待工作中的内森时，觉得他周围笼罩着一种英雄般的光环。这篇开头引述的那个美国访者宣称：“他周围的气氛以及他的处事方式中，有一种统帅一切的感觉，那些接触他的人主动表现出的恭敬，显示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那是谁？’是自然而然的问题，‘犹太人之王’则是答案。”但是，尽管他的性情与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金融界的帝王却从没有受到过英雄般的对待。当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胖子在买卖一张张纸片：
人们挤在他的周围，举着各种汇票。他会扫一眼某张汇票，还给对方，然后肯定地点一下头；接着转向另一个寻求建议的人。两个俊朗时髦的年轻人站在他身边，做着记录。他们的讨价还价控制着当天整个欧洲大陆的汇率。
他的弟弟詹姆斯同样易于接触。1837年，一个巴黎的记者“要见冯·罗斯柴尔德先生本人……他是人人传颂的人物，公债的大东方组织（欧洲最老的共济会组织）以及欧洲安全的关键枢纽”。这个记者惊讶地发现，“国王”走进他的“首都”时是那么的普通：
冯·罗斯柴尔德先生只露面一小会，从下午3时到3时25分，这就是说，收市前5或10分钟……他通常由一个侄子陪着来到交易所，他的出现引起的骚动不是一般的猛烈。人们急切地围住他，尤其是那些纠缠不休的交易员，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倾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用他惯常的幽默回答。他自己会向一些关系紧密的银行家打招呼；他与别人的交谈从不冗长，说话时也没人交头接耳；当铃声响起时，人们四下散去；人们走后，他也如别人一样离去——没有到来时的那种仪式。
萨洛蒙在维也纳似乎更平易近人：“每天，从12点股市开盘到下午4点收市，他一直被交易员和投机者围绕着，他们向他焦急地报告着市场的走势，并急切地希望得到并执行他的交易委托。”
那些曾经进过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人也被他出乎意料的谦虚所震惊——尽管对外面的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1826年，皮克勒王子第一次见内森时，吃惊地发现“伦敦城的统治者……实际上……待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在他账房的小院子里，我见了这个神圣同盟中神通广大的人，狭小的院子里还摆放着一辆装着银锭的货车。”详细描述内森时代纽考特内部情况的文档无一留存下来，但我们或许可以从迪斯雷利的小说《坦克雷德》中找到一些相近的描述（尽管作者可能有所修饰）。与皮克勒当年一样，坦克雷德拜访时，发现与罗斯柴尔德相像的西多尼亚已经与一个外国大使在小房间里谈事：
坦克雷德进到斯金花园，巨大的台阶下停着一辆带有外国王室花冠的两轮马车。一个又高又胖的门房接待了他，门房看到这个年轻人停下来不再往前走，于是懒洋洋地从一个带有顶棚的椅子里站了起来，问这个刚进来的年轻人有什么事。
“我想见德·西多尼亚先生。”
“现在不能见，他正忙着。”
“我有一张便条要给他。”
“噢，给我吧，我会给你送进去。你可以坐在这里。”门房打开了一个接待室的门，但坦克雷德不愿意进去。“我在这里等就行了，谢谢你。”坦克雷德说，他环视着橡木做成的大厅，墙上挂着几幅肖像；一条楼梯蜿蜒而上，这种豪华的楼梯在现代的伦敦别墅中绝不会见到。
“（门房说）我现在不能打搅主人；西班牙大使正和他在一起，其他人还在等着。当大使离去时，一个秘书会把你的信以及其他信一起拿进去。”
此刻，坦克雷德仍在大厅里逗留，进来了好几个人，而且跟门房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向房间里走去。
“那些人要去哪里？”坦克雷德问。
门房带着一丝不解和轻蔑的神情瞪了他一眼，然后有些自言自语地回答他说……“我想，一些人去账房，一些人去银行。”
这件事过后，年轻的造访者又被晾了一会，直到一声“驾”宣告西班牙大使终于离去：
“现在你的信将和其他信一起被送进去了。”（魁梧的门房）对坦克雷德说。
坦克雷德被带进一间宽敞而且相当长的房间，房间全部用老橡木装饰，散发着浓郁的奢华气息……土耳其地毯，深红色绸缎做成的窗帘，几张巨大的桌子上铺着纸，几张休闲椅。墙边有几个铁柜子，这些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房间的一角是一扇玻璃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用做账房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办事员。平时门会用一块厚羊毛毯遮着。
这段描述让人感到怀疑的地方就是罗斯柴尔德其他分行的氛围与此完全不同。比如，詹姆斯的办公室通常能够轻易地进入。梅特涅的儿子维克多19世纪20年代末拜访詹姆斯时，他发现：
办公室就像是一个电影放映机，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停地进来、出去。那天，这种来来往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在交易所交易的证券价格剧烈地波动。这个大银行家本人也表现出了一丝焦虑，平时他总是保持着冷静。我们的谈话很快被一个向老板报告股价的职员打断。
