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帕策提及的尖刻言语，常常使得詹姆斯成为海涅身边迟钝的滑稽剧配角。“海涅，”他问，“你能告诉我为何这种酒叫做‘拉克利玛·克里斯蒂’吗？”“你要做的就是翻译（我的话），”海涅回答说，“当基督看到富裕的犹太人能够买得起这种好酒，而如此多的贫困家庭却饥渴难耐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chenil’的？”詹姆斯欢迎宾客入到家中时说道。“难道你不知道‘chenil’意思是狗窝吗？”海涅说道，“即便你如此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广而告之啊！”詹姆斯辩称尽管塞纳河污秽不堪，但它的源头却非常干净，海涅则回答道：“是的，男爵先生，而且我也听说你过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有一个人表达了非常想见詹姆斯的愿望。“他只是想去了解他，”海涅讽刺道，“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他。”
按照海涅对于詹姆斯更为尖刻的报道来看，这些讽刺话语看起来似乎挺合理的。但是，现存的信件却表明了两人之间其实一直是截然不同的关系，海涅越来越多地扮演了谦恭乞求者的角色，希望得到詹姆斯慷慨的资助。我们也看到，海涅对詹姆斯最初的一些描述出现在《路德维希·博恩》一书当中，他在其中认为詹姆斯金融资本的增长使得他变成了与黎塞留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社会“革命者”。尽管这三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说还是有些夸大了詹姆斯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是要羞辱詹姆斯。让人吃惊的是，海涅对自己的冒昧之举感到非常不安——很明显，提及的是他与詹姆斯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他采取了一些警戒措施，寄了一份证据的复印件给了詹姆斯的妻子贝蒂。“到你手里的是我的一些‘犯罪事实’，它们让我很不安。”他在信中写道，“我还能在你们面前出现吗？……或许你们会用一个微笑宽恕我。对于我自己，我如何苛责自己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一个隐藏了如此多高尚情感和善良意愿的家族，我竟然如此评价，尽管没有恶意，但方式极不合适。”
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海涅公开否认自己是《每日》专栏中一些恶毒言论的始作俑者，这些言论针对的是詹姆斯举办的一次舞会。19世纪40年代初，在他发表于《奥格斯堡汇报》的文章里，一再重复地赞美詹姆斯。比如，将詹姆斯与其他诸如贝诺伊特·福德等银行家进行了有利于詹姆斯的比较，并表扬了他的博爱工作。最令人感到不适的——依稀带着玩笑的成分——颂扬出现在1843年6月出版的文章（后来收录进他的《鲁特西亚》一文）中，他将詹姆斯与路易十四相比，认为他发掘他人潜质的能力高人一等：“为了确保不带来冒犯，我今天要把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比为太阳。我可以做到这点，首先，这不会花费我任何代价；第二，我现在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点，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向罗斯柴尔德表达了敬意，以获得他的金色光芒带来的温暖。”几个月后，海涅除了颂扬詹姆斯之外，又做了其他的“贡献”：他的出版商坎佩给他寄了一份猛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手稿——激进共和派人士腓特烈·斯迪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与交易》一书。海涅回信说，如果手稿能够压住不出版，将会得到回报，“罗斯柴尔德先生在过去的12年里一直向我提供这样的回报，要这件事能够完成。”
后来的许多作家认为海涅这个时期友好地对待詹姆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财务。但是1845年之前，没有任何詹姆斯向海涅提供财务资助的记录，因为当时的海涅无须此类帮助。实际上，《鲁特西亚》一文中，紧接着詹姆斯与路易十四对比的那段文字，其主要观点就是，海涅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愿加入围在詹姆斯身边的乞讨人群里：
如果我能够自信地说，这种疯狂的崇拜对可怜的太阳来说是一种苦恼，他得不到一丝喘息的机会……我真的认为金钱对他来说更像是诅咒而非祝福；如果他的心肠更硬一些，他或许能够忍受少许的不适……我建议每个急需用钱的人去找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并不是（让他们）从他那里借钱（我怀疑他在这方面是否有过慷慨之举！），而是让他亲眼看看金钱能够带来的痛苦。
海涅认为，詹姆斯备受折磨“是因为他有太多的钱，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钱全部流进了他巨大的口袋里，因为他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他的周围挤满了向他伸出双手的饥民和窃贼。这些手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险！”海涅然后讲了一个笑话，在其中，他变成了一个捧哏者，而詹姆斯则是一位智者，“‘您近来怎么样？’一个德国诗人有一次问男爵先生。‘我快疯了。’后者回答说。‘我才不相信，’诗人说，‘除非你开始往窗外扔钱。’男爵用一声叹息打断了他的话，‘准确地说，那就是我发疯的事情：我有时没往窗外扔钱’。”
当海涅10年后把最初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集结收录进《鲁特西亚》一文中时，他又在这个笑话里加了一些附注。
我曾经慷慨帮助过的那个可怜人听到我说将来自己可能钱不够用的时候，嘲笑了我。我不是与各类百万富翁都有联系吗？百万富翁中的“总司令”（罗斯柴尔德）不是称我是他的朋友吗？我一直没能让我的客户弄明白的一点就是，这位伟大的“总司令”之所以称我为他的朋友，是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要过钱。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我们的友谊早就画上句号了。所谓莫逆之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得到我帮助的可怜笨蛋认为从富人那里得到东西很容易。他们从没有像我那样看到过那些钱箱上重重的枷锁。
