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时为止，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识已经接近10年了。他与这个家族有记录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足以保证当他在1842年访问巴黎时可以享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好接待。1844~1845年间，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吃饭：1844年5月、1845年6月两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在布莱顿还有一次。1846年的时候，列昂内尔帮助迪斯雷利在法国铁路上进行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 000英镑）。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做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
3个月后，这个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玛丽·安娜的一次奇异造访，她让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怀里。在发作过后，她和迪斯雷利都进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我一直忙于校清样，出版商是那么讨厌……可怜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儿写了一整夜”），因此他们准备动身前往巴黎，玛丽·安娜做出的举动让夏洛特吓了一跳，玛丽·安娜宣布她希望把夏洛特6岁大的女儿埃维莉娜指定为她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是来告别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生命是这么无常……迪斯和我可能会在火车或者轮船上丧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爱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这个星球上再也没有我关心的人，但是我喜欢你们这个家庭……”
“……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抚我的客人。”夏洛特写道，“她在对我细数完她的细软和财产后，从她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是我的遗嘱，您一定得看看，把这个事告诉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当夏洛特轻声告诉玛丽·安娜，她“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时，玛丽·安娜翻开那张纸，大声地读道：“万一我心爱的丈夫先我升天，我将我个人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并赠予埃维莉娜·德·罗斯柴尔德。我爱犹太人，”她继续道，“我已经把自己与您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爱，她应该也必须戴上蝴蝶（玛丽·安娜一件珠宝的名称）。”
这份遗嘱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来。然而，这对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兴趣却丝毫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当利奥在1845年出生的时候，迪斯雷利（在写自巴黎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自己纯正和神圣的民族，也不逊于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玛丽·安娜在见到这个孩子时惊呼道，“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会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未来的弥赛亚——天晓得！而你将会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时又夹杂着对他妻子玛丽·安娜难以掩藏的嫉妒。对于这种仰慕，迪斯雷利没有否认。“在我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他在1867年3月对她坦白，“来自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关怀是一种慰藉，我对您的爱无人可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辞手法。有一次，当夏洛特造访迪斯雷利家时，很显然有某件事情牵涉到了玛丽·安娜，迪斯雷利赶忙道歉：
我认为……我对给您造成的麻烦深感内疚，总体说来，昨天您要是没碰上是最好的，因为错过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她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在晚上见她。
她……希望将她对您的爱带给您，我也将把我的爱带给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给您了。
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玛丽·安娜对夏洛特有确凿证据的深厚的友情——或许是对她可能感觉到的那些嫉妒的补偿。当迪斯雷利夫人在1860年病倒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让我写信给您”，迪斯雷利信手在一张便条上写给夏洛特。作为回应，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匹克迪利的餐厅送病号饭。（玛丽·安娜病逝后，轮到夏洛特来嫉妒了，因为迪斯雷利“跪倒在布莱德福德夫人脚下的时间越来越多”。她作出的回应是给他送去了6大筐英国草莓、200把巨型的巴黎圣水刷，以及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最好的斯特拉斯堡肥肝。这只是一个聪明的提醒，让他不要忘记她的资源总是要远胜那些“有钱的老妇人”。）
