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对阿尔马登的控制也不是无条件的。恰恰相反，1847年合约重新签订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西班牙政府提出的条件毫无兴趣，进而开始考虑撤出西班牙。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水银市场的评估。列昂内尔·戴维森在1845年证实墨西哥蕴藏着大量的水银，进而使得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开采水银变得可能。（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水银的垄断权支付的成本已经由最初的每英担54.5比塞塔涨到了1850年的每英担70比塞塔，而随着新的汞矿的发现，水银在国际上的价格开始滑落。）对水银需求的下降，尤其是1847年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下更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西班牙政府给予更好的条件也合情合理。对于一直在财政匮乏中挣扎的西班牙政府，它的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从矿产收入中攫取最大的回报，要么确保将来的现金资助。选择了前者之后，当选财政大臣相当于关上了讨价还价的大门。结果是僵持不下，西班牙政府希望得到60万英镑预付金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因为汞矿合约的条件难以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正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如果能得到20%的利润，那么我就会接受这笔交易，而现在我们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利润……我认为这笔交易不会给我们带来大笔的财富，我们为何要在这样的时机将我们的钱投在这类高风险的项目上？”到这个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詹姆斯已经发现了更具赢利潜力的机会。
“被诅咒的国家”：美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的投资，不仅让他们与古巴、菲律宾和墨西哥建立了新的联系；而且也让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新兴国家美国建立了一个永久性代理机构，不过后者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是，尽管美国在1820年之后呈现出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发展的迅猛势头，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罗斯柴尔德从未遇到过的一个挑战。
其中的原因，此前没人解释过。当然，美国的商业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非常特别”是纽考特曾经用过的一个词，狄更斯在他的小说《马丁·霍述伟》中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赞同。但同样可以很容易地说，美国不过是更有特色的巴西而已，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后者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关系。外界普遍认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在美国之前，这里的市场已经被巴林兄弟所占据，而且后来美国本土的银行家也迎头赶上，比如摩根大通，他们最终不仅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地位，而且也动摇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但这点也很难说得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通过无数个事例告诉我们，只要他们看中的生意，他们总是能够将最强劲的对手赶出局。他们为何在美国没有做到这点，需要一个更好的解释。
实际上，部分答案可能源自美国民主的独特性。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将公共财政作为首要业务，他们在一个国家进行商务活动时，几乎都会借钱给当地政府。但是，这一做法在美国被证明很难行得通。美国的联邦制意味着中央政府财政方面的需求受到了严格限制，其中一些州被证明是19世纪最不可靠的债务人。另外，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是美国人对于大银行的不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总体上喜欢在当地找到一个可靠的合伙人来负责他们的国际业务，这个合伙人通常是类似于英格兰银行或法兰西银行的国立银行或中央银行。在西班牙，这个角色由圣·费尔南多银行扮演。但是在美国，从政治上来说，要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几乎不可能。第一家美国银行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创立，但20年后即关门大吉，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给它发放执照，理由则是它违反了宪法。第二家美国银行成立于1816年，注册资金为2 500万美元，但是很不幸，它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攻击焦点，被认为是导致持续数年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尽管它熬过了马里兰州提出的一项法律挑战，但是这家建立在费城的银行还是成为平民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受害者，杰克逊在与对手亨利·克莱竞选的过程中，通过攻击“野兽（美国银行）”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当美国银行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于1832年申请更新执照时，遭到了杰克逊的断然拒绝，后者还发誓说：“这家银行试图杀死我，但是我会消灭它。”