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也尔担任总理之后，詹姆斯警告他的侄子们说，他对“基本形势，即事务的内部状态感到很不开心”。法国政权“失去了那些贡献最多的人”。尽管詹姆斯很快——秉承以往多变的风格——又开始谈论“与（梯也尔）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但这被证明并不现实。
导致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梯也尔爆发公开“战争”的事务通常被称为“东方问题”：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其概念上统治着大部分北非、巴尔干以及几乎整个中东，它能够保持完整吗？如果不能，谁能代替它的位置？经济落后，宗教林立，政府摇摇欲坠，政治暴虐——奥斯曼帝国囊括了所有这些特征。当然，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也是如此，但是程度没那么严重，而且它们是基督教国家——因此现代史当中，试图将奥斯曼帝国赶出欧洲大国“五头统治”行列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过。此时，“五巨头”中的4个对奥斯曼的统治呈现衰落态势的地区垂涎不已。奥地利与俄国出于明显的地缘原因，与他们南方的邻居存在着悠久的领土争夺史，而英国与法国对奥斯曼土地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是出于商业、战略和宗教等多方面原因。
在整个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连接所有东方危机的主线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谁都不能单独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方问题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创造新的势力平衡结构，都需要资金；统治这些地区（奥斯曼疆域）最基本的一个难题就是税收长期处于微薄状态。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斯曼帝国事务感兴趣的第二个，也是非常不同的原因是：他们“共同信仰者”的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资助希腊成功独立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卷入东方问题。围绕希腊疆域以及宪章的外交纷争一平息，他们就非常开心地提供了希腊赔偿土耳其人所需的资金，并且让雅典的新政府恢复了健康。这笔贷款最初看起来似乎只是冲着生意去的，因为希腊债券得到了对该地区感兴趣的3个大国的担保：英国、法国和俄国。但是，詹姆斯在巴黎被迫苦战了一番，以便从阿瓜多以及戴希塔尔手里获得比较满意的份额，后者在这起交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得益于他与希腊新国王的紧密关系（都来自巴伐利亚）。此外，交易的执行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本来，希腊计划发行6 000万法郎的债券，3个大国各自担保1/3。筹集的资金中，1 100万法郎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用于支付土耳其的赔款，剩余部分通过戴希塔尔交给希腊政府。
但是，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出现时，安全局势几乎立刻被打乱。1831年11月，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起兵反抗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理由是他当年出兵在巴尔干地区对希腊采取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合理回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阿里派儿子易卜拉欣入侵他最为垂涎的地区：叙利亚。几个月内，易卜拉欣攻占了加沙、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土耳其苏丹开始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来镇压反叛的部下，但是巴麦尊否决了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建议，拒绝提供帮助；相反，他试图从中斡旋，希望两方达成妥协。于是，苏丹转而向俄国求助，沙皇在1833年给予了军事援助。5个月后，让英国与法国感到沮丧的是，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包含了一项秘密条款，要求苏丹在“必要时”——实际上，是在俄国要求时，封锁黑海海峡，禁止任何国家的战舰通行。当奥地利与普鲁士也在条约上签字后，俄国获得了外交上的完胜。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只是许多威胁欧洲和平的事例之一。萨洛蒙匆忙地以梅特涅的名义警告詹姆斯，法国不应通过支持穆罕默德·阿里采取报复行动，后者在巴黎类似于拿破仑的公众形象因为他进步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得到增强。但是，这次危机的金融寓意还不那么清晰，因为法国对于希腊贷款的担保没有获得批准，而赔给土耳其的款项已经到了支付日期。在紧张的外交环境下，也能够预测这些交易受到了（表面上的）技术上的困扰。比如，希腊推迟向英国发送必要的债券，而土耳其则宣称，如果希腊代表团乘坐战舰抵达君士坦丁堡，那么土耳其将拒绝承认其身份。纳特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幻想着从苏丹那里获得有异国情调的装饰品，作为对他帮助赔款顺利支付的回报。但是，到他离开时，他“厌恶且厌倦了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欺诈感到羞耻，非常后悔来到这个让人憎恶的地方做生意”。