要了解这些论述的重要性，有必要了解一点海涅当时的财务状况。在叔叔萨洛蒙·海涅1844年12月去世之前，海涅每年从他富有的亲戚那里获得 4 000 马克的补助。萨洛蒙·海涅的遗嘱留给海涅一笔多达8 000马克的遗产，但是他从侄子卡尔那里获得的补助比之前少了一半，这使得海涅家族陷入了持久而又尖锐的争吵当中，一直到1847年，这种状况仍未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个时候，海涅第一次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财力资助以及他们的友善帮助。刚开始时，他只是寻求投资建议，但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他逐渐地要求得到金钱上的资助。1846年，詹姆斯让海涅一起参与投资铁路股份，他赚了2万法郎。第二年，詹姆斯又给他的“朋友”提供了新发行的法国政府债券业务中“最优先待遇”。但是，到了1852年，海涅的言语中已经透露出“乞讨者”的意味：
无论何时，当你巨大的业务获得收获时，你不仅让你家族最亲密的朋友，也让诗人的孩子们分享一些甜头。现在，当你再一次占据巨大企业的领导地位，从革命的风暴中以一个胜利者，更多的则是以一个百万富翁的角色出现时，我冒昧地提醒你，我还没有死，尽管我的情况很难被称为“生活”。
当他的请求得到满足后，海涅有些感伤地感谢了“你最近的仁慈……上帝很明显会祝福你，你签订的任何合约都会给你带来好运”。3年后，他再次向安塞尔姆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请求，希望获得新成立的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的股份，他的这一请求同样得到了满足，得到了100股份。海涅的感谢信——夹杂着阿谀以及尴尬——表明他发现减少“乞讨”是多么艰难。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便去世了。
在这其中，詹姆斯的妻子贝蒂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海涅在19世纪30年代与贝蒂的关系或许可以描述成优雅的暧昧关系。他们在詹姆斯的布洛涅城堡中第一次相遇：海涅回首往事的时候，在写给贝蒂的一封信里说：“那是在布洛涅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神奇的魅力。”那次会面一定发生在1834年之前，当时海涅寄了一本他的新书《沙龙》给贝蒂，他在书上的署名是“你忠实的受惠人”。一年后，他向一个朋友描述贝蒂时，称她是他在“巴黎最早的资助人”。当他在信中承诺将拜访她时，他禁不住加上几句，称她“美丽的笑脸”一直“停留在他的记忆中”。海涅也不仅仅在私人信件中表达这类赞美之情，还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称赞她“不仅是巴黎最漂亮的女子之一，还因为她的智慧和学识而出类拔萃”。历史学家从少量的文字资料中搜寻这种吸引力的程度以及这样一种关系的真实面貌，基本上是徒劳无功；这些言行似乎只是对一个资助者妻子的正式恭维。“我有一天偶然发现，”海涅于1840年写信给贝蒂说，“我所认为只是聪明、善良的漂亮女士，还拥有一个伟大的灵魂。詹姆斯男爵实际上是最富有的人——但不是因为他的钱……请相信我，男爵夫人，我对你们家族产生兴趣，并非如常人那样（冲着钱去），请接受我的保证，我会奉献我的余生。”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两人的友谊开始褪色。他继续给她寄他的书：1847年，寄了《阿塔·特罗尔》和一首名为《天使》的诗，后者的灵感可能来自于贝蒂；1852年，寄了《论浪漫派》；两年后寄了《漫谈》，1855年寄了《诗歌与传奇》。但是，他们很少再碰面——如他所说的那样，她对他变得“疑心重重”——可能是由于海涅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可能是由于他不认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就如海涅自己预言的那样，他对于金钱的需求毁了他们的关系。
海涅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和巴尔扎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对比十分明显；实际上，他们像是彼此的映照。当海涅担心詹姆斯可能迁怒于他的作品时，巴尔扎克则欢快地用嘲讽的笔调刻画了詹姆斯，而且只敷衍地表示自己不是嘲讽后者。当海涅儒雅地讨好詹姆斯的妻子时，巴尔扎克试图将自己的一个老情妇“推销”给海涅。而当海涅对于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取股权而感到备受折磨时，巴尔扎克则欣然地从詹姆斯那里借钱，并尽可能地拖着不还，越久越好。在一段著名的旁白中，巴尔扎克描述了1837年在大街上遇到海涅和詹姆斯的情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全部的精神以及金钱（的化身）。”让他更感兴趣的是后者，尽管带着强烈的自大色彩，他一直坚持错误地把詹姆斯的姓拼写成“罗斯特柴尔德”（Rostchild）。
詹姆斯与巴尔扎克第一次碰面是在1832年的艾克斯。詹姆斯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睿智的作家，他结合了拜伦的内在品位和狄更斯的外在特性。詹姆斯立刻给巴尔扎克前往意大利的计划提供了资助，提供了一份写给卡尔的介绍信，并用他的信使送到了那不勒斯。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听到巴尔扎克的任何消息，詹姆斯写信提醒巴尔扎克自己对他的资助，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并责备他回到巴黎也不拜访他们。两年后，在维也纳，巴尔扎克利用詹姆斯的这种好意，从萨洛蒙那里借了500法郎，而担保人则是他在巴黎毫无戒心的出版商。同年11月，他与另一个出版商谈判时，似乎也要求贝蒂提供过类似的担保。
两人的关系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1842年，巴尔扎克给詹姆斯提供了一些票，观赏他的话剧《奎诺拉号的消息》（描写的是一艘蒸汽船的沉没）。两年后，他又将《实业家》献给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先生/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和银行家”。作为回报，詹姆斯将巴尔扎克的情书转给了后者正在追求的一个波兰女伯爵，并且在她前往那不勒斯的时候，帮助她通过海关。更为重要的是，詹姆斯于1846年向巴尔扎克提供了北方铁路150股股份，支付完首期款后，巴尔扎克从詹姆斯那里又借了1.7万法郎，将自己的股份作为抵押。他还以未婚妻在波兰的房产作为抵押，借了另一笔钱——大约为5万法郎——用来在福托奈街购买一栋大房子。当他1846年准备前往波兰时，他甚至请求詹姆斯帮忙把他之前的女仆（也是他的情妇）安置到一个邮票店里，因为那里比较安全。值得引用巴尔扎克对一次谈判的记录，因为它彰显了詹姆斯应对粗俗玩笑的能力：
