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看到迈耶·卡尔的信，首相深受鼓舞：
我感觉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天早上来了一封详细的信件，对电报做了解释，使内容更加完善。写信者直接从俾斯麦本人那里得到了第一手鲜活的信息，并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说：他提供了所有从5月1日开始的以及随后马上会开始的更大规模的所有裁军细节，当然前提是法国能有正面回应。
迪斯雷利的正面回应及时传回到柏林。然而，从表面看，史丹利是冷淡的。他清楚迪斯雷利的如意算盘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提交给法国，作为我们的表示，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对其裁军作出某些承诺：当结果全面公开后，英国总体上会获得很多好处，特别是政府的地位会得到增强”。但是他“怀疑这种合作的可行性，因为这种方式以前从来没有过”。显然，他并没有怀疑迈耶·卡尔情报的质量，这可以从迪斯雷利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封信的批注中看出来：“他们（迈耶·卡尔和俾斯麦）几乎每天都会碰面。”1869年3月，在柏林和伦敦之间也有类似的通信。迈耶·卡尔在3月15日报告说“老俾对比利时问题的看法并不是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仍然希望不要有任何可能危害和平局面的事情发生；他说全部都取决于法国皇室的态度，而且没有人能预见他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计划”。4天之后，“俾斯曼今天在议会里就坐在我的旁边，并且跟我讲了同样的话，但是他很希望知道老拿破仑三世是什么样的计划，而且是否真的有与奥地利和意大利联盟这回事”。
所有的这些往来信件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狡诈的俾斯麦是否是利用迈耶·卡尔来向伦敦和巴黎传递隐瞒普鲁士真实意图的假消息？毫无疑问的是早在1867年4月，迈耶·卡尔就开始把普鲁士的利益当成是他自己的利益了——证据是他开始用“我们”来代替对普鲁士政府的称呼。当他在1870年投票反对圣戈特哈德隧道补贴时，他回应说他不支持，“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议会里不是作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表，而是广大人民的代表，从这一点上看，我就反对在政府还在为自己面临的赤字作斗争的时候向任何外国铁路投资进行补贴。”“在普鲁士与所有其他垃圾国家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他在法国–普鲁士战争爆发的前夕宣称，这是他也转变为野蛮的沙文主义的很多例证之一，这种情况在1866年对激励普鲁士人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不应该被解读成那个耳熟能详的德国犹太资产阶级向容克强人“缴械投降”的通俗故事，也不应该认为这是俾斯麦在设圈套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钻。俾斯麦有可能期待着南德诸邦进入他新建的联邦将会在某一天引发与法国的纷争这样的问题，但是在1870年3月之前的任何时候，他都不应该被指责成加快了走向战争的步伐。正如他在1868年2月的时候所说的：“德国的团结可以通过暴力事件得以进一步加强，我也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引发一次暴乱灾难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德国团结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果实。”俾斯麦通过布雷希罗德传递给巴黎的信号是和平；然后，在1868年秋季，阿方斯从柏林得到的一个消息说“战争在开春后将不可避免”，迈耶·卡尔对此不以为然：“我不太看重布雷希罗德所说的，因为他主要是重复从悲观的人那里听来的说法，而且他自己对那些符合我们要求的事情也总是很悲观。”
迈耶·卡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俾斯麦的愿望是和平，短期看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有有关俄国经济地位的情报都指向这个方向。这个判断又被1866年战争之后大量涌现的新的私人领域的金融机会大大增强了。
罗斯柴尔德早在1867年1月就重新开始参与到普鲁士金融活动中，当时迈耶·卡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和巴黎银行争取到了参与票面利率为4.5%的1 400万塔勒的国有铁路债券的发行。这次发行首开了与贴现公司银行进行合作的先河，之后双方又多次合作，该银行董事阿道夫·汉森曼被迈耶·卡尔很有远见地看成是在新的，而且处于剧变中的普鲁士–德国金融界的一匹黑马。尽管1866年感觉都非常不好，迈耶·卡尔仍计划马上就重新进入到普鲁士贷款银团中：就好像1866年所有的重话都没有说过一样。他随后参与了另外的两笔贷款活动，贷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普鲁士的战后军费支出，一笔是1867年3月的3 000万塔勒，另一笔是8月的2 400万塔勒。1868年5月，又做了另一笔1 000万塔勒的贷款。在同年11月，还提出了2 000万塔勒的铁路贷款；1860年5月，又提出了500万塔勒的贷款。每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都与伦敦和巴黎银行均分数额。“你完全可以肯定，”迈耶·卡尔在1869年圣诞节向纳特保证，“如果不让我知道，或者不让我参与，没有普鲁士贷款或者是用于北德联邦的贷款可以被批准……你知道我与康福豪森的关系非常好，而汉森曼是我最重要的朋友，因此我不担心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当康福豪森在1870年试图合并普鲁士债券的时候，迈耶·卡尔吹嘘说“我们位于法兰克福的银行将会是被授权进行新的配置的唯一企业”。
