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肯定会说，最精心编制的拙劣玩笑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借钱给老基督徒利物浦勋爵，钱的数量足够打败拿破仑·波拿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牟取25%的利息。如果这样写，写历史的人与平常一样，是在撒谎……罗斯柴尔德被命令提供金钱……是为了换取犹太人重归古老的民族；英国担保犹太王国获得独立……12小时内，英国大臣得到了数百万的金钱，罗斯柴尔德获得了一项秘密协议，上面盖有皇室的印章，英国承诺将拿破仑彻底赶出法国的21年后，将重建犹太国。
故事随后发生了转折：
到了今年（1836年）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但是他，罗斯柴尔德……在第12个小时的时候被证明犯了错……他长久以来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散发着铜臭气……因此他亲口说他已经卑贱地将犹太复国的协议卖了，用来换取一个小规模的英国犹太人解放法案，以及他自己的一个贵族头衔；我听到后并没感到惊讶，更多的是伤心。这个令人欣喜的工作、这种高尚的交易应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实现，届时，散发着铜臭气的高傲以及傲慢的背叛有望获取500万英镑的价值。他已经有了4倍以上的钱了。
当时，由于他背叛了导师，这些虚荣的梦想只能破灭。“他的护身符消失了，我让他知道，它永远地消失了。他再没去交易所冒险，或者说他的遗嘱起草人将能够节省很多麻烦和时间。”
我给他护身符，从而使他能够让他的家族挤入贵族阶层？或者用财富的重压蒙蔽了他的良知？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承担得起这项伟大的事业，回望过去，好好生活。
在这个怪诞的故事里，内森的死是因为未能履行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的承诺而受到的惩罚；幽灵继续搜寻“上天任命的拥护者”来接受护身符。就如犹太版本的尼伯龙根传奇魔戒被赋予魔力时，它就会使人道德败坏；“希伯来护身符”的故事鲜活地刻画了1840年便开始围绕内森·罗斯柴尔德与他兄弟的神秘色彩。
这类传说广泛传播便是很好的证明，内森去世后不久，美国一份报纸——很明显不是犹太人的报纸——报道说：
“葬礼结束后，一些看守人将长时间守在墓园，以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亵渎亡者的事情发生。”有传言说，有人出高价买他的眼睛——据说一只“犹太人的眼睛”值很大一笔钱。
内森死后，一个神话诞生，它将被证明与19世纪的任何一个神话一样，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危险性。
继 承
现实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去世后，这个家族的领导权“护身符”传给了谁？传统的假设一直是，五兄弟中最小的詹姆斯立刻继承了内森的衣钵。这也是他朋友海涅的观点。海涅在内森去世后不久写道，“自从他杰出的哥哥去世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政治影响力”全部集中到了詹姆斯手里。“这个家族的首领，或更像是家族的大脑，是詹姆斯男爵，一个杰出的人……”海涅为何这样说的原因也不难看出。在1841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将詹姆斯近乎描述成了一个金融帝王，在拉斐特街道“宫殿迷宫，财富营垒”的中心运筹帷幄。实际上，他注意到詹姆斯——效仿他哥哥内森——开始用“那些从他手里贷过款的欧洲国王的半身像”装饰办公室。与内森一样，詹姆斯的本性也咄咄逼人。“人们必须尊敬这个人，”海涅写道，“只是因为他让别人产生了这种敬畏之感”：
我最喜欢造访他银行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可以带着思考去观察人们——不仅是特定的人群，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你所看到的脊骨扭曲、弯折的情形，即便最高超的杂技演员做起来都有些难度。我曾看到，人们一接近伟大的男爵便会出现痉挛似的举动，如同触电一样。即便走近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口，许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敬畏感，就如摩西在他的门口，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何烈山上一样，意识到自己站在一块圣地之上。摩西于是脱去了鞋子，众多敢进入詹姆斯办公室的交易员或委托代理人都自愿脱去了鞋子，当然前提是不必担心自己脚上的气味会冒犯到别人。
“内室实际上是一个非凡的地方，”海涅继续说道，“它激发了宏伟的思想和感觉，就如看到浩瀚的海洋或星光闪耀的宇宙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渺小以及神的伟大。”
