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债务
今天的社会抵制你，是因为你在你妹妹的问题上对它不是十分友好，你妹妹的行为违反了家族的期望；同样还是这个社会，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它就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会让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詹姆斯致纳特
1839年7月16日
1839年4月29日，一起灾难降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或者说，对于当时的家族似乎如此。在内森突然去世后不到3年，他的第二个女儿汉娜·迈耶放弃了犹太信仰，准备嫁给一个基督徒。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亨利·菲茨罗本应是德国犹太移民女儿的最理想，实际上最梦寐以求的夫婿人选。诚然，他是南安普敦勋爵的小儿子，因此不太可能继承爵位或太多的土地；但另一方面，32岁的他已经（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是北安普敦郡的官员，同时还是刘易斯郡地区的议员，未来的仕途不可限量。但是汉娜·迈耶考虑的并不是这些；在1838年的某个时刻，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黑头发、蓝眼睛的年轻人。她的背教行为永远都不能得到宽恕。
汉娜·迈耶的罪行和惩罚
19世纪小说的经典主题就是贵族家庭不同意与商人联姻。菲茨罗伊的家族毫无疑问坚决反对两个年轻人的决定，中断了对他的资助。但是，他们的反对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激烈。实际上，这并不是汉娜·迈耶第一次与一个异教徒产生恋情：根据记载，在她父亲死前，埃德蒙·德·克拉里王子曾经在巴黎向她求婚。内森当时就断然反对；当他的弟弟詹姆斯听到汉娜·迈耶与菲茨罗伊的新恋情之后，他不再有任何同情：
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你在信中提到了让你感到痛苦的社会环境以及汉娜·迈耶的恋情，这让我感到心碎。你能够想到我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比这个决定更能够威胁我们家族、我们的持续安宁、我们的好名声以及我们的荣耀。我甚至不敢提到它。背弃我们的宗教，背弃我们先祖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信仰——这种信仰让我们变得如此伟大。
但是，詹姆斯从一开始对再次阻止汉娜·迈耶持悲观态度。主要原因不是他缺少内森家长式的权威；而是内森在他的遗嘱中正式地表明，他小女儿的婚事必须征得她母亲和弟弟们的同意，其他几个叔叔只有在发生分歧的时候才出面作决定。真正的问题是，用于强化这项条款的经济制裁不足以制造障碍。内森死后，汉娜·迈耶得到了1.25万英镑，而她成年时就已获得相同数额的钱，此外存在家族银行里属于她的5万英镑，每年会有4%的收益。如果她出嫁时得到家人的祝福，她还会得到另外一笔5万英镑的嫁妆；但是这笔钱她显然知道肯定拿不到了。詹姆斯建议列昂内尔把汉娜恋爱的事告知萨洛蒙，但是他对于萨洛蒙能否“在这件事上取得比我还好的结果”表示怀疑。他也同意在2月20日前赶到伦敦，亲自劝说他的侄女。“但是，”他有些悲观地写道：
我们的旅程能否获得成功以及对公众带来何种印象，我难以预测，或者汉娜·迈耶是否愿意接受我们善意的劝告，她十分清楚我们前往伦敦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她的爱情冒险。我更倾向于认为，鉴于这个女孩独立的性格，我们此举可能会适得其反，更加不可能说服她放弃这份错误的爱情。但是，我更希望看到我们家族的安宁，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伦敦……我十分关注这件事。
实际上，詹姆斯因为突然生病而未能前往伦敦。相反地，他建议汉娜·迈耶——由她母亲陪同——前往瑞士与他住上一段时间，他计划在那里继续休养。但是这个“转移注意力”的建议来得太晚。就在詹姆斯发出邀请的那天，婚礼在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有汉娜·迈耶的弟弟出席了仪式，新娘的母亲只把她送到了教堂门口。几周后，“丑闻”被《泰晤士报》公之于众：
已经证实，罗斯柴尔德小姐嫁给菲茨罗伊先生的条件是她需要皈依基督教。这是第一次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放弃他们祖辈的信仰，这种信仰深深地烙上了他们出生地（法兰克福）的印记，他们自那以后，一直以自己坚守犹太教义而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据说，新娘的叔叔们对于改变信仰实现联姻感到十分不高兴。
这是留有余地的说法。“我十分坦白地承认，”盛怒的詹姆斯在信中说：
