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共和国、国债 （1870~1873年）第二章 “高加索皇族”第三章 犹太问题 （1874~1885年）第四章 “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1874~1885年）第五章 政党政治第六章 帝国的风险与收益 （1885~1902年）第七章 金融与联盟 （1885~1906年）第八章 军事——经济的复杂交错 （1906~1914年）第九章 战争与家族危机 （1915~1945年）.2
其他“正面的”小说式表述则不具备同样的重要性。比如，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一部小说将萨洛蒙·冯·罗斯柴尔德刻画成了维也纳版的“圣诞老人”。他非常仁慈地帮助一个木匠的女儿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女孩希望嫁给她那富翁父亲的学徒，这个学徒天资聪明但家境贫寒。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短篇小说《穷模特儿与百万富翁，钦佩的注解》（1887年），故事描述了一个落魄的富家公子在一个名为“豪斯贝格男爵”的富翁的慷慨相助下，最终娶回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在此类虚构故事中，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主角通常被刻画成慷慨大方的救世主，这在20世纪有关这个家族的一些流行小说中也能见到，尤其是巴拉、罗斯、莫顿、考尔斯以及威尔逊的著作中更是常见。这类作品有意识的（有时让人生腻的）正面腔调甚至从其书名中就能看出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罗曼史》、《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家族的画像》、《财富家族》以及《财富与权力的故事》。1969年上演的描写迈耶·阿姆谢尔和5个儿子的音乐剧间接地反映了这种阿谀风格的延续。在这些作品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历史被描述成善良的犹太男孩反抗掠夺的故事，最终堕落成了南德意志版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就是：庸俗。
不过，这种正面的描述在“罗斯柴尔德神话”中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结为他们的高尚品德，就会有2~3个作家持相反的观点。
最初的时候，即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像后来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根茨为他的“朋友”做的另外一件事便是向诸如《汇报》这样的报社下达指令：不准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使是在1843年，激进共和党人弗里德里希·施泰因曼仍然发现，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他的历史学著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它的历史和交易》，因为这本书中描写的细节众多而且充斥着批评词句，又过了15年，它才得以问世。允许出版的最大尺度题材是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记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撰写的软性文章，他当时报道了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的一起偷窃案，在其中他有些“多余地”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形容成“万能的上帝和大师，掌握着东半球所有铸成钱币的白银和黄金，国王和帝王们需要谦卑地从他的钱箱里借钱，他是万能之王”。即使在相对自由的英格兰，早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也只能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出现，比如克鲁克香克的《犹太人和医生》；或者在议会授予的特权保护下发表，比如1828年托马斯·邓库姆针砭时弊的发言：“一个新的、可怕的力量，直到今天仍不为欧洲所知，他是无限财富的主人，他吹嘘自己是战争与和平的决断人，而且国家信用都需要看他的脸色。”
这种方式并不罕见，在法国，最初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巴尔扎克在小说《纽沁根银行》（The House of Nucingen，1837~1838年）中，讲述了一个无赖式的德国银行家的发迹史，纽沁根通过一系列的虚假破产积聚了自己的财富，迫使他的债权人接受贬值的纸币作为偿还的款项。纽沁根的蛮横、无情以及粗俗与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有非常多的巧合之处；在另一部小说《情妇们的辉煌与哀伤》（Splendours and Sorrows of Courtesans，1838~1847年）中，巴尔扎克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它不仅适用于纽沁根，按照巴尔扎克的暗示，也适用于詹姆斯：“所有迅速积聚起来的财富，要么是运气或偶然发现的产物，要么是‘合法’的偷窃。”
巴尔扎克的创作至少起到了散播作用，一则故事迅速成为反对罗斯柴尔德浪潮中最受欢迎的段子：在《纽沁根银行》中，巴尔扎克描写了纽沁根第二大商业阴谋便是利用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9年后这个故事在乔治斯·戴恩瓦尔的通俗小说《醒世离奇的历史：罗斯柴尔德一世，犹太人之王》（1846年）中再现，戴恩瓦尔称，凭借第一时间内得到的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消息，内森在股票交易所通过投机捞取了大量金钱。在之后的版本中，内森被描述成目睹了战役的进行，冒着风暴，赶在威灵顿获胜的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抵达伦敦，并以此将2 000万~1. 35亿英镑的财富收入囊中。另外一些传说则称，内森贿赂了法军将领格鲁希，从而确保了威灵顿的胜利，然后在伦敦故意散播截然相反的战争消息，以便引发恐慌性的卖出浪潮。
