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与钢铁
（1867~1870年）
我们会被迫参加战争，这并不是因为外部的风险，而是因为过早、过快地给予我们过度的自由。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
1867年2月1日
1868年11月15日，76岁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迈耶·A·罗斯柴尔德五个儿子中的最后一人离开了人世。尽管詹姆斯时不时会受到病痛的困扰——他抱怨最多的是“眼睛疼”——但是，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一直表现出了十分罕见的巨大活力。1867年2月份，他还曾经提到“想要退休”，并且十分坚决地对他的儿子们说（用那种重现他的拿破仑式青春活力的方式）：“既然要从战场上退下来，就必须把所有可以想得到的权力全部留在将军们的手上”。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只是在1868年4月，他的精力开始出现了不济的情况。费迪南德报告说：“詹姆斯叔叔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他很少去公司，而且在家也几乎大半天时间都坐在他的椅子上。”就算是在詹姆斯最后的这些日子里，他也一直让他的那些年轻的亲属感到敬畏。“他总是很严肃地指责我，说我不给他写信。” 费迪南德心有余悸地补充道，“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可以骄傲地说，他没有对我发过火。”危机到来的时候，詹姆斯把自己的状况随时通报给他的亲人，这一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难忍的剧痛让我痛不欲生。”他在10月初的时候抱怨道，“我的视力很糟糕，我非常遭罪。”然而，一直到10月31日，尽管已经卧床不起，他居然还有精力口述一封关于给西班牙贷款事宜的信。11月3日，尽管刚排出了“确实异乎寻常”数量的胆结石，而且当阿方斯认定“跟他认认真真地谈业务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时，詹姆斯还是发出了他的最后的有记录的指令：售出国债。跟他的哥哥内森一样——事实上他们俩在商人特征方面非常相似——詹姆斯的生命是以卖空来谢幕的。
对于詹姆斯的儿子们来说，他们的世界就像是忽然间失去了主心骨；对于他的侄子们来说，再也看不到詹姆斯的信函标志着一个持续了很久的年代终结，因为他们全都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治权——“男爵”曾经一直是家族里的掌门人。“看到所有人都为之悲痛——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老人还是青年，至少我们感到了些许欣慰。” 阿方斯这样写道：
再也没有什么人能比我们如此出类拔萃的父亲更受人欢迎，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他在各种有他出现的社交场合中，给最罕见和最珍贵的精神品质加入了欢乐和随和，这使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并把他们与他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精神，享受着他的能力带给他的欢乐，四周满是尊敬、友爱，以及——我深深相信——广泛的赞誉。
詹姆斯定在11月18日的葬礼事实上变成了法国公众生活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分水岭。来自法兰克福（威廉·卡尔与他的妻姐路易丝）以及伦敦（安东尼、里奥、纳特和艾尔弗雷德）的吊唁团成员，无不为他们的叔叔出殡那天的万人场面所震撼。“整个巴黎都来表达他们的敬意。” 里奥这样报告道，“整个庭院到处都是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都缓缓地从这座房子前面经过。葬礼仪式开始后，整条大街都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完全是一次公共葬礼，我们的叔叔用他的伟大和魅力为他赢得了这个荣誉，而且由此引发的同情惠及了我们所有的亲属。”“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今天早上的这种阵势，这么多人聚集到了拉斐特大街。”他的大哥纳特这样说道，“4 000人走过了画室，他们说还有6 000人在院子里，而且，从拉斐特大街到道佩·拉·蔡斯（墓地），路两边的自行车已经都排成了长长的5行……”
这些说法没有一点家族自豪感的夸张成分。甚至《时报》驻巴黎通信员普雷弗斯特–帕拉多尔都深受感动：“10点以前，拉斐特大街已经满是来自巴黎各个地方的人群，他们到此来向詹姆斯的家人表达他们的慰问。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从那条大街的角落一路通向圣丹尼斯港的各条道路都这么拥挤，需要很多名警察花费很大的力气才可能维持一条小通道的道路通畅。”参加葬礼的有外交使节（包括奥地利大使梅特涅），各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包括三位总拉比），同时还有来自法兰西银行、交易所和北方公司的代表。此外，还有那些规模稍小的银行家群体——比如格森·布雷希罗德以及西格曼·沃伯格等人，他们都专程来到巴黎对这位“大国的动力”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尽管家族因为不愿意领受骑兵团大十字荣誉勋章而拒绝了享受军葬礼的机会，尽管詹姆斯的墓碑只有一个简单的刻纹——简简单单的字母“R”，詹姆斯的葬礼仍然让艾尔弗雷德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葬礼，更像是皇帝的葬礼”。
