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847年国会要求选举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使得一个可能性浮出水面：即便路易·菲利普还活着，1830年的革命也可能重演。纳特在1848年1月和2月分别从巴黎发出的报告显示，他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人们谈论的东西与1830年革命前夕一模一样。”他在2月20日评论说。两天后，按计划将举行一场决定性的改革集会，以挑衅政府的一项禁令。
我想政府更迭将能惩处罪恶，但不可能预言将发生的事情——没人能够说出一个法国暴徒将要做些什么，当议会议长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时，很难断定他们将会走得多远，他们什么时候保持平静——我们必须作最好的打算，同时，我亲爱的兄弟们，我真诚地强烈建议你们卖出股票以及各种公共证券。
但是，第二天他又变得比较乐观了：
让人作呕的集会继续刺激着公众……这真的与1830年之前的情形很像，但是无论如何，我禁不住想象它将慢慢平息，让我们远离喧嚣——这个国家如此富有，人们总体上非常乐于维持现状，我相信革命运动不可能发生……结局将是政府发生更迭，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基佐将很可能出局——如果那样的情形发生的话，我将非常开心，那将会让我们的公债价格上涨，从而将一切事务恢复正常。
“但是，我毫不怀疑，当集会结束后，我们将看到非常大的改善，”他在另一封信里接着说，“所有的朋友都向我们保证，无须担心‘左派’举行的任何革命性示威——在我看来，他们的集会将遭到彻底的失败。”“目前，人们对于维持现状的兴趣要远大于发生暴动。”他在集会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里得出结论说，“我认为暴动不在日程表上，至少目前不会发生。”喜怒无常的悲观主义者选择了最糟糕的时刻来看待局势光明的一面。
即便在2月23日的信中，街上出现了路障，国民卫队出现了兵变的迹象，纳特仍然低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只是焦急地希望政府的更迭将足以平息骚乱：
政府已经发生变化，基佐刚在议会中宣布，他已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现在国王正在与莫莱秘密商讨着——我们必须希望他们将炮制出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如果满足捣乱的少数派以及不安分的国民卫队的要求，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尝试——比较大的过错就是没有尽快地将基佐解职，人们已经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当下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压住公众舆论——暴动自身并不严重，并不让人担心，只有少数人甚至没人被杀——但是让国王真正担心的事是国民卫队支持改革、反对基佐的现象……从各方面来讲，暴乱已经结束，现在他们已经进行了改革，我看不到他们为了什么而斗争，我想我们将听到一些解释，其他东西只有上帝知道。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们卑鄙的公仆将来不会再持有大量的法国股票……向国民卫队支持的一群暴徒屈服，真的很危险。
这封信可能写于卡普桑街道上的致命对垒前几个小时，那场对垒共有50名示威者被守卫外交部的士兵开枪打死。第二天，面对他所称的“道义起义”，路易·菲利普将王位让渡给孙子，然后逃往英国。多个反对派联合组成了临时政府，其中包括律师亚历山大·勒德吕–罗兰、诗人阿方斯·德·拉马丁、社会主义者路易·布兰克，以及一个叫做阿尔贝的工人。第二天，一个委员会成立了，以处理失业的建筑工人获得“工作权利”的要求。纳特的下一封信很短，直指重点：“我们身处最糟糕的一场革命当中——这封信到达你那里不久，你们就可能看到我们。”当时，他和詹姆斯已经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前往勒阿弗尔，搭下一班船前往英国。
法国发生的事件，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之前革命的记忆。那些认为1830年革命成果甚微的人决心在更为真实的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那些对18世纪90年代的经历仍心有余悸的人则决心不能让权力流落到新雅各宾派手里。整个局势直到6月下旬才有些眉目。尽管制宪会议的选举表明，巴黎以外对激进共和主义的支持有限，但是，巴黎发生“红色政变”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5月，拉斯帕伊、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等社会主义就进行了尝试，但未获成功。6月，国营工厂的关闭导致幻想破灭的工人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直到1849年6月，所谓的“山地党”走上街头，最后一次尝试重新点燃雅各宾派的精神。
