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开支与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分行所需的巨额资金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列昂内尔2月底前往巴黎的匆忙之旅似乎让他相信詹姆斯的情况是可以补救的，但是他对萨洛蒙和阿姆谢尔的状况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动情地呼吁列昂内尔看在他父亲内森的分上伸出援手，但是他们仍然要为自己的获救感到羞愧，并需要付出代价。实际上，列昂内尔对于萨洛蒙寻求帮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当他真正回应法兰克福分行的呼吁运送白银（第一批于4月14日到达）时，他首先确保伦敦分行能够从船运中赚到利润。他的叔叔们接触了他，但是他们都是祈求他的怜惜，并且被逼着感受到这一点。列昂内尔的强硬路线得到了安塞尔姆的支持，后者在4月10日抵达维也纳，着手清理他父亲“污秽不堪的马厩”，他进行这项任务时，明显缺少了作为儿子的孝道。面对向阿恩施泰因和埃斯克尔银行（以及另一家维也纳银行海因里希和韦特海姆）提供更多帮助的要求，安塞尔姆：
立即清楚地通知了我父亲，因为是五家分行代表的权力，我禁止再进行任何的财政牺牲……不管此举会给生意以及这个地方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且又加了一句，如果有人坚持要给他们提供帮助，我将立刻离开，以示抗议……相信我，亲爱的叔叔，我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将会诅咒我是我父亲的邪恶天使……他不幸地处在了道德崩溃的国家，被形势完全压制住了，他留在这里对他的健康无益……如果他3个月前离开维也纳，那情况会好很多。
父子之间围绕财务困境所发生的争执从许多方面标志着第二代主导地位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1848年革命。
但是，现实是伦敦分行并不是提供最后一根稻草的人。因为纽考特帮助巴黎和维也纳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理人向纽考特回充资金的能力。1848年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对贝尔蒙特代理的决定性测试：如果这一机制失败了，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面临严重的风险。从1847年夏天开始，他们紧张地注视着贝尔蒙特，因为他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烟草投机以及资助1846年5月开始的美国反对墨西哥的战争。甚至直到1848年2月，詹姆斯才批准他的决定，向美国政府提供一笔以国债为抵押的巨款，帮助美国《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向墨西哥支付1 500万美元的赔款，以便从后者手中获取领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墨西哥也有代理人——列昂内尔·戴维森——他在那里已有数年，一直进口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出产的水银，然后卖给墨西哥的银矿；戴维森也参与了美墨赔款的业务。古巴的沙芬贝格和新奥尔良的哈瑙在欧洲危机爆发前夕，也在烟草和棉花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都是大手笔的投入：詹姆斯自己曾很不高兴地评论说：“我们现在被这些人捏在手里了。”实际上，贝尔蒙特这个时期的重要性，没有其他东西比巴黎和伦敦疯狂发给他的信件更能够凸显的了，那些信严斥他参与墨西哥赔款业务，并指责他越权。最终，在1848年年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阿方斯被派往纽约，似乎要取代错漏百出的贝尔蒙特。
这自然收到了效果。由于担心阿方斯是派来取代自己的，贝尔蒙特急忙向伦敦运去了大量白银。这被证明是稳定欧洲金融形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列昂内尔可能就很难支持欧洲大陆的亲戚。但是贝尔蒙特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明白，他此举是施舍了恩惠，而不是遵从命令。阿方斯在纽约受到的是冷冷的接待，在他看来，贝尔蒙特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既是半独立也是半受缚，他既是一个代理人，同时也是一个通信员。”讨论已久的用家族成员取代贝尔蒙特的计划，面对贝尔蒙特的顽固以及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不愿在美国定居的现实，只得再次流产。不久之后，贝尔蒙特将阿方斯打发去了新奥尔良，并恢复了以往的做法，继续参与墨西哥赔款事宜。
罗斯柴尔德家族幸存的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各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这毫无疑问有助于终止证券价格的崩溃。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暂停金本位原则确立了一个范例；但是，劝说欧洲其他央行采取同样的措施并不十分容易。当然，法兰克福没有央行，花了很多时间才说服议会创造了一些紧急信用产品。在巴黎，情况要好一点，当恐惧一消退，共和政府就利用法兰西银行作为发行强制性公债的“摇钱树”。除了暂停兑换外，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柜台贴现和商店储备指数，从而为各公司提供了流动性的新来源，尽管这些被证明是十分短暂的举措，但是革命的持续效应提升了法兰西银行的权势，它收回了地方银行的发行权。