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第二个不同，也是纳特从来没停止过提醒其兄弟们的，就是西班牙拥有非常悠久的破产历史：每一次，在西班牙政府企图进入债券市场的时候，它总是要遇到那些满脸不高兴的、持有以前政府拖欠很久的“不生息”债券的人。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控制着西班牙的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对增进西班牙的信用几乎没有半点帮助。最后，西班牙的铁路跟意大利比起来盈利状况也要差很多。到19世纪60年代中时，当政府的补贴枯竭后，萨拉戈萨铁路已经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高达4 000万法郎的债，而且每年还有高达150万法郎的赤字。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这个时期的信函中充满了对这个金融“噩梦”的悔恨。
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解释了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为什么每当碰到继任的西班牙政府向他们申请贷款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如此审慎的态度的原因。在1861~1862年间，他们同意了一笔小的贷款；而1864年一个规模较大的业务由于遭到了竞争对手——比如佩雷尔家族和巴林——的搅和而告失败。两年后，詹姆斯准备为西班牙政府提供一项新的贷款，贷款条件只要求用税收补贴或者是补贴他的铁路公司作为回报（这在短期看起来，似乎将罗斯柴尔德和佩雷尔的利益很好地调和在了一起）。然而，一个由法兰西银行家福尔德和霍廷格尔领衔的银团抢先了一步，他们给马德里政府提供了一项新的价值7 900万法郎的债券发行业务。后来在1867年由兴业银行（巴林银行在其间起到了协助的作用）提出了一项贷款安排，计划将所谓的“不生息”债券（这些债券的利息支付早已停止）进行转换。尽管这些竞争让詹姆斯非常不舒服，但历史其实也不过是在不断地重复：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陷入新的西班牙债券事务中的态度跟以前一样地勉强，他们更希望继续按照埃尔梅登矿山的产量来安排适度的贷款额度。其他所能提供的担保形式——盐垄断、烟草垄断或者从古巴来的殖民地收入——没有水银那么有吸引力：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来喜欢金属，而是越贵的越好。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好相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获得处境艰难的萨拉戈萨铁路的特许经营权，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排除提供更高额度贷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提供新的贷款。正如安东尼恰如其分的比喻中所说的：“铁路总是男爵考虑业务的底线。”1867年，这场繁复的谈判始终围绕着法国交易所对西班牙债券的禁令在进行，这项禁令颁布于1861年，目的是制止资本输出。法国首相尤金·罗伊尔宣称，他愿意结束这项禁令——因此又向批准新的西班牙贷款的目标迈进了一步——条件是西班牙政府要恢复自己金融市场的秩序。问题是这个重启的贷款之门是否会包括詹姆斯所寻求的对萨拉戈萨铁路的那些补贴；尽管对于西班牙政府之所以为了借入1 000万到1亿法郎而把它移交给法国人控制的铁路公司的原因，从来就没有完全理清过。由银行家萨拉门卡代表纳瓦埃政府所进行的谈判一直到革命爆发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结果——而这个时候纳瓦埃已经辞世而萨拉门卡则已经破产。阿方斯抱怨道：“政治体制能提供一点保障和稳定比任何补贴都有效果。”这是一种奢望：由胡安·普利姆为首的军人集团在9月份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伊莎贝拉女王。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各种谈判都没能谈成功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各家银行都早已意识到了这场酝酿中的风暴。正像阿方斯所说的，维斯维勒尔早就已经“在等待着这场灾难的到来”。
与拿破仑三世的亲密关系
阿方斯在他与西班牙的谈判中能够依靠法国政府的强大支持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关注。因为意大利战争中，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或许就是它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波拿巴法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表面上看，法国在意大利统一中所起的作用是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中少有的几大亮点之一，而且第二帝国再也找不出比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候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年代了。当列昂内尔在1861年4月到访巴黎的时候，他被乔治·豪斯曼对这个城市所做的改造惊得目瞪口呆。“我必须说，”在看着那些取代了原先老城中七弯八拐的小巷而新建成的宽阔大道后，他半真半假地评论道，“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位像皇帝陛下这样的人过来三个月，对伦敦老城也进行一些改造。”然而，在这些表面的光鲜之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虚弱。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属于外交问题。