法国皇帝没有亲自出席詹姆斯的葬礼，只是派出了他的礼宾总管，不是很有名的德·康巴瑟公爵。除此之外，没有看到有资深的政治人物出现。另外，在发来唁电的各国首脑名单中，有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甚至还有被放逐的奥尔良皇室（他们的王朝被拿破仑三世千方百计地篡夺了），他们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不会被他们同时代的人遗忘。正像普雷弗斯特–帕拉多尔发表在《争鸣杂志》上的一篇措辞巧妙的讣告中所说，詹姆斯代表着“金融世界的王权”。而面对政治王权，情况正好相反，他总是被逼在反复出现的政治纷争的旋涡中寻找出路，保持审慎的中立。尽管没有人可以责怪他并不总是非常准时地“把恺撒应得的付给恺撒”，但他算得上是“世界公民，而不只是属于哪个具体的国家”。
尽管如此，他也有自己的喜好……当然，对于他来说最开心的时期是王朝复辟的那些年……而奥尔良政府待他也不错……但是出于强烈的本能意识，他知道真正的保障只存在于自由政府的领导之下。他对待生意的态度很严谨，不盲从空洞的理论，也不喜欢冒险行为。也就是这些品质，使他能超然于当下，并赋予了他一种能在风险意识缺失——不仅是商业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年代仍保持着一种优雅的古风遗韵。
这在波拿巴政权下有一种欲盖弥彰的挖苦——这种类型的新闻批判只有在1867年更为自由的《新闻法》通过后才成为可能，它也很接近事实的真相：詹姆斯对第二帝国的态度确实一直到最后都很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敌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葬礼上会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政治人物缺席的原因。
詹姆斯的辞世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这个家族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位。在1836年继承了其兄长内森的衣钵后，他成功地指挥他的家族公司闯过了1848年它的发展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风浪。尽管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享有更大自治权利的要求，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止住了家族内部由于浮躁和利益冲突产生的分裂倾向。他对巴黎银行进行了成功转型，在它原有的接收和发行功能之外增加了新的角色，使之成为一家工业投资银行，并拥有了自己的铁路“帝国”。1815年，他建立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的时候资本金是55 000英镑；到1852年，这个数字是3 541 700英镑，而到他辞世10年之后是16 914 000英镑。让这个成就显得更加非凡的是詹姆斯不仅成功地渡过了那些阶段性的金融危机，还成功闯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1830年、1848年和1852年。而且，他从总体上对法国的对外政策和欧洲的国际关系施加了将近40多年的影响力。1868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就很难能够再重现了。费里耶尔和加利·杜·诺德——他留给子孙的这两座伟大丰碑——与他的地位非常相称。
从个人的角度说，詹姆斯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根据《时报》的说法，他的个人财富按照他的遗嘱给后世分享继承的就高达11亿法郎（4 400万英镑）。而《科尔涅时报》给出的数字更高，达到了20亿。这些数字——甚至还没有包括他大量的遍布乡下与城市的不动产，分布在拉斐特大街、费里耶尔、布罗涅和拉斐庄园——是如此的巨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按照法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说，11亿法郎相当于4.2%，这确实很让人吃惊。）然而，保留下来的文件使我们可以算得出一个更为真实的数字。詹姆斯的遗嘱里规定了他的现金或者说是年金分给他的亲属以及一部分其他的受赠人（包括他的男仆），金额合计大约为2 000万法郎，其中的大部分（1 600万法郎）给了他的妻子贝蒂。另外，他不确定的资产剩余，包括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各银行的混合资本金中的股份，由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女儿夏洛特和孙女海伦分享。遗憾的是，有关1863年和1879年间的公司资本的数据没有留下来，而1863年的数据是由基尔估算出来的。1855年的时候詹姆斯个人的股份是25.67%，据此我们就能估算出8年之后他的股份市值约为572.8万英镑，或者是约14 320万法郎。要对詹姆斯的不动产给出一个准确的价格，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从费里耶尔的藏品价值2 000万法郎，而拉斐特的地产曾经花费了410万法郎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大致为3 000万法郎。将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合计是19 300万法郎（770万英镑），这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数字，尽管这肯定是被低估了的数字（我们不知道除了在家族合伙中的股份，詹姆斯又积累了多少证券组合；我们也不可能把他庞大的艺术品收藏赋一个现金价值）。“在我看来，”梅里美有些不逊地开玩笑道，“当一个人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时候，死亡更加是一件令人感到不甘心的事。”
詹姆斯想要留给后人的遗产中，还包括他从迈耶·A·罗斯柴尔德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他的遗嘱是对作为罗斯柴尔德成功基石的那些精神特质最后的权威诠释。其中有过去对兄弟团结的要求——他敦促他的儿子们“作为一种责任，对它的履行将会结出最幸福的果实”。他明确要求他们：