尽管比德尔试图制造金融恐慌来实施报复，但“老山核桃”——杰克逊的绰号——还是成功地对美国银行下了手，该行在1836年失去了联邦银行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州立银行继续存在于宾夕法尼亚州。此外，我们也将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本能驱使他们希望与美国银行合作，但是杰克逊的攻击给这个银行的地位带来了致命打击。而且，美国对于大银行心存疑虑，对外国银行，尤其是犹太人银行同样如此。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亮相后不久，密西西比州州长麦克纳特就宣称“罗斯柴尔德男爵的血管里流着犹大和夏洛克（莎士比亚剧作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的血，他……身上集中了这两个人的阴暗面”。
罗斯柴尔德与美国最早的业务往来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安排了一笔数量为100万英镑的资金由法国支付给美国财政部。这次行动也使得他们取代了巴林兄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在伦敦的代理机构。与此同时，内森和詹姆斯也第一次对美国州政府债券和商业金融产生了兴趣。美国对欧洲的棉花与烟草出口飞速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伦敦和巴黎分行已经处理了大量由这些贸易带来的票据生意，向许多美国银行家预支了大量款项。在1836~183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两家著名美国银行以及其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生意来往的银行均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迫对自己在美国的将来作出决定，最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种方式在美国存在。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完全是出于偶然。贝尔蒙特15岁的时候作为学徒加入了法兰克福分行，随后其职位不断提升；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法语、英语以及算术水平。到1834年，他以一个合伙人秘书的身份访问了巴黎、那不勒斯和罗马；183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派他前往大西洋彼岸。但是，与《犹太人消息报》的报道相反的是，派遣贝尔蒙特的动机并不是要他充当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巴黎的代理人，他接到的命令是去那里评估金融危机的情况——让“我们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些什么，使我们能够采取相应的对策”——然后再转道前往哈瓦那。在詹姆斯眼里，这个事先设定的行程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古巴的利益才是重中之重：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已经在那里投入的10万英镑，“西班牙所有的收入也来自那片土地，这是利润最为丰厚的商业冒险之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到1837年4月底，他和他的侄子们竭力将他们在美国的投资减少到了9 000英镑，而且詹姆斯准备将这些剩余的投资当做“投资损失”来对待。但是，在纽约设立罗斯柴尔德分行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计划外，因为詹姆斯意识到美国市场的潜力，并且相信银行业危机留下的“废墟”中存在不少获利的机会，但是他显然认为这样一个工作远远超出了贝尔蒙特的能力范围。他的旅程被安排得非常短暂，甚至连接管哈瓦那办公室的问题都没有提及。詹姆斯真正希望的是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前往美国。
但是，派谁去呢？围绕这一问题发生的争执，反映了在这之后数十年一直折磨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难题：没人希望去那里——詹姆斯劝说侄子们接受这个任务，但一次次无功而返。詹姆斯声称，安东尼“很久之前就表示，他希望去美国，很乐意抓住这次机会”：
我强烈地敦促他立刻付诸行动，一刻都不要延误。我们在那个国家以及哈瓦那存在太多利益了，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应该立刻动身去那里。但是，我认为，我亲爱的安塞尔姆，你不应该去那里。应该让安东尼去那里。我知道这不会是一个惬意的旅程，但是生意必须要做，但是你，我亲爱的安塞尔姆，你不能去那里。第一，因为我的哥哥阿姆谢尔在今年夏天可能不会与我的弟弟卡尔一起留在法兰克福，后者也想去大西洋那边……第二，你是一个已婚的人，而安东尼是个单身汉，我找不到不让他去美国而让你去的理由。而且，我这里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我认为在美国我们能够赚到很多钱。在伦敦售卖的美国基金在美国那里几乎一文不值，因为没有一家银行在那里拥有信用度……所以我们能够获取非常丰厚的利润。一旦你到了美国，你就可以把贝尔蒙特先派去哈瓦那……简而言之，我亲爱的侄子，我希望你再仔细地考虑一下，无论你决定处理主要事务的计划是什么，要立刻付诸实施，不要延误。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一提议最后被放弃或遭到否决，可能是由于安东尼母亲的反对。但是，一个月后——贝尔蒙特抵达纽约一周半后——詹姆斯又尝试了一次。“难道你不认为，”他有些虚伪地问他的侄子们，“贝尔蒙特从美国到哈瓦那，我们在美洲的利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吗？我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派遣），如果你们如此希望（我去），我就会去那里。这样一来，贝尔蒙特就可以动身前往哈瓦那。因为美国之旅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就像孩子游戏‘过家家’一样。”如果詹姆斯此举是向他的侄子们下最后通牒的话，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从詹姆斯的下一封信里，我们看到：
