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和白银
（1863~1867年）
我们不是在为普鲁士国王打工。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
1865年
当奥托·冯·俾斯麦1851年6月在法兰克福接受阿姆谢尔的邀请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追随着谁的榜样。30年前，梅特涅也曾经与阿姆谢尔一起“喝过汤”，这是一个奥地利首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长期互利的友谊的开端。他们参与了他的个人金融服务（通常以优惠的条件），并且成为他的一个快捷和隐秘的外交联系渠道；反过来，他给他们提供敏感的政治消息，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不只是在哈布斯堡的金融界，而且是整个奥地利社会。很明显，阿姆谢尔的希望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俾斯麦的关系也能遵循这样的模式；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希望似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尽管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作为普鲁士特使期间，因为他的反奥地利政策使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产生了冲突，但双方都未把这件事看成是个人间的问题，而且俾斯麦通常都把他个人的金融事务委托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处理，这个银行同时也作为普鲁士代表团的官方银行。M·A·罗斯柴尔德公司一直到1867年之前都是俾斯麦的委托银行。与梅特涅一样，在1867年以前俾斯麦不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与梅特涅不一样的是，俾斯麦从来没有试图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支很大的金额，尽管他在1866年进行过适度的透支，当时他的支出（27 000塔勒）超出了他作为首相的薪水（15 000塔勒）以及他的资产收入（大约4 000塔勒）之和——这点欠债在他获得普鲁士议会因为他战胜奥地利而奖励给他40万塔勒后，很轻松就清偿了。在这之前，俾斯麦主要是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提供现金账户方面的便利，比如说，在他1865年访问比亚里茨的时候，利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支付他的巨额支出（10 550法郎）。每年年初的时候，俾斯麦都要求为他的账户都提供一份账单，“以便我自己能计算一下，就像是根据日晷来设定我的时间”。另外，因为他的账户经常出现盈余——比如在1863年6月，当时他账户上有存款82 247古尔登——罗斯柴尔德银行给他支付了利息（按4%），并偶尔还会代他做些投资。在1861年的某个时点上，他们替他购买了柏林提沃丽酒庄的股票，这个公司主要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控股（其他主要股东包括克罗涅的奥本海姆）。
正如弗利兹·斯丹所证明的，在1859年以后，俾斯麦将他个人金融事务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委托给了格尔森·布雷希罗德，布雷希罗德在其父塞缪尔去世前4年继承了他在柏林的银行生意。但是，凭这件事还不足以认为他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的联系。布雷希罗德曾经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主要合作者一起做过生意，而且很显然，还是迈耶·卡尔第一个把他介绍给俾斯麦认识。另外，布雷希罗德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在柏林收集到的所有政治消息一字不差地报送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比如，在1861年3月，他非常准确地预告了自由党在选举中更进一步的胜利将会导致皇室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这“主要是关于军队的问题”，随后的“三个月再一次破裂，最后是对选举法的修改，原因是有一名反动的部长，或者可能是对内阁的全面改组”。他所提供的情报在俾斯麦从圣彼得堡回到柏林后得到了稳步的增加，在这之后，“根据来自于冯·俾斯麦先生的个人信息”这样的字眼开始成为他通信的特色。首先，布雷希罗德认为“反动的”而且“不受欢迎的”俾斯麦不太可能持久。然而，逐渐地，他与这位深受孤立的首相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俾斯麦希望利用他作为与巴黎的詹姆斯进行沟通的渠道。按照俾斯麦的助手罗伯特·冯·库德尔的说法，詹姆斯“总是可以自由地接近拿破仑皇帝，皇帝允许他畅所欲言，不仅是关于金融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布雷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给皇帝传一些不太适合通过官方管道来传递的话”。布雷希罗德与库德尔和俾斯麦本人的会面越来越规律化；不久之后，他的信中充满了对其“优质信息来源”的沾沾自喜。
