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认为，萨洛蒙的这种妥协与家族其他成员在犹太人公民权问题上的立场相冲突，但是，与他们之前的迈耶·阿姆谢尔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犹太人的整体权利和个人特权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如果前者难以实现，那么后者是可以接受的。萨洛蒙并没有因为接受了梅特涅的条件而受到指责。实际上，他在英国的一个侄子就敦促他“得到梅特涅王子的允许，在波希米亚购买一处房产”。1843年，萨洛蒙接受了这个侄子的提议，尽管实际上住所就购置在邻近的摩拉维亚，他不仅希望国王批准他购买房产，而且还允许他可以传给后人。他再一次被迫用谦恭的语调，列出了他对于王国的各种财政贡献，作为“他坚决效忠奥地利国王的证据”，并表达了他自己“最热切的希望，期待能在一个统治者向他发出如此多支持信号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次请求同样得到了批准，其实萨洛蒙当时已经预订了摩拉维亚的房子。如当时一个官员解释的那样，萨洛蒙“社会地位如此有别于他人，他已经完全脱离了犹太人普通的生活环境；他高贵的品质和罕见的才智，使得加诸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法令用在他身上显得有些不合适。”大法官因扎吉伯爵更为直率，他认为：
人们热切地希望，罗斯柴尔德男爵把他的钱投入这个国家的房产中，从而更紧密地与奥地利帝国联系在一起；如果……他特别希望永久居住的国家拒绝向他提供特别的权利，会给国外的人带来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因为他在这个国家积极地参与（金融）活动已达数年，他通过大量重要的交易与征服建立了联系，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萨洛蒙除了在摩纳维亚的科里斯查购买了房产——加上他在维也纳的房产，总价达200万古尔登——他还在普鲁士购置了房产，在1842年买下了席勒斯多夫城堡。正是普鲁士这处房产所附属的权利引发的争议，让海涅在1846年提出了警告：“普鲁士贵族希望借普通民众之手，煽起反对‘特殊家族’（这个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众舆论。”
让人有些惊讶的是，鉴于法兰克福官方1814年之后要求犹太人重返聚居区的举措，“特殊家族”在法兰克福购置新的房产理应受到敌视，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遇到——这可能反映了法兰克福在1830年之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1831年，阿姆谢尔犹豫许久之后，最终委托在巴黎学习过的弗里德里希·伦普夫重新设计并扩建他的房子——当然是位于他心爱花园里的那座房子。伦普夫将原来像个立方体的房子改造成了带有中央塔楼的仿古别墅，增加了带有科林斯式支柱的两翼，并重新规划了花园，使其严格对称。这种混合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形式，是这个时期城内异教徒最为喜欢的一种形式，这反映了阿姆谢尔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自信——这与他刚得到这个房子时的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于这个房子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1844年，汉娜看望自己出嫁的两个女儿夏洛特和路易丝时，发现花园里又增加了“一个漂亮而且很大的橘园和许多种类的高大树木”。
认为自己与贝特曼和贡塔德家族平起平坐的另一个更为清晰的信号出现在1834年，阿姆谢尔当时在著名的蔡尔街34号购买了一栋4层的城中住宅。同年，安塞尔姆在附近的新美因茨街（45号）购买了一套类似的“宫殿”（实际上出自同一个建筑师之手）；卡尔于1818年在这条街33号购买的住宅比安塞尔姆的还要大，而且后来委托伦普夫又增加了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屋并扩建了房子。伦普夫后来还受迈耶·卡尔的委托扩建了他在1846年购买的缅因河岸的房子，不过此时，单纯的模仿已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目标。乌特缅因凯街15号——现在是法兰克福犹太人纪念馆——1821年，银行家约瑟夫·伊萨克·施派尔在一排漂亮的仿古风格的房子末端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让它与邻居区别开。（转手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后）伦普夫通过自己的改造，让它更加特立独行。尽管他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色，尤其是多边形的前厅，他把它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增添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东方特色（两个突出的窗，摩尔人风格的角柱和阿拉伯风格的栏杆）。这种设计效果领先于街上其余的建筑——也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生活中已经确立的主导地位。
在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法兰克福附近购置乡村的房产。1835年，阿姆谢尔在格鲁纳堡买了一栋乡村城堡；两年后，卡尔也购置了类似的房子。实际上，“城堡”有些夸大了这些房子的规模，它们占地面积为150英亩左右，相对来说只是中等规模。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人比他们的亲戚更富野心，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建造自己乡村房屋的家族成员，而不是简单地翻修已有的房子。这也使得家族内部对于审美方面的争论越来越多，在其中，英国成员（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和迈耶·卡尔的妻子路易丝）的意见完全未受到重视。
