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吗？1851年11月，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克劳斯给詹姆斯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很多伤感的话，请求得到詹姆斯的忠告，要求他为现实的状况提点建议。而在一封公开的信里，阿波尼敦促詹姆斯“不仅仅是点拨一二，而是高擎火炬引领我们前进，尽你一切所能，让我们摆脱这些货币废纸所带来的所有困扰”。詹姆斯和他的合伙人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足够的理由在1848年后就关闭维也纳公司，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安塞尔姆反而开始重建其父亲过去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根本没有理会那种失败的可能性。这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安塞尔姆的妻子坚决不愿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城市居住，使得这个问题更加难办。安塞尔姆显得十分孤独，他在这个计划最开始的时候，跟随着他父亲的脚步：前去探望已经返乡的梅特涅，根据皇帝的喜好进行公共捐赠，甚至以一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支持奥地利的对外政策。但是安塞尔姆总是无法从他父亲失败的噩梦这一记忆中走出来，对他拯救奥地利金融的所有努力，人们不难想象，全都充满着注定要失败的悲壮。当安塞尔姆在1853年12月拜访梅特涅的时候，他脸色凝重：
安塞尔姆说奥地利的金融状况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除非我们走运，正好使用了避开它的正确方式……他宣称他们曾经期待赫尔·鲍姆伽特纳，继克劳斯之后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部长能有一些高明的决策，但鲍姆伽特纳对现实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并不胜任他的工作……这次谈话被努恩希欧的来访所打断。安塞尔姆起身告辞，当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记着我的话，我们处在危机的前夜；如果没做什么努力来改变它的话，新年到来之前我们就将面临危机！”
然而，也有一些成功的事例使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影响力得以维持，虽然这些影响以一种更为模糊的形式出现。在1852年，伦敦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为奥地利政府发行了价值350万英镑利率5%的债券。1854年4月，面临着货币遭抛售的危险，奥地利政府再次找到了安塞尔姆，安塞尔姆尽力说服了其他地区的银行参与到提供另外的3 400万古尔登信贷的行动中，尽管其中几乎半数来自于福尔德。
简而言之，直接或间接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引起的债券发行大部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表6–3（只给出了伦敦银行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情况。
表6–3 1850~1859年间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的主要债券
年份 国家 发行面值（英镑） 利息（%） 单价（古尔登）
1852 奥地利 3 500 000 5 90
1855 英国 16 000 000 3 100
法国 30 000 000 4.5或3 89.46或63.23
土耳其 5 000 800 4 102.62
1856 英国 8 890 000 3 90
法国 5 400 000 3 93
1859 奥地利 6 000 000 5 80
资料来源：艾耶尔，《金融世纪》，第42~49页。
在所有这些大国中，普鲁士在克里米亚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小的，因此我们看到英国代表团在巴黎大会期间要求将它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然而，普鲁士在此期间的开销事实上也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上升：它在1857年的总支出比10年之前增加了大约45%。尽管与奥地利相比，普鲁士拥有更加强盛的收入源泉，但它还是需要借贷。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建立起他们的金融影响力。早在1851年的时候，詹姆斯亲自到柏林与普鲁士财政部部长保德史威瀛就新发行4%票面利率的债券举行过会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柏林的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由俾斯麦引发了关于日耳曼联邦的长期存款（“货币堡垒”）与法兰克福银行的一场愚蠢的口舌之争，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作为普鲁士在联邦里的代表，俾斯麦把尽可能搞乱他的奥地利同事图恩伯爵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图恩建议联邦应该向阿姆谢尔借款26万古尔登，以保障货币堡垒的安全，作为日渐没落的海军的军费，这给了阿姆谢尔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涉及的款项金额微乎其微，而真正的问题是重新建立的联邦可以按照过去由奥地利主导的方式来运行。但还没等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图恩取得（在1851年1月）支取首期预付款的允许，俾斯麦就马上宣布普鲁士认为这是违法使用联邦资金（尽管事实上拟议中的资金并没有真的从货币堡垒中提取）。让阿姆谢尔感到害怕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来自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舌战的焦点之中。