关于汉娜·迈耶的那篇报道让我如此难受，我几乎没有勇气提笔在信中写到这件事。她不幸地夺走了我们家族的自豪，给我们带来如此严重的伤害，它永远都难以弥补。你说，我亲爱的纳特，她得到了一切，除了信仰。但是，我认为（信仰）意味着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全要依靠它。因此我们要把她从我们的记忆里抹去，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或任何一个家族的成员绝不要见她或接待她。我们现在致以她最好的祝愿，然后把她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除，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即便她的母亲也有类似的想法。她告诉儿子纳特：“最近的婚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萌生出一个急切的念头，一定要避免如此违背习俗和我们意愿的事情重演。”尽管她承认，“如果每天都收到家人的消息，以及那个我仍然关心的人的消息，我会非常开心，”那个人无法回头地“与我分开了”。只有纳特一个人支持汉娜·迈耶。7月，他写信给詹姆斯，辩称他妹妹“只不过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嫁给了一个基督徒而已”。他叔叔的回应值得我们详细地引述，它反映了老一辈对于这类婚姻的态度。詹姆斯吼道：“从一开始，我就正确地预言了……这件不幸的事……将破坏家族的团结……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让我如此难受，我想我或许难以承受它的重压。”
我想知道，一个人能做什么能比背弃他（她）自己的信仰（更坏），而且自从15岁开始就公开宣布了这一点。我亲爱的纳特，作为你的朋友和叔叔，我希望跟你说说我的观点……我们已经决定，只要万能的上帝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或我的孩子不会再与汉娜·迈耶来往，因为这不仅是这一件事（让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还有很多的事，我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
詹姆斯的话部分地提及了家族内部的权威结构以及年青一代应该服从上一代（的决定）：
当一个女孩说：“我将违反家人的意愿出嫁。”这将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怎样的榜样？我甚至不想把信仰问题牵扯进来……我应该被期望欢迎并招待这个女孩，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的孩子们或我孩子的孩子，如果不接受惩罚的话，会遵循他们父母的意愿吗？
但是“问题的关键”，如他所说，正是“信仰”：
我和我们家族其余的人……从我们后代的孩提时代便教导他们，他们的爱只能局限于家族内部的成员，他们彼此间的依附将阻止他们嫁（娶）家族之外任何一个人的想法，这样一来财富将留在家族内部。谁将给我保证，如果没有惩罚的话，我的孩子仍将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如果我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却说：“我很悲惨，因为没有嫁给一个公爵，尽管我有足够的钱可以这样做，而且我发现，尽管这个女人背弃了她的信仰，尽管她违背了家族意愿嫁了人，但她仍然被家族所接纳。”我该怎么办？如果不阻止这个想法，你真会认为所有精心筹备的（联姻）计划（都会有所收获）——这是说，迈耶将娶安塞尔姆的女儿，列昂内尔的女儿将嫁给家族里的另一个成员，这样做才能使巨额的财富以及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保持荣耀并传给后人？
最后，詹姆斯对这桩婚姻的社会影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回应纳特的看法）：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社会或许会鄙视这类举措。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个人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今天的社会抵制你，是因为你在你妹妹的问题上对它不是十分友好，你妹妹的行为违反了家族的期望；同样还是这个社会，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它就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会让你获得更多的尊重。诚实正直的人通常会看重与自己类似的人。
此致。
詹姆斯还为这番言论加了一条“免责声明”。纳特“应该将这些只当做我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不要认为我试图影响你的母亲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那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我不会那样做。每个人都有资格做他想做的事。”这些完全是无意义的话。他结尾时要求纳特将这封信给他的哥哥列昂内尔看一下，“我肯定他会认同我的观点。”自他的哥哥内森死后，詹姆斯第一次以家族新领导人无可置辩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地位因为了解到大多数家族成员处在恐慌之中而得到了保证。安东尼（他当时在巴黎）第二天寄出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印象：
他们希望我们做的就是目前不要接待汉娜·迈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说：一个姐妹违反了家族的意愿嫁了人；如果两个月后你接待了她——那将会给家族其余的人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看到她的堂姐违背家人的心愿嫁人后，仍然受到了他们的接待，那么她会嫁给我希望她嫁的人吗？——不会，她也会爱上一个基督徒，而且天知道男孩们会怎样做……我建议你……现在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着想，同时维护我们之间的团结——目前不要接待汉娜·迈耶。