迈耶·卡尔在法兰克福也没有忘记他这位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客户。我们已经看到，他在1860年的时候是怎样取得普鲁士宫廷银行家的头衔以及一枚不起眼的勋章的——这里有俾斯麦的部分功劳。为了获得一份更高的荣誉，他在1863年给俾斯麦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阿谀献媚之词，而这种做法早已被他的英国和法国兄弟所不齿：
阁下，您了解我长久以来对您个人久经考验的无限的奉献，而且也了解我是多么看重普鲁士的利益，尽管我所做的这些巨大的、长期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令人关注的重视……我现在请求您，充分相信您是一位高贵的、宽宏大量的，而且无所不能的典范，同时也毫不怀疑阁下您会根据您所掌握的事实给予我适当的关照，并且授予我那些崇高的荣誉中具有尊严的标志……愿天堂的眷顾总是环绕着您，并且希望您每天都充满快乐，您家庭的所有成员享有无尽的财富，希望我毕生之中一直都能得到您高度的关爱和悉心的呵护，而且使我能够成为您最诚挚的崇拜者和仆人中的一员。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远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梅特涅的金融联系渐入佳境的时候，他们与俾斯麦的联系开始疏远。布雷希罗德处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半依赖的地位，而引发后者的不快可能对仍然是一个小公司的前者产生不利，但布雷希罗德似乎还是有办法将俾斯麦的账户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挖过去。刚开始，他所做的只是收取俾斯麦在柏林的正式工资，并替他支付一些家用开支。而在俾斯麦1862年回到柏林之前，布雷希罗德开始以投资顾问的身份为他提供服务，在福利公司未支付红利的时候代表大家一致公认为他的客户的俾斯麦提出投诉。不久，他为俾斯麦相继提供了普鲁士铁路和银行的股票期权，同时还定期为他提供柏林交易所的报告。到1866年底，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时候出面处理俾斯麦40万塔勒奖金的投资事务的，是布雷希罗德，而不是罗斯柴尔德，而且在1867年7月的某一时点，俾斯麦销掉了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账户，并将账户余额（5.7万塔勒）汇到了布雷希罗德银行。“不应该让犹太人占上风，”俾斯麦后来这样说道，“或者说不应该让在金融上对他们的依赖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这种情况已经在某些国家造成过令人追悔莫及的结果。我以一个大臣的身份与犹太人的高端金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这样的，债务一直在他们那一方，而不在我这一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相对于迈耶·卡尔那些花哨的说法）布雷希罗德对俾斯麦一直是毕恭毕敬，这种毕恭毕敬的方式，就算是俾斯麦继续一直使用他们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可能做到。1862年之后，俾斯麦领导普鲁士所走的道路简单来说就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利益相冲突的道路。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会以一种既憎恶又钦佩的复杂感情来看待俾斯麦。他是一个“狂妄的人”，詹姆斯在1866年3月宣称。大约在同一时间，安塞尔姆很特别地把俾斯麦比做是“一头狂野的野猪，狂躁得满嘴白沫”。詹姆斯在一个月之后写道，俾斯麦是一个“一心只想着战争的人”。“可怕的俾斯麦，”夏洛特惊呼，“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是19世纪下半叶一个明火执仗抢劫的大强盗。”然而，或许这些谴责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是钦佩，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明显感觉到了“白色革命”的临近。早在1868年，夏洛特就把“俾斯麦智慧”作为挑选女婿时的条件。阿方斯这个最有理由痛恨俾斯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提到他时也只是有点苦涩地称他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站在幕后的人……他操纵着整个欧洲那些政治表演的木偶”。当俾斯麦最终在1890年从权力的巅峰跌落时，阿方斯对这位老对手的评论却是令人惊异的赞誉：随着俾斯麦的离去，他写道，“欧洲的国家当然不再可能保持在稳固的根本原则基础上”。俾斯麦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从来没有让人感觉过真正的尊重，他在很多场合都用一些反犹的说法来指桑骂槐。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低估他们在金融方面的敏锐嗅觉。或许他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种精明而实际的“现实主义”影子。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将他的政治原则定义得与阿姆谢尔非常相似，他略带调侃地回忆道，阿姆谢尔已经养成了询问他的秘书主管的习惯：“迈耶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今天对美国土地政策的原则是什么吗？”
德国统一：金融背景
