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在5月23日时曾经告诉布雷希罗德：“皇帝（拿破仑三世）只要真的想做，他还是能保住和平。”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通过支持奥地利的立场，拿破仑三世事实上对战争的爆发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6月12日的协定基于这样的假设——在法国严守中立时，奥地利不仅能够打败而且还能够分解普鲁士和意大利；作为放弃威尼西亚的回报，奥地利打算最起码要在两西西里恢复波旁家族统治，在中意大利恢复教皇统治，甚至要恢复过去的托斯卡公国、帕尔玛公国和姆蒂纳公国。普鲁士将会退回到1807年时候的边界，将西里西亚送给奥地利，将卢萨西亚送给萨克森，将莱茵的几个省分别归还给汉诺威、黑森——达姆施塔特、巴伐利亚和惠滕伯格。尽管在布雷希罗德的讲话中似乎从5月4日战争就已经开始，实际上在6月12日之后，奥地利才真正决定选择战而不是降。而詹姆斯一直到6月13日才认为战争正式开始了。因此，这才是法国的真正意图——鼓励意大利和奥地利马上开战——这就把原本可能是一场虚张声势的为了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的假战争，转变成了事关德国和意大利未来的全面战争。无意间，詹姆斯为保卫和平所付出的努力把拿破仑三世的态度从支持意大利转为支持奥地利，这实际上诱使哈布斯堡政权的位置站到了两条战线上，并两面同时作战。
白银通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一直很努力地想制止1866年的战争，但他们失败了。这次奥地利人所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与大多数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期望的相反，奥地利和它的日耳曼盟友在战场上遭到了普鲁士致命的重创，这次重创所导致的损失远大于即使奥地利对意大利胜利了所能获得的利益。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的是战败的一方。更严重的是，孔尼格拉兹战役的后续影响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天都塌下来了。”教廷公使这样说，而且意有所指。俾斯麦的盟友普鲁士左翼保守党、克莱恩德意志自由党、意大利民族党以及匈牙利革命党，确实把整个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
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沮丧很容易理解。“随着战场上传来一个接一个的可怕消息，” 安塞尔姆的儿子内桑尼尔在孔尼格拉兹战役后这样写道，“我感觉自己的悲伤和沮丧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几乎都无法写字了。”这并不是装出来的爱国热情——尽管安塞尔姆在捐出10万古尔登作为伤员护理费用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他还很坚定地抵制在奥地利军队中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企图）。一直到7月26日草签和平协定之前，一直都有普鲁士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到维也纳的迹象存在。这就意味着在战场附近的罗斯柴尔德资产将直接置于普鲁士的控制之下。由于与罗斯柴尔德所拥有的位于维特克维兹炼铁厂的通信中断，导致那里的工人领不到薪水。有报道说希勒斯多夫已经被占领——据说是被普鲁士支持的匈牙利军团所属部队占领，而且“占领区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洗劫。事实上，当费迪南德在9月份到达那儿的时候，他看到了几个普鲁士骑兵军官。在他们离开的那天，他很恼火地报告道：“他们在园子里的砂石小道上四处遛马。其中一人在我的窗子下放了个障碍，然后在那儿来来回回地跳。所有的英国仆人就在那儿看着，并且嘲笑他那差劲的骑术。”
在法兰克福也有恐慌，而且这次也直接来自于普鲁士军队对城市的威胁。还在很早以前，迈耶·卡尔就意识到了法兰克福面临的威胁“是其中最要害的”，而他希望“与两边都保持好关系”的愿望不久之后就破灭了。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随了德国各邦以及联邦中的反对普鲁士的大流。“既然敌意已经产生，”他在6月11日写道，“普鲁士应该遭到有力的打击，而且为它这些令人不齿的行为被好好地教训一顿，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些行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的历史记录中都是闻所未闻的。”到6月20日，“拒普鲁士于法兰克福之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但是很显然，当普鲁士人7月8日准备攻城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抵抗根本没有用，因此迈耶·卡尔赶紧把他的女儿们送往了法国。7月17日，在普鲁士又一次决定性地击败了联邦军队后，他们占领了城市。“在一种非常混乱和焦虑的状态下”，迈耶·卡尔的妻子路易丝这样向她的儿媳妇夏洛特描述：