欧洲各地爆发的革命几乎与法国一模一样。尽管革命废除的国王相对较少，但许多国王被迫从首都逃离，大多数在街头爆发“暴力冲突”之后，被迫作出宪章方面的让步，这暴露了警察力量的不足（或不可靠）。国王的这种集体沦陷意味着一系列的宪章革新成为可能，从法国的共和制（在罗马和威尼斯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到君主立宪制（许多德国公国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在1830年革命的中心荷兰，荷兰与比利时国王急忙向自由派压力作出了让步，允许进行宪章改革；丹麦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德国，革命从巴登开始，那里的大公几乎在法国革命一发生就被迫同意接受一个自由宪章，这一范例随后被黑森–卡塞尔、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所采纳。在巴伐利亚，路德维希国王被迫退位，他的声誉因他与劳拉·蒙特兹（爱尔兰出生的舞蹈家，路德维希的情妇）的关系而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王权体系内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让更为激进的共和派感到满意，他们4月试图在巴登发动政变。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乡都感觉到了革命的颤动：与安塞尔姆的预测相反，1848年对法兰克福这类古老共和国也带来了威胁，只要它们的公民权定义过于狭窄，他们的政府结构就已经过时。法兰克福市中心的首次暴力事件出现在3月初。
每个地方似乎都出现了两次（可能是连续的）革命：其中一个目标是宪章改革，另一个目标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受过教育的学者、律师和教授们发表演讲、起草宪章，工匠、学徒和工人们则充当着街垒，遭到枪杀。
可能1848年与1830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时的革命浪潮波及到了奥地利。梅特涅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那里获悉了巴黎革命的消息。“嗯，很好，亲爱的，一切都结束了。”据称他如此评论道，尽管他后来向萨洛蒙所作出的评论更为乐观。实际上，确实一切都结束了。3月13日，奥地利下院正在开会的大厦外，示威者与军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梅特涅宣布辞职，然后乔装迂回逃出欧洲大陆，身上只带了够用的钱——他的心腹银行家萨洛蒙提供给他的信用证，作为他全家逃往英国的路费。国王费尔南多用他的政敌科洛弗拉特取代了他的位置，并承诺进行宪章改革。与其他地方一样，当新政府采用英国式的两院制，给予下院财产特权时，激进民主派——主要是诸如赫尔曼·戈尔德施密特倔强的表兄伯纳德·鲍尔之类的学生——走上了街头（5月15日），迫使国王逃往因斯布鲁克。当制宪会议被证明十分保守（农民代表对废除农奴身份很满意）以及革命政府试图减少公共建设投入时，骚乱再次发生：工人们7月举行了罢工，学生们则在10月进行了最后一次政变尝试。
哈布斯堡王朝在其政权中心发生崩塌，从而在整个中欧引发了连锁反应。在普鲁士，骚乱已经在莱茵地区开始，但正是维也纳传来的消息改变了柏林的气氛。3月17日，尽管数日的抗议后，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似乎愿意有条件“投降”，即同意改革宪章，但是同时又部署军队以恢复秩序。与巴黎一样，市中心不安的士兵也向示威者开了枪，进而将变革转变成革命。经过24个小时的激战，国王屈服，向柏林人、普鲁士人以及——重要的是——向“日耳曼民族”发布了一系列告文。与巴登、符腾堡和汉诺威一样，自由派人士担任了大臣，尽管所有这些履职的官员很快就意识到，很难将他们对于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期望与工匠、学生和工人的激进目标进行调和。民族主义一度似乎是实现团结的最佳纽带。因此，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德国革命就不仅仅是各个公国内部的宪章改革，它同时还承诺改变日耳曼联盟本身。
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的冲击也不局限于德国境内。在布拉格，如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的温和自由派要求在财产特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议会，取代过时的波希米亚议会。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类似地独立派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思想。意大利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只是时机有些不同。我们看到，两个西西里王国的革命很早便已开始：3月16日，费尔南多二世批准了在西西里设立一个独立的议会，不久之后他被迫放弃那里的统治；两个月后，他同意那不勒斯自己组织一个议会。皮德蒙特和教皇国，查尔斯·阿尔贝和皮乌斯四世作出了类似的让步，两人都在3月批准了宪章。在威尼斯和米兰，革命以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形式爆发。与德国（尽管规模较小）一样，一些革命者看到了统一意大利的机会，使它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为何1848年革命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最糟糕的一次革命”？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由单一的对于自由派或共和制政府的憎恶之情决定的，这点很重要。对于革命的态度，各个家族成员之间互有不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萨洛蒙，他似乎只能从宗教角度理解降临到他身上的灾难。在寄给他兄弟和侄子杂乱无章的信中，当他不再为自己的金融投资过错辩解时，他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灾难，它可归咎于路易·菲利普的无能，梅特涅夫人的虚荣以及巴麦尊的不负责任，与之相匹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不仅包括1789年革命，还有农民战争、十字军东征和《圣经》中记载的蝗灾。不论是什么，他都将其视为对宗教信仰的神圣考验。