迈耶·卡尔心里非常清楚，这次借款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持续的预算困难所导致的结果。要弄清楚那些年间普鲁士的经济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争和政治对官方统计数据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现在可以找到的数据一目了然。根据公布的预算，普鲁士总的公共开支从1860年的1.301亿塔勒上升到了1867年的1.689亿塔勒，军队和海军预算的增长占了差异部分的大约40%。然而，这些数据说明的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实际的支出要远高于这个数字。1863~1868年间，预算目标连续被突破：实际支付的比预先计划的总共多出了2.46亿塔勒。这里军费（包括常规费用、特别费用和预算外数据）同样也是关键：它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从1861年的23%上升到了1866年的48%。这些支出靠的是短期借款（向柏林的银行出售短期的财政票据），1866年之后就是通过发行上述票据来筹款。公共债务的上升非常剧烈：3年之后就从1866年的8.7亿塔勒上升到了13.02亿塔勒。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战争对普鲁士造成的财政压力比对奥地利造成的压力要小很多，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普鲁士在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债务负担相对较低。其次，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债务的增长比较适中——按照某种方式估算，尚不足国民收入的2%。然而，同时期的债券市场（当时没有现代的这些分析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1864~1870年间，普鲁士债券的价格出现了剧烈的下跌，从每股91.25塔勒跌到了每股78.25塔勒。
迈耶·卡尔毫不怀疑，俾斯麦仍然受困于现金短缺。“这里的财政还是非常缺钱。”他在1868年5月报告说，“如果他们认为可能会发生战争的话，政府的日子会很难过。”政府在1868年秋提出的以烟草专卖作为保证发行债券的计划是一个败局。“这里的银根很紧，”他在1869年4月报告说，“而且最近的普鲁士贷款也没有成功。”再也找不出比迈耶·卡尔同年5月份的那些信中更显而易见的公共金融、私人利益和对外政策相互交织的交汇点了：
5月10日：这里的政府经济非常困难，俾斯麦尤其痛苦，因为几乎所有的新税种都被联邦议会拒绝……
5月23日：俾斯麦发表了长篇演讲，而且耐心地对反对的议员作了解释，但是……未能在投票中得到自由党人对新税种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府的处境很尴尬，而且如果我们要新换一位财政部长，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这可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事，因为现在的这位（冯·德·赫伊特）是一个傲慢的“德国佬”，并且与议会不和……
5月25日：议会里的气氛非常糟糕……天知道政府怎样才能脱离这种金融困境。只要人们还关注和平，这就是一个大事情，而我们在塞纳河沿岸的朋友在听到我们困难的时候不会不高兴……
5月31日：我很高兴地说，感谢老天，国王非常不错，但俾斯麦是暴力型的，脾气火暴而且非常乖戾……我所有的朋友都要求我出来说话，并且批评政府的新金融措施，但是我告诉你们这让我有多么不舒服，特别是当你所说的要向整个世界公布而且总是被误解的时候……
6月3日：俾斯麦说他病了，但是我认为他只是太郁闷了，因为他提出来的所有新的计划都面临着失败，而且，自由党决心对那些不可能对体制带来变化的所有提案反对到底……
6月5日：俾斯麦又好了起来，并且认为他的方案会在关税同盟议会获得通过，但是我可以肯定对石油征收重税的提案会被否决，因为所有自由党议员都决定投反对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向自由党的方案寻求和解……
6月10日：俾斯麦对他所遭到的反对觉得非常恼火，他甚至说想要辞职，但这只是一个老把戏，没有人会当真……
政府面临金融困难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那年秋天对它以普鲁士铁路作担保的1亿塔勒的彩票型贷款案的否决。只是在康福豪森取代了冯·德·赫伊特成为财政部长，迈耶·卡尔对金融的未来才变得更加乐观起来。