当然，海涅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戏剧想象力，他描述了“一个股票投机家”在詹姆斯的“巨大”夜壶前，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或者一个身份不明的朋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与詹姆斯共进午餐的荣耀。但是交易所一个小人物埃内斯特·费多的回忆生动地证明了詹姆斯在巴黎近乎帝王的地位，一个嘈杂宫廷里的暴君，从早上9点开市到下午4点收市，他被一群阿谀奉承的交易员、投机商和食客随从包围着。费多回忆（他在19世纪50年代经常造访拉斐特街）说，
詹姆斯被迫接受所有这些沉闷、忙碌的人们的奉承，有时这些让人厌恶。几乎所有的人都奴颜婢膝，他们的恳求无趣迟钝，他们的奉承奴颜屈从。詹姆斯靠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接过这些无趣的人递给他的报价单，他很少看上一眼，有时会故意地把报价单扔进废纸篓里，不过通常情况下只是把它直接递还，然后再转向下一个人。
尽管费多日复一日地见到这些令人沮丧的场面，不过他从未停止过对詹姆斯的惊奇，“男爵在地狱般喧嚣、令人困惑的混乱中，运作最为庞大的金融活动；每天都是如此，没有片刻休息。”他的办公室：
充满着震耳欲聋、无休无止的声音，关门以及拿着派遣单或寻求签字的员工来来去去制造了无尽的喧闹纷乱。寻求交易指令的交易商办事员以及投机者为喧嚣又增加了不少嘈杂，从而使得“男爵先生”的办公室很像是巴别塔。在这里，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包括希伯来语。一群囊括了三种性别的人——男人、女人和乞丐——整天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办公室里，询问有关消息。珠宝商会来到男爵的跟前，打开他们的盒子，展示宝石；瓷器和艺术品交易商前来推销他们的精品。漂亮的女人到处走来走去，凭借自己的魅力搜罗信息或别的东西。在这个无尽折磨的过程中，百万富翁的大脑在数据和计算不断累积的情形下近乎爆炸，但他最小的儿子——个头高，胖乎乎的一个小男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不时地冲进来嬉闹，把父亲的手杖当做马来骑，还吹着他的小喇叭，就像是约萨法特山谷（《圣经》中的圣谷）的天使。
可怜的男爵没有一句怨言，即便皱眉都很少见。
他“甚至没有安安静静吃饭和睡觉的权利。无论冬夏，从早上5点开始，递送以及等待消息的人就围满在他的门前……如果生意需要，他就会和所有家人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用餐，用股票交易行情表作为佐料，而交易商仍然不断地走到他的餐桌旁，无情地打断他用餐”。实际上，对费多来说，詹姆斯有时并不像一个掌握宫廷的帝王，更像是一个被自己的职业道德监禁的囚犯。除了强迫性的习惯和值得赞美的职业野心，还有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为何一个如此富有的人仍然愿意在如此繁重累人的条件下工作吗？
但是，最终，由于詹姆斯对于其他人——包括费多所实施的“暴政”，人们对他的怨恨多过了同情：
他有一个恶毒的习惯……就是一句话不说，甚至看都不看来访者，将他晾在那里，一脸的尴尬；来者手里拿着帽子，一条腿站着，将他的报价表依次递给他（詹姆斯）的家人，后者也几乎是看都不看一眼。一天，他对我耍这个卑鄙伎俩时，我表露出了一丝不悦，他感到必须对我施以恩惠，以便让我平静下来。那是在1月，桌上的盘子里盛着大草莓。他用叉子挑出了一颗最美味的草莓，然后递给我，就好像喂一只鹦鹉一样，并且说：
“你想吃一个吗？”
费多自然被这种丢脸的对待弄得难堪不已，尤其是在詹姆斯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场的情况下。但是，他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回答说，向后退了一步，
“但是我更想得到一个交易指令。”
男爵没有感到不安。他的话让我惊呆在原地：
“现金买5股北方（公司）的股票。”
5股北方股份的价格大约为50法郎，我从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交易中只能够赚12法郎50生丁。
这种冷酷对待下属的做法，按照费多的说法，司空见惯（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印证，他在1849年造访了拉斐特街）：
“你让我非常生气！那不是真的！让我安静一会！”这些便是他展示给我的礼貌……只要我对一个交易指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情形便会上演。需要牢记的是，由于他所用的怪诞语言以及他的口音，经常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一天，提及一只股票的价格时，他暴跳如雷，把我的报价单撕成两半，然后强迫我再次粘起来，并称我是“该诅咒的白痴！”