永远不要忘记相互的信任以及兄弟和睦，这是我亲爱的兄弟们与我之间至高无上的关系，这也是我们那些美好时光中结出幸福果实的源泉，同时也是我们在困难时期的精神庇护所。兄弟间的团结加上我们对工作的热爱与勤恳的努力，一直是我们繁荣昌盛以及公众良好口碑的根源。而兄弟间的团结是我最敬爱的无与伦比的父亲的临终遗愿，它一直是支撑我们的精神力量，也是让我们避免受伤害的保护盾牌。我希望这个愿望由我在此再次表述，并因此能让我的每个孩子都虔诚地铭刻在心，当成是我作为父亲的慈爱的最珍贵的遗产……
这也是过去所定的原则（自从最早的合伙合同开始就被奉为神圣的原则），要求他的儿子“不得在（家族）公司以外的地方做生意，无论是公共基金、商品交易还是其他的债券”。詹姆斯对于这一点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而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似乎并不是太需要：
只有在他的所有员工都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而且在同一条道路上共同努力时，这家公司才能够管理得好，团结才能有保障。我希望，我留给我的每个孩子的财富足够让他们独立经营，不用再去做危险的生意。我要求他们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别人提供给他们的任何事务上，以便他们的名字能够一直像现在一样被尊重。我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们的财富全放到纸上，并且要尽可能多地拥有流动资产，以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变现。
这最后一条原则让我们接近了罗斯柴尔德生意理念的精髓：将你的资产一部分投资在不动产上，而你的证券资产组合要偏向于高流动性。詹姆斯再一次用他父亲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说的话，通过对他的孩子们的生意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警示来结束他的指示，他要求他们：“永远不要放弃我们先辈们的神圣传统。这是我们留给你们，而你们又将传递给你们的子孙后代的最珍贵遗产。上帝的意志给了人类在有生之年中的信仰。遵从这个天命的戒律是我们的首要义务，放弃信仰是一种罪过。爱你先祖的上帝，并用你的诚意来侍奉他：愿我能投入到他的怀抱，从上面的天堂来守望你们，就像我曾经在地上守望着你们的那样。”
在这些神圣原则的指导下——人们甚至可以说是由于这些神圣原则的帮助，詹姆斯比他的大部分对手都活得长久。最让人兴奋的是他对那些江湖术士的弟子、佩雷尔家族取得的最后胜利。工业信贷银行面临困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资产分流到了不动产信贷银行，部分是因为他们试图参与到奥地利与西班牙政府的金融活动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麻烦的迹象首先出现于1866年年初，当时它通过发行大量的认股权证使它的名义资本翻番，并且试图为不动产信贷银行再筹集8 000万法郎。那一年的金融危机由于中欧弥漫的战争紧张空气而更为严重，最终成为致命的打击。尽管佩雷尔家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价格从1866年6月最低的420法郎拉了起来，但到年底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够支付红利。与往常的情况一样，埃米尔·佩雷尔指责“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敌视”，并请求他在政府里的朋友提供帮助。但是，来自于地产信贷的2 900万法郎远远无法堵住窟窿。在1867年4月，当不动产信贷银行亏损的全部账目曝光后，佩雷尔家族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置于向法兰西银行——这家他们做梦都想取代的银行——祈求怜悯的境地，向它申请7 500万法郎贷款。可以想见，他们遭到了冷遇，主要是由于阿方斯作为银行董事，其影响力不断增强。在9月14日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他强调只能提供3 200万法郎，而且这是作为“帮助工业信贷银行破产清算”的资金。当银行股票价格探到140法郎的底部时，这艘旗舰终于沉没了。
佩雷尔家族的没落，并没有引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任何同情。一直到最终的悲剧结尾，詹姆斯对工业信贷银行的所有原则都怀着敌意。“在某一天，”他在1867年3月告诉兰道，“这些金融机构之间会达成协议，拿走所有的业务，什么也不给我们留下，因为他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坚决反对任何拯救工业信贷银行的努力。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似乎是佩雷尔家族自作自受。在法兰西银行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之后10天，拿破仑三世事实上的代理人罗谢尔看到：“佩雷尔家族真的很令人同情，他们不应该遭到现在这种如此强烈的仇恨。”事实确实是这样。一旦工业信贷银行彻底消失，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近乎掠夺的价格整体收购佩雷尔家族的私人资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佩雷尔家族兄弟在乡村和城镇紧邻罗斯柴尔德资产的附近购买房子，曾经让詹姆斯大为光火。所以，人们很容易想见罗斯柴尔德现在幸灾乐祸的嘴脸，1868年，阿道夫从伊萨克·佩雷尔的儿子尤金手里买下了蒙梭大街47号的饭店，仅用了42 000英镑——比佩雷尔家族当时所付出的少了17 200英镑；1880年，埃德蒙买下了佩雷尔的阿蒙维利山庄。然而，放下屠刀似乎还远远不足以让对手解恨，当佩雷尔家族的艺术品收藏在1872年进行甩卖时，阿方斯拒绝购买他们的任何画作。“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他很轻蔑地说道，“只是些表面光鲜的货品。”人们倾向于把这解读成对佩雷尔家族间接的盖棺论定。