然而，尽管俾斯麦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功败垂成，未能为普鲁士和新的联邦获得足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政治控制的——税收收入，但是德国的私人金融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后来有名的创建期——创业年代的第一阶段，1866~1873年之间，新建立起了大量的股份制公司。“你根本想象不到现在这里的生意竞争有多激烈，”迈耶·卡尔在1870年3月这样说道，“用狂热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完全像是爆发了一场霍乱。”在这个热火朝天的时期，迈耶·卡尔与汉森曼的关系为他在数不胜数的交易中找到了位置：给但泽和孔尼斯堡以及给西里西亚、马吉德伯格和科罗尼–明登铁路贷款。这里也有对国际局势充满乐观的原因；因为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最雄心勃勃的新银行是普鲁士中央土地信贷银行，一家以法国地产信贷银行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普鲁士第一银行。一开始，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原本计划（尽管没有遵从迈耶·卡尔的意见）这个项目由汉森曼在1870年以保证金的形式发起，并逐步充实到所认购的数额。从俾斯麦的观点看，这个项目的国内政治诉求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通过成本低廉的信用来调和东艾尔边地主阶级与新兴的自由时代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的方法。正如迈耶·卡尔所评论的，“国王的远大理想是拥有一个普鲁士的地产信贷银行来取悦那些对银行充满敬畏的新贵。”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计划的国际意义更值得关注，因为从一开始就打算把它做成一个法国–普鲁士合作的产物，巴黎地产信贷银行的大股东还有法兰西银行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没有必要再猜测俾斯麦在这件事中是否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动机。尽管当布雷希罗德通报他地产信贷银行在6月26日新发行债券的时候，他对日益临近的西班牙危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沉默并不是有意要在战争爆发前夕把法国资本抽取过来；俾斯麦仅只是希望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扮演好他们现在业已在普鲁士经济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角色。发行债券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巴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绝对是在波拿巴政府的交易所里上演的讽刺剧。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迈耶·卡尔和布雷希罗德之间在这个时期内的交恶。与弗雷兹·史丹的印象正好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布雷希罗德感觉越来越不耐烦，并且把汉森曼看成是他们在柏林的主要商业伙伴。从1868年秋季开始，迈耶·卡尔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布雷希罗德的所作所为，对于布雷希罗德自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他很轻蔑地予以否认。“我认为布雷希罗德给你们和巴黎写信希望你授予他委托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他在1868年给普鲁士新贷款的谈判过程中告诉纽考特的人，“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年之后，他谴责布雷希罗德是“一个老笨蛋，想让所有人都认为且相信他是我们的代理人，而同时又与所有给他1/8佣金的人做生意”。“我对他不太了解。”他在1870年3月这样评论道：
他很嫉妒汉森曼先生，而且当他与每个人都做生意的同时，又想让其他的人相信他是我们的代理的时候，我对他并不太在意。他这样做也跟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而追逐名声、名分以及地位、财产，这些都在犹太部落的成员中间变成了一种寻常的癖好……布雷希罗德是一个傻瓜，他只关心个人的荣誉，他对这些领域没有任何的影响。
几周以后，他又同样评论道：
布雷希罗德先生非常有意识地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我们银行的代理，而且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并且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如果你与柏林有什么业务，我强烈地建议通过汉森曼先生，他是一流的人才，而且特别诚实。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与他做的，而且我不需要告诉你说我们有完全的理由来对他的服务表示满意。
在10月份他又再次评论：
你知道我们主要雇用汉森曼先生为我们处理我们在柏林的事务，而从来不通过布雷希罗德，因为他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与此同时又希望让整个世界都相信他是我们的代理，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汉森曼先生非常诚实，而且根本不会考虑做任何我们没有参与的事情，同时，我并不十分确定布雷希罗德先生是否能够受到同样的尊重。