1840年，迈耶·卡尔委托伦普夫在冈瑟斯堡建造一座新的“乡村住所”。它的设计与乌特缅因凯街的房子并不相同，一楼和二楼用的是多利克式壁柱，再上面用的是科林斯柱式。“房子很大，装修结束后一定是个豪华的住所，”迈耶·卡尔的岳母汉娜在信里说，“但是地面以及花园不符合英国的品位。”她儿子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它将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大得足够把我们全部装进去”，花园会很“漂亮”，“但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大房子不是坐落在离城区10英里地方，也不是位于1万英亩的土地中间。”当安塞尔姆决定在格鲁纳堡建造一座新的“花园式房屋”时，出现了同样的争论。他妻子夏洛特无疑难忘在冈纳斯伯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她坚持新房子一定要以“完美的英国样式”来建造，并让她的兄弟从伦敦发去设计图。“我还在伊丽莎白式和乡村别墅式之间徘徊。”她告诉母亲，“她想要的是混合了哥特式、伊丽莎白式和其他各种样式的房子，”列昂内尔有些蔑视地报告说，“它不是一个宫殿，只是一栋尺寸比较大的房子。”但是她的建议显然遭到了否决。她和她丈夫最终同意的设计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房子，是卢瓦尔风格的城堡。四角有塔楼一样的尖顶，地板由砂岩铺就，加上栏杆、方尖石塔、螺旋形楼梯以及烟囱，整个是一座“折中”而成的大厦。唯一向夏洛特作出让步的地方是一个高高的仿歌德风格的砖塔，位于花园的北端——很明显带有英国特色。
精英追求
这种对于建筑风格的争议是内森去世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态度发生突变的一个标志。我们发现，1836年之前，内森和他的兄弟们倾向于用实用的眼光看待购置更宽敞住所的举动：除了更舒适之外，它们还能作为招待达官贵人的地方——并获得有用的消息或利润丰厚的生意。1836年之后，无休止的晚宴派对和舞会仍旧继续着。詹姆斯在1836年3月举办的舞会，展示他重新装修的住所可能非常具有代表性，海涅写道：“罗斯柴尔德的所有晚会上，宾客的名单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出席的都是名望响亮，或官衔很高的人，或漂亮优雅（的女士）。”当时的人都认同这一点：1830年之前，仍然有一两个复辟时代的贵族拒绝詹姆斯的邀请；“中产阶级王朝”出现后，住在近郊的那些贵族们就没有什么继续保持疏远的理由了。“出席的全部是巴黎的上层人士。”这是迪斯雷利对萨洛蒙1843年举办的舞会出席宾客的简要评价。詹姆斯给出的宾客名单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伦敦，罗斯柴尔德招待客人的活动也变得更为奢华，更为时髦。1838年7月，列昂内尔在冈纳斯伯里举办了一个奢侈的夏季舞会，他邀请了500多位宾客，其中包括剑桥、萨塞克斯、萨默塞特和威灵顿公爵。顶尖音乐家和歌唱家表演的音乐会过后，是丰盛的晚餐，接着是（按照摩西·蒙蒂菲奥里的描述）“一个盛大的舞会……在特地搭建的巨大帐篷里举行”。剑桥公爵一家在同年的9月再次赴冈纳斯伯里参加晚宴；5年后，他们出现在另一次舞会上，当时出席的还有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和萨克森–科堡的恩斯特一世。即便在法兰克福，最后的社会樊篱似乎也被打破。比如，1846年，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在那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舞会”。这个时期，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宾客名单中，能够见到符滕堡国王，勒文施泰因王子和维特根施泰因王子。迪斯雷利再次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这次是在小说《恩迪米恩》中）：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不仅大使和大臣的夫人们出现在了游园会、舞会、宴会和音乐会上，变幻无常的时尚界也像一个被突然推翻的国家一样举手投降。造访纳沙泰尔家族成为一种时尚；所有人都请求成为他们的宾客，一些请求显然徒劳无功。
这类描述出现的频率显示，罗斯柴尔德接待客人的规模和阵势从没有停止过迷惑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有抱负的作家，如迪斯雷利。在小说《坦克雷德》中，有一段对西多尼亚家里精美晚宴的描述：“餐具是紫色的塞夫勒瓷具；一头骡子驮来你的盐罐，或一个海里的女神用新鲜的贝壳给你盛来，或者你发现它躺在一只鸟巢里；每位宾客面前的盐罐都不相同……桌子的形状变换着，就如施了魔法一样，如梦一样轻柔。”在《恩迪米恩》中，他描述了在冈纳斯伯里参加的一个周末舞会。“星期天真是棒极了，皇族和股票交易所的人是常客；他们通常会得到机会接触到一些公众人物，有时能碰到财政大臣，或枢密顾问官。”晚宴上，一个名叫圣巴布——萨克雷的一个漫画人物——的阿谀奉承可以看出作家对主人大为赞赏：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族！”他说，“我之前对财富没有概念！你看到那些银质盘子了吗？我一只手都拿不动……它如此的沉。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盘子……但是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他接着说，“没人因此而妒忌他们。当我吃松露时，我觉得心里冒起了一股暖流，我必须向主人致以谢意……纳沙泰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如果我一年前就认识他的话，我肯定会把自己的小说献给他。他是那种能够立刻给你一张支票的人……如果你把小说献给一位勋爵，他最多会邀请你共进晚餐。”