纳特做了最后的努力来维护他的妹妹，但是他的叔父一句都没听进去。
当然，詹姆斯回应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将“信仰”与同族婚姻画上了等号：“以信仰而自豪”意味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这样一来财富便会留在家族内部”。我们或许会问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原则与“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因为詹姆斯的观点并不是要年轻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其他犹太人通婚，而是应该只与另外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婚配。汉娜·迈耶的反叛行为会鼓励家族其他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进而威胁到了“所有精心筹备的计划……迈耶将娶安塞尔姆的女儿，列昂内尔的女儿将嫁给家族里另一个成员的孩子”。在迪斯雷利的小说《科宁斯比》中，据说年轻的西多尼亚“根本没有考虑过与一个基督徒结婚，进而破坏他引以为傲的种族纯正性”。但在现实中，在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眼里，“其他可能的考虑”与种族或信仰的纯正同样重要。詹姆斯在他的信里近乎承认了这一点：“我亲爱的纳特，不要认为我扮演了一个教派人物的角色，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十分自豪，并且非常希望我的孩子也将这样做。”这与我们所知道的他对于信仰的“伪信”相符：纳特也非常了解这一点，詹姆斯在遵守交易方面远没有那么严格。与他的兄弟一样，詹姆斯忠实地履行了犹太族群中的义务，在1843年给贫困犹太人救助协议提供了资助，并在1847年询问教育大臣，“为何没有一个犹太人被任命为波尔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我也像任何一个罗斯柴尔德人一样致力于改善法国（其在1830年实现了宗教平等）以外的犹太族群的公民权益。但从根本上来讲，他对自己信仰的虔诚是有门户之见的：很少甚至没有其他的犹太人能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平起平坐；但是，每个罗斯柴尔德成员必须是犹太人。
詹姆斯的呼吁得到了重视。汉娜·迈耶结婚一个月后，安东尼被怀疑也有类似的倾向，他的大伯阿姆谢尔严格地要求他遵守“精心筹备的机会”，娶他的表妹路易莎（有时也称她为路易丝）。这次压力生效，不仅仅是因为安东尼立刻变得那么浪漫，而且比他妹妹顺从。“阿姆谢尔大伯经常催促我结婚，”他向自己的兄弟抱怨说，“他还写信给萨洛蒙伯伯说，我只有等到他死后才能娶一个基督徒……”对安东尼，詹姆斯显然没有阿姆谢尔那么担心。“我绝对相信，”他从那不勒斯发信说，他的这封信表明了几个叔叔此时对于婚姻问题的重视，
安东尼不打算娶那个姑娘。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但是我想即便只有片刻，这样愚蠢的念头也不能进入他的头脑里。他很脆弱而且容易引导，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也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等我回到巴黎，我会尽我所能把这件事了结。我在巴黎的时候，就经常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也十分清楚，我亲爱的阿姆谢尔，人总是喜欢躺在现成的、温暖的床上。遗憾的是，他认为整件事更像个笑话。你也知道，现在人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要求年轻人如何做事情了。由于萨洛蒙也要去巴黎，我们届时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我很高兴地看到与卡尔儿子的讨论成功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愿如此。
詹姆斯最后一句话提到的事情是指一个同时进行的“计划”，即撮合迈耶·卡尔与路易丝，后者是汉娜·迈耶的妹妹。
詹姆斯的自信一一得到了印证。“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亲爱的安东尼，你现在陷入爱河了。”他在1839年11月已经能够满意地这样说；几天后，安东尼与路易莎·蒙蒂菲奥里宣布订婚；1840年2月，他们结婚，安东尼得到了非常热烈的祝贺。3年后，按照预定的日期，迈耶·卡尔在伦敦迎娶了他的堂妹路易丝。同年8月，纳特娶了另一个堂妹——詹姆斯的女儿夏洛特。最后这次奢华的场景与1836年（列昂内尔）与1839年（汉娜·迈耶）悲惨婚礼形成的对比十分强烈：
婚礼在费里埃酒店举行，人们专门为了这次婚礼在花园里搭了举行仪式的帐篷，通向它的路都铺上了玫瑰花瓣。仪式过后，一些人回到了巴黎，但大部分人留了下来，打扑克，玩桌球，在花园里散步等……比利和我拿了一瓶香槟豪饮。晚上7点，我们在橘园里用餐，菜真的太可口了。好多人都喝醉了，你的詹姆斯叔叔在非常动听的演讲里祝国王身体健康。
