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内尔进入国会，正像詹姆斯所写下的：“对整个家族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第二年所举行的大选中，他的兄弟迈耶·卡尔与他一起进入了下院（另外还有戴维·萨洛蒙）；在1865年，他的儿子纳特也被选入。正如夏洛特满心欢喜地指出的，在刚结束的投票中（好像是在1864年7月），帕默斯顿的政府被“犹太人拯救”，列昂内尔的选举同时也在整个广大的犹太社区引发了共鸣：代理人理事会公布的决议表达了他们“最诚挚的心愿……尊敬和感激”，而且从今以后，每年列昂内尔进入下院的日期就是犹太人免费学校的颁奖日——而列昂内尔直截了当地强调他对宗教的义务，捐赠给伦敦城市学校“其最有价值的（开放式）奖学金以纪念他取得的席位”。
但这场胜利的政治意义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认识。列昂内尔以自由党人的身份获胜，而长期的运动已经让他与自由党的一个很小但很有影响力的小组结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紧密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上的记录，1856~1864年间，格莱德斯通跟他或者他的兄弟迈耶一起吃过4顿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的通信或者是会面起码有4次。其他出现在夏洛特19世纪60年代信函中的皮卡迪利大街148号的自由党人经常性访客中，包括代表武乌维汉普顿的国会议员查尔斯·维利耶，他是1859~1866年间济贫法律理事会的总裁；罗伯特·罗，格莱德斯通第一届政府的财政大臣。列昂内尔在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与会议主席握过手后第一个与迪斯雷利握手的这一举动并非没有意义，迪斯雷利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贡献应该是决定性的。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稳定发展，列昂内尔事实上在1858年决定性的那几个星期里一直与迪斯雷利保持着紧密联系。1月份，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吃饭（同行的有外斯曼红衣主教和被流放的奥尔良派成员的接待人）。5月份，在政府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其印度政策后，迪斯雷利这样说道：“男爵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他知道大多数的情况！”两个月后的7月15日，列昂内尔去迪斯雷利办公室拜见他，“自从我们的提案到了下院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列昂内尔发现：
他精神状态非常好，说是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的提案能在下周一通过，希望他们尽可能马上取得女王的同意。我无法让他按他说的去……[34]主要取决于其他人，如果他们不等到……所有提案都走完程序，或者他们能安排一个委员会，使我能够在议院通过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说我能够做到……迪齐今天又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我们已经……b他们在我们的提案二读时不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他已经尽了他的全力——他是这样说的。
列昂内尔对这个说法的反应是，询问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约翰尼（罗素）和柯吃饭”，但是：
他很明智地拒绝了，说他以部长的身份出席会破坏聚会的气氛。我很高兴我问过他，他怎么也不能说我们轻待了他。我告诉他，我们非常渴望能及时让皇室批准我们的提案，以便我能够在今年内获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骗子。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事情……迪齐太太在迈耶家吃饭，又重复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说迪齐为我们做了多少事，而且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有一次发了很大的火。
列昂内尔叙说这些遭遇时所持怀疑态度的弦外之音，不应该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时候没有尽全力。恰恰相反，必须考虑德比开出的苛刻条件。在列昂内尔进入国会后，他们两个人表现出的亲密关系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迪斯雷利的真诚。尽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种族”。
剑桥的教育
把这一时期发生的允许犹太人进入国会的正面交锋与允许他们进入剑桥学习的事实上的欺瞒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问题也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先锋作用。事实上，他们在剑桥化解那些宗教限制的计谋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解释他们遇到上院的强硬态度时为什么会如此小心翼翼。对他们在这两个案例中所采取的计谋进行比较，确实很有启发性。