在维也纳，国立银行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出口黄金和白银，在5月又暂停了黄金兑换。当然，巴黎和维也纳的举措都存在一定的危险，即纸币发行可能过量，安塞尔姆不是唯一担心中欧爆发通货膨胀的人（没人能够忘记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噩梦）。这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美国和英国获得白银再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能够让他们再次填满欧洲大陆各央行的储备。早在4月，法兰西银行就下订单，通过纽考特购买大量白银。类似的交易给了安塞尔姆重要的筹码，使他能够在谈判父亲到期的巨额票据时，向银行施加压力，他最终成功地将票据延期了两年。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有必要发出一个大胆的威胁以确保这笔交易：“无论是延期票据，还是埃斯克尔以及韦特海姆银行的破产，都无力阻止维也纳和各省许多其他银行的倒闭，同时国立银行自身的资产组合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这是拯救维也纳分行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但是，对巴黎分行来说，更重要的是厘清政府财政方面的交易。1847年约定的政府贷款，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沉重的包袱之一。减少这些负担的唯一途径就是迫使各个政府接受苛刻的条件。因此，安塞尔姆与国立银行谈判的同时，也寻求适度调整他父亲亏欠奥地利财政部债务的归还时间。在法兰克福，迈耶·卡尔也试图与卡塞尔以及日耳曼联邦达成交易。甚至在那不勒斯，围绕到期的那不勒斯公债利息，那不勒斯分行与政府也签订了一项协议。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的地位最为脆弱，詹姆斯手里持有约1.7亿法郎的3%利率的公债，此时的价值只有成本价（即他承诺向政府支付的金额）的一半。詹姆斯并没有抛售公债吞下这个苦果（曾经有人说他确实这样做了），他试图将自己从1847年的委托中解脱出来；他所采取的方法是谈判中以劣势取胜的一个案例。
过程远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看到，2月24日，詹姆斯拜访了财政部，可能是要求新政权支付即将到期的希腊债券利息，这些债券由前一个政权提供了担保（正常情况下，应该由他支付利息）。（政府支付利息）有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天，他宣布捐献一笔表面上比较巨额的善款——5万法郎，用以资助那些在街垒大战中受伤的人；他同时宣称自己将“为如此美好和诚挚的革命提供自己的合作”。2月26日，他又出现在当地的警察局里。当科西迪埃翔实地指责他将钱偷运出巴黎准备逃往海外时，詹姆斯予以坚决驳斥，他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介于承认破产和暗示自己有数百万法郎的资金可以支配的两个极端之间：
人们认为我是“钱”做的，但是其实我只有一些“纸”。我的财富和现金都转化成证券，它们现在一文不值。我绝对不想宣布破产，如果我必须去死，那么我就会这样做；但是我视逃跑为怯懦的行为。我已经写信给我的家人，让他们给我提供资金，以便让我偿还债务；他又补充道，如果你们愿意，我明天就可以将你们介绍给我的侄子认识。
金钱再次发挥了作用：科西迪埃要求詹姆斯为一家印刷厂开出一张信用证，避免它的150名工人失业，詹姆斯第二天带着列昂内尔再次出现时，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给了科西迪埃2 000法郎，“由他支配”）。这点钱对于詹姆斯来说微不足道，但是4月初，他面临的款项要求剧增，当时政府意外地要求他支付50万法郎，这是革命之前与路易·菲利普签订的一项抵押贷款的差额。与此同时，他被提醒他的铁路公司还欠着政府的钱。
詹姆斯以威胁加奉承的方式回应了这些要求，夏洛特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相关情节：
罗斯柴尔德银行破产对法国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相当于轻易杀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也永远地放弃了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政府不能拍卖家族的豪宅：费里埃不可能出售；弗洛朗坦大厦空空如也，在现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租出去。但是，如果他们挽救了我们叔叔的生命——我是指他的金融生命——那么他不仅能为国家，而且还能为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在英国，他们说，没人感激已经得到的好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寄望于还在考虑的好处。我们的叔叔刚刚向德·拉马丁先生、科西迪埃先生和克雷米厄先生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如果北线铁路欠政府的钱被要求立刻支付，那么“三四千工人将失去政府保证的工作，财政部用于资助失业人员的开支将大大增加”。
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信詹姆斯的抗议，认为他的“金融生命”处在了危急关头。“社会主义”渗透到金融领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詹姆斯以“我的生意减少”为由削减德·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办事员的薪水时，后者提出了抗议。“是的，你什么都没失去！”其中一个人喊道，“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我们不会（接受降低薪水的做法）。”但是，詹姆斯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等到政府的委员会支持政府回购各公司的铁路合约时，已经是5月的第三个星期。仅仅过了一个月，巴黎的政治局势就因残酷镇压“六月暴动”（6月22~28日）——自然爆发的工人暴动而改变，率领军队镇压的是欧仁·卡韦尼亚克将军。