说实话，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来说，这些场合被看做是一种责任——早期的一种生意款待——而不是一种快乐。“我们这里每晚都会举行舞会，”纳特1843年向他的兄弟们抱怨说，“你们不知道，一曲长的华尔兹之后，那些法国老夫人的汗味有多浓烈。”招待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晚宴也没多少欢乐可言：1847年4月30日，即便宾客中有荷尔斯泰因–格吕克斯堡王子、德文希尔公爵和霍兰德勋爵夫妇这样的人，奥波尼也注意到纳特的妻子感到“非常的头疼”。至于19世纪上层社会最典型的娱乐项目：扑克牌游戏——这似乎也是那不勒斯主要的娱乐方式——一段时间后，也变成了例行程序式的活动。家族的大多数成员对于每年在艾克斯、加斯泰因、维尔德巴特和基辛根的温泉中花费的时间也显然有不同的意见，泡温泉最初为詹姆斯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采用。尽管这是件“做过的”事，但詹姆斯对于接受一次“治疗”没什么热情，他似乎主要把它看做一种必要的治疗方式，每次生病或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后，他就会去泡温泉。年纪越来越大后，他更多地用这种方式来避暑，恢复精神。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措辞专横的信件呵斥在巴黎的侄子或儿子们，并坚持要求知悉生意上的任何进展。萨洛蒙在1841年对加斯泰因的“空气、山峦、瀑布和温泉”念念不忘，安东尼开玩笑说，温泉对詹姆斯的性欲有帮助；但是迈耶对维尔德巴特的反应更为经典。“你们不知道，”他在1846年向列昂内尔解释说，“这个地方多么无趣，要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泡完规定的次数，我早就冲出去了。”
不过，想冲出去的念头揭示了19世纪30年代另一些更为有趣的娱乐项目，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当时正在发掘。这些项目中，狩猎是早期的最爱。这里需要对三种不同的狩猎活动进行一下区分，不过它们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的嗜好。第一，用枪捕猎，对象主要是野鸡，这是詹姆斯19世纪30年代初在费里耶尔最常做的事。第二，狩猎牡鹿，这是19世纪40年代吸引他的英国侄子们前往白金汉郡的一个活动。最后，与狩猎有关的赛马，尽管这需要精心挑选马的品种并要加以训练——更不要说请专业的骑手了。
在这三种形式的狩猎活动中，第一种与19世纪20年代形成的社会交往模式联系最紧密。1832年9月，七月革命的余波仍在振荡，列昂内尔“陪同蒙塔利韦和奥波尼出去打猎，可能其余任何时候打猎都要比现在更有意思，但目前与这些人在一起能够听到局势的进展，而不是为了娱乐”。这种实用的方法也反映了他叔叔詹姆斯这个时期的态度，最明显的是在1835年，他为了招待奥尔良公爵一家，安排了一次“大屠杀”，猎杀了506只鹌鹑，359只野兔和110只野鸡。这是一种比较怪异的招待方式，不幸的鸟儿和野兔等都是特地买来的，每个贵客配备一名仆人、一只狗和一支枪。不可避免的，老练的猎人对这样的大屠杀会嗤之以鼻。卡普费格对费里耶尔的运动主题就大加鞭挞：“糟糕的狗舍，糟糕的猎犬，马跑了一圈就跑不动了，贪婪的猎场看守，廉价的游戏，鹿骨瘦如柴，仆人傻笑着，一点头脑都没有。”即便詹姆斯的侄子，都意识到狩猎招待有改进的空间。1843年，为了再教育他们的叔叔，他们邀请他前往苏格兰打鸟。“用枪打猎与我们习惯看到的方式不同，尤其与我们的叔叔在费里耶尔的那种方式更是不同，他在那里所有的游戏都是围绕他转，他只要开枪就行了。”列昂内尔有些尖酸地评价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跟在猎狗后面，寻找猎物；这样的游戏具有更大的刺激性也更累人。刚开始的时候，男爵（詹姆斯）显得非常急切，与猎狗配合得挺好，而且很幸运地打到了15只鸟，但是他很快就累了。那时我才有空开几枪，打到了与他差不多数量的鸟……行路有点累人，因为大多数地方的灌木齐膝深。
年轻一辈显然对“男爵”的狼狈举动暗暗发笑：纳特和安塞尔姆很开心地看到詹姆斯返回巴黎时“就像一个真正的高地苏格兰人，穿着格子呢绒衣服，手里拿双刃大砍刀，粗壮的腿露在外面”。
詹姆斯的英国侄子们喜欢的狩猎模式是骑马带着猎犬的狩鹿活动。可能是在迈耶的鼓动下，他们从1839年开始带着一群猎狗在艾尔斯伯里河谷狩鹿。正是这种新的爱好，促成了3年后蒙特摩尔的房屋买卖。到1840年的时候，“出去狩鹿”不仅仅成为吸引罗斯柴尔德男性成员的一项消遣活动，也吸引了他们的妻子前往白金汉郡，尽管直到5年后，他们才觉得做好了进行一次公共狩猎活动的准备。提及狩猎乐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记录来自纳特这个流放到巴黎的英国成员，他早期的信件提到了狩猎活动。“在那里，穿上皮革短裤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他1842年写信回家说，“我真想穿上一件，然后在布洛涅的灌木丛中飞奔——老托普（迈耶）会喊道，‘去吧，你这个伦敦人！’多写点有关狩猎的事，老托普跌进了肮脏的黑色水沟，H·菲茨罗伊怎么和你们一起带着猎狗出去打猎的——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来说，任何事都十分有趣。”同一年：“今晚我们将去艾尔斯伯里女士的家里。我宁可奔跑40分钟穿过河谷，也不愿看着她那张没有戴面纱的丑脸。”1841年，弗兰西斯·葛瑞特爵士受委托画一幅四兄弟骑马打猎的场景，四人穿着深红色的外套，戴着高高的帽子。实际上，四兄弟很少能够一起打猎。