一个模式自此建立——更准确地说，重新建立——它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类包办的家族联姻有多幸福。詹姆斯与贝蒂的联姻被许多当时的人看做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她漂亮，但他粗俗。”这是英国外交官威廉·拉塞尔1843年的一句评语；其他人则被贝蒂优雅的举止和高深的文化修养震惊（这也是海因里希·海涅对这对夫妇的印象，虽然他从没有低估詹姆斯的智力；这与巴尔扎克笔下的纽沁根以及他的妻子相差不远——尽管他从没有低估纽沁根夫人骨子里的强硬）。不过贝蒂的信显示，她对丈夫有着真实、深厚的爱意，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婚姻生活中曾经有过不和。
在伦敦，列昂内尔和他的堂妹夏洛特在一些外人看来，也是不般配的一对。列昂内尔是一个勤奋、审慎、正直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父亲的公司业务以及犹太解放运动中，但是对个人关系缺乏热情，文化品位也有匮乏。迪斯雷利描写的西多尼亚，“他拥有极深的情感，但不是用于个人”，可能与现实中的列昂内尔相差不远。而夏洛特不仅仅长相甜美，而且也是她那一代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天分最好的一个。从她大量的书信和日记所用的尖刻甚至恶毒的语句来看，很难相信她履行了“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全部职责——妻子、母亲、女主人和社会改良家。“自从我成为你的妻子，”她在一次罕见的吵架中写信给丈夫说，“我不得不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我希望做的事。我只能祈祷将在天堂里得到补偿。”迪斯雷利在小说《恩迪米恩》中通过描绘那沙泰尔夫妇的关系，影射了列昂内尔与夏洛特之间的关系：
阿德里安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妻子是父亲为他挑选的，那似乎是个好选择。她是一个著名银行家的女儿，自己也拥有银行很大一部分的资产，尽管这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她是一个集才干与高素养于一身的女子……但是那沙泰尔先生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尽管她非常欣赏丈夫伟大的品质，甚至以敬畏和爱慕的眼光来看待他，但她很少将他的欢乐当做自己的欢乐。出于这样的原因……那沙泰尔先生不仅蔑视金钱，甚至非常憎恶它……从某一方面来讲，阿德里安和他妻子之间并非一个不幸的关系……阿德里安……过于专注于他自己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十分平和，意志超群的人，他妻子的优雅对他的一生几乎没有一点影响。
但是，无论族内通婚策略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我们也只能假设存在这些伤害——所有相关的人感觉到或逐渐意识到排他性的集体认同感，这也是他们先辈所希望秉持的。没有什么比汉娜·迈耶后来遭到家族其他人报应式的对待更能说明这一点。
汉娜·迈耶不是遭到了永远的驱逐。到1848年或更早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与她的大哥列昂内尔的关系相当好，她能收到哥哥给她两个孩子阿瑟与布兰奇的礼物；并邀请他到他们位于加伯尔迪舍姆的家里做客。更让人惊奇的是，贝蒂在1849年跟她的儿子说，她已经“与汉娜·迈耶和好”，汉娜全家在巴黎的时候，她“邀请她到了我住的地方”。不过在家族的圈子里，汉娜·迈耶一直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沉沦女性”所持有的蔑视；与“好多维利亚女性”一样，她的妹妹路易丝和她的堂姐以及嫂子夏洛特也难以抑制地把她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归结为某种神圣的惩罚。1852年，她们在对汉娜·迈耶的“盛怒”中感觉到了一丝冷酷的满足——她的丈夫未能当选海军部大臣。当她的儿子6岁时夭折时（从马上摔下意外身亡），即便她们只有15岁的侄女康斯坦丝也“忍不住地认为，汉娜·迈耶姨妈遭遇的所有不幸和烦恼，都是背弃父辈信仰以及没有征得母亲同意便出嫁的惩罚。她带给母亲的所有痛苦，此刻让她受到了双倍的煎熬”。第二年亨利·菲茨罗伊的去世让神圣惩罚一说近乎圆满。此时所缺的是汉娜·迈耶与她女儿布兰奇一个比较可怜的结局。而这并没有相隔太长的时间，至少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看来是这样的，她写给最小的儿子利奥波德的信记录了菲茨罗伊家族逐年衰落的经历，她表面上同情，内心则带有一丝欣喜。
从1864年2月开始，汉娜·迈耶患了重病，夏洛特报告说，她“背上长了一个巨大的肿块，就像是骆驼的驼峰”，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她的脸色苍白、瘦削，脸上深深的皱纹也反映出了身体内部的痛楚。看到她如此痛苦，真让人心碎。她背上的肿块非常巨大，而且很热。尽管疼痛让她颤抖不已，但她还是念念不忘舞会……她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婚姻。”汉娜·迈耶唯一的挂念就是为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由于罗斯柴尔德亲属不可能成为考虑人选，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基督徒；此外，她的理想与实际的竞争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她不会听到”拉夫伯勒、塞夫顿、考文垂勋爵的名字，尽管布兰福德侯爵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人选。布兰奇可能很漂亮，而且有贵族气质，但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切断了联系，而且她父亲在家族里的地位又低，所以她很难找到称心的夫婿。