图恩威胁要把联邦的业务转给另一家银行，俾斯麦说他要将普鲁士代表团的账户转到贝斯曼。尽管阿姆谢尔为取悦俾斯麦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尽管通过俾斯麦的副手威泽尔发出了明确的不支付这笔钱的指示，阿姆谢尔还是感到自己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接受图恩指示，因为是正式的指令。双方在这场争执中所爆发出来的浓浓的火药味可以从图恩1月12日给希瓦曾伯格的信中看出来，在这封信里，他谴责普鲁士采取了向犹太人乞怜这种令人不齿的卑劣手段来对抗议会。
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已经使局势非常危急，任何谅解和讲和都不再可能。议会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如果罗斯柴尔德仍然不同意支付这笔钱，我不可能让这件事再摆上24小时，就算战争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也在所不惜。
“我承认，”图恩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这样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想到它我就会脸红。当威泽尔给我看你们（发给罗斯柴尔德）的抗议信时，我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所遭受的耻辱而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俾斯麦的回应同样精彩：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议会由于与犹太人的争吵而被拖进了泥沼，那么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有错的是利用议会的业务通过指令与犹太人联系，而且是一种违宪的方式，将犹太人手里的钱从他们本来已经确定好的用途上改变过来。
对于阿姆谢尔，俾斯麦在他给普鲁士首相冯·曼图菲尔伯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悦奥地利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收到奥地利代表团的每笔汇款，他都会马上通知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
在某个场合，图恩伯爵确实告诉过我，在我接到对那个决定的正式通知前，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已经得到付款的指令。罗斯柴尔德银行对我们这个抗议的所作所为，使我不再理睬住在这里的罗斯柴尔德先生的任何邀请，总体上希望他了解他的做法使普鲁士政府相当失望……我不得不这样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中断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迄今建立起来的关系，相关的业务应该转到此地的其他银行。
图恩和俾斯麦事实上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图恩因为草率地开除了一名供职于联邦财政部的普鲁士官员——他也反对向罗斯柴尔德借款的提议——而遭到了希瓦曾伯格的训斥；而在柏林，保德史威瀛和海外贸易银行的总裁都明确指出，贝特曼不可能替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不仅持有海外贸易银行大量存款，而且还持有1850年普鲁士贷款的巨大份额。
这些理由俾斯麦应该清楚，尽管他是如此喜欢刺激图恩。俾斯麦总是能抓住政治中经济利己主义的关键。在解决海军争端（大家同意把军舰全卖了）的那几个月里，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腔调，此时他完全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讲话，反对由奥地利支持的法兰克福天主教徒提出的一项抗议（他们反对1848年和1849年通过关于授予居住在该城市里的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利的法律）。当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申请成为普鲁士朝廷的“御用银行”头衔时——曼图菲尔倾向于同意，因为“罗斯柴尔德会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为改善维也纳的货币局势的热情中转变过来，而且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他们正在打算筹集的铁路贷款”——俾斯麦表示支持，以他特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关于海军贷款的争吵抛在了一边：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犯过反对普鲁士的错误，过去所发生的只是在我们与奥地利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对奥地利方面的担心甚于对我们的担心。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当地表现出像“坚强的人和正义的愿望”这样的勇气，来抵御像图恩伯爵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误从众”决定，而且，由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对阿姆谢尔的态度道了歉——他们说他是老糊涂了——我认为，考虑到这个金融巨人所能提供的服务，他们这次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赦免。
事实上，不只如此，他建议授予迈耶·卡尔普鲁士荣誉——三级红鹰勋章——目的是想争取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奥地利。这引发了典型的中欧官僚辩论中的浪漫思维：如果这个荣誉授予得再晚一点，罗斯柴尔德所表现出的善意是否会更多一些？如果对勋章进行重新设计，以便能把传统的十字图案换成另外的图案，是否会更适合于犹太人？所有这一切的底线是普鲁士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曼图菲尔否决了保德史威瀛的意见，授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御用银行的头衔，这让贝特曼很恼火，他仍然只是普鲁士的领事。