其他人，甚至他的犹太同胞同样得不到他的好脸色：“‘啊！你敢这样，你这个该死的德国犹太佬！’有一天他骂一个去他办公室的犹太同胞……那个不幸的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灰心丧气，哑口无言，脸色灰白。”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交易员敢于向詹姆斯说出自己的想法成为交易所神话的一部分。“早上好，男爵，”他进到詹姆斯的办公室里，然后说，“您今天怎么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詹姆斯没好气地回应说。
“您说得很对，”曼努埃尔大声说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您或许会暴毙；而我才不在乎一条狗的死活。”
当时如此多的巴黎人认定詹姆斯是内森的继承人，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詹姆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是否也有他哥哥那样的权威，远没有那么清楚。在内森死后，毫无疑问他立刻试图将自己的权威施加到侄子们的头上。他在1836年新的利润分配时写给列昂内尔以及他的弟弟们的信，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说：
我请求你们，我亲爱的侄子们，能够耐心地读我的信，因为我今天十分坦白，因为我非常希望按照我与你们过世的父亲合作的方式，继续与伦敦合作。不要（让我）被迫写言辞激烈的信，因为要管理好企业，只有在小生意上花费的注意力赶得上大生意上花费的精力才行。
信的后半部分内容指出了伦敦分行犯下的3个“罪过”。这些冲突在之后的10年里不时地出现，詹姆斯经常挂在嘴边的批评就是他的侄子们光顾着读信，而很少回他的信。特别暗示内森在世时做事的方式，也并不是詹姆斯一个人这么做，其余3个兄弟同样如此。“你们现在应该明白我当时是何等的正确，”萨洛蒙要人领情式地在1837年写道：
我就生意问题曾写信给你们，你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们必须推进生意。这是你们父亲过去一直说的一句话。无论他什么时候看到别人试图将我们排挤出交易，他就会在信里说：“我亲爱的兄弟，我们必须渡过难关。”现在也是一样，无论我们遭遇亏损或收获利润，无论我们赚到什么或失去什么，我们都不能让别人骑到我们头上，或将我们挤到一边。我希望你们听从我的建议，我亲爱的侄子们，不管我们是收获利润还是遭遇亏损，我们都要推进生意。
不久之后，詹姆斯写信给伦敦指出：“你们爸爸在世的时候，他通常会以2.5%的利率给我们提供贴现票据，但现在优质票据在伦敦也已按照3%的利率贴现，其他银行在这方面会取得优势……因此你们如果希望能够与他们竞争并做生意的话，你们必须给我们提供同样的条件。”阿姆谢尔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唠叨。他和詹姆斯在1839年感慨道：“失去我们的兄弟内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们不能期望年轻一辈会表现出与上一辈同样的尊敬、恐惧和信任。”
就如詹姆斯抱怨贴现利率一样，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抱怨最多的就是伦敦分行忽视他们的利益；这与内森生前出现过的指责一模一样。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证明内森的儿子们成功地捍卫了他们相对自治的地位，从而使得内森去世一年后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指责。这种指责在这之后也一再出现。比如，1839年9月，詹姆斯指责伦敦分行获取了西班牙生意一半的利润，但却让巴黎分行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他抱怨说：“我认为唯一正确且合理的方式是，我们下一次的行动中，巴黎分行应该与伦敦分行承担同等的风险，两家银行的地位平等，不能有一家凌驾于另一家之上。因为只要一家发现这类（不平等的）行为，就会引发不信任的感觉，那么所有事情都会搞砸。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一周后，他再次诉说了他的“冤屈”。“只要我活着，”他对纳特说，“我绝不会支持我们当中的一家银行试图寻求对另一家的优势地位，或对另一家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当你们（指伦敦分行）看到一宗交易进展顺利时，你们就会说，‘我们把它留在这里’，而如果它进展得不顺利，你们就会把一个份额给巴黎分行。我亲爱的纳特，这种态度只会带来障碍，只会导致相互间在信里彼此指责。”围绕集体账户的利益引发的小争端变得非常频繁。1840~1841年间也发生了摩擦，詹姆斯和阿姆谢尔同时指责他们的侄子们将汇票给了他们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
对于内森的四个儿子来说，他们经常感到被几个叔叔弄得火冒三丈。“我可以向你保证，要安排那些对钱如此敏感的人将是一个大麻烦。”安东尼向列昂内尔抱怨说，当时他们的4个叔叔似乎对他的婚姻计划过于关注。“我可以保证，尽管查尔斯叔叔（卡尔）是你的岳父，但是与这位先生越少接触越好。”阿姆谢尔经常通过修改他的遗嘱来对他的侄子们施加某种控制力，则是另一个引起不满的根源。