我亲爱的纳特，你问我说“如果我年轻一点的话，我就会去哈瓦那”这句话，是不是想给你一个重要的暗示。我将十分坦白地告诉你，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如果年轻一点的话）我肯定亲自去哈瓦那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乐意接受的一个旅程。但是，如果我的一个侄子想去那里，我会尽一切力量阻止，我不会允许他前往哈瓦那，因为那里太过遥远，而炎热的气候也非常危险。此外，它对我们生意的重要性还没到值得冒这么多的风险。
当然，这只是在故意兜圈子。詹姆斯逐渐说到了重点。
但是，美国的生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务，因为去那里的旅程不会比从加莱到多佛安全，而后者所需花费的时间我们预先就可以计算出来。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难道我们不想介入美国政府的生意吗？如果答案是“不想”，那么我就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必要去那里了，因为我们难以获得成功，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那边的事务。但是，（如果答案是“想去”）我就要说，我们有必要近距离地审视，如何在那里开展业务……十分坦白地说，为何安东尼不能去那里呢，他或许可以与安塞尔姆一起去，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的旅程对我们来说大有裨益的话？如果汉娜不赞同的话，我们就想都不要想这个问题了，但是将我们的信任完全托付给陌生人，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一点也不反对为美国的生意成立一家公司，但是由那些实际上不用承担职责的人建立一个分行的目标能实现吗？现有的分行在那里会不会享有优先权？那些同意加入我们行列的人会不会只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尽管我们也能够同样分得一点利润？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没有让人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詹姆斯再三保证，他们在那里只要待“3~6个月”，但是纳特、安东尼或迈耶都没有去纽约，尽管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和萨洛蒙几年后去了美国，但是他们也没有在那里待下去。最基本的问题是，詹姆斯对美国的热情高涨，但家族与美国的大部分生意是由他的侄子们在处理，因为英国相对于法国来说，一直是美国棉花和烟草的大客户。因此，詹姆斯也不得不尊重侄子们对于美国市场业务的精通，即便他认为他们错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他也经常坦白地承认：“美国业务更适合于英国，而不是法国。”（伦敦与巴黎分行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性也增加了利润以及损失分配方面的摩擦。）
最后，奠定他们19世纪在美国成立分公司的决定，由当时在美国的贝尔蒙特自行决定的。尽管詹姆斯一再要求，但贝尔蒙特并没有前往古巴，相反，让他的主人们感到恼火的是，他在华尔街78号购置了一间办公室，宣布成立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他的计划是充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我们收到了一封贝尔蒙特的信，”暴怒的詹姆斯说，“但是我没有耐心读完它”：
他是一个愚蠢的年轻人……我们对新生意还没有到达如此渴求的程度，更不会把旧的生意抛到一边，因此没必要派人去美国。这就是我们对于像贝尔蒙特这样的无赖所寄托的看法。他不仅没去费城收取科恩的30万法郎，反而说：“我应该留在纽约。”这样的混蛋，应该牢牢地拴着他。
但是，詹姆斯发现自己也别无选择，只能回信；自那年9月开始，形成了定期通信的规则。当贝尔蒙特要求有权打折票据（可能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时，詹姆斯难以拒绝：“他每天都写信给我，希望得到打折的授权。对此，我表示十分理解，他做得很对。当一个人提到‘A’的时候，他一定还会想要‘B’（詹姆斯最喜欢用的口头禅），尽管这样做通常都很危险。”第二个月，詹姆斯又同意将贝尔蒙特的薪水提高到500英镑，由伦敦分行与巴黎分行共同支付。到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贝尔蒙特在伦敦分行中拥有了1万英镑的信用透支额度。当他希望提高这一限额时，他采取的方式是威胁要与别的银行做生意。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贝尔蒙特如此复杂的举动一直耿耿于怀，也一直认为他不可靠（贝尔蒙特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加深了这一感觉，比如他在1841年参与了一场决斗，以及为追求社会地位而皈依了基督教）。“我今天收到了贝尔蒙特的信，”安东尼于1838年8月写道，“它让我们感到无比惊恐。这个家伙怎么会如此疯狂地想到做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我并不介意跑一趟……如果你们认为我去那里能够起到作用，我会立刻动身，并写信让安塞尔姆来我这里……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在未经询问的前提下做他现在做的这些事。”两个月后，詹姆斯指责贝尔蒙特今天“给英国分行一点儿好处，明天给巴黎分行一点儿好处”来挑拨伦敦分行与巴黎分行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贝尔蒙特是一个大混蛋。”