当然，现代作家可以重新演绎有关滑铁卢战役的传说来作为内森商业嗅觉敏锐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似乎正是绝大多数人从奇闻轶事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论。而美国一个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甚至受这个传说的启发，赚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财富。但是，与内森同时代的许多人则认为，抢在战争结果公布之前进行巨额投机的想法让人非常震惊：实际上，这种行为当时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健康的”，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控制着股票交易所，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行为。在拒绝格拉德斯通授予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爵位的请求时，维多利亚女王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否某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能够与外国政府签订合约提供贷款，或成功地在股票交易所进行投机，就能申领一个英国爵位？”似乎对女王来说，“投机仍然是种赌博行为，它的规模极其巨大——而且离她乐意授勋的合法交易太远……”
当时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另外一种演绎则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中立立场：如果拿破仑赢了，内森在英国债券上就会成为彻底的输家。一些作家将这次投机看做是内森对反法联盟积极支持的证据。法国的评论则认为，滑铁卢的故事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缺乏爱国热情（一时是德国人，一时又是英国人）。对此，戴恩瓦尔解释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从我们的灾难中赚了一笔，但如果法国胜利了，他们就赔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对手的财政资助，也可以被认为是他们保守政治立场的表现；他们向奥地利、普鲁士以及1815年之后波旁王族控制的法国提供贷款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事实上，当奥地利正统王朝的激进反对派在国会中卷土重来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冠上了“神圣同盟首要盟友”的骂名。而在德国作家路德维希·博恩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他们在破坏自由根基方面比任何人做的都多，如果他们没有向那些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欧洲人民早享受到自由的欢乐了”。
但是，也不能轻易地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上偏爱保守政权。早在1823年，拜伦在《唐璜》第12章问道：“谁左右着世界的平衡？谁控制了所有的议会，无论是保皇派还是自由派的议会？”答案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伙伴克里斯蒂安·巴林。”这里面关键的一点是，拜伦认为“罗斯柴尔德”对王族政权以及自由政权都拥有影响力，他的势力触角甚至伸到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即使在1830年革命之前，一些传言也已经流传开，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资助王族政权，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寻求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权力能够与统治阶层和国王的权力相抗衡，甚至可以取而代之。1830年，查理十世从法国王位上被赶下台时，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却毫发无伤，这似乎证明了新金融王朝的说法。“如果所有国王都被推翻，罗斯柴尔德家族取而代之戴上王冠，”博恩在1832年嘲讽地问道，“对全世界来说，它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戏谑地说：“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先生对待新国王，就如富家小姐对待自己的玩具娃娃一样。”海因里希·海涅形容内森坐下来就如坐在王位上一样，说话“像个国王，身边围满了官宦朝臣”。同样的观点也能在海涅的文章里看到，他当时描述了萨洛蒙举办的一个儿童化装舞会：
孩子们的着装非常可爱，他们表演的是如何贷款。他们穿得像国王，头上戴着王冠；其中一个大孩子的穿着几乎与内森·罗斯柴尔德一模一样。他表演得非常投入，双手插在裤兜里，拨弄着自己的钱，当一个小“国王”试图向他借钱时，他恶狠狠地摇头拒绝……
在另一些文章中，海涅更具体地分析了罗斯柴尔德权势自相矛盾的本质。他认为，从短期来看，这个家族充当了反动政权的“庇护人”角色，因为“革命通常是由于金钱匮乏而产生的”，而“罗斯柴尔德系统……弥补了金钱方面的不足”。但是，他也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系统”自身也蕴涵着可能进行的变革：
在推动革命进程方面，没有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得更多……尽管这听起来比较奇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是国王的银行家，掌管国王财政的“要人”，如果欧洲帝制分崩离析，他们自身就可能被卷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中，对自己革命任务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我认为罗斯柴尔德，”海涅接着说，“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是现代民主的奠基人之一”：