根据当时人们极为稀少的描述，法兰克福分行在其设计上也是“开放式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之间，就像一位君王；他下面是他的秘书们，四周能看到一群来来往往的交易员。他会跟每个人说一两句话，他像是个商业天才，能够立刻知道如何回答每个问题，能够对任何放到他面前的生意做出决定……要跟他私下里说一些生意上的事几乎不可能；他在办公室里做的每件事都是公开的，就像是在法庭里。
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各个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与各个交易所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差异：交易员来来去去，相互交换着各种纸张。
因此，那些期望去他们办公室看到一些能够彰显他们权势东西的人，无疑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只要看一眼交易员的日常工作，就能知道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工作情形了——不过这也是试图探寻罗斯柴尔德成功的无形动力的一个诱惑：比如，希伯来护身符，或像巴尔扎克小说主人翁纽沁根那样，靠精心编织的骗局发迹。当时的人们唯一能够发现、可以用来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成功的线索，就是内森进行复杂金融计算的速度和轻松度，他将这归功于他的记忆力。“即便没有儿子协助，”另一个作家评价说，“据说他也能够记住每一笔交易。”他的讣闻撰写人后来在《泰晤士报》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他在计算利率方面，无论是提取还是存入，都不会有丝毫的障碍；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以致不管每天经手多少交易，他从来不用记笔记，回家后能够丝毫不差地口述给办事员。
内森死后，另一个作家写道：“他的野心就是比别人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以自己全部的能量勇往直前。到达终点后，目标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魅力，于是他就会将自己永不知疲倦的头脑转向别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不知疲倦的才能甚至被认为有些诡异。一个看过内森工作的人发现：
他个性中的僵硬和紧绷会让你好奇地觉得似乎有人正努力地要将他挤到身后去，而他也不害怕或羞于承认这一点。眼睛通常是解读灵魂的窗口，但是在内森身上，你会得出结论：这扇窗开错了，或透过它们你看不到任何灵魂。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光线透射出来，即便偶尔出现一点点闪烁，也是四下散射。给你的唯一感觉就是一张空空的皮囊，你会怀疑，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怎么站立在那里的？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它，它会向旁边移两步，瞬间固定的灰色眼睛里闪出你从未见过的光芒，就好像一个人从剑鞘里拔出一把剑一样。进来的人，可能只是偶然经过，只停留一两秒，但在这短暂的过程中，他脸上表情的变化（多种多样），尽管你不能用语言形容，但你能感觉到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切过后，他的两眼再次暗淡无光，他再次恢复了雕像一样的姿势。整个早上，大量的人来到这里，所有人受到了同样的接待，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最后，这个人自己也消失在空荡荡的交易所里，留下你恍然若失地思索着。
尽管这番描述有些过头，但它捕捉到了当时的人们评价内森时经常提到的一点：内森集冷静与突发惊人行为于一身，两者能在瞬间实现转变。1821年，据说他接到有人要暗杀他的警告，当时他“带着一丝微笑，感谢了提供情报的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做过错事，他不能接受有人会策划如此残忍的行为，因此他认为警告不值得关注”。但是，两年后，当他发现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自己在皇家交易所经常使用的位置后，他变得“如此激动，花了好些时间才恢复平静，并开始交易”。《给银行家的传单》指出，内森“坚强并且不受拘束的意志”以及“新的地位带给他的高傲，使得他对任何个人风险不屑一顾”。我们也提到，这种傲慢的品性经常渗透进他的信件里。一个显然目睹过内森发火的人回忆说：“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愤怒盖过辨别力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仍不会超越赚钱所允许的范围……他的口述信件通篇渗透着赚钱的思想，即便他发现一张汇票出乎意料遭到拒收而让他勃然大怒，但在信件到达收件人那里时，其语言已经转化成了商业词句。”