纳特于1840年说，“他如此轻描淡写地对待生意，我一点也不喜欢把他当做我们的代理人。”他太过“无能，以至于难以离开纽约一步，他管理的每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詹姆斯对此表示赞同。“我对贝尔蒙特没有太多的信心，”他评价说，“因为他做生意只为自己。”罗斯柴尔德家族断断续续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取代贝尔蒙特，或至少派遣另一名代理人前往纽约牵制他。后面的这个建议是安塞尔姆提出的，因为当时贝尔蒙特被传有自杀倾向。1839年，列昂内尔·戴维森被派往纽约，主要就是为了控制贝尔蒙特。“他似乎是一个聪明人，”纳特评价说，话里也暗含了与贝尔蒙特相比较的意味，“如果你能够控制好他的话，他便会出色地完成工作。”这句话也反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代理人的态度。但是，将戴维森派往墨西哥与美国西部更有意义，哈瑙在1843年也被派往美国的新奥尔良。贝尔蒙特继续留在了纽约，随后不久他转入政坛，此举让他最终获得了美国民主党内呼风唤雨的地位。
围绕美国代理机构的争吵暴露出伦敦与巴黎分行之间的重要利益冲突，这也反映了詹姆斯对于侄子们的影响力有限。谁对谁错毫无疑问非常清楚：拒绝在纽约设立一家分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可能犯了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战略错误。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发现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因为，他们即便勉强同意贝尔蒙特作为代理人，可以有限地参与美国市场的活动，这边花费了他们大量的资金。而且，即便安东尼或纳特出现在贝尔蒙特的位置上，能否避开灾难也不得而知。
其实在贝尔蒙特抵达纽约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面临着一个难以抗拒的诱人机会，即取代亚历山大·巴林空出来的一个位置。美国银行曾经雇用巴林兄弟作为它在欧洲的代理人，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1836~1837年间破裂，罗斯柴尔德连忙提供了自己的服务。比德尔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一笔200万英镑的货物、股票预付款的担保生意”，这是个类似于垄断棉花出口的计划。对詹姆斯来说，这似乎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满腔热情地认为，这些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并不比法兰西银行的地位差。他也立刻开始幻想他的水银将“布满美国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因此，6个月内，我们将成为美国市场的主人”。
一开始，与美国银行的合伙关系进展得很顺利。罗斯柴尔德发现自己接收了大量美国州政府债券，这些债券不仅来自于纽约，还来自于更小的州，比如印第安纳、密苏里甚至密歇根，它们只有在北方联盟内部才能得到承认，此外还包括许多新的银行和一家运河公司的股票。但是，到了1839年9月，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开始知道为何巴林兄弟与美国银行分道扬镳了。没有了执照以及政府业务，美国银行变得极为脆弱，当美国的棉花歉收时，它出现了大麻烦，所有的资金全部冻结在长期投资中，它的经理们依赖高回报的债务、汇票（6个月到期的期票）以及外国汇票。为了确保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资金，美国银行在欧洲的代理人萨穆埃尔·若东警告说，他可能无法承兑他的票据。罗斯柴尔德意识到，他们预支给美国银行的资金已经达到了30万英镑——“都是以一些难脱手的股票为抵押品”——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别无选择，只能向若东伸出了援手。他们也不情愿地同意接收美国银行开给法国奥廷格银行的550万法郎的汇票，尽管他们希望通过出售美国银行信用债券的方式将这些东西转嫁给其他投资者。詹姆斯对此表示反对，如果美国银行崩溃的话，罗斯柴尔德的声誉可能会因此受损。“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列昂内尔向他保证说：
每个人都了解信用债券是以什么东西作为抵押品发行的，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兑现，那也不是我们的过错。我认为这个世界最疯狂的事就是给予某种道义上的担保，一只股票的利息达到了10%~20%，而且准时支付利息，那么购买者必须抓住他的机会，同时也必须了解要承担的风险……即便我们遭遇了最糟糕的情况……我仍然持同样的观点，即我们非常恰当地脱离了一起凶险的事务，我们应该对自己能够如此轻易地拿回自己的钱而感到高兴。
这反映了列昂内尔的无情，有人怀疑，他父亲对此可能甚为赞同。此外，如纳特指出的那样，正是詹姆斯起初敦促他们参与美国银行的业务：
你似乎忘记了，正是巴黎分行（从若东那里）接受了550万法郎，这与我们的信件内容以及期望完全相反；你也似乎忘记了，正是巴黎分行而不是我们，鼓励贝尔蒙特将生意扩大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我们尽一切力量，通过发行可流通证券拿回我们的钱……你写信给我们，似乎劝你发行类似数量的信用债券会让你失去好名声。
没有其他事情比美国问题更能刻画此类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年底。
但是，詹姆斯的悲观理论是合理的：因为1839年10月，美国银行暂停支付款项，1841年该银行最终破产。它的失败与各州一系列草率的过失巧合地同时出现，其中包括若干作为抵押品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州政府债券。这次惨败，给伦敦分行以及巴黎分行带来了大量的坏账，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非常乐意将美国联邦政府银行家的位置还给巴林兄弟：“你可以如实地告诉你的政府，”詹姆斯据称如此告诉美国财政部的代表，“你们认识的那个人现在是欧洲金融业之首，这个人现在告诉你，他不会再借1美元给你们，1美分都不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让詹姆斯懊悔不已，他希望“从没有涉足美国”。他总结说，将来除非联邦政府“准备为所有的州提供担保，并通过我们支付各种款项”，可以建立一个官方支持的中央银行，否则他将继续远离美国市场。他的侄子们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1842年，安东尼写信给他的兄弟，敦促他们抛售“所有还未支付利息的纽约州以及其他州的股票”：
