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在1865年的时候非常明确地提出需要一笔贷款。或许是为了鼓励政府来找他，詹姆斯在8月中旬以78.9这个相对大方的价格购买了30万英镑的英国——奥地利债券。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不太愿意再提供大规模的新贷款。在9月9日，他确实对派到巴黎与他进行协商的财政部官员贝克男爵说： “让我们现在来办理贷款根本就不可能。”但是贝克男爵的反应感动了他——“这个人完全崩溃了，并且说道，‘这么说，政府就只能坐等破产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壮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崩溃的奥地利经济，这感动了一位对当时的惨状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的人。詹姆斯匆忙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100万或200万英镑的一年期贷款，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与巴林（他们知道奥地利人也去找过他）合作，之后看情况再决定新的长期贷款。
这次一反常态地与巴林携手——同时参与进来的还有兴业银行以及地产信贷银行，这些银行都曾经被拜访过——表明詹姆斯并没有低估借款给维也纳所面临的风险。然而，他非常希望通过“做些事情”来向贝克表示“我们不反对奥地利”。这样做的理由并不难猜到。在众多的原因当中，最关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持有巨额的奥地利债券。正如詹姆斯所说：“我们投了太多的钱给这个政府。”如果奥地利真的宣布破产，那些债券的价值一定会贬得非常厉害：“这些讲信用的人只是想要钱去支付到期的利息，而且我也可以看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巴林对奥地利也很支持，所以他也有利益牵涉在里面。”另外，这种在极端困难时期提出的短期贷款，条件一定是优厚的，因而利润也肯定相当丰厚：“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会同意别人随心所欲地从它身上赚取足够多的钱，奥地利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一个大国。”
开始的时候，詹姆斯不假思索很快就接受了兰格朗·杜蒙梭早些年的想法，用皇室土地来为贷款做担保。但是隆巴蒂铁路所面临的金融困难——刚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和兴业银行注入了6 300万现金——为他那层出不穷的业务想象力提供了另一种新的想法。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它将从1868年起开始向奥地利政府交税。詹姆斯看到了一种推动公司疲软的股票价格上涨的办法——争取免税，正如阿方斯所说：“对我们隆巴蒂的未来寄予了太沉重的希望。”最后，贷款谈判给对奥地利施压提供了途径，要求奥地利同意给普鲁士和意大利提供一些便利，以求避免战争。阿方斯在9月16日与意大利大使讨论了用现金或者用多瑙河公国（罗马尼亚）交换威尼西亚的可能性；三天后，詹姆斯表达了希望就“意大利问题做出决断”的想法，并建议加入众所周知的“罗斯柴尔德条款”，要求贷款必须坚持维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到9月23日，他想的更加激进：
可能还应该加入与英国或许还有法国贸易协定方面的条款……确实，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桩辉煌的交易。这些人想要我们从他们身上赚钱。我们开出的条件是建立一个审批贷款以及裁军的委员会。我认为，在《宪法》之下，人们一定会享有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更加完善的信用体系。
仅仅三天后，詹姆斯和阿方斯在与贝克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后，似乎得到了“所有我们想要的”：
至于说贸易协定，将它与贷款联系起来并没有任何困难……相互间的谅解似乎与隆巴蒂铁路的税收问题同等重要。最终会在今天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同意贷款），因为政府还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它需要钱来巩固它的政治地位，并且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
我们从奥地利外交人士姆赫林能的报告中了解到，贝克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詹姆斯的合作做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按照贝克的观点，奥地利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詹姆斯）的”手里，而且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具有很多个人性质的优惠条件：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说服他，我们就无法继续推进其他的任何事情。只要有一分的希望，我们就要尽十分的努力，特别是要让詹姆斯他老人家高兴。任何能讨他欢心的事情都能值1%或者2%……如果我们能授予他一枚“大绶章”的话，情况会是什么样？就是一枚斯坦尼斯劳斯勋章促成了俄国贷款。他有一级铁冠勋章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能否让他想要得到这个勋章？
到了10月3日，这项交易似乎只等着签字了。
比亚里茨会议
然而，忽然间，节外生枝的情况出现了。当然，对于这项交易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1865年夏天巴黎金融市场的不景气首先迫使阿方斯认为发行新的奥地利贷款债券“在目前的形势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安塞尔姆在这种情况下很意外地修改了奥地利的需求，把金额提高到1.5亿古尔登时，他的法国堂弟被惹恼了。他发现：
