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与重整之间
（1840年）
罗斯柴尔德先生通过一个个王子了解了欧洲，通过一个个大臣洞悉了股票交易所。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大臣和国王的银行账目；他能够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他曾经对一个人这样说过：“如果你任命那个大臣，那么你的账户状况将极为堪忧。”
米舍莱
1830年之后的艰难岁月里，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们一直劝诫大国避免开战。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实有些夸大了他们对于大国外交的影响力；实际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和平。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和平主义的核心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因为那些采纳他们的建议避免国际冲突的国家，同时也在缩减他们的军事开支，进而减少了对贷款的需求。这意味着1833年之后，所有大国都一一停止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往来。和平似乎让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变得多余。
这一现象对于巴黎分行尤为明显，在那里，对于新贷款的需求几乎完全消失。1834年成立的关税联盟让普鲁士的收入增加，而开支则没有增加抑或下降，这使得它能够将总体开支减少一半，需要借贷的比例已经从1821年的22%减少到1850年的11%。到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收入增加了3倍，而公共债务只增加了两倍。这样一来，在1844年当重新谈判恢复转换1818年英镑债券的有关事宜时，罗斯柴尔德希望以此带来新贷款业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们的老朋友罗特尔已经用不着贷款了。
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1848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公共借贷几乎缩减为零。1835年，补偿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是英国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筹措的最后一笔大额贷款。这首先反映了英国公共财政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这与保守领袖罗伯特·皮尔的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35年之后的数年里，辉格党政府遭到了皮尔的猛烈攻击，因为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尽管从经济环境的角度看，这些赤字的数额微不足道。1836~1841年这5年内，政府的净借款只约为400万英镑。但是，辉格党仅够糊口的财政收入也让皮尔的攻击站得住脚，此外，大多数超出收入的开支来自于海外“冒险”的事实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1839年资助的一项涉及500万英镑国债的业务（由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愉快地独自接受）便是这些冒险当中的一个例子。皮尔1841年压倒性地赢得了大选，他一上任便提出经济“疗法”——花费20年时间思考自由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产物，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最为常规的举措，是实施了一次转换债券行动，将2.5亿英镑的股票利息从3.5%降到了3.25%；第二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他重新采用了收入税（统一税率，超过150英镑的收入，每增加一英镑征收2.92便士），将其作为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第三个利用他从1819年领导货币政策委员会时就开始制定的货币政策概念，他重新修订了英格兰银行的章程，试图进一步完善金银本位体系。最后，效仿赫斯基森19世纪20年代的做法以及遵从经典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原则，他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削减了大量的进口税。在1842~1846年间，共有605项进口税被废止，另有1 035项进口税被削减。这一过程的高潮是《玉米法》的废除，这一举措也触及了皮尔等大部分支持者的利益，他们将其视为背叛了1841年大选期间对农村选民所作出的承诺。
现在看来，当时这一系列的改革对于皮尔来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清晰。除了政治上自我破坏的特性外（这点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上并不罕见），它的经济后果也很难让人满意，即便按照所谓的“赎罪时代”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说，较低的进口税能够提供贸易成交量，从而带来额外收入。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通缩情况下，这一政策并不能见效；而《银行特许条例》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这一法令限制了纸币的流通。于是，收入税——本认为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很快开始变得像是一个永久性的税种，即便皮尔的继承人格拉德斯通也从未想过放弃这项税收。皮尔也难以减少国家的债务：1844~1845年间，英国政府才能够消除财政赤字，而且也只是在1847~1848年之前的3年，财政有所盈余；这之后的危机再次将政府拖进了赤字行列。但是，“皮尔式财政”在当时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实际上，它确立了19世纪后期的财政与货币正统理论的基准点。3%利率的统一公债在1841年10月的价格为87点，3年后便攀升到了101点，这是伦敦获得认同的一个清晰标志。