1836~1837年间，又出现了一些难题，希腊政府威胁停止支付贷款利息，这场危机让国际担保受到了考验，最终勉强平息。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了与同时期在葡萄牙类似的债券发行方式，利用新债券发行筹集的资金来支付之前债券的红利，但是金融市场很快学会区别对待希腊债券，英国担保的债券比法国和俄国担保的认可度高。这个难题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担保国试图只支付到期的利息，而不理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佣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与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出现分歧。1836~1837年间，法国再次将奥斯曼之前的属地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始于波旁王朝末期，成功地通过军事手段夺得。另一方面，巴麦尊此时的政策偏向于支持土耳其，其目的是要破坏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主导地位。当1839年4月，苏丹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时，法国政府发现给后者提供支持后，自己面临着孤立的局面。在各国外交的纵横捭阖中，英国与俄国达成了交易，《斯凯勒西村条约》将被一个国际协议取代，黑海再次被打通，而穆罕默德·阿里也将被迫退出叙利亚，但可以继续保留阿卡要塞。1839年，法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它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就如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向纽考特报告的那样，“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实际上……法国政府要么被迫接受（巴麦尊勋爵的提议），要么发现自己在东方问题上完全陷入孤立境地”。对于比利时危机迟缓的反应与这次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外交转变似乎给了梯也尔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一个机会。
直到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注视着外交方面的进展。1840年2月5日，埃及占领的大马士革发生的一些事情戏剧性地改变了这场危机的复杂性。在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一个名叫托马索的行乞修道士以及他的仆人易卜拉欣在大马士革失踪，音信全无。他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城里的犹太人社区，于是很快有传言说，他们在那里遭到了谋杀。在法国领事拉蒂–蒙顿伯爵的唆使下，埃及总督逮捕了许多犹太人，并施以严刑。一个声称在穆斯林市场看到过托马索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并拷打致死，他的仆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个犹太理发师被打了500个耳光后声称，他看到过托马索与两个拉比以及犹太社区的7个主要成员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叫戴维·阿拉里。这些人全部被捕，而且另一个拉比也被逮捕。当这些人自称清白时，不幸的理发师再次受到抽打，为了逃避刑罚，他声称疑犯曾经给他钱，让他谋杀修道士，以便他的血可以涂到逾越节的面包上。尽管他拒绝了疑犯，但理发师说他目睹了托马索在阿拉里的家里“遭到了残忍的谋杀”。
阿拉里的仆人遭到拷打并得到免于其他刑罚的承诺后，承认谋杀了托马索，而且在一条下水道里“发现了”托马索的遗骸，于是，7名疑犯遭到进一步拷问，直到他们“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其中一人——为拯救自己和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证实了残忍的谋杀故事：他说，托马索的仆人死于同一种方式。就如现代早期“猎女巫”的情形类似，故事变得越古怪，涉及的人越多。一共有70个人遭到逮捕，而且差不多还有同样多的孩子被扣为人质，迫使那些逃到大马士革的“疑犯”自首。整个过程中，法国领事扮演了“猎女巫”行动的总指挥，他不仅利用了天主教社区的反犹情绪，而且也利用了犹太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化。
正是由于一个犹太商人伊萨克·德·皮乔托被捕，将这个“捕猎女巫”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因为皮乔托碰巧是一个奥地利人。为了阻止皮乔托遭遇到拉蒂–蒙顿其他受害者同样的命运，奥地利领事卡斯帕·吉奥瓦纳·莫拉托向大马士革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请求他的上级、驻埃及总领事安东·劳林在亚历山大也提出同样的抗议。3月31日，劳林——他认为整件谋杀事件是伪造的——不仅向穆罕默德·阿里发出了抱怨，并且试图向法国驻埃及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其对拉蒂–蒙顿加以约束。另外，劳林同时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举措，他将自己所写的报告以及从莫拉托那里收到的报告直接抄送了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劳林建议说，驻巴黎总领事应该迫使法国政府“发布一个强硬的命令……严厉批评在大马士革的领事”并且“让那里的政府采取负责的态度……（防止）非犹太人口的仇恨发展成为对犹太人的迫害”。