马克思对于“六月暴动”以及它的结局的诊断，就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与1830年革命相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没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恢复“秩序”（他们对革命引发的各种外交纷争同样置身事外）。他们只是谨慎地欢迎卡韦尼亚克的到来。实际上，他们竭力避免直接参与他的镇压行动：詹姆斯将阿方斯打发去了法兰克福，以确保他不用参加战斗，而他留在巴黎，就可能被迫参军。因此，军事恢复“秩序”带有“最后一招”的特征。那不勒斯的情形也比较相似，费尔南多解散了议会，并在8月成功地占领了西西里；在维也纳，温底什格雷兹在11月月初的炮击，最终迫使革命者投降。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如何紧跟时代潮流。卡韦尼亚克治下的共和政权重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不仅可以埋葬铁路国有化计划，还可以调整北线铁路偿还债务的时间以及解决1847年贷款问题。后来有人声称，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重生”应该归功于政府——詹姆斯的孙辈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竭力否认他们的银行曾依赖过政府的干预。“重生”这个词有误导作用，但是——与其他相关的政府太过慷慨的指责一样——它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本质上，詹姆斯采取了巴尔扎克数年前就预计到的一种策略：一个债务人欠债权人太多钱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让他破产。由于担心詹姆斯可能不能继续支付亏欠财政部的钱，法国政府被迫重新协商1847年贷款的条款。这一决定是可以理解的：用“金鹅”之死威胁他们时，詹姆斯是在含蓄地威胁整垮法国财政体系。梅里美当时就表示，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危急”；德·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的倒闭将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
比较容易的方案就是与“男爵”以伙伴关系合作。因此，当列昂内尔7月造访巴黎时，他发现詹姆斯——照旧——与财政部长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现在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因为没有其他银行家或其他人有钱或愿意站出来，他自然非常受人尊敬”。但是，新任财长部长古德绍采用的权宜之计——将3%年利率的1847年公债转换成5%年利率的债券——可能太过慷慨了，因为它神奇地将一笔2 500万法郎的亏损转变成了1 100万法郎的利润。古德绍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另一个与詹姆斯有联系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克雷米厄也是犹太人）为政府支持罗斯柴尔德的激进阴谋论更是增加了不少“证据”。实际上，詹姆斯可能夸大了自己的财务困境，以便将自己在1847年贷款中的损失降到最低。他们与古德绍远不是“同谋”，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实际的人”，他“对于交易所的了解不比月球人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状况，实际上至少在“六月暴动”前一个月就已经稳定了下来。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夏洛特就已经可以确认她对“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未来感到一片光明”。纳特在6月前往法兰克福时，他发现阿姆谢尔对列昂内尔仍然极为不满，但最终法兰克福分行获得了保障，列昂内尔又给他提供了至少2 600万古尔登的资金，而且金银储备也达到了4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吃惊地发现阿姆谢尔开始向维也纳分行出售白银，而这些白银是他几周前刚从伦敦拿到的。正常化的另一个迹象就是西班牙水银矿新协议的谈判（巴林公司在那里发出了有威胁的挑战）很快地恢复了。这也恰好与戴维森报告的智利和秘鲁发现新银矿的消息碰在一起，新银矿可能会促进水银市场的繁荣。到8月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营与财务状况已经足够好转，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塞尔姆——此时家族的三大支柱——已能够在敦刻尔克碰面，清点联合账户的情况。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外面的人才比较明显地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渡过了难关。当激进的《工人警钟报》8月评选一名幸存领袖时，所用的语气尖刻反讽；但是，呼吁詹姆斯为共和国的事业贡献他不可思议的金融力量时，它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一种真诚的敬慕之情：