另外，银行家们仍然可能会抱怨政府给他们所开的“药剂”，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些对国家的财政是有好处的。在这样的情形下，皮尔在1830年筹划恢复收入税就别有寓意了，他计划将其作为一种“接触巴林、他（皮尔）的父亲、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人，以及爱尔兰的富豪们……的方法，调和底层阶层与上流阶层的收入，从而消除穷人身上的税收重担。”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2年确实被“接触”时，很难开心起来。当然，他们敌视皮尔政府还有其他原因。不仅是因为保守党政府反对犹太解放运动，而且还因为保守党政府的出现使得英国–俄国联手对付自由法国的可能性再次浮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反对皮尔的财政政策，其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收入税。
尽管纳特能够看到平衡政府预算的好处，正确地预见了统一公债价格将随即攀升，但是他并不喜欢皮尔所采用的方式。比如，他预见了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收入将面临非常多的困难。“税收征稽人员怎么可能确定商人和银行家的真正收入？”他在皮尔的财政大臣公布的第一份预算案之后思索道：“总体来说，这些人自己也只是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才能知道收入是多少。”一年后，他坦率地问他的兄弟，他们准备缴税时：“是否按照市场价格评估了所有股票，然后将新的利润加进收入里，或是否以上一年的价格评估未兑现的股票，只计算以兑现股票的利润和收入的应纳税额？”——这个问题揭示了向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些人征税时存在的一些固有困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会计方法一直十分专横。“与你那个让人恶心的纳税官相处真是件最不舒服的事，”纳特在1844年年初写道，“尤其是需要将你的账本提交给税收长官审查时更是如此——跟我说说你们的资产负债表是如何编制的，我建议你们不要计算未售股票的利润。”
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偷税。恰恰相反，纳特“极为强烈地”建议他的兄弟们“（向税收官员）提供利润的准确数字……数百英镑的收费无足轻重，但是一旦被罚款，就会让人颜面扫地，甚至会在办公室里遭到异教徒的嘲笑”。他们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讨论中的应纳税额”是“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心的并不是纳多少税的问题，而是这个新的税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国外投资所得的利润要纳税，那么债券持有人就会转而投资国内产品——这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资本输出的银行来说，前景值得忧虑。“我亲爱的列昂内尔，”纳特从巴黎敦促道，“我想你应该坚定地向政府表明，对所有外国债券息票征收收入税……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将会使得这类生意失去存活的空间。”至少，英国（非其他国家的）债券持有人投资外国债券所得需要纳税的事实，似乎可能让一些英国人用伪造的外国名字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收入税的出现——詹姆斯担心其成为一个范例，其他国家很快也会如法炮制——似乎宣布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政府一直从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家手里借贷，从而成为他们的客户，而不是征收他们的税。
尽管在奥地利和法国，对财政体系进行类似的修正仍然遥不可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4~1841年间的收入相对较少。在奥地利，公共开支相对稳定，不需要筹措新的贷款。它甚至能够偿还“要塞借款”，这是它于1831年以日耳曼联盟的名义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得的。在法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尽管七月王朝实施了公共工程计划，但这些用的钱都是1841年之前的税款。实际上，1839年的开支比1831年的开支还略微下降了一些，国债实际上减少了1.69亿法郎。莫莱能够提供的只是另一次的债券转换业务，而詹姆斯由于之前的失败经历，对此已经毫无兴趣。
俄国的财政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截然不同，尽管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其最终的效果实际上没什么差别。从面值上来看，俄国的公共开支在1833~1839年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俄国通过印刷卢布的方式来减少赤字。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因为康克林在1839年与1843年的货币改革而暂时得到抑制，他用一种新的“硬”卢布代替了纸质卢布，新的卢布以金银储备作为支撑。这种改革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通过筹措一笔稳定贷款，建立新的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詹姆斯急切地提议在伦敦和巴黎同时筹措这笔贷款。“让俄国政府意识到此举的优越性并不困难。”他在信里写道：
