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跨国企业
（1859~1863年）
失去隆巴蒂……实际上失去的是他的铁路和贷款应收的红利！
萨夫兹伯里伯爵
1859年
1858年1月14日星期三的傍晚，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正在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位于圣·弗罗朗亭大街的家里吃饭，这时从罗斯柴尔德银行办公室赶过来一名职员，送来了一份紧急的情报。詹姆斯随即离开了房间，但很快又折返回来——按照于布内的说法，“脸色十分苍白”——向在座的人宣布意大利恐怖主义分子想要取拿破仑三世和尤金妮皇后的命。难道是詹姆斯已经洞悉了这可能成为法国再次干预意大利事务的催化剂，而且这一次他会很确定地站在“革命”一方来反对奥地利？但是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更加符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他期待这位逃过一劫的皇帝能够采取行动，镇压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这看上去正是皇帝在开始的时候准备采取的行动。
然而，在菲里斯·奥希尼默认自己参与了这场未遂的谋杀行动的时候，拿破仑三世还是很奇怪地决定使用他作为一个向民族主义分子表达同情的沟通渠道：在这次行动之前，曾经在报纸上发表了两封据认为是出自奥希尼之手的公开信，第一封信里宣称“在意大利重获独立之前，陛下您及整个欧洲都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和平”。即使他自己没有把这个呼吁诉诸武力，拿破仑三世毫无疑问也已经打算对此做出回应。几乎在同一时间，拿破仑三世给皮埃蒙特政府发出了照会；7月20日，又在普隆庇尔会见了凯沃尔，他们所讨论的唯一话题就是重划意大利版图：作为对萨瓦的回报，凯沃尔建议拿破仑三世帮助皮埃蒙特建立意大利王国，“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德里亚海，并与教廷控制的邦、两西西里和意大利中部的其他各邦共同建立意大利联邦”。实际上，直到1859年1月，法国和皮埃蒙特才就此达成了正式的协议，并以维克多·伊曼纽尔的女儿克罗蒂尔德与拿破仑声名狼藉的表弟耶弘王子的婚姻作为标志(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尼斯也拱手送给了法国）。在进行干预的这几个月中所做出的外交举动，同时加上法国媒体对奥地利的不停的攻击，都给詹姆斯表示关切找到了的更多的理由——最起码表面看上去是如此。
12月5日詹姆斯去拜访拿破仑，抱怨头一天的《导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金融信心造成了影响，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耶弘是这篇文章的幕后主使。在几分钟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拿破仑三世向他保证，他“没有在意大利做任何变更的打算”；尽管他反对奥地利的政策，但他“要维护他保持稳定的决定”。然而，一个月之后，拿破仑三世对于布内说得最多的是“即使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么好，也不会对于他对自己王国的看法产生一丁点儿的影响”，不过这对詹姆斯来说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他在次日与英国大使考雷一起在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下拜访了拿破仑。于布内报告说，在巴黎的银行里存在着一种恐慌情绪。因此，詹姆斯再次去面见皇帝，皇帝向他保证他还没有冒犯于布内的打算。詹姆斯“回来后表现得十分满意，并引起了交易所内基金价格的上涨”。然而，仅仅在三天以后，随着耶弘与克罗蒂尔德联姻消息的公布，市场又重新掉头向下；拿破仑三世自己承认，尽管法国站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并没有能让交易所跟他站在一起。当詹姆斯在1月23日陪皇帝去打猎时，皇帝直截了当地抱怨奥地利在意大利增兵的举动，并警告说奥地利“可能进攻皮埃蒙特”。因此，猜谜游戏在继续：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詹姆斯询问他是否可以给奥地利提供担保贷款。拿破仑三世没有表示反对；但詹姆斯在2月份明确地对于布内说，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已经“决定在所有战争风险消失之前，不再借钱给皮埃蒙特”，就算是直接来自于耶弘的请求也不行。3月10日，在各种关于英国调停失败的流言中，交易所内又出现了一阵恐慌，于布内再次见识了詹姆斯惊人的警觉。但当凯沃尔在两周之后响应俄国关于和谈大会的提议以及奥地利提出皮埃蒙特裁军的要求而亲自来到巴黎的时候，危机从表面看似乎再一次被化解了。“那么，男爵先生，”有人听到他曾经这样问詹姆斯，“听说我辞去首相职务的那天，股票就会上涨2法郎，这是真的吗？”詹姆斯回答道：“您太低估自己了！”大概就在这前后，詹姆斯留下了一段名言，这段名言是对拿破仑三世7年前著名的波尔多讲话的尖刻影射：
皇帝陛下不了解法国。20年前，发动一场战争不会引起任何大的动荡。因为除了银行家，很少有人会持有股票或者商业债券，但今天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拥有铁路债券或者3%票面利率的国债。皇帝陛下说“帝国意味着和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并不了解，如果发生一场战争，帝国就什么也没有了。
“一个疯狂的协定”，他很隐晦地总结道，在纽沁根“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伦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此时，迪斯雷利已经接替了由于奥希尼事件下台的帕默斯顿的首相职务。列昂内尔也在随时向他汇报事情的最新发展。1月14日，他给德比写信，转达了那些毫无疑问来自于纽考特的情报：