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比拿破仑三世于1860年3月掠取了萨瓦和尼斯更让英国的自由党人大失所望；这件与他的叔叔有些类似的“宏才大略”之事一出，立刻抵消了在同一个月所签订的《英法贸易协定》所带给法国的正面外交形象。对于詹姆斯来说，英法之间出现对抗的唯一结果就是可能给法国带来麻烦；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有过教训的，他曾经亲身经历过路易·菲利普的退位。“法国内部政策的任何最革命性的变革对本国金融界的影响，”詹姆斯在1859年10月对新上任的奥地利大使理查德·梅特涅说，“不会比他们与英国断交所带来的影响更深远。”“确实非常遗憾，”迈耶·卡尔在第二年的3月这样说道，“这份协定带给世人的良好印象都被这些意大利的不幸的言论所破坏了，这些言论没有丝毫的好处，而且正肆意地扰乱着应该存在于英法两国之间的那种事关整个欧洲安全的相互谅解。”按照一位外交观察员在次月所观察到的情况，“巴黎的那些伟大金融家，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对一场恐慌进行着准备，并且到处宣扬这场在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次外交上的疏远也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影响。渐渐接近尾声的美国内战导致黄金从欧洲流出到大西洋对岸，这种情况最初开始于1860年。这对伦敦和巴黎都造成了影响；但是，当英格兰银行主要依靠提高银行利率来保护其储备的时候，法兰西银行并没有亦步亦趋地紧跟英格兰银行的做法。这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再次提高其贴现率——提高贴现率遭到了部分董事的反对——法兰西银行行长因此决定于1860年11月授权购买伦敦市场的黄金。很遗憾的是，他的代理人犯了一个错误，自己直接从英格兰银行提走了30多万英镑，这是一个让阿方斯深感痛惜的对抗举动。他采取的用英格兰银行5 000万法郎的黄金换等值的法兰西银行的白银这一补救措施，只为法兰西银行提供了短暂的宁静，更大的压力很快就降临到了银行的头上——这些压力来自法国贸易极不正常的巨额赤字和政府巨大的融资需求。
这些困难迫使政府转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在1861年10月，罗斯柴尔德兄弟和巴黎的另外五大银行（霍廷格尔、福尔德、皮勒·威尔、马勒和杜朗德）之间达成了一项精心谋划的交易，他们共同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及巴林银行借入价值200万英镑的三个月票据，其目的是减少标准银票据的升水，并阻止黄金再流到海峡对岸。与此同时，法兰西银行卖出国债（尽管表面看起来，发行5 000万法郎小面额纸币部分抵消了这样做给这些开放式的市场行动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效果）。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能真正帮助法兰西银行摆脱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862~1864年，这时黄金和白银流向了埃及和印度，这些地方在美国南方被封锁后，成为了欧洲纺织工业所需棉花的主要来源地。
对于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货币紧缺意味着影响力的复苏；或者说，它意味着那些竞争对手影响力的下降。在1861年，尤里斯·米勒因为欺诈被逮捕，这是詹姆斯很高兴看到的一个结果。“罗斯柴尔德是胜利者，”梅瑞美观察道，“而且据说，他是这个行业中独一无二的男爵。”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人们看到了工业信贷银行死亡的最初征兆。由于通过其下属的不动产公司对不动产进行了过度投资，到1864年，佩雷尔家族发现自己很难平衡资产负债表。由于这些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巨星的陨落，阿方斯在法兰西银行以主流经济人士的名义发出的声音影响力变大了。阿方斯在1864年时认为，工业信贷银行是货币危机的“始作俑者”，而“唯一的补救措施在于法兰西银行的强力抵抗”。他担心，“暂停货币兑换”会成为佩雷尔家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种局面确实十分危急，因为这是业务的老系统和新系统之间、工业信贷银行和国家银行之间的生死搏斗。”他和他的父亲给1865年的货币听证提供的证词提前宣告了佩雷尔家族以前一直想以一个更具扩张性的信贷体系取代法兰西银行的野心的彻底失败。“您希望建立几十家银行吗？”詹姆斯反问委员会，矛头指向佩雷尔家族关于放松货币监管的要求：
您希望授予他们发行钞票的权力吗？那么，保障在哪里？假如我是一家小银行的头，我们只有很少的资金，但是资金的需求量却很大。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会说：随便，反正其他的银行到时候不得不来救援我。这是所有小银行都会干的事情，而且是注定要发生的，它们肯定期盼着法兰西银行像一家母亲银行一样有义务去为其他银行所干的蠢事买单。
詹姆斯和阿方斯一致认为，货币政策可以成为法兰西银行自己的事情；如果它发行的钞票的可兑换性受到威胁，信心就会消失；它的运作方式应该尽可能地向英格兰银行靠拢，但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白银应该继续留在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里，并与黄金享有同等地位。佩雷尔家族试图反击，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怪罪于法兰西银行的高贴现率，并且指责是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操纵，将法国的资本转移到了海外。艾米尔·佩雷尔在1865年11月时这样说道：
