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佩雷尔家族把他们的业务活动限定在法国境内，那么发生在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那场著名“战争”或许就只能算是一场冲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使得工业信贷银行似乎真正对詹姆斯构成威胁的，是它向法国以外进行的扩张，并且进而变成一种泛欧洲大陆现象的潜在力量。1853年４月２日，克罗尼的银行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和来自夏弗霍森切·邦克弗雷恩的居斯塔夫·梅韦森获得了赫斯–达姆斯达特大公的授权，成立了一家贴现和发钞的银行。他们把新银行叫做达姆斯达特贸易与工业银行，计划资本金设定为2 500万古尔登（约合5 400万法郎），而且设定了它的佩雷尔式的章程，这很显然是瞄准了成为德国的工业信贷银行的目标。这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起的切实的挑战：达姆斯达特位于法兰克福以南不超过20英里的地方，奥本海姆和梅韦森选择在那里成立自己的新银行的唯一理由，是法兰克福和克罗尼两地的当局都拒绝发给他们执照。在９个董事中，4个来自法兰克福，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莫瑞兹·贝特曼。
更令人担忧的是佩雷尔家族和福尔德兄弟直接插手了新的银行。正如我们所见，亚伯拉罕·奥本海姆是工业信贷银行的一名原始股东（他持有500股），他还派出了他的兄弟西蒙到巴黎去招揽法国的业务。他所提供的协议是很慷慨的：在最初的40 000股中，创始董事保留4 000股；4 000股由贝特曼在法兰克福发行，10 000股按面值卖给工业信贷银行股东，余下的股份由奥本海姆、梅韦森、福尔德和工业信贷银行共同持有。但事实证明，能确保新公司成功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如果股票在5月公开上市时，法国人不购买这些股票的话，股票价格就非常有可能跌破面值（这是那些通常把这种情况归罪于罗斯柴尔德的诡计的人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个弱点）。这些购买所产生的结果是给了工业信贷银行一个获得控股地位的机会。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曾经讨论过在其他国家设立类似的卫星银行的计划。早在1853年的７月，詹姆斯觉得自己有义务警告皮埃蒙特区的银行家波尔米达，告诉他应该反对在土伦成立工业信贷银行，警告他这类银行“令人讨厌的各种可能性”会超出“正面的好处”。佩雷尔家族首次尝试设立一家西班牙工业信贷银行的时间也发生在1853年，当时关于比利时工业信贷银行的想法很快也被提了出来。到1854年，甚至奥地利似乎都未能幸免佩雷尔的渗透。这些行动提高了警报的等级，预示着工业信贷银行可能会具备跨国的性质，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界迄今无人能敌的独特地位。
然而，结果再次告诉我们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化。在19世纪50年代意识到股份合作制银行可能性的人不只是佩雷尔家族。在伦敦出现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地产信贷和英格兰工业、国际土地公司和国际金融协会），尽管其前景并不都很明朗。在1855年和1856年，德国各邦就成立了13家类似的银行，包括戴维·汉瑟曼的贴现公司、柏林贸易公司、银行联盟和德意志北方银行（后面两家都位于汉堡）等。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同样重要的新进入者，他们采用更为传统的私人和商业银行结构，这些特点在很多方面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先优势造成了更为持久的威胁。在伦敦，巴林兄弟公司和N·M·罗斯柴尔德公司（特别是在承兑市场上）正在面临着现有银行高速成长的挑战，比如像斯罗德与富临高盛以及新冒头的那些公司，比较著名的有C·J·汉布罗父子公司、欧沃伦·格尼公司和克朗威特与科恩公司。在法兰克福，M·A·罗斯柴尔德公司遇到的新的竞争来自厄兰格尔父子公司，该银行由脱教的犹太人罗布·摩西·厄兰格尔创办，竞争同时还来自雅各布·S·H·史丹、拉扎德·斯佩尔·艾利森、莫里兹·B·戈尔德施密特和格布鲁德·苏兹巴赫。在巴黎，新生的力量是拉扎德兄弟公司，创办于1854年。
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提供的那些促进繁荣的条件，促使新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电报的出现所引发的通信领域的革命。尽管电报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而其成功应用则是在19世纪30年代，而一直到1848年之后，电报才开始对国际金融真正地产生影响。到1850年，电报线路已经在美国、英国、普鲁士、法国和比利时投入了商用，而真正的分水岭的出现是在1851年多佛–加莱海底电缆铺通之后。甚至在电缆铺设之前，朱利·路透就写信告诉纽考特：“如果贵公司能赏光使用我们的服务为您传送柏林和威尼斯的汇率，我们保证不再为伦敦其他家银行提供这项服务，而且对于任何没有在确定的时间内送达的电报，我们保证退回您的钱。”然而，任何类似的垄断安排在欧洲大陆已经消失了多年，在伦敦自然也不可能太持久。
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詹姆斯对他应该期待去拥抱的一项创新为什么会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敌视的原因。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他不断抱怨“电报在破坏我们的生意”。事实是，电报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一直在努力完善的自己的独创方式，比如在远距离的两家分行之间从事金融业务的方法变得相当简单。这个时候，他们很多的竞争对手都在通过“电报”的帮助试图模仿他们的做法：到19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的很多家族，比如斯佩尔、史丹和厄兰格尔全部都在伦敦和巴黎开设了分行，而且，像斯佩尔家族甚至还开到了纽约。