金融城的警报等级非常高，“所有的地中海贸易都停止了”。债券缩水不少于6 000万英镑，最大的损失部分出现在法国。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持续一个星期，就会击垮巴黎的资本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某个人决定要让这个世界不得安宁”。金融城里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政府对这个事件束手无策。“尽管事件本身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但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繁荣到来前最黑暗的前夜。”
列昂内尔在他4月16日的竞选演讲中呼吁“一个坚强的政府”，不管是自由党还是托利党，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危机”事件。这可以被解读为对坚决支持皮埃蒙特对抗奥地利的帕默斯顿路线的认同；但也有一些自由党人士怀疑列昂内尔是故意混淆概念，以掩盖自己对奥地利的同情。在众多思考的线索中，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托利党人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与自由党人的共同点。萨夫兹伯里（犹太人解放的反对者，因此很难做到不带偏见）在马真塔战役爆发的前夜描述列昂内尔“几近于疯狂，隆巴蒂落入奥地利之手实际上使他失去了铁路和铁路贷款应收的红利……手足无措、恐惧、屈辱，确实如此，这个民族注定要成为这些异教的犹太人炫耀自己的谈资”。
“统一”时期的金融市场
在1859年与1871年间，欧洲和美洲发生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新的，而且明显是无法化解的困境。家族的每个分支都处于一场统一战争的某一方——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统一德国——因此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这种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然的，特别是如果只考虑政治经济学的规模“法则”的话。现实的情况是，这些战争是发生在多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后果并不容易预见。民族主义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波兰的“统一”在1863年宣布失败；第二年，丹麦的“统一”也相继宣布失败；这之后，还发生了奴隶制各州的“统一”，以及1867年墨西哥的“统一”。政治家们想要建立的并不是统一民族的国家，而是联邦。凯沃尔最开始计划的是北意大利联邦；在美洲，所爆发的战争是为联邦主义而战；而在德国，俾斯麦在1866年所做出的决定是“更加坚定联邦的模式，同时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它（北日耳曼同盟，然后到日耳曼帝国的）联邦国家的特征，使用具有弹性、一目了然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字表达形式”。另外，所有这些冲突如果能得到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英国和俄国中的一个或者两者的调停的话，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两个大国都选择了隔岸观火的策略，只要欧洲发生的事情还不会影响到近东地区，因为在近东地区它们有更多相关的利益；但这个不干涉政策也并不是完全的铁板一块。
罗斯柴尔德家族所面临的选择相当不容易。当皮埃蒙特在法国支持下对奥地利发动战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该站在哪一边？他们可是在三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金融投资啊。当在美洲的联邦各州和邦联各州之间发生战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支持哪边？从南部进口棉花和烟草是他们跨洋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同时在北部他们又拥有很多投资和铁路。当普鲁士和奥地利攻击丹麦时，问题似乎要小一些，尽管说英国和丹麦皇室的关系在当时曾经困扰过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但当普鲁士进攻奥地利及日耳曼联邦中的其他成员时，所引发利益冲突就实在太多了；1870年在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又使他们再次陷入艰难的困境。
那些从这个角度得出的传统结论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所有这些战争都造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惨重的损失。为这个说法提供支持的证据，是在那个时期的外交日记中，满是对收到各种坏消息时充满着焦躁如热锅上蚂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写，上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描写他们对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反应就很有代表性。詹姆斯就很著名地重复了他们家族的反战传统，他在1862年告诉布雷克罗德说：“我们的银行有个原则，就是不向战争提供资金，尽管我们没有能力防止战争，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说我们没有为战争做出什么贡献。”因此，就人们的第一反应来看，从战争爆发后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推断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应该是很合乎逻辑的。更有说服力的是，第一次意大利的统一和随后的德国统一似乎敲响了五家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中的两家之丧钟。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在1863年关门，这发生在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从波旁家族手里夺取了西西里仅仅3年之后。这次胜利加速了萨瓦家族重建他们的古老王国的步伐。M·A·德·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普鲁士吞并了法兰克福之后跌跌撞撞又走过了30年，而它的衰落（至少从相关的指标上看是这样）似乎要从1866年的时候算起，这个时候，柏林强势地崛起为德意志的新的金融中心。