在法兰西银行里有人希望看到我倒下……但是给萨拉戈萨和埃里康特铁路融资的人不是我，给隆巴蒂铁路线融资的也不是我，该为15亿意大利贷款、比利时贷款、奥地利贷款、罗马贷款、西班牙贷款负责的人也不是我，在这些项目中签过字的那些人现在就在那些谴责我们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抽干了国家财富的人中间！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有点幸灾乐祸的超然态度，冷眼旁观工业信贷银行经历着死亡的阵痛。詹姆斯甚至兴致勃勃地对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做了一些很随性的投机，尽管他也许对这些股票在1864年最后出现的大起大落没有什么责任（很多他同时代的人这样认为）。“老的”银行因此变成了新的，而“新的”银行却已经作古。
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货币问题并不只是缘于那些人力无法控制的全球经济力量；这些问题中有些部分是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意大利战争促使了公共借贷的增加，举个例子说，仅在1859年一年，法兰西银行必须借给财政部1亿法郎来支付国债费用，并对价值2 500万法郎的财政票据进行贴现。然而，这些钱只是政府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总借款额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总借款——就算没有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总计大约20亿法郎。意大利前国务部长阿齐尔·福尔德对这一政策的批评态度为一个不太现实的政治调整铺平了道路，这种情况在10年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出现在从前的对手之间的那些亲善关系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原野乡间可以看到。早在1860年11月，就有报道称皇帝“与福尔德和罗斯柴尔德先生在圣·杰曼打猎”；在第二年10月，有谣传说“福尔德先生、德·杰米尼法兰西银行行长先生和阿方斯·罗斯柴尔德先生在康皮埃尼与皇帝陛下一起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商讨金融局势”。然而一个月以后，巴黎传来的公告称福尔德回到了意大利政府内阁，出任财政部部长——这个公告很显然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整个市场的欢迎。“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的好朋友……福尔德听从了你聪明的建议，不调低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仅仅几周后，詹姆斯在写给阿方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阿方斯应该“去拜访福尔德，并且非常开诚布公地、非常坦诚地跟他谈谈”，还应该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们非常愿意与他携手，一起工作”。
在罗斯柴尔德、福尔德和波拿巴之间出现了新的蜜月关系的确凿证据，出现在1862年的1月，当时在为将（相对很少见的）4.5%利息的国债转换成3%的做准备。尽管当时正在尼斯过冬的詹姆斯对这个计划有些小的保留，但最后福尔德还是得到了罗斯柴尔德毫无保留的完全支持，这种支持不仅只是在法兰西银行里，而且是在整条拉斐特大街。在第一阶段，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借给政府3 000万法郎（5%的利息，为期4个月），目的是把3%票面利率债券的价格推高。另外，阿方斯同意购买8 590万法郎的30年期政府债券，这些债券也将被政府逐渐转换成了3%票面利率国债。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转换工作是成功的；而对詹姆斯来说，他非常高兴他又再次向世人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公共金融中的优势地位。
1862年12月16日皇帝到费里耶尔打猎的这次著名的出巡，需要放到当时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历史学家常常把这个事件看成是波拿巴与这家老奥尔良派支持者的“金融高手”之间和解（如果不算是他缴械的话）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事实上看起来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在福尔德、他的国防部长（也是他的表兄弟）瓦卢斯基伯爵、英国大使考雷伯爵以及福雷瑞将军和内伊将军的陪同下，拿破仑三世乘火车在上午10：15到达了欧祖尔·拉·费里耶尔，受到了詹姆斯四个儿子的迎接。走过站台上绣着金色蜜蜂图案的绿色天鹅绒地毯后，拿破仑三世和他的随员们换乘五辆装饰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绿色和黄色色彩的马车前往庄园。他到达的时候，庄园的四个角楼都飘扬着皇旗。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安东尼、纳特和他的姐姐伊芙林娜）在庄园的正厅里被正式介绍给了皇帝，皇帝驻足欣赏了挂在那儿的范·戴克、维拉斯克和鲁本斯的画作。然后，他走出门外，在花园里种下了一颗纪念雪松树，种完树后，享用了一份奢华的早餐。“所用的银盘子用铸模制造，而为了保证盘子的独一无二，模具一用完就被销毁”。《时报》以崇敬的语调这样报道，“随后是著名的塞夫勒瓷器，每个盘子上都是布歇的真迹画。”打猎活动也非常成功：据报道，猎杀的猎物有1 231只。下午以安排在大厅里的自助餐作为结束，从艺术馆里传来的是由已略显老态的罗西尼特别创作的《民主猎人大合唱》。这首歌没有什么艺术价值，配了男高音、男中音以及男低音的声部，伴奏中增加了有两架鼓和一面铜锣。下午6点，皇帝一行回到了车站，一路上由“侍卫、猎人和其他从这个领地上雇用来的人手执火把提供照明”。