从资产方面来讲，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此时的地位已经相当平衡，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像内森当年一样取得“一家独大”的地位。“我亲爱的侄子们，”詹姆斯在1838年3月的一次争执后，不得不向他们道歉，“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急切地请求你们不要按照字面意思看待我说过的话，当一个人必须忍受这类痛苦时，他有时会变得非常极端和不高兴。我很容易生气。”在与几个兄弟的关系中，詹姆斯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阿姆谢尔经常威胁退出生意，当他以健康为由威胁退出时，詹姆斯连忙赶到法兰克福劝慰。不过萨洛蒙、他的儿子安塞尔姆以及卡尔的大儿子迈耶·卡尔承担起了家族的职责，这也反映了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的紧密商业联系。当詹姆斯自己在1838~1839年的冬季患上重病时，任何扮演“司令”角色的想法都被迫放到一边。实际上，1848年之前，他很少，甚至没有反对过三个哥哥的意愿。正如纳特所评论的那样，当萨洛蒙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铁路和政府生意时，“我们这里总是习惯给法兰克福让路”。
与之前一样，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试图阻止公司的离心倾向，他们所用的方法仍是呼吁空洞的兄弟“和谐”原则：“直到现在，我们的力量存在于哪里？”詹姆斯1839年责备道，当时他与侄子们再次发生了口角，“只存在于这样的想法里，即一个地方的人将给另一个地方的人提供支持……你们都十分了解，在我的心里，我们家族的繁荣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1841年，阿姆谢尔对相互间的摩擦感到非常担忧，他给所有的兄弟和侄子们发出了热切的呼吁，希望保持家族团结，这也让人想起当年迈耶·阿姆谢尔的做法。詹姆斯在随后一年也呼吁：“让我们再次平和、和睦地做生意，彼此间不要再争吵。如果我们能保持和平，这只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和祝福，你们和我们都不应该缺少平和。”
可能非常明智的是，几个合伙人于1841年在巴黎碰面时，决定维持1836年的协议不变，用汉娜的话来说：“老一辈的几兄弟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要求不作任何改变。”但是，她又强调说：“每家分行的账房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应该各自独立；而且他们必须监控每家的收入，以便让有关各方获得平等的利益；老一辈成员的资金如此庞大，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她几个儿子的想法。两年后，列昂内尔按照这个方向准确地修改了合伙协议。列昂内尔和弟弟们正式从合伙资金的个人份额中取出了340 250英镑，从而将他们的比例下调到与他们叔父相等的水平，终结了内森一直是最大“股东”的情形。
这样做，人们会认为列昂内尔主动放弃了一个筹码。实际上，他放弃的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他并没有修改1836年协议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协议明确规定欧洲大陆分行只有10%的利润归伦敦分行所有。“我十分肯定，提及修改利润分配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开心的纷争或讨论，”列昂内尔向他的弟弟们报告说：“我也很肯定，我们肯定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因此我才不会提利润分配更大份额的事；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感谢上帝，希望下一次我们碰面时能够分到同样多的钱。”但是，列昂内尔的目标主要是保持伦敦分行相对自治的地位。他真实的胜利是要击败詹姆斯的提议——早在30年前便提出的一个建议：五家分行的合伙协议应该公开：
詹姆斯叔叔拟订不提及我们资金内容的合伙协议，以便他在巴黎遇到谁是家族合伙人的问题时能够出示——现在，就如我们在伦敦经常说的那样，我们的银行与其他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希望避免任何人出示合伙协议的情形，涉及所有资金事务的协议不可能拟订出来，但（詹姆斯叔叔的）这个建议可能很容易导致合伙协议被公众获悉，因此不能拟订，他们立刻同意了我的观点。
多亏了列昂内尔，五家分行联系的准确情况一直隐藏在神秘之中，合伙人和他们的律师才了解其中的秘密。这种保密做法是罗斯柴尔德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很容易合理地推断，列昂内尔倾向于不再与其他四家分行保持过于紧密的联系。
