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要这样做？他不会不了解赫尔岑的政治（观点），因为基谢廖夫已经给他提供了“非常不利于赫尔岑”的观点。如赫尔岑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此时“推测我不是一个俄国王子”。答案似乎是詹姆斯开了一个玩笑。赫尔岑对于詹姆斯“现在开始称呼我为男爵”的事实感到困惑不已，更让他困惑的是，詹姆斯拒绝将赫尔岑的信送给加塞尔，直到赫尔岑将交易佣金从0.5%提高到5%，信件才得以成行。这种“险恶而狡猾的无情”意在考验赫尔岑，因为后者拒绝对另外的0.5%作出让步：
半小时后，我正沿着拉斐特街的金融冬宫楼梯拾级而上，（沙皇）尼古拉的竞争对手迎面走了下来。
（金融国王）陛下和蔼庄重地微笑着，威严地伸出他的手（说），“信件已经签名并送了出去。你会看到他们将改变主意。我将告诫他们不要捉弄我。”
“只要不是要0.5%（的佣金就好）。”我觉得想跪下来，并满怀感激和忠诚地向他发誓，但是我还是控制住自己：“如果您对它感到非常确定，请允许我开一个账户，如果能拿到全部数额的一半就好了。”
“非常乐意。”国王陛下回答说，然后消失在拉斐特大街上。
我（向他）表示了臣服……
6个星期以后，钱到账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赫尔岑回忆说，“我与罗斯柴尔德形成了最良好的关系。我对他来说就像是马伦戈或奥斯特利茨，他数次在我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淡淡地微笑着描述行动的细节，他同时大度地放过那些被打败的对手。”赫尔岑被波拿巴政权赶出巴黎时，詹姆斯继续照看着他在美国的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券（他的名字出现在1851年的资产负债表里，欠巴黎分行5万法郎）。此外，当他希望前往巴黎的时候，詹姆斯会给他弄到许可证。詹姆斯还把他推荐给伦敦分行，后者接管了他在英国流亡时期的账户。
赫尔岑从叛乱分子转变成投资者，从罗斯柴尔德的批评者转变成他们的客户，在许多方面象征着欧洲思潮的转变——因为詹姆斯自愿与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玩这场游戏。他知道提供给赫尔岑的钱用到资助《工人之声》上面了吗？即便知道，他也不会为此担忧。到1849年年底，革命已经结束，更为迅猛、也更持久的经济发展步伐使得1848年的情形很难重演。在赫尔岑眼里，他视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这种飘离革命政治趋势的具体代表：
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早上必须出现在办公室里，将他上亿的资金资本化；巴西发生了瘟疫，意大利爆发了革命，美国四分五裂——所有事件都壮观地发展着：如果有人跟他谈论不承担职责，谈论不同的财富分配（方法），那他自然听不进去。
当然，这些转变是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时代里，冲突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而非外部；发生在国家之间，而非阶层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