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及上述引用信件的作者，当然就是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劳林的信只是许多寄给他以及其他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信件中的一封，这些信件都是希望为大马士革以及同样受迫害的罗兹岛犹太人寻求帮助。3月15日，同样内容的求助信寄到了荷兰犹太人领袖希尔施·勒伦那里，信件出自贝鲁特的一个犹太人之手，他希望信件能够由勒伦转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他们可能“能够与国王和大臣们说上话”。两天后，另一封来自英国驻中东商人的信敦促勒伦写信给詹姆斯，声称只有“名声响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拯救受难同胞的权势”。3月27日，君士坦丁堡犹太人社区将来自大马士革和罗兹岛的信件寄给了萨洛蒙、卡尔和列昂内尔，号召“建立一种紧密团结整个犹太人族群的纽带”。
詹姆斯按照劳林的建议做了。但是，法国外交部只是命令他们在亚历山大的副总领事调查拉蒂–蒙顿的行为，这样做，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敷衍行为，因为副总领事的官阶比领事要低，所以他根本没有权力让后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4月7日通知萨洛蒙：
我们现在唯一可行的是万能的方法：呼吁媒体支持我们，我们现在根据奥地利驻大马士革领事的报告，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事件描述，我们将其提供给《辩论日报》和其他报纸，同时也安排将这一事件详细地刊登在奥格斯堡《汇报》上。
利用媒体也是为了回应支持谋杀理论的法国媒体，比如《每日报》和《世界报》。詹姆斯下决心要尽可能有效地应对法国媒体，他找到了法国犹太人宗教法院的副主席阿道夫·克雷米厄，后者不仅擅长法务工作，文字功底同样深厚。克雷米厄针对叙利亚犹太人问题的长信第二天便出现在《判决公报》和《辩论日报》上。在随后的媒体争战中，詹姆斯同时授权克雷米厄出版劳林寄给他的文件——这让梅特涅感到大为恼火，尽管他同情犹太人，但是对于不受限制的（按照奥地利标准）媒体参与表示了憎恶。
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释放大马士革（犹太）囚犯运动的开始。在伦敦，当英国犹太人代表局4月21日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时，列昂内尔出席了会议，克雷米厄也出现在那里。9天后，巴麦尊同意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列昂内尔是其中一员。6周后，纳特建议克雷米厄给列昂内尔与犹太人代表局写一封正式信函，“那样会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使你能够向巴麦尊勋爵陈述这一事件”；此外，也正是纳特建议列昂内尔“准备好一大笔捐款，尽快资助克雷米厄前往中东”。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想法的形成，即克雷米厄与摩西·蒙蒂菲奥里高调公开“远征”亚历山大，此行的目的便是讨回囚犯们的清白，确保他们获释。罗斯柴尔德家族捐献了一大笔资金——至少2 500英镑——资助了这次探险，同时还充当了大马士革犹太人基金的“出纳”。在维也纳，萨洛蒙说服梅特涅迫使梵蒂冈处理一则谣言，这则谣言声称托马索实际上还活着，藏在一个修道院里（实际上并不是）。在那不勒斯，卡尔给蒙蒂菲奥里补充了供应品，传授他一些谈判的技巧，后来还帮助他说服天主教堂将“谋杀”的字眼从托马索的墓碑上去掉。在巴黎，安塞尔姆定期与劳林进行沟通，详细地了解蒙蒂菲奥里在亚历山大谈判的进展。
很容易地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拯救大马士革犹太人事业，是因为自己的族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们感到非常愤怒。海涅——詹姆斯给予暗示的记者之一——将詹姆斯的利他主义与其他法国犹太人的漠然进行了对比，尤其是铁路金融方面的竞争对手伯努瓦特·富尔德。海涅评价说，詹姆斯“在同情犹太人方面，比他的竞争对手显示出了更为高贵的精神”。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对他们共同信仰者的遭遇表示了同情。纳特说，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尽力阻止针对我们信仰的诽谤流传，必须阻止针对我们不幸的东方同胞的酷刑”。他几天后又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人们普遍地意识到，某一个教派可以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法国政府试图维护拉蒂–蒙顿的做法激怒了纳特：“当法国总理在议会宣布，他认为犹太人实施了谋杀，目的是得到基督徒的血用在希伯来宗教仪式上……这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这样的中伤那些血管里流着犹太人血液的人都应该予以驳斥，并证明其荒谬绝伦。”他和家族里的其他人对于蒙蒂菲奥里远行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后者不仅从穆罕默德·阿里那里得到了一个庄严的指令，宣布残忍谋杀并非是犹太教的教义，而且一周之后，又“体面地释放了”囚犯们。这一切揭穿了19世纪3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指责：他们对犹太同胞的命运漠不关心。“谁能站出来，”《汇报》编辑路德维希·菲利普森1839年就曾质问道，“说说这些人为犹太教、为了它的解放、为了它的公民权或精神地位的提升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美国作家曾经声称詹姆斯并不“关心巴勒斯坦贫瘠的海滨（的犹太人）”，与这个作家一样，菲利普森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只能自食其言。