傲慢的普鲁士人其实是在抢劫，因为他们几乎逛遍了所有的商店，挑选了最漂亮也最值钱的商品，而且从来不考虑支付任何东西。在威利的公司里，士兵们抢占了所有的房间，只留下了玛蒂（汉娜·玛蒂尔德）的卧室，而吃饭的时候，除了香槟酒，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喝！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候能够认清他们相应的国家背景，那么保持中立的伦敦和巴黎对这种感受应该就不会太强烈。但他们没有，整个家族似乎把自己都摆在了奥地利——日耳曼一方。当意大利在库斯妥扎受到了奥地利军队被詹姆斯称为“一场真正的打击”的时候，他感觉非常开心，“他的结论是这对他们是件好事”，“这会为通向和平打通道路”。对于普鲁士，迈耶·卡尔所担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会顶不住压力屈从于布雷希罗德要求他们协助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詹姆斯痛心疾首，他“衷心希望奥地利给挨千刀的普鲁士一次真正的教训，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奥地利在孔尼格拉兹战役前夕不断失利的消息则使他“处于半疯狂的状态”。“我宣布，”他对他的侄子们说，“这一次我是完全支持奥地利的，因为战争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甚至他年仅8岁的孙女贝蒂娜都“因为俾斯麦先生夺取了威尼斯[48]而对他非常生气”。“如果要由俾斯麦先生来决定的话，”她问她的英国祖母，“您是去加奈斯贝里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鉴于皇帝身边的很多人都一直在向他灌输反对奥地利的政策，阿方斯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一场针对法国的德国战争的危险。拿破仑三世的决定——他鼓励意大利和奥地利双方交战——留给他的不再是他所希望的裁判员的角色，而仅仅只是一个投机者。7月1日，阿方斯很敏锐地总结出了法国政策中自相矛盾的特点：
如果奥地利胜利了，我们的政府将会与他们结盟，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就向他们进攻……有可能将会很快组成两支观战部队，一支驻防在莱茵河地区，另一支驻防在阿尔卑斯地区。这只是作为预防性的措施，而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因为据说皇帝非常迟疑，而且在与普鲁士的关系方面采用的是冷淡而且保留的态度。实质上看，法国是在做一次大冒险。普鲁士在德国的优势地位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甚至用取得莱茵地区省份的机会也不对等……因此，公众的同情全部都在奥地利人一边，但没有人知道皇帝的真实想法，人们对他们获得成功的担心就与他们对法国的期待一样多，因为拿破仑三世的朋友们正在煽动人们支持普鲁士。
阿方斯十分正确地认识到，如果拿破仑不下决心站在奥地利一边加入战争——或者是还没有从军事上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他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向一个拥有战胜者身份的普鲁士要求任何“补偿”。在罗斯柴尔德的眼里，法国对德国、比利时或者卢森堡的任何领土要求，注定都要一事无成；法国人可以做的最多就是说服战败的意大利接受威尼西亚，不要再提任何其他要求。而对“残暴的普鲁士在帝制的法国手上接受一顿深刻的教训”的渴望，詹姆斯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是皇帝，我会为自己感到脸红。”对于他以及他的儿子们来说，法国攻击普鲁士的战争只是推迟了一些时日而已：最终，拿破仑三世将会“被逼迫与普鲁士开战，因为这些人都认为欧洲属于他们”。任何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和平都只是“表面上的虚假和平”。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对普鲁士的胜利感到不安。对于夏洛特来说，1866年的战争根本不是德国统一之战，而是它的分裂——事实上是它的失败，罪魁祸首就是普鲁士。在7月10日，她甚至预言说普鲁士的野心注定要引起英国的干预：
普鲁士人……在庆祝他们的胜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节制。在那种情况下，具体说，就是如果他们想吞并新教德国、法国，或许不用抽出它那所向披靡的利剑，只需要向这个新的北方帝国所辖的莱茵河畔的天主教省份提出要求，而且几乎不会受到干预。尽管受到了德比爵士那丝毫没有政治家风度的讲话的影响——他认为大陆事务不大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拖进一场武装干预的行动中，防止文明世界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被绝对割裂。
当然，按照阿方斯的说法，要是法国在对阻挠普鲁士的干预中能得到英国的这种方式的支持，拿破仑三世或许会行动得更加坚决。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俾斯麦的条件——授予普鲁士对美茵河以北的德国领土的军事控制权，但是它保证德国南方各邦的“国际独立存在”——在伦敦看来已经是足够缓和了，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联合干预行动。 正如夏洛特在回复路易丝“请德莱恩先生在《时报》上发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的请求时说的：“俾斯麦伯爵会关心我们英国报纸上的文章吗？他已经征服了世界，要是他不能打下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广阔，而且又不用担心革命和侵略，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帝国的话，他是不可能同意和平的。”夏洛特所能做的也就是加入“那些愿意为可怜的奥地利士兵募捐的妇女委员会”。