相反，詹姆斯的辞世似乎把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到了无人可敌、至高无上的地位。“毕竟只是走了一位罗斯柴尔德，”1868年一篇颂词的作者这样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继续。”1870年，英国杂志《周期》采用了一幅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画面，描绘列昂内尔作为新的罗斯柴尔德“王”，端坐于他的现金和债券组成的王座上，接受世界各地统治者的参拜——参拜者中有拿破仑三世、教皇威廉一世以及女皇维多利亚等（见图9–1）。
图9–1 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XVII版。
工业信贷银行的失败并不代表着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整体失败，相反，詹姆斯死后的几年间，人们并没有看到这类银行的涌现出现任何减缓。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大，更具竞争性，而且联系更加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私人资本集中的重要性已经出现相对衰落，尽管它仍然巨大。在詹姆斯辞世两年前，法国记者埃米尔·德·吉拉丁这样评论道：
这个伟大的银行企业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当政治及货币环境没有对他们不利（但是这种时候越来越少）时，他们仍然能够决定大型的金融行动，但是……从现在开始，投机性的普选将超过这个或者那个银行家的影响力。“银行家”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机构、大金融公司支配的时代”即将到来。
如果1868年标志着法国金融史上的转折点，那么它是否也标志着政治上的转折点？人们试图说，是詹姆斯的辞世紧随着工业信贷银行的倒闭，在某种程度上敲响了这个政体经济上的丧钟。“帝国意味着空头。”詹姆斯在1866年的时候说。在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它在政治体制上的终结难道不是已经非常临近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历史学家可以很容易来解释“正统的银行家”是否真的“对第二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的信贷体系给予了致命一击”。现实的情况是，1866~1870年这个时期，最令人称道的特点是法国金融市场的乐观氛围。1863~1866年间，毫无疑问是一种空头的趋势。债券从1862年10月末最高位每股71.75法朗跌落到了1864年11月的每股64.85法朗。但是在此之后，它的趋势开始掉头向上。突如其来的奥地利–普鲁士冲突引发的危机，曾经被詹姆斯用来作为他要求改变法国对外政策的理由，但是这场危机从很多方面看，其影响都是暂时的。债券价格在1866年4月28日触底（每股60.8法郎），这个时间差不多是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而在孔尼格拉兹战役爆发的那个星期，价格却从每股63.03法郎涨到了68.45法郎。之后价格出现了起伏——通常与拿破仑三世的健康状况有关——但是总体的趋势却是明白无误的。1870年5月21日那一周最后的收盘价是每股75.05法郎，这个水平自19世纪50年代的帝国盛世以来就没有见到过。像1870年出现的这种债券市场对于一场崩溃的到来，竟然没有任何一点准备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我们对此应该怎么解释？最直接的答案是孔尼格拉兹战役后的第二帝国是愚蠢的食利者的天堂。这是因为由于根本性的国际原因，货币体系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法国收支平衡情况的改善，再加上拉丁货币联盟的建立，导致黄金和白银流入到法兰西银行的储备中，使得贴现率可以低至1866年8月的3%和1867年5月的2.5%。当时有很多对于同期实业投资活动下降（1862年后铁路投资出现了急剧的下滑）的忧心忡忡的评论，但是所谓的“金银大发现”（指法兰西银行空前的储备）对提高债券价格产生了巨大的正面的影响。在1868年新发行的价值3.4亿法郎的国债出现了严重的超买，而1868年和1869年的情况也非常好。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在1870年的战争失败后，还能够赢得1871~1873年的和平。
金融市场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乐观情绪在拿破仑三世推出的自由化改革的影响下进一步高涨。从专制下迈出的实验性的第一步出现在1860年和1861年，还是橡皮图章的立法会议的权力得到了一些提升；但是一直到1867年，拿破仑三世才开始向“自由帝国”的体制快速迈进。立法机构中的代表被赋予了质询部长的权力，在1868年，对于报纸的限制被取消。从短期看，这只是揭开了媒体批评的这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此间最刻薄的讥讽出现在亨利·罗奇弗特的《天窗》中。或许，获得解放的反对者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在于揭露出了乔治·豪斯曼在整修塞纳河时为支付他那宏大的重建巴黎计划这个帝国时期最具体的成就的款项过程中，所犯下的特别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在1869年5月的选举中，尽管罗谢尔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只有57%的选票投给了政府；而在19世纪50年代的选举中，这个数字超过了80%。