罗斯柴尔德通过将国家债券体系推至最高位，消灭了土地的统治地位，这样就赋予了财产与收入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把之前土地的优势赋予了金钱。他也因此带来了一个新的权贵阶层，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是这个阶层所依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极不稳定的——金钱，因此绝不能像之前的权贵那样能够容忍退化和没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取代了旧权贵阶层，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拜物信仰。“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海涅在1841年3月宣称，“而罗斯柴尔德则是他的先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在开发铁路方面的成绩便是最好的证明。1843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财政支持、通往奥尔良和鲁昂的铁路开通时，海涅诧异地描述了这个让社会“震动”的事件，不过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短视性的暗示。此时，从他的作品中能够发现他的一些疑虑，他暗示日益强大的“金钱统治阶层”与以前那些土地贵族在本质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表现出比海涅更为明显的敌意——海涅据传受惠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希望将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下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詹姆斯促成的连接巴黎与比利时的铁路协议遭到了“七月王朝”的猛烈抨击，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色彩。阿方斯·图斯内尔的《犹太人，新时代的帝王：金融封建主义的历史》（1846年）一书主要针对的便是詹姆斯在金融方面的举措，这些举措保证了铁路协议的签署。
在某一层次上来讲，图斯内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法国铁路网应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但是，他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资本家”的同时，却没忘提及他们作为犹太人的种族背景——法国被“卖给了犹太人”，法国铁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他是）金融之王，基督教国王授勋的犹太人”。也正是图斯内尔这本书的论点激发了诸多效仿言论。与图斯内尔相像的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和乔治斯·戴恩韦尔》一书的匿名作者将犹太主义与资本主义画上等号：詹姆斯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世界之王，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是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代表了整个种族——它是一种权势的象征，这种权势已经笼罩着全欧洲”。与此同时，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所有中产阶级以及商业阶层的典范”。此类言论之间的联系以及后来发展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都为世人所熟知。1884年，卡尔·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文章《针对犹太问题》中发表他对“真正犹太人”的看法，他所指的犹太人是指资本家，并不考虑宗教信仰背景。在1848~1849年的革命浪潮中，尽管大部分政权被短暂地推翻，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依旧稳如泰山，这其中隐含的寓意对于马克思来说，再明显不过：“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如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信徒一样。”
到19世纪50年代时，海涅的论断——即罗斯柴尔德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盟友，似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并被一种新的批判言论替代，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旧有体制的卫道士，还是原始资本家以及经济剥削者。19世纪40年代，更多的革命“左派”作家更倾向于将新的批判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人身份等同起来——尽管这种论调从没有真正解释过为何在经济活动方面，犹太人应该拥有与异教徒不同的态度。（如果只是出于好奇和增添见识的原因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说明罗斯柴尔德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种族，我们需要再次翻翻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以及《坦克雷德》。）
进一步的甄别是有可能的。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人们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犹太人分离开——即上流银行，分别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为代表的“新兴”银行，以及以圣西蒙教派的佩雷尔兄弟为代表所创立的动产信托公司。这样一来，动产信托公司被许多作家刻画成法国财政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即在拿破仑三世期望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威。与大多数公开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种族言论不同的是，这次刻画的论据让人尊敬：动产信托公司今天有时仍被描绘成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式银行，追求的是将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这一点与那些“陈旧的”、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首的寄生式私人银行截然不同。但是当时许多人——最著名的是金融家胡莱斯·伊萨克·米雷利斯——有时将这种特色上的差异归结为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佩雷尔家族是西班牙系犹太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阿什肯纳兹人，即中欧犹太人）。其他一些人则以更传统的政治术语来看待这种差异：罗斯柴尔德代表的是“金钱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他的对手代表的则是“金融民主”和经济界的“1789”（当年最大的事件是《人权宣言》的发表）。以这些观点来看，19世纪60年代动产信托公司的衰落似乎远不只是一个金融事件：它是第二帝国崩溃的预兆。即使在现代历史学中，詹姆斯著名的警句“国王，已是明日黄花”，也经常被引用为波拿巴政权的丧钟，以及彰显上流银行在法国优越政治地位的论断。