罗斯特柴尔德……问我“她”漂不漂亮，我是否跟她发生过关系。“发生过121次。”我告诉他，“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她，我会把她让给你。”
“她有孩子吗？”他问道。
“没有，但你可以跟她生几个。”
“对不起，我只保护带着孩子的女人。”这是他逃避的方法。如果她有孩子的话，他就会说他从不保护不道德的人。
“您真的认为，男爵先生，你可以跟我抠字眼？我是北方铁路的股东！我将给你写张便条，你就会全心照应我的生意，仿佛它是价值40万股的一条铁路。”
“这怎么可能？”他说，“如果你能让我这样做，我就会更加敬重你。”
“你会做的。”我告诉他，“否则，我会让你的妻子任由你放纵，然后再死死地盯着你。”
他大笑了起来，倒进靠椅里说：“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认输，生意简直要杀了我。你写便条吧。”
于是我写了便条，然后去看望詹姆斯夫人。
巴尔扎克可能认为他那年寄给贝蒂的作品全集，偿还了詹姆斯之前提供给他的所有资助。
但是，我们也将看到，1847年之后，詹姆斯难以再纵容他的债务人，不管涉及的金额有多小，也不管债务人多么幽默。1848年10月，巴尔扎克——此时隐居在威尔卓尼——吃惊地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接受巴尔扎克从其他银行家那里开出的2 500法郎的汇票。巴尔扎克认为，这意味着詹姆斯将要讨要他所欠的1.7万法郎，由于担心詹姆斯会从别人寄给他的汇款里扣除所欠的债务，这位作家想出了一个蹩脚的作弊方法：他让一笔3.1万法郎的汇款不直接寄给他，而是寄给他的母亲，而且用的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这一策略显然未能奏效，到1849年2月，巴尔扎克有些抓狂地试图用另一个银行家的汇票支付北方股份的下一期款项。“你不知道，”他在那年3月暴怒地写信跟母亲说，“欠罗斯柴尔德的那1.7万法郎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困扰，限制了我所有的行动。”巴尔扎克并不是仅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败家老手，他经常能够洞察债主的想法。“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承认，“就如暴雨之后的海狸，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修补工作中去，1848年这一年给它的金融业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等到他1850年夏天回到巴黎时，正常的金融业务已经得以恢复：6月11日，也就在他因一连串小病去世前的两个月，巴尔扎克仍在安排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买入100股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他去世后，跟在他灵柩后面的，除了詹姆斯，还有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和一群巴黎的文人墨客，就好像从他的《人间喜剧》当中冒出来的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32年后还帮了巴尔扎克一个忙，他们从他的遗孀手里买下了福托奈街的房子，价格则是巴尔扎克当时所付金额的10倍。
缺乏想象力的现代学家倾向于怀疑詹姆斯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银行家纽沁根的原型。他们指出了两者明显不同的地方：纽沁根据说来自于阿尔萨斯，他是一个皈依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的儿子，他没有兄弟，相对于詹姆斯来说也太老（1829年时已经60岁），只有一个女儿等。但是，巴尔扎克于1844年告诉未来的妻子说，詹姆斯——“金融封建主义的伟大男爵”——“跟纽沁根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甚至比后者更坏”。如果仔细阅读巴尔扎克巨著的相关章节，就能看出纽沁根身上闪现着詹姆斯的影子。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家能够比詹姆斯更适合当作原型，尽管增添了虚构成分，但纽沁根就是詹姆斯，至少巴尔扎克如果不认识后者的话，也不可能塑造出前者。
纽沁根第一次出现是在《高老头》一书中，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商人葛朗台的女婿，他娶了葛朗台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儿的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出生于德国的银行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男爵头衔”，操着一口浓重德国口音的法语（比如，某某事的“quelque chose”在他嘴里变成了“keke chausse”），居住在拉泽尔街，“那些灯火通明房子中的一个，带有细细的柱子和狭小的门廊，典型的银行家的房子，里面摆设的全部是昂贵的装饰品，楼梯平台用大理石镶嵌而成”。在这样早期的具体刻画中——以及他第二次在《塞沙·皮罗多兴衰记》一章中露面——纽沁根的形象粗俗而且无情。当破产的香水制造商皮罗多最终获得和他面谈的机会时——还是在上述拥有“高级楼梯”和“奢华房间”的房子里——却被迫接受一次令人困惑的交谈，最终被引荐给了另一个来自蒂耶的银行家，而这个人恰恰是导致皮罗多破产的“罪魁祸首”。巴尔扎克也再一次凸显了纽沁根糟糕的法语发音：“精明的男爵为了背弃自己许下的诺言，一直保留着可怕的德国犹太人口音，那些德国犹太人总是吹嘘自己能够讲法语。”