不仅仅是因为这可以增强他们的信用，而且还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此举可以确保英国和法国所有的富豪都在俄国身上投下巨资；如果这两个国家试图威胁俄国或与俄国开战，抑或抨击俄国的某一个州，英法的富豪们都会蒙受损失，所有这些都是有利因素……我对这起交易活动的成果抱有极高的期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获得利润，而是因为我想重建我们过去与俄国的关系。
萨洛蒙对此也完全赞同。他认为，向俄国提供贷款，将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甚至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交易”：“除了金钱方面的回报，这样一笔贷款对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意义，与俄国达成全新、紧密的关系将使我们重新成为所有欧洲大国的“座上宾”，提供给俄国的贷款向来能够激发我们家族的斗志。”阿姆谢尔对萨洛蒙的想法也表示了赞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取代霍普公司在圣彼得堡的主导地位的尝试再一次宣告失败。年青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尤其是英国的成员显然对这一计划抱有疑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让萨洛蒙大吃一惊：
俄国3%的年利率的债券你们出价70点，除去2%的佣金，只剩下68点！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吗，你们想想……奥地利3%年利率债券的价格为81点，比利时年利率3%债券的价格为71点？而一个刚从革命中脱身的国家，它的债券价格只值这么多？对此我们必须持有怀疑态度，否则这样一个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案将会使我们沦为笑料。除了定价过低以外，你们还提议只承销100万英镑的债券，剩余的部分只收取佣金（不负责销售），这样的条件即便在欧洲或美洲的两个大国爆发战争前夕也不会被附加到协议里。
即便一笔4 000万卢布的贷款在1841~1842年以更好的条件浮出水面，双方依旧未能谈拢。这次是萨洛蒙发出了警告。显然是收到了梅特涅的情报，他认为康克林声称将钱投入铁路中去，但实际上这只是个幌子，他是要用来应对军队开支的提高。他同时还响应了阿姆谢尔的观点，认为俄国贷款与其他大国的任何一笔贷款都有所不同：“提供给英国、法国或奥地利的钱仍旧保持着流通，很快就从政府的保险柜中流到公众领域。但是在俄国，任何流入的钱都被‘埋了起来’，然后扔到它的欧洲，甚至亚洲的庞大疆域里。”
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因为条件开得过高而未能打破霍普公司的垄断，他们拒绝只购买一小部分的债券，同时反对以收取佣金的方式销售债券（销售不完的债券可以返还给俄国）。此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国在1844~1846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谈判也无果而终。一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不再需要大国支持了；而现在，情况似乎变成各个大国不再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拓展网络
我们将看到，对于政府业务萎缩的一个应对措施——也是詹姆斯与萨洛蒙最为热衷的举措——就是涉足工业金融，尤其是成立铁路公司。另一个途径就是招揽较小国家的生意。这也是法兰克福分行所采取的策略。伯格菲尔的研究记录的这一时期的重要交易有：法兰克福分行在1837~1842年间，为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发行了总额为350万古尔登的债券，为拿骚公国发行了990万古尔登的债券；1845年，他们又为家族的老客户黑森–卡塞尔发行了670万帝国元的彩票债券，同时也向黑森–卡塞尔的邻居黑森–达姆施塔特提供了一些贷款；同年，也向巴登提供了1 400万古尔登的贷款。1835年，他们向巴伐利亚提供的贷款让卡尔和安塞尔姆获得了“宫廷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其他各种荣誉（包括安塞尔姆的巴伐利亚驻法兰克福领事头衔）。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也为符腾堡和法兰克福自身筹措了贷款。他们也接触了汉诺威，但交易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活跃在德国西部。1835年，他们通过一笔300万英镑的贷款试图恢复与丹麦王国的联系。如果其他国家都像普鲁士一样吝啬的话，这些交易无一能获得成功。而普鲁士是三月前期[3]的德国公国中，唯一债务没有增加的国家。汉诺威、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在1825~1850年之间，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唯有普鲁士呈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德国西部的公国在这段时期，逐渐参与了铁路建设；此外，普鲁士于1819年颁布的国债诏令也限制了普鲁士的借贷行为。）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即便提供给中等大小公国的贷款，也只是一些相对较小的交易；但是，他们为这些贷款所花费的时间经常与提供贷款给大国所花费的时间不分上下。另一方面，生意的成交量显然也回报了所投入的努力——这点可以从法兰克福这段时期的利润中看到。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协助他的侄子们，他显然并不在意与他们做生意的公国的政治特性：比如，巴登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而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在1837年废除宪章之后——是德国最为保守的政权之一。