然而，这个说法中存在一个漏洞，主要来自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大量的、完全相反的证据。如表7–1所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1914年以前这段时间内三个盈利最多的十年中的两个（另一个是19世纪80年代）。
将五个银行合并起来看，在1852~1874年间，它们的平均年利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参见表7–2）。在稍后阶段的1874~1882年间，而且1898~1904年间的利润更加可观，但与过去的日子比较起来，“统一时代的日子”应该算是黄金时代之一。
表7–1 N·M·罗斯柴尔德公司利润表，1830~1909年（10年平均数）
时期 年利润（英镑） 资本利润率(%)
1830~1839 65 915 4.9
1840~1849 17 808 1.8
1850~1859 102 837 4.9
1860~1869 221 278 7.0
1870~1879 468 308 9.8
1880~1889 366 819 7.5
1900~1909 265 407 3.3
资料来源：RAL， RfamFD/13E。
表7–2 罗斯柴尔德银行合并后的平均年利润，1815~1905年（千英镑）
时期 利润
1815~1818 479
1818~1825 330
1825~1828 85
1828~1836 209
1836~1844 221
1844~1852 219
1852~1862 1 304
1862~1874 1 096
1874~1882 1 912
1882~1887 785
1888~1896 952
1898~1904 1 558
资料来源：Appendix 2, table d。
当然，采用这种平均方法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的跨度横跨了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但是，就算对年度数据进行更仔细的分析，结果也是出人意料的。图7–1显示，1859~1861年——意大利统一战争时期——事实上是那不勒斯银行历史上最赚钱的时期。
图7–1 那不勒斯分行利润，1849~1862年（达克特）
资料来源：AN，132 AQ13和14；基尔，《罗斯柴尔德商号》，第二卷，第573页。
毋庸置疑，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数据更多地支持了战争对战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具有破坏性的说法。为了便于比较，图7.2将纽考特的年利润与其他两家同处金融城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公司和斯罗德公司进行了比较，对每家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式是将利润转化成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资本利润率。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1863~1867年——德国统一战争的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年份，其盈利情况最好的年份出现在和平年代——1858年、1862年和1873年。巴林银行似乎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战火中得以繁荣（斯罗德稍差一点，但也基本是）——尽管对于巴林兄弟公司来说，这些高利润或许更多来自于和平的美洲，而不是战乱中的欧洲。无论怎么说，如果我们坚持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段时间整体上总的盈利水平与军事冲突的爆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这无疑是很荒谬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和平年代大大地提升他们的盈利水平，就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一出现先兆的时候就为欧洲国家的战争准备提供了金融服务，同时国际局势也急转直下，紧紧跟随着当时战争的步伐。这些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战事，不仅没能损坏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领头的跨国银行的地位，反而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业务机会，这与50年前战争把他们送上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并同时使他们声名远扬的情况如出一辙。
图7–2 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巴林兄弟公司和斯罗德公司利润率（百分比），1850~1880年