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独特的方面在于信仰模糊。按照夏洛特的回忆，迪斯雷利对待自己犹太人的根总是很矛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1866年写道，“当我斗胆宣称，蒙蒂菲奥里家族、莫卡塔家族和林多家族的亲缘关系，路易莎·德·罗斯柴尔德夫人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表亲时，他居然被惊吓得茫然失措；但是连老天都搞不明白的是，不知道迪斯雷利想的是什么，尽管伦敦到处都是他的亲戚，但他对他们的存在根本毫不在意。”但当他们讨论宗教问题时，两人发现了太多的共同点。在1863年，他送给了她一本欧内斯特·勒南[32]最新出版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耶稣生平》。她觉得勒南在剔除基督神话色彩方面的尝试“很精彩”，但她对他的犹太背景的描绘持保留态度：
读起来就像是由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写出来的美丽诗篇，诗人受到鼓舞去揭示真理，用满腔的柔情、无限的敬仰以及炽热的情怀来揭示它。对于那些有知识的犹太人来说，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书中主要人物——这个创造了统治世界长达1 800年的基督教的伟大宗教缔造者——的处理觉得有任何新意；但很多我们的教友对于被勒南描写成这种刻板、令人厌恶的形象深感痛心。当偏见最终开始消散的时候，看到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民族正在忍受着那些冷静的读者和诚实的思想者将我们嘲笑为不可救药的肮脏、冷漠、狡诈，甚至是顽固、铁石心肠又小肚鸡肠的时候，更是让我们无法释怀。一个伟大的作家表现得如此公平和公正，特别是在表达他的见解方面——他的判断是如此准确、他的感情似乎是如此纯粹和高贵，不应该通过介绍如此极端的阴暗面来拔高他的伟大形象——就好像是他觉得需要通过诽谤犹太人来弥补宗教世界中从全人类利益的全部主体中最伟大、最至高无上的部分所拿掉的那部分特权。
10年以后，迪斯雷利非常感谢她送给了他一本她写的《致辞》。“我读了您写的书，感同身受而且充满了敬佩。”他写道，“弥漫在全书中的那种柔情，以及那些虔诚和令人振作的情感，肯定能触动所有信徒的心灵。昨天晚上（在安息日的圣洁气氛中）我有幸朗读了一篇，它表现出来的虔诚及深远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听众……”
迪斯雷利所有的小说都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在《科宁斯比》中，希东尼亚的性格特点按照布莱克爵士的说法，是列昂内尔和迪斯雷利本人的交融。说得更准确点，他具备了列昂内尔的背景、专业技能、宗教、性情，甚至也许是外貌（“面色苍白，眉毛浓密，深邃的眼眸里写满了睿智”），但他的政治理念和哲学观点则是迪斯雷利的。因此，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在半岛战争中发了财，然后 “决定移民到英格兰，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很多商业网络。他在巴黎和会后到达这里，随身带来的是他的巨额资本。他把所有的资产押在了滑铁卢贷款上，这个举动使他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资本家”。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将他们的钱借给了欧洲国家——“法国想要一些，奥地利更多一些，普鲁士要一小点，俄国要几百万”——他“成为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宰和领袖”。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具备了一个银行家的所有技能：他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数学家，而且“完全掌握了主要的欧洲语言”，这些技能通过到德国、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旅行而得以磨炼。他冷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这种品质的描写花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他对感性的东西总是缩手缩脚，而且常常用一些尖刻的话语来搪塞”）。我们甚至读到了“他对室外体育运动的热爱……是他的精力的安全阀”。还有一段细节的描写，而这些细节只可能出现在巴黎的某一家罗斯柴尔德酒店。很有意思的是，希东尼亚也是小说主人公的情敌：主人公错误地怀疑他深爱的艾迪丝是希东尼亚追求的目标，尽管最后披露出来的结局是冷血的希东尼亚自己本身是另外的人所暗恋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科宁斯比》中最令人玩味的段落是那些有关希东尼亚信仰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所说的是他信奉 “使徒们在跟随他们的主人之前所传扬的信仰”，而在后面所说的是他“对伟大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典表现出了的忠贞，与号声一直响彻西奈半岛的时候别无二致”。他“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对自己族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希东尼亚与迪斯雷利的相像程度远甚于列昂内尔，因为他说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诺——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们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的宗教——而且迪斯雷利喜欢幻想自己的家族是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但余下的绝大部分很显然来自罗斯柴尔德的启发。因此，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被“关在了大学和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些大学和学校对于学习以及先人的事业来说缺乏古代哲学的最初知识”。另外，“他的信仰使他不可能追求成为一个公民的理想”。然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想法可以诱使他伤害自己种族的纯洁，因为他一直为此而备感自豪”而去与外族通婚。只有当希东尼亚阐述对自己种族的看法时，迪斯雷利才接替了列昂内尔：
希伯来人是一个没有被混杂的种族……组织没有被混杂的种族是大自然的贵族……在广泛的旅行中，希东尼亚拜访而且检视了整个世界上的希伯来人社区。他发现，总体上看，较下等的阶层情况比较差，而上层人士沉浸在对肮脏事物的追求中；但他发现知识的发展没有受到破坏，这给了他希望。他被说服相信组织能经受住迫害的考验。当他反省他们所经受的那些磨难的时候，发现种族居然能够幸存下来，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管过了多少个世纪，遭受了多少个世纪的谪贬，犹太人的思想对欧洲事务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用提他们的法律，这些法律你们还在遵守；不说他们的文学，这些文学滋润着你们的思想；我只说说活生生的希伯来人的才智。