然而，总的说来，孔尼格拉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冲突的迅速解决，使得经济在总体上得以恢复，很快地结束了先前几个月出现的资金紧张状况。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夸大战争给罗斯柴尔德家族造成的经济成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风雨欲来的预感促使詹姆斯减少了他的损失，并且在战争开始前几周将自己可能遭受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早在4月9日，他就给他在伦敦的侄子们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像他的那些广受关注的格言一样流行。他告诉他们抛光手上所有的债券，就算亏损也在所不惜。“我觉得战争太可怕了。”他写道，“为了能保证把现金紧握在手里，宁愿做出些牺牲，因为在战争中，你只要有钱就能生出钱来。”一周之前，詹姆斯在确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就已经通知布雷希罗德开始在柏林出售罗斯柴尔德所持有的债券（尽管他对布雷希罗德过早地抛售的做法很是生气）。4月10日，他告诉伦敦，他已经“结清了他手上的所有隆巴蒂债券”，而且可以“冷眼旁观任何战争”。“现在，我的好侄子们，”他这样写道，思考着巴黎交易所中“全方位的恐慌”，“世界的末日并没有到来，而且如果战争真的来了，人们会找到其他的赚钱途径。”在最后的分析中，詹姆斯的首要原则是：任何代价都无法保证和平，但是任何情况下都要盈利，不管是和平还是不和平。
战争开始后，詹姆斯做出的判断是他毕生金融战争与和平经历的成果：“从远期看，所有的债券价格都会下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贷款。意大利同样需要，而且没有哪个大国能够支撑两个月。或许战争因此会非常短。”他的儿子阿方斯也能够很准确地看到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尽管他也谴责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正如他提醒在伦敦的那些堂兄弟的，隆巴蒂铁路的收益最好的时期就是1859~1860年，由于奥地利政府必须给公司付钱，以便把它的军队运送到意大利，盈利会再次出现大幅增长。这种在政治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辨识的能力是这个家族的特质。在战争开始前被责骂为“死心塌地的奥地利人”的安塞尔姆反驳道，他是“更加死心塌地的真正的罗斯柴尔德”。
另外，无论在感情上多么同情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战败各邦在经济上的支持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在整个6月份，他们在维也纳对奥地利政府的支持只是些小额的短期借款，并在法兰克福出售“英国——奥地利”债券。迈耶·卡尔对于那些与奥地利共同作战的其他日耳曼各邦的贷款请求一律不予理会。他拒绝了拜登在4月份提出的300万古尔登贷款请求，拒绝了巴伐利亚在5月份提出的1 200万古尔登的贷款请求，也拒绝了6月17日魏滕伯格提出的任何方式的金融支持的请求——尽管仅仅在4个月前，他还在与艾兰格尔竞争给斯图加特贷款的权力。在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和法兰克福银行才同意给这个王国提供微不足道的400万古尔登借款——而且期限只有6个月。
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一直没有重视布雷希罗德对于贷款给胜利者普鲁士的那些理由：在8月份，他“很干脆地拒绝了”普鲁士大使提出的2 000万法郎的请求。但是对于意大利提出来的请求，詹姆斯没有正面作答。按照长期协议的条款，罗斯柴尔德银行应该在巴黎支付意大利债券的利息，同时支付隆巴蒂铁路应该分给政府的那部分；由于战争，他们似乎把两件事都往后拖延了，也顾不上来自佛罗伦萨方面越来越紧急的请求。另一方面，詹姆斯拒绝出售他所持有的巨额的意大利国债，一直坐等良机尽失，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意大利会成为胜利的一方，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并不在意自己的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战争导致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所遭受的最大损失，可能就是在意大利国债上的损失。就算因此可以在休战期以及和平谈判期间采用一种经济杠杆的方式对意大利施加影响，也不足以给詹姆斯足够的慰藉，尽管阿方斯7月8日简明扼要的说法堪称经典：“当然了，只要和平没有达成，意大利就别想从我们这里拿钱；一旦和平协定签下来了，我们就会随势而行。”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又再一次处于这样的位置：“人们不可以为延续战争提供资金。”