不过，1870年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与法国反罗斯柴尔德的文学潮流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时，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声音更多的来自革命“右派”，而不是“左派”。对那些势利的学院派保守人士如龚古尔兄弟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似乎是“被放逐的国王……垂涎一切，控制着一切”。在共和的幌子下，专制主义卷土重来，不过与之前消亡的帝王和帝国版本的专制不同，这次是腐败的联合专制。1882年，联合银行倒闭，这一事件也成为另一批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出现的导火索，联合银行的创始人尖刻地谴责了“犹太金融”和它的“政府共济会”盟友。在埃米尔·佐拉的小说《金钱》（L’Argent）中，他将这起事件描述成贡德曼（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书中人物）的一次大胜，“（他是）银行家之王，证券交易所和全世界的主宰……这个人了解所有秘密，市场涨跌依赖他的个人喜好，就如上帝摆弄电闪雷鸣一样……他是黄金之王”。但是佐拉至少承认，那些反犹太人的天主教徒曾经试图推翻贡德曼。而爱德华·德吕蒙在他的《犹太人法国》（1886年）一书中，表达了一种非常扭曲的想法，即联合银行本身也是犹太人建立起来劫掠天主教徒血汗钱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德吕蒙总结称，“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抛出类似言论的另一个人是奥古斯特·希拉克，他在《共和国的帝王们》（1883年）和《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中，公开抨击共和国向“一个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屈服，而且“这个国王带着一个名叫‘犹太金融’的情妇或女仆”。
这些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的社会、政治权力的“论战”可能在法国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但在别的地方同样也不乏这样的情形。比如，在德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遭到了许多著作的攻击，如1880年格马尼库斯出版社出版的《法兰克福犹太人和欺诈民众福利的行为》，马克斯·鲍尔粗鄙的种族主义著作《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1891年）以及弗里德里希·冯·舍尔布1893年出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史》。这类作品也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即那些排犹的“人民”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这些政党在德国以及奥地利的竞选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也会持有这种腔调。实际上，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的思潮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学术上颇有地位的维尔纳·桑巴特也在他的《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1911年）一书中断定：“现代证券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的（也是犹太人的）。”
在英国，这方面的事例也能够找到。与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反罗斯柴尔德主义”来自于“左右”两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翰·里夫斯在其《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洲国家金融统治者》（The Rothschilds：The Financial Rulers of Nations，1887年）一书中，重现了一个经典的论断：“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他们是世界性的……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们准备踩着朋友和敌人积累自己的财富。”
里夫斯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着国际、国内政治权力的论断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30年代，一家美国杂志就曾惊讶地说道：“没有一个内阁动议中没有他们的建议。他们非常自如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华盛顿。”按照英国日记作家托马斯·雷克斯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至高无上的元首”。亚历山大·威尔的文章《罗斯柴尔德和欧洲金融》（1841年）在这方面渐行渐远（以下是里夫斯的译文）：
欧洲仅有的一个实权人物便是罗斯柴尔德。他身边围绕着数十个其他银行业公司；他的士兵和侍从都是赫赫有名的业界人士和商人；而他的剑则是投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注定会出现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出现，也会有别的某个人出现。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必然的事件，也是1815年起主导欧洲诸国的法则带来的一个结果。罗斯柴尔德需要把这些国家变成一个“罗斯柴尔德国”，而诸国也需要罗斯柴尔德。现在，他不再需要这个国家了，但这个国家却仍然记挂着他。