但是，几个兄弟之间都是亲笔写信，其他四兄弟就没有商业伙伴那么幸运了。我们也看到内森在写给兄弟的信中是何等的粗暴；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观。1828年，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写信给列昂内尔：“请告诉你的好父亲，以后不要写这么暴躁的信给阿姆谢尔大伯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伤害了他的健康。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他写信给你父亲，说他希望拿一些钱，那是你们欠他的。考虑到大伯年纪已老，身体虚弱，如果你们不注意写信的措辞，他就不再收信了……”6年后，纳特报告说，阿姆谢尔的“健康状态让他非常担忧”并“非常强烈地”建议父亲“在你的信里哄他开心一些，不要斥责他，因为这对他的伤害超过你的想象”。内森与詹姆斯之间偶尔也会发生摩擦。比如，1832年，詹姆斯“非常强烈地反对”向希腊提供贷款，直到他接到纽考特寄来的信才最终同意，信里是这样说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让这桩生意从你的手里溜走。”当内森改变主意时，詹姆斯欣喜若狂，内森给他寄了第二封信：“有关希腊的事，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两人在1835年的葡萄牙贷款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碰撞。
仅以内森的个性还不足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的成功，尽管他的个性相当重要。19世纪30年代兄弟间逐渐增多的争吵并不是因为内森的主导地位。比如在1831年，列昂内尔转达了一条信息给他父亲：“詹姆斯叔叔希望爸爸不要仅为自己的利益在伦敦做法国公债方面的生意，因为这将破坏巴黎分行与伦敦分行之间的生意，到最后其他人将乘虚而入。”两年后，纳特从法兰克福写信说，他的阿姆谢尔大伯“抱怨爸爸跟他做的生意太少了……我能肯定，亲爱的爸爸，你会看到大伯想要什么，他特别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跟他做生意”。由于没有收到纽考特方面的任何回馈，纳特被迫再试一次：
他恳求爸爸你能够尽可能多地跟他做生意，那样会很好；他抱怨你给巴黎和维也纳太多的优先权了。我必须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做一笔生意吧，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不理会争执也是明智的。
除了争执，阿姆谢尔的抱怨里说出了一些事实。到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兄弟几个相互见面的次数变少，伦敦分行与法兰克福分行之间的金融联系似乎也松懈了不少。这也不是离心力起作用的唯一迹象。仅仅1年后，卡尔在那不勒斯向詹姆斯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指责。这次，内森被迫充当两个弟弟之间的调停人。“亲爱的内森，关于我们的兄弟卡尔写信跟你说我没有定期给他写信的事，”詹姆斯在一封信里对卡尔的指责做了回应。
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并遵照你和萨洛蒙的期望，我实际上已给他写过5封信了，我也彻底忘记了他写给我的那些愚蠢的信……我当它们不存在。请让那不勒斯将我的信转寄给你，这样你就会了解我确实写信了，因为我想维持和睦的关系，不想发生任何争吵。我做到了一个诚实的人为他的兄弟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可以抱怨我，但是我不会再给他们写信，除非我收到他们的信，因为我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对这一荣耀的坚持与我们的兄弟卡尔一样。
当然，兄弟之间发生争吵时都写信给内森的事实，也表明内森的“司令”地位是何等的牢固——他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大厦所依赖的支柱，就如皇家交易所的柱子一样不可撼动。但是诸如这类的争论也表明，维持这座大厦的稳固，其他的墙壁也是必要的。
罗斯柴尔德机制