他的侄子纳特缺乏这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尽管他比起伦敦的兄弟，政治上更为保守，性格也更为谨慎，但是他还是受到了革命的重创——近乎生理或精神崩溃的状态。（之前从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更为糟糕的“政治霍乱感染了全世界，”他在前往埃姆斯接受温泉理疗前这样说道，“而且我担心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这种病，将来将会血流成河。”革命期间，几乎每一封他写给兄弟们的信，都警告他们抛售所有的股票。
家族里没有像他这样看待革命的人。无论是阿姆谢尔还是卡尔，似乎也都深刻地反思了这一事件：对他们来说，革命就像是一场自然灾害——难以理解，但在上帝的祝福下，总是能存活下来。革命的想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思考范围——卡尔拒绝谈论意大利统一是“一些疯子的愚蠢目标”——他和阿姆谢尔都尽可能地远离政治辩论。类似地，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三色旗，爱国歌曲——对于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人来说毫无兴趣。当时的一幅漫画描绘了困惑的阿姆谢尔问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任命的“帝国贸易大臣”阿诺德·杜克维茨（阿姆谢尔乐观地估计一个新的帝国正在形成）：“什么都还没交易吗，部长先生？”（见图4–3），暗示他被漫长而又没有结果的议会辩论所困惑，这点或许是对的。与他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对于革命追求的东西十分清楚。他的观点越来越明确，即所有的政权都不再可靠，财政上更为顺从，他愿意向风暴后升起的任何旗帜敬礼。比如，他拒绝让阿方斯加入国民卫队，更多的是表明了家族的利益永远排在政治之前，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反对共和制的姿态。詹姆斯没有为路易·菲利普流过一滴眼泪。
图4–3 男爵：“什么都还没交易吗，部长先生？”（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0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立及大学图书馆）。
这种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家族几个长子，即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和阿方斯的认同，他们已经倾向于对政治发展采取类似的清醒认识。但是，与詹姆斯不同，他们偶尔会表达一些同情自由改革的声音，尽管他们将这些与激进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想法进行了区分。安塞尔姆对于德国发展的评价显示，他对诸多被迫向“人民的意志”低头的国王、王子和大公们几乎没有表露出一丝同情，而且对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老家伙”极不耐烦。在离开法兰克福前往维也纳之前，他兴致盎然地参加了德国“支持议会”的首场辩论，尽管这是种超然的兴趣：与伦敦的堂弟列昂内尔不同，他和迈耶·卡尔从没有想过支持选举。安塞尔姆热烈地欢迎了1849年3月公布的奥地利宪章，其条款实际上自由色彩比较浓厚。与之对比的是，更为年轻的几个兄弟作出了更有特色的反应。阿道夫在那不勒斯被吓坏了。另外，安东尼认为德国王子们就像是“一群驴”，对法兰克福议会统一德国的目标“十分看好”，他认为这一目标“正确且合理”。而对于19岁的居斯塔夫来说，他渴望回到巴黎亲眼看看革命——但最后对于自己碰到的“悲哀”感到失望无比，工人阶层暴乱的范围以及共和派政治家可怜的才能都让他失望。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矛盾的态度，没有什么比女性成员的信件和日记能更清楚地予以说明了。詹姆斯的妻子贝蒂对于革命无比敌视，她对4岁的孙子詹姆斯·爱德华的一席话极为赞同：“如果我有钱，我将买一支枪，向共和国以及共和党人开枪。”她希望法国的共和宪章“很快就将与它的姐妹会合，后者早已经被埋在时间的尘埃中”，并将制宪会议的代表贬为“我们巴黎大动物园里的野兽”。她同样轻视德国革命。她跟大儿子说，法兰克福议会是“错误教条和混乱的代理人”。当罗伯特·布吕姆在维也纳遭枪击时，她很高兴地表示，“捣乱的声音终于消失了”，并对巴黎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形感到遗憾。有些怪异的是，尽管父母出生于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但贝蒂竟然表达了一种怀念18世纪政权的思想：“那个世纪的思想如此丰富，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争取符合自己级别的荣誉，不会因为屈从于更高的权威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19世纪，在她看来，是一个“邪恶时代”。
