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况，在西班牙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表现得都更加明显。正是对于西班牙政治未来的分歧，使法国最终在1870年与普鲁士之间爆发了战争，而历史学家不大会费心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在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资本对西班牙经济的持续渗透，而让波拿巴政府的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产生出这样的假想，认为这给予了法国对这个国家产生非正式影响力的权力。1868年9月的革命不仅没有影响到各家法兰西银行对西班牙金融、矿山和铁路的各种计划，似乎还对法国更多地参与发出了邀请。事实上，只有在革命之后，才有可能按詹姆斯从1866年以来就一直设想的路径与马德里达成一个贷款协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议会体制的轮换总是会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受到鼓舞，就算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是被迫的。尽管在这个协议正式签署前的几天之前詹姆斯离开了人世，但是正如塞当时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1868年的西班牙贷款是詹姆斯一生中最后的大动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按33的价格买入了价值1亿法郎（面值）债券的3%，为西班牙债券重新打开了巴黎市场；作为回报，西班牙政府给扎拉果扎公司提供了价值3 000万法郎的补贴。这是近几十年来罗斯柴尔德第一次为西班牙发行债券，并且拟将此作为让这个国家“重新站立起来”的一系列持续努力的开端。
然而，就像在西班牙一样， 巴黎对于这个新的议会体制也只是有着短暂的热情。除了通常的革命后的分裂趋势外，新的政权还不得不为保持对古巴的控制进行一场持久且花费不菲的战争，这就使得金融稳定成为了一种奢望。经典的罗斯柴尔德的解决办法——把岛屿出售给美国——从政治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尽管阿方斯发现普瑞姆首相个人对这个想法很支持。这就意味着只能走回到压低债券价格以水银或者烟草作抵押的特别借款、在“铁路这个恶魔”身上继续亏钱的这条老路上，用一句话说，就是过去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然而，就像在19世纪60年代时的情况一样，其他的银行都很急迫地想要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马德里的传统优势。具体来说，巴黎银行发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它的董事德拉罕特计划“将艾尔梅登、力拓（的众多铜矿）等矿山的收益以及其他大多数国有资产进行资本化，也就是让他自己能挤进政府机构里”。尽管他提出的这个方案是一个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实施的投机，阿方斯还是怀疑德拉罕特梦想着让自己代替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一场新爆发的政治动荡以及货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使这个计划无疾而终。这场斗争的顶峰出现在1870年，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彻底击退了德拉罕特想要获得尔梅登矿区控制权的进攻。不管是从象征意义上还是从经济意义上，这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甚至在这场胜利之后，那些作为竞争对手的法兰西银行还在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对马德里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只是取得了局部的成功。1871年，一个再次由巴黎银行为首的银团成功地发行了新的西班牙贷款，只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分得了“非常小的一杯羹”。次年，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使得里昂信贷银行信心膨胀，大言不惭地说“罗斯柴尔德”已经“失去了西班牙”。从另一方面讲，对于西班牙政府的长期借款，其风险依然与过去同样高。1866~1882年间，人们看到西班牙的债务迅速增长：公共债务从46亿比塞塔[49]上升到了129亿比塞塔。大量的新债掌握在外国债主手里：由海外掌握的总债务的百分比从1867年的仅仅18%上升到了1873年的44%。这个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总的债务水平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大约70%上涨到了1879年高峰时的180%。君主立宪体制在1873年的倒台把西班牙债券的价格打到了每股18比塞塔以下，而在1868年的时候这个价格还在每股30比塞塔以上，而且在后面的年份中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当其他的竞争对手收回被烧伤的手指，放在嘴里舔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心满意足地继续着他们传统的以艾尔梅登矿区的产量作为担保的借款体系，这个担保价值的可靠程度是西班牙货币的价值所不具备的。这一直都是很可靠的收入来源，并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19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政治的不确定性达到了顶峰，而债券价格在一路暴跌——水银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上扬，从通常的每瓶6~8英镑涨到1873年顶峰时期的22英镑。由于担心这样的价格可能会鼓励其他的商人开发不够经济的矿山，罗斯柴尔德家族急忙扩大矿山的产能：1873~1887年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