欺诈性操作手法在《纽沁根银行》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在其中，对纽沁根的出身和发家方法也进行了说明。巴尔扎克认为，纽沁根成功的关键是制造一系列自己破产而停止还债的假象，借此迫使他的债主接受贬值的股票抵债。他在1804年和1815年耍了两次这样的把戏，他准备实施第三次也是最具野心的阴谋，它的代价是牺牲一个年轻贵族以及一个阿尔萨斯银行家的遗孀和女儿，而他（纽沁根）正是从那个银行家那里赚到了第一桶金。很自然地，由于涉及犯罪，巴尔扎克小心地确保他的角色与罗斯柴尔德截然区分开：因此纽沁根被描述成“某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毫无斗志”，而且据说“私下里非常妒忌罗斯柴尔德兄弟”。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难以抹杀的。比如，他的第二个大阴谋就是在滑铁卢战役前大量买进基金。对纽沁根外形的描述也是话里有话：“像个立方体，肥胖，像一个沙袋那样沉，如一个外交官那样笨拙。纽沁根手段严厉，冷酷的脸上从没见过笑容；他的死并没有公布，反而隐瞒了起来；他是不可理喻的。”纽沁根可怕的金融影响力也具有启发性：“他的天才头脑让他拥有了一切。这个金融大亨将副手卖给大臣们，将希腊卖给了土耳其。对他来说，商业是……所有杂耍的汇聚，是各种专长的结合。”有一次，纽沁根甚至与内森一样被拿来与拿破仑相比。而且，可能最为直白的一点，纽沁根据说“通过七月革命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贵族，荣誉军团的一个高级军官”——后面那项荣誉，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确实从路易·菲利普那里获得过。
当然，《纽沁根银行》并不是对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进行了一个真实的刻画。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讽刺19世纪30年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纽沁根这个人物提供了一个例证。它潜在的“寓意”是“债务人比债权人要强势”，它最让人难忘的段落总结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黄金时代的真实规则”，这些规则使得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何政治“左派”人士在巴尔扎克去世以后试图将他归为自己阵营一分子的原因：“社会中存在着恣意妄为的行为，如果某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这种行为，那就是犯罪，但扩展到对无数个人实施这种行为，罪行就被清除了。就如一滴氰酸在一大桶水里消失于无形一样。”
但是这远不是巴尔扎克对纽沁根最后的评语。在《交际花盛衰记》中，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一个厌世的老头爱上了他在万塞讷森林里见过的妓女。实际上，她是人格卑劣、野心勃勃的吕西安的情人，吕西安本人受犯罪头子伏脱冷操纵，三人试图从陷入爱情陷阱的纽沁根身上敲诈100万法郎。巴尔扎克再一次抓住机会，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浪漫批评：“所有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要么归功于幸运的发现，要么得益于合法的盗窃……1814年的宪法宣告了金钱的统治地位，成功地变成了无神论时代的超级准则。”但是，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现了如此多罗斯柴尔德的影子。纽沁根在文中被形容成“金融界的路易十四”。实际上，巴尔扎克对于纽沁根作为资助人的描述， 与海涅在《鲁特西亚》中所用的词句几乎一模一样（如此相似，似乎有剽窃之嫌）：
德·纽沁根先生，一个纯粹的银行家，除了计算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创造能力……他只相信确定的价值。对于艺术，他会用钱让专家们给他弄到这些东西；一旦需要建一栋房子，做一次体检，需要得到某些赝品或一处物业，他就找最好的建筑师、最好的外科医生、最杰出的书画和雕像鉴定师和最好的律师。
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对纽沁根给予了同情，这意味着巴尔扎克与詹姆斯日益增长的友谊产生了影响。纽沁根知道自己是在愚弄自己：“在这个年纪陷入爱河，我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又能如何呢？任由天命吧！”当她拒绝了他进一步的请求后，他恢复了一些尊严，用非常完美的法语给她写了一封优雅而又充满情感的信。
[1] 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产石油。——译者注
[2] Medicis，15世纪掌握整个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贵族，家族成员多是实力强大的商人和银行家。——译者注
[3] Machiavellian，意即狡猾的。——译者注
[4] gulden，古金币。——译者注
[5] Star of David，即犹太教的六芒星。——译者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
顾锦生 何正云 译
序
如果我们把1789~1848年间看成是“大革命时代”的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间发生的政治剧变，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的政治剧变有点像1830年的情形，但规模远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响的那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成自由落体式下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里，这种债券占了很大的比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损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将他们设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银行带向了破产的边缘，迫使他们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设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银行——进行救援。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大难不死，并成功地挺过了1815~1914年间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其间所爆发的革命。事实上，如果他们没能挺过来，那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嘲讽：因为要是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