然而，就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当迪斯雷利想办法说明他关于犹太人影响力程度的观点时，他非同一般地直接取材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的历史，他通过希东尼亚的口说：
我刚才告诉你说我明天准备去金融城里，因为我一直遵守这样的规矩，当国家事务还在考虑的过程当中时，我会积极介入。否则的话，我从不干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战争与和平，但是我从来不会惊慌失措，除非有人通知我，统治者想要更多的财富……
返回到几年以前，俄国向我们提出过要求。现在圣彼得堡和我们家族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他们有荷兰的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对波兰希伯来人这个人口众多，但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是所有部族中最多的民族的支持举动，对于沙皇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出现了好的转机。我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圣彼得堡。抵达后，我与俄国财政部部长康可林伯爵举行了一次会谈；我见到的是一位立陶宛犹太人的儿子。我们所讨论的贷款与西班牙的事务有关，我决定从俄国到西班牙去着手解决。我与西班牙部长塞诺尔·门迪萨瓦尔一到就马上有了一名听众，我见到的是一位像我一样属于新教教徒的阿拉贡犹太人的儿子。在马德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直奔巴黎，拜会法国国会的议长，我见到的是一位法国犹太人的儿子（据推测是苏尔特）。
……因此，您看，我亲爱的科宁斯比，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那些人士与那些不了解实际幕后真相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伙人。
撇开迪斯雷利认为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犹太人的臆想不谈，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是这段描写的灵感来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迹。
他还明确提及犹太人在政治上被“当成平等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列入了同样的阶层，随时准备支持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财产的政策，而不是驯服地在一个试图降低他的人格的制度下苟延残喘。托利党人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场重要的选举，出来投票反对他们的正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科宁斯比从本质上来说是托利党人。托利主义事实上只是抄袭了那些把欧洲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大的势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娜喜欢这本书。正像她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中说的：“经过对希东尼亚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质的认真研究，经过使用很多支持他们解放的论述，他很聪明地描写了众多我们似曾相识的事件，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我已经给他写了张便条，表达我们对他的精神产品的赞赏。”
如果《科宁斯比》暗藏着对列昂内尔的歌颂，那么《唐克雷德》就是在歌颂他的妻子。对伦敦景物的描写再一次充满着对罗斯柴尔德的隐喻。我们参观了一次“西昆大院”，还去了希东尼亚豪华装修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影射是希东尼亚为获得一条被称为“伟大北方”的法国铁路所作的努力。再一次，希东尼亚成了迪斯雷利理论的代言人——这个理论现在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本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犹太教的发展：
我相信（希东尼亚宣称）上帝在何烈山对摩西说过，而且你们相信他以耶稣的身躯在卡瓦利山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观念上看，两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孙，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人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的，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
“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
“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
“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
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 “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
批判“风暴”
迪斯雷利面临的问题是小说的销售情况相当糟糕，几乎是个灾难，而现实的政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党领导人本庭克分道扬镳，并取代皮尔成为了托利党的领导人；然而在支持罗素法案的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前后排议席分裂的危险[33]。开始时他们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陷入的麻烦程度会有多大。本庭克特别漫不经心，他在1847年9月告诉克罗克尔：