但是，她堂兄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对待革命的观点完全不同。当然，她担忧家族未来的财务状况；但同时，她从革命中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将其视为自我否认和自我改进的一个机会。从她亲属的信件中以及报纸上获悉的消息让她产生了一种欣喜的感觉，一种历史加速的感觉。她在日记中写道，它“实际上……是铁路时代，过去的6个星期中发生的事件几乎可以与见证了路易十四死亡、大清洗、国民大会和拿破仑当权的那6年相媲美”。最重要的是，她对于法兰克福出现的统一德国的可能性感到着迷：
对于德国，她有希望很快就变得繁荣、强大、统一和自由。在普鲁士，人们同样也赢得了对于军队的胜利，国王被迫批准了他的臣民提出的所有改革要求。政府进行了更迭、普鲁士的王子已经逃亡、媒体自由了、法庭的程序公开……所有的教派拥有了同等的权利。德国将再一次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帝国，强大、幸福、高贵且自豪，她将严斥俄国人的攻击、哥萨克人的侵略和法国人的威吓外交。
当然，她的德国统一理想严格地限制为君主制：与安塞尔姆一样，她抗拒共和制。但是在法国的大环境中，夏洛特能说出一些积极的东西，甚至是关于共和派人士的。她的观点是：
那些掌握着国家的人，希望为他们的国家奠定一个繁荣与幸福的基础，尽管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勒德吕–罗兰……对法国抱有诚挚的希望，在这个动荡的时刻，在所有的政府成员当中，显然只有他能够担当领导。
夏洛特的堂弟媳路易莎也看到了“这次伟大的革命”积极的方面。由于“我们的家族只得经历风暴”，她觉得能够忍受“任何损失，不管多么严重”。她坦陈：“我不能说，它对我们财富可能产生的效应让我感到极为不安。这不是什么哲理，只是不关心，或者说不喜欢作出庄重的姿态并以此炫耀……”
简而言之，整个家族没有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这点也可以从各个家族成员对待流亡到英国的国王和大臣们的方式看出端倪。贝蒂很吃惊地听到生活在英国里士满的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家人每天开销只有100法郎。但是，他从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那里得到的只是一箱好葡萄酒。革命也让梅特涅失去了权力，变得贫穷，夏洛特评价说：
他在约翰尼斯贝格的城堡被没收了，因为他在过去9年里没有缴过税……王子从没有拥有过大量的财富。年轻时，他挥霍无度；但后来被迫替他儿子还债。现在，他要供养一个大家庭并要教育孩子。他的财务直到最近才在萨洛蒙叔叔的帮助下恢复正常。
她对梅特涅的境况没有丝毫的同情，并且认同法兰克福合伙人的观点，即不要给他提供进一步的财务援助。但是，列昂内尔对“叔叔”感觉到有一丝家庭的责任。6月，梅特涅获得了32.3万古尔登的预支款，以他（严重贬值的）铁路股份为抵押。另一笔提供给梅特涅夫人的5 500古尔登的贷款出现在维也纳分行1848年11月的账本上，到第二年，梅特涅家族的债务总计达到了21.65万古尔登。此外，1827年贷款剩余一半的偿还时间——本应在1859年还清——进行了修正，因此直到19世纪70年代，仍然有很大一笔钱未还。
梅特涅在写给萨洛蒙的两封长信中——其中一封是他乔装经过阿纳姆时所写，另一封发自英国——回报给他忠实的银行家以杂乱无章的辩解，这有趣的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世界变得多么混乱！你一直问我战争是否来临。你也一直听到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手里掌握着缰绳，我就能够确保政治和平，因此战争不会发生。今天的危险不在政治战争的战场中，而是在社会战争的战场中。在这个战场中，我也尽最大可能地掌握了缰绳。当这种可能性失去时，我从驾驶者的位置上走了下来，因为被推翻有悖我的天性。如果我被问到，如果采用天真的乌托邦式的改革能否避免这一切，我会用一个响亮的“不”作回答——其原因是，今天被称为改革的举措，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带来某些改进，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价值，鉴于目前的社会形势，所谓的改革就像是举着火把在炸药桶上跳舞……亲爱的萨洛蒙，你了解我已有数年，其他许多人并不是这样。
法国的局势刚刚开始。之前，那里从没有出现比现在更大、更深的混乱。
这可能是梅特涅讨好那些可能资助他“中产生活”的人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对于相互理解的阐述，是萨洛蒙与梅特涅伙伴关系合适的墓志铭，他们30年前在艾克斯便已相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对欧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只是，满腹狐疑的安塞尔姆评价说，这些话只是一些“对当今世界毫无帮助的理论”。
财产受到威胁
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担心的，并不是革命对他们的生命带来的威胁。尽管危机爆发时，他们很快就让他们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前往安全的地方，但男性罗斯柴尔德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那段时期至少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在子弹和砖头开始飞舞时，仍然能保持镇定。2月24日，詹姆斯被年轻的费多（当时他在国民卫队中服役）看到与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挽着手出现在和平大街，并朝着遭到洗劫的杜伊勒里宫走去，当时四周都是枪声。