如果罗斯柴尔德成功有一个“法宝”的话，那应该是他们5家分行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使得他们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以整体来看），同时将自己的金融影响力通过5个主要金融中心扩散到全欧洲。这种跨国机制由合伙人协议监管着，这份协议每几年重新修改、签订一次，它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邦的宪章。我们知道，最早的这类协议起草于1810年，但这并不是协议范本，因为当时迈耶·阿姆谢尔还处于掌控地位，而且当时的战事也让内森没有签约。1815年签订的五兄弟间3年协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协议。这阶段最关键的事情是伦敦分行的庞大财富。根据协议的序言，五兄弟的“合伙财富为50万英镑左右”，但很显然，大多数钱是内森的。协议寻求重新定义五兄弟的财产总额，除去一些项目（可能是房产），然后以5万英镑本票的形式将内森给其他四个兄弟的20万英镑分配到位。结果，33.6万英镑的份额是内森的，占整体的27%；阿姆谢尔与萨洛蒙各自占20%；卡尔与詹姆斯分别占16%。此外，几人同意所有的开支用伦敦分行的收入来支付，每年年终的时候几方平均分配利润。
在协议有效的3年期间里，兄弟5人的资本以指数级增长，从33.6万英镑升至177.2万英镑。如此大幅度的增长要归功于内森在统一公债方面的大量成功投机，尽管总体资金或多或少保持原状，但他的兄弟们此时同意在分配利润时偏向内森。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
内森应该获得多于五分之一的利润。他有一个大家庭，他需要更多的钱。无论你们怎么安排，我都同意……你告诉我，你也认为内森应该给予一些特权。我们获得的一切，确实都归功于他。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希望早一点抛售，但他阻止了我们。
此时，技术上已经有了“五个合伙人共同运作下的三家联合商业组织”：伦敦的N·M·罗斯柴尔德公司、法兰克福的M·A·冯·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以及詹姆斯在巴黎的新据点：冯·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因此，伦敦分行的一半利润将归内森所有，他的兄弟每人得到利润的1/8；内森同时还会得到其他两家分行1/4的利润，其他兄弟每人分得3/16。1818年的协议同时还引入一个新的制度，即每个合伙人每年获得自己资金份额的4%，用来支付各种费用（生意和家庭开支）；任何用于遗产、房产或地产上的大额费用将从个人的资金份额中扣除。此外，“为保持账本和账目的规整……需要作出规定，尽管三家分行组成共同利益集团，但自定汇率、经纪费、邮资和邮票价格，三家分行相互间的利率定为5%”。为了增强集体身份的感觉，协议特别要求每家分行每周向其他分行通告自己的交易情况。
尽管这份协议最初只打算使用3年，但实际上它一直延续到1825年。但是，如果认为这份协议是兄弟和谐的一个标杆，那就错了。除了我们在前文叙述过的五兄弟在这段时期常见的争吵外，欧洲大陆的四兄弟曾另外订立一份协议，其内容反映了他们与内森之间严重的分歧。因此，1825年代协议恢复了1815年的机制：利润将平均分配，这反映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资金增长迅速，有望超过伦敦分行。另一方面，内森的个人份额仍然超过了联合资金的1/4，此时的数额超过了400万英镑。此外，尽管萨洛蒙和卡尔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他们的分行并没有获得前三家的同等地位，继续被当成法兰克福的“分支机构”，1828年前没有任何独立的资金（这之后也只拥有相对较少的资金）。这可能阻止了上述的离心倾向。几个合伙人此时确保“知会彼此所有的交易，不管其内容是什么，过程和结果如何”，不过是每个月通知一次，不再是一周一次。
1825年的协议也第一次将第三代人吸纳进了公司，在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与内森女儿夏洛特结婚后，他成为了合伙人之一。罗斯柴尔德兄弟第一次增加了道德方面的内容：1825年的文件包括了一项条款，允许安塞尔姆退出生意，如果“工作变得过于艰巨”；并且寻求遗产问题可能出现争执的解决办法，即规定每个合伙人的后代无论继承的资金份额是多少都必须接受，不能诉诸法律。协议特别声明，如果一个合伙人的后代起诉其他尚在人世的合伙人，这个后代继承的资金份额的1/3将被罚没，然后分发给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穷人。