艾尔梅登体系运作得如此成功——阿方斯把它描绘成一棵“摇钱树”——以至于在1872年的时候，把这种模式延伸到西班牙政府力拓的铜矿上的可能性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873年出现的共和插曲使这个计划胎死腹中，但是第二年年底，波旁王朝复辟又把这个矿山以37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国公司（这个价格远高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的它们的真实价值）。在此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对力拓产生了兴趣并成为了大股东——这个决定最后证明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国际上对铜的需求急剧上扬。然而，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对于扎拉果扎铁路的参与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境况。尽管它慢慢地吞并了那些较小的线路，比如可多巴–塞维勒，但是马扎阿铁路从来没有向它的股东分过一分钱的红利。它与佩雷尔家族的北方线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竞争，这场竞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而且这项投资应该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项目中最不赚钱的投资之一——尽管政府总的补贴额达到了2 400万英镑，而法国总共的投资是7 000万英镑。
但最为重要的是，对西班牙持久不衰的经济兴趣为我们解读了法国政府在1868年革命之后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兴趣。在伊莎贝拉女王被推翻之后，从其他欧洲皇室寻找一个可能的继任者的投机活动马上就开始启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精明地并没有轻易放弃波旁：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基本上可以说从推翻波旁的这场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就直接参与到了对这个皇室的资助活动中。但是在短期看来，一个来自波旁家族的候选人是不会被考虑的，虽然说拿破仑三世比较倾向于伊莎贝拉的儿子、奥地利王子阿方斯。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仍然有一位萨克森–科堡候选者——费迪南德。在王位空缺的这段时间内，革命爆发到最后在1870年10月接受由萨伏伊的阿马德奥（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纽的儿子）加冕的过程中，也曾经提到了很多名字。其中之一是霍亨佐兰–西格玛林根的利奥波德，他是普鲁士国王的一位亲戚。法国自然尽其所能来阻止他的候选资格，并暗示说这可能会变成从南边过来的新普鲁士的威胁，就是这种威胁导致了1870年战争的突然爆发。
如果比利时和西班牙没有什么实力，那么至少意大利算是一个竞争者。詹姆斯在1866年危机期间试图对意大利政府施加经济压力的尝试，基本没有任何效果：最终他从意大利购买威尼西亚的计划是实现了，但却是在他曾经力主避免的战争发生之后。在《布拉格和平协定》之后的那段时间，法国和意大利间结成反普鲁士联盟的可能性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提了出来，而奥地利则可能成为加入联盟的第三国。俾斯麦把这样一种联合称为“空中楼阁式的垃圾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想法也不会一拍即散。1869年2月，纳特听到有人声称“陛下打算作出开战的决定，以便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内部事务中转移出来”，而且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正准备返回意大利时肩负着政治目的，“也就是说服他的政府与这个国家建立进攻（和）防卫协定”。两个月之前，意大利事实上曾经秘密地提出过在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想法，要求以蒂罗尔作为代价。当战争在1870年爆发的时候，维克多·伊曼纽尔郑重地考虑过与法国联手反对普鲁士的想法；不同寻常的是，他这一次居然出现了被他的大臣们否决的情况。
从金融的观点来看，意大利是应该顺从的。战争的花费——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两方面——已经从1862年的9.16亿里拉增加到了1866年的13.71亿里拉；但是财政收入却远远跟不上这个步伐，仅从4.8亿上升到6亿，以至于到1866年时超过一半的支出都依靠借款来解决。在1861年之后的4年间，意大利国家债务翻了一番还多，达到了大约50亿里拉（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55%）。在1867年，意大利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债券的价格从大约66下跌到了50多一点儿；在1866年，里拉的兑换不得不暂停，进而导致了货币的进一步贬值。例如以英镑计价，意大利货币1862~1867年期间贬值了差不多12%。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仍然让外国观察家感觉像云里雾里一般（凯沃尔的弟子昆汀诺·赛拉是唯一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的后复兴运动的人物，而乌尔巴诺·拉提兹则是他们最讨厌的人）。与在西班牙的情况相仿，法国的银行之间为在任何一种金融业务中获得一点份额不得不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业务则只是意大利人为使他们从金融困境中解脱的一种手段。1867年一开春就看到了金融行业特立独行的预言家天主教徒朗格朗–杜蒙苏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最新步伐，而罗斯柴尔德对他却很不以为然。