“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詹姆斯在1851年４月抱怨道，“昨天有一大批德国流氓通过电报在伦敦售出了（法国）铁路股票…… 由于电报现在已经很方便，人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了。每天12点的时候，他们发出一个急电，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小生意也这样，在当天交易所关门之前，他们就赚到了（自己的利润）。”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通过他们无与伦比的通信系统以及信鸽的帮助对他们的对手进行偷袭，但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消息”。詹姆斯能看到的就是除了“跟着大家做”之外别无他法，这使他大受打击，因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电报是他的奇耻大辱”。这意味着甚至在假期人已经上船了的时候，也无法停止工作：“在洗澡的时候你都还有很多的事情去考虑，这不是件好事情。”类似的抱怨一直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詹姆斯儿子的时代都还能够听到：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采用这项新的技术，但他们一直都不喜欢这种对金融消息几乎是广而告之的方式，而仍然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方式相互间采用信件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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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种不太适应情况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强调。现实的情况是，尽管在欧洲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自己以真正的全球业务为特征的联盟组织。事实上，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抢在电报影响到达各个大陆之前就取得了他们最大的成绩。在1866年之前，欧洲和北美之间还没有电报服务相连，欧洲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则出现在1869年之后，与澳洲的联系出现在1873年之后。在这些地区，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那种经常保持通信，但不是每天都保持接触的半自动管理体系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罗斯柴尔德欧洲的机构当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威斯威莱和鲍尔在马德里；塞缪尔·兰伯特继承了他岳父里奇腾伯格的位置驻在布鲁塞尔；新录用的霍拉兹·兰道先是供职于君士坦丁堡，然后又转到了意大利。但他们此时所承担的情报收集工作的作用与以前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当然那些机密的政治信息仍然非常珍贵，只有在与某个机构保持足够多的交情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在这期间，越是冷僻的代理人，其战略重要性也就越大。
1848年的危机暴露了跨越大西洋进行交易所面临的困难程度，特别是当一个单独的代理人处于在纽约拥有独立决断权的情况下。出于以一个完全的罗斯柴尔德合伙人替换贝尔蒙特的想法，詹姆斯在那一年的10月把阿方斯派到了那儿。贝蒂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了这个考虑当时有多么严肃。她建议阿方斯应该很有耐心：
只有等到具备了处理美国事务的足够经验，才可以用大人物的语气讲话。首先要很尊敬对方，但是如果礼貌不起作用，你就用符合你地位和权力的精力和人格，把这个人摆回到他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如果这样做了，这位先生还是想指手画脚，让你这样那样，那么，你完全可以戴上你的手套，告诉这位先生门在哪儿……
问题终于在1849年公开爆发了。“与贝尔蒙特的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她在3月24日写道：
他对别人留给他的信任一点都不感恩，甚至是在别人为了顾全他的利益和他的面子而不去撕破脸皮的时候……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这对我们家族以后在纽约设立以我们名字命名的银行是不是有很大帮助……美国的未来对于那些选择参与到这个大潮中的人来说，看上去是如此的恢宏，一想到这样的愿景，我就禁不住自豪，我承认，你我的儿子，将会是那家给我们这个名字增光添彩的银行的奠基人……你的事业会飞黄腾达……你离最伟大银行的巅峰仅一步之遥。
她在5月时告诉阿方斯，她的计划是“看到你在美国的所有方面都能立起来……从代理人的贪婪和愚蠢中释放出这个伟大的未来……所以，我重复说：留在新世界——如果今后我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如果旧世界注定要衰落，虽然上帝不可能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新家园”。
这个想法在1849年她儿子回到欧洲后（一般认为只是临时的）一直都还在讨论之中。“阿方斯……已经决意要回去。”列昂内尔在外德柏德见过他的侄子后这样记录道，“我们说到了有关美国业务的总体原则，但也就是到此为止。詹姆斯叔叔和阿方斯两人都认为在美国我们能赚到大钱，因此希望继续那边的业务，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到那边去。” 阿方斯自己说当他回到美国后，要“将那边的事务放到一个更便利的立足点上”，而卡斯特兰毫不迟疑地认为，他不久将再次离开巴黎“到纽约去找处房子。”而在纽约，也是“到处都在传说阿方斯男爵正动身往美国来”。