成功的合适人选被证明是艺术家及建筑师库茨·林赛，一个有钱但是生活放荡的人，年龄是布兰奇的两倍，在苏格兰有一处房产，每年进账1万英镑；他被怀疑与弗吉尼娅·萨默斯女士有染，并且有多个情妇和私生子。曾数次探访过汉娜·迈耶的夏洛特再次带着恩人式的姿态和猥亵的心态前往汉娜·迈耶的家里——表面上是要向后者表示祝贺，
她发现她（汉娜·迈耶）病得非常厉害，已经完全被病痛打败；她一直喊着、哭着，甚至会大声尖叫。这样的情形让人太可怜她了，祝贺的话我始终没能说出口。不要跟别人说，她非常不满意女儿的婚姻，因为新郎人选已经年届40，都已经有了白头发。可能她本来的打算要高很多，要为她的女儿选一个有更高头衔的贵族。
似乎是合理的惩罚，布兰奇效仿了汉娜·迈耶25年前的例子，为爱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而不顾及母亲的意愿。尽管后者“尽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她坚称，库茨是“我遇到过的最迷人的人”——夏洛特仍旧毫不留情地挖苦了新郎（他“像画一样”，“只有一面”，他给未婚妻的礼物非常吝啬，等等）。
这并不是汉娜·迈耶最终的“惩罚”。订婚以后，布兰奇似乎逐渐疏远与母亲的关系，而且几乎完全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按照夏洛特的说法——她既同情堂妹汉娜·迈耶，同时又讨厌“林赛”夫人，后者尽可能地逃避看望生病的母亲。夏洛特描述布兰奇的称呼多种多样，“没心没肺”、“冷酷的新娘”、“无情狡猾的人”、“一根冰柱”、“一个可怕的骗子和无情的伪善者”、“那个无情、让人难以理解的女人”、“不近人情的女儿”以及“那个可怕的布兰奇”。这些尖刻词汇攻击的目标“对林赛夫人来说感到极其开心，以至于对她遭受病痛折磨甚至可能要死的母亲一点都不担心”。夏洛特探访了布兰奇之后，她发现“那个无情的人问起母亲的病情时，格格地傻笑起来，好像她可怜的母亲只是患了感冒一样”。
11月中旬，结局开始显现。“可怜的汉娜·迈耶姨妈，她的婚姻以及寡居生活已经成为痛苦和折磨的一部分。”夏洛特对儿子说，“为她考虑，没有一个人希望延长她在世的时间。而对于布兰奇——任何一个人都无须浪费片刻时间去同情她。她要么是个怪胎，要么是个谜。她看起来不太像是后者，不过不要分析她的性格。”“我感到非常难过，”她第二天又说，“当我想到如此受折磨的一生，如此孤独地等待死亡。布兰奇晚上5点来了一趟，待了5分钟，然后就走了。不要提这个无情的行为，这实在是丢我们家族的脸，而且也肯定会让家里的人感到震惊不已，他们希望永远保持团结。”这种情形也一直持续了下去，“她借口说她母亲太过虚弱，以至于每天难以忍受亲人超过五六分钟的探访，她从没有在晚上5点之前进入母亲的家里，因为她在林赛先生的画室中的绘画活动一直到傍晚才结束；她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小说，而她不幸的母亲则在与疾病和死亡做着徒劳的抗争。”
1864年12月1日，汉娜·迈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夏洛特用精心挑选的词句形容她的一生是“一次冗长的殉难历程”；实际上，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周里，她有时看起来“就像是意大利画廊和教堂中那些受人敬仰的可爱殉道者之一”。但是夏洛特与她的叔叔詹姆斯一样，并没有将汉娜·迈耶的衰败完全归咎于宗教信仰：让她感到气愤的是汉娜·迈耶的遗嘱忘了处置一个存有 7 000 英镑的存折，结果这笔钱自动地归入林赛一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钱落到外人手里的想法仍让他们心痛，即便汉娜·迈耶最初的过错已经过去了25年。报应甚至一直跟到了墓地和葬礼之后，夏洛特仍然没有漏过布兰奇·林赛的任何一个过错，尤其是她缺席了她母亲的葬礼（而且“格拉夫顿公爵、查尔斯·菲茨罗伊勋爵和南安普敦勋爵对亡者知之甚少，也很少看望过她……葬礼上他们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她，谈论都是铁路和赛马等事情”。）以及她试图卖掉所继承的罗斯柴尔德祖父母的肖像（“要卖掉她的外祖母和外祖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每样东西——拉斐尔时代以前风格的穿着、发胖的体型以及不断下降的视力——都可以解释为她母亲所犯的罪导致的后果。即便到了1882年，汉娜·迈耶尽管遭到了惩罚，但她的罪行似乎并没有得到宽恕。
城市与乡村
没有其他东西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待汉娜·迈耶那样更详尽地告诉我们这个家族对于血缘关系尤为极端的感觉。矛盾之处在于，对她的迫害恰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渐加速的社会以及文化融合进程重合。汉娜·迈耶不仅嫁给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还皈依了基督教，她跨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欧洲社会精英阶层留存的为数不多的障碍之一，而且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唯一希望保存的东西。