应该强调，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不需要去剑桥，更用不着去牛津，这种需要远小于他们对下院席位的需要。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件比古代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可以提供的内容更繁复庞杂的事情。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私人教师和将孩子送到海外去完成他们绝大部分的学业，以优先确保他们能够保持家族的多语言传统。至于说银行业务的学习，所能采取的就是到一家银行学习。如果说剑桥还能提供点什么的话，就是从占据优先位置的家族生意中让他们稍微分点心。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关注的是女儿的教育——不像公立学校和大学，一直到20世纪末主要关注的都是男孩的教育。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列昂内尔的儿子纳特花费几乎同样的精力把德语灌输进自己的脑子。特别是夏洛特，她在女儿和侄女们的正规学习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然而迈耶进入剑桥这件事开了一个先例，让夏洛特决定她所有的儿子都应该效仿。问题是犹太人的地位在剑桥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从规定上看，在1856年之前都不可能被授予学位，他们因此也不能成为学校的正式成员——除非他们愿意履行由各个学院对本科生安排的参加礼拜活动的义务。
奇怪的是——不像归顺誓言——虽然这从本质上看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对于这些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从原则上去执行，而他们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迈耶在19世纪30年代基于以上观点参加了三一圣堂的礼拜；而且当阿瑟·科恩属于迈耶母亲那边的表亲，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内尔在补选中取得了对曼纳斯的胜利——进入到剑桥念数学时，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通过J·阿伯尔·史密斯——一位最活跃的列昂内尔的政治支持者，他们试图去说服基督教科学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尔为阿瑟·科恩对礼拜堂的规则做些调整，理由是（像卡特梅尔说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没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条是什么。”迈耶也告诉卡特梅尔：“科恩先生准备好了在学校礼拜堂参加礼拜活动。”然而，主事却没有被说服。他认为，掩藏科恩的信仰，“会破坏社会的善良诚信”，而“科恩先生祈祷时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对根本的精神实质却充满怀疑和拒绝，这让我的感情无法接受，并且与我的是非观相左”。
对于迈耶来说，这将会“直截了当地将一个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剑桥大学教育的大门之外”。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直接找到了阿尔伯特王子——时任大学校长，要求他将科恩的事交给玛格达莱尼主事处理，他同时也是温莎的主任。来自皇室的压力终于在罗斯柴尔德的压力在19世纪30年代未能奏效的地方取得了突破，当时，迈耶曾经由于参加礼拜的问题被强迫离开学校。科恩正好入学，与主任达成的条件是，正如科恩所报告的“通知我星期三和星期五礼拜只持续10分钟，（并且）通知我在这几天去，不要在其他日子去，同时还要跟我讲不要求我参加周日圣礼”。
当罗斯柴尔德家的男孩子逐渐长大以后，类似的安排在三一学院不得不再次进行谈判，首先从1859年由纳特开始。此时，1854年和1856年通过的法案意味着犹太人能够获得学位（除了在神学领域）。但是宗教义务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学院的层面上。尽管纳特的导师约瑟夫·莱特福特“承诺过尽其所能在礼拜方面做些工作”， 但威廉·休厄尔仍然是“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1862年，纳特向他的父母汇报：“三一学院的神父们……因威胁说要把那些拒绝在礼拜堂里参加圣礼的所有人留校惩戒，而遭到了广大同学的憎恶，这条新规所引发的后果是，有很多同学缺席了今天的礼拜，因而面临因为违反一条重要的院规而引起的麻烦。” 纳特清楚地感觉到19世纪50年代的改革所取得的实效相当有限。“要使这里的改革产生一点影响。”他抱怨道：
但只要大学看上去还像是英格兰教堂的神学院，或者是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教堂的一部分，我们就得再等待些时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理所当然应当废除的，是7年之后或者是完全退教后才能取得学位的规定……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被剥夺了教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宣称自己成为英格兰国教的信徒。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一个在法律和政治进步——同时也包括宗教进步方面起着基石作用的机构，为什么要由牧师们来统治，就好像是耶稣会的神学院或者犹太学校……