我相信我在投票时一直都站在犹太人一边。我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费心去关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没有价值的事，而且很少关心我是怎样投的。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与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有多大不同，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当成是国家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把犹太人事务看成是个人的事务，就像是巨额的个人财产或者是离婚法案……像影响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对于保守党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可能会投弃权票，保持我自己一贯的支持犹太人的立场，但又不得罪党内的大多数人，我猜想这些人将会站在对立面。迪斯雷利当然将会热诚地支持犹太人，首先是由于以前先入为主的支持他们的印象，其次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伟大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人在个人特点方面都很高调，而且伦敦市已经选举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它的代表之一，在公众声音方面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党作为一个党派继续与犹太人作对，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至于说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满满地向本庭克和约翰·曼奈斯保证：“风险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会交锋。”
两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实上，只有另外两名保守党人在提案投票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尔尼斯·加斯克尔和——很可能是一名转变了信仰的人——托马斯·巴林）。以那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为首，比如罗伯特·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对票的不少于138人，使该党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当迪斯雷利宣称那些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人和在耶稣被钉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间没有差异的时候，我是否应该为他欢呼？”奥加斯塔·斯戴福特要求进行澄清。本庭克辞职，把他现在称之为“没有罗马天主教、没有犹太人党”的领导职位留给了史丹利爵士。这就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迪斯雷利随后在下院辩论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时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位人物从此以后好像“良心被狗吃了”，并没有悄悄地放弃他对恢复犹太人人权的全部支持。对于他的行为最常见的那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迪斯雷利继续投票并偶尔还会站在他在1847年的立场上发表讲话。一个无法宽恕的情况当然是他那段时间对列昂内尔的经济依赖避免了出现180度转变的情况，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虑的。1848年5月还出现了另外一次她与玛丽·安娜之间的尴尬情况，因为玛丽·安娜谴责列昂内尔不回复迪斯雷利的信函。这些情况暴露了“她的丈夫还深陷在债务之中，正被放债人拼命追讨，哀求我的丈夫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两位女人再一次交锋之后，列昂内尔决定另外再借给迪斯雷利1 000英镑。
皮尔派保守党阵营也出现了分裂。当罗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时，另一位表示支持的是皮尔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会派被保护人格莱德斯通，他以前曾经是恢复犹太人人身权利的反对者。尽管他发现这个决定“很痛苦”（并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迫使他离开国会的想法），格莱德斯通的逻辑还是相当严谨：下院已经接受了天主教、贵格教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皮尔后来在1848年2月的辩论中也表示支持，在“表决”时，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的同僚古尔本——以前做过皮尔的秘书——发言表示反对，因为他把选举一名没有资格的候选人看做对国会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挑战，得到了另外40名皮尔派议员的附议。在二读的时候，皮尔派再次分化，29人赞成，43人反对。然而，托利党人和皮尔派的反对票没有达到阻止罗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读前就以67票的多数获得了预审通过，二读又以73票的多数得以确保，三读得到61票。
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上院。在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劝说后，一部分辉格党人表示支持。然而，与考茨这样的银行不一样，相对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贵族债务人很少——爱利丝贝瑞夫人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采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像德万希尔公爵和蓝斯丹尼侯爵这样的辉格党显贵可以算上，而伦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年初的时候也被争取了过来，但奥尔福德伯爵已经在于贝德福德公爵家里见到汉娜时，告诉过她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尽管他向她保证列昂内尔最后会“赢得”胜利）。阿希利勋爵——未来的萨夫兹伯里伯爵——在当时主要负责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对者。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预见到会有强大的阻力。当罗素的提案在1848年5月进行辩论的时候，遭到了牛津主教威尔贝福斯的强烈反对，而且他获得了坎特贝雷和阿玛格大主教以及16位主教的支持。只有约克大主教和四位辉格党人主教投了赞成票。列昂内尔、安东尼、迈耶、汉娜和她的妹妹蒙蒂菲奥里在走廊上眼睁睁地看着提案被35票的多数否决。