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中东地区犹太人解放运动的雄心也不应被夸大。即便在1840年之前，就有一个说法在媒体以及其他地方流传，即罗斯柴尔德家族计划为犹太人重新索回圣地。早在1830年，一份美国报纸就声称，“土耳其苏丹财政上的窘境”可能迫使他将耶路撒冷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的富有超出了渴求甚至贪欲所能企及的程度；以目前的显赫地位，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得到了（圣地）——这或许可以用钱买到——他们可能立刻建立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很快就能捍卫自己，并且会对东方的商业与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给犹太人的后代提供补偿，将那个曾经积聚“古代”大部分财富的地方重新交还给他们。对苏丹来说，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犹太人手里，在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指引下，即便在非常短的时间，什么是它不能改变的？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个记者直接地问内森：“为何你们这些拥有影响力的人，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从土耳其皇帝、埃及统治者以及欧洲大国手里重新要回巴勒斯坦呢？那可是你们祖先的土地。”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在1836年的一本小册子《希伯来护身符》中给予了回答；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作家同年正式向阿姆谢尔提议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也认为，“重建希伯来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某一位先生最豪华的加冕礼：如埃斯拉和所罗巴伯一样，为了建立罗斯柴尔德王朝，他们能够带领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再次竖起大卫王与所罗门的王冠”。《世界报》（Univer）于184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也描述了类似的画面。英国的福音主义者也被这一想法吸引。如巴麦尊夫人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评论说：“这个国家……狂热与宗教因素……绝对决意认为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将等待犹太人回归；这是他们唯一的渴望。”尽管11年后迪斯雷利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时，斯坦利感到很吃惊，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想法。实际上，或许从基督徒的千年祈愿中就能找到类似的话语，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被认为是基督再生。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此类打算；这个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是很久之后的事。
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即便对于释放大马士革囚犯一事所采取的方式都持保留态度。从纳特的信中似乎可以看出，列昂内尔对于克雷米厄和一些更为喧嚣的英国犹太人所制造的“喧闹”感到不安。他觉得，这些人表露出的“热情太过了”。实际上，建议蒙蒂菲奥里陪同克雷米厄前往亚历山大的一个原因是“平和（后者的）狂热”。而且，纳特或安塞尔姆也没有期望那次远征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当确实获得成功时，安塞尔姆“反对举行任何公共示威活动”，并且强烈反对像法兰克福与其他地方那样以英雄般的方式欢迎克雷米厄。大马士革的胜利鼓舞了全欧洲的犹太人，随后出现了各种各样改善犹太人生存状况的计划，最著名就是菲利普森提出的一个方案：在耶路撒冷修建一个犹太人医院。起初，法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似乎愿意跟随蒙蒂菲奥里的领导，后者支持菲利普森的计划；但是他们在捐助医院旁边的牧师学校时附上了条件。当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反对这一计划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收回了资助，直到1853~1854年，修建医院的计划才再次浮出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如既往地继续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改善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的生存状况（如俄国控制的波兰）；但是他们的努力通常被更为激进的犹太人所质疑，后者的目标不仅仅是得到经济上的改善。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大马士革事件真正的意义只有置于外交环境中才能领会到。