然而，这件事情却根本没有发生，这很有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犯下的单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一种由贝蒂的信所透露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阿方斯不能说服自己放弃舒适的巴黎生活，而去过纽约那种还略显粗陋的生活方式。做母亲的不得不说服她的儿子，她试图把这个想法说得对他更有吸引力，她建议说，在两年的开始期之后，已经安排好计划的新银行的日常运营可以委托给“一个临时的代理负责打理，一直到家族中有人，或者之后你的兄弟可能会想要过去待几个月……一旦银行建立起来，你就可以很快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亲爱的儿子，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考察那位准备远赴他乡去替换你的人”。伦敦的合伙人不是很热情，尽管他们也一直怀疑贝尔蒙特“在用我们的钱进行投机”。按照贝蒂的说法，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都“看淡这个计划的前景”。他“担心巴黎会被摆脱掉，因此更倾向在那里使用一个代理。但这个代理只能是戴维森，他很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贝尔蒙特最终成功说服了詹姆斯，让后者相信他不可以被替换。一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在美国被公认的一个人物，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几乎与他的财富增长得同样快。在1849年，他终于能够与美国海军司令马修·加尔布雷斯·佩里的女儿卡罗琳·佩里订婚，而新娘正像贝尔蒙特所强调的是“我们最有名望的家族”的成员。4年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角色转变——贝尔蒙特驾临欧洲——以美国驻海牙大使的身份。这些世界性的成功标志（对于一位年轻的、接受法国教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与其比肩）可能最终说服詹姆斯放了贝尔蒙特一马。甚至贝蒂都认识到贝尔蒙特已经“为他自己创建了强大而独立的位置，他了解这个国家里里外外的资源，他手里握着破解商业世界中所有尔虞我诈的秘密的钥匙”。“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她的丈夫在1858年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应该将美国业务的管理完全放到贝尔蒙特的手里，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对那里的业务也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就不会再一直忍受那些无休止的抱怨和疑问，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家或者那家银行的票据。
仅7年前，他还在强烈地抱怨贝尔蒙特不让他“看账簿”了解美国代理处的情况。
当然，贝尔蒙特只负责东海岸的业务，也就是主要由建立起来的东北部那些州，比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以及主要的铁路像伊利诺伊中部铁路，所发行的债券业务。19世纪50年代期间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地方是西海岸，本杰明·戴维森怀揣着4万英镑的银行存票，紧随着加利福尼亚已经发现了黄金的新闻被派遣从墨西哥进入。再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又错误地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市场上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了一个单独的个人。“那里的文明程度还很低，所有事务的处理都伴随着个人风险”，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从法兰克福银行派一位叫梅的职员到旧金山去加入戴维森的工作。詹姆斯对梅很满意：“这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很聪明，而且是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我总是对这类人拥有极大的信心。”但他不久开始醒悟过来。仅仅一年以后，梅和戴维森就为一所新房子是支付2.6万还是5万的情况爆发了一场争吵。戴维森的兄弟马上跳出来辩解，指出加利福尼亚分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获得盈利37 762英镑；考虑到旧金山较高的生活成本，它的运营成本是合理的；而且，在购买这所新房子之前，他一直住在“保险库上面的棚屋里，活像是一头生活在猪圈里的猪——他很害怕离开这里，连吃饭都处于惊恐之中，害怕有人喊起火了就得马上跑出去，而一旦起火，他就只能葬身火海”。
在众多类似的与代理人之间的争吵中，这次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戴维森和梅两人仍然留在了那里。10年之后，他们仍然待在那里，但到这个时候，梅要求能够被批准回家——在一封信里，他透露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美国代理的关系：
每天我都变得更苍老。现在我36岁了，是时候让我下定决心，决定是继续过这种孤独的生活，在远离家乡的这个地方了此余生，还是回家去定居了。这个国家不是让一个人，特别是欧洲人可以待很多年的地方。尽管对文明和社交做了最起码的安排，当你还年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还不错，但越来越大的年纪会带来其他的想法。你不需要推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这使得我决定从这个圈子里退出……我承认您如此慷慨地提供给我这样的位置——您的恩情我永远无法忘怀，我整个一生都对您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您的利益从来没有受到过丝毫的伤害，而且……您的生意总是被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决定派另一位戴维森——内森奈尔·戴维森去墨西哥替换本杰明，因为这个地方政治局势不稳，因此还有很多重要的业务机会：不仅可以贷款给长期以来处于破产边缘的州政府，还可以投资水银矿、煤矿和铸铁厂。在墨西哥保持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在1860~1861年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的墨西哥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野心所关注的目标。萨芬伯格在此期间留在古巴，这个行动马上显示出了其政治价值，当时美国政府试图从西班牙手里买下它——这个计划有贝尔蒙特的参与，但由于在美国国内遭到反对而未能实现。