在德国的公国看来，如果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帮助，筹措贷款将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他们在德国的资本市场占据了如此牢固的支配地位。在德国西南部，情况更是如此。不仅在法兰克福，在其他商业中心，如科隆，罗斯柴尔德家族都能够施展如中央银行一般的影响力：当地人称为“罗斯柴尔德的钱”。这种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议论，大多数都是敌意的。如19世纪20年代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自由党人认为支持反动政权。“许多小公国政府，”奥地利一名外交官报告说，“完全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拒绝受臣民不满情绪的影响，这些不满情绪时常可见。”这种不满日积月累，已达到危急关头。比如，汉诺威自由党人约翰·施蒂韦在1848年执政之后，他寻求避免“与罗斯柴尔德进行肮脏的交易”，他将这些交易与梅特涅时代联系到了一起。
除了向中等大小的德国公国提供贷款外，法兰克福分行也通过向小公国的王子们提供贷款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比如冯·本特海姆–特克伦伯格王子和伊森堡的维克托王子；他们同时也向大贵族地主提供贷款，比如雨果·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伯爵。从许多方面来讲，这可以看做是迈耶·阿姆谢尔时代生意模式的延续。19世纪40年代新增加的内容就是这种生意扩展到了哈布斯堡帝国内非德国的地方。1843~1845年期间，萨洛蒙与维也纳的合作伙伴向一个奥匈帝国的贵族团体提供了1 230万古尔登的贷款，这些贵族都拥有庞大的房产以及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其中只有一个人——哈布斯堡大公卡尔·路德维希——不是匈牙利人。当然，最大规模的贷款提供给了保罗·艾什泰哈齐王子，这不是提供给这个权势显赫家族的第一批罗斯柴尔德贷款。不过，大量贷款突然流向了其他匈牙利权贵，还是让人很吃惊。客户名单中的莫里茨·山多尔伯爵、约瑟夫·匈雅提伯爵和洛约什·塞切尼伯爵（匈牙利全才改革家伊斯特兰·塞切尼的哥哥）等人，都是匈牙利社会地位极高的人。总体来说，这些交易与伦敦西区的银行，如库茨银行提供给英国贵族的贷款没什么差异。（实际上，白金汉公爵家族里有一个可以与艾什泰哈齐“媲美”的人，另一个拥有大量土地但现金匮乏的贵族。）但是，这种与匈牙利上层精英发展的新关系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将被证明在政治上是一种资源，但在金融方面却是一个困扰，因为仅仅过了几年，匈牙利与奥地利就陷入了分裂战争。
在意大利，罗斯柴尔德家族追求类似的多样化经营战略。他们继续在两个西西里波旁政权的财政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尽管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担心当地银行家迟早会挑战卡尔的统治地位。与西班牙一样，意大利1830年发行的传统债券也正在转型。比如，国有的西西里硫矿被认为可以作为向政府预付现金的抵押品。另一个可能性是彩票贷款（发生变化），詹姆斯对这种贷款并不欣赏，因为它被禁止在巴黎交易所交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通信明显表明，他们对于那不勒斯政府评价很低（它在1850年也遭到了格拉德斯通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继续与“通心粉陛下”做生意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迟疑。“你们的财政大臣并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詹姆斯于1839年访问过那不勒斯后对卡尔说，“他是真正的无赖。他害怕与国王交谈，如果有人想在那不勒斯做成什么事，那么国王自己以及内政大臣是唯一（原文如此）能胜任的人，后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教皇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特点：对于罗马政府的根本性蔑视并没有妨碍维持有利可图的生意关系。比如在那不勒斯，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竞争对手试图打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0年之后确立的对于教皇财政的垄断地位，但都无功而返，教皇债务的管理事宜牢牢地掌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罗马的伙伴托洛尼亚手里。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教皇政府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萨洛蒙至少两次通过梅特涅向罗马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其境内的犹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也强化了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用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犹太人现在凌驾于教皇和基督教之上。”但是，两者之间关系在这个方面不应该被夸大，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关注的是从教皇政权中获取利润，而不是寻求改革政权。
而与皮德蒙特–萨丁尼亚王国建立金融关系被证明更为困难，这个国家后来最为成功地挑战了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势。1834年，詹姆斯的巴黎分行受到位于都灵的这个政府的邀请，竞标一笔贷款为100万英镑的管理权。从一开始，竞争就无比激烈，列昂内尔被派往都灵，试图敲定交易。这次任务中，他和詹姆斯之间的通信不仅揭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谈判技术，而且也揭示了与一个本质上是专制政权的政府谈判所遇到的困难。列昂内尔发现皮德蒙特的财政大臣根本不可能被收买时，他准备与大臣的秘书达成幕后交易，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国王对于贷款如何安排的意见。詹姆斯建议说：