夏洛特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辩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给家族带来的后果。她和路易莎在凌晨3时30分，还在翘首等待他们的丈夫从威斯特敏斯特归来：
男人们走进屋子，列昂内尔面带微笑——他一直都能如此坚强和自控——安东尼和迈耶的脸涨得通红……他们说那些发言全是造谣中伤，建议我一个字都不要去读它。我5点钟上的床，6点又再次醒来；我梦到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贪婪地吮吸着我的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宣布时，震耳欲聋的狂热欢呼声在回荡……充斥着整个议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应该遭到如此强烈的憎恨。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因为过度激动而哽咽和哭泣。
这些世俗的达观贵人反对恢复人权的一些论据的真实想法，可以从皇后的叔叔康柏兰德公爵——现在的汉诺威国王——有关这件事的信函中找到。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同意教会方面的观点，“接纳那些否认我们的救世主存在的人”是“可怕的想法”。但他的有些担忧从本质上来说是出于社会方面的考虑，他预言“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将会逐渐地流入犹太人、工厂主和生产印花布的那些人的手中”，并引用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对他的一次款待来说明犹太人的骄傲自大。他非常清楚自己几年前在汉娜家里吃饭时曾经说过些什么。这个两面派的势利小人的看法和那个时期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拙劣漫画表达的一样。《犹太人解放的受益者之一》讲述的是一个老棉布经销商带一只乳猪回家给他的妻子，并且兴高采烈地说：“我的小亲亲，看看我给你麦（买）了桑（什）么！真得刚（感）谢罗斯柴尔德囊（男）爵和皮二（尔）。”（参看图5–2）
图5–2 佚名，《犹太人解放的受益者之一》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55页。
因此，列昂内尔似乎下定决心，采用老一辈罗斯柴尔德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屡试不爽的一种手段（出于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目的）。1846年12月23日，纳特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所谈的内容明白无误：
知道你觉得有必要采用某种方式来保证参议院的某些选票，我觉得很遗憾，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得体，我得说，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在这里目睹了一场腐败丑闻，有人正试图摆脱与此类事情为伍而羞愧难当的尴尬，我当然会很赞同你那么做。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杰出的叔叔和您谦卑的仆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谨慎，如果有必要确保这种方式能成功，我们就不应该顾虑牺牲——我们无法锁定金额，你肯定比我们更清楚需要多少，我希望按你说的所需金额的一半就足够了，我们的好叔叔已经授权给我，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自己承担一切，来满足家族的所有需要，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你可以把这笔开支记到公司的名下——当然，在上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前你不要付清，也不必跟他们讨价还价，也不必关心是谁收了——关键是按照你的想法，你对处置那些对提案通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个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此你也很难再了解更多——我不会出钱支持那些与我们没有很密切关系的提案，也不会为其他任何目的破费——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目的达到后把钱付给相应的运作人——我认为你对处理这件事不是很有经验，因此，我想不出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你的朋友提出你捐赠的想法——以什么样的借口？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回报？如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太不值了，如果从另一方面讲，他们要付钱又没有提具体的要求，我当然会要他们的钱，就当是他们已经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利益。
简单来说，就是列昂内尔建议在上院出钱买选票。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披露他居然试图采用类似的方式寻求阿尔伯特王子的支持（他在上院的影响举足轻重）。当然，阿尔伯特可能已经有了恻隐之心。列昂内尔从1847年步入政坛一开始就与他有联系，到1848年，纳特能够记录下他的“高兴……埃尔伯特王子是如此关照你，而且他将支持我们的提案”。
但他同时又告诫列昂内尔“要时不时地去拜访一下他，想办法逗他开心”。“你现在应该去做一下议会党团的工作，”他在2月14日写道，“让你的朋友阿尔伯特王子应用他的影响力，那么或许（提案）就能通过。”实际上，这段话暗藏着的是整个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故事里最有意思，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一段。