您是一个奇迹。尽管他拥有合法的多数人支持，但路易·菲利普还是倒台了，基佐也消失于无形，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也都成为了历史；但是你，纹丝未动！……阿拉戈和拉马丁在哪里？他们已经玩完了，但你却幸存了下来。银行业的王子们纷纷清盘，他们的办公室将关门大吉。工业和铁路公司的巨头们步履蹒跚。股东、商人、制造商和银行家一个接一个破产；大人物和小人物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打击；但你却是这些废墟中屹立不倒的一个。尽管你的银行感觉到了巴黎的第一波冲击，尽管革命的浪潮追着你从那不勒斯到维也纳和柏林，但是你面对影响全欧洲的一场运动时仍然稳如磐石。财富消散，荣耀褪色，领土破碎，但是犹太人，我们时代的帝王，却依然稳固地坐在王座上。但这还不是全部。用《圣经》上话来说，你本来可以逃离这个山峦起伏的国家。你留了下来，宣布自己的权势独立于古王朝之外，你还勇敢地向年轻的共和国伸出援助之手。你毫无恐惧地支持着法国……你远远超越了一个政治家（的能量），你是信誉的标志。难道现在不是银行、中产阶级的强力武器帮助人民实现梦想的时刻吗？即便没有成为一位部长，你仍然是我们时代商界最伟大的人。你的工作可能更加庞杂，你的名誉——你对名誉没有兴趣——可能更加辉煌。获得金钱的王冠之后，你将被尊封为神。你对这点难道没兴趣吗？如果有一天，法兰西共和国将在万神殿给你提供一个位置，你应该坦陈那将是个相宜的场合。
但即便这样的表述，仍被一些人认为言之过早：直到11月，仍有传言称詹姆斯将要清盘。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实际上已经幸存了下来。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也能看到为何那时他们的逃脱那么不可思议。
日渐复苏
1830年与1848年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缺乏外交影响力。尽管他们经常为欧洲大战的危险所困扰着，但是在1848年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忙于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因而无力分身在大国政治中扮演1830年那样的角色。当奥地利政府要求萨洛蒙派遣“一名家族成员以奥地利政府的名义开始谈判”以帮助“结束意大利难题”时，年青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均不愿参与其中。迈耶·卡尔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因为，不论局势结果如何，最终受到惩罚的都是小丑，而我们就是小丑。我也相信伦巴第不会向奥地利支付一分钱。意大利（独立）事业已经吸引了太多的同情，任何解决方案最后都一定会激怒奥地利。而且每个人都会说，天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中捞了多少。人们习惯于认为我们从来不会做赔本的生意。
当拉德茨基在库斯托扎给了皮德蒙特军队“致命一击”时，安塞尔姆和他的堂兄弟们都很高兴，但是对奥地利的外交意图知之甚少，因为奥地利将放弃更多的意大利领土。尽管詹姆斯后来意识到法国新任外交部长巴斯蒂德对北意大利统一不甚热情，因此巴麦尊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但是他的侄子们有一段时间仍然相信伦巴第和维尼夏将能够用钱买得独立：安东尼在信里写道，那“只是钱的问题”。他们在德国的消息同样不那么灵通。比如，当法兰克福议会3月邀请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出任日耳曼联盟的统治者时，迈耶·卡尔似乎预期他会接受王冠，甚至还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奥地利与普鲁士“走到一起”。（实际上，他傲慢地拒绝了他所称的“革命、不忠和通敌的尘土与渣滓做成的王冠”。）直到1849年2月底，安塞尔姆才开始收到关于奥地利外交的内部信息，此前这类信息对他父亲畅通无阻已有数年。他也跟随萨洛蒙的步伐，在第二次针对皮德蒙特战争中，他急切地站到了施瓦岑贝格一边——这一倾向在他父亲4月重返维也纳后进一步加强。
当然，只要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实力仍然虚弱，他们就难以寄望施加政治影响力。毕竟，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展影响力的传统杠杆就是提供贷款。但是整个1848年，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利用自己对于欧洲大陆分行的主导权，否决了诸多向革命之后的政权，即奥地利、匈牙利、罗马、伦巴第、普鲁士、巴登和其他地方的政权提供贷款的动议。（难以置信的是，萨洛蒙似乎建议借钱给匈牙利人，以帮助他们从英国购买枪支——这甚至就发生在他悲叹哈布斯堡帝国崩塌的时候！）直到9月底，整个家族才开始考虑“将生意恢复正常”，尽管向奥地利提供的建议被证明还不成熟。麻烦就是革命不甘就此平息。“红色共和主义”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刚被打败，在意大利却又再次爆发；它刚在意大利被打败后，却又在南部德国擦出了火花。
只要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会秉承退缩策略。奥地利政府3月接触安塞尔姆，希望借贷6 000万古尔登，他十分谨慎，认为这“极为荒唐”，是一个“愚蠢的计划”。随后一个月，詹姆斯接到巴黎市的要求，希望筹措2 500万法郎的贷款，他“予以拒绝并连说了3次他不想做任何生意”。这种犹豫反映了如何处理维也纳分行的困难，当时，尽管安塞尔姆进行了巧妙的修补，但它仍然欠法兰克福分行170万英镑，同时还欠巴黎分行一些钱。直到夏天，主要合伙人之间经过了一系列会谈（包括春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全体大会”），他们决定保留维也纳分行，同时划掉了大多数欠款。同时，伦敦的合伙人希望限制叔叔们的权限范围，这可以明显地从阿方斯对于“大会真正目标”的评价中看出：