在这些事情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从某些方面看又是矛盾的。早在1866年12月12日，迪斯雷利告诉史丹利，他“收到了某个罗斯柴尔德家庭发来的关于法国局势的惊人消息，这个消息说人们对帝制感到越来越厌倦了”。詹姆斯从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帝国的自由化。“我觉得很难让人相信，”他在1867年1月告诉他的孩子们，“这些自由化的改变能对信用的改善或者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大问题即将到来的先兆。”在写给儿子们的一封非同寻常的信里，詹姆斯列出了他事实上的政治遗嘱：
你们会说，你们的父亲正在改变思考的方式，而且他站在非常自由化的一方。一方面，我已经在信里给你们讲了西班牙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在讲关于法国的反自由化。让我这样来跟你们说，严格讲，你们是对的，但我的内心一面是政治性、自由化的人，另一方面是经济的人，而且很遗憾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是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前进，但要是自由太多，它所取得的进步反而更少。我把我的思想转回到过去，转回到路易·菲利普统治的这15年间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这期间政府允许（代表）在议会自由地畅所欲言，给报纸以完全自由的权利。这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引向推翻政府，引向所有那些从此以后将会不断发生的变化和革命。因为，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法国是一个虚荣的国家，从这个国家，一个发言的人可以为了炫耀他的才能用堂皇的言辞对议会发表演说，可以根本不考虑国家的真实利益。现在我相信，从这个角度说，自由是需要的，人们应该有权发表简单的文章，可以公开地对大家都在议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从这个程度到皇帝愿意赐予的所有自由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很坦白地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很危险的事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将被迫进行战争，这并不是因为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过早、过快地给予我们过度的自由。一个在监狱里被囚禁了很久的人不会很轻松地享受他梦寐以求的空气，当他出来后，马上吸入太多就会要了他的命，而且我担心这种情况在报纸获得充分的自由时可能就会发生……我只希望，法律能够在它的条文中包括制止邪恶的必要的限制条件，因为这种邪恶会因此把我们引向战争。
阿方斯对他父亲的悲观有着一定的同感，尽管他的观点并不是严格的经济性的。正如他所看到的，“在这些时候的某一天，自由化运动会很简单地变得势不可当”；他预言“冲突”以及更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将会到来。在1866年年底，他告诉他的岳母夏洛特（根据她的记录）：
我相信帝国不可能持续，将会被一个共和体制所代替，但是这个变化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整个法国将很高兴地接受这个共和体制，并将之作为一个过渡的过程，这期间将会允许进行那些最急迫的改革，给统治者足够的时间进行选择，以从波旁以及奥尔良家族中选择出国王或者是皇帝。
当夏洛特表达了对拿破仑继续他的自由化政策所持的期望的时候，阿方斯凄楚地回应道：“最有必要的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战略，因为说实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和谁一起去。”但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这并没有限制阿方斯积极地投身于反对波拿巴统治的斗争中。1867年夏天，阿方斯参加了塞纳和马恩地区的一个反政府论坛举办的地方议会选举。有意思的是，詹姆斯说“他有点恼怒，因为他的儿子成为了反对派人士”，他并不赞成“公开反对”这种方式。事实上，詹姆斯明确地向拿破仑三世保证“他不站在反对派一边”， 但同时他并不限制他的儿子。他告诉他的儿子“没有一个大臣会自己出来承担把我们推向反对派阵营的责任”，换句话说，他把阿方斯的做法看成是向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并且深信法国没有哪届政府甘冒疏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风险。
詹姆斯也不反对居斯塔夫的朋友勒翁·塞的做法，他于1865年发表在《争鸣杂志》上的系列文章在很多领域引发了反对豪斯曼的巴黎地区政权的运动，为尤里斯·菲利著名的书《豪斯曼的奇妙账本》提供了素材。身为扎拉果扎和北方铁路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塞被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的人，起码也算是罗斯柴尔德家的“仆从”。尽管很显然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攻击豪斯曼时，他是罗斯柴尔德的“斧头”。自1860年起，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为巴黎市承担小规模融资活动时，豪斯曼还是依靠地产信贷来为他的建筑工程融资，同时依靠那些愿意接受以延期付款和“委托债券”的借据承包商。