这个做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迈耶·卡尔随后马上暗示俾斯麦：如果他能有机会按3.5%的利率来安排他的钱的话，他将会感到万分荣幸。1854年春，当有迹象表明普鲁士也可能会被拖入战争的时候，曼图菲尔派他的顾问尼布赫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1 500万塔勒[35]的贷款进行了谈判。这项交易未能达成，尽管双方在海德堡（詹姆斯和纳特也赶来与迈耶·卡尔一起跟尼布赫谈判)进行了漫长的商谈，６月又在汉诺威再次举行了会谈。保德史威瀛成功阻击了把所有主要的普鲁士贷款的利息通过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支付的提议。然而，迈耶·卡尔在1856年再次卷土重来，放出了700万塔勒的普鲁士新贷款。更重要的是，俾斯麦认可了以一种现实的态度来委托普鲁士利息支付的想法：“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银行有自己的理由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本身并不会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把普鲁士的利益放在脑后。它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一致的这个事实，并代表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申请最终在1860年获得了批准，当时保德史威瀛已经离开他的职位。在其他方面，俾斯麦也维护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当对迈耶·卡尔获得红鹰勋章——这是第三次而且为二级，但是用椭圆设计替换了通常的十字架——的程序进行了特殊处理后，俾斯麦马上否决了对他过去曾擅自佩戴基督徒版的勋章的指责。1861年，詹姆斯也获得了普鲁士勋章。
到19世纪50年代末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确立了他们作为欧洲地区最卓越的政府贷款人的位置。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都通过一家或者多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发行过债券。列在他们名单上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那段时期的其他重要客户还包括比利时（尽管这里的业务与过去相比，必须更多地与新的国家银行分享），在这个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前就有了考虑，希望通过资助教皇重返皇城而使罗马的犹太人得到承认。然而，谈判的艰难程度远比当初所预计的要艰难得多，因为梵蒂冈竭尽全力反对为贷款设定的条件基于正式的，哪怕是对犹太人最低限度的解放，尽管教皇确实单独向詹姆斯保证过，犹太隔离区政策将会取消。金融条款本身也很难达成一致。当卡尔准备在教皇返回罗马前只支付1 000万法郎的时候，教皇想要的却更多。甚至卡尔希望这笔贷款用教会的土地进行抵押担保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的条件——由詹姆斯自己处心积虑提出——出乎意料地慷慨，特别是在教皇有着破产记录和地位仍然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总体来看，在教皇返回之前（1850年4月），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购买了年利率为5%的面值5 000万法郎的债券，随后又分两期各购买了2 800万法郎。其他的贷款在1853年（以95的价格购买了2 600万法郎8%年利率的债券）和1857年8月，当时的想法是把教皇的债务进行合并，并稳定罗马的货币。新的5%年利率的债券在巴黎市场上市，总值1 42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教皇总债务（大约35 000万法郎）的40%。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教廷关系之间的矛盾之处是，只要圣座不改革它的金融体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获取巨额的利润；但是，如果它不改革金融体制，似乎也就不会改变对犹太人的态度。在选择抵制梵蒂冈——因此失去他们对教皇对外借款的垄断——还是接受在犹太问题上失败的两难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了后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金融控制无法达到的地方，除了俄国——它有很明显的不被包括的理由——还有另外两个例外。一个是西班牙，它在1856年通过米勒发行了贷款，尽管人们一直都无法确定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有重新进入西班牙债券市场的打算，他们很早之前就从这个曾经偏好水银预付款的市场体系退出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尽管只算是部分例外——是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