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阿尔伯特王子早期的联系——用他们的能力作为他与欧洲精英人士联系的纽带——已经发展成为更加正式的金融交往。举例来说，1842年，詹姆斯替阿尔伯特的顾问斯托克玛男爵在北方股份上投资了10万法郎。3年后，当阿尔伯特计划与他的兄弟讨论金融问题时，斯托克玛转达了列昂内尔“希望罗斯柴尔德的银行能有幸为殿下此行可能在德国境内用得着的所有金融需求提供服务”的请求。1847年，罗斯柴尔德给阿尔伯特一文不名的巴伐利亚亲戚路德维西·冯·欧廷根·华莱斯登王子提供了3 000英镑的贷款，由阿尔伯特作为担保；当欧廷根王子在一年后破产，只留下一堆卖不掉的艺术品收藏作为抵押品时，阿尔伯特就成为债务人。这就解释了纳特与他的叔叔为什么在巴黎爆发革命后非常强烈地反对——从金融的角度——支付任何的款项，而是希望他的兄弟“付清”，以便确保阿尔伯特的支持。5月，阿尔伯特把安东尼招进宫里去“为他的兄弟科布兰兹（应该是科伯）公爵要求贷款，（给他自己）贷款金额13 000或者是12 000（英镑）”。（后来增加到15 000英镑。）纳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你问我关于给阿尔伯特王子贷款15 000英镑的意见，我认为找不到丝毫理由同意这个要求，你会发现你与他之间的情形与我们与路易·菲利普的情形完全一样——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亲爱的兄弟，他已经欠你5 000英镑了，这笔钱是我们这边付给巴伐利亚大臣（欧廷根王子）的，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真的不认为你可以放出这么大数目的款项，我的意见是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为他破费，而且我已经看到，无论你是否给他这笔钱，犹太提案的命运都不会有任何不同——我只能重复我反对付这笔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并没有得到对于这笔借款的任何授权。
现在不清楚列昂内尔是否违背了他兄弟的意见。我们知道阿尔伯特在纳特写了这封信10天之后，以20 000英镑买下了巴尔莫罗城堡及其10 000英亩的土地，不过我们在皇家档案中没有发现罗斯柴尔德卷入这次交易的任何迹象。另一方面，列昂内尔确实在1849年1月到温莎拜会了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可以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内尔捐出了50 000英镑用于补贴阿尔伯特的最爱，一个资金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项目。3年后，很明显受到来自于“宫廷”的压力——也就是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导致阿伯丁爵士放弃了对解放犹太人的反对立场，形成了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的联合。相关的证据非常丰富，但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推断列昂内尔确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去“让阿尔伯特使用了他的影响力”。
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作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可以买到。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
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 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阿贝尔·史密斯和约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1848年1月1日，阿方斯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迈耶·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
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玛耐斯，最后得票是6 017票对2 814票。由于把自己放到了激进分子阵营中，列昂内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们的下一步战术安排：现身下院去主张自己的席位。这基本上是在学天主教的欧·科奈尔和贵格教友会的皮斯，然而也代表着列昂内尔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尔很直率地提醒过列昂内尔不要接受。列昂内尔略显踌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罗素提出另一个提案。但是，1850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狂躁喧闹的金融城自由党人聚会上，他公开攻击政府“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进一步推进社会和宗教自由进程”的办法。第二天的12点20分，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他出现在喧闹的下院会议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员关于他是希望选择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誓词时，他回答道：“我要凭着《旧约》宣誓。” 由于托利党人中的顽固分子罗伯特·英吉利斯爵士站起来反对，会议主席命令列昂内尔退出，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程序。过了一个周末后，大家决定直接去问列昂内尔为什么他希望凭着《旧约》宣誓，对于这个问题，列昂内尔的回答是：“因为那是一种对我的道德最有约束力的起誓方式。”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后，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113票对59票）列昂内尔被允许按照他的要求宣誓。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议会，有人适时交给了他一本《旧约》。誓词中的效忠和至高无上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当工作人员读到“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时：
男爵停了下来，过了一两秒后说：“我省略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对我的道德没有约束力。”然后他把帽子戴到头上，亲吻了《旧约》，加上了“请帮助我吧，上帝”。这个举动获得了议院内自由党人的喝彩。他取出了钢笔，在反对声中——我们猜想——准备在国会的测试卷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来，激动的情绪开始在所有的党派中蔓延，其中夹杂着会议主席呼吁他放弃。（有人大喊“反对，反对”；有人大喊“坐下”；还有人喊“主持人”，“秩序”。）男爵（列昂内尔）最终放弃了。