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州都会变得一样……没有一个州会支付利息，因此采纳我的建议——让我们从中抽身——持有这些股票，我很难脱身，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接受我的建议，让我们远离这个受到诅咒的国家——不管我们能获取多少利润。它是世界上最该受诅咒，也是最让人恶心的国家——我们必须远离它，另外，也要远离那个让人恶心的贝尔蒙特。
当然，这种极端的解脱行动并没有出现：尽管仍然沉浸在美国银行贷款的余痛中，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恢复了他们在美国棉花以及烟草的贸易中的业务（因此将哈瑙派去了新奥尔良）。我们将看到，在1848年，派遣一名罗斯柴尔德成员前往美国的计划也再次提上日程表。但是，美国银行事件留下的伤疤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佳解释——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怀疑主导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之后的政策。
艰难时期
但是，美国危机的负面冲击并没有就此终结。1836~1839年间的金融危机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关系紧张到极点。退一步说，这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个艰难时期。在英国，1825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的通缩趋势或多或少地继续存在着：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流通在1825~1840年间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也部分地反映了金本位制缺少重大黄金矿产的约束效应。同时，美国金融危机也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支付体系，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地流向美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继续保持在美国的新投资，另一方面也要承受来自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要求保持欧洲流通性的巨大压力。
困难在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在1836年的法兰克福峰会期间浮现。美国危机一开始，詹姆斯与患病的内森就敦促纳特“不要仅仅因为行长的反对，就让人牵着你的鼻子走，并说服你不再运送任何黄金。你应该一直要考虑这样的情形：任何你没有做的事，其他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巴林会因为胆怯而不运送一些黄金出美国吗？”“只要可能就会运黄金过来，”列昂内尔也说道，“不要劳烦你自己和银行行长，用钱打发他。”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伦敦分行至少欠英格兰银行30万英镑，这是1835年借出的钱，1836年10月到期；另外，还有一笔于6月1日商定的12万英镑的短期预支款，其目的是“应对货币市场的压力”。在返回巴黎的路上，詹姆斯就迅速承诺向法兰西银行提供白银，同时猛烈地批评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指责他让该行的黄金储备减少到如此低的水平。直到11月底，他才向伦敦发送黄金。不久之后，一则传言让他感到惊恐不已：
你的政府希望引进白银标准，就如当时的黄金一样。我认为此举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黄金就会）从这里流到你们那里，这将给所有地方带来一场危机。我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动议。
当然，他指的是，此举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如果英国开始与法国竞争，把白银当做储备金属的话：当英格兰银行在1837年夏天确实开始买进白银时，詹姆斯会立刻威胁停止向伦敦运送黄金。另外，他指责英格兰银行在他（以某个价格）提供黄金时犹豫不决，使得黄金没有立刻被接收。他抱怨说，英格兰银行行长的“想法每天都在变，他明天的想法可能都完全不一样”。更糟糕的是，这位行长似乎无视詹姆斯的建议，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让一家美国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前行长蒂莫西·柯蒂斯给詹姆斯写了一封信，试图从中调和，他向詹姆斯保证说，“我热忱地希望与你的侄子们在外汇领域里进行合作”，并且“尽我们一切可能与你的银行保持合作”，但是他坚称，“英格兰银行持有大量的白银既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一政策的损害已然造成：到第二年3月的时候，詹姆斯认为“你的英格兰银行破坏了我们的生意”。英格兰银行在第二年12月向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提供的20万英镑的贷款也未能修补两者之间的裂痕。
双方的摩擦在1839年达到高峰，英格兰银行的储备资金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减少到了370万英镑，它转向法兰西银行寻求帮助，增加库存资金数额。当詹姆斯听说法兰西银行行长达尔古特伯爵准备向英国提供协助时，他起初表示完全反对：