然而，这次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的好客表演中最具炫耀色彩的活动是否真的代表了与拿破仑三世的和解仍然值得怀疑。尽管皇帝自己确实留下了十分愉快的记忆，纳特在他给他父母的函件中还是捕捉到了当天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我必须说这是我所有坐车的经历中最不舒服的一次，因为（从车站出来的）道路就像是玻璃窗格……如果是在英格兰，周围的民众应该会显得更加热情，“皇帝陛下万岁”的呼喊大部分来自于那些雇来的人……早餐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要是食物能保温，那就更完美了。早餐后，参与活动的人转移到了花园里。这里展示了宏大的狩猎场面，但是由于大多数猎手都喝了10~12种不同的酒，他们的枪法实在是不敢恭维。总共被射杀的野鸡约800只，而当初计划的是1 500只。
另外，按照一份记录，詹姆斯在跟皇帝告别的时候，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有些不中听的话。“陛下，”据推测他这样说，“我儿子和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一切。我们今天的这份账单可是够贵的。”就像（龚古尔）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拿破仑三世只是最近的法国统治者“对钱做了一次国事访问”。当时的德国卡通作家描绘拿破仑三世猎杀金鹿或者是肥大的金钱“猎物”，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参见图7–3和图7–4）；他们都本能地感觉到了这种场景里面的虚假成分。这场费里耶尔招待会如果不是为了英国与法国的和解——所有到场的有考雷和不少于4名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那么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然而，大家所期待的这种和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相反，每一次外交危机的出现似乎都把法国和英国两国之间的距离推得更远。
图7–3 《小金牛》（1862年）
资料来源：考勒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36页。
图7–4 《费里耶尔：罗斯柴尔德家的野生大猎场》（1862年）
资料来源：威尔森，《罗斯柴尔德》，第19版。
从公开的情况看，波拿巴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很不错，而且詹姆斯和他的家人经常被邀请出席宫廷的社交活动。比如在1863年1月，龚古尔在皇帝的表妹玛蒂尔德公主举办的晚会上就看到了詹姆斯。几个月后，阿方斯再次去贡比埃尼与皇帝讨论货币政策，他很满意地记录道：“陛下似乎明白了采取严厉措施的必要性。”4个月后，他和他的妻子又回到了那里参加猜字游戏晚会——一种最受欢迎的宫廷消遣，晚会上，莉奥诺拉表现得像“拥有荷罗孚尼大脑的朱蒂丝[36]”，到游戏结束时“她的头上和颈上已经戴满了钻石”。次年，福尔德担心佩雷尔家族可能会说服拿破仑放弃对货币可兑换的坚持，特别要求詹姆斯去与皇帝讨论货币局势。但詹姆斯自己没去，而是派了阿方斯去，他不去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嫌皇后太唠叨，而且“对犹太人的好奇心实在太重”。在1865年11月，莉奥诺拉又再次被邀请到贡比埃尼参加业余剧社的演出。她和她丈夫与居斯塔夫和他的妻子塞西尔还一道参加了皇帝1866年2月举办的化装晚会，在这次晚会上，皇后非常不吉利地扮成了玛丽·安托妮特[37]。
当然，那时的人们无法不去注意他们之间关系中的种种微妙之处。与詹姆斯相比，拿破仑三世显得年轻：他到费里耶尔的那年是54岁，而詹姆斯是70岁。然而，拿破仑三世的健康状况一般，一些危急的关头会耗费掉他很多的精力，而詹姆斯——尽管视力越来越差，而且双手的关节炎也更严重——却一直精神矍铄。当夏洛特在1864年到拉斐特大街去探望她的叔叔时，她“见他正在吃午饭，第一道菜吃的是牛排配土豆，然后是一份数量很大的龙虾。一个人必须要有很好的健康状况，最起码是基本上接近这种状况，才有可能有这么好的胃口来消受这么大分量的饮食”。同样令她吃惊的还有他“让人极度疲劳的”生活方式——“永远往来于巴黎和费里耶尔之间，”另外还有博罗尼、尼斯、威尔巴德和洪堡。他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最主要的中坚力量，整日不知疲倦地联络，一个接一个地开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驱动他这样拼命的那种工作伦理观，是他的后辈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1867年8月，安东尼给出了一个关于随詹姆斯访问伦敦的痛苦记录：
今天早上，我需要去一下交易所——9点时，男爵来了，我得陪他去见威尔士王子——剑桥公爵，然后是埃及总督，之后又是苏丹[38]，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然后如果谁不在办公室，准会被劈头盖脸骂一顿，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像往常一样写东西。
尽管如此忙碌，詹姆斯仍然能给自己找到时间在费里耶尔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野生珍禽园，同时还与威勒丝卡伯爵夫人——一位部长的太太——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人关系。他每年要花很长时间做温泉疗养，这不应该被看成是身体日渐衰弱的迹象，因为当他在享受这些水疗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比以前更年轻、更有活力”。“他在公共餐厅吃饭，并且与每一位女士交谈，但前提是她必须又年轻又漂亮。”当法国媒体在1866年刊发了一份夸张的报道说他的视力完全丧失了的时候，詹姆斯：
勃然大怒，而且非常迫切地想要给这些正在为他的失明作文章的穷酸文人们一个最有力的驳斥。因此他随即带着他的儿子们到所有的戏院走了一遭，给所有的女演员抛了数不胜数的媚眼，同时也让那些坐在包厢里的以及大厅里的观众看了个够，最后又到俱乐部玩惠斯特（一种四人玩的牌戏），并且大赢特赢，而且还很煞有介事地介绍了被他那杆非常准的猎枪打到的鹌鹑、野鸡和麋鹿。