最初发端于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藩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开始他们那非凡的、史无前例的，而且空前绝后的经济起飞。在1789年之前，迈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整个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种族歧视法律的重重限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耕以及武器、香料、酒类和粮食的交易。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节庆日不得离开聚居区。此外，他们还受到了税收歧视。无论迈耶怎样努力工作，他起初作为金银币经销商之后又成为纸币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当法国向德国南部发动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犹太人街，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这主要得益于迈耶对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追随者卡尔–冯–达尔伯格的经济影响力。在法国人及其支持者被驱逐之后，无论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怎样努力，过去种族隔离式的居住和社会限制体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复。
另外，这些革命战争把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机会呈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由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出现冲突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呈现节节上升的趋势，交战各国的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同时，战争对过去建立起来的贸易及银行格局的破坏也给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提供了很多发挥空间。就这样，拿破仑驱逐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的决定，使迈耶（自1769年起出任威廉王子指定代理人）成为威廉王子的资金管理人，负责替他收取那些瞒过了法国人的资产所赚取的收益，并用这些钱进行再投资。这可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法国警察对迈耶的活动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曾多次审问他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遭到起诉。利润和风险是对等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掌握了保守秘密的艺术。
同时，革命和战争也给了迈耶专横跋扈的儿子内森崭露头角的机会，他整天忙于从曼彻斯特运送英国纺织品到为英国的战争准备提供资金的伦敦金融城。要是在平常的情况下，内森无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布匹商人：他通过压低价格来扩大销量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远大志向以及极强的能力无一不是惊人的。（“我不看书，”他在1816年告诉他的兄弟们，“我不玩牌，我也不去戏院，我唯一的兴趣是我的生意。”）英国与法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所带来的环境，特别有利于那些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所进行的封锁，在增加了贸易风险的同时，也为像内森这样愿意去突破禁运的人，提供了潜在的高额回报的可能。法国政府允许英国金条通过英吉利海峡的天真想法给予了内森更多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在1808年，他从曼彻斯特搬到了伦敦，因为在阿姆斯特丹被拿破仑占领后，当时的伦敦已经确立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让内森能跨越式地跻身于商业银行家第一集团军的“妙招”，是用威廉王子在英国的投资来支撑他自己的生意。1809年，内森获得了授权，可以用威廉王子现有资产组合所获取的收益购买新的英国债券。在此后的4年中，他所购买的债券总值超过60万英镑。要是在正常的时期，这可能已经使内森变成有名的基金经理人。在战时的动荡时期，内森可以将威廉王子的债券当做自己的资本。不知不觉间，这位被放逐的威廉王子成为一家新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匿名股东。（而他的大臣布德鲁斯则是法兰克福银行的自愿投资人。）因此，在1813年的时候，内森有能力在英国政府倾囊相助威灵顿将军抵抗拿破仑的倒数第二次战役时，向英国政府提供服务。这就是卡尔在后面说到的“这位老人”——指的是威廉王子——“给我们带来了富贵”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他们或许更应该感激这个行业以及他们自己 “老人”的聪明才智。是迈耶·A·罗斯柴尔德在1810年设计的合伙制，将家族的男性谱系结合在了一起，长达4代，同时又严格地将女性及其配偶排除在外，使家族企业保持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活力。这个制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几经修改，但其精神实质得到了保留。还是迈耶·A·罗斯柴尔德教会了他的儿子们这些精明实用的生意信条，例如，“最好的生意伙伴是陷入困境中的政府，而不是被幸运眷顾着的政府”；“如果你不能够被人爱戴，就要让人畏惧”；“如果一个高层人士与犹太人成为（金融）伙伴，他就属于犹太人”。最后这条来自于几个兄弟长期以来通过送礼、贷款、投资红利及毫不掩饰的贿赂与政治实权人物保持交往的实践。