（目标应是）修正我们家族的根基，至于伦敦分行，他们与政治活动以及第一代人热诚的商业精神一直难以融合，要让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叔叔（阿姆谢尔）难以承受我们财富减少（的事实），急切地希望在旧的基础上重建辉煌，这其实是将我们带入了危险的境地。
伦敦合伙人开始区分自己的信件，哪些可以给叔叔们看，哪些只能给几兄弟看，这也是1848年危机引发的不信任感的一个标志。鉴于直到这个时候，私人信件的流通是合伙人体系的血液，伦敦分行的这种做法是一个革命性的暗示——尽管不能确定伦敦合伙人在这个方向上走了多远，因为他们大部分信件已经丢失或损毁。
另外两个因素也造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影响力的消退。其一，他们与巴麦尊的关系一如既往的平淡。夏洛特抨击巴麦尊1848年的政策“非常可笑”，因此也可以推定列昂内尔的想法与妻子相近；而且，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麦尊在这个时期有过沟通。在纳特看来，“外交事务发生任何变化都是巴麦尊的进步”，这一观点得到了他叔叔詹姆斯的“高度”认同。对于贝蒂来讲，巴麦尊是一个“妖怪，到处放火，他知道如何站在自家门口操纵别国的政治傀儡”。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英国政策的评价似乎更多地建立在自我估计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一手的政府情报——这可能反映了列昂内尔这个时期对于议会中犹太人代表权问题所持的陈见。其二，他们误判了法国的政治前景。詹姆斯过高地估计了“值得尊敬的”温和共和主义的持久性。他认为卡韦尼亚克和他的同伴尼古拉·尚加尼耶将军（既是国民卫队的司令，也是巴黎军政府的总督）仍将是新政权当中的关键人物，他开始迎合他们。与卡韦尼亚克和其他部长碰面讨论法国队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小朋友”尚加尼耶曾受邀前往费里埃城堡狩猎，而且也是罗斯柴尔德晚宴上的常客。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都能够报告尚加尼耶“心仪”贝蒂的闲话。最终的结果表明，詹姆斯支持的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这样做的原因可以理解。取代这些将军的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前任国王的侄子。
整个19世纪，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比路易·拿破仑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更值得怀疑，更不用说轻视他了。这部分是因为他品行不端的过去——1836年在布洛涅以及1840年在斯特拉斯堡的大胆妄为、标新立异的行为，拥有英国情妇——以及他从没有完全摒弃的声名狼藉的生活方式。比如，1849年4月，安东尼报告说，他的叔叔和婶婶“讨厌路易·拿破仑。他们说他夜夜笙歌，天知道他还干了其他什么事”。他与霍华德夫人的关系也是人们议论的笑柄：用安东尼的话说，路易·拿破仑想要的就是“大量的（金钱），这样他就可以舒服地鬼混，想什么时候喝醉都行”。詹姆斯将其视为“一个愚蠢的混蛋”，他秉承着一贯的实用主义，准备将个人的好恶放到一边，和他打交道，他从6月16日开始有所动作——路易·拿破仑宣誓就任总统仅仅18天之后。“我难以拒绝他的邀请。”詹姆斯向他的侄子们辩解道。实际上，他似乎在路易·拿破仑当选后不久借给他2 000法郎时就保持了戒心。不论如何，这次不是1830年事件的重演，詹姆斯和路易·菲利普几乎在一夜之间将私人的、财务上的关系转变成了公共的、政治上的关系。当路易·拿破仑一接触到公共基金，詹姆斯就切断了他的信用，命令安东尼“不要再给拿破仑钱，他对于我们没有任何信用……我在他的预算通过之前答应给他两万法郎，但是现在他已经拿到了政府的钱，所以我不想再浪费我们的钱了，我不会再给他一分钱”。
他的妻子对路易·拿破仑的厌恶之情更甚，部分原因是她仍然对流亡的奥尔良王室念念不忘。迪斯雷利曾向麦考利回忆过贝蒂痛骂“她憎恨的”拿破仑的情形，麦考利试图说服贝蒂，让她认为路易·拿破仑可能是奥古斯图斯，他的叔叔则是尤利乌斯·恺撒。贝蒂不为所动：法国“折腾在一个无名之辈和一个被极具破坏性且无用的少数派绑架的领导人之间”。如果卡韦尼亚克获胜，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没有“掌权者应具备的正直和能力”。但是，如果路易·拿破仑赢了，那将是“一个耻辱”，因为他“是精彩的过往历史之上升起的一面荒诞旗帜，他在政治上什么都不是，除了作为反面典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价值，他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粗暴荒诞的内心”。法国与他的“恋情”，她预言说：“可能就像一部轻松的爱情小说开头的章节；这种情况下，恋人们通常以相互憎恶对方或大吵一架分手为结局。”他的胜利是“各种不同以及反对意见联合起来反对这个国家上层社会的一个痛苦标志”。从一开始，她就断言“一个拙劣的帝国模仿品”将会出现。直到1849年4月，她仍然拒绝参加总统的招待会。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关心的是，路易·拿破仑可能会像他的叔叔那样追求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而这可能会将整个欧洲拖入一场大战当中。路易·拿破仑1848年中期当选议长，仕途开始闪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开始担心他的外交政策。认定他是“混乱和骚动”的盟友，他们判定他的走红是战争即将到来的预兆。詹姆斯曾说，路易·拿破仑将：