詹姆斯超级自信，或许这时还有点倚老卖老，他随心所欲地发泄他过去一直压抑的那种刻薄的幽默。有一些是有关股票交易的知识：“在交易所里，如果你想要成功，那么当你不得不讲希伯来语的时候，机会就来了。”“你问我知不知道交易所里价格起落的原因？如果我要知道，那我早就是一个有钱人了！”有位发财心切的经纪人问他，如果安装一个旋转栅门并且向进入交易所的人收取入场费，对国债的价格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詹姆斯满脸木然地回答道：“我的康（看）法是，这样每天会邀（要）我付出20苏[39]的成本。”而他最有名的笑话——就像在费里耶尔说到“账单”——都是巧妙地嘲弄皇帝的。“帝国意味着一个下跌的市场”，这句话比照的是拿破仑三世的著名论断，他说帝国意味着“和平”。事实上，这句话成了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一个无法躲避的魔咒。[40]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这位老奥尔良分子的笑话理解成是他认为他和他的家族才是法国真正的统治者的原因。那些心怀不满的同时代的日记作家，包括岗果特兄弟，描绘了74名出现在居斯塔夫婚礼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我想象他们身处于伦勃朗[41]创作的那些犹太礼拜堂和神秘庙宇中，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金犊[42]。我看到这些人里的所有男性，有的身着用几百万根丝线纺织而成的华丽的绿色服装，有的身着白色以及其他色彩暗淡的宛如银行钞票的服装。一场在银行洞穴里的盛宴……这个世界的金龟子王，今天，他们觊觎着所有这一切，控制着所有这一切，报纸、艺术、作家和王室随心所欲地将音乐厅以及世界和平玩弄于股掌之间，控制着国家和帝国，随意用他们的铁路来贴现，就像高利贷者控制着一个年轻人，对他们的各种梦想进行贴现……因此，他们统治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歌剧本身……不是巴比伦的囚徒，而是耶路撒冷的囚徒。
对于岗果特兄弟来说，詹姆斯“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最粗俗，长着最恐怖的青蛙脸，眼睛通红，眼睑就像盾牌，嘴巴有钱包那么大，而且流着口水，就像是一尊金色的萨悌[43]”。但那些见识过詹姆斯的“天然本色”——在办公室里——的人，比如费多，却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绝对生命力所感染：
他具备非凡的、难能可贵的能力，可以不受干扰地集中自己的思想，甚至身处地狱般的嘈杂吵闹中也可以十分专注。通常情况下，当那些重要的交易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会关上自己的门，谁也不接待；还有，他能很轻松地在指导最重要的大生意的同时又管理好最不起眼的业务，这都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他指挥着他的儿子，基本上都是大儿子，在他的主办公室里接待从交易所过来的办事员，而他则蜷缩在同一间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与某些部长或者大使愉快地讨论着涉及数亿元的某项计划……他有时候会在一项可能给他带来几千万盈利的贷款合同条款谈判中，向那些倒霉的廷臣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在有些小得可怜的交易中价值可能也就是大约50法郎，而这些大臣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位金融天才具备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能力，他可以洞察一切，而且每件事都亲力亲为……这位巨人……阅读所有来信，收取全部包裹，而且还能在晚上找出时间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尽管每天早上5点他就又必须投身于他的生意里。而且，你还应该留意到，在他巨大无比的银行大楼里，所有事情都是那么井井有条！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秩序啊！多么忠诚的员工！
因此，尽管甚至连拿破仑三世都开始放松了对政治势力的控制，詹姆斯却越来越加强了对巴黎金融的绝对独裁。正如（龚古尔）所说的一样，在这个“最圣洁的金钱圣物”面前，“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而且这种绝对性就跟你必须面对死亡一样。”
但问题依然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对波拿巴的统治到底有多大的危害？这是当时的人普遍想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公开场合，詹姆斯对于帝国的统治至少还表现出了一些友好行为的话，那么私下里他和他的家族则仍然持有完全的敌意。就像他的法国亲属纳特所感觉到的，变得“荒谬地比以前更倾向奥尔良派，看不惯任何与皇帝有关的人和事”。这个观点得到了本杰明·戴维森的验证，他曾经与贝蒂会过面。起初，詹姆斯对于朝更有议会宪章性质的方向转化表示出了谨慎的欢迎，但又很担心拿破仑三世会通过政变再一次复辟。当阿方斯决定学习他叔叔列昂内尔的榜样，参加选举时，他是以一名反对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的——尽管詹姆斯对于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对形象搞得如此“昭然若揭”一直持保留态度。