很难理解一个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对奥地利的金融市场如此了解，又是议会金融委员会委员的人，居然会在奥地利已经处于危机边缘的时候，还不给我们发出警报，反而还让我们保留所持有的全部（奥地利）债券，而且他甚至还一直鼓励我们尽可能多地购买，然后，忽然间他过来，很平静地告诉我们说，如果奥地利不能够贷到1.5亿古尔登，它就别无选择，只能宣告破产。
按照安塞尔姆的测算，政府真实的需求是4 900万古尔登（690万英镑），但是这只够支付到期应还的债务。纳特一点都不怀疑，任何新的奥地利债券都只可能是“垃圾”。在10月初的关键时刻，迈耶·卡尔的疑虑更深了：
我只能后悔，只要欧洲大陆还是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德国的前途仍然具有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钱就会显得非常宝贵，而且流动性会更差，我们的公众已经在英国发行的奥地利债券上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不会再相信市场……我必须得承认，我对奥地利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们总是在欺骗我们……他们根本就靠不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已经写了很多信给巴黎，而且也完全表达了我的意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担心这一次如果你跟他们达成了协议，你将会像我们的朋友和堂兄弟一样被欺骗。这里的公众每天都在售出巨量的奥地利债券。
同时，与迈耶·卡尔所指出的一样，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反对理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发生的《宪法》纷争，在1865年9月导致了议会休会，同时这场纷争似乎在奥地利也提出了普鲁士业已存在的问题：政府是否获得了筹集新的贷款的法律授权？这个争论对伦敦银行界的影响远比对法国的影响严重。
导致奥地利贷款谈判最终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如奥地利人自己所声称的，是由于俾斯麦与詹姆斯为否认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的支持而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的结果？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也无法找到答案。毫无疑问，俾斯麦是决心要制止这项贷款交易的。早在6月19日——按照“外国局势的复杂因素可能产生的机会”的说法——俾斯麦已经“注意到通过适当的金融行动，来深化奥地利贷款所依赖的金融市场目前的颓势可能是明智之举”。事实上，他在一份外交报告中引用的奥地利官员所说的“由于缺乏信贷的支持，奥地利政府可能会暂时放弃它的大国地位”这句话下面画了条线。“通过我们的侵入行动，”他告诉卢恩说，“普鲁士需要打破奥地利的那些计划。”也许是因为心中装进了这个目标，他建议布雷希罗德采取行动，诱使罗斯柴尔德银行购买海外贸易银行的普鲁士债券，然后把收益转给政府，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绕过议会对贷款授权所做的限制。
这个掩藏的动机是否可以解释交易失败的原因？迈耶·卡尔拒绝购买900万塔勒的1859年普鲁士债券，这些债券由海外贸易银行在7月份时以面值提供给他，这个回绝不可能没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假定他准备将债券价格推高到99.5，然后在一周之内卖给柏林的银行家，之后在101进行交易。詹姆斯与阿方斯毫无疑问开始怀疑普鲁士的真实动机。8月4日，在《加斯滕协议》之前，詹姆斯附和他儿子“对德国政治不满”的说法。他不愿意相信战争会爆发，“因为奥地利太弱了，一定会放弃”，但是同时谴责俾斯麦图谋进行“野蛮的政变”，并且表达了对布雷希罗德的“不信任感”正在进一步加剧。相应的，他发出指令卖出了40万塔勒的普鲁士债券。这可把布雷希罗德吓坏了，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他急匆匆到奥斯登去见詹姆斯，“他来告诉我，”詹姆斯很平淡地说，“一切都运行得多么正常。”詹姆斯对普鲁士局势的判断表明他在这个紧急关头把俾斯麦和布雷希罗德看得多么渺小：“俾斯麦绝对不可信赖，因为他在国内的地位非常糟糕。布雷希罗德认为将会爆发一场革命，这真是可笑的胡说八道。对这样的说法我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因为一个人不应该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而拿自己的国家去冒险。”当俾斯麦再一次进行尝试的时候，詹姆斯完全明白了他的目的。甚至在两人于9月2日会面之前，詹姆斯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提高海外贸易银行的贴现率是“一个政治动作，目的是防止奥地利获得贷款，并强迫它出售两个公国（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
然而，这次会议后詹姆斯的语气有些变化。“俾斯麦昨天告诉我，”他在会后这样告诉他的侄子们，“奥地利人现在根本就不想卖，但是最后他们肯定会屈服的。”俾斯麦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如果詹姆斯把款贷给了奥地利，就会减轻而不是增加迫使皇帝同意出让侯斯坦的压力。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贝克之间那场几近达成协议的谈判。但当俾斯麦在一个月后到比亚里茨拜会了拿破仑三世之后，他明显加大了破坏贷款谈判的力度——而且这一次他似乎得手了。在10月6日，詹姆斯通知他的侄子们，他已经推迟了与贝克的下一步谈判，“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考虑这种大规模的交易。这里的人都说，俾斯麦在跟德律安·德吕谈话的时候一直是以一种趾高气扬的方式”。第二天，在费里耶尔狩猎后，詹姆斯与俾斯麦开了两小时的秘密会议（俾斯麦高度赞扬了詹姆斯的优质红酒）。很是恼火的姆赫林能这样向维也纳报告：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但我确实知道在费里耶尔的头一晚，这位老男爵还非常有所指地提议为我们的心想事成干杯……但在这次问题很大的访问之后，谈判的发展转向了坏的方向。有谣传在四处传播，说德·俾斯麦先生为侯斯坦出价8 000万塔勒。罗斯柴尔德家的一个儿子——阿方斯走得更远，他告诉我的一位同事，我应该接受这个建议，而且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再需要贷款了。