从某种角度上，人们很容易了解俾斯麦能够成功避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任何其他银行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当时那些奥地利政治家做不到的。从金融的角度看，普鲁士属于另外一个集团。表8–1给出了一些简单的数据，说明了这一时期三个主要的交战方战争支出的名义增长情况。法国和普鲁士的数据事实上非常类似，但奥地利的数据——战争支出在1857年和1867年间出现了接近3倍的增长——毫不含糊地表明哈布斯堡君主不可能持续推进他的军事承诺。导致支出增长的因素是军队和防务预算，而不是（人们通常可能会自以为是地这样认为）通货膨胀，相比较而言说是紧缩可能更为准确（价格只是上涨了5%，这与那些年巨额的货币扩张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表8–1 统一时代的公共支出（1857~1880年）
法国 奥地利 普鲁士
（百万法郎） 指数 （百万古尔登） 指数 （百万塔勒） 指数
1857 1 893 100 371 100 122.8 100
1867 2 170 114.6 943 297.5 171.0 139.3
1870 3 173 167.6 422 113.7 212.9 173.4
资料来源：米切尔，《欧洲历史数据》，《公共财政》。
然而，银行家的态度更直接地决定于军费开支的筹措方式。在这里，普鲁士相对于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优势将会被更多地提及。在1847年和1859年，奥地利的总债务上升了2.8个百分点，而普鲁士的相对数字只是1.8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普鲁士以一个低得出奇的债务负担进入了这个时期：18世纪50年代公共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是15%，一直到1869年也不足17%；而法国相关的数据却从1851年的29%上升到1869年的42%。偿债的支出数据同样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差异：1857年，奥地利政府为其债务的还本付息开支了其普通财政总收入的26%，而普鲁士的相关数据只是11%。对于整个波拿巴时代，法国的相关数据平均为30%；就算在最高峰的时候，普鲁士的偿债负担也很小（27%）。这就意味着，从债主放债的角度看，普鲁士的信用风险最小，法国次之，奥地利是彻底的糟糕透顶。另外，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债券价格反映出来。奥地利票面利率5%货币债券在1859年和1866年出现了两次探底，价格大约在42（这样的价格水平在拿破仑时代以来很少见到）。相反，普鲁士票面利率3.5%债券从未低于78（参见表8–2）。
表8–2 德国统一的金融影响
最高价 日期 最低价 日期 变动（%）
英国3%票面利率国债 93.75 1862年11日 86.25 1866年5月 –8.0
94.12 1870年5月 90.375 1870年8月 –3.6
普鲁士3.5%票面利率债券 91.25 1864年12月 78.25 1870年12月 –14.2
法国3%票面利率国债 71.00 1862年5月
65.05 1864年3月 –8.4
69.4 1865年9月 60.8 1866年4月 –12.4
76.98 1869年5月 50.8 1871年1月 –34.0
奥地利5%票面利率金属债券 60 1864年12月 42.38 1866年12月 –29.4
注：英国和法国国债为伦敦报价，普鲁士和奥地利债券价格为法兰克福报价。
资料来源：下议院, 《账务与债券》，第27卷，第31卷;《经济学人》；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为了能更清楚地辨别差异，1851~1868年的整个期间段，普鲁士和奥地利债券之间的收益分布范围在2.7~8.6个百分点之间，平均下来几乎正好是5%（参见图8.1）。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差异虽然提及不多，但差异也是存在的：将1860~1871年之间的数值进行平均计算后，大约只是略高于1个百分点。正像塔勒兰德在1865年1月所观察到的（带有一点可以原谅的夸张）：“普鲁士在政治上出现了溢价，这与交易所的情形类似。”因此，尽管可以用发言人或是将军们的冒险战略来解释1858~1871年的各种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但金融方面的解释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可能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另一种解释是，奥地利的政策彻底失败了，因为它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没有能力同时支撑打击意大利和德国所必需的军事行动经费，奥地利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选择，通过出售一方的土地，来确保他们去攻击另一方。这从根本上说就是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所倡导的战略。由于试图挑战经济的现实，奥地利在两条战线上都吃了败仗。