然而，困扰着意大利和法国结成任何可能的联盟的问题是意大利王国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外交钥匙关于罗马城本身的地位，尽管在1864年与法国达成了协议，意大利政治家依然觊觎于此。然而，存在于意大利政府与教会之间的敌意所产生的影响也蔓延到了法国国内。当意大利政府建议通过出售教会的财产来筹款的时候，引发了很多外国银行的兴趣。通过几个月的谈判，一个辛迪加露出了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兴业银行和地产信贷银行，后面还跟着朗格朗–杜蒙苏——他们在正式出售之前就先给政府预付款项：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贷款5亿里拉，佣金为10%，而教会的土地粗略估算价值超过10亿。但是，当交易一公布，出售教会土地就遭到了教皇的强烈反对，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意大利政府希望将至少部分的这种征用土地的责任转给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退缩了。
这次退缩部分是由于商业原因，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所提议的交易中有很多内容是詹姆斯不喜欢的，最起码他不喜欢与像朗格朗这样的“诈骗犯”一起共事。但是根据写给伦敦的家书中所透露的信息，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詹姆斯不想招惹在法国影响力正如日中天的教皇势力。这种对天主教好恶的敏感性是詹姆斯晚年很有意思的特征，186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当时他竭力反对马上出售西班牙债券，理由是“与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的政府和部长作对，从长远看没有什么好处，更何况这些国家现在甚至连犹太会堂都还不让兴建”。现在，他又再次提出了同样的理由：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不喜欢与教会作对，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到各地的犹太人……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所占）的份额小，还因为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交易，根本不可能达成。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可能强迫教会出售他们的资产？……我只是一个搞金融的，不想被卷入到政治中，这会让教会转过来反对我们。
很现实的阿方斯认为“把自己与政治活动搞在一起，做事情可能会很方便，但是这既不公平也不公正，相信这会把自己的好名声变成贪得无厌的恶名，而且会把意大利的反犹太人情绪挑动得像中世纪一样疯狂”。
来自罗马的阻碍最终被证明是不可逾越的。地产信贷银行与拉塔兹政府间于1867年7月重新启动了关于一笔更加直接的金额为1亿~1.2亿里拉的借款谈判，但是由于那年秋天在罗马又爆发了危机而使谈判告吹。拉塔兹曾鼓励加里波第对罗马进行第二轮攻击，之后罗马将拉塔兹逮捕。当法国人向罗马新增派军队之后加里波第提出辞职。随后，加里波第从他隐居的位于凯普雷拉的岛上逃脱，但是他发现罗马的民众非常冷漠，而意大利的正规军站在了法国人一边：他的志愿军因此兵败蒙大拿，与5年前在阿斯普罗蒙特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
这次惨败使战争的幽灵时常出现在法国与意大利之间，而教会土地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但是，詹姆斯和阿方斯再一次拒绝参与其中，尽管这让伦敦的合伙人觉得非常遗憾。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他们这次的保留也存在商业方面的理由：打算对意大利债券征税的说法使詹姆斯很不高兴，而同时地产信贷银行在谈判中采取了越来越独立的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而且这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阿方斯遗憾地说道，“人们无法反抗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宗教偏见，特别是当你属于信仰不同的族群的时候。”纳特对此深表赞同：“参与到教会的生意中对于我们的巴黎银行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认为“只要有机会，教会人士会将我们撕成碎片，而且世界上再找不出比这件事情更让我们不受欢迎的事了。从我的角度看，利润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我衷心地期望我们与这种事情不要有任何牵扯”。阿方斯很尖锐地提醒他的伦敦堂兄弟“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形下”，他们已经“拒绝了俄国的贷款，主要是因为英国所弥漫着的自由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那些日子里支持波兰而反对俄国”。此外，那时又增加了法国在罗马的这种复杂的政治因素。1868年2月和3月，阿方斯和詹姆斯两人都很认真地征询了拿破仑三世和罗谢尔的意见，他们把就罗马问题达成某种谅解看成是任何类型的意大利贷款的先决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从来就没能实现。