他们在剑桥不得不作出的让步不仅仅只是参加礼拜。第二年的考试通称为“小考”，要求要对威廉姆·帕勒的《基督教神迹》一书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一封夏洛特给利奥的满腔怒火的信表明了这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但也表明她觉得他应该可以克服它：
你考试时出现的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让我非常地恼怒——当然，你没有，也不能够故意去对那些神职主考官无礼，也没有人提醒过，你可能会觉得你能够应付对于神学感觉的彻底的缺失，而且完全缺乏对于信念的尊重，尽管这个信念不是你自己的，而且事实上你对此一无所知，但也应该给予尊重，就像是万能的主所受到的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一样。但是，这个错误仍然必须受到批评，而且事实上也是非常不可饶恕的。无论从任何角度说，除了给别人一个坏印象，它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一个经常在参议院出现的年轻人，而且无法拒绝基督教的神迹方面的考试，就应该让自己熟悉这个科目。要是我不知道你被神学老师所包围，我应该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已经具有请教你的导师的良好的、自然的习惯，就算不去完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也应该了解一个梗概、一个纲要。你将会被看成是最无知、最轻率，也最浅薄的一个人。对此我很伤心，我很遗憾地说，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在这时，利奥受到了“神学的神性以及……各种教义”的困扰：当某晚与一群好争辩的老师吃饭时，他感觉“如此疑惑，以至于不敢张嘴”。（一位同行的朋友担心“他们好像忘掉了我的存在，对犹太人进行了攻击”。）甚至在辩论室这种年轻人更多一些的环境里，罗斯柴尔德们也都觉得非常不自在。纳特回忆起某天晚上在学生会他是怎样“怒火中烧”，当时，一个发言的学生“引用下院通过犹太提案过程中太强大的势力作为实例。我希望那一天因为所有这些差异而能早点结束，而且如果我当时立即发言的话，我会激发宗教狂热，而想要平息它远没有激起它那么容易”。
将罗斯柴尔德在进入剑桥上所取得的成功与列昂内尔希望在下院所达到的目的相比较，前者的胜利看来是缓和的。（事实上，一直到1871年，宗教考试才最后在旧式的大学里被废除。）列昂内尔的兄弟和儿子参加学校礼拜活动和学习，与他拒绝包含有基督教信念的誓词之间存在着明显，而且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反差。我们推测，如果要求学生参加圣礼，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博览会与水晶宫
军事胜利的纪念碑一般不会在战争胜利前建设。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列昂内尔最终能够取得他在威斯特敏斯特的席位之前几年，就开始为他们的政治优势地位建造纪念碑了。这至少是解释在1850~1860年间特别频繁的建筑活动的一种理由，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自己建造了至少4座乡村豪宅，又翻修了一座，它们分别位于：门特摩尔、艾斯顿·克林顿、费里耶尔、普雷尼和博勒尼。
当然，内森及其兄弟从他们繁荣的初期就开始购买乡村住宅，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到了1848年革命的时候，他们在费里耶尔、普雷尼、博勒尼、加奈斯贝里、西勒多夫和格鲁尼博格的房子和地产已经在家族的名下很多年了。当他们在1848年之后购买位于白金汉郡的新土地——最著名的是位于艾斯顿·克林顿的农场的时候，伦敦的合伙人在经济上仍然是非常理性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和叔叔在为他们把关：除非农业用地在购买价格中占到3.5%，否则他们不会有兴趣。“如果你认为艾斯顿·克林顿值26 000英镑，” 列昂内尔在1849年写给迈耶的信中这样说，“我不反对你对它的报价，但我想我们应当保证所有的费用中能有部分是清清楚楚的，这并不是空中楼阁，你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投资。”当他在1849年到达西勒多夫的时候，他评价它是“非常棒的财产，尽管（萨洛蒙叔叔）买贵了一点点，但只要经营得好，它会给他带来不错的收益”。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土地的时候——刚开始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严重的农业危机中复苏——他们抄到了市场的底。1848年，白金汉公爵最终宣布破产，一年之后，迈耶收到了地产经纪人从爱尔兰发来的报告，通知他们那里所存在的大好机会。“种土豆的完全失败，自由贸易毁了所有的人。”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爱尔兰完全毁了，现在是购买地产的天赐良机，至少是非常接近最好的时候了。当取得国会颁发的产权后，可以肯定能获得在购买和转售中间巨大的升水。”实际上，迈耶和他的兄弟对这种倒买倒卖的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对地产的兴趣，正像他们母亲所说的，是针对1849年12月时国债的收益已经降到了3.1%的情况。当时是购买土地“最恰当的时间”，“当基金处于目前这种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尽管对于所投资的资产的利息也会降低，但土地总是一种等价资产”。这样的投资不应该被看成是企业家精神衰落的表现。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酿酒资产的举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纳特在1853年购买布瑞恩–木桐酒庄（Chateau Brane-Mouton，他给它改名为木桐–罗斯柴尔德）以及詹姆斯对争夺拉斐酒庄（Chateau Lafite）的控制权所进行的持久战，都是由于得到了一份对高质量的红葡萄酒需求的精明的评估报告。当詹姆斯最终在1868年确保了拉斐酒庄控制权（支出了177 600英镑）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而几乎是在完成这次收购的同时，他又开始对一座新的酒庄竞标。