尽管，他们毫无疑问对大马士革的囚徒给予了同情，但詹姆斯和萨洛蒙更为看中其中的外交意义。因为大马士革事件给了詹姆斯一个理想的机会来破坏梯也尔的地位，后者在托马索神父所谓的“谋杀案”之后几个星期当选了总理。从本质上说，这起事件能够凸显法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问题，而这正是帮助梯也尔上台的因素之一。英国政府支持释放犹太人的运动也有自己的原因。巴麦尊决意打破穆罕默德·阿里的权势以及孤立法国，他很高兴地看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政权被描述得无比邪恶。同样的，梅特涅也很高兴得到机会挑战法国，后者声称由它负责捍卫圣地所有天主教徒的利益。另一方面，梯也尔几乎没有对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政权提出过任何批评，更不用说他自己的领地了。相反的，他的言行更为出格。5月初，他对詹姆斯说：“整件事是基于事实；我们最好平息它……因为中东的犹太人仍然如此的迷信……”他跟克雷米厄也说了类似的话。6月2日，为了回应富尔德在议会中的一个演讲，梯也尔嘲讽地质疑了法国犹太人的爱国主义：
你们以犹太人的名义进行抗议；那么，我以法国的名义抗议。如果我被允许这样说，我会说，犹太人中间正在发生一些荣耀的事。公众一获悉这一事件后，他们的担心便会在全欧洲范围内显现出来，他们用热情和狂热情绪处理它，在我看来，正是热情与狂热情绪使他们感到荣耀。如果我被允许这样说，我会说，他们的力量要比假装展现出的强大得多，此时此刻，他们正向每个外交大臣提出抗议。他们也狂热地做着这件事，这种狂热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总理必须有勇气保护受到此类攻击的下属。
梯也尔的这番话引发了法国媒体的攻击浪潮，“在拉斐特街上拥有豪宅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武力反对……我们在大马士革的领事”（《世界报》）以及“罗斯柴尔德先生”的“难以置信的傲慢”［《每日报》（Quotidienne）］等词句，不一而足。
当时，很容易将这类评价当做一种反犹言论，整个19世纪这种言论不时地出现在法国政治中。但是，还有一层含义是，梯也尔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捍卫拉蒂–蒙顿。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詹姆斯——已下定决心要动摇他的地位，尽管主要是因为他威胁到了国际稳定，而不是威胁到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更不用说他威胁到了法国的犹太人）。
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梯也尔赶下台，那么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简单了。除了大马士革事件，1840年夏季，法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地恶化。梯也尔不仅拒绝了解决问题的英国–俄国方案，还寻求在阿里与苏丹之间达成双边协议。但是，这只促使其他国家于6月15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在必要时采用武力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他们的条件，其中，他们将确认他为世袭埃及帕夏，给予他阿卡帕夏的称号，但是只让他控制南叙利亚的政府。此时，毫无疑问，巴麦尊赶在垂死的国家间友好协议发挥作用前，对君士坦丁堡施加了压力。8月份的路易·拿破仑“流产”的回归图谋以及9月在巴黎发生的骚乱也打击了梯也尔。但是，无论怎样，纳特在危机最紧张的时候明确地表示，“几乎不可能推翻他（梯也尔），实际上，这么做也十分危险，而且不明智”。另一方面，当纳特痛斥“所有新贵中最傲慢的人”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而且……民族主义的顽疾”和“虚假自由主义”时，他内心想的显然是“更为美好的将来”。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多快地把梯也尔拉下台。
表面上，在1840年8~9月的动荡时期，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可靠的外交沟通渠道促进和平的到来。列昂内尔向克拉伦登勋爵保证，法国不会开战；詹姆斯向梅特涅转达了路易·菲利普一再发出的请求：希望奥地利派出一个斡旋的人；列昂内尔试图让比利时国王从中调停；詹姆斯拜访了好战的奥尔良公爵；列昂内尔向巴麦尊转达了纳特的警告：不要过分地压迫法国，等等。这种外交活动的背后目的是从财政上削弱梯也尔的地位。关键因素是危机对于法国公债价格的冲击。8月3日，“公债价格出现了暴跌”，这让纳特和詹姆斯飞速赶回巴黎，与安塞尔姆一起静观形势发展。这只是一个冗长下跌的开始。当英国海军远征军包围易卜拉欣帕夏时，巴麦尊断然拒绝了梯也尔提出的保存颜面的妥协方案，而法国公债价格随之再次暴跌。公债价格从7月的87点跌到8月初的79点，到10月初只剩下73.5点。毫无疑问，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造成了公债价格的下跌是错误的，这是巴黎股票交易所里出现的普遍恐慌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检查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与19世纪30年代初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他们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可以从纳特8月2日的评论中看出端倪：“感谢上帝，我们几乎没有持有任何公债。”非常简单，他们在危机到来之前就一并抛出了所有法国政府债券。这也是法国驻伦敦大使基佐未能发觉的一件事。“你认为他正在祈求上帝保佑他的财产安全吗？”他9月9日拜访完列昂内尔之后，这样问列文公主。海涅也被詹姆斯紧锁的眉头所欺骗：“已经下跌了两个百分点的法国公债又跌了两个点，据说罗斯柴尔德先生昨天牙痛，也有人说他得了疝气。这意味着什么？风暴更加接近了。已经能够听到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死神奥丁的婢女）的羽翼扇动的声音。”实际上，詹姆斯是在假装维护海涅读者们的利益。纳特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投机，他开玩笑地说：“我不能发一笔横财。”