甚至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在1863年关闭的情况相比，1867~1869年间流产的谈判更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意大利历史上的转折点。迈耶·卡尔抱怨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遗憾，让我们的敌人和那些永远都在世界各地反对我们的人抓到了这么一个赚钱的生意”。他说对了，确实，出售教会土地所筹集到的钱比预期的要少，这个事件的主要作用是压低了意大利土地的价格。不过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管理意大利的外债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占着主导地位：1861~1882年间，对债券的外国持有人应付的红利中，70%都是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在进行支付。在意大利政府于1880~1881年恢复现金支付时，需要6.44亿里拉的稳定贷款，他们找的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然而，阿方斯再也无法恢复詹姆斯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曾经享有的那种对意大利政府的影响力。
从法国对外政策的这个点上说，由于出售意大利教会土地导致的困难显得更加严峻。因为与罗马的纠葛不仅把罗斯柴尔德排除在土地出售的业务之外，还使法国与意大利结成反普鲁士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彻底消失。每一次，当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教会土地的业务中退出时，那些德国银行家，诸如艾兰格尔、奥本海姆、汉森曼和布雷希罗德就加入了进来。
法国资本在意大利影响力下降的另一个标志是那个曾经由詹姆斯缔造的最使他感到自豪的王国——南奥地利–隆巴多–威尼西亚及中部铁路公司的衰落。与扎拉果扎铁路相比，隆巴蒂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确实在给它的股东们派发着红利，它未来的前景似乎也是一片光明：奥地利的布勒那关隘在1867年对铁路交通开放；1871年，福勒杰斯隧道开通，使意大利到法国的路程一下子缩短了很多。每当英国的家族成员在隆巴蒂铁路网上驰骋时，他们对这个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另外，人们似乎也找不到限制隆巴蒂铁路在地理范围上进行扩展的理由。1867年，隆巴蒂公司通过向意大利政府合理支付了1 100万里拉后，获得了对几条罗马线路的控制权。两年后，在听到了它将把网络延伸到巴尔干并到达康斯坦丁堡的说法后，公司的债券涨声一片。
然而，人们也不能无视问题的存在。纳特与他的叔叔安东尼都在抱怨铁路网络的意大利部分冗员太多。更为严重的是，隆巴蒂公司的财政需求似乎是个无底洞。公司所吸走的资金就算算上政府补贴都是令人惊愕的。按照吉尔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在1864~1870年间贴进这个公司的钱超过了500万英镑，而且缺口每年都在增加。阿耶尔的数据表明，1866~1871年之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发行的隆巴蒂债券票面总值合计超过2 460万英镑。这些债券的发行价格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1866年首次发行时的价格是票面价格的93%；同年稍后再次发行的平均价格是79％；在1871年，价格下降到了43％。仅在187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该公司户头上所支付的金额合计为89.3万英镑。在19世纪60年代，现金流危机成了每年的例行公事。无可避免地，公司在金融上的脆弱使它的大股东能掌握的政治杠杆远不如过去那么受人重视。由于它横跨奥地利–意大利边界，又给两边的政府按正常的基数支付巨额的款项，使得这条铁路在过去曾经赋予了詹姆斯真正的政治影响力。而到19世纪60年代末，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过去那种把应付给政府的钱预先支付出去的老把戏仍然还可以继续，但是各个国家独自向公司发出自己指令的情况却越来越普遍。
比如在1868年，意大利政府威胁把停止对铁路的补贴作为削减开支的一个部分，而且在两年之后它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税种，阿方斯担心这个税的推出将会吞噬掉铁路网在意大利部分所产生出的全部利润。与此同时，奥地利政府还试图强迫公司在政治敏感的泰罗尔地区修建一条经济上根本不可行的支线铁路。普鲁士政府的企图是修建另外一条通过圣戈特哈德关隘连接德国与意大利的铁路，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间引起了混乱：迈耶·卡尔对所提议的补贴投了反对票，引来了那些希望新补贴提议的通过能促进隆巴蒂债券价格的人的质疑。当奥地利政府宣布它决定强制性地把奥地利南线铁路从几乎不能赢利的意大利铁路网络中独立出来时，也引起了类似的混乱。这个拆分行动从1866年起已经被多次延后，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187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以7.5亿里拉（3 000万英镑）的价格把意大利铁路网络卖给了政府；自此以后，意大利铁路成为意大利政治精英们自己的保留地。
这些金融和政治上的压力在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引发了新型的摩擦，在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巴黎之间造成了周期性的“口水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被其他分行斥责过度偏袒隆巴蒂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对来自于其他的大股东，比如塔拉伯特的压力过于敏感。阿方斯指责安塞尔姆把商工银行的利益放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之上。然而，这只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分歧的一小部分，到19世纪70年代，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跨国合作伙伴体制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而这个体制的重要性詹姆斯在遗嘱里已经做了重申。尽管与个人的差异不相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利益上面的分歧主要是因为资本形态的结构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逐渐使中欧可以把自己从西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渐渐的，各家分行之间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地变得具有地理性质的特征。法国在寻找能够有效地平衡普鲁士实力的方法上所遭遇的最终失败，其根源也源于这个变化过程。