1845年，一个匿名的德国漫画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尽管更为生动），他画了一个怪诞的、名为“大水泵”的犹太人——很明显这是一个综合式的罗斯柴尔德——正以巨大的水泵驱动着全世界的金钱，它用巨大的触角控制着各国国王和大臣们，而且一直延伸到了西班牙和埃及。类似的风格也出现在威廉·马尔的画作中，1850年问世的《诱惑者》画中，“罗斯柴尔德”身边围满了欧洲国王，他们都伸出双手乞求金钱。同样，在1870年，列昂内尔在漫画《时代》中进行了类似的刻画。24年后，美国平民论者哈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象成了一只巨大的黑章鱼，触须伸向全世界。法国漫画家莱昂德尔也将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血鬼，将世界牢牢地抓在手里。
不过，最核心的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利用这种无处不在的金融霸权？它会因为病态地追逐利息和佣金让自己消亡吗？当时这个问题最常见的答案可能是，这种霸权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发动战争。早在1828年，皮克勒–穆斯考王子就曾说过，“除了罗斯柴尔德之外，当下欧洲再没有人能够制造战争”。3年后，路德维希·博恩明确地指出，罗斯柴尔德卖出奥地利政府债券，阻止了梅特涅干预意大利与比利时革命的计划。博恩还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希望法国对奥地利采取更为和平的政策。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府内部人士那里听到，比如1830年12月奥地利外交官格拉夫·普罗克施·冯·奥斯滕说：“问题的方法和罗斯柴尔德所说的话都具有决定性，而他不愿意为战争提供任何资助。”1863年的波兰危机之后，迪斯雷利称“世界和平得到了保证，不过这不是政治家的功劳，而是资本家的作用”。即使图斯内尔这样怀有敌意的作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行为还在增多，这也解释了为何欧洲的和平已经持续了15年的原因。”后来的作家们也不时地会发出此类言论。希拉克大略地引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某位成员的说法：“不会有战争出现的，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根据莫顿的说法，迈耶·阿姆谢尔的5个儿子是“有史以来最不好战的和平主义者。”几乎所有作家都没有遗漏有关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的逸闻：“不会爆发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资金。”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避免战争是件好事，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我们怀疑银行家是否有能力来做到这一点。不过，在那个以军事冲突为潮流的年代里——以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为起点，法国普鲁士战争（1870~1871年）为终点——经常有人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维系和平的动机。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这些战争被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竭力避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现了一个“奇怪、让人心惊、羞愧的”事实，即“这个国家的命运只是一个异教徒犹太人的娱乐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遭到了北方广泛的抨击，因为他希望与南方媾和，并且支持提名乔治·麦克莱伦将军为186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这些情形类似的是，普鲁士政府也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感到苦恼，因为当时俾斯麦非常期望借助战争实现“统一”。类似这样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平主义”行为的言论也能在有关大国外交和政治的报道中被找到，这方面的报道多出现在世纪交替前后。举一个批评最为苛刻的例子，《泰晤士报》外交报道编辑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认为内森努力阻止1914年德国与英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是“一个肮脏的德国犹太国际金融图谋，企图恐吓我们，让我们保持中立”。
另外一些评论家——“左右”两派都有——则经常持相反的观点：罗斯柴尔德家族积极地煽动战争。1891年，《工党领袖》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是：
嗜血的一家人，他们是这个世纪中欧洲数不清的灾难和悲伤的源头，通过挑起各国之间的战争聚积起巨额财富，而这些国家之间本不会反目成仇。无论欧洲哪里出现问题，无论哪里出现战争以及人们担心动荡的言论出现，你几乎一定能看到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动荡区域的附近出没，玩弄着他的把戏。
“左倾”自由党人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以更为精确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论点，与同时代许多激进作家一样，他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A Study，1902年）中，认为布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家”引发的，这些人“从所在地域来讲是德国人，而从种族背景来讲则是犹太人”。在他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有人认真地考虑过，”他在《帝国主义研究》中问道，“如果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联机构持反对态度，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发动一场大战吗？或者说任何一笔巨额国家贷款能到位吗？”舍尔布从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在其《历史》（History）中，他说：“罗斯柴尔德银行从各国之间的龃龉中崛起，在战争中变得富有强大，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恰恰是他们的财富来源。”