在1849年，詹姆斯曾经控制了对皮埃蒙特的巨额贷款，所采用的手法让野心勃勃的年轻金融家和政治家凯沃尔也甘拜下风。通过两次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失败的计划，使自己国家的负债增加了三倍的皮埃蒙特，自然成了罗斯柴尔德金融渗透的目标。当詹姆斯在1850年回来与皮埃蒙特财政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尼格拉谈判新的贷款时，凯沃尔只能以厌恶的心情干瞪眼。对于凯沃尔对尼格拉“很可悲地”依赖詹姆斯的批评，我们应该谨慎地解读：当时的情况是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是非常不理想的，因此并不是詹姆斯有意要打压其债券的价格。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看待皮埃蒙特时，毫无疑问与农夫看待一头瘦弱的奶牛是一样的，他要把它催肥，然后才可能挤奶。关于1850年的贷款，詹姆斯在给他的侄子们的信中很高兴地说道，那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最漂亮的一桩生意”。除了2.5%的佣金，它本质上是一项未来的投资：对于新发行的总额为12 000万里拉的5%年利率的债券，詹姆斯以85的价格买断了2 000万，同时同意代表该政府在巴黎出售6 000万，余下的留在尼格拉的手里。事实上，詹姆斯很快就把头2 000万中的一半多转给了都灵当地的银行家，剩下的打算留在手里等待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的恢复，他对此非常有信心。
凯沃尔的机会很快就降临了。1850年10月，他当上了农业、贸易与船务部部长，并在两个月之后对已经形成了的罗斯柴尔德垄断进行首次挑战，当时他听到风声说要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都灵中央银行垫付的对奥地利的赔款）。凯沃尔很急迫地希望为新发的债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找到买主，催促他的朋友德·拉·路去找戈尔德施密特和辛纳。“这会让我很高兴，” 他宣称，“与那个卡我们脖子的犹太人玩点手腕。”随着凯沃尔在1851年4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他迎来了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完全决裂的机会。当时凯沃尔所面临的政府的金融状况非常可怕：除了欠詹姆斯2 500万里拉——这些钱是詹姆斯给尼格拉“输血的”各种短期预付款，他还面临差不多2 000万里拉的赤字，以及总额6 800万的其他债务。在都灵货币市场筹得1 800万里拉来应急后，凯沃尔命令他在伦敦的领事寻找一家新的愿意为皮埃蒙特筹措巨额新债的银行。“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将我们从目前由罗斯柴尔德银行为我们设置的这种悲惨地位中解放出来。”凯沃尔坚称，“在英格兰达成贷款协议是我们可以重新赢回自由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不抓紧取得伦敦贷款的胜利，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又将被逼迫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鼠夹上受气。”为了协助大使的工作，凯沃尔派出了他的老对手瑞维尔伯爵。瑞维尔发现巴林对于做这件事太勉强，而比较新一点的汉布罗银行愿意做这笔生意，以85的价格发行360万英镑的皮埃蒙特债券。
毫无悬念的是，詹姆斯一发现这种新的企图，就竭尽全力来阻止新的贷款。凯沃尔很坚定地相信，詹姆斯是《时报》上一篇关于皮埃蒙特金融情况负面报道的幕后主使；詹姆斯毫不犹豫，竭尽所能地抛售皮埃蒙特债券。事实上，这正是那句十分残酷（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破坏性）的话所说的情况，而且这句话在第二王朝时期一度成为了詹姆斯的标志：“贷款已经开始，但是没人认购。”詹姆斯离胜利已经不远了：这批债券在巴黎出现了很高的折扣，凯沃尔一度十分焦虑。然而，结果情况超出了詹姆斯的控制，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坚定的反弹，特别是在詹姆斯曾经负责推广皮埃蒙特债券的那些初始市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们，“但我们无法阻止皮埃蒙特债券上涨，因为是我们自己在85价位上发行的债券。”詹姆斯不会在经济问题上如此不冷静，不会在“整个世界”都在帮它上涨的时候继续抛售。到1851年底，他自己所持有的皮埃蒙特债券变化不大，大约为100万法郎。凯沃尔声称詹姆斯“已经大部分出手”，其实他错了。
然而，凯沃尔从来也没有想过“马上打破与罗斯柴尔德的联系，而只是告诉他，没有他也能做”。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斯应该很佩服凯沃尔；在他很难得一见的对一个政治家的赞扬中，他说，这个人有“个性”。当阿方斯在1852年受命到都灵报出愿意以92的价格接下尼格拉留下的1850年债券（大约4 000万里拉）时，凯沃尔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一得到皮埃蒙特议会按照他不需要这笔钱的暗示做出的否决决定，他立即很客气地请阿方斯走路。但他满心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他所希望能达到的是提高他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当詹姆斯在1853年1月再次重新报出上年的报盘的时候，凯沃尔——此时已经是首相——将这4 000万从开始的88的报价谈到94.5。当凯沃尔考虑另一份新贷款的时候，他同时向汉布罗、巴黎的福尔德以及詹姆斯发出了询盘。詹姆斯再次派出阿方斯到都灵。对于凯沃尔来说，这场竞争是无价的：逐步升级的克里米亚危机造成了所有债券价格的大幅下挫，这当然也包括皮埃蒙特债券在内。汉布罗为新的票面利率3%债券报出的价格是不超过65；福尔德稍高；而阿方斯决定重新赢回其父亲最喜欢的客户，报出了70加上2%佣金的价格。正如凯沃尔所说的，“福尔德的竞争价值几百万”，而詹姆斯后来抱怨他出现了“巨额损失”。同时，在克里米亚危机的初始阶段，凯沃尔需要詹姆斯帮助支付汉布罗贷款的利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皮埃蒙特参战反对俄国获得英国政府补贴时，他才得以松了一口气。
“为罗斯柴尔德说句公道话，” 凯沃尔在1855年1月的一份非常精彩而又小心翼翼的评论中这样说道，“我们必须说，他从来没有对钱斤斤计较过。这是他比较好的一面。” 凯沃尔要表明的是，政府通过对19世纪50年代竞争更为激烈的金融市场的多方比较，看到的更多是那比较好的一面。当詹姆斯在佩雷尔家族的一败涂地中成为新的皮埃蒙特投资银行的主要外国股东时，表明詹姆斯在都灵将再次受到欢迎。“佩雷尔简直是暴跳如雷，” 凯沃尔在1856年2月时写道，“而罗斯柴尔德似乎是兴高采烈。他说他之所以想搞个意大利信托，‘因为，您看，您不能没有意大利。赶快，如果和平到来（在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你必须有个平台让你马上行动’。”他和凯沃尔同意，新的银行应该是“意大利的大事，而不只是皮埃蒙特的事情”。詹姆斯以惊人的洞察力开始准备资助下一场欧洲战争——他预见到奥地利与皮埃蒙特之间的战争。这已经是第二次，他暗示凯沃尔在这样的一场冲突中，凯沃尔会得到他的支持。