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会反对一个在19世纪60年代对自己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政权？比那个挥之不去的奥尔良情节更为重要的是，詹姆斯和他的儿子们看到了在福尔德所提出的那个完善的金融新时代理念与皇帝的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像以往的情况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而且在他们看来还充满了危险。19世纪6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而且拿破仑还蠢蠢欲动地想去“插一脚”；每次有这样的迹象，对增加军费和因而导致更多政府赤字的预期就会给国债的价格以打击。例如，早在1863年7月，对新的法国贷款就展开了谈判；法兰西银行周期性的货币困难可能也会以影响金融信心的方式对帝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在意大利战争之前，詹姆斯就已经总结出了他自己的波拿巴政治理论：“没有和平就没有帝国。”在随后的几年间出现的事件只是使他对这一点更加坚信不疑，而且他的很多信件也都指出了金融弱势与需要进行操纵的外交空间之间的关系。他在1863年10月对他的侄子们说：“就像我说过的，皇帝应该以和平的口吻来发表谈话。如果他想拿到钱，而且确实也在准备一项贷款，他就必须这样做。”“我相信，”他在1865年4月写道，“弱势的市场将会帮助皇帝保持一种更平和的心境。”在1866年3月，他又说：“我们能够把和平维持一段时间，因为那位伟大的人物（拿破仑三世）无法负担发动一场战争所需的财力。”他反复忧虑的是国内的政治软弱仍然会诱使拿破仑三世去拿国外冒险进行豪赌。拿破仑三世越是证明了詹姆斯这种担心的可能性，詹姆斯就越预见到了金融的困境，这就是他说帝国是“下跌的市场”而不是“和平”的真正含义。
英国中立的根源
对拿破仑三世的不信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9世纪60代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所做出的反应的途径。在同一个时期，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发挥的政治和外交作用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他们能够接受对这些冲突所谓的不干预政策。这些冲突不仅指发生于欧洲大陆的冲突，也包括发生于美洲大陆的冲突。
勾画19世纪60年代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确定进入下院以后，列昂内尔从来也没有对他们的议员同僚们发表过讲话，但如果以此来认定他在政治上不活跃，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很频繁地出席议会——甚至有一次在关节炎严重发作而造成行动不便时，被抬入会场出席辩论——而且还很频繁地在纽考特和皮卡迪利大街接见资深政治人物和记者，致使他的妻子在1866年这样写道：“对政治的兴趣让你的父亲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了。”由于列昂内尔在争取进入下院的运动中一直得到自由党的支持而保持着竞选上的优势，很自然地一直留在自由党人的阵营中。他那位满怀浪漫的乡村情怀的弟弟迈耶也是同样的情况。在经济政策上，他也属于自由派，在对自由贸易的推崇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朋友查尔斯·维利耶这位自由党对外事务秘书克拉伦敦的兄弟，以及未来的自由党首相罗伯特·罗。但是，友谊的力量使他开始偏向迪斯雷利——假如说不能算是偏向迪斯雷利的党的话。他和夏洛特与其他托利党人相处得也不错，包括乔纳桑·皮尔将军（罗伯特爵士的兄弟，但是他并不是皮尔派保守党人）以及亨利·朗诺克斯，一位代表齐切斯特的下议院议员。1865年，列昂内尔以他特有的方式要求德莱恩减少《时报》对罗素政府的攻击，而与此同时又在纽考特欢迎最能击中政府要害的批评家——迪斯雷利。1866年4月，在对罗素的改革法案的辩论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餐桌上却迎来了“两位最大的对手——在周六是辉格党（格莱德斯通），在周日是托利党（迪斯雷利）。纳特说这两场招待代表的就是虎穴和狼窝——这两天当中，我们肯定会因某一天弄得下不来台，并且被搞得气急败坏，要是运气不好，说不定两天都这样”。
纳特是列昂内尔最疼爱的儿子，而且是所有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与政治关系最深的人，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一条之字形的路线。在能找到的他的最早的政治评论中，他很明显地表明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同时夹杂着对格莱德斯通的英雄崇拜，对迪斯雷利的冷嘲热讽。在自由贸易方面，他则是一个狂热的科布登主义者。但是他对帕默斯顿的赞誉也毫不吝啬，而且似乎从来不把贸易协定看成是军事备战的替代物（这个观点可以从他的军事训练以及在白金汉郡义勇骑兵队服兵役的事实得到支持）。当他首次来到下院（旁听1866年的改革法案辩论）时，“他发现格莱德斯通的演讲沉闷而且华而不实，并认为迪斯雷利先生熠熠生辉”。罗反对改革的论断让他有些动摇，然而布莱特——这位最有激情的支持者——仍然是一位英雄。
当支持改革的游行在1866年7月出现在伦敦街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政治态度的暧昧被暴露得一览无余。伊芙林娜藏好了她的瑟夫勒花瓶并且决不踏出房门半步；然而，当“某些保守派的先生们对纳特说，他们正在防范那些愚蠢的改革者，并且说他们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家的窗子没有被砸碎……你的哥哥回答说我们非常安全，因为人们知道我们愿意做他们的朋友；人们为我们欢呼，而且纳特和艾尔法就在人群里”。当艾丽丝·皮尔夫人告诉列昂内尔“士兵会开枪射杀20名或30名暴民，这场骚乱马上就会平息”时，他给出了一个很典型的回复：“您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艾丽丝夫人，但是我建议您不要让这样的说法传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夏洛特谴责托利党内务秘书斯宾塞·瓦勒坡挑起了暴力冲突，因为他把示威者驱逐出海德公园；但她同时又认同“托利党政府只能被逼迫采用自由党人的政策，这样人们就再也没有理由不让它证明自己与辉格党政权一样有用”的说法。