战争还是和平？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的金融权势当做了提升犹太人利益的工具。对欧洲的贫穷犹太人来说，内森·罗斯柴尔德超乎寻常的发迹故事有着神秘的重要意义——“希伯来护身符”的传说似乎得到印证，它被认为是内森好运的神奇来源，也将内森与犹太传说联系在了一起。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其中一个版本在内森去世4年后，由一个匿名作者在伦敦出版——想象内森的成功根源是他拥有一个神奇的护身符。实际上他的财富还有一个更高远的用途：“为以色列王国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复仇”，“重建犹太王国——重建耶路撒冷神塔！”并“恢复我们古老种族的聚居地”。
有关罗斯柴尔德希望为犹太人讨回圣地的说法见诸多个场合，经常被人们以更为认真的方式谈论着。早在1830年，一家美国报纸就暗示，“土耳其国王财政上的窘迫”可能会使得他将耶路撒冷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在他的《虚假工业》（The False Industry，1836年）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1851年迪斯雷利也谈到犹太人在罗斯柴尔德金钱的资助下正在“重建他们自己的土地”。与此类似的想法还存在于栅栏区流行的故事里，比如“恺撒在罗斯柴尔德城堡里”。
另外一个可能性（同样在这个故事里提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其金融实力迫使沙皇停止迫害俄罗斯犹太人。这也刻画出了东欧犹太人在整个19世纪中面对的一个抉择：是要移居到某个边远的划定地区，还是留下来通过法律争取平等权益？在19世纪早期，西欧犹太人也曾面临同样的两难处境。意味深长的是，《希伯来护身符》（Hebrew Talisman）的作者在故事末尾指责内森更乐意在英国享受社会同化的安逸，而不愿承担神圣任务的辛劳。实际上，作者声称，内森的死就是因为他决定在英国寻求政治解放——并为自己争取一个贵族地位——而不是继续为重掌耶路撒冷而拼搏。
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对的核心两难处境已经显现了出来：由于他们的巨额财富，其他犹太人在争取合法的公民和政治权益时，便会将他们看做是领导者。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领导地位在非常早的时候便已经出现了，迈耶·阿姆谢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便开始为法兰克福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益，他的孙子列昂内尔沿着他的脚步，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英国犹太人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这是非常适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使得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家庭目标：融入社会，跻身于精英阶层而无须改变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也使得他们能够为“共同信仰”的族人做一些善事，同时从其他犹太人那里收获近乎皇族地位的认同。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是将追求解放作为一个国际目标——代表叙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犹太社区以及他们所在国的犹太人介入——他们越能激起更多的排犹言论，这些言论认为犹太人是一个世界性种族，没有真正的国家归属感。与此同时，那些对融入社会感到无望的犹太人开始发出回归圣地的呼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更为尴尬，他们无意放弃自己奢华的城市和乡村府宅前往贫瘠的巴勒斯坦。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排犹敌人所希望的。19世纪40年和90年代，怀有敌意的漫画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跟随离开德国前往圣地的犹太人流——尽管坐的是头等舱，但是还是离开了。在评价列昂内尔争取议会席位的运动时，托马斯·卡莱尔问道：“一个纯正的犹太人如何试图成为一个议员，或者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呢？除了在可怜的巴勒斯坦，他才能这样做，因为他所有的思绪、步伐以及努力都指向那里。”
这也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广为流传的想法（尽管不是其常用的语言），如特奥多尔·赫茨尔认为，对犹太人来说，“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离开欧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赫茨尔发起了一系列的努力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利用庞大的资本来回应排犹行动。但是他准备提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66页演讲稿却一直未递送出去，就如他在第一次遭到断然拒绝后得出结论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粗俗、高傲而且自私自利”。他后来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他甚至威胁说，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他的话，他将“扫除”他们或“对其发动毫不留情的运动”。
如果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使用这样的语言，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活跃在战败的中欧诸国的排犹分子使用同样的言辞也就不奇怪了，尽管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早期国家“社会党”人或“人民”党人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宣传，最为有趣的一点就是非常缺乏创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迪特里希·埃卡特在1919年对“所有劳动阶层”发表的演讲：
罗斯柴尔德银行拥有400亿美元的资产……他们只需要管理自己的财富，只需要看着它得到妥善的处置，他们无须工作，至少不用从事我们所理解的工作。但是谁给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人如此巨额的金钱呢……是谁？是你，不是别人就是你！这是确切无误的，那是你的钱，是你辛辛苦苦挣到的血汗钱，但却鬼使神差地跑到了这些贪得无厌的人的保险箱里。