尽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称，但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僵持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失败。当8月5日辩论重新恢复的时候，会议通过了一个行政决定，如果列昂内尔不完整地宣誓誓词，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过一个能达到要求的经过修改的誓词提案，为时需一年左右。当戴维·萨洛蒙赢得格林尼治补选的胜利后，曾经试图加快这个进程，但并没取得更多的进展，只是留下了一个更有失身份的形象。萨洛蒙没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 被会议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绝；当要求他退出的动议通过后，他还是拒绝，并且通过发言和投票来反对这个动议；当主席要求议会警卫驱逐他后，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下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经过新一轮的投票确认，无论是他还是列昂内尔，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席位。萨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举动废除了一个古老的刑罚，从理论上说，由于议会成功通过了针对他的议案，而他作出了不合法的反应，他应该接受这个刑罚。选区对他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判决，他在1852年的大选中被彻底打败；相反，列昂内尔再次赢得了胜利。守株待兔的游戏重新开始，因为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跟以前一样，犹太人解放运动在下院仍是争执不下，而在上院则明显不受欢迎。事实上，列昂内尔就像是没有席位的议员，国会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事项时（比如，1851~1852年政府资助犹太人学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离婚法院对按犹太法典离婚的司法管辖权），他在室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但从法理上看，这还是一个僵局。然而，又一个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决；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邓库姆甚至非常有创意地试图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补选，理由是由于为政府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金融服务，列昂内尔已经“获得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同”。
进入国会
1857年大选（列昂内尔再次当选为代表金融城的议员，这次的得票甚至领先于罗素，因为后者与自由党的核心小组吵翻了）之后，国会里的战火重燃。由于身后有多数人支持，帕默斯顿觉得由于“伦敦金融城选举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在本届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国会一个再次考虑接受犹太人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提案由政府来提，获得通过的机会是最大的”。于是，一份提案不失时机地在5月15日推出，在三读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大多数支持，得票123票。为了取悦支持者，为数不少的托利党高层发出了改变立场的信号，例如著名的约翰·帕金敦爵士、菲茨罗伊·凯利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德比伯爵的儿子，领袖史丹利勋爵。在上院，新当选的伦敦主教表示了支持，总共有139位上院议员投了赞成票。再一次——让列昂内尔大失所望——他们只是少数。当政府从用单边决议否决上院的立场上退缩，而不是提出新的《誓词有效性法案修正案》的时候，列昂内尔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席位，并就此事宜进行了一次补选。选举中，他没有遭遇到任何对手，顺利地重新当选，并展开了一次强烈反击，针对“那些去了，但是很少出现在人民中，根本不了解人民愿望的人（这些人事实上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漠不关心）”。
并不是这次针对贵族问题对人民重新发出的呼吁最终打破了僵局，而是——说起来很荒谬——少数派保守党政府的出现。因为此时，迪斯雷利作为财政大臣和下院的政党领袖，至少有能力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债了，他可以说服德比，而那些上院的议员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他通过在下院给反对党完全的权利达到了这个目的。1858年4月27日，罗素的《誓词修正提案》在委员会上遭到了上院议员的痛斥，关键的第5条被否定。两周后，由罗素提出的“不同意”上院议员的动议以11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议会还通过了（以55票）由怪僻的邓库姆提出的动议，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下院为解释它不同意的“理由”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然后，罗素正式提出议案，所有的理由通过与上院共同举行的大会进行解释。取得上院的认同是决定性的转折点。5月31日，路肯伯爵提出了决议案的内容：下院可以以决议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入职誓言，条件是必须先得到国会法案的同意。这使得上院可以清楚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同意下院和德比——尽管“满脸不高兴而且很勉强”，但还是在7月1日宣布支持这个提案。23日，妥协方案最终以两个法案的形式成为法律，一个是将效忠、至尊和归顺三段誓言合并成一段，并适用于所有需要起誓的机构；另一个是允许犹太人省略“以一个基督徒的真正信仰”等词句，但是要取得他们将要进入的团体的同意。7月26日星期一，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下院。这是最后一次，他再次很不情愿地退出，因为议会在辩论让他能够用缩减后的誓言起誓的两个决议案时他必须回避——原则上说，这是像塞缪尔·华伦和史宾塞·瓦尔坡尔这样的顽固分子表达他们反对“亵渎上帝者的入侵”的最后机会。关键的决议以32票胜出，列昂内尔最后通过使用新的誓词以及《旧约》宣誓后成为了议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这种手段他以前使用过，但他成为议员后即刻参与表决的第一份法规却是《防范腐败法案延期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