然而，如果认为俾斯麦的胜利是由金融优势注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在关键性的1862~1866年动用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技术上讲是非法的，因为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甚至他自己的“鸿沟理论”也无法轻易掩盖远高于他最后一次获得批准的预算的那些超支金额。平均来看，1863~1866年的支出每年比1861年经过批准的正常支出多出了3 800万塔勒。俾斯麦冒险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筹措资金。1864年1月，由自由党主导的议会否决了他提出的仅仅1 200万塔勒的贷款计划。从此，他别无选择，只能（如他自己所说）“利用可以从任何地方找到的（资金）”。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他在1864年夏天向奥地利临时代办处保证他已经储备了7 500万塔勒时，完全是虚张声势。事实上，对于市场对这一时期普鲁士经济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否过度，也一直存在争议。与丹麦的战争一结束，俾斯麦马上倡议降低国防开支来作为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想法能够实现，”他辩解道，“就没有人能够估量出普鲁士的经济实力。”这就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推高了普鲁士债券的价格。
图8–1 普鲁士——奥地利收益差异（奥地利债券收益减去普鲁士债券收益），1851~1875年
资料来源：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不管怎么说，在对德国控制权的争夺中，外交与战争同等重要：金钱可以成为战争的动力源泉，但金钱在19世纪60年代的外交过程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得出这样的结论让詹姆斯非常失望。如果不考虑奥地利的软弱，詹姆斯曾经有好几次机会来阻止——如果不能完全挫败的话——俾斯麦的野心，不过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19世纪60年代的外交环境中的偶然事件。比如，要是俄国的政策对奥地利不如此敌视，俾斯麦就会暴露在来自东方的压力下，迫使普鲁士接受1849年在奥尔木兹达成的协议，由日耳曼恢复对德国的统治。要是英国的政策不如此被动，那么波兰和丹麦危机就可能不会对普鲁士产生如此大的威胁。如果拿破仑三世不用德律安·德吕替换图翁内尔，法国政策就会更有连续性：放弃行动开始时对意大利（如果不是罗马就是威尼西亚）的兴趣，拿破仑三世就有可能预见到一个奉行扩张主义的普鲁士对法国可能产生的威胁。奥地利对日耳曼联邦进行改革的企图也不应该只是像白日梦一样流产。每次只要奥地利提起这个话题——在1862年2月、1863年1月，以及对于俾斯麦来讲最危险的1863年8月——普鲁士的地位看上去都是岌岌可危的。奥地利在日耳曼的其他各邦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而且，弗兰兹·约瑟夫或许已经暗下决心，决定用威尼西亚或者侯斯坦来交换现金，以及一块给丧失掉的领土找来的“遮羞布”，从而找回在一场战争和另一场失败中可能会丢失掉的颜面。
因此说，是其他人的错误给予了俾斯麦机会：丹麦人在1863年11月决定吞并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1866年6月奥地利向联邦提出要求拥有直辖的领地，稍后法国人画蛇添足地要求将霍亨佐棱的主权与西班牙朝廷在1870年永久性地合并。甚至军事行动的结果都比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均衡：当战争于1866年爆发的时候，奥地利似乎得到了强大的法兰西以及其他主要的德国属邦的强有力支持，而普鲁士主要的盟友只有——按照一位普鲁士官员的观察，可能略微有点夸张——“美克棱堡公国和加里波第”。尽管普鲁士士兵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他们后膛装填的“撞针枪”却无法保卫在孔尼格拉兹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彩排：波兰
1863年1月由于反抗俄国的统治而爆发的波兰起义使危机进一步深化，而且也为1864年和1866年的战争提供了一次彩排的机会：一旦俄国要对波兰挑起战争，波兰可以迅速采取行动，而且尽管海外一片鼓噪，却也没有遭遇到任何干预。这次俄国侵略的经济意义不是太明显。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波兰这场起义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为在整整40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直到1862年4月才第一次得到了一个俄国大额贷款的业务。这似乎是一块肥肉：发行5%票面利息的债券，价值1 500万英镑，其中500万英镑直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和伦敦银行按94的价格认购，剩余部分向公众出售，收取佣金。但债券的市场反应没有詹姆斯所希望的那么好。因此，在波兰起义爆发的前夜，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银行留在手里的债券价值至少有200万英镑。詹姆斯曾经希望，如果俄国不卷入到战争里，债券的价格会上涨；但是波兰的危机使这个期望落空了。使这场危机如此令人惊慌失措的原因与俾斯麦很轻率地对沙皇提供支持（这使得他失掉了所有的朋友）的表态关系并不大，因为与此同时，拿破仑三世力挺波兰，这种局面很像1830年时的情况，很容易引发一场法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俾斯麦很幸运：要是英国对法国的支持更加积极一点，或者如果亚历山大二世能被说服，他的狼子野心就大白于天下了。而现实的情况是，德律安·德吕恢复克里米亚联盟的努力遭到了悲惨的失败，而且同时疏远了俄国和英国。
当时，迪斯雷利对这些经常被重复提及的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势力证据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色彩的说法。在7月21日，他警告布瑞吉斯·威廉斯——他众多的中年女性仰慕者之一——“一场以光复波兰为借口的战争将出现在欧洲中部地区，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而且持续时间会很长。”他补充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年签了两个贷款合同，一个是给俄国的，另一个是给意大利的……他们现在非常焦虑。”三个月后，他依然很悲观：