资料来源：RAL，RFamFD/13F；吉格勒，《第六帝国》，第373~378页；罗伯茨，第527~535页。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基本上是由那些紧缺现金的国家所挑起的；这就最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在这段时间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以及它们能获取如此巨额利润的原因。税收的基础仍然很窄。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段时间的现金确实特别紧张，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英国的模式进行了贸易自由化运动——奥地利降低了关税并且在1853年与普鲁士领导的贸易同盟达成了协议，法国与英国在1860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由于短期内降低关税的效果是减少了财政收入，一直要等贸易总量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填平这个鸿沟。奥地利政府在理顺它差异很大的各块领地之间的税收系统方面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尽管有布鲁克在19世纪50年代所做出的英雄般的努力，但是它的预算在那段时间内根本就没有平衡过。另一方面，普鲁士政府拥有相对高效的财政筹资体系，用盈利的国有企业来填补其空虚的国库；但是自由党主导的议会与日渐保守的君主之间的政治纷争使得其金融体系几乎同样举步维艰。到底是谁来决定战争的预算——议会还是皇室？这是俾斯麦受命去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之一。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谁来统治德国——俾斯麦不得不极大地增加预算的规模。他为此所采用的那些绕开普鲁士议会的金融手段完全可以与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作用相媲美。
甚至远在几十年以前，政治家们寻求通过税收以外的手段筹集资金的努力就非常有利于快速成长中的多元化的国际银行系统。如果19世纪50年代是工业信贷银行及类似投资银行的时代，那么19世纪60年代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多更具有生命力的机构——股份合作制储蓄银行。在英国，这种情况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影响相对有限，因为绝大多数储蓄银行都只关注那些国内的金融业务，而这些业务则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随着1856年和1862年英国公司管制的两次放开，出现了很多与雄心勃勃的外国投资人合资建立股份合作制银行的尝试，其中的英国·奥地利银行——由乔治·格兰费尔·格林于1864年1月建立——造成了也许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最严重的挑战。这就是那一类用列昂内尔的大儿子纳特的话说，做了“大量草率的业务，而且如此草率，使得穆非叔叔几乎不可能跟他们有任何合作”的新进入者。
在法国，詹姆斯不得不面对在这个时期成立起来的4个主要的新竞争者：工商信贷银行（建立于1859年）、储蓄与贴现银行（建立于1863年） 、兴业银行（建立于1864年)以及里昂信贷银行（1865年开设巴黎分行）。事实上，这些银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算不上是竞争者。比如说，兴业银行由一个包括塔拉伯特、巴特隆尼和德拉罕特这些早就通过各种铁路企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组成的财团所组建，而且新银行通常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一致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里昂信贷银行的关系也是友好的。要说真有什么事情的话，应该说这些新建立的银行对于工业信贷银行的威胁应该更大一些，原因是这个银行在19世纪50年代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获得了几次有限的成功之后，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像是储蓄银行。尽管如此，它们的存在扩展了法国的金融基础，这只是预示了有罗斯柴尔德在巴黎的势力受到相应削弱的可能。詹姆斯选择自己不直接参与到兴业银行里，尽管他们很明确地邀请詹姆斯“进入它的首脑机关”；很显然，他自己在巴黎建立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愿望在金融界联盟成立之后就逐渐消退了。在奥地利，也有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建立，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工银行。在维也纳建立一个奥地利版的地产信贷银行的想法在1863年首次提出来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詹姆斯和安塞尔姆的阻挠。然而，这也就给比利时金融家兰格朗·杜蒙梭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梦想着建立一个抵押贷款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网络，使自己成为那个取代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主教徒。
所有这一切给了处于战火中的各个国家比过去更多的选择：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为他们提供资金，他们可以去找其他银行。因此，这时已经不再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好战政策进行否决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可能性（就算是这种情况以前确实存在过）。政府或许最后会由于缺乏资金而输掉战争，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发动战争。如果说要为奥地利、邦联合法国的战败找到什么经济学上的解释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开发新的金融资源方面不如皮埃蒙特、联邦和普鲁士；或者，换句话说，很可能是金融市场不太愿意借款给他们。