如果我们的竞争者找到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找他们），说他们愿意对于贷款的事宜与你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希望你接受他们的条件，与他们签订一项协议，让出1/4或1/2的业务份额给他们，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处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必须只用你一个人的名义来完成，因为你是在现场的人，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我们这些在后方的人，把我们的名字加到里面也不合适。
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这样的提议，列昂内尔应该提高条件，因为“我们决心要拿下这单生意，即便不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超出我们的对手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生意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即便它可能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如果有必要向那些先生证明，只要我们想阻击他们，我们甚至都可以损失二三十万法郎。”詹姆斯仔细地向列昂内尔列出了与皮德蒙特政府谈判的细节，以打压其他竞争者：
你的主要目标（他写道）就是要很好地迷惑住财政大臣，必须非常明确地向他证明，他与我们而不是与其他人签约更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不要向他透露你的最终决定。你必须向他表明，如果他不能让你超越其他人开出的条件，他就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你必须亮出最终的决定时，你必须坚持保证它确实是最后的决定，你开出的条件必须立即无条件地被接受。
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足够聪明，占据了与你同等甚至更好的位置……你的计划必须要让他们尽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你只有种下了许多荆棘之后，才将“田地”让给他们，他们只能收获一些草籽。这种情况能让我们比较容易地得到安慰……胜利比昂着头撤退付出更高代价的事例数不胜数……
这番话意味着，如果詹姆斯独自在都灵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能获得成功。但是，经验不够的列昂内尔最终被阿格曼率领的法兰西银行家团队（列昂内尔称为“黑帮”）击败——甚至是竞价失败。之后直到1843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再次尝试与都灵做生意，而且双方的关系在1848年前一直若即若离。
这种新领域里的扩张解释了为何截至19世纪40年代早期，许多观察家开始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是欧洲国家的盟友：他们此时似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各大国，它几乎是世界性的。亚历山大·魏尔（出生于犹太家庭的众多作家之一，对罗斯柴尔德现象颇为痴迷）在他的《罗斯柴尔德与欧洲金融》（1844年）一文中，简洁明了地指出：尽管“罗斯柴尔德”一直需要各个国家变成“罗斯柴尔德”，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1842年，自由派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他的日志中宣称，詹姆斯“通过一个个王子了解了欧洲，通过一个个大臣洞悉了股票交易所”。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两次最著名的失败——葡萄牙与美国——以及比较例外的西班牙投资经历，他们在西班牙对水银矿的控制已经优先于筹措贷款；他们在1848年之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他们手里获得贷款的国家排成了长长的一串。保守国家借贷以避免议会对财政政策施加影响，通常是要求进行税收改革；更多的进步国家借贷用来进行公共建设，比如铁路，当时私有领域似乎难以或不愿出资建设这些项目。几乎没有国家考虑过雇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银行家和保险商。这种拓展的金融网络，其好处显而易见；但其风险直到1848年才变得清晰起来。
比利时金融的主人
1848年之前，罗斯柴尔德策略最成功的例子可能是他们参与了刚刚诞生的比利时王国的金融业务。詹姆斯和他的哥哥们在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统治的前夕，就迅速地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金融根据地，在新政府成立后风雨飘摇的前3年里，向其提供了生死攸关的资助。1833~1838年这段相对平和的时期，詹姆斯积极地寻求维护和巩固比利时通用银行在布鲁塞尔确立的主导地位。一系列交易帮助维持了罗斯柴尔德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国家贷款资助了利奥波德一世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核心部分是修建铁路网络。
在直接参与铁路（和运河）的建设过程中，比利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英国人的惯例，修建铁路的资金刚开始或多或少地全部由私营部门负责。但是这一先例随后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比利时人所期待的是拥有一个铁路网带来的战略意义——这种远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与荷兰的紧张关系，比利时尤其需要避免依赖现有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的运河网络，因为荷兰控制了这些国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这种政策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他们一直感觉发行政府债券的风险要小于私有铁路股份。更为重要的是，比利时铁路系统的发展与一项连接巴黎与比利时的铁路计划能够“无缝结合”，而詹姆斯对于后者已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比利时工业化发展战略如果缺少自身银行系统的同步发展，那么只能是一纸空文。