麻烦的是，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往往是那些在和平协议签署以前就敲定下来的生意，因为之后意大利的国债价格就会复苏，对于这一点，阿方斯和他的父亲看得都很清楚。当意大利政府提出接受隆巴蒂铁路一个亿里拉的远期预付款，给出的贴现率高达40%的时候，詹姆斯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但是，他做出的选择是，没有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明确同意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并且遵循了自己在停战协议没有达成之前不做任何行动的原则，取消了朗道过早提出的以国债抵押借贷2 500万里拉的提议。意大利政府所做出的回应是再一次提出了它的要求，而且这次不仅要求威尼西亚，还要求赔偿，以及蒂罗尔，并成功地得到了其他银行（地产信贷银行以及斯登银行）的支持。因此，其实是外交，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诱使他们同意满足于威尼西亚，而且确实为此付给了奥地利8 600万法郎。
这部分还应该感谢詹姆斯，俾斯麦是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在孔尼格拉兹战役的前夜觉得“他是在以自己并没有真正拥有的数百万元的筹码玩扑克牌游戏”。这个说法真实得有点残酷，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赖”。然而，胜利意味着从根本上解决了普鲁士政府所面临的金融危机，而正是这场危机将俾斯麦带上了权力的顶峰，也是这场危机4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普鲁士。按照常规的做法，战争中的胜利者可以向被征服者收取赔偿。
战败者中当然包括了普鲁士议会中的自由党敌对分子。俾斯麦对克莱恩德意志运动的支持分裂了自由党。击败奥地利孤立了那些“进步党人”——他们似乎对议会主权的关注要远高于对民族团结的关注。他们在与孔尼格拉兹战役同一日子举行的选举中的失败，对于俾斯麦的重要性不亚于他在战场上对奥地利人所取得的胜利。然而，在基本方面——这有时候会被忽视——俾斯麦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当冯·德·海伊特在战争爆发的前夕取代伯德尔希温出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他坚持要俾斯麦承认前些年的财政政策一直“没有法律基础”，并试图在战后从议会寻求一个补偿法案。（作为一名过去的自由党人以及商人，冯·德·海伊特在1862年从财政部部长任上辞职，也不愿冒违犯宪法的风险。）为了同意这样做，俾斯麦很快放弃了他开始时对威廉一世的许诺，他声称朝廷对军费预算的控制没有道理，因为尽管北日耳曼联邦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军费预算从来没有经常投票，但一直都还是进行定时投票的。正是这个“内部问题的解决”（布雷希罗德在他给巴黎的信中这样高兴地宣称，并且在9月份的时候以绝对的优势投票获得通过），使得普鲁士的金融秩序回到了正常状态。
然而，俾斯麦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普鲁士的纳税人来独自承担胜利的成本。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种几乎像强盗一样彪悍的精神来挑起对其他日耳曼各邦的战争。詹姆斯早在6月28日的时候就听说俾斯麦“派出了他所有的将军去跟着汉诺威国王，以便能更好地得到他的钱、他的人以及他的士兵”。或许俾斯麦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革命性的行动就是吞并汉诺威，并废除它历史悠久的统治家族；他的动机至少是部分出于经济的考虑。萨克森王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俾斯麦仍然向它征收每天1万塔勒的占领捐（这些钱用于资助急匆匆建立起来的匈牙利军团），最后的赔款总共达到了1 000万。当然，只要俾斯麦只是一位被除名的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能够冷眼旁观。事实上，他们想起了那些远去的岁月，当时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被迫将他个人的巨额财富藏匿到拿破仑一世的军队找不到的地方。当萨克森大臣威杂姆被派到慕尼黑将他的政府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储备（这些都是匆忙间从德累斯顿运过来的）转运到中立的地方时，他决定将白银——已经封装进罐子里的大约100万塔勒的银币——运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当这些银币抵达巴黎后，詹姆斯想要把它们换成法郎——这样可以获得手续费。但是威杂姆提醒他选帝侯宝藏的传说，这个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经常用来为自己宣传：“萨克森国王对您表现出了类似的信任，而我坚信您不会让他失望。”詹姆斯并没有因此被唬住：当普鲁士确定萨克森的赔款为1 000万塔勒的时候，他要求布雷希罗德确保获得参与贷款给德累斯顿政府支付赔款的份额。