这与19世纪40年代后法国、德国的激进分子一直鼓吹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同。另外一个早期国家社会党人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描述成是“犹太人问题”的典型，他呼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便是阿道夫·希特勒。1921年5月，在纳粹报纸《民族观察员》（Volkische Beobachter）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希特勒将罗斯柴尔德家族视为犹太资本家团体中的一员，这些资本家控制了社会主义派别的媒体。1922年，他至少在两次演讲中提到了同一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两种人之间的）重要区别，即伟人的业绩和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贪婪。诸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这样的人，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倡导者的角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额的国家财富；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战争、革命，并通过贷款把人们变成了利息的奴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他的《20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希特勒在演讲中用了过去时态并非偶然，因为到20世纪20年代时，在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已不复存在，而且剩余的三家分行，即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也不再扮演德国经济的重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纳粹党人上台之后，一再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排犹宣传的一个主题：古老的传说再次传开，并且添油加醋地刻画了希特勒极为憎恶的各种族人物。例如，埃伯哈德·穆勒的话剧《罗斯柴尔德赢得滑铁卢战役》（Rothschild Wins at Waterloo，1936年）描绘了内森站在战场上，高声吟唱：“我的金钱无所不在，我的钱是友好的。它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一支力量，它肥硕，圆得像颗子弹，还带着笑容。”“我的祖国是伦敦证券交易所。”“英国的财富都掌握在我的手里。”1938年5月，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反犹展览”赴维也纳展出时，与穆勒类似的论调再次出现，因为施特赖歇尔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展品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后来在法兰克福展出时，还展出了一份伪造的“信笺复印件”，信笺是迈耶·阿姆谢尔寄给“一位英格兰银行家的”，内容似乎解释了老迈耶“如何计划将5个儿子派到欧洲各地，以控制所有异教徒的商业和金融”。
纳粹党人反对罗斯柴尔德宣传的高潮出现在1940年7月，当时埃里克·沃斯齐内克的电影《罗斯柴尔德家族》（Die Rothschilds）首次上映；一年后，经过进一步剪辑的版本上映，电影名加了一个副题：滑铁卢的红利。这是为蛊惑德国民众更为残酷地反对犹太人所拍摄的三部影片之一：其余两部是《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以及臭名昭著的“纪录片”《外部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不过，在那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年代里，滑铁卢战役的传说给纳粹宣传部带来了不少难题，即对英国采取怎样的“正确路线”。电影中，一些英国角色（威灵顿以及“财政大臣”赫里斯）被刻画成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形象，其他人——尤其是银行家“特纳”和他的爱尔兰妻子——则得到了同情，因为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的受害者。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刻画则毫不含糊，盟军战后公布的纳粹电影脚本显示：
1806年，黑森公爵为逃避拿破仑的劫掠，将自己600万英镑的财产托付给了某人保管。他将自己的钱存在一个犹太银行家，即法兰克福的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对公爵财产的挪用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兴起的基础。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将钱寄给了儿子内森，当时内森并未被其竞争对手所重视。但是内森毫不留情地打败了所有对手，通过巴黎兄弟的帮助，内森在西班牙将钱送给了威灵顿——内森是第一个接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脱消息的人，而且也是唯一以全部身家押注奥尔良的路易——将复辟的人。他当时成了一个笑话——没人认真地对待他，除了他的犹太雇员以及英国的财政大臣。威灵顿“勋爵”再次被派去与拿破仑作战。他几乎没有时间来进行战前准备——女人们让他分身乏术！不过他仍有足够的时间与罗斯柴尔德达成协议（就如富歇在巴黎所做的一样），罗斯柴尔德向威灵顿暗示，如果自己是第一个知道战争结果的人，那么威灵顿将得到丰厚的报酬。当罗斯柴尔德获悉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后，他却散布了英国战败的消息。一场恐慌随即而至——每个人都卖出了政府债券——罗斯柴尔德则全部吃进。穷人们亏了大笔的钱；为数不多的体面而富有的英国人（其中被刻画得极为体面，因为他娶了一个爱尔兰妻子）输得倾家荡产。犹太人欺骗了全英国——欺骗了纳粹德国与之作战的所有地方。
纳粹排犹的所有主题全部呈现在这里。犹太人对他们所在的国家都没有归属感，他们只希望从其他人的痛苦中攫取利润：“你只有着大量鲜血才能挣到大笔的钱！”迈耶·阿姆谢尔对内森说道。在他们的带领下，“全球犹太人”进行了“庞大的投机活动”，与此同时，“士兵们却在战场上流血身亡”。犹太人外形上与众不同，让人厌恶：迈耶·阿姆谢尔穿着土耳其长衫，卷头发；他的儿子则对一个北欧血统对手的妻子产生了兴趣——这是典型的戈培尔式电影。尽管纳粹宣传部似乎并不满意这部影片，它仍然获得了相对成功：在其首次在柏林及其周边地区上映时，秘密警察的报告里充满了喜悦；这部影片在被占领的法国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当1945年1月一个英国战俘翻阅一份德国报纸时，他在封面看到了这个让他感到非常惊奇的故事，并将它翻译成英语，在战争结束后带回了英国。