通过对已经关闭的那些账户中违规情况的曝光——账户里面多出了大约４亿法郎的无授权债务——塞间接给了地产信贷一个耳光——这让阿方斯很满意。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用于清算豪斯曼不太规范的债务的新贷款。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阿方斯对自由派反对党在1869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功感到（暂时性的）高兴，尽管“红方”的所为很对居斯塔夫的胃口，而纳特对于工人阶级所发出的“呐喊”有了一些警觉。阿方斯在1869年7月写给伦敦的信中说：“在我看来，如果法国想要自由，它的革命精神比以前要少很多，保守主义的情绪比几年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但是我很确信这场风暴还是会来，尽管这次的危机不会伴随着骚乱，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不可否认，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迹象，但是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一个覆盖更广泛基础的议会机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认为自由派会胜利的看法破坏了具有广泛基础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第二帝国在政治上正滑向革命的泥沼，这种情况甚至在1870年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反，通过与反对派人士的和解，拿破仑三世似乎把“罗谢尔政府”的倒台变成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1870年1月2日，前共和倡导人埃米尔·奥利维尔被任命来组建一个新的自由派政府——这个举动早在1869年7月就被纳特言中。阿方斯对奥利维尔并不是很欣赏，但是阿方斯还是很看好他。“巴黎为它的新政府而欢呼雀跃。”阿方斯在1870年1月初时这样说道，“放眼所见都是心满意足的群众，而交易所也以上扬的走势表明它对自由化的支持。所有在这个行业里的人，就算不是天才，起码也都很聪明、很敏感。这一时刻，他们支持议会里的绝大部分人，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保有信心。”按照迪斯雷利在当月与安东尼接触后所给出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非常确信事情会很平稳地发生，他们认为皇帝通过采用一个宪政体系，已经挫败了奥尔良派，并且充满信心地展望着他的儿子们的未来。”就连罗切夫特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上搞出的那些没有规矩的情形，也没有让阿方斯感到过分不安：“当一个政府能够接纳公众的意见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告诉他告诉堂兄弟们说，“民主党的软弱”是“毋庸置疑的”。
在随后3个月的进程中，《宪法》的修订按照议会的意见按部就班地进行。5月8日，新的政权在取得了68%的选票后获得批准。进行另一次公民投票的决定在一开始的时候让阿方斯感到非常不满——这让他觉得就像“一场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而且新上任的部长们不称职和平庸的鲜活证据，唤醒了他对皇帝第二次政变或者是社会主义者在大城市发动起义的担心。但他还是欢迎这个结果，“因为这是一个有条理的政党的伟大胜利，而且是自由党战胜了混乱的政党”——这个论断很显然得到了交易所新的暴涨趋势的支持。
问题在于自由化的代价是军事上的衰弱。拿破仑三世自己深谙孔尼格拉兹战役的意义，他要求对松懈的军队体系进行改革，以便能使军队编制规模翻番。夏洛特早在1866年8月就曾说过，皇帝“脑子里一天到晚转的都是关于新的后膛炮和撞针枪，以及惨无人道的加农炮的各种规划和项目”，4个月后，詹姆斯听说皇帝计划扩充军队。在立法院投出他的反对票后，他确定这个军队议案将会被大大削减。正像是10年前普鲁士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党人并不欣赏增加军事防务的想法，他们为此支付的财政收入远远少于实际的需要。在考虑到浪费在墨西哥以及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仍被继续吞噬的那些巨额军费后，反对提高支出的意见获得了更多的喝彩。
皇帝在这个方面付出的所有努力因此遭遇到了很强硬的政治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反对法国重整军备，因为詹姆斯看到，重整军备会“造成一个很坏的印象，而且人们会更加崇尚战争”。 因此，他和他的几个儿子在军队议案被大力削减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悲伤。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似乎都相信法国已经强大到足够挑战普鲁士的程度，而俾斯麦就像阿方斯说的那样，犯了“世界上最大的错误，给了法国一个借口与他发生争端，而这个时候，各种条件似乎又对法国特别有利”。当巴黎博览会的组织者（阿方斯位列其中）很难从下面各省借到作品时，一个笑话开始传开了：“普鲁士人可能会来，并把它们拿走。”这个笑话的意义就在于“普鲁士人来”被当成了一个玩笑。按照詹姆斯说的，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里面包含着“无法言明的矛盾”：“我们正在举办一届博览会，我们想要把我们所有的资金都引导到工业项目里来发展国家；但是与此相反，我们却被迫去借钱来支付国防开支。”当财政部部长马涅在1868年1月宣布贷款的时候，刺激经济与增加军备在贷款目的中的地位几乎是平分秋色。阿方斯在给他的堂兄弟们的信中反复提到了他对法国扩充军备是否明智的怀疑：事实上，他似乎是军备竞赛引发战争这个错误理论最早的赞同者。迈耶·卡尔在柏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的政策应该受到指责。阿方斯在1869年12月满腔热情地从巴黎发出报告说，财政部长报告了“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局势，盈余有6 000万法郎，其中的大部分将会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剩余部分用于减税以及改善低级职员的地位”。一个月后的说法又变成了用于铁路建设的新的政府补贴。