要求奥地利支付3 000万古尔登的“战争献金”也是由一个第三方银行组成的银团借款支付，银团中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和商工银行；不久，又开始了新的贷款和借款的谈判——尽管按照阿方斯的观察，对于奥地利“是活还是死”的局势最终明朗还需要时日。魏滕伯格也不得不发行1 400万古尔登的贷款来支付他的赔款；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伦敦银行和巴黎银行占了大头（1 000万），尽管他们不得不挤出自己的利润来迎接无处不在的艾兰格尔的竞争。与过去的情况一样，战后赔款的转账是一笔利润不菲的生意，就算是最终的利润必须得与他人分享。具体来说，当黑森–拿骚公爵从普鲁士拿到了880万塔勒的补偿款后，迈耶·卡尔就会去建议他怎么样投资最好。最自然的情况是，当出现类似希勒斯维格–侯斯坦这样的大动荡局面时，会令艺术品市场出现非常火暴的局面：这时，阿道夫才有机会买到巴登大公的水晶藏品。在1866年的时候，埃斯特哈齐家族并不是唯一一家家道中落，出售家藏珍宝的中欧名门望族。
这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当法兰克福也被迫支付赔款时，人们就有更多的理由表示关切了。法兰克福没有王公贵族，它只拥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普鲁士人提出的任何赔偿不可避免地需要城里最富有的公民做出个人牺牲。甚至在普鲁士人公开提出他们的要求之前，阿道夫就对这样的暗示感觉到不胜烦恼。“普鲁士人在法兰克福的所作所为让我很心烦。”他从日内瓦的避难所给伦敦写信时说：
我也许也要失去我在那儿出租房子所得来的收入。当城里不再有外交使团驻扎的时候，谁还会像我的先父那样在法兰克福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不能把它交给那些会把它转成旅社或者宾馆的人，而我们还得支付税金。所以这些都让我很难过，使我抓狂。
当普鲁士人开出他们的单子——第一次是普鲁士军队司令官曼图费尔要的600万塔勒，随后显然是俾斯麦追加的2 500万塔勒——的时候，这个家族被惊呆了。迈耶·卡尔以法兰克福商会代表的身份，马上就对如此巨大的金额提出了质疑，并以同样的语气电告俾斯麦。对于阿方斯来说，对法兰克福索赔就是“野蛮行径”——“就像是经历了30年战乱后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对普鲁士打算用饥荒来迫使整座城市投降的说法深信不疑。夏洛特甚至听到这样的传言（通过“被吓坏的伙计艾兰格尔先生”到处传播），说“查尔斯叔叔（迈耶·卡尔）已被投入监狱。我不希望也不相信这种事情会是真的，但是普鲁士人都是禽兽”。当詹姆斯听到同样的传言的时候，他跳起双脚，狂喊道：“关了一位罗斯柴尔德？这不可能！” 安塞尔姆也写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对法兰克福征收“巨额的战争税”，尽管他对这样做能有什么效果也表示怀疑，因为“普鲁士正盛行用大棒来进行统治的政策”。
事实上，迈耶·卡尔为实现“做适当调整……来……防止这个恐怖灾难”的努力获得了部分的成功。7月25日，他到达柏林，呼吁“普鲁士国王不要对可怜的法兰克福人这么狠心”；一周之后，他又被请回柏林，并且在8月6日和7日与俾斯麦连续进行了两次会谈。他提出的妥协条件再一次表明，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钱的问题比边境问题更重要：作为接受被普鲁士吞并的回应，双方同意法兰克福只用支付600万塔勒作为占领军的费用。夏洛特所叹息的“把美好又悠久繁荣的我们祖先的城市转变成了普鲁士大家庭一个不起眼的附庸”，很显然地要比2 500万塔勒的牺牲小得多。按照其中的一个说法，“查尔斯叔叔……在与普鲁士人的勒索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赢得了城里的76 000颗心”；当他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俾斯麦的新北日耳曼联邦议会选举的时候，他很小心地提醒选民，他曾经在1866年“很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曼图费尔，而他的竞选对手——自由党记者利奥波德·索那曼当时却逃离了城市。他获得了一边倒的优势，以6 853票对311票的高票，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适时地完成了他竞选时提出的愿望，补偿了另外的400万塔勒。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依然还有因为拒绝在经济上帮助俾斯麦而必须承担的代价。8月14日，就在最终的《布拉格和平协议》签订前的一周，詹姆斯最终听从了布雷希罗德的意见，提出了发行普鲁士贷款的建议，但柏林给出的反馈非常无理。没有任何的礼节，海外贸易银行通知迈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从此不会再有可能得到在南日耳曼发行普鲁士债券的授权。1865年9月，詹姆斯曾经骄傲地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为普鲁士国王打工”；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普鲁士国王不再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45]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所著的小说中的一个人造怪物，用来形容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创造者的媒介或作品。——译者注
[46] 福费庭指一种无追索权的银行业务。——译者注
[47] 阿尔戈斯（Argus），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译者注
[48] 原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