最后，还应该提到罗斯柴尔德在美洲的另一个一直觊觎的地区：巴西。这里曾经是19世纪20年代时内森很注意的一个地方，但20多年来，伦敦与里约之间的业务一直都是不死不活，部分原因是继任的政府没有继续借助于伦敦的资本市场。但是当1851年与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的开销迫使巴西在第二年通过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了104万英镑的债券。国家铁路网的快速增长也出现了新的金融需求。1851年借款后马上又有了为巴西亚和旧金山铁路公司所发行的180万英镑，另外还有一笔150万英镑给政府的贷款也是用于铁路建设（两笔都发生在1858年），一笔200万英镑给圣保罗铁路公司（1859年），以及一笔不超过14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1860年的货币危机以及巴西债券价格的下滑使得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成为了必要，因此巴西政府在1863年新发了一笔380万的债券，主要是为了转换发行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债券。然而，1865年爆发的与巴拉圭的战争使巴西的金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与巴西部长莫瑞拉进行了多次冗长的谈判后，列昂内尔同意提供一笔不超过700万英镑的新贷款。在战争于1869~187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开始谈到了另一笔贷款。这还只是一系列很特别的在巴西政府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之间如婚姻般的金融关系的开始；在1852~1914年间，这种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债券发行不少于1.42亿英镑。
巴西和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活动的主要区域，相对来说，亚洲或多或少尚处于“有待认识地区”。但在这个地区，19世纪50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挑起这场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禁止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进口鸦片）之后，中国香港被英国吞并，而且还有另外5个“通商口岸”对欧洲商人开放。这加速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与西方的白银和印度鸦片的交易，并为英国商业开创了新的有吸引力的机会（同时，开始侵蚀中国商人的势力，比如像吴平清，曾经有历史学家称此人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到1853年，伦敦银行已经开始与位于上海的商业公司，比如科兰普敦、汉布瑞公司等，开始了常规的通信联系，并从墨西哥和欧洲定期向那里发运白银。白银很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业务，当然银行同时也对印度的鸦片感兴趣，他们发运了一些到西边的君士坦丁堡。到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与一家名叫雄内基尔本公司的加尔各答公司建立了定期联系。周边的危机，比如印度1857年发生的兵变，在纽考特也引起了反响，而这种情况在之前亚洲出现剧变时并没有发生。罗斯柴尔德银行首次卷入到了大英帝国的商务活动中，而这个领域以前一直是留给其他人的。因此，一个有鼻子有眼的夸张说法是“整个寰宇都在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纳贡，其办公室设在了中国，设在了印度，甚至设在了最不开化的国家”。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佩雷尔家族最大的不同。
大量的白银流向东方这种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所具备的特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1846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是140万盎司，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俄国。到1855年，总产量提高到了640盎司，增加部分大约有一半来自北美，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通过派遣本杰明·戴维森从墨西哥北上，使他们参与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狂潮中的。他们对澳大利亚这个领域也同样充满了兴趣。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于1851年发现黄金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被急迫地要求“将贵银行的分号委派到这里，在最开始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硬币供应将会形成在两半球最为广泛和最为赚钱的业务的基础”。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在上海和加尔各答的情况中，一开始想到的是完全可以依靠一家独立的公司（比如墨尔本的代理行）来经营，尽管这一次公司由雅各布·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儿子莱斯利共同管理。然而，这种家族关系却无法提供能力方面的保障。似乎是为了要证实迈耶·A·罗斯柴尔德对那些亲家的蔑视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神圣性，蒙蒂菲奥里公司在1855年破产，破产时欠下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巨额债务，而一位彻头彻尾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杰弗里·库兰不得不赶到那儿去当救火队员。