如果说政府一直致力于追求应该完全中立的对外政策的话，这个根本性的军事弱势或许也不至于出现问题。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在某种程度上想寻求媲美俾斯麦在德国取得的胜利，使法国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全部暴露了出来——或许早就应该这样了。
资本与外交
在整个19世纪，存在着这么一种潮流——说它是规则却又有太多的例外——外交的联系如果是建立在资本运转的基础上，会更加稳固。英国是首个有足够大的支付盈余来保证持续的资本输出的国家，它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与对抗拿破仑的大多数盟友的关系；而且在1815年之后，在不断增长的海外借款潮的基础上，正式或非正式地建立起了大英帝国。法国是19世纪另外一个大规模输出资本的大国，事实上，1861~1865年间，在巴黎发行的外国贷款的金额与在伦敦发行的金额几乎持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850年后，很多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新建立的银行和铁路都源自于法国的资本。这种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但是，无论它在经济上有多大的合理性（甚至对这一点很多人也存在质疑），其外交或者战略利益仍然还是受到了很大限制。如果普鲁士挑战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权益，而法国要迎战的话，它就需要盟友。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是，英国开始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投资：1854~1870年，英国的海外投资中，投资于欧洲大陆的份额从54%降到了25%；到1900年时，这个数字只有5%。这帮助我们解释了英国越来越明显的“孤立”外交。安东尼在宣布奥地利–普鲁士战争直接后果的时候，同时为科布登主义的自由党人和孤立主义的托利党人都说了好话：
我们愿以任何代价来争取和平。这是我们所有政治家的愿望。拿德比爵士来说，他12万英镑的收入来自于他位于爱尔兰和兰卡郡的那些建满工厂和工业城镇的地产。他会愿意支持穷兵黩武的政策吗？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德国或者奥地利或比利时呢？那种事情早就过时了。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上，法国资本却流向了那些既不能，也不愿意付出任何东西（除了利息，有些情况下连利息都没有）的国家。
1866年以后，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本市场的区域划分越来越明显。法国继续大量地投资于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并且与他们做贸易。这帮助我们解释了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在1865年建立的拉丁货币联盟能生存的原因。在1866年的大灾难之后，奥地利重新将自己从政治和经济上引向了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北部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的银行开始向其他的德国联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的大量投资。法国外交政策的玄机与这些事居然没有能引起关注的原因同样玄妙。因为法国资本正流进两个在势力均衡上完全被忽视的国家——比利时和西班牙，而至于意大利，由于有棘手的罗马问题，因此永远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波拿巴法国的怀抱里。为了制衡普鲁士，法国需要俄国；如果这个目的未能达到，还可以考虑愿意重新开启孔尼格拉兹的奥地利。外交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这两个联盟都没有能实现的原因：只要俾斯麦能够让俄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很暧昧地怀有重建神圣同盟这个想法，法国就不得不为获得它们的支持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奥地利和俄国都索要了一个很让拿破仑三世踌躇的高价——支持它们在近东去对抗对方。然而，不管是奥地利还是俄国，只要它们还是法国巨额资本的债务方，法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就很强。没有这些的话，法国就只有它的军事实力可以拿出来亮一下；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很难让人放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从很大程度上看是无意识的。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认同广为流传的帕默斯顿的观点，认为威胁欧洲均势的大国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1866年8月，在《布拉格和平协定》签订前一周，夏洛特在对她儿子讲话的时候表达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我们很久前就已经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拿破仑皇帝是战争的挑动者，他还想从中获利。”列昂内尔毫不犹豫地把他从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那里受到的对法国政策的批评都转给了迪斯雷利。