波兰问题现在是一个外交上的弗兰肯斯坦[45]，这是由那位神秘而且鲁莽的罗素爵士采用死尸的残留器官创造出来的。现在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并不是得益于那些政治家，而是得益于那些资本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在秘密的社团与欧洲百万富翁之间展开了一场角斗。目前来看，罗斯柴尔德取得了胜利，但是彼劳特（Billault，法国参议院主席，危机期间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之死对于他来说，与波兰爱国者的“利剑”同样致命，因为我相信，在世界的那个角落他们被称为爱国者，尽管在那不勒斯，他们只是匪徒。
这纯粹只是一个幻想。现实的情况是，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范围，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在无能的法国政府打压了俄国和意大利债券价格后骂骂娘。正如詹姆斯在听到俄国大使很热情地评说拿破仑三世强烈希望“将整个欧洲版图打乱”的时候所说的，“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发行债券根本一点都不合时宜”，但他在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相信会有一场大战——只是认为“市场太糟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反映了詹姆斯掌握的内幕远胜于迪斯雷利的一个事实：他知道法国和奥地利两国政府对这个事情的态度都分裂成了两派（在法国，沃鲁斯基支持战争，佩希尼和福尔德反对），因此可以推断出危机很快就能挺过去。让他真正有点动摇的情况出现在6月17日，当时第二份英——法照会送交俄国，再加上德律安·德吕的一次专访，促使詹姆斯下决心出手了2.5万英镑的俄国债券。到7月底，与爱登堡王子在威拉巴进行了长谈后，“老交易员”（詹姆斯这样称呼自己）确信和平能够得以维持。在伦敦，列昂内尔也基于对“更美好时代”的政治智慧的信赖而充满信心。“波兰什么事也不会有，”他告诉他的儿子里奥，“我们不应该为波兰人出手，他们一点都不见得比俄国人好。”
波兰危机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阻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国建立长期关系的计划。镇压波兰起义的经济成本高得足以危害新发债券的利息支付，逼得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拿出了大约100万英镑来发行更多的俄国债券，而与此同时，又使他们不大可能向市场投放更多的债券。这似乎证实了纳特对俄国金融市场习惯性的悲观，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他反对参与任何俄国债券的发行。与圣彼得堡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同情波兰的支持者势力在巴黎和伦敦都很强大，夏洛特和阿方斯两人都同时引用这一点来作为把俄国业务留给别人去做的理由。“我非常高兴是巴林银行而不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承接了俄国的贷款。”夏洛特在1864年4月，在听到一个关于新的债券由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老对手来负责的公告后写道，“如果我们的银行参与了谈判，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上将会出现很可怕的针对那些被吓坏的犹太人的喧嚣浪潮，说他们帮助残忍的俄国人迫害可怜的波兰人。”
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俄国人重新转回到了传统的银行，霍普和巴林，在1866年提供了一笔巨额的600万英镑的贷款。而詹姆斯也一直希望能够染指其间。他“由衷地后悔”，当在那里可以酿造“甘醇美酒”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个国家”。早在1867年2月，他就开始考虑这种他早先严词拒绝了的机会的可能性，试图直接参与到俄国铁路的建设中，这个计划他们曾经在沙皇及其首相戈尔察科夫1867年访问巴黎期间进行过探讨。然而，他仍然坚持认为应该以俄国政府作为借款人的方式在巴黎和伦敦发行普通债券，而不是试图发行铁路债券，谈判最终不了了之，另一个与俄国按揭银行讨论的项目情况也差不多。一直到詹姆斯死后，罗斯柴尔德银行才最终同意了发行俄国铁路贷款债券。
奥地利衰败的影响
正如詹姆斯一直所关心的，奥地利1859年在意大利遭到的失败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再也不会被看成是一个经济大国。在詹姆斯的眼里，此后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结束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困境，就像一个破产的企业所需要做的善后一样：他认为一个资不抵债的帝国需要清算那些它不可能再继续履行下去的义务，以便使自身更加合理化。詹姆斯始终想不明白，他的这个想法不仅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反对，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自己的侄子安塞尔姆的反对。安塞尔姆（与他的父亲在他之前所做的一样）越来越认为自己与哈布斯堡政权是一体的，特别是在他于1861年被任命为雷切斯拉特帝国议会金融委员会委员后，更是表现得忠心耿耿。在很多方面，詹姆斯对奥地利软弱程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奥地利毅然决然地否认存在的事实，它开始显得有些自不量力起来。