这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认为狩鹿的爱好只是富家少年寻开心时做的事，不过它后经瑟蒂斯和西格弗雷德·萨松之手，变成了流传至今的一项运动。但是，纳特的一句话暗示了这种活动还有更多的含义。“骑术就像是王牌，”他在1840年劝告他的兄弟说，“不要让女王的人知道我们骑术不精。”在巴黎，狩猎不可避免地带有重要的社交意义：它意味着与贵族阶层的人混杂在一起，包括陪同骑手的那些随从。自己骑马越过白金汉宫所有的树篱和障碍门，这对于纺织品商人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来说意义重大。当然，这也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这是他们局限在犹太街的祖父难以接触，让他们的父亲不屑的一项运动。很可能，老一辈罗斯柴尔德成员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引起的疾病夺走了内森的生命。另一方面，纳特一次在骑马意外中受伤，也证明他父亲多年前就发出的一个警告：银行家与马匹是不相容的。
几兄弟涉足赛马领域也极为类似。我们从巴克斯顿那里获悉，内森曾经满足过他儿子对阿拉伯马的喜好，列昂内尔自己也坦白地承认，在巴黎学徒期间，他在马匹上面的花费“非常惊人”。但是，一直到1840年左右，安东尼才开始拥有赛马资格并参与赛马比赛：在那年，他的一匹赛马在巴黎获得了3月冠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时期罗斯柴尔德追求上流社会喜好的一个顶峰，当时巴黎最知名的赛马拥有者莫过于奥尔良公爵。他在1842年马车事故中丧生也让赛马领域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开放：如迪斯雷利那年10月所写的一样，“安东尼接过了奥尔良公爵对赛马场的赞助，并为各种比赛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杯，他的赛马经常在这些比赛中获胜。”仍然沉浸在河谷狩猎记忆中的纳特对弟弟的做法提出了异议，他警告说：“赛马都是一些难以对付的东西，当它们赢得比赛时，你会因为收获颇丰而欣喜若狂，但一旦输了，则完全是相反的情形……亲爱的托普，坚守深红色的外套而不是丝绸夹克，前者对健康更为有益，也没那么昂贵。”但是迈耶显然受安东尼成功的鼓舞，不久之后便在纽马基特建造了一间马厩，也正是他在1843年以深蓝色和黄色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征色。
投资艺术
投身野外并不是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在1830年之后发现的唯一乐趣。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新的快乐和威望源泉，便是赞助艺术；这方面，我们能够清楚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很多，而不仅仅是“模仿”贵族的习气。
当然，有一些人错误地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当成一个市侩的人。“如果我有罗斯柴尔德（那么多）的钱！”冈普利诺（海涅大约写于1828年的《卢卡浴场》草稿中的人物）喊道。3年后，海涅离开德国前往巴黎：
但它们对他有什么用处？他缺少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如未出生的小牛，对绘画的理解像猫，对诗歌的理解如阿波罗——这是我的宠物狗的名字。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了钱，他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什么是钱？钱是圆的，可能会失去的，但是教育却是永恒的……如果我将失去我的钱——但愿不要如此——我仍然是一个艺术、绘画、音乐和诗歌方面的行家。
15年后，他已经非常了解詹姆斯，他的看法也变得完全不同，尽管赞美的话藏在字里行间。此时，他承认：
詹姆斯已经有能力找到，甚至能够判断出大部分领域的顶尖从业者。他的这一资质可以与路易十四媲美；与他在巴黎的同僚们也确实形成了对比，后者喜欢将一堆庸才揽在身边，而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男爵身边围绕的似乎都是任何领域的杰出人物；即便他对一个主题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可能并不理解任何一个音乐音符；但是罗西尼一直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朋友。阿里·谢佛尔是他的御用画家……冯·罗斯柴尔德男爵丝毫不懂希腊语；但是希腊文化研究者列特络尼是他最推崇的学者……诗歌，不论是法语的还是德语的，也非常突出地代表了冯·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情感；尽管这对我来说……似乎男爵对当前的诗歌没有对过去的诗歌那样狂热，比如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等，都是已经过世的诗人、人类文明的天才，他们全都摆脱了尘世的束缚，远离了名利的需求，而且也不会要求在他的北方铁路中占一个份额。