事情马上就真相大白了，俾斯麦再一次告诉詹姆斯，如果借钱给奥地利就会妨碍对争议中的土地的和平出售。姆赫林能所说的这些话中，只有对俾斯麦心中对于侯斯坦的出价的猜测是错误的（布雷希罗德只是提出了2 100万塔勒，只是克罗涅–明登交易所得收益的2/3）。根据姆赫林能给奥地利外交部部长蒙斯多夫的报告，几天之后（在10月15日或者之前），詹姆斯重复了俾斯麦的说法，尽管詹姆斯很小心地否认了这些说法的原始出处。他同时还额外透露了几乎同时在秘密进行中的意大利的另一份提案——威尼西亚也被打算出售：
在我们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很突然地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受那个据说已经对你们提出来了的方案呢？让他们购买侯斯坦。”……我当着他两个儿子的面答复男爵，我无法回答他所提的问题。尽管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接到什么指示，但我认为我应该向他表明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他帝国政府并不考虑这种可能性。男爵打断我说，这只是在股票交易所里流传的传言，就像是关于出售威尼西亚的说法一样，这些消息并不是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长或者是外交人士。我回答说，我有太多的理由推断这些精心编制的说法的来源（提到了俾斯麦的名字），这些说法我已经从很多途径听到过，而且也有些时日了。由于他只提到了威尼西亚，我觉得我有必要对那些企图误导公众错误理解我的政府意志的人强烈表达我们的不满。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甚至仅以此为基础，对通过提出侯斯坦问题，以便为威尼西亚购买案铺平道路的企图进行讨论，都没有任何的可能……我相信奥地利就算是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以及最后一分钱，也不会允许别人对帝国的统一进行干预……如果外国的资本去为我们的敌人服务，最早遭到打击的必定是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找到自己的方式，击败他们对我们的攻击。
詹姆斯连续几日闭门不出，遭受着疑惑与痛风的双重折磨。在维也纳，这次谈判延期的事件甚至变成了公众谈论的粗俗话题。伊芙林娜就提到，安塞尔姆到戏院去“看一部新剧，剧中的主角有句台词是，‘我们需要钱，钱，钱’……整个戏院的所有观众就转过头来看着安塞尔姆。被现代的阿尔戈斯[47]——公众——这样盯着看，使他感觉到非常不自在”。
然而，俾斯麦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10月18日，詹姆斯与他在伦敦的侄子们决定继续向前推进。两天后，条款似乎基本谈定了，4 900万古尔登的短期借款或者是9 000万到1.5亿、价格为68的贷款，附加条款为免除隆巴蒂铁路的税收20年，作为补偿，詹姆斯宣布免除政府对特瑞斯特和威尼斯铁路网债券担保的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书显示铁路免税政策——其价值按照阿方斯的测算每年为1 400万古尔登，而按姆赫林能的算法是总计2 800万——事实上是最关键的问题，其关系是如此重大，以至于詹姆斯把它列为了合同谈判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针对贷款，也针对短期借款。按照阿方斯的说法隆巴蒂特许权是“资本的基点”。他和他的父亲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提出了侯斯坦和威尼西亚的问题，他们很不明智地跨越了奥地利政府所关注的红线。当阿方斯醒悟过来，认识到维也纳变成了“烫手山芋”事实时，一切都太晚了。通过维也纳银行家赛缪尔·哈伯的介绍，姆赫林能和贝克与巴黎的一个银行家集团建立起了关系，这些银行家包括霍廷格尔、马勒和福尔德，由地产信贷银行牵头。当詹姆斯提出（用姆赫林能的话说）“无法接受的条件”并且要求“真正的让步——对隆巴蒂的税收豁免”的时候，竞争银行的报价“远比罗斯柴尔德的好，而且并不要求什么回报”。“这些报价可能会被回绝，” 姆赫林能很直接地写道，“这个后来的银团没有罗斯柴尔德–巴林的声望。我承认这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花了7周来谈判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价格，耐心地倾听詹姆斯男爵嘴里冒出来的一些实在难听的话，目的只是希望能跟他谈下去。”在11月14日，他和贝克完成了与地产信贷银行银团的谈判。因此，不仅没有能在破坏奥地利的贷款事情上与俾斯麦保持一致，詹姆斯反而是羊肉没吃到惹了一身膻。当他和阿方斯意识到地产信贷银行已经把他们赶出局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震惊：它对阿方斯的打击如此之大，让他惊呼“荒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些先生们一定是相当臭名昭著和厚颜无耻，才会冒这天下之大不韪”。詹姆斯对这些 “奥地利流氓”大为光火，并指责贝克收受了贿赂。安塞尔姆和费迪南德觉得“德·贝克先生的行为非常恶心”，他们认为他，“不仅没有绅士风度，而且做的也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事实上，这件事情让安塞尔姆是如此激动，甚至以从国会辞职相要挟，尽管詹姆斯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在这种关头奥地利人不会再重新任命一名犹太人”）。