这个时代是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一体化的时代，赋予了同一个利益集团中的银行家们前所未有的权力，虽然说一家单独的银行不可能再像1848年以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呼风唤雨。自由贸易，再加上货币复本位制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大大限制了政治家们随心所欲采取行动的自由；很小的误判——无论是外交还是财政——就可能马上招致来自于投资人的惩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政府债券价格的跌落，或者是货币的流出，给货币当局对货币可兑换性的承诺造成巨大的压力。表7–3通过比较奥地利与英国和法国的债券表现，说明了1858~1859年的危机对奥地利债券的影响。事实上，对于这些大国的债券，军事失利导致的直接结果很可能是失掉一半以上的市值。
表7–3 意大利统一的金融影响
最高价格 日期 最低价格 日期 变化比（%）
英国3%票面利率国债 98.00 1858.12 89.62 1861.6 –8.6
法国3%票面利率国债 72.00 1858.12 60.00 1859.5 –16.7
奥地利5%票面利率国债 81.88 1858.4 38.00 1859.5 –53.9
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为伦敦市场报价的周收盘价格，奥地利和普鲁士数据为法兰克福市场报价的年终价格。
资料来源：《目击者》；海恩，《私人银行与产业化》，第358~372页。
“统一”欧洲
在外交家和政治家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9年时看起来有些忧郁。现实的情况是，他们必须得非常小心地算计，以确保冲突的双方都能够为他们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买单——这一点却被那些主要依靠外交人士的书信和日记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因此，在詹姆斯敦促拿破仑维护和平的同时，詹姆斯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5亿法郎的1858年法国贷款，这笔钱被很多人看成是“战争贷款”。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1859年1月牵头组织了600万英镑给奥地利的贷款，期望加强由布鲁克自1855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以来所形成的财政与货币稳定局面。皮埃蒙特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在1858年夏天，经过艰难的谈判后，詹姆斯帮助组织了4 540万里拉（票面价值）的皮埃蒙特贷款给凯沃尔（债券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和都灵国民银行共同承销），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要想获得在国内市场上公开让公众认购成功，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然而，当凯沃尔想在随后的12月到法国资本市场上再募集3 000万~3 500万时，情况全变了。他当时试图修补他与佩雷尔家族之间业已被毁坏的桥梁，说要打破詹姆斯“对我们债券市场的垄断”，而这是佩雷尔已经“梦寐以求了很多年的理想”。“如果在我们与罗斯柴尔德分手后，我们与佩雷尔先生联姻，” 凯沃尔审慎地说道，“我相信我们将会成为幸福的一对。”但是这一次，挑动这两个老对手互相争斗的策略没有成功：没有一方愿意接受凯沃尔所设想的条件，因此他被迫退回到有限的公开认购，发行了150万法郎的债券，价格与他曾经给银行建议过的相比，低了很多（79相较于86）。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拒绝在奥地利债券市场表现已经很差的条件下大规模发行债券为其提供帮助，来避开自己对战争的资助的案例，更何况还是在得到了工业信贷银行的认同的情况下。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詹姆斯对于布内说了些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参与了凯沃尔战前的最后一次发债行动，他们自己认购了100万里拉，同时承销了另外的400万里拉。
因此，当奥地利在错误地认为俄国和普鲁士会站在自己的一边而草率地发出了最后通牒后，战争最终在1859年4月底爆发，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所有的三大战役的金融准备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起到了一些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地说他们试图阻止战争——因为假定战争的爆发是对他们的打击，就犯了与于布内以及其他人在当时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只是按詹姆斯说了什么而不是按他做了什么来对他做出判断。他无力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他已经开始的那些生意的损失，同时寻求在战争可能产生的新的生意上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对这个说法最典型的证明就是1859年4月30日——奥地利军队越过边境进入撒丁尼亚的当日——从伦敦发给巴黎银行的电报，上面说：对抗已出现，奥地利需要两亿弗罗林。