只描述他们所定的条件，很容易忽视这些协议所包含的秘密特性，保密做法也一直被流传了下来。当兄弟几个1828年8月在法兰克福会面，总结相对让人失望的3年时，内森的妻子汉娜和儿子们也一起去了那里，但他们全部被排除在协商会议之外，8年后依然是这样的情形。“爸爸和他的兄弟以及安塞尔姆几乎一直忙着商量安排他们所关心的事，”汉娜说，“会议在（阿姆谢尔的）花园的塔楼里秘密举行。”她能够说的就是“每件事似乎都一致通过”。这对她来说让她放心了不少，1828年的协议显示，尽管内森的个人资金份额维持不变，但伦敦分行的相对重要性继续下降。它所占总资金的比重只为27%多一点儿，而在1818年，这一数字是42%。这一份额在之后的8年里只上升了非常小的幅度，而且还是因为1836年法兰克福会议前的一件事发生才实现了这一改变——内森的意外去世。1828年的协议，由于伦敦主导地位相对降低，使得欧洲大陆的合伙人能够确立利润分配的有利方式：从那之后，内森可获得伦敦分行60%的利润，但只能获得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和维也纳分行10%的利润，其余四个兄弟每人获得10%的伦敦分行利润，22.5%欧洲大陆分行的利润。这条法则——毫无疑问提高了伦敦分行的相对自主性——在内森死后也仍旧保留：他所有的权利全部转移给了他的4个儿子。
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上是成功的。实际上，1850年前，他们资金的增长速率以及规模在银行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表10–1总结了19世纪上半世纪各个分行的总资金数额：
表10–1：罗斯柴尔德总资金（1797~1844年，单位：千英镑）
1797 1807 1810 1815 1818 1825 1828 1836 1844
法兰克福 9.9 50.6 72.7 68.0 680.0 1 450.0 1 534.1 2 121.4 2 750.0
巴黎 55.0 350.0 1 490.0 1 466.4 1 774.2 2 310.6
伦敦 90.0 742.0 1 142.0 1 183.3 1 733.4 2 005.1
维也纳 68.0 25.0 110.4 250.0
那不勒斯 55.0 129.6 268.3 462.5
总额 9.9 50.6 72.7 336.0 1772.0 4 082.0 4 338.4 6 007.7 7 778.2
备注：1815年资本总额或许过低：关于资本总额是50万英镑还是33.6万英镑的协议并不明确。同时注意，1815年的数字是各个合伙人个人的份额，而不是分配给各个分行的份额。1807年的数字由古尔登转为英镑，当时1英镑兑换10.16古尔登。1828年的数字也是由古尔登转换而得，当时1英镑兑换12古尔登。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源的庞大规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1825年来说，他们的资金总额是巴林兄弟资金总额的9倍，是詹姆斯在巴黎主要竞争对手拉斐特的11倍。他们的资金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此时大约为300万英镑）。记录1830年以前的各个分行资金数额的资料残缺不全。比如伦敦分行，1809年的总账保存了下来，但1828年之前的损益账目全部没有留存下来。
图10.6 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年度利润占资金的百分比（1830~1849年）
来源：附录2，表格b。
图10.6给出了截至1850年的“结果”数据：每年年初的上年度利润占资金总额的比例。这些数字中表明了几点：第一，他们的业绩存在巨大的波动，有非常成功的年份（1834年），当时的利润接近资金总额的1/4；也有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份（1847年），公司接近1/3的资金亏损了。平均下来，利润实际上并不可观，尽管这部分反映了计算净利润前扣除了各种开支的事实。利润（或亏损）的数额只是简单地加到前一年的资金总额里（或从中扣除）；这一机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巴林所采用的机制截然不同，巴林倾向于计算毛利润，并且将毛利润分配给各个合伙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将利润重新投入了生意中，因此他们的资金总体上出现的是增加趋势，而巴林兄弟或多或少地保持资金稳定，寻求能够保证自己生存的最大化利润。1829~1846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资金总额增加了90%，而巴林兄弟只增长了50%。
其他几家分行里，分类账目得以保存下来的是相对较小的那不勒斯分行。考虑到它的规模，那不勒斯分行的利润有些不可思议，尤其在它创立的头10年里。1825~1829年，它的平均年利润超过了3万英镑，当时它的资金总额还不到13万英镑；整个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的年平均利润为2万英镑。与伦敦和巴黎分行不同的是，它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亏损的情况，即便遭遇了1825年、1830年和1836年的3次危机。卡尔可能被当时的人认为是5兄弟中天赋最差的一个，他的信也反映出他处事有些迟钝，但是毫无疑问，他在金融方面仍然十分精明。