库兰家族自滑铁卢时代就在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工作，因此，库兰对老板想要什么非常了解：甚至在他结束蒙蒂菲奥里的混乱状态之前，他已经在急切地要求发运水银和其他在殖民地需求很旺的商品（最好的是酒类，不管是啤酒、威士忌还是波尔多葡萄酒）。“如果您能发这些货给我，”他这样写道，无意中模仿了内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纺织品贸易商时信件中的那种语气，“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生意，并以让您满意的方式去干。”到9月份，他又提出要求“每一批货给予
5 000~10 000英镑的赊账”，而且，为了使他能够亲自去淘金场看看，提供“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帮助，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没有人这么做过，连那些政府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生意不管不顾，只有一次我受财政部的委派，去解释一些鸡毛蒜皮的货币事务”。
如果库兰身处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新近的黄金和白银帝国的外围，那么，它的中心就是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内购买的多处精炼厂和铸币厂。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在1838年搬迁到位于瓦勒米码头的新厂房，并根据米歇尔·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合伙制企业。与此同时，詹姆斯又在1843年与巴黎铸币厂的老板迪埃里克斯合伙，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860年。新金矿的发现导致精炼和铸造业务大幅增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是“货币市场的一场革命”。因此，当列昂内尔在1849年决定伦敦公司直接参与到黄金精炼业务时，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马首是瞻。
在内森的时代，伦敦有四家私人精炼厂——布朗与温格罗武、约翰逊与斯托克、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和考克斯与梅勒，还有一家就是皇家铸币厂自己的精炼车间。在这些企业中，布朗与温格罗武把持了英格兰银行精炼业务的绝大部分份额。然而，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进入银行中的黄金规模：在1852年，黄金的购买量达到了顶峰时期的1 530万英镑，其中超过2/3的部分以锭的形式——这远远超出了布朗与温格罗武的处理能力。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列昂内尔提议租用皇家铸币厂的精炼车间，该车间自1829年开始就在厂长马体森的领导下采用了硫酸分离系统。从1849年9月，他告诉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尔·史密斯和约翰·罗素勋爵，“不厌其烦地”说“对铸造的体系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专门成立来监督这些活动的皇家委员会适时地采纳了这项建议。“我希望”列昂内尔告诉他的兄弟说，“大臣们能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变革，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个结果——这应该是一项极好的生意。”正如纳特所说：“随着这么多种规格（黄金）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纷至沓来，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急迫。”
马体森很有预见性地试图抵制这场“私有化”，但没有什么效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们很幸运，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没有听从他的新合伙人乔治·马特的意见，没按他的要求参与投标。因此，在1852年1月，安东尼获得了精炼车间的租约，到了12月，列昂内尔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式要求银行总裁托马斯·韩克（另一位政治盟友）允许“由我负责精炼和浇铸的金锭和银锭可以直接交给英格兰银行”。在头一年的生产中，精炼厂加工了超过30万盎司的澳大利亚黄金和45万盎司的加利福尼亚黄金。1862年，格莱德斯通这位最坚定的金银本位主义者在“考察”英格兰银行后，直接去参观了工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正如弗兰德罗所描绘的，他们在渠道的两端控制了精炼和铸币的产能，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套利“系统”，由伦敦公司用法国公司的户头购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通过伦敦的贵金属经纪人再转到巴黎。巴黎公司在此期间为纽考特买进白银，再通过伦敦或者南安普顿转运到东方。这样做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期，它逐渐变成一个双金属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财政与克里米亚战争