然而，花26 000英镑在农庄上和花费相似金额在豪华的新房子上有着天壤之别。在19世纪，极少数英国地主怎样为自己建盖“富丽堂皇的新房子”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100多年前有多大支付能力与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钱根本就不是问题。当伦敦的合伙人在1852年从公司的共有资金中抽走了260 250英镑的时候——开始是为了资助他们的建筑项目——这笔钱还不到其资产总额的3%。而门特摩尔新房子的报价才15 427英镑。对于建筑师乔治·迈耶在1853~1873年间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做的巨大工作，他总共也只获得了350 000英镑。
事实上他们可以买得起，然而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决定将钱花在这些没有回报的大房子上。比较平庸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好像也足够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在乡村的生活，而铁路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其城里工作的前提下实现这个理想。伦敦和西北线使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很容易地在门特摩尔和厄优斯顿之间来回通行：列昂内尔可以在乡间“骑马狂奔”，又可以按时出现在傍晚的下院辩论会上。1849年5月开通的斯特拉斯堡至里尼的铁路线，也为詹姆斯和他在费里耶尔的儿子们提供了同样的便利。然而，还有一个补充性的且也许是必要的解释。新的房子代表着一种他们对贵族身份的主张。早在1846年，列昂内尔就明确表示，他认为一个准男爵的身份配不上他，而且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贵族的身份不会再青睐他之后，他才踏上了他自己发动的进入下院的运动。但这不是“封建制度”的征兆——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向过时的上层阶级的价值观投降；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门特摩尔修建的时间正好是列昂内尔公开挑战上院立法地位的时候。罗斯柴尔德争取英国的贵族地位是坚定不移的，而对这种决心的表达，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个家族为自己建造这些豪宅更具说服力。他们的房子不只是模仿了18世纪的乡间别墅，它们展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他们为有影响力的客人准备五星级的宾馆、私人艺术馆，作为公司业务接待的中心。
他们对建筑的具体选择也颇费心机。约瑟夫·帕克斯顿与这个家族的交情始于19世纪30年代，并于40年代为路易莎的岗特堡别墅提供了咨询服务；而他为博览会设计的水晶宫似乎才让这个家族相信了他的能力，放心让他做些比修修补补更为重要的工作。工程于1851年8月，也就是展览会的那一年，在门特摩尔动工，作品充满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灵感——帕克斯顿在心里把武拉顿和哈德威克的别墅作为了样板——对于当时的标准来说这是创新型的建筑，带有巨型玻璃顶的大厅、流动的热水和中央供热。对于迈耶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来说，很难把它理解成家庭的住房。光底层就有很夸张的26间房子，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家宾馆，这里可以接待无数的宾客，并提供食宿。据信，这些来宾会时刻想到他们的东道主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那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比如由意大利雕刻家拉斐尔·蒙提所给出的例子），逐渐变成了罗斯柴尔德的商标一样的东西。门特摩尔同时也是一座艺术馆，打算把现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与历史上很多非常脆弱的前代艺术品联系起来——因此，本来是为威尼斯总督建造的三只巨型的灯笼、各种哥白林挂毯以及大批16世纪意大利和18世纪法国的家具等被收藏了进来。