不幸的是，没有这个时期的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分行利润的完整数据。巴黎分行唯一残存的是1824~1828年间的数据，它所告诉我们的，是1825年危机给詹姆斯造成的伤害程度（他的损失不少于35.6万英镑）以及他从挫折中恢复的速度（他的利润在随后两年里分别是4.4万英镑和12.4万英镑）。不过，我们可以从资金总额表上推断出每个分行的年度利润（见表10–2）。这些数字有些出人意料地显示，伦敦分行的盈利能力实际上比其他三家主要的罗斯柴尔德分行要低：1818~1844年间，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平均年利润都高过伦敦分行。内森的兄弟们，尤其是阿姆谢尔经常要忍受与他们认为的“司令”相比较的痛苦；但即便在内森占主导地位的那段时期，法兰克福也比伦敦更具盈利能力。维也纳，考虑到它较小的资金规模，其盈利能力也是相当高的。
表10–2：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年平均利润（1818~1844年，单位：千英镑）
1818~1825 1825~1828 1828~1836 1836~1844 1818~1844
法兰克福 110 28 73 79 080
巴黎 163 –8 38 67 075
伦敦 57 14 69 34 049
维也纳 8 11 17 N/A
那不勒斯 43 17 24 N/A
总计 330 85 208 221 204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当然，问题是当5家分行仍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合伙人时，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否准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表明，5个分行依靠一种集体策略获得了各自利润的一大部分，这种策略1836年之前的订立者是内森。如果没有这种有效获益的策略，兄弟之间就无须如此频繁地相互写信，信的内容也无须如此详细。如果各个合伙人不再觉得需要依靠别的合伙人，那么利润摊分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持续如此之久。那不勒斯的资产负债表给出了很好的例证，说明了5家分行是如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1825~1850年间，它的资产中属于其他分行的资金很少低于18%的比例，有时甚至多达30%。这种情形在其他分行似乎也是一样。1828年，巴黎分行31%的资产是欠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钱，主要是欠纽考特（伦敦分行）。
几兄弟究竟是怎么赚钱的？截至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营政府债券方面的生意，（从他们的信件内容来判断）这也是他们在1836年之前最感兴趣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给当时的人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因为它包含了明显的政治寓意。表10–3提供的数字是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其他分行的数据无法获得）在这一时期发行的贷款（债券）面值总额。
表10–3：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发行的债券面值（1820~1859年，以每10年计，单位：英镑）
NMR MAR
1820~1829 58 715 366 4 892 947
1830~1839 43 194 150 3 599 512
1840~1849 35 169 611 2 930 801
1850~1859 88 485 900 7 373 825
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6~81页，艾尔著；《迈耶·阿姆谢尔》第29~42页及第206~228页，伯格菲尔著。
这些数据证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伦敦分行）在这一时期是国际债券发行的主导力量。1815~1859年间，伦敦分行一共发行了50笔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政府，面值总额约为2.5亿英镑，占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资产的10%。形成对比的是，巴林兄弟在同一时期只发行了14笔，面值总额为6 600万英镑。表10–4提供的是1818~1846年间，伦敦分行贷款的流向地域——包括少量的大笔私人贷款。这些数据显示，当时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的银行家”的说法有些夸大；伦敦分行最大的客户是法国和英国，而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远远地排在后面。