詹姆斯与通用银行携手创立了3个新的机构（布鲁塞尔商业协会、英国工商协会和土地银行），他竭尽全力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但是，比利时银行（1835年成立，资金大多来自法国）是一个真正的对手，詹姆斯必须决定是抵制该银行对自己地位的挑战，还是与其联手。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繁荣时期，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与比利时通用银行紧密合作，将一系列比利时矿业公司在巴黎交易所上市。但是在政府金融方面，就如1837年围绕债券转换进行的谈判不欢而散一样，即便通用银行也必须被看成既是盟友，也是对手。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关系非常紧密，但是他们从未能安享独立金融家的荣耀，尤其是注意到比利时议会和媒体经常以质疑的目光审视他们。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在外，即比利时政府将来或许会将铁路网络用于军事用途，或者它实际上用借来的钱支付组建军队的费用。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政府在组建军队上所花的钱大约是铁路投资额的3倍。
当荷兰–比利时问题在1838~1839年再次回到欧洲外交日程表上时，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必须仔细斟酌。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比利时政府是否应按照1832年协议条款的规定从卢森堡和林堡撤军，换取荷兰对其独立的承认。除了领土上的牺牲，1832年的条款还让比利时付出了经济上的牺牲，因为这两个地方在1830年前欠荷兰的债务均分给了比利时。和谈重启也恰好与比利时筹措3 600万法郎的提议巧合在一起，这给予罗斯柴尔德家族比以往更多的外交杠杆优势。尽管只分到了非常小的份额，但詹姆斯急切地希望参与这笔新贷款业务，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筹集资金相对容易，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是内森去世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经手的第一笔较大额度的贷款生意。换个角度来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此宣布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维持了债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宣告了他在家族里的地位。他在1838年5月宣称，如果条件合适：“我会立刻应允，不管会遇到多少政治难题，因为不会再有战争了。比利时将被迫让步，全世界都急切地想（到那里）做生意，我们真应该抓紧了。”詹姆斯分析说，比利时人可能会暴跳如雷，但没有法国人的支持，他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他的话音刚落，普鲁士就占领了卢森堡，试图迫使比利时政府屈服，詹姆斯有些犹豫了：“隆隆的炮声”为巴黎股票交易所带来了一如既往的效果。但是，即便这样的情形也难以让法国在边境地区采取支持布鲁塞尔的行动时，他迅速地提供了贷款，以便在外交局势出现任何恶化迹象之前，尽快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售出债券。尽管债券市场走向比詹姆斯预想的要艰难一点，但其发行进展得还是非常顺利。比利时煤炭泡沫在1838年破灭的事实，可能进一步巩固了詹姆斯的地位，因为突然下跌的工业股票几乎让比利时银行濒临破产，通用银行自身也遭遇了重重压力。此时，正是詹姆斯向两家银行伸出了援手。
詹姆斯预料得很准，比利时问题的谈判迟早会遇到麻烦，尽管对他来说，这一麻烦出现之前，新发的比利时债券大部分已经幸运地售完了。在比利时（以及法国），对于1832年协议存在着大量的反对意见，尽管当时的事实是比利时仍然不具备抵制该协议的财力，因为筹措新贷款的债券虽然已经发售完毕，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尚未将筹集到的资金支付给比利时政府。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地位，詹姆斯在1838年12月要求在贷款协议中增加一项条款，即“如果爆发战争或出现任何争端，那么我们将有权废除条约”。比利时人仍乐观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谈判，希望以国债作为担保，获得后者提供的预付资金。“比利时人都是混蛋，”詹姆斯听到布鲁塞尔进行军事准备时评价说，“看到所有军队集结，我一点也不高兴，他们真的可能把一个玩笑转变成一起严重的事件，尽管只要大国反对战争，他们就难有作为。”比利时政府预付资金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萨洛蒙（危机期间他在巴黎）如之前一样，利用了梅特涅对“革命”政权的敌意，他向奥波尼展示了他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布鲁塞尔代理人瑞琪森柏格的信件内容：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比利时）政府因我们拒绝国债有关的要求而不满的事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坏事，这些先生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只有采取明智且温和的政策，才能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显然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证据来显示我们乐意支持和帮助比利时政府，但是我们的良好意愿也必须审时度势，不能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换句话说，提供（比利时人）发动战争需要的钱，最终会将我们目前全心全力维持的信用破坏殆尽。你可以一字不漏地告诉这些先生们我所写的一切。
为了防止奥地利对罗斯柴尔德的政策有所存疑，萨洛蒙随后又给维也纳分行写了一封信，写有“提供给梅特涅王子的信息”字样，详细地记录了里希滕贝格与比利时政府的对话：