数十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认为欧洲大战对他们的金融地位是最大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场革命。在1854年3月，战争来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居然是源于天主教与东正教教士之间关于一个耶路撒冷圣地所发生的争执。其真实的背景情况是，这是俄国对没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特别是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像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黑海地区可以拥有多大权力这样一个老问题的再现。这一次，与1840年时候的情况相反，法国和英国站在了一起，前者是为了瓦解神圣同盟，而后者除了想给沙皇点教训外没有其他原因，那些标榜自由的人觉得，由于沙皇在1849年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他应该受到惩罚。5年前还作为中欧裁判者耀武扬威的沙皇，此时却发现他被神圣同盟的其他成员所孤立了：奥地利正与西方势力搞得火热，根本不会参战，普鲁士则继续奉行其休养生息的政策。皮埃蒙特区由于信奉这样的理念，认为任何战争都会削弱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而加入到了当时的普遍奉行的反俄阵营。
如果考虑到俄国提出这个合并要求是多么迅速，那么这场战争就显得异乎寻常的漫长。第一场真正的军事行动发生在1853年夏天，当时沙皇命令部队进入多瑙河的那些公国，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到10月份俄国与土耳其发生正面冲突时，俄国已经有效地放弃了他们曾经提出的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基督徒唯一保护人的要求；因此，法国和英国不得不越过这些公国和黑海地区进行作战。但是到1854年6月，沙皇答应奥地利人他可以从这些公国撤出，战争就只剩下在黑海地区进行。因此，为了对1841年的《海峡条约》“按欧洲势力均衡的原则”进行修改，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在克里米亚登陆，行动的直接目标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早在1854年11月，俄国政府就同意了这一点（还是担心奥地利参战），但因为法国和英国仍然无法决定这一条款的真实含义，战争就一直没完没了地拖着。在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3月去世后，曾经希望找到一个谈判基础的尝试再次不了了之。相反，俄国鲁莽地决定拒绝任何对他们在黑海的海军军事力量进行限制的举动，这刺激了西方列强彻底结束战争的信心。塞瓦斯托波尔在9月8日被攻陷；法国提出了一些新的战争目标；最后在巴黎的国民大会上（1856年2~4月），危机终于画上了句号。黑海获得了中立；俄国失去了比萨拉比亚（现代的摩尔多瓦）的大片地区，法国和英国同意保证保护土耳其以后的独立。现实中，这些条款的效力可以保持到俄国从战败中再次崛起——最后大约是持续了20年，这是沙皇行政体制缺陷的一次伤痕累累而且损失惨重的大暴露。胜利一方最值得夸耀的成就是通过合并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创立了罗马尼亚，这个目标实现于1859年——但有些目标是当初宣战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的。
克里米亚战争真正的原因及其意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很大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呢？对于罗马和希腊的教士之间关于基督教遗址的争吵，耶路撒冷犹太医院的建设者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多瑙河公国也没有铁路利益。对于黑海的国际地位，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早已经做了明智的决定，不参与仅基于经济原因的敖德萨粮食出口业务。在列强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其实是任何的战争——注定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的后果，如表6–1所示。
表6–1 克里米亚战争的金融影响
最高价 日期 最低价 日期 变动率（%）
英国3%票面利率公债 101.38 1852.12 85.75 1854.4 –15
法国4.5%票面利率长期公债 105.25 1853.2 89.75 1854.3 –15
奥地利5%票面利率金属债券 84.62 1852.12 64.25 1854.12 –24
普鲁士3.5%票面利率债券 94.5 1852.12 84.25 1854.12 –11
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为伦敦市场的周收盘价，奥地利和普鲁士数据为法兰克福市场年终价。
资料来源：《投机家》；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在那些外交观察员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很忧虑，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圣彼得堡的通信员向他们保证1853年6月战争就会平息，而且他们相信了。当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9月27日——在英国政府给海军上将邓达斯下达通过海峡的命令泄露后不久——看到列昂内尔时，他对他说在金融城里“他永远也记不住这样的一个日子”。1854年１月，当西方的海军最终进入黑海，于布内发现詹姆斯“非常沮丧”，阿姆谢尔也是同样的神情。当俾斯麦听到国于1854年2月从巴黎召回大使的消息，他“在想我可以用这个消息去吓谁是最有效果的。我的目光落在了（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身上。当我把这份消息给他看的时候，他的脸变得像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是我今天早上知道就好了’；第二个反应是，‘您明天能跟我做一笔小生意吗？’我友好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谢过他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种激动的情绪里”。