最为关键的是，迈耶教会了他的儿子们团结的价值：“阿姆谢尔”，他在1812年临终前告诉守在床边的长子，“只要你能让你的兄弟们不分开，你们就会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30年后，他的儿子们仍然在重复着这句箴言，而此时，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发生在1814年和1815年的那些军事行动，把我们带入了金融史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在这期间，内森和他的兄弟们不仅为威灵顿将军，同时还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们筹措了数额巨大的金条。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的信用用到了极致，有时候甚至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为了获取政府的佣金、利息收入，为了从汇率和公债红利的波动中获取投机收益，而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搭了上去。仅在1815年，内森与英国政府的来往账目就接近1 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称内森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朋友”时，他采用的是一种史诗般的低调陈述修辞手法。正如其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述的，这是一种拿破仑式的金融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拿破仑的军事统治就不会被推翻。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 Borne)很客观地把这几个兄弟称为“理财能手”；而内森被萨洛蒙称为几兄弟的“总司令”。尽管当法国人在滑铁卢遭到惨败时——战争结束得远比内森当初预见的要快很多——他们已经濒临破产，但在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几乎是与此同时，内森开始着手一项也许算得上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大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1]。由此，他搭上了政府战后稳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快车，而且恰好在市场见顶之前收获了自己的利润。这是内森的超级商业杰作，这样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利超过25万英镑。
19世纪20年代是欧洲政治和经济双重复辟的时期。在整个欧洲大陆，被废黜的王室几乎全部返回重掌王权。在梅特涅王子（Prince Metternich）的领导下，欧洲大陆的几大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萌芽。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复辟提供了经济支持。他们的资助使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些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也包括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可以以先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可以享受的利率水平发行债券。有了这些基础，梅特涅王子“维护欧洲治安”就变得更加容易——最有名的要数奥地利和法国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恢复波旁王朝统治遇阻的事件，有人曾开玩笑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盟友”，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贷款还支持了那个时期很多上层人士的私人财务，包括梅特涅本人、乔治王四世及其女婿萨克森–科堡–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xe-Coburg），他后来成为比利时国王。正如路德维希·伯尔内所抱怨的，“罗斯柴尔德”是“这样一个人，他赋予了贵族们践踏自由并剥夺人们抵御暴力的勇气和力量……是恐惧的大祭师……在他的神坛上，自由、爱国、荣耀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美德都成为祭品”。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复辟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且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基本上不愿意看到权力重新回到那些试图把犹太人变为二等公民的保守派精英手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德国。另一方面，内森不是那种仅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就放弃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的人。神圣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革命运动的干预其实就生意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对各国国家预算的破坏性影响。在西班牙、巴西和希腊等国出现的新政权也是潜在的新客户。过去的经营似乎表明，君主立宪制与集权制相比，前者是更好的债务人。颇令人玩味的是，费尔南德七世复辟成为集权体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倾向于借钱给西班牙解放者，而拒绝继续资助费尔南德七世。正如拜伦在《唐璜》（Don Juan）中所描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海因里希·海涅走得更远，他称罗斯柴尔德在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是“半斤对八两”的关系，因为：
罗斯柴尔德……使土地丧失了固有的优势，把国家债券体系的作用提高到了极致，因此让资产和收入能够流动起来，与此同时，还把以前土地所拥有的特权赋予了货币。