“男爵先生，”费多对他说，“在我看来，选择在今天出来散步似乎不是一个好选择。您最好回到家里去，而不是将自己暴露在枪林弹雨中，现在这个城区子弹到处呼啸。”
“我年轻的朋友，”他回答，“我很感谢你的建议。但是告诉我，你为何在这里？尽你的职责，是吗？我也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为同样的事情而来。你的职责是持枪警戒，确保良好市民的安全；我的职责是前去拜访财政大臣，看看他们是否需要我的经验和我的建议。”
说完他就离开了。
早在3月4日，詹姆斯就准备让他的妻子和儿子返回巴黎——尽管同意了贝蒂的请求，但他仍有一些警告：
如果你决定回到伦敦，我所要求的就是你用不同的名字办一个往返的护照。如果带着阿方斯，他也需要一本印着不同名字的护照，因为我不想报纸上出现一个大标题说，“德·罗斯柴尔德夫人回到了伦敦。”那会增加无聊的闲话……回到巴黎，带上阿方斯，尽管我在犹豫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置身于政治之外。如果他们看见了他，就可能要他加入国民卫队。如果他愿意保持低调，那就可以回来。
5月，巴尔贝斯和他的同党政变“流产”，人们谈论协和广场的断头台时，詹姆斯再次准备将儿子们送到国外以求安全，他自己实际上也短暂地造访了伦敦。但是，他自己只是在6月初考虑过离开巴黎。他与惊恐不已的侄子纳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甚至被新任警察局长马克·科西迪埃派去保护拉斐特街的警察吓到了：“一群长相凶恶的人，佩戴着红色腰带，你绝对不想在黑夜里赤手空拳地遇到他们——他们能活吞了你。”尽管他在局势最为动荡的几个月留在了巴黎，但是他在11月底还是如释重负地撤到了英国。詹姆斯非常蔑视这种胆怯的行为。贝蒂曾自豪地告诉阿方斯，她丈夫是少数几个“勇敢抗击可怕风暴的人之一，那场风暴击垮了大多数人的勇气和意志”。
萨洛蒙也坚守在维也纳，当然他很少出门。尽管3月13日之后，不时听到“街上的鼓声”，但他直到6月才离开维也纳，然后选择与阿姆谢尔待在不那么平静的法兰克福。安塞尔姆一直坚持到10月6日到7日，武装的革命者在战争部大楼外面处决了拉图尔伯爵，然后攻占了军械库；接着又占领了罗斯柴尔德办公楼的楼顶，“他们离我们的房子只隔了一栋楼”。由于维也纳的形势此时变得异常危险，以至于返回抢救银行文件的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被迫化装成一个牛奶工；安塞尔姆则被迫在乡下待了一个月。
阿姆谢尔从未离开法兰克福，尽管警报一直没停过。当1848年3月的一个晚上，一群人聚集到他的房子外面时，他“早就睡着了，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最后他在窗户外面悬挂了国旗，希望能得到安静。9月，法兰克福分行被街垒包围并且被4颗子弹击中时，它的生意仍在进行着。当时的一幅木刻画捕捉到了阿姆谢尔的沉着，画面里，阿姆谢尔对两个扛着来福枪的革命者发出了自己的抗议。“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问道，他指的是钉到他前门的标志。“街垒搭建者”回答说：“现在它开始了，男爵先生，现在所有东西将被瓜分，但私人财产是神圣的。”对此，阿姆谢尔火冒三丈：“什么开始了？你们给我走开！财产是神圣的？瓜分？你说什么？我的财产对我来说一直是神圣的，我不需要你把它写在我的门上。瓜分？当普鲁士人来的时候，你们将全部被瓜分（见图4–4）。”
图4–4 佚名，9月18日的街垒场景：“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1848年9月18日）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28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立及大学图书馆）。
纳特以及那不勒斯的卡尔与阿道夫的“不安”是例外，这也影响了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尽管他们经常评论中欧地区伴随革命而来的反犹主义，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男性似乎从没被它吓到过。实际上，詹姆斯更为担心的是，万一爆发战争，他可能会被当成德国的间谍而遭到逮捕，而他的妻子似乎一直像关注着詹姆斯的生命那样关注着他的尊严。她高傲地对夏洛特说，新任法国内政大臣路易·安托万·加尼耶——帕热斯竟然“总是称呼我们的叔叔为‘罗斯柴尔德’，而不加‘男爵’头衔或‘德’”——这是一个不尊重的标志，从而将他与老一辈的革命者，如拉马丁区分。罗斯柴尔德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则发现革命的自省特征（而且通常会审视过去）有些可笑。马克思不是唯一怀疑历史在重复自己的人，不过一切更像是闹剧，而非悲剧。巴黎无穷无尽的照明，仪式化的植树活动，最重要的是优雅的新阶层参与的仪式需要一袭白衣的处女，这看起来非常荒谬，对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来说尤为如此。