“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上帝吧”：这是内森的儿子们最典型的想法。纳特和安东尼在几个月前都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感谢上帝并努力保住它。”实际上，很容易将对于事业的态度方面的“代沟”作为他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和的一个解释。毫无疑问，此时的纽考特已经比内森时代的纽考特在财政上更为稳定：比如，减少了债券市场的投机，更多地从事汇票承兑业务。“我们喜欢利润微薄的大量交易，持有非常大数量的股票，等待非常高的价格。”纳特从巴黎写给兄弟们的信里说，这是他写到纸上的众多经商箴言的其中之一。由于被“流放”到海峡的对岸，他倾向于用国家特性的因素来解释纽考特与拉斐特街之间的差异。“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访巴黎时说道，“我越相信，这里没一个地方像我的老纽考特。如果我们没有给它们提供支持的话，法国的股票会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信，做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伟人。”很难想象内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列昂内尔与他的叔叔之间只相差了16岁，但他们对于生意的态度相差颇多。对詹姆斯和他的兄弟来说，仍然保持着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带给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无论什么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别人都会更留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们却立刻认为我们是要和你们吵架。”詹姆斯在1845年写给侄子们的信中有些感伤地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竭力把我们挤出所有的交易时，我的心都碎了。即便墙上的石头都心怀妒忌，也成为我们的敌人。”这种认为所有竞争都是威胁的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够继承的东西。
但是，即便没有态度上的差异，五个分行之间的摩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每家罗斯柴尔德分行都已经成为所在国家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各个大国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机后，都倾向于缩减借贷的，这是公认的。除了1835年提供给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开始大量地借贷。但是，19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危机拉近了三家罗斯柴尔德分行以及它们所在国的关系。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来说，他们显然对英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萨洛蒙也是一样，受他与梅特涅紧密关系的影响，也日益倾向于优先考虑奥地利帝国的利益。即便是詹姆斯，尽管他极为蔑视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但也不能完全回避法国优先的考虑。如果欧洲的和平得以维持，这些国家认同感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就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个大国资金需求减少的自然反应就是到别的地方寻找生意。但是，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欧洲列强没有踏足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列强们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协调一致。在四个地区——伊比利亚（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近东——要达成一项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的政策是一项挑战，因为当时这几个“当地”政府的国家利益正处在冲突的状态中。即便内森仍然在世，这也是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没有了他，则变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