所有战争的结束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当奥地利在索弗林诺遭到了看上去似乎是致命一击的时候（6月24日），拿破仑三世很快就提出了条件，他担心——而且也可以理解——普鲁士在莱茵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后可能引发的问题。在维拉弗兰卡（7月12日），他与弗兰兹·约瑟夫达成了妥协，这似乎使凯沃尔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奥地利保留威尼西亚以及隆巴蒂的那些要塞，并且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承诺，其他的意大利统治者——目前饱受民族主义者起义的威胁——可以恢复他们的统治。一切都很明确地显示，只有当莱茵地区出现的危机已经完全地转移之后，统一意大利的计划才会重新实施。到1859年12月底，拿破仑三世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抛弃教廷（名义上，法国军队一直保卫着）；1860年1月，凯沃尔回到了办公室；在3月23日，两个人重新修订了普隆庇尔计划。作为对获得萨瓦和尼斯的报答，法国支持在意大利各邦进行公民投票，投票最终结果与当初预想的结果一致。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凯沃尔是否有能力控制他自己发动的革命？只有当加里波第的大军在那不勒斯被挫了锐气，而且凯沃尔的军队冲破了教廷控制的各邦，才能够说他已经成功了，而且新的意大利将会按照皮埃蒙特的愿望建成君主制国家。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大国是否会再次干预，以保持那种梅特涅似的国际秩序？在意大利他们已经这样干预过很多次了。但普鲁士只会以取得对德国的统治权作为交换来救援奥地利，而这个方案已经遭到了奥地利的拒绝；如果要俄国要与法国绝交，则必须以恢复1856年的《黑海条约》为交换，而这个方案也已经被英国否决。
现在很难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861年正式宣告成立的新的意大利王国总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詹姆斯曾经在两个场合暗示凯沃尔他支持统一；而这个家族里的一些身处英国的年轻成员则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们对意大利文化习俗的热衷，安东尼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在1860年“用短短半个小时就将加里波第的《自由之歌》翻译成了英文诗歌”。而在另一方面，詹姆斯又被加里波第所扮演的角色所困扰。这用不着多想，因为他在1860年9月对那不勒斯的入侵，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儿的银行送到了一个万分困难的境地。阿道夫选择与波旁国王法兰西斯二世一起逃往那不勒斯以北的加埃塔，但是不久之后，大家都很清楚，无论是詹姆斯还是安塞尔姆都不准备贷给流亡的国王所要求的（分别为150万和200万法郎）贷款。阿道夫遭遇的尴尬可以部分地解释他的姐姐夏洛特对加里波第的反感，这位“意大利叛乱分子”在1864年访问英国时受到了辉格党精英分子的“没有任何道理的接待”，这使她感觉非常遗憾。像她稍后在1866年对俾斯麦的谴责一样，她的这些评述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对1848年革命曾经如此热情欢呼的女人已经是多么接近她的叔叔詹姆斯在那些干涉年代所秉持的态度。
詹姆斯的理念本质上是超民族的，他对民族主义的那些巧言辞令或多或少都有些充耳不闻，他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令人惋惜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他猜疑加里波第的原因，而对加里波第的每一个举动的猜疑似乎都会使金融市场深受打击。在詹姆斯的眼里，拿破仑三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考虑法国主流大众的感受，而这种情况是拿破仑三世走向衰落的征兆；之后同样的情况是，俾斯麦利用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情绪来终结普鲁士，也是俾斯麦不可靠的信号。按照詹姆斯的喜好，1860年和1866年的事件具有太多1848年的意味。从另一方面说，詹姆斯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他总是喜欢把国家事务看成是生意——考虑一下有多少意大利政治家（比如凯沃尔和巴斯图吉）有银团背景，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说法。因此，历史学家（紧跟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建立，而詹姆斯看到的只是合并和分离，这也就解释了他对奥地利1859年后所面临的困境时的态度。皮埃蒙特对意大利的敌意吞并有其道理，而且获得了成功，奥地利跟以往一样，战败之后在经济上非常贫弱，因此，它应该把它对威尼西亚和霍斯坦的权利出售给那些有能力出得起价格的大国——意大利和普鲁士。让詹姆斯十分不解的是，奥地利皇帝宁愿遭受进一步的军事失败，也不愿意让哈布斯堡商业化，以便能够采用这种方式。不管怎么说，对于詹姆斯来说，威尼西亚是由维也纳还是都灵或是佛罗伦萨来统治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的欧洲版图里，他一直是按铁路而不是边境线来划分国家的。事实上，正如萨夫兹伯里所预测的，意大利战争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战争将他们的帝国隆巴多威尼西亚与中意大利铁路所覆盖的绝大部分领土从奥地利转到了新的意大利王国治下。《苏黎世协定》（1859年11月）中最关键的条款中确认了由奥地利所授予的在隆巴蒂地区现有的铁路特许权依然有效，只需在合同中用新的意大利政府来替换奥地利，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由老意大利政府在1860年7月所授予的特许权。在正式的文件中，处于意大利——奥地利边界两边的铁路线由独立的公司管理；实际的操作中，还是那些股东在巴黎聚会，并在詹姆斯的主持下，讨论整个的北意大利铁路网的事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能够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意大利统一的态度。詹姆斯最开始时的反应是同时向战败方和战胜方提供金融服务。早在1859年8月，奥地利政府惊奇地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为托斯卡纳发行债券，尽管事实上这只是一项早期交易的后续工作。