实际上，对他们财产的威胁比起个人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更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忧。家族的一些城市住宅被画上了标记，萨洛蒙在叙雷讷的别墅遭到了洗劫——同遭噩运的还有路易·菲利普的别墅——这只是威胁的一些征兆。北线铁路公司所拥有的一些火车站以及桥梁遭人纵火。复活节进行的制宪会议选举让纳特确信不会再有“流血革命”的危险，但是他仍然预期“我们的钱包”将会“流血”。有谣言声称，拉斐特街将遭到洗劫，而且一直将持续到4月；随后一个月，在决定性的“六月暴动”前夕，居斯塔夫描述了贴在巴黎各处围墙上的传单，“传单指明了去哪里抢劫，上面提到我们拥有6亿法郎”。在法兰克福——尽管从许多温和的革命者那里得到了保证——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还是被单独挑选出来列为攻击的目标。阿姆谢尔的窗户先后三次被打碎，他采取了预防措施，将“我们大部分动产”转移到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直到他更为确定地相信“私有财产将得到尊重”。在维也纳，戈尔德施密特的房子在5月被外面修筑街垒的工人洗劫一空。安塞尔姆和纳特此时将银器和瓷器运往伦敦保存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财产面临的第二个威胁是革命政权的正式没收——直接没收或以沉重的直接税方式变相没收。他们的朋友布雷克劳德3月18日从柏林传来的有关保证——“绝对没有理由担心私有财产”——也难以让他们安心，因为诸如坎普豪森与汉泽曼等温和派可能被更为激进的政客取代的危险非常明显。对此，詹姆斯4月解释说：“他们不会碰你的一根头发，但是他们会一点点地蚕食（你的财产），直到你什么都不剩。”在维也纳，媒体上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章暗示，如果工资和工作环境不改善的话，就要没收他们的工厂。在威尼斯，萨洛蒙的盐厂在马宁的共和政权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但是，最为严重的没收提议出现在巴黎，国有化铁路网络的计划——这一激进要求在革命前就已经出现——在3月便开始讨论。当局认为，铁路公司未能履行1842年计划中的义务：低估了铁路建设的成本，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用于股票投机，他们甚至不能按照合约的规定向政府支付到期款项。毫无疑问，1848年春天的铁路公司，其地位岌岌可危。比如，北线公司欠政府7 200万~8 700万法郎的款项，而且很可能不会支付；这些债务很容易成为政府接管的理由。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国有化对纳特来说，并不是件坏事，他对铁路从来就没多少兴趣。由于公司的股价跌到了每股212（法郎），铁路工人又不断地藐视上司的权威——甚至坚持要在主要车站前种植“自由之树”——纳特急着想摆脱他们。但是，詹姆斯并没有准备将自己初见雏形的工业帝国主心骨交给政府。与那些铁路线还没有完成的公司不同，北线铁路已经从货运和客运业务中赢利，革命对这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面临的最大威胁莫过于他们手中的政府证券，在新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里，这些证券的价格急剧下跌。表4–1显示，革命对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持有的主要证券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尽管这些证券价格在1846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甚至更早）就已经普遍下跌，但1848年 2~4 月这段时期，出现的是灾难性的崩溃。
表4–1 1846~1848年金融危机
债券 最高价格 日期 最低价格 日期 变化的百分比
奥地利5%年利率债券 112.25 1845年12月 58.00 1848年3月 –48
法国3%年利率债券 84.25 1846年2月 32.00 1848年4月 –62
法国5%年利率债券 121.00 1846年7月 50.75 1848年4月 –58
罗马5%年利率债券 105.60 1843年 71.80 1848年 –32
英国3%年利率债券 100.88 1845年1月 78.75 1847年10月 –22
备注：英国与法国公债价格是伦敦的周收盘价，奥地利公债价格是法兰克福的月收盘价，罗马公债价格是巴黎的均价。
数据来源：《投机者》中的“私有银行”，海恩著；《私人金融》，费利西尼著。
我们已知道，詹姆斯持有1847年发行的3%年利率公债，面值总额约为1.7亿法郎。到4月，这些债券的市值跌到成本价的一半。但是，他在11月被迫继续向法国财政支付部分期款（此时要求两年内付清，每个月应付款总额高达 1 000 万法郎）。除了这些重大的损失外，票据账目也可能出现亏空：如纳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1 600万法郎的票据，但是天知道会有多少能够兑现。”诸如戴希塔尔这样重要的银行都陷入了困境，因此前景自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巴黎分行欠北线、斯特拉斯堡线和格朗德孔布线等铁路公司约1 000万法郎。它太多的资产都是不断贬值的股票、股份和票据；而它太多的债务则需要以现金偿还。1848年的一幅漫画显示，一个像是恶魔的罗斯柴尔德让交易所的天平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而在他的上方，一群学生正在示威，他们旗帜上的口号要求废除一切，“除了学生”（见图4–5）。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中损失惨重。
图4–5 “亚历山大”，《一场风暴：交易所中的起落》（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5页（维也纳市历史博物馆）。