我们也将看到，最后的评价所指的是海涅自己与詹姆斯的关系，但除了那个，上述这段话（1843年发表在《奥格斯堡汇报》）所写的詹姆斯很显然不可能对艺术毫无兴趣。即便詹姆斯自己不是专家，但是他欣赏专业人士——而这与市侩人士有着天壤之别。当另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作家（与海涅一样，也是皈依了其他教派的犹太人）此前一年在巴黎的晚宴上第一次遇到詹姆斯的时候，他的印象颇为切实。“我发现了他，”本杰明·迪斯雷利告诉他的姐姐，“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和粗犷男孩的快乐混合体。他很随和地跟我说，‘我想你应该认识我的侄子’。”用“粗犷男孩”来形容詹姆斯，最明显的原因是他说法语时浓厚的法兰克福口音，以及他与伦敦的哥哥一样的不容置疑的处事风格；而“法国花花公子”则是内在的詹姆斯，他通常喜欢带着一群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一个英国人于19世纪50年代在巴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德·罗斯柴尔德夫人……诗一样的住宅更像是富有艺术家的宫殿，而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府邸。”尽管处事风格粗犷，但詹姆斯内心深处有点像个审美家——甚至是个波希米亚人（极其脱俗）。从他的英国侄子们身上也能看到类似的特征，他们对于狩猎的热爱只是他们在账房高墙之外广泛爱好的其中一种。
正是在其他地方的墙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文化方面“代代相传”的效果立刻显现了出来——尤其是在他们自己房子的墙上，它们逐渐地被非常名贵的画作所覆盖。罗斯柴尔德成员购买的第一幅名画是法国艺术家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乡村新嫁娘》，这是典型的后洛可可风格乡村风情画作，詹姆斯早在1818年便将其收入囊中。格勒兹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喜欢的一个艺术家：詹姆斯1845年从费什主教房产拍卖会上买了他的另一幅画《拿花的小女孩》。列昂内尔开始他的艺术品收藏生涯也是从购买格勒兹的画开始的，他在1831年从拍卖商手里购得了他的《美德蹒跚》；他后来又获得了格勒兹的另外4幅画，包括《临别之吻》。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收藏了两幅，其中一幅是《幼儿园》。这些画作补足了这个家族的藏品，他们之前收藏的都是一些古董家具和装饰品，比如詹姆斯拥有的安托瓦内特书桌和塞夫勒瓷器。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的另一个艺术家是17世纪西班牙艺术家巴托洛米·埃斯特班·牟利罗，列昂内尔可能是1834年前往马德里时发现了牟利罗的画作。列昂内尔承认，他当时“花费了我所有的空闲时间……搜罗画作，它们数量众多，但珍品甚少。”到19世纪40年代末，列昂内尔、詹姆斯以及列昂内尔的母亲收藏了牟利罗的全部作品。
但是17世纪荷兰的艺术品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才最具吸引力。1840年，詹姆斯从乔治四世的收藏品中购得了伦勃朗的《领袖》，他把这幅画挂在拉斐特街的住宅里；他同时还藏有伦勃朗的《一个年轻男子的肖像》（挂在詹姆斯的卧室里）以及佛兰斯·哈尔斯的《一个贵族的肖像》。此外，他的收藏名单上还有安东尼·范戴克、彼得·保罗·鲁本斯、雅各布·梵·雷斯达尔和菲利普·沃弗曼的作品。1836年，列昂内尔在法兰克福购得了杰拉德·特·伯赫的《年轻女子与她的侍从》。一年后，他又在贝里公爵夫人藏品出售中买到了4幅沃弗曼的作品以及3幅范德海登的作品，其中包括《罗森达尔城堡》和《哈勒姆风景》。1845年，他又从乔治·鲁西手里购得沃弗曼的另外两幅作品以及皮特·德·霍斯的一幅作品。大约在1850年，德国艺术专家居斯塔夫·瓦根探访在皮卡迪利的詹姆斯时，后者的藏品包括了3幅迈因德特·霍贝玛的画作，3幅范勒伊斯达尔的画作，一幅波勒斯·波特尔的画作，一幅凯勒·杜·雅赫丹的画作，一幅亚当·班阿克的画作，两幅扬·韦南茨的画作和一幅阿德良·奥斯塔德的画作。他后来又增加了两幅尼可拉斯·贝甄的画作，5幅阿伯特·盖普的作品，包括他的《冰河的风景》，6幅范梅里斯父子的作品，两幅加斯帕尔·内切尔，3幅赫拉德·特尔·博尔希，7幅小达稚特·泰尔以及扬·戴维·德海姆、扬·惠瑟姆、拉赫尔·吕希、扬·韦尼克斯和彼得·居泽尔（Peter Gysels）的静物画。列昂内尔这方面的品位显然也得到了他弟弟安东尼的认同：1833年他购买一幅带有伦勃朗签名的作品，内容是一个护士和一个孩子与山羊玩耍，后来这幅画被证实是尼可莱斯·梅兹的作品，画上的签名是伪造的。1850年，他已经收藏了沃弗曼、泰尔尔、范戴克、鲁本斯和范奥斯塔德的作品。
集体性的“罗斯柴尔德品位”在这个时期形成并不是一件让人吃惊的事，这个家族几乎一致参与，他们彼此知会重要的买卖，并为彼此在不同的市场中进行买卖。1840年，詹姆斯要求安东尼“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处理掉伦勃朗的画”，而他“经过思考”后，决定不通过他的侄子买进一幅穆律罗的作品。1841年，他和他的侄子们试图确保一次重要的罗马收藏品拍卖在巴黎举行，而不是在伦敦。“我们想一起运作它，”詹姆斯在信里写道，“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漂亮的画作。”比较典型的是，当穆律罗的作品1843年在巴黎拍卖时，纳特考虑替他的母亲买下那些画，尽管最终他把画全部留给了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汉娜去世的时候，她的收藏品中包括了穆律罗、盖普和泰尔尔的画，可能全部是她儿子买给她的。此外，罗斯柴尔德成员在搜集宗教题材的作品方面有着很自然的相似性——这可能也解释了他们为何如此青睐荷兰艺术家的原因——尽管这远不是一条规则。有趣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购买了《旧约》场景的作品（比如保罗·德拉罗什的《摩西在芦苇丛中》），也购买了明显带着基督教特征的画作。1840年，列昂内尔从一个伦敦交易商的手里购得了穆律罗的《襁褓中的基督》。他后来又买了多米尼基诺的画作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的《圣母与圣婴》。詹姆斯则买了扬·凡·艾克和彼得鲁斯·克里斯蒂以及卢伊尼的一幅《圣女与圣子》。1846年，安东尼的岳父送了一幅范戴克的画作。但是，即便在开始收藏的初期，夸大罗斯柴尔德收藏品的和谐性也是错的。当纳特购买了委拉斯凯兹的《执扇女子》，他发现“画作有点像女人，每个人必须让自己感到开心，按照自己的品位进行挑选……这幅画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她的脸庞并不漂亮，尽管画得很好。”