投入大量的金钱以确保他们选他当总统，在我看来——我从不相信战争——现在的形势看起来更为黑暗，因为人们现在被迫……制造战争。在交易所，每个人都无比忧郁，因为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支持他，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而能够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中获得支持……我想清算资产了。
尽管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修正了这一评估，但是他们对他在总统选举中越来越大的获胜可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认为卡韦尼亚克“毫无疑问更好”。两方阵营均接触了詹姆斯，寻求支持，但是他告诉他们：“由于不是法国人，因此他保留自己对这种严肃事务的影响力，不会支持任何一方，他等待着国家作出它自己的抉择，不会反对大多数民众选出来的总统，不管他是谁。”私下里，他预计路易·拿破仑将击败卡韦尼亚克。但是他发现新总统“愚钝，没有任何非凡的领导力”，尽管他献媚地要求詹姆斯应该“经常去拜访他，和他共进早餐”。路易·拿破仑于12月获得胜利后，詹姆斯和贝蒂就焦虑地预计“六月暴动”可能重演，甚至担心法国和普鲁士之间会爆发战争。
这样的担忧，在另一个假设出现后——最早出现于1849年1月——变得更为沉重，即路易·拿破仑“直到将自己变成国王才能停止折腾，而军队和农民将足以保证他获得成功”。詹姆斯毫不怀疑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1849年前几个月，他焦急地观察着法国外交政策是否出现“向外”的迹象，因为这样的政策将强化路易·拿破仑的复辟势头。而意大利持续动荡的局势似乎也需要法国采取某种干涉行动。在詹姆斯看来：“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维持和平。”巴黎每一丁点的骚动似乎都提升了新政府豪赌战争的可能性。“战争将会爆发，”詹姆斯在6月9日预言说，“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我们不仅遭受亚洲霍乱的折磨，还遭受着政治和金融霍乱的吞噬……我不相信公债价格将会上涨。”
获悉路易·拿破仑计划联手教皇——他在11月被迫逃离罗马——干涉意大利的事务，而不是站在罗马共和国的一边，他们如释重负，虽然安东尼一开始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在一个共和国还存在的情况下，进入意大利，然后将教皇扶上王位呢”？实际上，这方面旷日持久的争论意味着这将以最后一次外国干涉而告终，这种反对共和主义的干涉最终使得革命宣告终结。第一波打击出现3月，即奥地利对皮德蒙特取得的第二次也是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之后，是5月的托斯卡纳共和国被占领。4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再次整理财产，准备逃亡，因为当时最后一波骚乱浪潮席卷了德国南部，但最终遭到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联手镇压。与之前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站在边线外摇旗呐喊，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安塞尔姆急切地希望俄国干预匈牙利，因为他意识到温底什格雷兹独自一人不可能战胜革命者。
只有当各个地方的革命火苗都遭到镇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认真考虑恢复传统的贷款业务。7月4日，安塞尔姆开始更为积极地讨论奥地利贷款问题，同时敦促巴黎分行通过维也纳分行为匈牙利的俄国军队提供财政资助。他同时开始参与到稳定奥地利汇率的行动中，当时，战争以及白银中止兑换严重削弱了奥地利汇率。到9月中旬，一笔数额不大的奥地利贷款以 7 100 万古尔登国债的形式筹集；尽管大多数国债都被维也纳市场吸纳，但仍有2 200万古尔登被阿姆谢尔获得，并在法兰克福售出。
自然地，这些交易包含了明确提供给王室反动力量的服务，这点在法国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当中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焦虑，这两个地方的成员相当同情匈牙利的革命者。贝蒂根本无法忽视海涅同情匈牙利人的一首诗所表达的悲伤情感，这首诗名为“1849年10月的德国”，海涅当时将这首诗抄送了一份给贝蒂。但是安塞尔姆没时间理会英国亲戚对匈牙利问题的“不安”，建议“你们英国成员应该关注爱尔兰和它的土豆收成，让他们关注身边的事”。卡尔向教皇提供贷款的建议也可以被看做“为虎作伥”，帮助镇压革命。对于1848年失望的革命者来说——不仅仅是马克思——其含义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发现，每个暴君身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像每一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耶稣会士。事实上，如果不是一支耶稣会士队伍压制思想以及一小撮犹太人往钱袋里捞钱，那么压迫者的渴望将变成绝望，战争也不可能爆发。”