同时，还是海因里希历史性地断言：“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而罗斯柴尔德是神的先知。”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债券市场。当然，以前也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18世纪时，荷兰曾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家族也大量买卖奥地利债券。但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券能同时在数个市场按照（以1818年的普鲁士债券为例）以标准银计价、在发行地付息而且还是偿债基金这样一些颇具吸引力的条件来发行。
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业务。他们也做商业票据的贴现、贵金属的经纪业务、国际汇兑业务、直接参与商品贸易、涉足保险业务，甚至还为个人精英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他们在贵金属市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最终贷款人对最终借款人”的作用，从而帮助英格兰银行在1852年的时候避免了可能被迫暂停交易的危机。但他们最先进入的还是债券市场。另外，在不同的二级市场间买卖债券几乎是与发行债券同等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方式是几个兄弟乐此不疲的主要的投机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明显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业务的跨国特点。当内森的长兄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继续家族原有业务的同时，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开始创业。在稍后的19世纪20年代，萨洛蒙和卡尔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兰克福银行的分行。这五家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伙体制，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经常性的事无巨细的互通信件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碍。合伙人之间只有在环境变化需要对他们之间的合伙条约进行修改时，大家才会聚首，而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种跨国的结构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几方面特别重要的优势。首先，这种结构使他们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场间——比如说伦敦市场和巴黎市场的价格差异。其次，他们相互间可以在某一机构出现资金困难及偿付压力时进行相互救助。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以同等的严重性在欧洲各地同时出现过，就连1848年的时候也没有。当英国在1825年遭受严重危机时，詹姆斯可以援助内森。而1830年巴黎市场出现暴跌时，内森有了报答的机会。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如果维也纳的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话，它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破产。只有在其他银行愿意勾销掉巨额欠债的情况下，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分配利润，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合伙股份为基数收取很低的利息——他们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规模空前的业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到1825年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规模已经10倍于与他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的银行。反过来，这又使他们开始修正他们的经营战略。在经过早年的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经营后，他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从事利润摊薄的业务。事实上，这个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上退下来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罗斯柴尔德合伙制银行作为企业能做到基业常青的原因。在他们的发展道路上曾经反反复复遭遇过很多对手——雅克·拉斐特是在复辟时期的一个经典例子，他在市场上涨时通过高风险交易已经超过了他们，但在跌落周期出现时，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贵随富来。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新金融的化身：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粗俗——但只是数年的时间，他们积蓄的账面财富已经远远多于大多数贵族的资产。从表面上看，这些暴发户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们的接纳。似乎是为了抹去那些过去（像卡尔所说的）“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间里睡觉”的记忆，他们购买了繁华大街上雅致的联排别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后，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弗里耶尔和希勒斯多夫等地购买了第一批乡村别墅。他们用17世纪的荷兰油画和18世纪的法国家具装饰这些房子。他们举办奢华的宴会和珠光宝气的舞会。他们追寻名衔和其他荣誉：平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了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阁下、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荣誉军团骑士。