他的哥哥列昂内尔对18世纪的英国艺术家推崇有加，但詹姆斯对此却毫无兴趣。1846年，列昂内尔从佳士得拍卖行得到了约书亚·雷诺兹的《贝迪尔大人的肖像》，这是雷诺兹最早的一幅作品。后来，他又转而收藏托马斯·庚斯博罗的作品，1871年以1 500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后者的画作，第二年又从佳士得拍到了《谢里登夫人》。他同时还拥有乔治·罗姆尼的《爱玛》和《汉密尔顿女士》，以及威廉姆·毕奇和约翰·霍普纳的作品。对这些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一无所知）而且时间相对较近的个人作品有如此大的热情，确实让人有些吃惊，尽管这类作品在19世纪后期变成了抢手货。列昂内尔的弟弟迈耶也拥有一幅庚斯博罗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猎狐的场景——他也购买了克拉纳赫和提香的作品，当时其他家族成员没有收藏这两个人的画作。
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再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收藏品位。比如，很难想象威廉·蒂施拜因的《歌德在罗马乡村》（迈耶·卡尔于1846年购得）能够挂在巴黎或伦敦的房子里。不过，迈耶·卡尔对金银装饰物的兴趣远远大于画作。尽管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收藏此类物品——列昂内尔引以为傲的藏品中，有一件“莱克格斯酒杯”，古亚历山大或拜占庭的玻璃酒杯——但是他们缺乏系统性。到19世纪70年代，迈耶·卡尔积聚的“黄金物品”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 000件，在它们当中包括文策尔·雅姆尼策的“餐桌中心装饰品”，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件杰作——实际上是同时代的莱因霍尔德·瓦斯特斯仿制的一件赝品，不过那也是件杰作。
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他们当时的艺术品没有什么兴趣——尽管神话制造者们将这种漠视夸大了。詹姆斯因为一幅肖像画的讲价行为而与两名艺术家雅丹与霍勒斯·韦尔内交恶的故事似乎并不真实；韦尔内也不太可能在《通往部落之路》一画中，把詹姆斯画成那个懦弱的犹太人，因为后者与詹姆斯或其他罗斯柴尔德成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真实的情况（只有极个别例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同时代画作是他们委托画家给他们画的肖像画：比如，阿尔弗雷德·德·德勒笔下《驾马车的列昂内尔》（1838年），弗朗西斯·格兰特爵士画的《四兄弟狩猎图》（1841年），阿里·谢佛尔画的詹姆斯女儿夏洛特的肖像以及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绘制的《贝蒂肖像画》（1848年）——更不用说无数幅莫莱·奥本海姆画的家族画像，以及夏尔–埃米尔·卡普马丁、路易–阿米埃·格罗克洛德和希波利特·佛兰德林绘制的詹姆斯的肖像。
如果将收藏的一切行为仅仅归结为家族（或个人）的“品位”，这无疑是一个错误。“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吸引詹姆斯、列昂内尔这类人的不仅仅是因为严格的审美观点。著名的画作在当时远不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象征”来对待的，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投资形式，就如今天一样。詹姆斯全部藏品保价1 000万法郎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投资规模的一个衡量指标：1844年，这个数额相当于詹姆斯在家族资金份额的1/4。此外，市场相对活跃，法国革命带来的涟漪仍在荡漾：如此多的法国贵族被推翻，从而使得大量的私人收藏品流入市场，拍卖的方式也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也正是1830年的革命最终带来了贝里公爵夫人藏品的拍卖，她售出的藏品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收藏品的重要来源；1848年又进行了斯托大拍卖。尽管这类交易经常进行，但是对“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迈耶1843年购买伦勃朗的《执扇女子》花了1.27万英镑，比6年前银行家阿瓜多买入时的价格翻了3倍多，这一事实说明了这类作品的抢手程度。
鉴于他们巨大的财富，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能够买下所有人的作品，家族里的一些成员似乎也确实有此打算。迈耶1846年购买意大利的雕像时曾经说，“我们应该总是买最好的东西，而不要在意价格”，因为“最好的东西”只会增值。但是1848~1849年的政治动荡，导致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一样急速下挫，使迈耶对这个牛市的判断受到置疑。詹姆斯在晚年的岁月里竞买一幅画时，如果觉得价格过高，便会收手，任由别人买走。1860年，他出 3 000 金币竞买一幅鲁本斯的作品，但那幅画最终被别人以7 500金币的价格买走。“难以置信的价格，”詹姆斯评价道，“我没钱去买一幅开价1万金币的穆律罗作品”（尤其是20年前，他的《襁褓中的基督》才值3 000英镑）。当然，詹姆斯并不缺钱，但是作为强迫型的投资者，他不愿在市场最高峰时买入。
对音乐的热情