通过建造门特摩尔，迈耶为家族的其他人设定了标准。艾斯顿·克林顿在1854~1855年间由帕克斯顿的女婿乔治·亨利·斯托克为列昂内尔改建，这个工程相比较而言就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了。由于试图扩大已有的房子，斯托克没有办法让路易莎的“梦”实现，因为她希望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会慢慢地融入到这个小地方，我初次到这个地方时，认为这里是地球上最丑陋的地方”。相反，詹姆斯下定了决心要在费里耶尔超过门特摩尔。由于对法国建筑的专业水平不放心，更不用提当地的石匠水平，他找来了帕克斯顿和迈尔斯。接下这个工程让他们后悔不已，而詹姆斯却没有为在从法国建筑师安东尼·朱利安·赫纳德处找到了第二种意见而拒绝帕克斯顿的第一个方案感到有什么不妥；同时，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在工地上对工资差异所造成的摩擦引发了罢工，并最终爆发暴力冲突。最后的结果——工程一直到1860年才竣工——是一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风格折中的混合物。整个建筑搞得如此复杂，龚古尔曾经如此厌恶地评价它：“种树木和建水景就花了数百万，围一个城堡花了1 800万，一次白痴般的可笑的无度挥霍，一份各种风味混合的布丁，一份愚蠢野心的果实，硬把各种有名的建筑风格都放到了一个建筑里。”俾斯麦认为它看上去像“底朝上的衣柜”。诗人和外交家维尔福瑞德·斯卡文·布兰特称它是“一个以最怪诞的路易·菲利普的喜好装饰的怪异的帕玛俱乐部”；而一贯持反犹态度的爱德华·杜鲁蒙把它看做“一个难以形容的古玩商店”。
然而，这还是一个代表着技术发展水平的事件：詹姆斯很有创意地把厨房移到了离房子有100码远的地方，以便不让客人闻到厨房工作的时候传过来的味道，并在餐厅下面修建了一条小型的地下铁路将其与地下层连接起来。而且像门特摩尔一样，它部分是彰显家族的实力（用查尔斯·亨利·科第尔的女像柱来象征罗斯柴尔德控制了地球的四面），部分是宾馆（住房超过了80间），还有一部分是艺术馆（大厅作为詹姆斯藏品越来越多而显得凌乱的“个人博物馆”）。所有的一切都大得让人难以想象（就像伊芙林娜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太宏伟，没有办法不设立岗哨”），然而在内部却具有一种异域的戏剧性的氛围，这部分由舞台设计师尤金·拉米负责，他在吸烟室里画上了模糊的比较通俗的威尼斯壁画。普雷尼城堡由斯托克在1858年时为阿道夫建造，比较起来属于比较适度的。这座可以眺望日内瓦湖的路易十六风格的建筑起初准备建成阿道夫藏品的展览馆，他的藏品包括油画和艺术品——奇异的岩石晶体、宝石和木雕。这个位于布罗涅的建房工程由阿曼德·奥加斯特·约瑟夫·贝特林在1855年动工，工作的情况类似，尽管贝特林的灵感来自于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还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别墅的花园出现了非常壮观的转型情况。在费里耶尔，在帕克斯顿的指导下，出现了新的池塘，上面架有装饰性的小桥，还有精致的温室和温室花园。尽管夏洛特的女儿伊芙林娜更喜欢加奈斯贝里和门特摩尔的土地，但夏洛特在这个时期对费里耶尔的描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主要关注：
灌木、树木、花草、暖房及温室，还有……温室内那些令人目不暇给的奇花异草。费里耶尔在我的眼中就是仙境，这里什么也不缺，满眼都是如画的风景……詹姆斯叔叔从世界各地收集了野鸭、天鹅、雉鸡……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这里有橘子园、室内花园、水晶宫、农场、珍稀动物园——有野生的也有驯化的……费里耶尔是无可比拟的……它就像是阿拉丁的宫殿，有仙境般的公园、奇异的禽鸟馆、壮观的鱼群和满是甘美水果和鲜艳花朵的水晶宫。
在布罗涅，景观花园设计师波伊修建了一座精致的水景园，有瀑布和假山，而詹姆斯在他的奇异动物收藏中加入了“带卷毛的鹅”、白鸭子、埃及驴和会说话的鹦鹉。在普雷尼，阿道夫也有一座动物园，里面养着巴塔哥尼亚野兔、袋鼠和羚羊。甚至是那些更老的房子也重新设计了花园。尽管安塞尔姆很少去，他还把西勒多夫的园子换成了摄政王公园的西勒仙版。他也增建了一个湖泊来吸引野鸭，还建造了大量的英国式小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乡村的家长式管理的早期例子，就像是各种动物和鸟类收藏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动物学开始表现出热情一样。
这个家族在欧洲大城市里的住宅也没有被遗忘。列昂内尔从国会议员菲茨罗伊·凯利手里买下了皮卡迪利大街148号隔壁的房子，请尼尔森与英尼斯公司重新在两座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一座新的更大的房子。在施工进行期间，他们搬到了奈兹布里奇的金斯敦别墅暂住。要想对最后完成后的建筑留下点印象（这幢房子在公园道为缓解交通压力进行扩路时被拆掉），你只需要走进任何一家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地下室是留给男仆的居室和酒窖，底层是宏伟的大厅，大理石铺就的楼梯把你引向一楼的接待室，二楼是私密的包房，阁楼是女仆的房间。厨房移到了花园里的平台下面。位于巴黎的几家饭店也是类似的规模，并且都是同样的基本结构。
当然，用合适的家具和饰物来填充这些房子的工作一直都没有能完成。夏洛特一次非典型的在巴黎的购物之行提供了一份购物清单，包括一组大理石物品，价值2 000英镑；四个小的雕像；一个水晶吊灯；四座罗马皇帝的半身像；“两只精致的法国红花瓶，雕刻得美妙绝伦，内容表现的是海神尼普顿被几位特赖登海神和海仙女所围绕”，花费了5 000几尼；一张桌子，150英镑。一年后，伦敦的艺术品商人给夏洛特看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一幅鲁本斯的画；“一幅伊尼哥·琼斯所作的漂亮的壁炉画；一幅同样精美的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肖像画，画的是一位美丽的妇人……最后，当然也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罗素先生很早前就答应过的日本或者中国的藏品”。 像（龚古尔）这种假内行，喜欢嘲笑罗斯柴尔德家族老是依赖艺术品商人的做法，他们最恶毒的故事之一是描写安塞尔姆给了眼镜商人36 000法郎，要求他发明“一架长柄眼镜，能给他那种用有品位的人的眼光来看作品的能力”；另一个是想象詹姆斯为了确保一幅韦罗内塞的画作能得到一个好价格，特意为商人的女儿举办了一次盛装舞会。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已经身处艺术品收藏界的精英阶层，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了领军人物。纳特在1869年时从巴黎的一次拍卖会上向他的兄弟报告，“要想买画作的人，现在必须要很有钱才行。”或者像他的堂兄居斯塔夫说的：“瞬间花钱。”但是，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谁会这么有钱？