问题的症结仍然未能解开，也许是因为他像奥地利人所宣称的，强硬地坚持隆巴蒂铁路的免税要求，而这已经证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作为回应，詹姆斯给出的说法是奥地利人只是用他的隆巴蒂要求来作为一个借口，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政治决策，要支持一个纯粹的法国贷款。事实上有很多现象可以支持詹姆斯的这个说法。在地产信贷银行的条件事实上很明显赶不上詹姆斯所提出来的组合。后来居上的银团按实际价格61.25购买面值大约1.5亿古尔登的债券，因此，在支付完佣金后，奥地利政府真正到手的只是9 000万古尔登。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当市场对奥地利的债券报价还在70的时候，这完全就是在放高利贷。相比较而言，罗斯柴尔德给出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68，如果考虑隆巴蒂优惠减少一个百分点，是67.1。因此，更加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詹姆斯对出售侯斯坦和威尼西亚这种可能性的暗示，使得奥地利谈判者开始寻找其他银行。当弗兰兹·约瑟夫从他派驻巴黎的官员的报告中得知詹姆斯把所建议的贷款的条件设定为承认意大利的王国地位时，他在报告的空白处潦草地写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得谈。”约翰·罗素爵士也支持出售威尼西亚的事实在加重他们疑心的程度上并不比詹姆斯与俾斯麦会面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小。一笔由纯粹的法国银团在得到拿破仑三世和德律安的认可后放出的贷款，似乎不会有太多的附带条件限制；事实上，它似乎增加了把法国卷入反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联盟中的机会。当戈尔德施密特听到贝克接受了地产信贷银行的报盘后，他就下了结论：“对于购买侯斯坦的业务，绝对没戏了。”
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最关键的是奥地利人对出售侯斯坦或者威尼西亚的根本性否决——既不是因为俾斯麦的阴险，也不是因为詹姆斯对铁路的自私要求。对于这种强硬的态度，一般总是归咎于弗兰兹·约瑟夫那种不合时宜的哈布斯堡荣誉感（甚至连他自己后来都说奥地利的政策“非常崇高，但是非常愚蠢”）。然而，这种对侯斯坦或者威尼西亚所做出的各种报价固执的拒绝到底蠢到什么程度，确实很值得深思。如果4 900万古尔登只够用于满足奥地利的债权人在1866年2月期间的债务，那么普鲁士为侯斯坦所报出的4 000万古尔登的价格也许就“太少了”。 因此，戈尔德施密特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建议普鲁士用一小片西里西亚（俾斯麦自己在谋划格拉兹国）或者位于魏滕伯格的赫亨佐冷飞地（普鲁士皇室的祖地），来给这个药片上抹点糖。（维克多·艾曼纽尔不是将他的祖地萨瓦奉献给法国了吗？）蒙斯多夫或许也是对的，他认为出售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所开先例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比通过武力失去它们更严重。至少，在战场上人们总还有胜利的机会，实在不行的话再投降也不迟。
战争中的家族策略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身陷困境的时候，是我们对对方最感到愤怒的时候。詹姆斯清楚，由于代替俾斯麦提出侯斯坦或者威尼西亚的问题，他已经在无意间破坏了可能会给隆巴蒂铁路带来好处的一项交易。然而，当他和他的亲戚们不得不重新返回到黑板前，为他们的铁路设计那些后来被证明成本很高而且难度不小的新权证发行时，他们并没有自责。另外，他们也没有责怪奥地利，虽然他们似乎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事实上，给维也纳提供的新的短期借款早在1866年2月1日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带着异乎寻常的激烈情绪，一致谴责普鲁士。不过在表面上，詹姆斯在11月给俾斯麦送去了一箱勃艮第酒，作为对他访问费里耶尔的纪念。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这位普鲁士首相的看法，经过了很多年才得以从这次失败的奥地利贷款事件中恢复过来。1866年1月16日，迈耶·卡尔从法兰克福写来了一封通篇都是愤怒语言的信，这封信简直就像是一份宣战书：
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一天更比一天复杂，普鲁士的行为表现出了一种自从有历史记录以来人们闻所未闻的特质，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普鲁士应该为它糊弄整个德国的这种可耻行径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它的这种行为方式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对可能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形成的意见也根本毫无用处，事实是整个德国普遍都反对一个狼子野心的政府所提出来的政策。