列昂内尔在政府里“表达了对迪斯雷利先生获得成功的祝愿” ——但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不想看到如果托利党组阁，他又得再去搞一次普选的情况出现。当迪斯雷利在1867年2月新一届国会组成的前夜说“当我们再次相见，我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老鼠，但我们不辞职，坚持住，不要对国家做出任何的请求”时，他几乎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在增补、通读迪斯雷利的改革法案的漫长过程中，罗斯柴尔德的家门一直对所有派别的政治家们敞开着；夏洛特如饥似渴地阅读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文章（他走得太远，已经在倡导女性参政的权利），给格莱德斯通沏茶，又与迪斯雷利吃饭。列昂内尔认真地参与对增补内容所进行的辩论并积极投票，其间经常与（“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交换意见，并以一脸的不屑“看着情绪激昂的议员对通过的这些条款如此兴高采烈，而同样是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在上一年却是以最极端的态度进行了反对”。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诉求中越来越明显的跨党派形式的基础与过去一样仍然是对外政策。通过应用学自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日臻成熟的政治智慧，他们有能力把握住任何当政者的关注点——无论是自由党的还是托利党的。由于认同詹姆斯的目标——限制拿破仑三世可能导致大战的侵略野心——他们也寻求对英国的对外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相反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根本就不对普鲁士有什么担心）。安塞尔姆无疑是有些夸张了，但他1866年3月所做的分析中提到了很多他从纽考特接收到的信件的内容：
不要有任何的幻想，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的政治影响力可以看成是零。并不是把谁的剑永远地插在鞘里，或者谁的全副武装的战舰停泊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就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优势，并且令对手胆寒。无论如何，改革法案及牛群的传染病在约翰牛[44]的心中远比希勒斯威格和霍勒斯坦的领地更为重要。
这个矛头所指非常准确：毫无疑问，迈耶在1866年对在门特摩尔牛瘟传染的后果的担心和关注，就远远超过对德国统一的关注。很富戏剧性的事件——欧沃伦、格尼的失败（5月10日）、罗素政府的倒台（6月26日）、伦敦改革骚乱（7月23日）——分散了英国对欧洲大陆关键时刻所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力。无论列昂内尔对俾斯麦的疑虑有多深，他都没有太强烈的欲望让英国去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就算他想做，他也基本无法突破几任外交部长所传承下来的孤立主义政策的限制。只要格莱德斯通主义的财政公正原则依然被奉行，英国的预算就是平衡的，因此就算当防务预算增加，它们也是通过税收而不是借贷来解决：1858~1874年间，只有4年政府财政出现赤字，而且每一次的赤字都很小。对于国债的长期趋势，也一直是清偿而不是增加：在1858~1900年，债务金额从80 900万英镑降到了56 900万英镑（这也许是格莱德斯通最实在的成绩）。一个不借钱的政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只是一个可以提供意见的政府，而不是可以施压的政府。
美国的战争
英国不干预的习惯可以说始于罗素对意大利统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化的欢迎，这或多或少打消了他和帕默斯顿对法国政策的疑虑。美国内战的爆发转移了英国对保卫加拿大的关注，并因此为英国的对外政策建立起了这种持续了10多年的模式。罗斯柴尔德对于美国发生的冲突所持的态度常常被误读；事实上，它说明列昂内尔在这个时期对于对外政策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看是被动的。因为贝尔蒙特（时任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在1860年首相选举的辩论中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主要支持者，而后者则是列昂内尔的对手，他以及他后面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随后一年爆发的战争中同时遭到了来自两边的责难。北方共和党人指责“道格拉斯全国主席”在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是机会主义者；南方的民主党人也是同样的做法，只是从相反的观点提出。