在这些情况下，许多观察者预计詹姆斯会宣布破产，然后可能和家人一起逃离巴黎。奥地利大使奥波尼整个3月和4月都紧紧地盯着他，防止他的银行随时会倒闭。比如，在2月27日，奥波尼发现詹姆斯和其他银行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公债已经变成了“废纸，一钱不值”。科西迪埃肯定也怀疑詹姆斯正在计划离开巴黎：有传言称，詹姆斯将黄金藏在运肥料的车中偷运出巴黎，而且他已经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既盯着他，同时也保护他的房子免遭洗劫）。整个3月和4月间，一直有流言说，德·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将是下一个倒闭的银行。奥波尼觉得詹姆斯“命悬一线”，他的朋友莱昂·福谢形容他“流尽了鲜血”。这些话与事实相差得并不远：4月的某个时刻，詹姆斯的现金储备减少到只有100万法郎多一点。当一个办事员忙中出错填错了数字，使得数额更少时，他承认自己曾恐慌不已，并开玩笑“放弃生意，前往乡下，靠土豆度日”。
如果巴黎分行的情况危急的话，维也纳分行的情况将更糟。萨洛蒙不仅手里积压了一大批奥地利国债；而且，我们也看到，为了拯救埃斯克尔，他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萨洛蒙估计不久就要支付的款项大约为300万古尔登。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安塞尔姆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拯救埃斯克尔的钱是用国家银行为期3个月的融通票据来筹集的，总额为275万古尔登，票据续期问题在革命前并没有达成一致。此外，还有价值200万古尔登的票据，其中大部分是萨洛蒙用来筹集资金建设北方铁路的。这些加到一起，他即将要支付的款项接近800万古尔登。萨洛蒙此时根本无力支付即将到期的款项，因为他大部分的资产是工业股份，而革命的爆发，使得它们难以出手。萨洛蒙困境的范围之大能够从安塞尔姆后来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中看到。他资产的27%存在于维克奥兹钢铁厂、北方铁路和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中，当然还有他各种用做贷款抵押品的较小工业企业。这些资产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轻易地变现。他“妒忌受祝福的弟弟内森”就能够理解了；他对其他几个兄弟说，他“身处最为痛苦的形势当中”。这也是他的英国侄子们担心的情况，他们当时建议詹姆斯不能将钱耗费在铁路上。
维也纳分行的窘境反过来危及了法兰克福分行的地位：3月份进行的新统计显示，萨洛蒙欠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主要是法兰克福分行——170万英镑（是他债务的一半）。萨洛蒙后来试图辩称法兰克福多年来一直“压榨”维也纳分行来为自己开脱，但是可以说的一点是，阿姆谢尔也确实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他听任萨洛蒙积累了如此巨额的债务。此外，法兰克福分行自身也有诸多难题，特别是欠符腾堡的贷款、欠黑森–卡塞尔的钱，以及日耳曼联邦存在它那里的巨额资金（所谓的“要塞款”），这些资金此时可能被要求提取。加到一起，安塞尔姆估算短期负债为800万古尔登，同时感到有必要停止支持贝弗斯家族，勾销了已经提供给他们的130万古尔登。罗斯柴尔德家族另一件焦虑的事是普鲁士欠法兰克福分行的一大笔钱（120万古尔登），这笔款项有可能收不回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姆谢尔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向萨洛蒙寻求协助——当时詹姆斯正绝望地向法兰克福分行寻求帮助，敦促安塞尔姆卖出证券，“不管价格如何！”每个分行都认为其他分行欠自己的钱，但谁都没钱还债。萨洛蒙用自己所有的房子和房产作为欠法兰克福分行债务的抵押品；但是，这些资产没有一个能够兑现，他给它们确定的估值（500万古尔登）完全是概念上的。
5家分行当中有3家濒临破产，整个家族的未来显然也变得迷雾重重。在伦敦，夏洛特遇到了外交官们全新的、不尊敬的语调，比如奥地利大使迪特里希施泰因伯爵。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他非常粗鲁地恭维了我几句，说：“看看你，很显然，你不会再享受这么高的地位了。现在如果有人说你漂亮，你会满怀感激；但在过去，这种讽刺会让你笑得要死。”我回应说：“为什么我不会再享受这样的地位了呢？是因为我没有钱袋子来保住我的王座或脚凳，还是因为我没有了钱袋子？”“钱袋子还在那里，但是革命已经让它空了一半。”“大家不用为此担心，阁下，因为我们不会拖延我们的款项支付，不会赖账。”
她怀疑即便迪斯雷利都“相信我们的权势受到了损坏”，尽管这点她也予以驳斥：“它（权势）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财富当中，万能的上帝不会收回庇护我们的手。阿门！”她私下里也承认：“罗斯柴尔德家族两个月前的财富超过了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现在已经损失了绝大部分财富。”
在革命中幸存
那么，他们是怎么幸存下来的？明显的答案是革命自身没能存活，主要城市之外，对于自由派以及共和派宪章革新的支持率被证明十分有限；而在城市内部，各种职业群体对于经济事务存在着很深的分歧：第一，自由化的银行家与愤懑的工匠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后者急切地希望恢复公会制度。这类分歧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法国的共和党人和德国的自由党人。第二，1848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远没有1830年那么严重——从许多方面来讲，大国之间的战争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噩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将会导致激进的革命。詹姆斯在多个场合提及，如果爆发一场大战，他将离开巴黎；但是，拉马丁的法国（再次）拒绝扮演革命输出者的角色，而巴麦尊的英国也不能决定是否支持革命，即便它的一些方面似乎与英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尤其是德国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宣示了主权）。普鲁士和皮德蒙特走向了战争，但是目标非常有限，甚至都没多大的决心。第三，革命者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国内问题上，比如重新划定边界以及修订宪章等；这其中，“人民的春天”的矛盾而非互补的本质开始显露。