萨克雷在他的讽刺文章《势利人脸谱》（1846~1847年出版）中，将“巴黎、那不勒斯、法兰克福等地的沙尔拉赫·罗斯柴尔德家族”描述成“银行业势利小人”的典型，他们“把全世界收进了自己的圈子里”，摆出“君王般好客的姿态”并“用宴会招待全世界，甚至包括穷人”。这与现实情况相差并不太远。内森死后的第一个10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增加了社会与文化追求方面的时间，詹姆斯是一个先锋。首先，他们的住宅变得宽敞了许多，而且数量众多，不管是城里住宅还是乡下别墅。1836年，詹姆斯雇用一个建筑师、设计师兼剧院建筑商夏尔–埃德蒙·迪蓬谢尔翻修并重新装饰位于拉斐特街的住处，而且全部免费。翻修之后，它成为典型的百万富翁宫殿，并融合了奢华的古典装饰以及现代的舒适感。迪蓬谢尔诸多大手笔其中之一是文艺复兴风格的会客厅，里面全部用约瑟夫–尼古拉·罗伯特–弗勒里文艺复兴时的名画装饰（包括查理五世在西班牙，路德传教以及亨利八世的狩猎场景），巧妙地凸显罗斯柴尔德与美第奇（15世纪意大利著名银行家）平起平坐的掌控能力。（还有一个桌球室，里面用弗朗索瓦–爱德华·皮科所画的庞贝风格的壁画装饰。）但是这一切都是融合了现代化生活设备的复古主义。位于地窖的4个砖砌的烤炉为一楼以及餐厅提供了中央供热，各层都有顶楼水箱提供的自来水。地窖里还有4个封闭的垃圾箱，此外还有煤气灯——长着胡子的小雕像举着的小火炬。萨洛蒙位于隔壁的房子也进行了同样的翻修，詹姆斯1838年在更为现代的圣弗洛朗坦街买的塔列朗大厦也如法炮制。
效果显然令人难忘。1836年，詹姆斯举办了一次舞会，展示他重新装修的房子，海涅以羡慕的口吻描述了他口中的“金钱王朝的凡尔赛宫”：
这里的一切凸显了一个理念，即16世纪能够发明的东西以及19世纪能买到的东西；在这里，视觉艺术的杰作与罗斯柴尔德的才智交相辉映。整个宫殿和它的装潢一直持续了两年，开支数额据说非常巨大。每当别人问起这方面的事，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总是笑容满面……但是，人们必须钦佩实现这一切的鉴赏能力，它与高昂的代价一样不可或缺。
巴黎的一份日报《邦东》的报道更为传神：两栋连接在一起的建筑“似乎把《一千零一夜》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这样的奢华让那些不具备他们在那不勒斯、巴黎以及伦敦股票交易所掌控能力的人感到无比敬畏。”洛奈子爵羡慕地说：“盖壁炉架的是用金丝编织成的天鹅绒。靠椅的罩子是绸缎制成；四周的墙壁全部用刺绣、织锦以及金属织物覆盖，它们如此厚实、坚硬，自身都可以竖立；实际上，如果需要，移走墙壁的话，它们也能起到支撑作用。帘幕漂亮得难以置信；整个宫殿到处可见，两层的，三层的……每件家具都是镀金的；连墙壁也镀上了黄金。”奥地利外交官奥波尼，也参加了海涅所写到的那个舞会，似乎没那么容易被打动：他发现文艺复兴风格的室内装饰“并不适合巴黎的大厦；我更希望在一个城堡里看到它们。”但是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看到更好的仿制效果了”：
画作以金色描底，都是由杰出的艺术家创作，壁炉都经过了精心雕琢。椅子都是用镀金黄铜制成，靠背非常高，上方是珐琅质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柱人物。地毯、枝状大烛台、枝形吊灯以及用大量流苏装饰的帏帐，其用料都是金银——简而言之，每件东西都是相同的风格；镶嵌在瓷质底座上的座钟，还有用宝石和珍珠装饰的纯金花瓶。总之，它的奢华超出了想象。
这也成为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风格”——这种风格在此后的批评者看来，“囊括了它此前的所有最富有的元素……金色飞檐，绸缎做成的幕墙，精心编织并加了流苏的热那亚天鹅绒，大理石和镶木地板……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除了煤气吊灯”。
在现代人的眼里，所有煤气照明时代的镀金装饰显得过于沉重，但当时这是风行的一种时尚。“它绝对比他媳妇（原文如此）家的房子要豪华。”德·迪诺公爵夫人在参观了萨洛蒙的“殿堂”后报告说，“因为空间更大；它的奢华缺乏思想，但很有品位，完全是文艺复兴的风格，没有掺杂其他任何风格……在主会客厅里，靠椅不是用描金木头制成，而是用镀金黄铜造就，每把造价达1 000法郎。”年轻的迪斯雷利对此也表示赞同。“所有值得看的东西当中，”他1843年从巴黎向他的姐姐萨拉写信说，“首当其冲的是萨洛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家里举办的舞会——他的府邸装潢超过了梯尼黑所有的宫殿——仆人和随从的数量超过了梯也尔家族，菠萝多得像黑莓。这栋无可匹敌的宫殿，它的品位能够与它装饰的灿烂、奢华画等号。”他后来在自己的小说《科宁斯比》中，描写西多尼亚在巴黎的住所时借用了对罗斯柴尔德府宅的印象。
（这座房子）在他手里经过了如此大规模的翻新，最初的装饰……几乎一点不剩……大理石的台阶，从一个巨大的庭院升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它同时也是一个橘园和一个雕像走廊。室内的灯光独特、柔和，与周围的静谧，空气中漂浮的异国芳香融合在一起。雕像走廊通向一个内厅，它的风格截然不同；奇异、闪闪发亮、五彩斑斓；摆满了奇形怪状、谜一样的物品。
屋顶以蜂窝式风格雕刻和镀金而成，这种风格盛行于撒拉逊式的建筑；墙面覆盖了皮革，图案丰富鲜活；地板用了大量的镶嵌装饰，装饰许多真人大小的黑人雕像，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他们伸展手臂，拿着银质的火炬，它们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这个内厅里有一个大理石楼梯通向了一系列的套间。
诸多这些高大、宽敞的大厅主要由慕尼黑最著名的艺术家绘制的壁画装饰。三个主要的房间相互间只是用柱子隔开，房间里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幕帷，不过今晚都收了起来。每个房间的装饰物都充分体现了房间的用途。在宴会室的墙上，女神和英雄在西西里如画的风景中或湛蓝的爱琴海岸边漫步。天花板上的女神向宾客抛下花环……一个大会客厅里摆放了大量的垫脚软凳和安乐椅……