除此以外，19世纪60年代早期在纽考特对银行大楼的重建似乎是一个后来想起来的事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夏洛特认为新的建筑“相当绝妙，是为那些大生意所准备的”。它一直矗立在那里，见证着之后，政治（还不说艺术和建筑）在多大程度上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年青一代的注意力从这个目标的追求上吸引走。
[5] 按照格雷威尔的说法，古特尔经常有这样的出行，而且“长期坚持不懈地去看歌剧或者其他演出”。很显然，他并不像伯尔内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清心寡欲。
[6]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年， 德国政治家， 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
[7] 意为地主之子， 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 19 世纪后开始资本主义化， 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这里泛指年轻的德国贵族。——译者注
[8] 随后，阿姆谢尔提出将他在黑森州的房子租给俾斯麦，但俾斯麦拒绝了，因为他感觉这是企图讨好他的一个试探。按照其他的主要敌视者挪威国王的说法，“每当外国王子或者部长，也或者是其他的大人物来到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姆谢尔都要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他的晚宴上总是“通过炫耀金银餐具和奢侈品来显示其无比的华贵和奢华，他总是通过告诉来宾他去哪儿买来的鱼和肉，以及他为这次聚会所耗费的巨资来给大家取乐……每时每刻都尽显暴发户的本色以及高利贷者和票据交易贴现商人的狭隘心理”。
[9] 在1826年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阿德蕾。1865年，安塞尔姆的儿子费迪南德娶了列昂内尔的女儿艾福林娜。1867年，列昂内尔的儿子内桑尼尔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爱玛。1871年，纳特的儿子詹姆斯艾德华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劳拉·德赫瑟。1876年，安塞尔姆的小儿子萨洛蒙·阿尔伯特娶了阿方斯的女儿贝迪娜。最后，在1877年，詹姆斯的小儿子艾德蒙娶了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蕾德。
[10]例外是安塞尔姆的女儿萨拉·路易丝，她在1858年嫁给了托斯卡纳贵族拜伦·莱蒙多·富兰奇迪。
[11] 暗指结婚。——译者注。
[12] 她的这种担心从这对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证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媒体的负面评论。
[13] 因此，纳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塞尔姆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与威廉·卡尔结婚的时候，为汉娜·玛尔德购买1万英镑的公债。
[14] 载有故事《出埃及记》和逾越节家宴仪式的书，在逾越节家宴时阅读。——译者注。
[15] 鹿肉可能是允许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猎时射杀的则不行，而送来的这块肉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猎杀的。
[16] 1859年马考雷在列昂内尔家用过餐后写道：“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猪肉，一律没有；蒿雀肉馅……配约汉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美味”。
[17] “我希望，”夏洛特说道，“差异可以得以解决，因为在宗教活动活跃的时候，基督教牧师与犹太人捐助者间的争吵总是让人感到不快。”
[18] 夏洛特经常用“高加索”这个词来形容犹太人是她的信件里很不寻常的一个特点。这个词在这种用法是由18世纪的解剖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布鲁门巴赫生造出来用以描述五个人种类型其中的一种，这五个种类是他通过测量头骨形状区分出来的。另外的四种是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很显然他是想为包括所有欧洲人和中东人在内的人种进行分类。
[19] 马修·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英国督学。——译者注
[20] 皮阿斯特（piastres），埃及等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
[21] 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世界性的认可。