大反击
在之前的经济繁荣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迎来了大量的竞争者；而当经济衰退来临的时候，他们开始送别这些竞争者。19世纪50年代的情况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建的银行和铁路公司对国际资本市场的需求，还有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那些国家的借款，这些都不可能是永远持续的；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与货币的稳定相一致。经济放缓的迹象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能够看到。1857年8月，风暴终于来临，当时俄亥俄生命信托公司停止支付，引发了美洲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场危机很快越过大西洋，迅速蔓延到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在这些地方至少有四家银行倒闭，另外还蔓延到汉堡，而且，如果不是从英格兰银行获得了80万英镑的贷款支持，位于伦敦的盎格鲁·美洲银行皮多迪公司恐怕也难以幸免。根据我们可以确定的资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没有一家受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1857年的利润大幅下滑（到了微乎其微的8 000英镑），但它毕竟仍然盈利；罗斯柴尔德那不勒斯银行做得更好，尽管1858年对它来说应该算是非常糟糕的了。
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法国的货币政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佩雷尔家族的阴谋进行大反击的关键手段；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理解。在他们的竞争中，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855年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当选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的时候。如果严格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银行股东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要程度看，家族中的一位成员按例成为董事之一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在1852年持有法兰西银行超过1 000股的股份；普勒西斯还证明了这个数字处于上升的趋势之中，1857年达到1 499股，1864年达到1 616股。另外，家族成员在自己个人的资产组合中还持有200股。如果对这些股份的所有权进行合并，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有可能是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
阿方斯的当选引起了很大争议的理由有很多。第一，在1855年之前，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持有大量的股份，但他们还没有被接纳进股东大会（大概是因为詹姆斯从技术层面看仍然算是个外国人）。第二，尽管改教的艾希塔勒在之前就已经当选为了董事，但阿方斯是当选的第一位犹太人。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当选正好遇到了一场关于银行自身未来走向的至关紧要的大辩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855年1月22日的那次会议——阿方斯的名字在这次会议上出现在候选董事的名单上——会成为那段时期里出席率最高的会议：米勒、佩雷尔家族名列138名投票的成员之中，而且十分例外地——选举还进入了第二轮，一直到阿方斯超过另外两名候选人，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大多数票支持才结束。尽管法兰西银行董事并不是法国政治传奇中十分炙手可热的职位，但阿方斯的胜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最终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了与马勒家族、达维利耶家族和霍廷格尔家族同等的位置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银行里安置了一个代表。阿方斯在19世纪60年代为银行的利益做出了很多贡献。在19世纪5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且在罗斯柴尔德与佩雷尔冲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本质上看，问题的关键是法兰西银行在对法国的货币市场的影响力方面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效仿英格兰银行。在1848年的危机中，法兰西银行通过关闭区域性的发钞银行，极大地稳固了它的地位，当它的实力相对较小时——其在1852年时资本金大约为7 000万法郎，远小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同期的资本金——工业信贷银行的自命不凡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1855年银行业和铁路业的繁荣一路高歌猛进，再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财政需求和农业歉收，使得法兰西银行遭受了空前的压力。在1855年8月，为了补充几近枯竭的储备，法兰西银行不得不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购进了3 000万法郎的黄金和2 500万法郎的白银。一年之后，局势更加恶化，法兰西银行不得不申请暂停货币的兑换。绝大多数董事赞同这个计划，但阿方斯并没有名列其中。在财政部部长马涅的支持下，阿方斯和他的父亲成功地说服了法兰西银行提高贴现率，并大量地买入黄金和白银——包括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中购买了8 300万法郎——以维持货币支付。在1855~1857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为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75 100万法郎的黄金，这些黄金通过纽考特按大约11%的升水购买。