他们只有让步才行，否则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我离开之前，也会给我的弟弟詹姆斯留下类似的指示……我希望比利时政府现在就签署24项条款，尤其是他们现在缺少“本质上的忧虑”，只要没有签署条款，比利时政府就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半个便士，尽管他们已经哀求了几个月。虽然我发现一直拒绝十分困难，但我仍会感到得到了补偿，如果比利时屈服并且和平得以恢复，那么我就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
当然，迫使比利时人屈服的不仅仅是缺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400万法郎的资金，还因为法国政府对比利时未提供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布鲁塞尔的影响力还是举足轻重的。此外，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巩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比利时金融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在条约签署之前，詹姆斯便敦促他的侄子们，“比利时的证券销路一直都很好，我建议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前往布鲁塞尔，认识新上任的（财政）大臣，以便与他建立紧密的联系，并告诉他，你们现在准备负责筹措所有的贷款并接受国债（作为抵押）”，国债此前曾遭到詹姆斯的拒绝。詹姆斯此时的目标就是确立垄断地位。他也非常直白地表示：“比利时问题的安排将带来对金钱的需求，这是我们应该利用的时刻，以便让我们自己成为这个国家财政的绝对主人。”即便以罗斯柴尔德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取得的地位应该是近乎完全掌控了比利时政府的借贷业务，尽管这必须与通用银行分享。1840年年初，詹姆斯前往布鲁塞尔讨论一笔6 000万~8 000万法郎的新贷款时，他发现比利时政府“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我让那里的所有人对我的到来感到无比开心，并给他们作了如何让他们获得更好立足点的演讲。他们十分乐意得到我们的指导，因为我向他们指出了试图撇开我们、自行其是的时候所犯的所有错误。”
经过冗长的商讨，贷款的协议最终在11月达成，并且两年后提供另一笔（2 860万法郎的）贷款。无论是支付给荷兰的赔款还是建设新铁路项目的资金，比利时政府似乎都“沉迷于”借贷，它们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搜罗债券买家的依赖几乎是全方位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1842年詹姆斯与一个比利时大臣年闹翻后，他要求列昂内尔“星期天去温莎城堡，面见比利时国王”：
你会在适当的时机收到康斯坦丁写的一封信，信里说明了布鲁塞尔目前的形势，你可以根据信里的内容跟国王说，如果……现在（这个）大臣仍然留任，那么比利时债券就不会有任何市场，同时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活动，你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透露反对（这个大臣）的话，让国王陛下听出你话里的意思就行了。
1830~1844年期间，比利时一共筹集了5笔大额贷款，票面总值接近3亿法郎，几乎所有的债券全部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承销。
而且，比利时财政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控制的唯一目标。1840年10月，安塞尔姆造访了海牙，当时荷兰政府正要求比利时人支付最高赔款额（作为对其未遵守承诺在1839年支付500万法郎赔款的惩罚）。荷兰人指责其财政赤字就是因为比利时人拖延支付这些款项造成的，安塞尔姆适时地（替比利时）提供了一笔规模适中的预付款。两年后，比利时与荷兰达成了一项协议，用债券的形式冲抵赔款，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替荷兰政府提供现金买下了债券（享受了非常大的折扣）。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代表两方负责此类国际款项转移的典型事例之一。
在比利时与荷兰，对于罗斯柴尔德在公共财政领域扮演的角色也都存在着大量的反对声音。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认为参与了法国“流产”的一起阴谋——与比利时结成关税同盟。布鲁塞尔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觉察到法国图谋以这项“用心险恶的”计划经济上吞并比利时，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证据显示罗斯柴尔德支持了这一阴谋。安塞尔姆担心，比利时赔偿给荷兰的债券在1841年可能需要转换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荷兰可能也将遭到自由派媒体类似的攻击。他抱怨说：
荷兰财政大臣竭尽全力地讨好我们，但是他受舆论以及报纸的影响太大了，有报道说他把自己卖给了我们。实际上，这个人没有勇气与我们接触，尽管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我们所拥有的方式、信誉以及影响力，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能够筹集如此巨额的贷款……他被报纸的文章吓坏了，他告诉我，“最热切地希望与你合作，只要我能够保住我诚信的声誉或向其他人证明，他们不可能与你做得一样好”。
这位财政大臣的担心是对的；3个月后，他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被迫递交了辞呈。