这种情绪得到了列昂内尔最小的儿子里奥从剑桥发出的呼应：“普鲁士看起来是如此残暴，好像他们的野心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似乎他们仍然在迫不及待地想要摧毁其他所有的弱小国家。”在维也纳，戈尔德施密特的心里对俾斯麦的好斗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普鲁士大使高兹坦率地——而且可以肯定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授权——警告他，与奥地利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了，因为“关于侯斯坦，奥地利已经给了普鲁士一个否定的回答，它一口回绝了出售它在那儿的权利”，但是詹姆斯的情绪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对于阿方斯来说，普鲁士是“盛宴上的怪兽”：只要俾斯麦还在掌权，并且推行他的“吞并政策”，他就看不到金融市场稳定的希望。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詹姆斯对这个提议如此不友好的原因——在接受布雷希罗德的助手勒赫曼的拜访，并在与高兹进行了两小时的会晤后，他在3月14日一口回绝了——这个建议是让一个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组成的辛迪加以2 000万塔勒来购买政府留在手里的80 000股克罗涅–明登股份。
这个回绝经常被用来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给战争目的借钱”政策的证据。在这个事件中，神话与现实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这个说法事实上引自1862年的一封信，不过詹姆斯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或多或少确实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他对在伦敦的侄子们说：“我回绝了布雷希罗德的助手提出来的建议，我们这样做是坚持我们不向发动战争的人提供资金的立场。只有当我们能确切地知道这两个政府已经达成了协议时，我们才能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詹姆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俾斯麦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因为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裁定以前的克罗涅–明登交易是违法的。他认为普鲁士确实面临金融困难。如果此时俾斯麦想以2 000万塔勒为侯斯坦提出一个新的报盘，那么詹姆斯可能会非常有兴趣；但高兹私下告诉他，俾斯麦打算以武力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甚至布雷希罗德也承认：他能说的最多只是“如果这个事情无法避免的话，（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决裂在4月或5月之前也肯定不会爆发”。在这样的情形下，去购买克罗涅–明登的股份不仅是公然藐视议会——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议会禁令的尊重——同时也为普鲁士的战争准备提供了资金。一点不奇怪，俾斯麦在3月13日的信中责备高兹在如此敏感的时刻亮出了他的底牌：
我们希望推迟战争的全面准备，以便首先展开金融行动，因为如果局势由于军备竞赛而变得更加紧张的话，进行这样的行动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已经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进入了初步谈判阶段……按照事情本身的性质来说，罗斯柴尔德银行应该是不欢迎任何战争可能性的，而且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来防止战争的爆发；我可以更具体地报告阁下，罗斯柴尔德男爵在几周前通知我们的代表（布雷希罗德）他或许不应该反对与普鲁士进行交易，而且或许他早该满心欢喜地这样做了，但是由于目前的紧张局势，而且特别是他与阁下进行过一次谈话后，现在他无法这样做了。我觉得我应该提到这个事实，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在与罗斯柴尔德打交道时应该多么小心谨慎。
安东尼此时恰好在巴黎，他对普鲁士的建议非常蔑视：普鲁士可能“非常迫切”地想开战，但“他们的资金状况与以前一样糟糕……整个国家都在反对它。普鲁士的部长……在刚过去的2小时中要求男爵……给政府提供2 000万塔勒的短期贷款，政府以大量的铁路垃圾债券作担保”。3月17日，高兹很坦率地报告国王：“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决定尽其一切影响力来防止普鲁士发动战争。”按照皇储的说法，“罗斯柴尔德正在调动天地来共同对抗俾斯麦。”5月20日的慕尼黑《幽默》（Punsch）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幅漫画，标题是《罗斯柴尔德的备战》，上面描绘了詹姆斯死死抱住他的钱袋子，并且宣称：“我什么也不给！我们什么钱都没有！我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中立。而且你们肯定也不会拒绝我的愿望吧？”（参见图8–2）。
图8–2 M·E·希勒，《罗斯柴尔德的备战》，慕尼黑《幽默》杂志原创版，19，Nr，20（1866年5月20日）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16（Marburg Universitatsbibliothel）。
我们知道詹姆斯最终未能阻止战争；但这不应该让我们对这一时期俾斯麦地位的岌岌可危视而不见。当普鲁士的部长们在高兹写信的当日会聚在柏林的时候，他们的所面临的选择面非常狭窄，正如会议记录中所指出的：“资金的筹集遇到了困难。克罗涅–明登股份的擅自出售只会造成损失。萨尔布鲁肯的出售也被提了出来。第三种可能性是向议会申请以取得一项贷款，然后是一个大德国计划以及大德国议会。”最后的选择似乎暗示着对自由党的投降。这是所谓的“科堡阴谋”时期——“科堡阴谋”是一项解除俾斯麦职务的计划，据认为牵涉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罗素、迪斯雷利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3月20日，詹姆斯急不可耐地从柏林向四处传播谣言，说“俾斯麦就要辞职了，和平将会得到保障”。两天之后，迪斯雷利告诉迈耶说俾斯麦“应该被绞死”。当居斯塔夫听说“为了解脱自己，俾斯麦考虑召集一个全德国议会”时，他觉得很震惊，因为这超出了“底线”，而且令人“难以置信”——这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绝望。迈耶·卡尔在信中写道，普鲁士首相“把自己带入了一个可怕的混乱中，而且认为武力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担心内部的压力可能只会增加俾斯麦对战争的狂热——这期间他们对俾斯麦的讥讽最为尖酸刻薄，说他“狂妄”而且“像只野猪一样满嘴沾满了白沫”。用詹姆斯的话说：“没有谁会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而且只要他能得到国王的支持，他就会宣战，简直视战争如儿戏一般。”