詹姆斯也花费了大量的钱翻修巴黎郊外位于费里耶尔的城堡，将它变成了一个艺术人士的乡间休闲场所。这里的主题是英国。建筑师约瑟夫–安托万·弗勒利歇尔仿都德风格建造了一个洗衣店；詹姆斯在1840年加了一个示范性农场，派房产负责人去英国学习一些经验。他后来增加了一个英国风格的奶牛场和一个砖窑以及英国造的机械，为庄园制造水管。那里同时还有一个马厩、一所骑术学校和一条跑道，当然不用说还有一间橘园和普拉西德·马西设计的一个新花园。当他的嫂子汉娜1842年造访时，她发现整个庄园“非常壮观”。奥波尼和利芬公主之类的贵族宾客两年后去了那里，却没那么容易被打动。根据奥波尼的说法——尽管能感觉到他的话里包含了一种贵族式的讽刺——利芬公主对詹姆斯和贝蒂在地上修建的“超级洗衣店”印象深刻。但是，当公主被领进自己的房间——过世的奥尔良公爵曾经住过这个房间——她抱怨床垫全都“又硬又湿”，因此它们必须“更换，烘干，打软，再放进来，再换”。奥波尼本人则对詹姆斯建造的马厩冷嘲热讽：“一个极好但完全被夸大了的建筑，而且还是路易十三时期的风格。”“可能它有点太漂亮了，”他调侃道，“这个宫殿某种程度上胜过了城堡本身。”这位高傲的外交官同时发现了池塘的缺陷，他认为它“太靠近房子了”，此外也缺少正式的花园和花圃。“公园和花园是不能分开的，”他不赞成地评价道，“这样一来，游戏直接进到了城堡的大厅。”但即便这么挑剔的宾客对于城堡内的装修“想不到还缺什么”：
每样东西都品位高雅，非常壮丽。有许多漂亮的画作以及不计其数的漂亮东西，大量用金银象牙制成的兵器、雕像与大口罐，上面还镶嵌了珍珠和宝石；古老漆器里的铜质、铁质和银质的小物件。然后是各种各样用宝石装饰的瓶子；接着是象牙、银和佛罗伦萨马赛克装饰的古董橱柜。客房的家具也都十分舒适，没有过分的奢华，但是配备了上好的地毯、长靠椅、靠椅、镜子、床、洗脸盆和大量的毛巾……
客人们还能够带去参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布洛涅和叙雷讷的城堡里的花园。在前者当中，花园一直不断地扩大，餐厅与一个用于夏天晚餐的橘园结合在一起。詹姆斯还增加了一个仿造的牧场，养殖了奶牛、鸡和外国品种的绵羊。尽管萨洛蒙很少去叙雷讷城堡，但他在那里花了不少钱。城堡进行了扩建和重新装修，四周增加了玻璃走廊。与他的弟弟詹姆斯一样，萨洛蒙也玩起了农牧业，他建了一个奶牛场，饲养的猎鸟数量也越来越多；但他最爱的是花园，他毕生都在扩充花园，后来增加了一个温室以及浇灌系统。威廉·拉塞尔勋爵于1843年造访叙雷纳时，他发现“自然向金钱低了头，在夏天结的果、开的花，都出现在春天”。两年后，据说詹姆斯从默伦向叙雷讷“移植了大量非常高大的成年紫杉树”，可能作为礼物送给了萨洛蒙。“每棵树，”《泰晤士报》惊讶地报道说，“需要11匹马才能拉动。这足以与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栽种的树相媲美。”
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也为乡村和城市里的住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尽管其规模赶不上法国。当迪斯雷利1843年出席汉娜在冈纳斯伯里花园举办的一个盛会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和一个抵得上一位意大利王子身家的别墅，尽管装修的品位和奢华只有旧时代的法兰西银行家才能与之匹敌……漂亮的庭院、亭阁以及带有路灯的小径”。如果小说《坦克雷德》当中，西多尼亚乡下的房子内部装饰部分以冈纳斯伯里花园为原型，这似乎比较有可能，它的一些地方与法国的罗斯柴尔德住所有所不同：
穿过一个大理石砌成的前厅，坦克雷德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它一半是会客室，一半是图书馆；精心装订的书卷，数量并不是很多，整齐地摆放在入墙的书架上；书架入墙就不会挤占房间的空间。这些墙壁粉刷得五彩斑斓，与圆圆的屋顶相得益彰，后者的装饰风格也大致相同。如果需要，一条紫色天鹅绒窗帘会遮住偌大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布满了花朵的阳台以及绿树成荫的花园；一张阿克斯明特地毯，无论是制造的色彩还是设计的图案，都与房间融为一体；大量奢华的坐椅；一张用象牙镶嵌成图案的大桌子上，有一个雕刻的银钟，它曾经属于一位教皇；一条美人鱼，她手里捧着的金色罐子，是一个墨水瓶；一些短剑被用做裁纸刀，一些法国的书刚刚送到；最近刚从埃及古墓中发掘出来的许多漂亮瓶子排放在孔雀石做成的架子上；一位政治要人的肖像，一位国王的半身像以及壁炉里的火光，与周围的一切让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种有趣而又舒服的氛围里……
如果这比仿文艺复兴风格、五星级的巴黎府宅还要舒服的话，就应该是刻意追求的效果。在英国的成员眼里，拉斐特街的房子似乎太大了。1830年路易斯告诉她父亲（萨洛蒙买下房子的第17天，她就去了那里）：“装修完成后，我想它将是最为豪华的房子，它无比巨大，几乎能够容纳三个家庭的人。”列昂内尔于结婚前夕在巴黎买了一栋差不多的房子时，也表露出类似的复杂感受：“可以……媲美任何宫殿；在巴黎，一个富人，不论是一个银行家还是一位王子，都会做同样的事，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这样的房子会显得有些荒唐。用做起居室的二楼十分奢华，前几天就花了如此多的黄金，这让人都有些疑惑了。”“这里的房子都十分豪华，”纳特两年后写信给列昂内尔说，“你知道这些，贝蒂婶婶的房间非常漂亮，实际上是太漂亮了。”