法兰西银行很久以来一直都在寻求与英格兰银行达成谅解，因为他们完全出于一种自傲的心态，希望能够向世人宣称英国欠他们的钱。但是，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局势该如何收场？如果法国将来也需要钱怎么办？我在报纸上看到，两家银行正准备达成谅解，这也是我写这封信给你的原因。我们自己的利益与这一计划相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这一计划获得成功。
尽管法兰西银行副行长苦苦哀求“像我们这样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杰出服务的银行应该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但是詹姆斯和安塞尔姆不为所动。为了坚定他在伦敦堂兄弟的想法，安塞尔姆特地加了咄咄逼人的附言：
不要鲁莽地参与任何大型的业务活动。你们的母亲告诉我，赫里斯在她在场的时候，跟你们的父亲说，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不要相信英格兰银行……因为这家银行目前困难重重，可能会突然关门。注意，你们不像你们的父亲，也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除了引导你们审慎，他还能够采取别的方式实施行动。
这一观点几天后也得到了汉娜的印证：“我不会向英格兰银行预付任何东西，除非能有国债或其他政府证券作为抵押，这是绝对需要事先准备好的，对获得足够的资产供给也是必需的。我不会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当时赫里斯就认为英格兰银行有可能会停止付款。”
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相信英格兰银行可能会停止支付款项吗？似乎不太可能。真正的问题是法兰西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在不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况下能否解决货币危机。但是，如果詹姆斯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抵制行动就足以破坏两家银行达成协议，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詹姆斯在意识到难以阻止协议的达成且利润又非常丰厚的情况下，被迫来了一个180度转身，“尽我所能地与英格兰银行做生意”。但是为时已晚，生意已经交给了巴林兄弟以及巴黎诸多银行组成的一个财团。这是压垮詹姆斯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1825年）我们向英国输入了数量如此巨大的黄金，从而拯救了英格兰银行，但是现在巴林接管了一切。英格兰银行至少应该将业务平均分配……这样生意才能合理地分配……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没人比柯蒂斯更像个卫道士了，他是个“两面三刀”的无赖……如果黄金应该让位给白银，那么它对巴黎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异，我非常肯定地会给予黄金优先权，这次我不会说，“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关系，我不会做这些生意”。不！一方面，我要明确一点，如果我们在一桩交易中有利可图，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为英格兰银行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我们只有不择手段地参与，才能继续保持公众对我们的注意，并敬畏我们。巴林不可能说，“我不会给罗斯柴尔德任何东西”。
但是，这只是徒劳的恐吓罢了。尽管詹姆斯发出了破坏市场的言论，因为巴林需要买进大量在伦敦兑现的票据，但是詹姆斯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有英格兰银行做客户，“每个人只能舔他的屁股以希望得到一笔生意”。没有任何现实的途径来“与英格兰银行开战，至少目前不行”，因为，他也承认：“他们比我们强”。他所能做的只是悲惨地总结什么地方出错了，并疯狂地策划报复行动：
就英格兰银行而言，当时机来临且我们的力量足够时，我们就能向他们展示，跟我们保持友好关系才是最佳选择。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给柯蒂斯写信，告诉他我们下次可能不打算再提供5 000英镑的资金了（可能是提供给柯蒂斯的个人贷款）。此举需要深思熟虑，因为它毫无疑问会使柯蒂斯对我们产生巨大的敌意。实际上，他最近并没有表现出是我们朋友的意思，要不是替伦敦分行考虑，我才不在乎他的友谊呢……如果当时我们从英格兰银行的佣金中给他一个小份额，可能会更聪明一些，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管用。这个人与我们一样，都是生意人，完全没有朋友的感觉，他不会总是优先对待我们。
尽管在当年年底，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了一些努力，试图重建相互间的联络关系，但是损害已经造成。“我还没准备好跟在副行长的后面溜须拍马。”当围绕美国银行的谈判进行时，詹姆斯这样说。1843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冻期过后，列昂内尔封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格兰银行的账户。
事实上，这种纷争的出现、发展大大偏离了本该持有的态度：如纳特事后敏锐地观察到，“我认为央行的唯一优势就是能够给你提供资金，无论你什么时候提出需要，在意别人怎么说都是很愚蠢的事。”詹姆斯决心压倒巴林，并在美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谋求一个占上风的位置，这使得他失去了应有的视野。他对于美国的热情——他的侄子们从未完全赞同他的这股热情——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银行带来的巨额坏账，以及对于英格兰银行产生的同样巨大的憎恶之情。
[1] 指永续公债，一种由英国政府发行的无到期日的永续年金式债券。——译者注
[2] 萨克森–科堡皇族为英国王室（1901~1910）。——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