那时，艺术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装饰。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音乐的热情可能不太容易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19世纪一些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是众所周知的事；此举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这些音乐家对于舞会的成功必不可少。比如，1828年1月，内森便以伊格纳茨·莫舍勒斯的演奏招待了用过正餐的客人，莫舍勒斯是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导师。类似的，之前一年，卡斯特拉内元帅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明星演奏者是罗西尼；他是5年前经梅特涅介绍，认识了萨洛蒙。而且也有说法称——尽管学术界对故事的真实性存在争论——肖邦在巴黎的职业生涯便是从1832年在拉斐特街的一次演出开始的。他在1843年与他的学生卡尔·费尔茨克在那里再度出现，据说詹姆斯对他们的演奏十分“敬仰”。其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府宅中表演过的著名的演奏者包括门德尔松自己、弗朗茨·李斯特、钢琴家和指挥家查尔斯·哈莱以及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
但是，比他们作为演奏者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老师的角色。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成员尤为重要，她们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鼓励在琴键上玩耍（19世纪与现在的电视最接近的东西应该是钢琴了，唯一的差异是后者需要演奏技巧）。内森和他的兄弟们给自己的女儿们提供了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老师，这点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夏洛特的留言簿（她让老师写下一些音乐上的指导）上记录了他们中的许多名字：默舍尔出现在其中，门德尔松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文森佐·贝里尼，题献了1821年作曲的一首歌）、路易·施波尔提供了自己的一首歌）、罗西尼和贾科莫·迈耶贝尔（提供了一首叫做《罕见的花朵》的歌曲）。在19世纪40年代，夏洛特的导师还包括年迈的路易吉·凯鲁比尼和肖邦。罗西尼也为她写了一首厚达6页的钢琴独奏曲，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夏洛特的妹妹汉娜·迈耶也是一个接受过全程教育的竖琴演奏师，并学习了帕里什·阿尔瓦斯的课程；当她们最小的妹妹路易丝展现出对音乐的爱好时，罗西尼亲自教授了她歌唱课程。她对父亲说，罗西尼“性格非常随和，总是在我喜欢的时间和日期前来（上课）”。当两人3年后在法兰克福再次相遇时，她每天都跟着罗西尼上课。肖邦也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女性上过课：不仅包括内森的女儿夏洛特，还包括她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以及贝蒂的女儿——另外一个夏洛特。实际上，他还为这个家族的两个成员写了两首曲子。拥有如此富有启发性的资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努力地摸索作曲就不足为奇了：小夏洛特出版了4首比较短的钢琴曲、汉娜·玛蒂尔德则谱写了钢琴曲、一部管弦乐华尔兹和6部歌曲，谱写的对象包括维克多·雨果、特奥菲尔·戈蒂埃、歌德和朗费罗的作品——其中最成功的一首（《如果你不听我说》）由女高音歌手帕蒂在巴黎歌剧院演出。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雇佣音乐家演出和教课，他们还与音乐家一起参与了社交活动，他们喜欢音乐家的陪同。比如，迈耶贝尔于1833年与贝蒂和詹姆斯共进晚餐；1836年，罗西尼以朋友的身份受邀出席了列昂内尔的婚礼——“以增加我们宴会的庄重性”——而不是以一个演奏者或教师的身份。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全部的目的……就是前往法兰克福参加我最亲爱的朋友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婚礼”。在他们的一生中，詹姆斯与罗西尼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类似地，肖邦据说“热爱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这个家族也喜欢他”，他在1848年英年早逝，他的学生夏洛特保留了“一件让人动容的纪念物”——她亲手给他缝制的一个靠垫。与音乐家如此亲密的关系有些不合传统。当罗西尼一家在婚礼前不久与内森共同出席一个贵族参加的晚宴时，格伦维尔女士有些轻蔑地评述道：“我想这是罗西尼夫人……第一次出现在如此高贵的场合。”但是罗西尼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出现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婚礼的过程更为活跃。安东尼记述的李斯特在1842年给他私下演奏的故事具有启发意义，这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从这些19世纪浪漫主义巨星的演奏中获得了快乐，而且也从他们的陪同中得到了收获。“这个世界上最超凡的演奏家，”安东尼向他的妻子写信说，