约翰·布赖特是伦敦“声音最大”的反战人士，他听到列昂内尔在3月31日很消沉地评论：“一个负债高达８亿英镑的国家应该在卷入到另一场战争前更加认真地考虑。”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根本没有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反而是产生了与担心完全相反的影响，它再次很令人侧目地确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公共财政领域所具有的无人能及的地位。事实上，它表明这么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夸大了战争对金融危险的影响。真实的情况是战争——特别是发生在1854~1871年间那种以短期战争为特点的战争——反而创造了金融机会，而且这些机会特别适合罗斯柴尔德这种独特的跨国组织结构去利用。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事的大国，克里米亚战争也使他们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超过了来自于税收的财政收入水平（参见表6–2），因此，将所有相关的国家——包括一贯节俭的英国——逼到了债券市场上。尽管他们的对手，包括工业信贷银行都竭尽了全力，但没有谁可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传统的市场上无与伦比的地位。
老对手——巴林家族——很不幸地成为了失败方的银行，当然使得情况非常简单明了。在1850年，俄国政府给巴林授权一个550万英镑的新贷款，这份合同后来看起来就好像是设了一个陷阱。由于过度超买，以升水2%开盘，给乔舒亚·贝茨和托马斯·巴林带来了10.5万英镑的佣金。但是两年后，由于外交关系恶化，巴林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的位置，帕默斯顿在下议院抨击他是沙皇的“代理人”，而且大家都相信（尽管是错误的）他参与了1854年俄国的战争贷款。
表6–2 公共支出的增长，1852~1855年（百万元国家货币）
奥地利（古尔登） 英国（英镑） 法国（法郎） 俄国（卢布）
1852 310 55 1 513 280
1853 321 56 1 548 313
1854 407 83 1 988 384
1855 441 93 2 309 526
增加百分比（%） 42 69 53 88
资料来源：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数据》，第734页。
这种情况帮助我们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的战时财政拥有几乎垄断地位的原因。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财政部部长的格莱德斯通以高昂的斗志，信誓旦旦地反对“通过贷款为战争筹措所需款项的体制”，理由是它“对民众实施了全面的系统性欺骗”。英国仍然陷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所产生的巨额债务的重压之下：正如列昂内尔曾经说过的，战争前夜的国家债务大约在7.82亿英镑左右，尽管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债务负担在稳步下降（从1820年的250%降到1845年的大约115%），但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格莱德斯通因此建议通过增加所得税——从每镑抽7~10.5便士，最后到14便士——以及一些消费税来为战争筹款。然而，这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到他离开这个职位（由乔治·路易斯替代）的时候，政府为1854年背上了620万英镑的赤字（通过销售短期国债来弥补），此外，还面临着次年将近四倍于此的头寸短缺。路易斯又增加了另外550万英镑的新税额，但1855年的赤字仍然高达2 270万英镑。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只得转回到金融城（由于巴林身上的污点，这里的金融城就变成了专指纽考特）。
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获得了总价值1 600万英镑贷款的全部。在次年的2月份——这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又提交了另一份500万英镑贷款的报盘；到5月份，它签下了500万英镑额度的最终贷款合同。在1855年的两次贷款中，列昂内尔开始时报出的价格略少于财政部部长设定的最低控制线，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政府的条件。很难讲这次讨价还价的意义有多么意味深长：所达成的条款只比当时债券的市场收益略高一点点，因此，不会出现银行赚取不正当利润的质疑。列昂内尔能够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做足爱国的姿态，增加他自己进入国会的筹码。从另一方面说，1856年的贷款都出现了超额认购（2月份超出了6个百分点，而5月份超出了8个百分点）。帕默斯顿把这看成是金融城对政府充满信心的表现，它同时还是说明财政部部长在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过分慷慨的很好的证据。
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对公共财政影响力的恢复确实加快了战争爆发的步伐。1852年3月14日，拿破仑三世宣布了一个巨额的债券转换行动，意图是通过将全国债务主要部分的利息从5%调到4.5%来降低债务成本。投资人有20天的时间来选择是接受4.5%的新利息，还是赎回5%利息债券的现金。这次安排由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整，作为降低利率促进商业活动繁荣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出现了5%债券价格的突然暴跌（仅仅10天的时间，从103跌到了99），而且担心会意外地出现大量的债券持有人可能会要求赎回他们的债券而不是转换，新任财政部部长让·宾诺不得不向银行家们求援。在随后的支持行动中，霍廷格尔和德·罗斯柴尔德兄弟承担了大头，而佩雷尔家族则不见了踪影。这些银行大量买入5%票面利率债券，将价格推高到票面之上，而法兰西银行通过延长债券的贴现规定来支持他们的购买。这次操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绝大部分债券持有人都接受了新的债券。