就在双方的敌意于1859年爆发之后不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地利政府发出了一个2亿古尔登贷款的有些疯狂的申请。詹姆斯开始时候的反应就好像是奥地利笃定会照顾他一样，坚持不让其他的外国银行参与到其间。然而，此时有太多的竞争对手都急于借钱给维也纳，因为这样的垄断太容易实现了。彼希奥夫斯海姆和苟斯米德获得了新贷款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彩票型贷款的方式发放。詹姆斯的报复有两个手段：抛售奥地利债券，以及当安塞尔姆按照1859年贷款合同应该向奥地利政府支付1 100万古尔登时不予合作。“我们从奥地利货币债券上什么也没有捞到。”詹姆斯满腔怒火地写道，“甚至连一个我们能够出手的价格都没有。”詹姆斯一想到在政府什么实在的担保都提供不出来的情况下，就要向对方付款，就感到“头痛”，他甚至略带威胁地说，赞同对奥地利政府提出法律诉讼来保护“我们的钱”。这种关系在1862年的时候达到了冰点，而关于1859年债券应付佣金一事的争吵也一直在持续，并就暂停对他们应收利息支付进行了谈判。当面对1862年准备筹措5 000万古尔登的新奥地利贷款的机会时，詹姆斯完全麻木了：
我不认为我们能拿到多少，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安塞尔姆提前24小时用电报通知我们能拿到多少，因为在维也纳，没有什么事是能够完全按计划行事的。我必须说，对我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我很希望安塞尔姆没有借口说我们把他置于困境中不管不顾，而且也不要说我们对他的银行不支持。
一直到安塞尔姆威胁要成立一个包括厄兰格尔和其他人在内的银团的时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才匆忙同意参与到1860年奥地利政府有奖债券的第二次发行中。这个威胁是一个信号，它说明维也纳分行与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开，并且它的所作所为已经激怒了迈耶·卡尔和詹姆斯。同样的情况在一年之后又重复了一遍，当时，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布罗涅塔诺寻求筹集另一笔贷款。而安塞尔姆的做法再一次让詹姆斯大光其火，因为他居然同意与两家对手辛迪加结盟，共同对贷款进行投标，而参加的银行中包括了工业信贷银行，以及它的伦敦模仿者国际金融协会和新设立的英国——奥地利银行（该银行在同年的早些时候由乔治·格伦菲·格林创立）。事实上，这个松散的银团到结束的时候也只是向布罗涅塔诺支付了400万英镑。当政府寻求通过在次年发行7 000万古尔登债券为这笔预付款进行融资时，商工银行是仅有的两家参与投标的银行之一，而且报出的认购数额只有1 900万。
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斯柴尔德之所以继续对奥地利政府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是出于一种为维护家族团结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所做的努力。詹姆斯仍然从整体上看淡奥地利债券，继1862年夏天大量抛售后，1863年11月又再一次抛出。1863年11月，希勒斯维格——侯斯坦问题令人措手不及地再次冒头，只能是让詹姆斯的悲观看法雪上加霜：他看不出与普鲁士联手对抗丹麦对希勒斯维格——侯斯坦的吞并能够给奥地利带来什么好处，特别是他们的联合攻击行动并没有得到在法兰克福的日耳曼联邦议会的授权。不可否认，从技术层面上看，丹麦是违反了《伦敦条约》，但是这场爆发于1864年2月的战争在大多数家族成员的眼里看起来是荒谬的，夏洛特称之为“国王、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的变态行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倾向于同情丹麦人，这种同情在伦敦和巴黎成为了一种主流。站在詹姆斯的角度，他看到的只是不断增长的开支，这种压力可能让奥地利无法承受，因而使得其最近一批债券的销售更加困难——尽管毋庸赘言，詹姆斯很快就会看到给丹麦放贷的机会，因为基本上可以肯定它将面临战争赔款的情况。
让詹姆斯更加警觉的情况是丹麦的战败一成事实，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盟就随即烟消云散：虽然在抗击丹麦（同时反对由法国和英国联手发起的外国插手调停的企图）的问题上双方走到了一起，但是它们对于领土的纷争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当两个王朝在希翁布隆谈判的时候讨论过各种组合方案，但是奥地利不同意对方提出的用希勒斯维格——侯斯坦这两个地方来交换它占领着的普鲁士土地的提议，而同时，弗兰兹·约瑟夫也拒绝普鲁士一直谋求的在德国北方的军事霸权。越来越明显，奥地利开始倾向于德国自由派所支持的解决方案：几个公国应该交给奥加斯滕堡大公。然而，在1865年2月，俾斯麦宣布，他只有在这些公国完全附属于普鲁士的条件下，才会接受这个方案，这个方针（就在他否决了奥地利参与关税同盟的申请几个月后提出的）骤然间使得战云密布，另一场更严酷的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种焦虑只是使奥地利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令人不解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居然选择在这个时候认购了1859年英镑贷款中剩下的300万英镑，其中包括了50万英镑的福费庭[46]贷款。对于这种蛮干似的做法，我们所能给出的相对合理的解释，还是只能把它看成是他们当时需要打击另一位竞争对手的野心，这位对手叫兰格朗·杜蒙梭，他当时正在四处兜售建立奥地利按揭银行的计划，而且提出以皇室的土地作为担保发放贷款的方案。当贝尔克雷迪自1865年7月从希梅尔林手里接过首相的相印时，奥地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追求和目标，这个时候的赤字高达8 000万古尔登，并且没有任何可能的资金来源，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银行拆借更多的资金。