第二年的3月，詹姆斯通过安塞尔姆宣布他也很愿意帮助奥地利财政部，为解决他们赤字问题提供融资服务。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他会利用哈布斯堡的财政困境提出很多条件，而第一个条件是，他可以认购计划发行的2亿古尔登贷款中的2 500万，没有其他外国银行参与。“部长一般总是想要避开把这个业务委托给我们的银行，”他略带威胁地写道，“而且他想象不到他损害了自己多少的信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危及了这项计划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公众现在已经习惯了由我们的银行资助所有的奥地利人，当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果这项计划不是独家委托罗斯柴尔德家族，公众就可能会猜测我们在撤资，并因而对奥地利的金融形势失去信心，这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在8月，詹姆斯给都灵也发出了类似的信号，那里在1860年8月发行了15 000万里拉的新债。尽管詹姆斯认购了1 750万里拉新发的4.5%票面利率的国债（发行价80.5），但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他宣称，这是“制造财富的地方，而且它们都是为我们而造”：
我还不想说我们应该提出新的业务，或者说我们愿意使他们的债券上涨。不，因为如果加里波第还在坚持，我当然不会让它上涨，而且如果他保持安静，我会觉得需要卖掉一点……如果我们现在……卖出100万份债券来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不会对此表示反对。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使用意大利战争的结果来重新主张他们在法国的金融影响力，尽管这种遮遮掩掩的威胁最后证明在这里其实并无必要。
詹姆斯甚至试图想要重塑他与教廷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关系，他在1860年12月时很草率地停止了对他们债券利息的支付。如果这样做是基于推测凯沃尔和加里波第不久就会在罗马建立新的意大利首都的话，詹姆斯马上就会意识到他的错误：尽管拿破仑三世愿意将教廷所控制的邦留给凯沃尔，但从政治上他不可能从罗马自行撤出法国军队。在这个问题上，皇帝仍然受教皇至上的那种认知所禁锢。当长期处于破产状态的梵蒂冈在1863年被迫将目光转回到拉斐特大街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打算继续履行义务，尽管只是以一个很小的规模开始。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种关系，似乎始终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考虑到此一期间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激进的态度，这种关系显得十分奇特，而且人们毫不奇怪，教廷在巴黎的大使因此受到了嘲弄：“想要烧死德·罗斯柴尔德先生，但前提是与他共进晚宴。”但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像兰格朗·杜蒙梭那样梦想着用“天主教徒的金融力量”来替代“犹大”的人，都不具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实力；而且在19世纪60 年代梵蒂冈的信用状况出现剧跌时，对这种实力的要求就显得尤为突出。另外，至少罗斯柴尔德家族里的部分成员对天主教徒感情的尊重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已经看到，夏洛特就对英国天主教徒的祈祷仪式和慈善机构留有非常正面的印象；而在1867年，詹姆斯在拒绝批准一项很大的以教会财产做担保的意大利贷款时，也表现了他对天主教教义的仁爱之心。
从1867年贷款中退出的决定也应该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新的意大利政府金融政策的认识不断清晰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早在1861年12月，詹姆斯就开始怀疑新政府财政的稳定性。他抱怨说，财政部长都似乎打算好了决意要“破坏”自己的信用，将很多钱投入到新的军费开支中（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预计还有更多的仗要打），而投入到政府现有的债务中的却很少。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从来没有放弃他早先对新政府长期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按照他的说法，意大利是“我们的旋转木马”。问题是，只要新政府迫切希望插手罗马和威尼西亚，它的军费开支就存在膨胀的可能。而在意大利南部，存在着对皮埃蒙特强权统治进行的坚决抵抗，这将进一步拉大新政府的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差距。在1859~1865年间，新政府的借款不少于18 750万里拉，从税收和其他途径获得的财政现金收入仅能满足其支出的一半。不可避免的是，这对意大利债券和新的货币都产生了影响。詹姆斯曾经预测，意大利国债到1862年“如果不到80的话……也会到75”，而实际上却跌到了1866年最低时的54.08——甚至低于罗马债券的价格。1866年月1日，在加入复本位制的包括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拉丁货币联盟”一年后，在与奥地利重新开战的前夜，意大利不得不暂停了里拉的兑换。
新的意大利政府因此在金融方面引发了业界的很大怨气。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60年代的书信中满是对新王国的辱骂：意大利人是“暴民”，继任的部长们是一群“蠢驴”和“傻蛋”，意大利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国”。在1864年9月，阿方斯很让他的表姐（也是岳母）夏洛特吃惊，“因为银行对意大利问题有了不堪重负的感觉，他说意大利王国不可能持久”；他同时预测“仇恨在那不勒斯、西西里、托斯卡纳和皮埃蒙特之间”日益蔓延。詹姆斯充满信心地预计意大利会像是一个扩大的皮埃蒙特，而且正如阿方斯在1866年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所评论的，意大利的信用越来越靠近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水平。“这些意大利人简直就是无赖。”在听到对外国资本征收新的税种时，他气愤地写道，“而我起码还会为他们考虑，在英国和法国总是通过为他们讲好话来增加其信用。”