看起来与传言中的一样令人好奇，（演奏中）他长长的头发有时会垂到脸上，但他的头猛地一甩，头发又全部甩到了后面；他大大的眼睛不停地打转，有时似乎在说“我神气吗？”大部分时候，他完全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当中。最亲爱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且健谈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亲切而又令人感到快乐的同伴。
音乐家也不仅仅通过他们的演奏施教和提供娱乐。作为回报，罗斯柴尔德家族很乐意向他们欣赏的音乐家给予一定程度的财务资助——通常是以个人银行服务的形式提供。老约翰·斯特劳斯1838年的英国之行由列昂内尔提供了部分资助；1842年之后，罗西尼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办理业务；尼科罗·帕格尼尼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将2万法郎作为礼物送给了柏辽兹；而帕蒂在阿根廷巡回演出时，从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借了4 000多英镑。即便音乐上极度反犹的理查德·瓦格纳据称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过银行业务方面的接触，他的第二个妻子在巴黎分行有一个账户。受惠人得到的特权比他们意想中的要好：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只给那些忠诚者和政治精英提供这些便利。这是他们对于自己与音乐世界的关系表示重视的一个迹象，可能只来源于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就像一个自力更生致富的百万富翁崇敬他的钱一样，音乐巨星对自己精湛技巧的极度爱慕也是19世纪的一个现象。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新贵（也都是外国人），内森在上述的宴会上与罗西尼夫妇的地位其实一样。实际上，19世纪最有名音乐家当中的许多人，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从犹太解放运动中获益。
受惠的作家
音乐家教授私人课程并参与演出。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19世纪的作家为广大公众写作，因此被认为能够脱离金钱资助的束缚。但是，作家们其实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受惠人——两个记录得非常详细的例子就是海因里希·海涅和巴尔扎克，两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与詹姆斯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由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列昂内尔与迪斯雷利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单独在后面讨论。）
表面上来看，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国王和大臣的心腹知己与这两位作家之间能走得如此近。仅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两个作家都是激进人士：海涅因为他的自由派观点而被德国放逐，而且他一生都对革命和民族主义事业保持了高昂的热情。与海涅不同的是，巴尔扎克从性情上来说还是个浪漫的保守派，他曾在1831~1832年间寻求参选成为波旁王朝的一名立法者，而且毕生都在用一种不那么献媚的笔触描绘七月王朝统治下的社会。从个人财务方面来说，他们都比较窘迫，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良好关系是有利益动机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时地把詹姆斯写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且他们所运用的方式，如果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肯定立刻冲去找律师（对付他们了）。但是詹姆斯明显很欣赏这两位作家，他与他们之间形成的并非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但似乎他希望他们是自己的朋友。没有其他事比这件事更能洞察詹姆斯复杂的个性了。
我们已经看到，海涅针对1830年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进行了非常锐利的评价。现在，有必要说一下他与这个家族的关系了。海涅是汉堡银行家萨洛蒙·海涅的侄子，他母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名银行家；1827年，他在伦敦有些偶然地遇到了内森——“一个肥胖的犹太人”。实际上，内森可能是“著名的商人，我希望成为他的学徒”，但内森认为他“没有经商的潜质”。但是，到1834年，他与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现存的许多逸闻将海涅描绘成了詹姆斯男爵家中可以肆意开玩笑的人。当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跟海涅（和罗西尼）共进晚餐时，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很明显，主人们畏惧海涅，他则利用这种畏惧，抓住每一个机会狡猾地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不关注某些人，就不应该与他们共进晚餐。如果你轻视某个人，也不应与他共进晚餐。实际上，这次晚宴之后，我们的熟悉程度并没有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