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绅士来培养，为他们提供在犹太聚居区闻所未闻的休闲活动：骑马、打猎和艺术欣赏。他们的女儿上肖邦的钢琴课。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响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尔扎克都向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寻求赞助，对这些新贵的讥讽，只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急剧上升却常常自嘲。头衔和荣誉称号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为这几兄弟进入权势的中心提供帮助。做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情况都是工作应酬，这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对下一代的绅士化教育也很肤浅：他们的儿子真正的教育课堂还是在“账房”。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传统是宗教。他们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他们祖宗的信仰。尽管他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虔诚度不一——阿姆谢尔严格遵守各种教规，而詹姆斯却相对懈怠，但几兄弟却都认同这个观点，即他们能取得这种世界性的成功与他们的犹太信仰密不可分。正像詹姆斯所说，宗教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当内森的女儿汉娜·迈耶为了能与亨利·菲茨罗伊结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时，她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他们对犹太教忠贞不渝的信仰与他们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对那些“穷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他们把自己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所肩负的这项使命的范围，从传统的慈善捐助扩展到了为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进行系统的政治游说。由迈耶·A·罗斯柴尔德在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保卫犹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做法，几乎通行无阻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当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改善那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的地位。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门口的努力却很不成功。内森和他的妻子汉娜早在1829年时就开始参与了结束国会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但一直到内森死了7年之后，事情仍然毫无起色。这就留给他的儿子列昂内尔一个领导盎格鲁——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机会：这就是本集开篇的事件。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富有，也因他们的家族谱系把他们与其他欧洲犹太人割裂了。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仅限于他们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于自己最近的血亲家庭。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只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可以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间，迈耶·A·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桩婚事，其中不少于15桩出现在他的直系后人中。最典型的要数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这是一桩包办的并不太幸福的婚姻。这种做法背后最主要的考虑是加强经济合伙制的凝聚力。尽管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一阶段的“家族树”看起来充满了遗传风险，但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堂表亲间的婚姻确保了家族的资本不会被分散。与被奉为圣典的不准女儿和女婿参与合伙的严格规定，以及迈耶·A·罗斯柴尔德要求兄弟间保持团结的不厌其烦的交代一样，血缘婚姻也是防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蹈托马斯·曼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辙的一项重要策略。当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采用类似的做法。堂表亲婚姻在犹太商业家族里相对比较常见。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英国的贵格会教友之间也有类似的习俗。事实上，甚至欧洲的皇室家庭也都采用堂表亲婚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血亲婚姻推崇的程度，连萨克森–科堡皇族[2]都难以望其项背。正是这个原因使海因里希·海涅称他们为“异乎寻常的家族”。确实，其他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做某种类型的希伯来皇族：既是“犹太人的王者”，同时也是“王者的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