在詹姆斯的眼里，随着埃斯特哈齐家族慢慢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中，奥地利也随之堕落得更加声名狼藉，因为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和维也纳银行都在代这个家族办理贷款事务。在1861~1864年间，以埃斯特哈齐家族的土地作为抵押所发行的债券融资金额已经不少于630万古尔登。之后，在1865年6月保罗·埃斯特哈齐被迫暂停支付以他的名字发行的债券的红利，这一举动马上引来了公众对这些债券的发行银行的口诛笔伐。在莫瑞奇·埃斯特哈齐主导奥地利对外政策期间，他自己家族的金融败落与帝国本身的衰败走势几乎完全吻合。这个败局所造成的困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敲响了警钟。
私有化与外交政策
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要保持与维也纳的业务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詹姆斯自信他手里持有奥地利问题的解决方案。早自1861年12月，他就已经开始谋划一项交易，按他的理解，这项交易给奥地利政府带来的不仅有金融方面的好处，也有外交方面的好处，同时他自己又有巨额的佣金收入，那就是：把威尼西亚卖给意大利。1865年8月的《加斯滕协议》暂时性地把侯斯坦划给奥地利，希勒斯维格划给普鲁士，这个协议没有排除一个类似交易的可能性，就是奥地利可以把侯斯坦卖给普鲁士。事实上，俾斯麦一年前在希翁布隆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而《加斯滕协定》通过将劳温伯格从奥地利转给普鲁士，获得250万丹麦塔勒的安排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大家要考虑的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否找到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如果价格能够谈拢，那么奥地利和它的敌人之间关于贯穿南北方的土地争端就可以转化成单纯的地产问题，它的可交易性就与过度抵押的埃斯特哈齐家族的私人地产完全一样。
要想弄明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65年的几场离奇曲折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谈判中到底想做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普鲁士、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地位事实上具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每个国家都奇缺现金。因此，对于争议土地的潜在买家来说，都必须要能够借贷到钱。但是，这对哪个国家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普鲁士是因为宪法冲突，意大利是因为信贷评级越来越低。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答案似乎是很明确的：两家都必须对国有的资产——最好是铁路——进行私有化，再用得到的资金去购买侯斯坦和威尼西亚。与此同时，奥地利的金融状况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甚至就算是卖出了这两片领土，也很难平衡其预算。而奥地利的铁路大多数都已经出售，因此，私有化铁路在这里行不通；所以，詹姆斯考虑应该寻求将这些已经私有化的铁路线的税收权从政府剥离，作为金融融资对价的一部分。这是1865年詹姆斯所有想法的根本所在：通过设计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复杂交易，来清理奥地利无法再继续维持的皇权，从而避免一场由经济纠纷所引发的战争。
对于普鲁士的情况，大家应该了解得更多些。从经济上看，普鲁士比奥地利强大；但从短期看，由于宪政危机以及丹麦战争，造成了现金流危机。事情一度很明显，议会不会同意授权政府去使用任何类型的贷款，因此俾斯麦不得不为他的武力诉求另辟蹊径。在1864年很快就浮出水面的一种选择是由拉斐尔·艾兰格尔领衔的银团提供1 500万塔勒贷款。对于布雷希罗德来说，这是一个警报：他知道詹姆斯对像艾兰格尔这样的暴发户一向没有好感，便赶快向詹姆斯保证这个报盘已经“彻底被否决了”，但真实的情况是海外贸易银行与艾兰格尔在此之后确实做过一些交易。最难办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布雷希罗德阻止艾兰格尔，但是自己本身又不愿借钱给柏林。当布雷希罗德推荐说普鲁士政府通过抵押贷款方式用4.5%票面利息的债券筹集2 000万塔勒的计划已经得到了议会的批准，用西里西亚的铁路（但是不出售）来偿付时，詹姆斯让他去找迈耶·卡尔，但是迈耶·卡尔把球又踢了回来，他回答说，巴黎银行对于这一类交易要“保持完全敬而远之的态度”——布雷希罗德觉得这种说法很聪明，可以不刺激俾斯麦：“我尽量让他相信那些令人尊敬的银行会很高兴对普鲁士的金融活动提供支持。”