与1830年一样，波兰人成为俄国反对其革命热情的受害者，尽管三心二意的普鲁士提供了一点支持（一切在5月就宣告结束）。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小斯拉夫国家对匈牙利成功分离担心不已，创造一个规模更大的德国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尤其是语言。法兰克福孵化的德国计划得以创建，表面上是因为规模庞大、声音嘈杂的议会不可能同意一个王室傀儡领袖来统帅自由化的联邦；实际上是因为无法协调奥地利和普鲁士如何改革日耳曼联邦的想法。除了皮德蒙特、米兰和伦巴第组成的“上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统一的概念实际上是针对意大利半岛不断发生的暴乱而提出的一个想法。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倾向于消除彼此。最后，哈布斯堡的军队在温底什格雷兹 、耶拉契奇和拉德茨基的带领下重新组织起来，他们迅速地镇压了革命者。布拉格在1848年6月沦陷。查尔斯·阿尔贝的皮德蒙特军队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维也纳也在11月被攻占。
但是，所有这些都难以比较确定地预测。从许多方面来说，革命在1848年10月以后达到了最为激进的状态，它在意大利、南部德国和匈牙利的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直到1849年结局才最终确定。在1848年3月的情况下，詹姆斯和萨洛蒙如果跟随路易·菲利普、基佐和梅特涅一起流亡，那么他们可能已经受到宽恕了，因为他们如此认同流亡的国王与大臣们。但相反，他们留了下来；他们的幸存也是184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革命注定失败的一个经典标志。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幸存，其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和睦”。迈耶·阿姆谢尔要求男性后裔保持家族团结的神圣训诫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正是伦敦分行（那不勒斯以及法兰克福分行也贡献了一点力量）拯救了泥足深陷的巴黎和维也纳分行，这点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它也使得在西西里如此成功的革命，在那不勒斯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账目显示，1848年尽管境况不佳，但并不是灾难性的一年：1848年上半年的利润只有2 709达卡（欧洲通用金币），但是下半年便反弹到58 229达卡；1848年全年利润比1847年仅下滑了40%。资产负债表显示，那不勒斯分行十分稳健，它的资产构成在1845~1850年之间没发生大的变化。这使得卡尔能够在4月初寄钱给法兰克福。
它的帮助甚至远不止那些（夏洛特就曾说），“摧毁了陈旧的不公正体制的革命春风并没有吹拂到英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1847年废止了《玉米法》以及中止了《银行特许条例》。宪章派人士于4月10日在肯宁顿议会的示威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忧虑不已，但这一现象被证明是昙花一现；而且，纳特对于列昂内尔的警告也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他说：“你们将发现自己和阿尔贝王子将置身于同样的处境，就像我们现在与路易·菲利普的境地一样。”在爱尔兰，粮食收成同样比人们担心的情形要好。这意味着，伦敦分行经历了1847年这一最为糟糕的年份——损失了660 702英镑，占其资金的30%——它已经能够在1848年和1849年通过一些成功的举措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将自己的利润恢复到132 058英镑和334 524英镑。就如夏洛特向迪特里希施泰因承认的那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没过去那么富有了，但是他们的“钱袋”绝不是空了一半，这点可以从她被迫承担的一点家务活看出端倪。“我们本来有3名女佣，后来解雇了两个。”她说道，“只留下一个做比较脏和累的零活。我们要亲自给孩子们穿衣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手肯定要失去一些白净和美丽，但是我们希望，它们对我们仍然有用。”她女儿莉奥诺拉的钢琴老师每个小时只能得到10先令；但肖邦告诉莉奥诺拉的奶奶，他每次演奏需要“花费”金币，她“回答说我的表演当然非常好，但是她建议我收费少点，因为当下每个人必须变得更为‘适度’。我从中得知，他们手头也不是很宽裕，现在每个地方都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