在法兰西银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充实自己的储备时，对修改法兰西银行章程的讨论爆发了。尽管阿方斯在上半年基本没有参与法兰西银行的工作，但他的父亲在这场讨论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他竭力反对佩雷尔家族提出的对法兰西银行进行激进的机构调整，以使他们的股权组合更加符合新的投资银行的计划。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保守派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作为对接受政府1亿法郎债券的回报，法兰西银行获得了资本金加倍的许可，同时可以在货币吃紧的必要时刻自主决定将贴现率提高超过6%的权力。换句话说，最优先的是保持汇率稳定，而不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而这正是对工业信贷银行真正的限制。
在进行这场制度性战斗的同时（在1856年），詹姆斯发起了金融界联盟——它本质上是一个私人银行和铁路融资财团，比如像巴特隆尼，匹勒特–威尔、布龙特和塔拉伯特的松散的协会型组织，目的是用佩雷尔家族的方式挑战佩雷尔家族涉足的领域。事实上，詹姆斯以联盟作为组建与工业信贷银行类似的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的基础的计划，受到了马涅的阻挠，他在1856年发布了禁止新组公司的临时禁令，作为他为经济降温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并希望借此释放出更多的资金，以缓解政府所面临的严峻的资金需求。对于米勒来说（他的计划也同样受到了禁令的影响），这似乎是佩雷尔家族的胜利，而且没有人会否认，联盟集团控制的铁路资本远小于佩雷尔家族及其同盟（4 900万~9 400万法郎）。但是，信号很明显：从那时开始，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是已经在筹划采用佩雷尔式的投资银行模式。
事实上，局势不久之后就变得一目了然，对国内资本市场的限制，加上法兰西银行更加严格的贴现政策，这对佩雷尔家族造成的限制远甚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限制。佩雷尔家族未能阻止大中区铁路与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巴黎–奥尔良铁路在1857年6月的合并，是说明这种情况的最好例子，这次挫败立即引发了佩雷尔家族方面痛心疾首的指控，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针对他们及其工作的阴谋。“为了打压我们，使我们被拖垮，”他们向拿破仑三世抱怨道，“他们到处放话，说我们是无所不能的。”现实的情况是，随着1857年的金融危机强度越来越大，遭受打击更大的是佩雷尔家族。在所有的铁路线中，在危机中最具活力的是北线铁路；法兰西银行对其他铁路公司的贷款支持以及《弗兰克维勒协定》政府以此保证红利和对建设不盈利的支线铁路进行补贴，都是针对“新”银行的弱点所进行的反应，而不是针对“老”银行。
这就解释了佩雷尔家族为什么在1856~1857年之后的大型泛欧洲铁路特许权竞争中只能位列第二的原因。这段时期内，铁路业务成为真正意义上国际化的事实，总是被人为地低估为只是众多国际关系中一个普通的因素。那种认为铁路通过创造国内一体化市场而对民族主义者有利的说法，完全是荒诞不经的：欧洲的铁路很快穿过了国家的边界，成为了跨国的网络，而且投资在西班牙、北意大利、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铁路的资金大多数不是来自英国就是来自法国。铁路的这次国际化时机碰巧与战略规划家们意识的觉醒一致，这些铁路在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同时，也在运送军队方面起着相当关键的战略作用。对铁路的控制因此在被看成是金融问题，是政治问题，在促成意大利和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各项因素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这个模式在比利时、西班牙、皮埃蒙特、那不勒斯、奥地利、多瑙河地区的各公国、俄国甚至土耳其等国中，不断以各种变种的形式被重复。首先，在这些经济体中，经过竞争建立起了工业信贷银行形式的银行；然后，或者是同时，几乎是同一批人在争夺霸占铁路的特许权。在比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利奥波德国王很明确地鼓励詹姆斯建立一家工业信贷银行形式的银行，但詹姆斯在确定佩雷尔家族没有这样做的打算后，当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只有在必须阻止他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他才会考虑采取那样的行动。实际上，比利时金融机构，像兴业银行，使得佩雷尔家族在这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多余。詹姆斯因此可以腾出手来把北线公司的影响扩展到比利时铁路网的重要节点，获得了纳木尔——里兹铁路的控制权，并就修建蒙斯——豪特蒙特铁路与兴业银行达成联盟。他还以董事的身份间接参与了东线对卢森堡铁路的并购——这条线对连接比利时港口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以及莱茵地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瑞士，竞争更为激烈：佩雷尔家族在西线沿日内瓦湖建立了大型的股份合作制铁路网，但地位更为重要的中部和东北部铁路仍然留在了瑞士人的手里，一直到金融界联盟从后者手里买到了股权，并与南向的其他铁路合并成立了联合瑞士铁路公司（United Swiss Railway Company）。在那不勒斯，曾经出现过短时间的警报，当时有迹象表明国王似乎打算授予佩雷尔家族一份银行的执照，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波旁王朝对经济创新有着很深的疑虑，使得西西里的铁路建设根本没有可能。