但是，如果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刻画成反动力量的金融家，那有些误导，尽管他们之前经常被描绘成此类形象。首先，就如列昂内尔8月从维尔德巴特报告说，革命让之前的自由派变得更为保守：“德国的自由党与英国的自由派很不一样。所有富人或生意人都支持社会原来的样子。”詹姆斯最关心的是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他提醒英国的侄子们说，他是“生意的朋友”，希望“轮子一直在转”。由于国际局势已经比较稳定，他对于借贷政权的政治复杂性并不太在意。比如，教皇将在法国支持下复位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前，詹姆斯非常乐意与罗马共和国做生意。实际上，当共和国的代表1849年3月与他接触，希望存入一小笔钱时，问他“是否愿意做他们的生意”，他接受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一名共和国的公民”——非常讽刺，因为他在别的场合经常称其为“该死的共和国”。当教皇的地位在6月底恢复时，詹姆斯通知卡尔说，他没有兴趣再与梵蒂冈做生意了。阿道夫对于教皇也没有什么尊重之情——“他迂腐的虔诚都是一堆废话。”他的法国兄弟坚称，每笔贷款都需要附加条件，即确保罗马犹太人的公民权益。因为，如列昂内尔所说的那样：
教皇一度如此的自由化，他过于草率的改革给意大利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现在虽然不完全是反动的，但也是效仿黑暗中世纪教皇的例子，偏执至最高程度，我甚至不得不说这有些没人性。如果教皇能够与其他任何一家银行做生意，他肯定会离我们而去。
詹姆斯和列昂内尔也不愿意让维也纳分行重拾其传统的角色，即毫不犹豫地充当哈布斯堡政权的支持者。12月，两人均强烈反对萨洛蒙支撑奥地利汇率的做法，因为他们的对手当时做空投机获利颇丰。
这种政治中立特性在皮德蒙特事件上显露无遗，后者是1848年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之一。如安塞尔姆指出的那样，皮德蒙特提供给奥地利的赔款将引发“一桩美丽而又安全的生意”，主要是给皮德蒙特提供贷款的业务以及面向奥地利的支付业务。纳特一开始对此表示存疑——如夏洛特察觉的那样，家族里“更敏感”的成员还没有忘记前一年“可怕的时期”——但是，即便他也能看出这一交易的吸引力。至于詹姆斯，由于他对皮德蒙特的兴趣异常浓厚，以至于安塞尔姆担心他会给都灵政府一种“过于热心”的印象。这低估了詹姆斯作为谈判者的技巧。他在皮德蒙特与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就已经打探了有关情况，然后暗示自己正与意大利银行家洽谈交易，后者希望自己发行债券，以排斥巴黎和维也纳的竞争者。9月，他亲自前往维也纳和米兰，提供了1 500万法郎的预支款，作为皮德蒙特的赔款支付给了奥地利政府。最终，他成功地在都灵拿到了7 600万法郎皮德蒙特贷款的一半多，只给意大利银行家和公众留了800万法郎。
这不仅是因为他希望看到奥地利得到其赔款。就像他向一个名叫卡米洛·迪卡武尔的年轻金融家保证的那样，他“非常渴望与这个国家做生意；他不停地对我说，他认为皮德蒙特的基础比奥地利还要好”。在迪卡武尔眼里，詹姆斯“欺骗”皮德蒙特财政大臣尼格拉的方式让他感到震惊。由于认为皮德蒙特不应依赖“这个狡猾的老混蛋罗斯柴尔德”，他后来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意大利拓展空间的一个巨大障碍。但是，此时，詹姆斯似乎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点将能够带来与整个意大利的金融“联姻”。类似地，法兰克福分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接触了德国的公国，如符腾堡和汉诺威（约翰·施蒂韦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掌权到1850年11月），尽管这些接触均遭到了拒绝。
詹姆斯在都灵的成功也终结了一年的生意停滞。即便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此时也准备考虑新的生意，尽管他们仍然对未发生革命的西班牙和美国更感兴趣。水银、棉花、黄金、烟草——甚至尼加拉瓜运河与非洲的落花生——都比提供给政治动荡国家的贷款要安全。
在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态度当中也出现了一丝放松的迹象。金融判断的主要晴雨表——公债价格——显示1849年对于总统制政权的信心正在增长（尽管不那么真实）：1848年12月之后的一年里，5%年利率的公债价格从74点上升到93点，纳特对此欣喜若狂。这部分地反映了路易·拿破仑克制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效应）。当远征罗马的消息开始散播时，纳特评论说：“总体来说，当军队开始行动时，债券持有人将惊恐不已；但这次因为它是为了重建秩序，我也相信它将产生好的效应。”恢复的金融信心也反映了人们逐渐意识到路易·拿破仑远不是“激进左派”的盟友。尽管纳特仍然认为总统是“一个又小又丑的家伙”，但他一天晚上在总统府目睹了社会复苏的迹象后，还是被打动：“女士们佩戴着漂亮的珠宝，而叫马车时，头衔都是不能省略的”。“如果我们保持平静，”他满怀希望地接着说，“那么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将不存在差异了。”这有些过于乐观：严格地从金融方面来讲，公债价格从未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这反映了公众对政权的稳定性仍然存疑——这点从安东尼那里可以看出端倪，他不停地警告说，路易·拿破仑将效仿路易·菲利普或共和党人，将屈从于波拿巴的政变。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有足够信心提出一个难以回避的主题：向法国提供新的贷款。