最能增加英国人对法国的反感的事情，莫过于拿破仑三世愚蠢地重提某种对法国领土“补偿”想法的努力，据分析，这里所指的可能是作为对它在1866年保持中立的补偿。那一年中，拿破仑三世曾经两次提出了这个议题，但两次都遭到了否决。1867年3月，他又再次尝试。在俾斯麦对欧洲采用既成事实的手段的怂恿下，他向荷兰国王提出了一项从他手里购买卢森堡公国的交易：这是具有19世纪60年代特征的另一项失败的地产交易。卢森堡是一个特例——它是荷兰国王的个人财产，但它是1815年之后后德国联邦的一部分，而且其边境由普鲁士军队把守；它还是普鲁士关税联盟的成员。被法国吞并的这种可能性因而激起了德国国家自由党（俾斯麦向他们泄露的秘密）的愤怒，而且似乎会再次引发法国–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詹姆斯与阿方斯没有参与到巴黎与海牙之间的谈判中，但我们可以想见，当他们听到这种风声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大惊失色，并且不断疯狂地向伦敦发出请求，要求英国调停。就在詹姆斯发出政治自由化可能把法国引向战争的预言后不到两个月，战争的警报似乎就快要拉响了。甚至在拿破仑三世再次低头后，普鲁士可能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会被轻易地解除：迈耶·卡尔对俾斯麦打算和平的保证与布雷希罗德发自柏林的说法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战争的担忧在双方同意将问题提交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进行讨论之后才得以结束。大会上形成的决定是卢森堡将按1839年以来的比利时模式维持中立。尽管到了这个时候，妥协似乎也只是一种拖延战术：安东尼在那个夏天访问欧洲大陆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了双方在莱茵河两岸进行军备竞赛的证据。迈耶早在9月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印象——德国的其他邦在“面对法国行动的问题上”会与普鲁士保持一致。
1867年危机中更多的积极方面是旧式的罗斯柴尔德非官方外交系统明显又重新启用。詹姆斯和阿方斯在4月份时经常拜会皇帝和罗谢尔，布雷希罗德和迈耶·卡尔传送来自于俾斯麦的信息（经常是矛盾的），列昂内尔将这些消息转给迪斯雷利，迪斯雷利把这些消息送给史丹利爵士，史丹利爵士再转给女王。任何英国的回应都会又传回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交给布雷希罗德的“朋友”。很显然，正如史丹利给女王报告的，纽考特“转来的关于欧洲大陆的信息的及时程度与准确程度，和通过外交渠道获得的信息几乎是一样的”。对于将这个问题提交在伦敦举行的大会进行讨论的决定，部分就是通过这些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来制定的，这种通过简单编码的电报在柏林与伦敦间所传递的信息为谈判建立起了基础的框架。从很多方面看，阿方斯所希望的由英国出面进行有效调停的愿望因此得以实现了。后续发生的很多问题使这个程序没有能够在1870年得以再次使用。第一，保守党政府在伦敦遭到了失败。尽管里奥与外交大臣克来伦敦的儿子关系不错，而且尽管列昂内尔和夏洛特经常拜会格莱德斯通，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迪斯雷利在任时相比还是远不如昔。第二，根据艾尔弗雷德1868年4月所观察到的，詹姆斯的逝世以及阿方斯对反对派的认同越来越意味着“拉斐特大街很少听到来自法国内阁的消息了”。第三，法国政府通过在1869年亲自参与对某些关键的比利时铁路的控制权收购计划，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英国方面意见的抵制。
另外，这或许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十分有利的一项交易，但是他们自己对比利时的影响力那些年来一直呈现减弱的趋势。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老朋友和老客户利奥波德一世在1865年逝世，而和他继位的儿子的关系始终没有能够达到和他以前一样亲密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比利时银行（特别是国民银行和兴业银行）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摆脱他们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所一直需要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帮助，以及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依赖。当比利时政府在1865年筹集6 000万法郎贷款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只提供了400万法郎。两年之后，当另外新发的6 000万的时候，罗斯柴尔德的份额也只有一点点提高（600万）——这样一个数字在阿方斯看来“几乎就是在嘲弄人”。在法国政府未遂的铁路收购计划中，罗斯柴尔德没有卷入，这次收购计划被广泛地解读为为了一个战略性的目的，以便在与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可以快速地将法国军队部署到比利时。在伦敦，这被看成是一种外交挑衅：保持比利时的中立正在成为英国大陆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