在其他地方，佩雷尔家族的威胁更为严重，并引起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系列的决定性反应。在西班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功地建立了西班牙工业信贷银行，随后在1855年12月建立了股份合作制银行。他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唯一一家法兰西银行：阿道夫·普罗斯特（来自于通用贴现银行公司）建立了通用信贷公司，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出的反应是建立了西班牙工商银行。这些银行总的看起来在它们的规模和目标上都很相似。佩雷尔家族梦想的是融资建立起一条连接他们所拥有的米迪铁路坝甬内终点站，穿越派瑞尼斯并经马德里到达位于西南部的卡迪兹。罗斯柴尔德的反应是很快捷的：詹姆斯与无处不在的默尼联手，在1855年从萨拉曼卡侯爵手里获得了马德里——艾尔曼萨铁路的特许权，两年后建立了马德里——扎拉果扎和阿里康特铁路公司，它的第一条铁路（马德里——阿里康特）在1858年5月通车。与此同时，默尼拿到的特许权包括了连接马德里和葡萄牙，另外还有经科多巴到达马拉加和格林纳达的线路。这样，留给佩雷尔家族的就只剩他们当初计划中的头和尾：坝甬内——马德里连接线，这条线路在1858年12月被命名为西班牙北线；以及科多巴——塞维勒连接线，这条线他们是与查尔斯·拉斐特合作的。尽管这意味着罗斯柴尔德集团未能获得连接西班牙和法国的全程铁路线，但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是佩雷尔家族的行动不够果断，最简单的解释就是1857年所遭遇的困难给他们在法国以外的业务踩了刹车。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有詹姆斯居然与默尼甚至米勒（他取得了旁普罗纳——扎拉果扎铁路）都进行了合作，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也愿与詹姆斯合作。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皮埃蒙特所取得的胜利的脉络更加清晰，尽管从某些方面看，它是一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胜利。1855年12月的某一时刻，凯沃尔似乎与佩雷尔家族（凯沃尔认为他们“拥有让人惊异的才干”）之间就要达成联盟，而这意味着对詹姆斯的沉重打击。但佩雷尔家族很显然要得太多。“垄断。”凯沃尔这样抱怨道。詹姆斯更加狡猾，他成了新建的位于都灵的工商银行的主要外国股权（33%）的持有人，该银行建立于1856年2月，是在皮埃蒙特获得批准的唯一的股份合作制银行。事实上，实践证明詹姆斯在都灵建立一家“意大利银行”的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由于当时又发生了185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银行董事鲁伊吉·波尔迷达的去世，使这个计划陷入困境，到1858年，“意大利银行”只能被解散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一篇关于詹姆斯1857年4月在波尔迷达死后不久对都灵的一次访问的意大利文报道中，推断出波尔迷达和詹姆斯一直致力于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他想要恢复波尔迷达的那些项目，包括争取M·德·凯沃尔，把所有的国有铁路交给皮埃蒙特工业信贷银行，以便建立大中线（Grand Central），同时确保他自己能获得两个里维埃拉之间的大型铁路的特许权。”而在西班牙，换句话说，建立一家新的银行就是一个终结罗斯柴尔德铁路帝国扩张的手段：詹姆斯很显然希望不仅获得对维克多·艾曼纽尔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这个公司由查尔斯·拉斐特和亚历山大·庇克休在1853年创立，它的铁路线路将都灵与法国和瑞士连接起来——还想得到将马赛与尼斯和热那亚连接起来的铁路的特许权。尽管当时只是经营着后者（与法国金融家居斯塔夫·德拉汉蒂合作），但詹姆斯在皮埃蒙特所取得的胜利的意义不应该被低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詹姆斯正在修建的铁路穿越了不久之后就变成战略敏感区的边界地区：萨瓦和尼斯（拿破仑三世对这个区域一直垂涎三尺），以及皮埃蒙特和隆巴蒂边界。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本计划的从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线并不走都灵，而是走奥地利控制下的米兰或者威尼斯。
这就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领土上所做的大部分的战略考虑。佩雷尔家族在1855年1月领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步，当时他们成功说服了深受金融压力困扰的奥地利政府将国有铁路网的一部分卖给了他们（位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布鲁内铁路以及从马奇费尔德向东直抵匈牙利的铁路线），这成为了又一次早期的私有化。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控制着萨洛蒙的北线，但是在1848年之前他们对奥地利的铁路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而且在此期间，铁路的建设和管理一直都由国家负责，但佩雷尔家族的举动刺激了安塞尔姆。佩雷尔家族力图建立一个强大的财团：他们新建的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包括了默尼、福尔德、卢德维希·佩雷拉，以及维也纳的银行家希纳和埃斯克勒斯（他已经控制了维也纳——拉布铁路）。另外，他们明显还占了一个大便宜：以7 700万古尔登买到了当初花9 400万古尔登修建的铁路。他们同时还为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帮了一个大忙：这项并购被广泛地认为是巩固1854年建立的奥地利——法国同盟的举措，得到于布内在巴黎给予的大力支持。安塞尔姆抱怨道，这是一桩“可耻的生意”——但他准备立马照搬。当佩雷尔家族建议政府在维也纳成立工业信贷银行——目的显然是购买剩下的国有铁路线时，安塞尔姆和詹姆斯决定组织一个竞争性报价。考虑到拟议中的铁路线的连接是那些维也纳与特瑞斯特（舒德巴恩）以及米兰与威尼斯（隆巴多），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真正关切之所在。