奥匈帝国的孤立
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结盟就算已经得以确保，但要是没有奥地利的加入，也几乎难有什么战略价值。从表面看，法国–奥地利联盟是1866年之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合作；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866年期间确实已经出现了，而且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奥地利敢于冒险反对普鲁士的一个原因。奥地利战败之后，法国曾经多次尝试重提这个想法——1867年4月和8月、1868年的夏天、1868年的12月、1869年的3月和9月。对于德·格拉蒙特公爵——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在1870年4月成为外交部长——来说，这样一个联盟可以变成现实，他甚至相信已经是现实了。格拉蒙特对待1869年流产的协议的态度就好像它真实存在，同时也“从道义上签署了”（拿破仑三世一相情愿的说法），一名法国将军甚至都已经被派遣到维也纳去讨论联合军事行动的问题。但是，自始至终一直无法跨越的绊脚石是新的奥–匈双重君主制具有不同于过去的奥地利帝国的优先权。就像列昂内尔1867年时在维也纳告诉迪斯雷利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所产生的雪耻的想法，维也纳都没有严肃对待过，与布达佩斯相比也差得很远：看起来未来似乎寄托于巴尔干。法国面对的问题是奥地利首相贝斯特兴趣所在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隐含着与俄国而不是与普鲁士的冲突。除非法国愿意支持奥地利在东方问题上抗击俄国——比如对于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克里特岛人起义——否则奥地利–法国联盟就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结果也被证明，确实如此。真正的情况是，1868年年底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报告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贝斯特打算发动另一场反抗普鲁士的战争，而且这很显然与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特岛的问题的关系比与法国问题的关系更为紧密。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周期性的财政赤字部分由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提供资助。在1866年的大崩溃之后，詹姆斯努力想把业务恢复如前。尽管他声称“真的不再对烦人的奥地利信用抱有任何大的信心”，但实际上他几乎是马上就开始给他们提供现金借款。詹姆斯在1867年夏天访问了维也纳，试图就新发售“英国–奥地利债券”——这类债券在1859年时发行过——进行谈判。然而，对于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来说，这似乎还为时尚早，因为当时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刚最终达成了协定。迈耶·卡尔对于奥——匈“双重体系”这个新系统的经济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个体系赋予了匈牙利几乎完全的金融自主权，而相对来说，它对“共同的”奥匈帝国防务预算的贡献相对很低；他一直在谋划发行新的奥地利债券，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价格低得过分。纳特在英格兰也怀有同样的谨慎。
他们的担心只有在奥地利政府1867年11月获得来自地产信贷银行和巴黎其他银行的竞争报价之后，才会得以证实。正如阿方斯所抱怨的：“说真的，与奥地利政府打交道非常困难，他们总是迫切地要钱，而且这种要求又总是同时发给所有人。”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带给任何谈判一个愉快的结尾”。最为严重的是，尽管这些谈判仍在继续，但奥地利政府却宣布对所有债券征收新的税种，而且强制性地把现行的政府债券利息从5%调成4.5%——这种做法被阿方斯很放肆地宣称为“不切实际的经济激进共和主义”，而且是实际上的“破产”，因为这只会让奥地利的信用雪上加霜。匈牙利政府很幼稚地想尝试，结果直接借款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这些问题需要放到维也纳银行和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之间沟通失灵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在1867年，安塞尔姆的做法让他的叔叔怒火中烧，安塞尔姆居然与一个维也纳辛迪加安排了奥地利皇室地产抵押贷款，甚至还让兴业银行在巴黎发行了新的债券。这是安塞尔姆采取半自治做法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举动与上面描述的铁路利益的分歧同步发生。匈牙利国民信贷银行由维也纳银行和商工银行在1867年成立，这个银行的成立也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产物：安塞尔姆在匈牙利进行投资的时候，对于巴黎和伦敦的意见只是例行公事地进行敷衍。当奥地利的债券在1868年进行强制转换在伦敦被暂停交易的时候，安塞尔姆非常愤怒，坚定地与政府站在一起，抵制这个他自认为是极少数英国债券持有人的行为，而且谴责列昂内尔没有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他的奥–匈倾向在1870年2月显现无遗，当时他宣布达成了一项新的3 000万古尔登的匈牙利彩票型贷款。