然而，就算是俾斯麦确实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但是他怎么来支付战争所需的开支仍然是个问题。伯德尔希温下拨了他最后的4 000万塔勒；5月2日，内阁排除了出售萨尔矿山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期望俾斯麦下台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奥地利在4月7日提出的裁军建议更是让俾斯麦雪上加霜。两周之后，他不得不表示接受。至于说到他提出了通过普选为联邦建立议会的建议并因而披上民族革命的外衣一事，似乎与他1848年以来的所有言行都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一直到了4月27日，布雷希罗德都还无法排除普鲁士放弃强权而且俾斯麦引咎辞职的可能性。在5月份的第二周和第三周，人们看到了普鲁士政府内部一系列的混乱状况：一项针对俾斯麦的暗杀行动；议会的解散；柏林交易所的危机；卢恩提出的预算——认为动员九个军团的军队需要2 400万塔勒，此外，只要战争的脚步不停，另外每月还需600万。5月18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紧急信贷条例，暂停货币的兑换；三天后，当海外贸易银行试图在巴黎出售短期国债的时候，詹姆斯再次宣布了他对高兹的反对。一直到6月9日——正好是在伯德尔希温的继任者向由布雷希罗德和奥本海姆牵头的银团出售克罗涅–明登股份失败整整一周后，勒赫曼又被派往巴黎“来询问我们是否愿意用金条或者白银给银行借款，可以用克罗涅–明登股份或者是海外贸易银行的票据做担保”。他再一次被回绝了。正如阿方斯所说，这项交易会产生“不错的利润”，但是詹姆斯对帮助一个勒赫曼自己都认为是步履蹒跚的政府“在此刻不是很有兴趣”。
詹姆斯不仅拒绝了俾斯麦的资金需求，他还试图在他认为普鲁士有需要的其他方面拒绝了俾斯麦，例如与意大利结盟。意大利的状况在很多方面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类似。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意大利金融稳定性的信心出现了急剧下降，而且，詹姆斯在1865年8月还出售了意大利债券。他和他的儿子们在1865年9月听到意大利政府宣布2.8亿里拉赤字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然而，对于保持与意大利的业务往来还是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首先，如果威尼西亚从奥地利转入意大利的想法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顺利实现，意大利在购买的过程中需要获得金融服务。其次，而且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目前控制了隆巴蒂公司铁路网所覆盖的大部分地方。因此，1866年出现了第二次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特许权的机会——作为给政府提供一笔贷款的回报。这所面临的风险也像普鲁士一样，意大利有可能使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一场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购买的方式来取得威尼西亚。因而，当意大利政府在1865年9月找到詹姆斯，要求提供一笔总额为3 500万里拉的短期借款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帮忙；但是在进一步推进这个项目之前，他仍然很留意地关注着意大利裁军的任何可能的迹象。
1866年初发行1.5亿里拉债券的消息开始几乎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因为意大利政府最初只是要求朗道拿1 400万里拉。然而，到了3月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向隆巴蒂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加慷慨的合同，目的是换取1.25亿里拉的借款。这似乎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寻找的杠杆支点，尽管之后不久宣布的对于政府债券的税收法令表明意大利政府的意图是既使用大棒，同时也使用胡萝卜，来确保罗斯柴尔德的合作。如果意大利人可以接受采用和平的政策——最理想的方式是使用一笔贷款的收益来向奥地利购买威尼西亚——那么，俾斯麦可能就会受到外交上的孤立。意大利大使尼古拉警告詹姆斯说，意大利可能会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与普鲁士联手。然而，3月22日，意大利政府出人意料地邀请朗道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以调停人的身份“来传递对于（购买）威尼西亚的提议，并以此来避免战争”。 阿方斯对这个提议的评估表示：
人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举动可能会遭到严重的误解，并且使我们在维也纳的地位变得非常脆弱。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在这方面吃了亏，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根本不应该再卷入到这类问题之中，这应该激发公司所有人员的警觉。或许，在某些危急的关头，奥地利政府自己会改变主意……可以从意大利政府的方针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战争发生，他们会参战，但是他们并没有与普鲁士签订什么协议。