从另一方面看，一个软弱的政府也有可能是产生好生意的源泉。尽管詹姆斯一直在抱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在自1862年开始的几次行动中，帮助补充意大利国家银行日渐匮乏的贵金属储备。6个月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价值5亿法郎（票面价值）的国债发行。然而，意大利政府紧接着又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而在1864年所看到的是意大利政府和银行之间关于债券价格的无休无止的争吵，这次争吵是有关他们准备推出的短期国债的。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开始筹备新发15 000万的国债，所以他们不希望看到意大利政府按这种可能降低市场对他们债券的预期价格的方式，来出售这种短期的品种。为了防止出现价格的进一步下滑，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同意用黄金支付1 700万~1 800万里拉。
尽管意大利政府在平衡预算方面非常无能，并且由此导致的债券价格的下滑对这些债券的外国委托行来说，面子上也有些过不去，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交易都毫无利润可言。然而，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并不满足于代理业务所产生的那点佣金。除此之外，他们寻求利用政府周期性出现的现金流困难的情况，迫使它授予他们的铁路公司更多的特许权。这一点都不假，他们一直希望“融合”隆巴蒂铁路及其他所有未完工的在利夫诺、罗马和那不勒斯以北的铁路，但他们的这个希望在新意大利议会遇到了对外国控制国有铁路网所设置的政治障碍，议员们很自然地认为意大利应该像拥有自己的政府一样拥有自己的铁路网。但是到了1865年，意大利政府的财政需求终于战胜了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它同意以2亿里拉的价格将现有的国有铁路出售给隆巴蒂公司。这使得公司自身的财务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需要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兴业银行得到短期借款支持，同时也希望通过发行新的债券筹集必要的资金。然而，考虑到在奥地利和瑞士的类似并购，这项计划更多的是一项战略投资。
1865年同时又发生了关于建筑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所引发的争议。在其他人为弗雷吉斯（法国）、鲁克马尼尔/圣·格特哈特（瑞士）和布勒内（奥地利）关隘的相关政治利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詹姆斯在一旁冷眼旁观，表现得相当冷静，因为几乎所有的选择方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原因是，当其他人在忙着统一民族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正静悄悄地“统一”着欧洲。正如詹姆斯在12月份对兰道所说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联的。”“根本用不着怀疑，”詹姆斯在给银行家德·艾希塔尔的一封信中满腔热情地说，“布勒内铁路……将会是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首选路线，它处于欧洲的正中心，它会将它的效益带给东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通向欧洲西部总体交通的广大区域……”这就是詹姆斯的欧洲地图：一张铁路线路图。
阿方斯在西班牙所描绘的那条平行线是很有用的，因为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与西班牙所进行的交易，同他们与意大利进行的交易看上去具有很多相似性。在这里，铁路是关键，扎拉果扎铁路在詹姆斯的西班牙计划中具有隆巴蒂铁路在意大利所起到的同样的作用。与意大利政府一样，马德里政府也一直出现预算赤字——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赤字，从未间断过。在两国的具体情况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援助几乎都带有与铁路特许权有关的条件。然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前者的政治动荡更严重：1854年爆发的皇室以反对专制主义者为借口发动的军事政变，演变成了一场彻底的革命，但保守派和激进派一直存在不合——每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将军——因而在1856年引发了宪政危机。利奥波德·欧·丹内尔将军领导的保守派政府在1863年被另一次宫廷政变推翻。3年后，又有另外一位将军发动了一场流产的政变。有些时候，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很容易被人忽视。正如詹姆斯在1864年12月所说的：“这没有什么新奇的，只是在西班牙又换了一届政府。”但是，到了1867年2月，他很有预见性地警告他的儿子等待在西班牙历史上出现“一个1792年”。“总的来说，”阿方斯在当年的晚些时候认识到，“西班牙与其他国家不同。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麻烦不断的时候，西班牙是平静的；而当其他地方安静下来后，它又在闹着革命。”西班牙是“充满惊奇的国家，在那里你甚至不能指望着明天会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