他的合作者仅限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银行，而且只给列昂内尔提供了很可怜的25万古尔登。一直到1871年，另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兰克福）才在一份以国有铁路做抵押的匈牙利贷款中获得了一个稍有价值的份额；而到了1873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才参与了匈牙利债券的发行。各分行间日益加深的隔阂表现在从维也纳到伦敦的沟通频率日渐减少上：安塞尔姆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871年试图重新恢复定期通报的传统做法，提供奥地利经济和政治的详细报告——除了其他的情况之外，这些报告还揭示了他父亲与贝斯特的亲密关系——但是，这些做法不久也就停止了。
可以想见，安塞尔姆的特立独行让其他分行非常生气。詹姆斯抱怨道，他“不是在协议达成之前，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告诉我们那些交易的事情”，而且事实是“这些交易中的大部分其实更适合放到国外，最好是巴黎，而不是在奥地利市场”。迈耶·卡尔指责安塞尔姆“总是维护政府的利益，而从来不考虑我们自己”，这与早年对安塞尔姆的父亲萨洛蒙的抱怨如出一辙。在另一方面，阿方斯牢骚满腹地说，“尽管安塞尔姆与政府的关系很好”，他却“常常不了解维也纳在发生什么事。”总体来说，安塞尔姆似乎是“让所有的业务都旁落他人之手”（迈耶·卡尔语）。阿方斯认为：“通过向这些新银行提供帮助，我们的好叔叔正鼓励他们在欧洲的每一个市场与我们的银行竞争。”在安塞尔姆对这些抱怨的回应中，人们看到了家族内部的分歧日益加深。他在没有知会巴黎的情况下建立了匈牙利信贷银行，他写道，因为他不希望只被看成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理或者是通信员”。 安塞尔姆抱怨道，在过去的很多场合中，在罗斯柴尔德的其他银行所进行的交易中，他被完完全全地挡在了外面，而且：
在最近的隆巴蒂债券的发行中，我被空洞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私人信件所蒙蔽，这些信只是说（巴黎）交易所的情况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而对通常很有意思的与意大利、西班牙等的谈判和借款的相关细节只字未提。如果说是我太敏感，我承认，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就应该有自然感情的发泄渠道……我与商工银行联手做了很多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完全可以理解。是我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缔造了这个企业……因而我对这个银行具有某种特别的感情，这家银行由于拥有了5 000万古尔登的资本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里的金融巨人，赢得了应有的尊重，而且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
在1869年4月，费迪南德向列昂内尔转达了一份来自他父亲的类似信息：
他对他已经着手的业务都很满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持有14 000股商工银行的股份，获得的利润为10万英镑。他现在正与匈牙利政府谈出售位于佩斯的一座桥的交易，他希望这项交易能赚20 000英镑——他说在维也纳的交易所有大量的交易业务成交，而公众都是在他的后面盲目跟风，他对于自己在金融家兄弟中的地位很满意。
这并没有说服安东尼，当他在1869年9月访问维也纳的时候，给他的印象是由中央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驱动的投机泡沫。在商工银行卷入到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策划的给西班牙的贷款中时，安塞尔姆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地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而安塞尔姆给出的辩解是，作为一个大股东但不是控股的股东，他无法决定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的借贷政策，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在巴黎得到认可。
在暴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分歧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将奥地利铁路经巴尔干延伸到土耳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安塞尔姆从1869年年初开始努力推动的。让他气愤的是另外几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对这个项目都持有很深的疑虑——部分原因是由于土耳其的金融非常不可靠，另外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现有的铁路投资对他们已经是非常重的负担了。最终安塞尔姆不得不退了出来，把这块业务留给了比利时银行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对于土耳其铁路我们没有任何兴趣。”阿方斯和列昂内尔很认真地对此表示赞同。从1866年开始，安塞尔姆便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聆听来自他的亲戚们的那些刺耳的话，但他可以同样的以牙还牙。连接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规划可以由“规模宏大的欧洲企业、那些来自法国和英国的金融大鳄” 与那些奥地利的金融家联手参与其中。当阿方斯稍后反对安塞尔姆参加新的奥地利–土耳其银行的时候，安塞尔姆并没有坚持：