表10–4：伦敦分行发出的贷款（1818~1846年，按照借贷者）
借贷者 总额 占贷款总额百分比
英国 44 938 547 29.2
法国 27 700 000 18.0
神圣同盟* 29 029 566 18.8
普鲁士 [12 300 400] [8.0]
俄罗斯 [6 629 166] [4.2]
奥地利 [3 100 000] [2.0]
那不勒斯 [7 000 000] [4.5]
葡萄牙 5 500 000 3.6
巴西 4 486 200 2.9
比利时 11 681 064 7.6
其他** 5 843 750 3.8
私人部分 24 900 000 16.2
总数 154 079 127 100.0
*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与那不勒斯。**荷兰、希腊与丹麦。
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4–42页，艾尔著。
阐明政府债券在罗斯柴尔德各个分行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性相对容易。伦敦分行现存最早的资产负债表（1818年）显示，它的资产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超过了1/4——投资在英国政府债券之中。如果算上它持有的丹麦政府债券，这一比例超过了37%。同年，法国分行35%的资产是3%利率的法国公债。“国家证券账户”在维也纳分行的资产中占据了同样的比例，这也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大胆的策略：保持“最上等”的证券所占资产比例为1/3左右。但是，计算这些债券发行所产生的利润非常困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每一笔收取的佣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相同；一些债券的发行实际上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比如1830年的法国贷款）。不管怎样，兄弟几个在债券市场挣到的大部分钱并不是来自于发行新债券，而是来自于对现有债券的投机。这其中，要找出精确的数据也非常困难。从现存的记录来判断，各分行账户的构成主要基于对各种业务或交易回报的计算，并且确保各个分行之间不存在差异。与大多数19世纪公司的总账一样，伦敦分行并没有按照种类来组合记录交易：各种买卖行为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相继记录，年底时再合计。理论上，计算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利润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无疑要花费大量精力，总账也没有试图厘清这方面的数据。那不勒斯分行有一个“公债账户”，但是它也保持了其他政府证券，如那不勒斯、罗马政府债券的独立账户。由于它经常改变每半年的会计惯例，建立新的账户用于继续进行的交易，因此要对它的活动得出让人深刻印象的评价几乎不可能。最多可以说它绝大多数利润来自5~10个联合账户，有些是与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联合账户，有些是与意大利银行的联合账户；利润也来自于为第三方进行交易收取的佣金，来自于各种没有列出明细的贷款利息。
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只经营政府债券，那这就没什么问题，但他们在银行业里的活动实际上多种多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政府金融是他们的最爱。如果按照生意的成交量而不是利润来衡量，相对重要的是伦敦“商业银行家”的经典业务：接收商业票据或汇票。按照1882年《票据法》的规定——它给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这种业务形式进行了精确的定义——汇票是“某个人（出票人）填写地址（并签名）后提供给另一个人（付款人）的无条件支付命令……要求……付款人（当他签署票据后变成了承兑人）在未来……确定的日期……支付给特定对象或持票人……确定数额的款项”。换句话说，某些货物的卖家可以向买家开出汇票，以便向他提供一段特定时间（通常是三或四个月）的赊账期，这样就能够让他在货物抵达并卖给制造商或零售者之后，再支付款项。商业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代表买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充当汇票的接受人或以一定的折扣（收取利息）从开票人手里买入汇票。贴现也可以再次打折将汇票卖给中央银行，在汇票上增加自己的签名或背书。承兑汇票的银行家是在有效地“兜售他的名声”，这也就是说，他的名声是有信贷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