普鲁士政府由于对金融问题的纷争已经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财政部部长伯德尔希温反对将铁路债券转换成军事目的，并且逼迫俾斯麦向议会申请，希望能得到一份贷款的授权。这种通过对丹麦战争的胜利来说服议会中的自由党转变态度的愿望在1865年破灭了，当时，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被议会宣布为非法，而且所有的资金申请都被毫不留情地驳回了。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奥地利接受了把侯斯坦卖给普鲁士的提议，普鲁士将怎样支付？早在1864年11月，俾斯麦就承诺过“巨额的货币等价物”，如果这个等价物“值得”，埃斯特哈齐告诉普鲁士大使维特，“他不会拒绝这个提议”。在这一点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首次尝试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由布雷希罗德和维也纳银行的莫利兹·戈尔德施密特前后传话，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正如戈尔德施密特所说，谈判中的金额“必须要有足够的油水去克服对于现金结算的那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种说法得到了奥地利财政部部长普勒内的呼应。之后渐渐明朗的情况是普鲁士的心理价位是4 000万古尔登（大约2 300万塔勒）。但是，这笔钱从哪儿来？布雷希罗德可能会说普鲁士的“国库是满的”，但伯德尔希温已经向议会报告，与丹麦的战争花费了2 500万塔勒，其中半数花的是国家“财富”（意思是储备资金）；按照布雷希罗德的说法，储备中还留下来了3 700万塔勒。那么，如果普鲁士买下了侯斯坦，国库中就所剩无几了。
另外的可能性是普鲁士可能会出售自己的国有资产来筹集所需的资金。事实上，这里有两条路，而且在1864年前布雷希罗德就对两条路都提过建议。第一条路与克罗涅和明登（汉诺威附近）之间的铁路有关，“德国西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中枢”；第二条路，是一个与萨尔中部地区的皇室土地有关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具体来说与当地的煤矿有关。普鲁士政府起初计划提供克罗涅–明登铁路总共1 300万塔勒资本的1/7，但是按照与普鲁士商务部部长奥加斯特·冯·德·海伊特男爵达成的一个交易，要求整个交易过程必须保证权益的完整性，而且作为回报，普鲁士拥有在1870年收购所有其他股东手上股票的权利。1862年12月，布雷希罗德向奥加斯特·冯·德·海伊特的继任者冯·伊曾普里兹提议政府将全部的“股票认购权”以1 400万塔勒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另外的一个可能性由布雷希罗德在1863年11月提出，他建议政府应该出售在萨尔地区的皇室土地给一家专门组建的合资公司，由政府控股，但是吸收其他公司股东的现金投入。这样的出售事实上早在1861年时就有谣传，我们并没有在相关的资料中看到，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曾经为矿山出过报价2 000万塔勒的报告。私有化除了能够给政府提供它所急需的现金这种明显的好处外，其他的好处还有，按照俾斯麦可能想到的，如果法国因为普鲁士在其他地方的领土扩张而提出以萨尔地区来作为“补偿”的话，矿山仍然能够留在普鲁士的手里。按照布雷希罗德的说法，私有化可以大大拓展莱茵地区业已存在的奥本海姆的巨大产业帝国，而他们两人也有很紧密的业务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普鲁士的经理人员能够解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这或许真的是一着妙棋。但是这中间存在着陷阱。如果普鲁士能够拿到钱，俾斯麦或许就会用它去与奥地利决一死战，而不是用来买侯斯坦。事实上，普鲁士政府甚至在《加斯滕协定》签署之前就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当1865年7月18日达成了关于克罗涅–明登交易的协议时，普鲁士政府以1 300万塔勒的价格出让了它的股份选择权，俾斯麦马上报告了皇太子：“完成战争动员和一年的战役所需的财政条件已经满足了，金额大约是6 000万塔勒。”“我们有钱了，”战争部长卢恩嚷嚷道，“足够让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放开手脚了，足够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动员整支军队并为整个的战役提供军费……钱从哪里来？用不着违犯法律，只需要通过对克罗涅–明登铁路做些调整，对于这些调整，我自己甚至是伯德尔希温，都认为条件非常优惠。”很快，奥地利领事秋泰克就报告说普鲁士拥有“如此重要的资金供应渠道，这跟人们随时存放在手里准备着应战没有什么两样”。从另一方面说，克罗涅–明登铁路的出售还不足以确保胜利；卢恩也一直在考虑普鲁士从它大张旗鼓的备战中赢得的外交杠杆效应，也不一定是要真的去打。8月，俾斯麦通知布雷希罗德不要用他的账户销售债券，防止“对战争的莫名其妙的担心”。他在《加斯滕协定》签署后这样评论道：“我们的金融及军事方面准备工作的条件使大家期待不要迫使战争太早爆发。”具体来说，俾斯麦有理由担心，如果奥地利也成功地筹集到了资金，任何冲突都可能是（至少在金融方面）太过于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因此，他在1865年夏天的目标就很简单：通过他可以采用的各种手段阻止奥地利政府从资本市场上成功地融到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