我只是无法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对这个企业所产生的这种厌恶的感觉，这个企业从哪方面来说都不会损害我们各家银行的利益，最起码不会损害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正如你们所了解的，在君士坦丁堡并不保留代理机构，而且据我所知，与土耳其政府也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如果不是这样的方式，我会毫不迟疑地放弃为其他银行在公司里谋求哪怕是间接的任何利益，但是我应该顺便提一下，这个公司运作得非常好，而且已经完成了几笔较大的给政府的付款业务，证据就是其股价站在了高于面值40％~45％的位置。
接下来，他很气愤地继续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奇特且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在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大交易都是由这些地方的银行来联合完成。但是对于维也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我肯定我无法解决不断增加的成本所带来的问题，也无法满足人们对我的姓氏产生的期待。一定程度上，我是有些抱负，这当然不应该受到谴责，我想继续前进，如果不能与其他的银行齐头并进的话，至少也不要被落下太远——而且截至目前看，承蒙上帝的眷顾，这个计划的进展还不算坏。
如果伦敦和巴黎的分行逃避了巴尔干和土耳其的挑战，他们还能够指责安塞尔姆在其他领域的特立独行吗？从根本上来说，贝斯特也曾经问过拿破仑三世同样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本源
不管他们对巴尔干铁路有什么样的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确实有一个东欧问题引起了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兴趣：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生存条件。由于从俄国帝国迁来了大批移民，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人口数量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出现了增长。1866年，布加勒斯特提出了一个犹太人解放的立法计划，并进行了辩论；在随后几年，也爆发了类似的暴力冲突。在雅西，犹太人成为残酷且持久的迫害目标。罗马尼亚政府对此表现得很麻木，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试图使用他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来代表他们的“穷教友”讨说法。在巴黎，詹姆斯敦促法国政府向布加勒斯特政府提交了正式抗议。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动员了对“发生在雅西的对犹太人残忍的猎杀行动”的官方批评，尽管列昂内尔对于理事会提议的派遣摩西·蒙特费欧执行又一次海外任务的想法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是，最重要的行动出现在柏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中了他们所有的力量。初听起来，人们难免会觉得奇怪；但应该记住的是，在1866年的4月，一名普鲁士王子（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的查尔斯，安东尼的二儿子）成为了罗马尼亚的国王卡罗尔一世，而且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正如戈尔德施密特对布雷希罗德所说的，“有一名执政的王子坐镇布加勒斯特，普鲁士的影响力是首位的，而且也是最大的”。费迪南德也希望迈耶·卡尔可以在柏林使用他的影响力“帮助那些可怜的犹太人”。按照普鲁士驻伦敦大使的说法，不少于“12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曾经作出了最紧急的呼吁”，希望普鲁士进行干预。迈耶·卡尔似乎直接给罗马尼亚王子的父亲写了信。
事实上，俾斯麦确实指示他驻布加勒斯特的总领事调查当地局势，并且“如果合适的话，向相关当局提出一个措词稍缓的抗议”。但是，在得不到俄国的支持时，他不愿意做得太多，因为俄国还一直认为过去的多瑙河公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很多罗马尼亚犹太人已经逃到了条件更恶劣的东部，俄国外交部长戈尔查科夫仍然面无表情地表示，他“认为是罗马尼亚政府在采取措施来应对那里的犹太人在国内无序蔓延的过程当中犯下了错误”，并且补充道：“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克里缪克斯家族那样，那么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政府在力图保护他们的人民免受这些吸血鬼的伤害，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受到人们的指责。”迈耶·卡尔报告说老霍亨索伦“很难过地抱怨奥地利报纸在持续攻击他的儿子……这些报纸大多数都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在1869年10月，阿方斯以私人身份拜会了罗马尼亚王子，并就这个问题与他交换了意见，王子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不错的男孩子，表现得既有智慧又精力充沛”，而且他答应“将可怜的犹太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
但是，得到的总是同样的故事：犹太人把自己当成是外国人，他们满是蒙昧和偏见，而且他们拒绝那些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以便让他们融入到其他公民社会中，使他们能将自己的才智应用到那些或多或少都有些违法的商业活动之外的地方的努力。