英国与法国的乡下住所有两个不同之处。詹姆斯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巴黎：无论是费里耶尔还是布洛涅都离巴黎很远。与他不同的是，他的英国侄子们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5年内，开始寻找比郊区的冈纳斯伯里花园更为遥远的乡村房屋。它仍能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乐此不疲：汉娜把继承得到的76英亩土地又扩大了33英亩，列昂内尔在1840~1873年间把冈纳斯伯里花园占地面地扩大了至少620英亩。但是，正如迪斯雷利在《科宁斯比》中称艾诺家族的房子一样，它并不“时尚”。最重要的是，它太接近城市，使得它的主人不能尽情地享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娱乐项目：狩猎。他们为冈纳斯伯里花园增加了占地面积的同时，也开始寻找更为遥远的土地，可能也是受到了他们的母亲汉娜对于德比郡两处房产热情描述的鼓舞。但是，对于“伦敦人”购买离伦敦如此远的土地仍旧有些不切实际；但是白金汉郡似乎具备了真正乡村生活的所有优势，而且距离适中。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出现在1833年，当时内森租赁一间房子作为避暑别墅。3年后，汉娜在艾尔斯伯里东北角的蒙特摩尔附近买了一些土地；1842年，迈耶受一则报纸广告的启发，在当地买下了几块农场，奠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乡村王国的根基。当时的安东尼正在巴黎出差，他对纳特的举动感到羡慕不已：“把钱投入到土地上没有害处。我如果知道一个好地方，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我希望这些天内就能找到一处。”
与他们的看法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乡村土地并不标志着他们资本家的“精神”出现了稀释，或与“封建”旧政权达成了某些妥协。列昂内尔是少数对他所探访过的贵族府宅不感兴趣的人之一：他认为霍华德城堡“是一个好地方，但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它实际上与布莱纳姆宫很相似，只是小了许多……总而言之，这个地方不值得去看”。他和他的弟弟们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事便是购买农场土地，如果他们不是将这些交易至少部分当做投资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形就有些反常了。当家族试图获得克莱斯罗的一处房产时，列昂内尔无疑经过了艰难的讨价还价。“我不会介意买下它，”他在1844年对弟弟们说，“33%的买卖将会给我带来3%的回报，那里周边有许多小地方，它值这个价，加上周边的土地可能会带来合理的收益率。”实际上，他和弟弟安东尼后来在蒙特摩尔南部购买的土地（当时白金汉公爵破产，第二年约翰·达什伍德爵士去世）是典型的罗斯柴尔德猎物：在市场最低点时买入。我们还将看到，在一个郡购买几处房产还有一个次要但同样出于实用考虑的原因：英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制度使得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变成了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有用工具。（根据一项记录，这也是他们的土地代理人霍伍德和詹姆斯建议他们只在一个地方买土地的原因。）直到19世纪50年代，兄弟几个才开始修建自己“堂皇的家”。
我们也看到，在法国和英国之外，作为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多少土地，是受到约束的。1830年之后，这些约束开始变得宽松。1841年，卡尔在那不勒斯附近买了皮尼亚泰利别墅，这座房子给他的女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人间的天堂，可以一览海湾与岛屿；坐落在著名的维苏威火山山麓，那里有最富活力的街道和皇家别墅那不勒斯肯辛顿花园。”但是在维也纳，购置房产还是比较困难；萨洛蒙继续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当然，他在别处拥有房产：巴黎和法兰克福。但是有个想法却正在酝酿中，萨洛蒙于1837年向梅特涅提交的“特别呼吁”中说，这个想法是有关“我们共同信仰族人的命运……如此多父亲的希望以及数以千计族人最高的期待。”当政府再一次拒绝解除任何形式的歧视，以防“公众……突然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正在筹划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萨洛蒙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梅特涅暗中告诉他，国王在经过考虑之后，愿意以特权的形式，允许个别犹太人在维也纳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王子与“宫廷犹太人”之间的老故事，国家收了犹太银行家的钱，进而给了他们特权。萨洛蒙并没有立即使用这个特权；直到5年后的1842年，他才向国王屈服。他希望在城里拥有自己住宅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允许他购买了星光酒店以及相邻的房子，他将这些房子拆除并重新修建。他承认，拥有住所以及随后获得了荣誉市民的身份，让他“在我的族人当中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例外，他们应该也享受到其他宗教信徒们所享受到的同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