罗斯柴尔德家族具备四个优势。第一个，奥地利与法国间的协定已经被证实是短期的。第二个，由于法国的金融局势恶化，政府规定外国债券不得在交易所里发行；对于佩雷尔家族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而对于詹姆斯正好相反，因为他可以依靠纽考特和伦敦市场。第三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召集起一群有名的大人物（比如肖特克伯爵和希瓦曾伯格、费斯腾伯格、和奥尔斯培格等）来作为合作者，同时也包括在布拉格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银行家里利奥波德·拉梅尔。第四个，他们很可能在商务部部长布鲁克男爵的帮助下，已经看到了佩雷尔家族的标书，这使得他们可以做出一份类似但更有吸引力的标书来，投资金额加倍（以1亿古尔登对佩雷尔家族的5 660万古尔登），更加奥地利化的结构。到1855年10月底，这件事终于定下来了。在11月6日，帝国皇家奥地利商务及工业信用协会（简称商工银行）的章程正式获得批准；一个月之后，第一批股票开始发行，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合作者持有至少40%。
商工银行的分行遍布布拉格、布达佩斯、布鲁内、科隆斯达特，以及后来的特瑞斯特和兰伯格，商工银行迅速建立了自己在哈布斯堡帝国金融界的统治地位，其无与争锋的卓越地位一直保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于在中欧重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济影响力来说，这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因而，对商工银行所代表的佩雷尔家族模式的道义上的胜利，怎么赞扬都不过分。为了打败他们，詹姆斯——尽管初期对投资银行的概念做了很多批评——加入了他们，正像他向俄国联邦议会议长奥罗夫所坦诚的：
每一次当有政府向我们咨询时，我们都尽可能地指出这种信贷机构可能会产生的风险，但当我们的意见没有人理会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到这些企业中，这对于那些运作这些企业的人来讲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弃……
几乎在所有方面，商工银行都照搬了工业信贷银行的模式；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的章程给了它对每一种可能的资产类型——工业股票、国家债券、土地甚至是商品的投资或借贷更大范围的自由度，以及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接收存款。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进行竞争的关键是毫不隐晦地采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方法。
从短期看，商工银行确保了罗斯柴尔德一直梦寐以求的开发中部欧洲铁路网的主导地位，在1856年，佩雷尔家族在关键的隆巴多和意大利中部铁路的竞争中再次败北，他们之前的盟友加利埃拉叛变，加入罗斯柴尔德阵营是他们失败的关键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资本市场的便利也开始发挥作用：当新的帝国隆巴多威尼斯与中意大利铁路公司成立的时候，其600万英镑总股本中的120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牵头的英国银团所承购，同时他们还为新公司发行了价值310万英镑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只提供了所需资金总额的一半，商工银行承担了余下的部分。这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合作者对600英里意大利铁路的控制权，而其中的260英里已经处于营运中。
令他们产生同样兴趣的还有从奥地利向西进入巴伐利亚的线路。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曾经参与过最早的一条南德铁路，所谓的陶奴斯邦，把法兰克福与维斯巴登连接起来，这条铁路在1853年时延伸到了拿骚。1855年，成立了一个由赫希、艾希塔勒、毕希奥夫赛姆以及其他人共同组成的财团，为巴伐利亚的奥斯特邦铁路融资进行建设后，使这条铁路在奥地利边境上将奴兰博格连接到利坚伯格、慕尼黑和帕骚。另外还有一些工程将这条铁路向北经过希文阁寺延伸到贝拉。因此，罗斯柴尔德财团争取连接维也纳、灵兹和萨尔兹堡（凯瑟琳–伊丽莎白西部铁路）的铁路特许权就显得更加符合逻辑了：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和维也纳银行提供了6 000万古尔登资本金中的3 000万。连接哈布斯堡东部铁路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佩雷尔家族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了领先的地位，他们控制了维也纳——布达佩斯铁路，向东延伸到捷格德和提米索拉（弗兰兹——约瑟夫东部铁路），与国有的南部铁路连成了一片。但是，又一次因为缺乏资金导致了它们的解体。继收购匈牙利多瑙河汽动船公司后，罗斯柴尔德财团一直向南延伸到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通过塔拉伯特收购了通向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和西萨克的铁路。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与奥本海姆的合作项目，获得了连接位于维也纳的维拉希和克拉根福特与位于斯洛文尼亚的玛利伯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