这些努力（在1872年、1877年和1881年又不断重复）产生了多少效果，很让人怀疑。一直到1900年，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和匈牙利信贷银行都不得不拒绝参与到由贴现公司所提议的罗马尼亚石油交易中，原因就是布加勒斯特政府持续虐待犹太人。这首要的意义就在于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作好了修复与俾斯麦的关系的准备，这个曾经紧密的关系由于1866年的变故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些关系修复的速度是对迈耶·卡尔聪明才智的验证，同时也表达了对俾斯麦的感激，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曾经竭力为他的德国政策设立障碍，但是对他来说他们仍然还有利用的价值。他们之间的政治和解可以说是始自于1867年2月，当时，迈耶·卡尔被说服——很明显是被俾斯麦，当然还有其他人——出来参加新的定都在柏林的北方德国联邦的议会选举。应该说，他对学着他的英国堂兄弟们参与到议会政治中还有所保留。“他不会答应，”纳特报告道，“他说这里有个党派希望把他撵出来，以便能够垄断所有的业务，而且如果他能去柏林，对德国的货币政策表达他的看法，其他的人对他也不会心存感激。一直以来，在很多的事情中，普鲁士的利益与法兰克福总是相左。”但是，正如夏洛特所写的：
法兰克福城将不会再听到另外一个代表的声音，他将被选上，尽管他一再地拒绝，而且他会看到自己在最后妥协，特别是看上去德国议会似乎不会在一年中集中开会几个月……俾斯麦先生和德·萨维尼（卡尔·弗里德里希，他参与了联邦宪法的起草）都写信恳求他接受这份人民给予他的荣誉，说他的能力、知识以及经验都得到了柏林的高度赏识。信里所表达的尊敬和溢美之词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迈耶·卡尔接近全票当选的选举是由列昂内尔首开先河的家族传统中的胜利。就其本身来说，这只是个“荣誉的象征”，这个事件所蕴含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获得了5 600张选票中的5 300张……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在50年以前，这里所有公园的入口都立有一块丑陋的警示牌子，上面用粗大的字体写着：‘犹太人禁止入内’。”还能有什么样的胜利能比罗斯柴尔德“被法兰克福这样一个对犹太人充满仇恨的城市以绝大多数通过的方式选择出来在德国议会的中枢代表它的利益”更具有象征意义呢？从另一方面说，对于迈耶·卡尔来说，这个事件也有现实的考虑。现在他有了正当的理由经常到访柏林，这可以使他“接触德国的所有伟大人物和思想家”。在柏林有罗斯柴尔德的存在这一点同时也受到了俾斯麦的欢迎。他不仅鼓励迈耶·卡尔参选，当他在1867年夏天访问巴黎的时候，他还向詹姆斯抛出了一根精心挑选的橄榄枝，外形是一个印有红鹰标识的勋带。“伟大的荣誉，”正如阿方斯所注意到的，“而且是犹太人在普鲁士所获得过的最高荣誉。”俾斯麦还更进一步，那年11月，他把迈耶·卡尔擢升到了普鲁士上院——实质上是一个终身贵族的封赏，这次封赏比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最终获得可传承的贵族身份早了将近20年。至少有一次，俾斯麦甚至敦促迈耶·卡尔在柏林买所房子，以便他可以在那里消磨更多的时间——对于这个建议，迈耶·卡尔在1871年的时候开始考虑。两人的关系不久就到达了相当亲密的程度：在1867年柏林皇宫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俾斯麦以玩笑的口吻告诉迈耶·卡尔：“如果英国想要给阿比西尼亚找个王，他会推荐汉诺威的前领主。”这次会面的地址显示，迈耶·卡尔也被当成了近臣（可以出入宫廷）。在1869年3月，他“与王储进行了长谈，王储对什么事情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得到满意的讲解”，随后又拜访了王后。一年之后，他应邀参加了一个王族们的小型聚会，见到了沙皇的兄弟米盖尔大公；1869年4月，他还出席了在宫中举行的戏剧表演。
对于迈耶·卡尔来说，俾斯麦从孔尼格拉兹时的恶魔转变成了现在的朋友。“老俾”不仅只是表面风光，而具有实用的价值：从1868年4月开始，迈耶·卡尔可以接触来自柏林的第一手政治消息了，而这以前曾经是布雷希罗德的专利。对于俾斯麦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通过迈耶·卡尔，他不仅可以确保与巴黎的直线联系，还可以确保与伦敦也能直线联系。他们之间新建起来的这种新的关系模式的典型表现出现在1868年4月，当时，迈耶·卡尔为了“海关议会”的召开来到柏林，这个会议把1868年从整个索伦地区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集中到了一起，会议的目的是为南德诸邦进入北德联邦铺平道路。但是议会让俾斯麦非常尴尬，因为南德诸邦成员中绝大部分人都怀有反普鲁士情绪，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决定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抛出一份法国——普鲁士双边裁军的提议。
4月23日晨，迈耶·卡尔给伦敦银行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你的朋友（迪斯雷利），自5月1日起军队裁减已经正式决定，而且如果能得到很好响应的话，还将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军。”他在同日发出的一封信中详细作了解释：
我认为俾斯麦采取的这个做法会起好的效果，而法国皇帝将会被请求中断他的军备计划，这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现在，一切都有赖于法国，而且如果你的朋友们能应用他们的影响，那么事情将会朝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裁军将会在5月1日开始，但是我不认为这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人们最想看到的就是普鲁士追求和平的简单的证据。
迪斯雷利抓住了这点，将这封电报转给了史丹利，并以典型兴奋过度的笔触在电报上写下了这段话：
我认为这很重要：查尔斯（迈耶·卡尔）实际上代表了俾斯麦。几天之前，俾斯麦还要将所有的怒火发到法国人身上，并且宣称法国问题将通过战争解决等。但是在周一，罗斯柴尔德写信告诉柏林，他们清楚英国对普鲁士非常满意，这也证明它真的希望和平……因此英国不会应法国的请求采取什么行动，这会让普鲁士产生怀疑，等等。这就是答案。我禁不住想，您现在面临着另外一个确保欧洲和平，并建立您功勋的大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