[22] 170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要求投票人也发同样的誓言，但这不是严格强制执行的。
[23] 很重要的一点，是迈耶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了布鲁克斯俱乐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成为了一名理事。兄弟俩同时还是另外一家公开的政治改革俱乐部成员。同样的，在1852年的时候，阿方斯成为了一家高级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同时还是团结之家的成员。
[24] 同年，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的老法律也取消了。
[25] 萨洛蒙再次当选为市议员，时间是1847年12月。在1855年的时候，他继任伦敦市长勋爵。
[26] 他马上在怀特·哈特酒店摆了一个星期的盛宴，由法国厨师按照以他的乡下邻居的饭量计算的需求临时制作菜品。当地的报纸抄录了菜谱，以崇敬的口吻称赞“所上菜品的味道已经到了极致”。
[27] 他是罗素提交给女王的三人名单中的一位：按照女王的日记，另外的人是弗格森上校，还有一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说明维多利亚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心。实际上，这个人是弗雷德里克·居里。列昂内尔可能觉得不值得为皇室的这种小恩小惠浪费太多的精神。
[28] 不同寻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规定，如果安东尼没有男性子嗣，则这个封号将传给列昂内尔的长子。
[29]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卡莱尔正处于与亚历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恋中。不过，卡莱尔没有把对列昂内尔的抵制公开化，并没有像《先驱晨报》那样称列昂内尔为“外国人”，也没有像一位托利党候选人那样说列昂内尔的最适合的地方是“作为犹太的王子之一，在犹太的王国”。
[30] 具体来说，他表现出了对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为在1848年时对她的攻击表示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参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发现这家的女人“都很不错”），1856~1857年间，与路易莎偶尔有友好的书信来往。她出现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犹太女士……腿上坐着一个孩子，她面对孩子的脸上闪耀着甜美的天使般的光芒，似乎是一种圣洁的光辉环绕着两人。我承认，我应该会跪倒在她的面前”。
[31] 劳齐的信很值得一读，它散发着那段时期特有的政治气息：“坦率地说”——我完全同意大家都在讲的，也就是，您，尊敬的男爵，得到了天主教徒的报答，他们对您正义理想的认同决定了您的胜利……对您来讲，这是什么样的远见卓识啊，两个月前，您派人找到我，不顾自己的尊严，谦恭地请求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给予您帮助！我做到了——尽管您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为我的都会组织提供帮助，我还是诚心诚意而且热诚地帮助您——让您看到了我作为天主教牧师的素质……从一开始，我的伟大计划就是决定让天主教选民以团体的形式为您投票——您根本无法想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我总是通过不同的机构对他们做工作，几乎不能使用这个影响，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什么偏见控制。正当我们开始陷入绝望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无法克服或者是绕过——我们成功了……而在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面临着因为债务被逮捕或者是眼睁睁看着教会组织的财产执行的危险：同样，我在此函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是完全的而且神圣的事实……现在我对您说的所有这一切只是想强调：您没有欠我什么，我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天主教各教会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我自己会承担所有的开销……而且以名誉发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任何时候，我什么要求都不会向您提，但是从现在算起，一年以前我向您提出的关照，当时我们俩谁都没想到会有一场选举——我为您尽了我的努力……我的心里没有半分钟的怀疑，您会对我尽您的责任。”列昂内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劳齐的愿望——尽管仍安排他与被放逐的梅特涅进行过接触。
[32] 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年，法国文献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系列著作基督教起源史。——译者注
[33] 英国议会中的惯例：前排议席为反对党领导人的专座，而后排议席为普通议员席。——译者注。
[34]b?原件看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