朗道的提议是一份得到了英国支持的强迫奥地利和意大利对威尼西亚问题采用和平协议方式来解决的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提出来的其他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用威尼西亚交换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刚爆发了一场革命，推翻了通过选举上台的尼古拉斯·库杂王子，另外就是用侯斯坦交换格拉兹（再次提出）。
针对第一种情况的所有努力都再次失败了，因为奥地利人根本不愿意听到出售的说法。在向埃斯特哈齐转达朗道的建议之前，安塞尔姆强烈要求朗道不应该接受这个意大利任务，因为他相信出售威尼西亚的提议会被一口否决。如果朗道带着这种可耻的建议来到维也纳，他会进一步以“意大利党人”的名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带入到更加声名狼藉的境地：
这里的内阁什么也不怕。如果需求增加了，他们就会手执牛角来要求我们。如果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而且我也希望没有这个支持——意大利军队将把自己白白地消耗在对这个四方形的堡垒的对抗中。这些公国（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的问题总体来说被当成了事关荣誉的问题，而威尼西亚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政府对普鲁士所报出来的价格装聋作哑，对于意大利的报价更加不理不睬，因为意大利的口袋里怎么看都是空空如也。
埃斯特哈齐回绝了朗道的报价，而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军队调动的说法仅仅是为了配合这个险恶的用心。到英国政府正式提议以4 000万英镑的价格来出售威尼西亚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意大利宣布在国内发行价值2.5亿里拉的债券只能被解读为军事备战做资金准备的一个手段。到4月8日，意大利秘密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个协议，有效期只有3个月，同意如果普鲁士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它就会跟进， 对于这个行动它得到的回报就是可以获得威尼西亚。这就给意大利在与罗斯柴尔德的批评进行对抗方面提供了足够的信心——而这些批评由于意大利政府对所有的债券持有人加征税收的决定而更加激烈。在谴责意大利的外交和金融政策造成了“对它自己的信用体系带来了致命打击”的同时，詹姆斯发出了一个公开的威胁：如果意大利政府想再找到另外一笔外国贷款，“我以最郑重的方式向大家宣布，我，曾经一直是意大利债券在巴黎的参与人，将拒绝与意大利的所有新的交易，而且，我将从此拒绝参与到对意大利债务的任何利息支付的业务中”。他对俾斯麦也是同样大为光火：他们与意大利的联盟向詹姆斯证明，俾斯麦是“一个一心只想着战争的狂人。我在此郑重宣布此人实在太坏，我将以极大的荣幸站在奥地利一边，共同打败可恶的俾斯麦”。
然而，不是因为普鲁士好斗，而奥地利人不妥协；当然也不是意大利人的漠不关心最终导致避免战争的努力功亏一篑。事实上，尽管维也纳的这些政治家嘴上说的那么动人，但是一旦嗅到了战争迫近的味道，他们就开始低头寻找妥协的方案。4月9日，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向詹姆斯明确表示，如果法国站在普鲁士一边，奥地利会“让步”。第二天他又重复了这句话，正如詹姆斯所记录的：
看上去奥地利像所有的大国一样需要钱，这使得我能继续对和平怀有信心……梅特涅说奥地利愿意为和平付出一切，而且最后可能会屈服……奥地利需要800万到1 000万古尔登，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并接受所有的条件。如果他们被迫向普鲁士低头，会让我觉得非常难受。
按照最后的评论所说的，詹姆斯对奥地利所处地位的同情与日俱增。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一直期待着奥地利的投降。而且事实上这是非常可能的事，甚至在俾斯麦提出明显不会被接受的加布兰兹提议，要求把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交给一位普鲁士王子之后。一直到5月28日，奥地利才最终回绝了这个“妥协建议”。到了6月1日，奥地利请求设在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做法违反了以前奥地利–普鲁士双方签订的关于公国地位的协定，而正是这件事给俾斯麦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地利军队完全放弃抵抗撤出了侯斯坦。
使和平最终未能实现的是法国的政策。从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意识到法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如果它能够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中间人，按照詹姆斯的看法，就非常有可能达成一致；但是如果它鼓励意大利人将他们的利益与俾斯麦搅在一起，战争几乎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可能是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机会，而他很典型地想做到左右逢源。在维也纳，安塞尔姆得到的消息是法国在战争中将会站在普鲁士的对立面。詹姆斯和阿方斯也开始想这些问题，尽管他们怀疑拿破仑三世只是想“浑水摸鱼”，而并不是真的想威慑普鲁士。他们想对了：拿破仑三世不仅一点都没有要求双方克制，而且事实上秘密地劝说意大利接受普鲁士的要求。正是拿破仑三世不仅没有劝阻反而推动了战争的做法，促使了詹姆斯去做他最后但又显然毫无用处的维护和平的努力。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扭转法国政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或许具有同样的反作用。