梯也尔进行了反攻。10月12日，支持政府的《宪章报》（Constitutionnel）炮轰“德·罗斯柴尔德先生与他的骗术”：
［根据《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报道］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一位金融人士，并不希望发生战争。没有什么事比这点更容易理解。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一个奥地利国民，也是奥地利驻巴黎领事，他对法国的荣誉与利益并不在意。这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议会，德·罗斯柴尔德先生，股市大师、梅特涅的代理人，你会做什么样的祈祷？这个“金融之王”凭借什么权力、什么权威来干预我们事务？他是我们荣耀的决断人？他的金钱利益可以凌驾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之上？谈到金钱利益，十分让人惊讶的是，如果能够相信受高度认可的报告，犹太银行家对内阁不满的还不仅仅是金融上的困境……另外，受伤的虚荣心也需要得到安抚。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已经向与他拥有共同信仰的同胞承诺，将把我们驻大马士革的总领事解职，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逮捕犹太人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多亏了议会主席（梯也尔）的坚持，大银行家的这些要求被一一拒绝，拉蒂–蒙顿先生得到了支持——因此，将大银行家卷入纷争的愤怒以及狂热让他一无所获。
这个攻击忽略了一个事实，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讲，“金融之王”处在一个能够“干预”政府政策的地位上。如果梯也尔真正考虑进行战争准备并最终开战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他如何承担起相关的费用？考虑到法国政府已经十分紧张的预算，借贷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在公债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政府根本不可能借到钱。这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整个金融市场对他们不赞成的政府所能施加的压力。金融危机剥夺了梯也尔的借贷可能，进而有效地破坏了他的外交政策。在回复《宪章报》的文章时，詹姆斯以巧妙的恐吓语调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从没有鼓动过反对政府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从不希望承担政治角色。就如你们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金融家。如果我期望和平，我会真心诚意地期望它的到来，不仅仅为法国，而是为全欧洲祈祷。金融家任何情况下都有机会为国家提供服务，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向来都迅速地作出了反应。
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次他可能不会提供服务。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在10月20日，“小无赖”辞职。10天后，一个新政府由苏尔特组成，基佐也在其中。纳特满意地说：“股市得到了最大的信心。”
当然，安排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战争狂热”的迹象不仅在法国出现，在德国同样如此。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梯也尔的倒台是这场危机的转折点。海涅在1841年3月报告说：
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有段时间似乎感觉不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看起来气色很好。股市占卜师，擅长解读伟大男爵外貌的专家向我们保证，和平之鸽在他的笑容里筑巢，对于战争的每一丝担忧都已经从他的面容中消失，他的眼里也看不到一丝预示风暴的光亮，因此，如战争般威胁整个世界的风暴天气，已经完全消散。这些占卜师告诉我们，他的喷嚏都是和平的预兆。
受制的权势
东方危机的结果证明了国际紧张状况能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好处——因为国防费用的攀升并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可以确信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利用他们的金融力量促进和平。但是，当大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处于克制状态时，新贷款的需求也趋于枯竭。形成对比的是，当他们采取重整军备的政策时（从1840年后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不再构成威胁。