而且，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狂热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莱昂·福谢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最为鼓舞人心）。1849年2月，佩雷尔兄弟公布了他们当时最具野心的计划：一条连接巴黎、里昂和阿维尼翁的铁路，它将融合阿维尼翁至马赛的铁路（巴黎——里昂——马赛铁路线的雏形）。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复苏北线铁路所依赖的铁路系统，政府为巴黎至里昂线的初期建设投资1.47亿法郎，保证公司获得5%的回报，与此同时，公司投入2.4亿法郎运作铁路99年。实际上，佩雷尔兄弟此时似乎寻求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为新公司筹集资金，他们一开始接触了德莱塞尔，并通过他找到了巴林兄弟——这是佩雷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裂痕的第一个标志。詹姆斯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在5月进行了首次回击，迫使伊萨克·佩雷尔退出北线铁路董事会。没人会想“佩雷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一样了”，他告诉安东尼，“你不知道这些小人多么的卑鄙。他们总是想利用我们的名声”。但是“这些人不需要你时，他们会在你屁股上踢一脚”。
为象征性地彰显自己铁路之王的地位，詹姆斯利用7月北线铁路一条支线开通的仪式，与路易·拿破仑和尚加尼耶一同出现在众人面前。11月，他寻求强行加入巴黎——里昂——阿维尼翁铁路合约的谈判中，他利用晚宴将路易·拿破仑拉入局，并坚持不懈地与新任财政部部长阿希尔·富尔德讨价还价。但是，在佩雷尔兄弟的眼里，这或许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提醒，警告他们注意自己与“罗斯柴尔德一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计划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一种批评者警告，此举将导致“佩雷尔–罗斯柴尔德巨型财团控制马赛到敦刻尔克、从巴黎到南特的所有乡村，控制地中海沿岸、英吉利海峡沿岸以及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地区，使其成为法国地峡的主人”。形成对比的是，塔拉博和巴托洛尼提出了比较适中的提议——连接巴黎和里昂垄断特征似乎没那么强烈。佩雷尔兄弟提出的巴黎至雷恩的铁路线计划同样遭到了反对，他们计划将这条铁路与右岸铁路终点站连接在一起。当然，他努力追求这样一种“铁路霸权”主义，其中心思想是测试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复兴程度。詹姆斯在写给安东尼的一封信里解释说：“最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没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此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满足罗斯柴尔德的所有要求，这样很好。”
没有其他东西比这种复原的自信更能说明一切回到原点的现实了——可能除了詹姆斯在1849年与亚历山大·赫尔岑建立的非常矛盾的友谊。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土地与自由”的说法便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赫尔岑1847年1月离开俄国前往巴黎，短暂地去了一趟意大利之后，在1848年5月，也就是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回到了巴黎。他因为自由主义倾向而遭到了国内驱逐，但是当他到了巴黎时，他的观点已经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者，如迈克尔·巴枯宁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另一句著名格言“财富是窃贼”的作者）。实际上，赫尔岑曾资助过蒲鲁东昙花一现的报纸《人民之声》，他提供的资助总额达到了2.4万法郎，当时蒲鲁东还在监狱里面。一个不太可能的人成为最受欢迎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这让人很难想象。他拓宽了詹姆斯政治视野的事实，可能证实了海涅此前的论断，即他本质上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反革命者。
尽管是私生子，但赫尔岑从他的贵族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因此我们并不奇怪，他在意大利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提供了小额银行服务；当他开始出售俄国资产时，他们又帮他投资了1万卢布。赫尔岑后来回忆他如何与罗斯柴尔德相识：
他建议应该为我换两手莫斯科储蓄银行的债券。当然，生意那时候还没有复苏，汇率非常差；他的条件并不好，但是我立刻接受了它们，而且很高兴看到罗斯柴尔德的嘴唇露出了一点怜悯的微笑——他将我看做大量在巴黎欠债的俄国王子中的一员，因而称我为伯爵先生……根据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我购买了一些美国股份、法国的一些股份以及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的一个小房子，这个房子租给了阿弗尔宾馆。
但是，当俄国政府寻求阻止赫尔岑抵押他母亲在科莫斯特拉的房产筹集更多的现金时，他们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减少提供正统的财务协助。根据赫尔岑自己的叙述，詹姆斯同意接受以抵押房产估价为金额的汇票，但俄国政府拒绝授权抵押，“（詹姆斯）火了，在房间里边走边说：‘我不会允许自己被玩弄，我必须采取针对银行的行动，我将要求得到财政大臣的详细答复！’”尽管从俄国大使基谢廖夫伯爵那里接到了有关他的新客户的警告，但詹姆斯此时以赫尔岑的名义进行了反击，起草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交给了在圣彼得堡的加塞尔；信中，詹姆斯威胁起诉俄国政府，并向媒体曝光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