尽管安塞尔姆能够继续保持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比利时所欠荷兰的4 000万古尔登款项拥有控制权，但荷兰与比利时政府此时已经开始寻求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控，两个政府希望以公众预订的方式发售债券，而无须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承销。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极为敌视，担心其他政府会效仿跟进，就如英国的收入税一样。纳特尤为悲观：“我担心各个地方的人都变得聪明了，当所有政府（无须我们帮助）能够管理债券的话，它们就不会支付佣金了。”“如果政府成功了，”他沮丧地对他的兄弟们说，“这很可能，他们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再需要我们了——我们不能公开地反对他们。”但是，他的叔叔詹姆斯从不会轻易放弃生意。“男爵希望政府不会成功，”纳特报告说，“相应的，要避免帮助财政大臣——政府如果发行公共债券向民众筹措资金，肯定触犯了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那么采取相应行动将是我们的职责。”
詹姆斯侵略性的立场似乎获得了胜利。“比利时财政大臣会发现通过订售的方式来获得贷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纳特几天后写道，“我认为他将被迫再次向我们求助，这将会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试着卖出一些1840年或1842年的债券，让比利时债券价格下挫，如果他们从各地写信给布鲁塞尔宣称市场重挫，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经典的罗斯柴尔德战术——抛售债券，“教训”那些不合作的政府。抛售比利时债券的目标就是迫使比利时政府毕恭毕敬地重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怀抱。这招似乎收到了效果；因为尽管4.5%年利率的债券继续向公众发售，但没过多久，政府就再次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同时，安塞尔姆在海牙不知疲倦地进行谈判，最终让荷兰财政大臣相信，应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价值600万英镑的比利时2.5%年利率的债券，这些是他想兑现的债券。1845年，比利时政府“翻然悔悟地”回到了罗斯柴尔德的怀抱，詹姆斯也能够为1846年以及1847年规模不大的预支款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法国驻布鲁塞尔大使报告说，没有罗斯柴尔德（的帮助），比利时政府“意识到，想要从股票交易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无法获得一个便士”。这稍微夸张了一点。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对比利时公共金融领域的垄断都是难以撼动的——尽管比利时政府失败的反抗尝试（直接向公众发售债券）为将来如何打破这种垄断提供了方向。
拯救犹太族人
从许多方面来讲，比利时在1838~1839年间爆发的危机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对法国的冲击。由于之前在西班牙以及瑞士遭遇了外交惨败，奥尔良王朝不愿出面支持比利时的做法受到了广泛批评，反对派认为这是取悦法国的传统敌人：保守的奥地利与背信弃义的英国。自1830年革命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担心法国重归传统政治的模式：对内激进，对外富有侵略性，这种模式在18世纪90年代让整个欧洲陷入了战火之中。当另一次国际危机——这次出现在中东地区——让法国面临外交孤立境地时，罗斯柴尔德的担忧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被迫面对的众多“东方危机”之一。它的后果——好战的梯也尔政府倒台，法国再次遭遇了外交羞辱——也揭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权势所达到的高度。
实际上，詹姆斯从未停止过担心，他害怕国际形势的发展将会导致巴黎的政权发生改变。1837年4月，当听闻梯也尔可能重返政府时，他发出警告说：“法国公债的价格将会下跌，因为梯也尔偏好干预（西班牙）政策。”后者在1836年曾经试图派遣军队跨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实际上，另一个梯也尔政府可能出现的想法，已经足够让詹姆斯相信需要“从法国基金中抽身，因为结果不是很妙”。“一个好政府”，按照詹姆斯的定义，从其本质上来说，对外应该追求和平政策，对内应保持预算平衡：他认同4月上台的莫莱政府，准确地说，就是因为它很“脆弱”。当莫莱在第二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时，詹姆斯认为他们“运作得不错”；当梯也尔1838年12月提出新挑战后，詹姆斯敦促政府“保持团结，相信自己坚强有力”，并承诺提供“坚定的支持”。
而1839年3月大选之后，莫莱最终下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忧虑起来，他们担心政府被“梯也尔的政党”以及“空想自由派”完全掌控。“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安东尼不安地在信里说，“国王被迫让步并且只能按照梯也尔的意愿行事——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变得有点害怕了。”不过结果是，梯也尔对于外交政策更为侵略性的坚持，仍然让路易·菲利普觉得难以接受，所以由苏尔特元帅组成了另一个温和派政府。但是苏尔特政府存在时间也不长，1840年3月1日，梯也尔最终重返政府。因无法抵制他的崛起，让詹姆斯感到很悲观：
一个新政府组成后，没人对这一事件有任何想法，尤其是在这个夏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非常难过，法国只有发动战争才能从目前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如果路易·菲利普能够保住他的王位，和平就能得到维持，但是他的儿子，我想，将别无选择，只能发动战争。我亲爱的侄子们，因为局势将进一步恶化，我倾向于坚持我之前提出的观点，慢慢地，但一定要抛出我们持有的3%年利率的法国公债……任何政府都无法组成，这是个耻辱，而且最终不论谁组成了政府……我们也能预见到议会里的各个政党依然钩心斗角。但是如果各种证券价格下挫，我们就能够重新买进，因为在法国，人们就像在西班牙一样，前一天打得不可开交，但第二天他们又变成了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