詹姆斯不需要引发一场金融危机来支持他反对战争：欧洲的股票交易已经下跌到了全面恐慌的程度。对战争的担心还只是一小部分原因：当它发生的时候，外交危机正好碰到了英国和法国同时出现的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国际棉花市场恢复了正常。罗斯柴尔德银行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严重程度远不及股份合作制银行和投资银行：事实上这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还是欧沃伦格尼银行和工业信贷银行。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儿子们来说，危机已经糟糕到在安息日期间他们也必须留在纽考特，而且“大量的金融破产”这个话题成了所有对话的主题，不论是在下院，还是在丹西尔夫人的舞会上。然而，对于詹姆斯来说，股票和债券价格的下跌几乎可以看成是个大好事——与他的竞争对手不一样，他“感谢上帝，我不欠谁的债”。事实上，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送去了15万英镑，以帮他们解脱困境，而且危机给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外交杠杆。他的目标是说服拿破仑三世，让他相信战争的负面后果要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国际（而且随后也会包括国内）政治收益。
拿破仑三世在4月8日开始了他的战役，正好是普鲁士和意大利秘密结成同盟的时候。正如纳特所报告的，他“昨晚与皇帝在图勒瑞斯进行了长谈，他希望能够让国王陛下明白维护和平的必要性”。当他三天之后再次见到皇帝时，他又重复了这个说法，力图让皇帝“信服对于经济来说战争是最大的不幸”——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佩雷尔的赞同。阿方斯说拿破仑三世也试图向他做出保证：
普鲁士认为它可以得到法国的支持，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且尽管在私底下它鼓励俾斯麦去冒险，但是法国将会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保留按照局势的变化进行应对的权利。皇帝很希望看到威尼西亚问题的顺利解决。如果奥地利同意，他会坚定地与它共同前进，而普鲁士将会为它的荒唐付出代价。
两个星期后，当瓦卢斯基言之凿凿地告诉他战争无法避免后，詹姆斯又再次去见拿破仑三世“宣扬和平”。他发现皇帝“早已有准备”，就像阿方斯所记录的：
他说他很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俾斯麦不可能保住他的地位，而对他自己来说，他根本就不想卷入到这场争吵中，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由于他的干预而更加恶化……但他收到的最新消息表明，奥地利正将它的兵力部署在与意大利可能爆发战争的前沿……我的父亲询问他为什么不出手干预，以求在奥地利和意大利间达成一份谅解，他回答说，要想做到这点就只能通过战争，因为奥地利不希望听从任何人的建议，而且以前曾经建议过（多瑙河地区的）公国，但是他们想要的是西里西亚。
按照这里所说的，拿破仑三世仍然倾向于支持意大利，坚持认为他们不得不开始进行战争准备。支持各个地方一触即发的革命是他惯用的伎俩，而当他信口开河，于5月6日在奥克塞尔公开抨击1815年的协定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惊呆了。这番讲话对巴黎交易所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阿方斯在第二天写道，它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纪，而且人们甚至不会再猜想这个世界上现在会发生什么，在欧洲重新恢复秩序之前，欧洲将经受怎样的动乱”。当晚在忒勒蕊由皇后主办的一次舞会上，梅瑞美注意到“大使们的脸都拉得很长，让人不由得会把他们与那些被判死刑的犯人联系到一起。而其中脸拉得最长的是罗斯柴尔德，有人说他在头一天晚上损失了1 000万”。事实是在奥克塞尔讲话——这个讲话造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再次恐慌——之后，詹姆斯创造出了他著名的格言：“帝国就是空头。”
可以想见，如果拿破仑三世能一直支持意大利，而且通过暗示让普鲁士去攻打奥地利，奥地利人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立场。然而，到了最后的关头——或许部分是因为詹姆斯的骚扰——拿破仑三世似乎开始考虑援助奥地利。外交上的妥协出现了经济方面的预兆。首先，地产信贷银行根据梅特涅的请求提供了一笔现金借款。其次，隆巴蒂公司4月15日在巴黎召开的公司年度大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次大会同时似乎也巩固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经济联系。最关键的成就出现在5月份，当时奥地利出人意料地将威尼西亚割让给法国（然后可以再转交给意大利），作为对法国支持抗拒普鲁士的回报。尽管这让拿破仑三世有点措手不及，只好采用他惯用的把球踢给国会的伎俩，但这个异乎寻常而且让人误解的热情做法在6月12日终于有了结果，那一天奥地利和法国签署了协定，确保法国中立。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詹姆斯在推动法国“对奥地利亲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经常拜访罗希尔、英国大使考雷和拿破仑三世本人。具体来说，他有自己私下的反意大利日程安排，力争在他个人与意大利关于国债征税的争吵中获得法国的支持。同时他也把握着奥地利人希望能够重续罗斯柴尔德已经放给维也纳的短期信贷的希望，尽管奥地利人对他们与隆巴蒂铁路所签订的合同在进行着狡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