两年后，当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从多瑙河地区公国撤出军队的时候，詹姆斯很自然地期待着能被法国财政部再次召唤。1854年3月4日，他告诉阿尔伯特王子的兄弟欧内斯特二世：“对于与俄国的这场战争，要多少钱都可以；他可以马上就拿到‘他想要的那几百万’。”然而，此时工业信贷银行参与到了备选名单里，当政府在3天之后宣布将借入25 000万法郎的时候，这两人的厮杀似乎已经无法避免。米勒随即主张劝说宾诺和拿破仑三世通过让公众直接认购的方式来发售债券，或许他做到了。然而，当他宣称这次发售加上后面1855年的5亿法郎的战争贷款“让法国政府从一种与诞生于普选的王朝性质完全相左的独裁中解放了出来”的时候，这话就夸张了。因为到1855年4月，还需要另外的75 000万法郎，新任的财政部部长皮尔·马尼不得不向拿破仑三世报告，国内市场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结果1855年贷款的主要份额在伦敦发行，而且拿破仑三世选择转到法国政府在那里传统上一直在使用的银行里。尽管工业信贷银行占了此次发行的大头，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领衔：在巴黎公司处理了6 000万法郎的同时，伦敦公司收到了总额为20 850万法郎的认购。
在协助法兰西银行处理战后的货币危机——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战争期间从银行借出的短期借款——的组织构成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作用显示出了詹姆斯所起到的支配地位。在写于1856年4月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在谈到政权所面临的困难时，实在难掩心中的兴奋：“皇帝非常恼怒，因为他看到王子的诞生以及和平的到来并没有对公共信贷产生好的影响，而且，也许应该说他是由于太想要钱了才被迫讲和的。”事实上，货币市场的气氛是如此紧张，如果此时詹姆斯因公务要去趟布鲁塞尔，人们就会说他要把他所有的资本带到那儿去。詹姆斯再一次狡黠地利用这个政权对他的依赖来嘲弄他们，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贷给款项的另一个交战国是土耳其。这个领域也存在着竞争，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未与土耳其政权（除了希腊的赔款）建立起正式的金融关系。做第一笔1854年的土耳其战争贷款的是戈尔德施密特和Bischoffsheim，这是一次失败的贷款。由于被传说中的土耳其铜矿所吸引，而且有点像当初内森考虑西班牙时的情况一样，詹姆斯决定接下来。对于霍拉兹·兰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作为罗斯柴尔德的代理这件事来说，他们选择了一位能干的谈判高手。当土耳其在1855年发现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停当，而且已经恭候着了。
1855年2月，在战争的短暂休战期间，兰道很有技巧地开始编织他与苏丹的大臣福阿德·帕夏以及西方外交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贷款建议，这一次由法国和英国做担保，而与此同时，预先向政府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这是经典的罗斯柴尔德战术。到8月份，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通知兰道，那500万给土耳其的贷款已经由英国和法国的保函进行了担保，因此，允许提供更多的慷慨大方的条件给对方，这些条件好过了人们的想象。不久，战争宣告结束，阿方斯立即受命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探讨在那里设立一家新银行的可能性，然而又受到了来自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英格兰小银行（这一次是拉雅兹）的竞争。不过，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时又意识到土耳其金融所潜伏的危机比当初所预计的要大很多——导致了次年其从君士坦丁堡的撤退。尽管兰道同意继续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但这种 “土耳其的国家银行可能会变成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分行”的观点（这是《时报》1857年时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之中未发一枪。然而，由于与俄国因多瑙河公国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奥地利仍然必须做大量的备战工作，而且由于其金融和货币体系在1848~1849年十分脆弱，造成的影响与全面参战对法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就算是不大于的话）。如表6–1和6–2所示，奥地利债券事实上受战争影响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法国要高；而奥地利出现的支出上涨只是一点点，尽管它执行的是不干涉的政策。这只是一场金融衰退悲剧的第一幕，它在很多方面为1857年后几十年间降落到奥地利的各种灾难埋下了隐患。过去和现在的军费开支占据了奥地利预算的大部分，以至于防务费用和偿债花去了预算总额的60%~80%。尽管对改善经济状况做了很多尝试，但现实的军事危机使所有这一切都无疾而终。税收水平抬高，国家资产变卖，但奥地利政府还是得靠借贷来维持它的开销。当它从国家银行借出短期贷款，货币——1848年与白银脱钩——又出现贬值：在1853年和1854年中，古尔登汇率从低于面值9%贬值到了低于面值36%。当政府从一个已经很脆弱的债券市场借入长期贷款时，其结果是挤出了私人投资。在1848~1856年间，奥地利政府总共欠下的公共债务从11亿古尔登上涨到25亿古尔登，年平均增长约8 000亿，但是存在异常的波峰，比如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情况。长期的财政大出血和货币政策因此搅和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税基的萎缩，使这种螺旋形下降的循环一直持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