梯也尔的倒台几乎立刻为詹姆斯带来了新生意。军备开支的攀升是梯也尔留下来的遗产——尤其巴黎周边的新防御工事更是花费不菲——迫使苏尔特元帅的新政府在1841年筹措了一笔新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万个原因不喜欢防御工事项目：除了引燃欧洲的战争气氛，它也使得萨洛蒙位于叙雷讷的别墅价值面临暴跌，它离计划中的防线非常接近。但是，他们丝毫没有犹豫地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坦诚地讲，詹姆斯对筹集贷款的债券数量以及新任财政大臣提出的发行价格满腹牢骚，新财政大臣泰奥多尔·于曼此前也是一个银行家，詹姆斯私下里将其视为一个“流氓”和“无赖”。实际上，整个谈判过程，即便按照詹姆斯的标准来衡量，也一直充满着扣人心弦的气氛。当于曼要求在巴黎会面时，在加斯泰因和维也纳办事的詹姆斯甚至未能抽空看望一下萨洛蒙，而且詹姆斯不止一次地表明，如果条件不提高的话，他就把生意让给别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生意的打算：他解释说，“我们希望——实际上必须拿到这宗贷款生意”；他也十分自信地认为于曼不可能放弃他，因此更加坚定地讨价还价。1.5亿法郎的贷款债券最终在10月发行，协议条件或多或少地遵照了詹姆斯的要求。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只证明了詹姆斯对于法国金融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但是，这笔贷款的重要性可能在于“武装和平”的特征，正是这一新式和平使得贷款成为必要。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此时詹姆斯与纳特不仅愿意证明重整军备政策的合理性，也乐意资助这一政策，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梯也尔当政时所反对的。他们向伦敦以及维也纳分行保证，新法国政府重整武装只是为了安抚民意。“过去10年中，没有一个政府比10月9日组成的政府更渴求和平，但是它需要考虑一些事情，克服一些怀疑，防备狂热的敌人。”一旦军备增加的成本为人所知，民众的情绪便会变得更为平和。3月8日，詹姆斯能够报告“赢得大捷”：“处理预算的委员会拒绝批准建立36个新军团的计划，这也给了梯也尔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此前一直想扩大军队的规模，这也将节省4 000万法郎，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军，这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证据。我买进了法国公债……”
1841年的贷款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国财政部的“正常服务”得以恢复。1842年与184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提供了另外两笔贷款（每笔两亿法郎），尽管他们的主导地位遭受了奥廷格、巴林和拉斐特的挑战。国际紧张形势也增加了德国各公国的军备开支。“只要法国持续武装，”安塞尔姆分析说，“德国必须跟上。”而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意味着新的生意。这样一来，在平淡的7年之后，奥地利政府在1841年再次筹措了一笔3 850万古尔登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与希瑙以及阿恩施泰因和埃斯克尔共同接下了这笔生意。两年后，他们又筹措了另一笔4 000万古尔登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视和平为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武装的和平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认为这个时候的詹姆斯像个“总督，甚至像个国王”，就不足为奇了。詹姆斯告诉她，他认识法国所有的大臣，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如果他们采取的政策“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他能够直接向国王表示抱怨；詹姆斯所说的这些并非夸大其词。“如他所知，我有太多的东西会失去，我并不渴望和平，他对我非常有信心，仔细听并斟酌我所说的话”：在那个句子里，除了巧妙地提及法国政权在财政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依赖外，也揭示了詹姆斯掌控“中产阶级王朝”的关键因素。当海涅称詹姆斯是一个“风向标”时，低估了他影响世界风向的程度。1840~1847年间，罗斯柴尔德给基佐提供的资助有效地让他避免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并增加了修建铁路而非防御工事的资金比例。这个时候，即便纳特和他的兄弟们对于叔叔在巴黎所拥有的影响力也都感到很吃惊。当英法围绕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产生争议，又在1844年平息纷争时，纳特评价说，“国王陛下让人吃惊的礼貌，几乎亲吻了他，他如此高兴”，法国国王（错误地）赞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约束住了（英国首相）皮尔。
但是，詹姆斯的权势是受到限制的，就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在19世纪30年代受到限制一样。1846~1847年间，英法之间围绕西班牙问题爆发了更为严重的争执，这让詹姆斯感到非常恐慌，当时路易·菲利普决意让自己的儿子与西班牙女王的妹妹联姻，而这可能被巴麦尊看做一个开战的理由。詹姆斯不停地来回奔波，试图让法国同意签署一个英法贸易协定，作为对蒙庞西耶（法国王子）婚姻的一种补偿，但是基佐这个时候却坚持不让步。詹姆斯于9月26日寄给伦敦的信里透出了内心的不安：