将沃斯齐内克的电影与它的美国前辈以及人物原型进行比较是有教育意义的。达里尔·扎纳克1934年执导了影片《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由乔治·阿利斯主演，他同时扮演了迈耶·阿姆谢尔和内森这两个角色。在这部影片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刻画赋予了更多的同情：他们从贫穷到富有的崛起历程是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梦》（更为圆满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女孩还与传达滑铁卢胜利消息的英国军官产生了浪漫的爱情），与此同时，电影也讲述了他们面临的障碍——残暴的普鲁士大臣巴龙·勒德朗茨（鲍里斯·卡洛夫饰）以及法兰克福横行的暴徒——暗示当时德国的局势发展状况。当然，即使美国版本的罗斯柴尔德故事，大部分也是神话，大部分可以用一种不被同情的方式来讲述。迈耶·阿姆谢尔可能是一个可爱的老头，眼里闪着光，受孩子们爱戴，但是他仍旧是那个希望控制世界的人。实际上，这两部电影像是彼此的镜子。在沃斯齐内克的版本中，内森画了一幅欧洲地图以显示罗斯柴尔德的力量中心，以及一棵家谱树，当这棵家谱树的分支连接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大卫王星[5]，这颗闪耀的大卫王星接着叠加到一幅英国地图上，同时打出字幕：“当这部电影放映完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后一些成员将作为难民离开欧洲，逃到他们的盟友英国那里去。反对英国富豪统治集团的战斗仍在继续！”扎纳克的电影运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画面：临终前，迈耶·阿姆谢尔让守在床边的5个儿子分散到欧洲各个城市去。随后用一幅地图描述了出来，大卫王星再次叠加出现。电影结尾重点关注了纳粹排犹政策以及1818年德国爆发的迫害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暴乱事件，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从本质上讲，两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尽管两者的道德指向截然相反。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历史截然相反的电影描述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模糊性。因为人们存在着一种感觉，认为所有罗斯柴尔德传说都能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神话——一个有关巨额财富的神话；一个有关昙花一现的上层社会地位的神话；一个有关无限政治和外交权势的神话；一个有关谜一样的最后目标的神话，这个目标与这个家族的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通常，这个神话被一种较为鄙视的口吻讲述着：财富来路不明，社会地位的争取并不成功，权势建立在腐败之上，家族目标也是邪恶的。但是它同样也能用好莱坞的方式来讲述，那是一个有关超乎寻常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功、合法权利以及道德收尾的故事。当然，纳粹用来宣传的其他一些主题后来遭到了禁止——在一些国家甚至是非法的。但是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神话的两面性状况似乎使得这个神话不停地被复制、修改。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小炮》杂志于1951年出版的部分特刊毫无疑问是排犹的，重新刊登了19世纪激进和右翼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以及漫画），但是杂志刊登的其他“贵族”并不是犹太人，所有文章的语调也是相对温和的。正如科斯东以及佩尔菲特这样的作家所做的工作表明，在第四共和国的大环境中，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语调，重新出版“统治法国的200个家族”这样的古老传说，而不用再作其他调整也是有可能的。尤为明显的是，当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主管乔治·蓬皮杜于1962年出任总理时（他于1969年获任总统），讽刺性周刊《鸭鸣报》简略地评论道：“RF=法兰西共和国＝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不过，有关罗斯柴尔德神话的类似评论也能从英国媒体那里听到。一些怀有敌意的推论不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作出这些推论的背景是当时许多保守党政治家在从政之前或卸任之后，都在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里任职，而这个时期，这家公司恰好在处理许多重要的私有化项目。实际上，工党影子内阁首相罗伊·哈特斯利在罗斯柴尔德公司第一次私有化行动之后，甚至断定“保守党收到的政治捐款与（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业务之间有关联”——他后来被迫收回了这一论断。
在极端主义的立场上传播罗斯柴尔德神话这方面，没有别的作品比戴维·艾克的作品更明显了；艾克之前曾是环保主义者，后来转变成“新世纪”的福音传道者。按照他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全球精英协会或兄弟会”的成员——也被称做“透视眼祭仪”和“监狱看门人”——这个组织秘密地统治着全世界。从迈耶·阿姆谢尔那时起，他们就已经“控制政府，通过兄弟会网络制造战争和革命”。他们是控制其他著名银行，比如瓦尔堡银行、施罗德银行以及拉扎德银行的幕后力量，同时也是美国金融公司背后的“推手”，如摩根大通、洛克菲勒、库恩、洛布公司（“明显的罗斯柴尔德门面公司”）、斯派尔以及雷曼公司——更不用说英格兰银行以及联邦储备系统了。通过这个全球网络，他们还制造了许多其他重大事件：刺杀亚伯拉罕·林肯、布尔战争、以色列建国（控制中东石油的一着开局妙棋）、俄国革命（这是主要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全球精英协会美国分会发动的一场阴谋）、资助希特勒，甚至还有尼克松总统浮动美元的举措。艾克断定，他们和他们在保守党以及媒体中的朋友现在正在谋划垄断世界能源供应——巩固他们在电力、煤炭以及天然气私有化方面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