按照贝尔蒙特的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他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直在努力争取罗斯柴尔德对联邦的支持：他最害怕的是他的欧洲“主子们”可能会对南方提供金融支持。但是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被反反复复地指责为邦联的同情者，特别是在乔治·迈克勒兰将军在1864年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后，因为他支持南方以谈判促和平，而不是那种被贝尔蒙特称做是林肯的“查没和强制解放的致命政策”。“我们是要那种让人鄙夷的和平，以便中饱贝尔蒙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整个犹太人团体的私囊（因为他们已经倾囊购买了邦联的债券），”1864年的《芝加哥论坛报》这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还是要那种让人尊敬的和平？这种和平要用格兰特和谢尔曼的加农炮炮口去赢取。”“让我们来看几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纽约时报》在同年10月这样写道，“在芝加哥（大会）上那位臭名昭著，无可抵赖的民主党领导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是的，伟大的民主党已经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它只能找一名国外的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来做它的领导人。”下面是由一名宾夕法尼亚的林肯支持者在随后一个月的某一天举行的集会上以极端的方式发表的讲话：
罗斯柴尔德家族代理人是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是这样”的呐喊声和欢呼声）……如果迈克勒兰先生成功当选，他将是多么合适的一位一流的财政部长（笑声）。在基督教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或者政府的财富能够逃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魔爪或毒牙的深深噬咬……他们也想来这里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借钱，那么犹太人就该发疯了，而且从此以后得一直疯下去（欢呼声）。他们和杰夫·戴维斯以及那些妖魔鬼怪永远不可能征服我们（长时间的鼓掌）。
那么，对于支持南方的这种说法能找到什么依据吗？就算是纽考特没有，在拉斐特大街也确实弥漫着对南方的理想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这主要与詹姆斯三儿子萨洛蒙的一份报告有些关系。萨洛蒙在1859年被送到了大洋彼岸（而阿方斯在1848年也去了一次）作为他的商业教育的一部分，并且在那一直待到了1861年4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尽管他惊奇地发现美国政治生活中很多方面真真切切地以狄更斯的方式展现在他的面前，但是萨洛蒙还是倾向于同情南方，并且在他给巴黎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欧洲应该承认邦联，以便制止战争。除了南方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法律这个理由以外——这条理由使很多像格莱德斯通这样不太支持蓄奴州的人改变了立场——由于北方对南方棉花出口的封锁而造成的对欧洲经济的破坏，也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尽快到来的和平——如果不是南方取胜的话。至少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有联系的一家美国银行——位于弗吉尼亚彼得堡的切夫斯与奥斯本银行——曾经反复敦促“英格兰应该在考虑利益和人道的基础上马上承认南方邦联”。而贝尔蒙特自己（与卡兹的说法相反）在1863年访问伦敦的时候，明白无误地告诉列昂内尔“不久北方就将被攻陷”。然而，在对战争的爆发进行了大量的谴责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战争的初期保持了中立的姿态，表示不赞成英国或是法国出手进行干预。1863年，美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在与迈耶·卡尔会谈后告诉《哈珀周刊》：
这里的M·A·罗斯柴尔德公司反对奴隶制并且支持联邦。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艾兰格尔为叛乱分子提供了300万英镑的贷款，并且他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罗斯柴尔德男爵告诉我，所有的德国人都谴责这种借钱给一个目的是建立蓄奴政府的组织的行为，而且公众的舆论也是如此强烈地反对，艾兰格尔公司根本不敢拿到法兰克福交易所里来进行交易。我还进一步了解到，犹太人承认借钱给那些追求上面所提到的那种目的的人并不违反他们的任何教义，但是他们说，这是专门留给那些变节的犹太人去做的事情。
确实是艾兰格尔与美国的詹姆斯·斯莱德尔联手在1864年3月发行了第一张“棉花担保”邦联贷款债券；同意参与发行的唯一一家伦敦银行不是M·A·罗斯柴尔德公司而是J·亨利·斯罗德公司，这家公司以前从来没有发行过政府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通报贝尔蒙特：“邦联贷款投机性太强，很有可能会吸引来所有疯狂的投机者……这是由外国人推出的，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与它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一直很好地保持着中立，跟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一直到1864年，詹姆斯才介入到针对北方从欧洲进口的融资业务中，并批评贝尔蒙特对支持林肯政府的态度不积极，敦促他那位还在迟疑不决的侄子纳特，告诉他北方债券有着很好的投资价值。当对资助南方的指控在1874年再次被提出来的时候，贝尔蒙特有点夸张地说：“大概在9年以前，已故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巴黎展示了他的账簿……当时我在场，他是在战争期间对我们的债券最早和最大的投资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南方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言，就像后来对贝尔蒙特的指控，说他试图拖延美国对芬尼亚会援助的支付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