我们非常焦虑……因为，就如我得知英国大臣（诺曼比勋爵）的状况一样，他非常忧虑，因此可能采取非常坚决的举措。我不能想象他们将立刻宣布开战。真相是蒙庞西耶定于星期一前往（西班牙）。但是，基佐跟我说，即便英国准备宣战，婚礼仍将如期举行……我亲爱的侄子们，这让人感到太恐怖了。我没有想到形势会变得如此糟糕，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最后肯定会发生一些事。英国大臣告诉我：“我们不能冷静地坐着，等待局势发展。”他是否有意这样说，以便让我放出风去，只有上帝知道……我认为前景不容乐观。
詹姆斯甚至向基佐提议，蒙庞西耶应该宣布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但是，安东尼焦虑地报告称：“基佐认为我们一直在跟他对着干，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必须多么小心谨慎……我向你们保证，我非常忧虑——法国人不想战争，也不能开战，但是他们让形势变得如此糟糕。”实际上，纳特不愿意将列昂内尔的来信转交给路易·菲利普，因为其中明显包含了巴麦尊所说的强硬词句：
我们叔叔支持英法同盟的理由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巴麦尊勋爵担心，万一西班牙女王中毒（身亡），万一她没有任何后裔，万一女王的某个继承人为了王位不让她的女儿生孩子，那么现在的西班牙国王将会与蒙庞西耶公爵爆发冲突，勋爵了解什么将给我们的政治家带来恶劣的影响，让他们相信巴麦尊勋爵……跟你讲了一堆废话——我非常不幸地成为传递这类公文的信使。
到1846年10月的时候，詹姆斯已经非常悲观，他预测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将可能在任何时候开赴西班牙，而且也担忧英国增加军舰的消息。当他在29日看望基佐时，他被确切地告知，法国不排除蒙庞西耶将来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可能。局势的最低点出现在詹姆斯寻求支持诺曼比的决定时，后者决定在蒙庞西耶从西班牙回到巴黎时，不参加他的欢迎仪式。如纳特报告的那样，基佐“非常生气……并告诉他，鉴于自己所处的境地，他坚持对他（詹姆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詹姆斯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我担心这里与英国之间的所有外交沟通渠道将被打破，这里的政府准备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以前从没有看到过如此强硬的政府。我认为，即便现在的举动导致战争爆发，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便他向他的老朋友、比利时国王寻求帮助时，他得到的依然是“冷冷”的接待。
英法之间的这种公开冲突，不可避免地让海峡两岸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阿方斯对巴麦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感到不满。当列昂内尔于1847年年初造访巴黎讨论英国事务时，他嘲讽地问道，是否法国的政策应该“要谦恭地亲亲英国狮子的脸颊”。差不多同一时期，前往法兰克福的汉娜尴尬地发现，安塞尔姆和卡尔都站在了法国一边。“我不时地与我们的朋友爆发口角，”她跟列昂内尔说，“尤其是安塞尔姆，他是基佐的狂热支持者。”安塞尔姆也对詹姆斯充当调停人不愉快的经历进行了评价，他建议叔叔“不要在伟大的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掺杂进个人因素”。
每个人都担心的战争最终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在19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外交领域中经常可见。到1847年2月底，詹姆斯报告说，西班牙事务已经非常妥善地解决了：“奥波尼此刻和我在一起，他说现在即便想象战争都是多虑了。诺曼比邀请他和基佐在周二探访他。因此和平将在一杯香槟中达成，我和我的妻子将见证那一刻，感谢上帝。”但是，在香槟酒的软木塞还没拔出来之前，巴麦尊又找到一个新的争议话题：希腊拖延支付英国持有债券的利息。这是另一场英法“口水战”的开始，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再一次充当了不情愿的信使。“基佐告诉男爵，”纳特于1847年4月厌烦地报告称，“如果英国打算针对这一愚蠢事件大吵大闹的话，那么她将独自面对希腊……（基佐）将能够拒绝恭维，然后让他的国家进入一个让人担忧的状态——无论如何，不要以这样的条件重复这一点。”
此外，即便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没有出现过，但是出现了第二个危险——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些忽视的危险。在19世纪40年代，如此多的欧洲国家背着赤字运转的趋势，对它们的银行家来说，不仅意味着利润丰厚的好生意，而且也标志着这些国家中出现了基本性的政治不适。实际上，军费开支并不是造成19世纪40年代各国财政赤字的唯一原因。我们将看到，各国对于铁路建设的补贴，以及税收不景气甚至下跌——经济低迷的一个副产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足地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添加到他们的客户名单中，他们也能够为此举获得的外交影响力而恭贺自己。比利时与叙利亚危机实际上证明了一点：谨慎地操控欧洲国家的财政便可以避免战争。但是金融力量也不是绝对的，毕竟，它受制于欧洲国家的内部稳定。当这点难以维系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证明与那些财政受他们控制的王子和大臣一样无能为力。七月王朝最终垮台并不是因为一场战争，而是因为一场革命；而对于革命，巴黎周边的防御工事形同虚设。
[3] 三月前期指1815~1848年期间德国境内的历史发展。——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