迈耶·卡尔对俾斯麦的和平意愿充满信心的最后理由，是他觉得把南德诸邦纳入进来并不需要通过战争手段：经济力量似乎就可以完成统一的进程。1867~1870年间，我们看到迈耶·卡尔不仅奔忙于普鲁士的金融事务，同时还奔忙于其他德国各邦的金融事务，包括仍然游离于俾斯麦的联邦之外的南德诸邦。他参与了对威腾姆伯格王国的一系列贷款，比如1867年总额为1 500万古尔登中的900万古尔登，1868年的2 500万古尔登；同时还为巴登、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尼发行了债券。此外，他也为很多规模较小的德国邦安排贷款，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布罗涅斯威克、萨克森·梅宁根、萨克森–科保–戈萨和汉堡城邦。通常情况下，与这些贷款有关的金额和利润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迈耶·卡尔是“不因事小而不为”、“半个鸡蛋也比空壳好”等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活动从地理范围来说都具有真实意义：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一个统一德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已经形成，其主要的中心位于法兰克福、柏林和汉堡，服务于一个呼之欲出的南北德联邦——萌芽中的德意志。这些贷款中的大多数都将用于铁路建设而不是军事目的：南德诸邦或许会朝普鲁士吼叫，但他们显然没有真正动武的打算。对于迈耶·卡尔来说，来回穿梭于法兰克福和柏林时，他所看到的德国经济走向统一的证据肯定是不会有错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诉诸武力呢？
俄国的意见
人们事后都明白，只有法国和俄国结盟，才能真正阻止德国在俾斯麦的任期内走向统一。这样一个结盟的外交计划出现在1867年6月，当时戈尔查科夫和沙皇访问巴黎“来做生意”，但是随后在对待克里特岛人起义的意见上出现分歧，成为了双方之间达成谅解道路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另一个障碍——这里存在着1887年后那段时期内的市场反差——巴黎资本市场想在俄国金融领域建立主导地位的尝试遭遇失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詹姆斯曾经在很多场合下尝试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立足点”，但是遭到了失败。1867年秋，俄国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申请了半官方的借款，但是詹姆斯在1868年8月会见了其财政部部长鲁滕后，分文未给。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詹姆斯建议实施“一个大型的金融行动”，言下之意是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券，以便为新建铁路项目进行融资。但是鲁滕对此没有兴趣。政府“没有考虑金融行动”，也不希望借钱来是为了把钱存在詹姆斯那里——而且以一个更低的利率。鲁滕希望在俄国的铁路建设中把政府的干预降到最低，不想让政府直接来为铁路融资。他所能提供给詹姆斯参与的是把莫斯科到敖德萨的铁路私有化。尽管对这个项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这显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的结果。在詹姆斯的眼里，“在一个距离我们的活动范围如此偏远的区域”直接参与到私人运营活动中太冒险了。
这种通常意义上的疑虑在詹姆斯死后变得更加严重。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在1868年年末所指出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与俄国之间的合作都不顺利，而且在所有这些问题出现之后，我们的到来似乎就像是晚宴结束之后所上的芥末，既不令人愉快，也没什么面子。”1869年年初，俄国政府似乎改变了主意。但迈耶·卡尔在想到大笔贷款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通过普通的通信方式根本不可能让我们对如此规模的业务有很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们派不出人手到圣彼得堡去，而且一直到现在，我们与北巴巴瑞安人之间也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好的机会，因此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让别人坐收渔利。”他不太愿意去圣彼得堡，阿方斯也不愿意去，他怀疑一次高调的罗斯柴尔德访问只是用来给那些在俄国的传统银行——像巴林和霍普施压。到186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整个项目仍然处于一种很初级的状态。与在美国的情况非常相似，罗斯柴尔德家族多次拒绝了在圣彼得堡建立一个家族的代表处。1871年8月，戈尔查科夫敦促迈耶·卡尔说，“我们应该在彼得堡有个银行，”并告诉他“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在俄国有多少生意可以做”，他的原话是“这是一座金矿”。但是，他的这个建议根本没有得到重视。阿方斯甚至反对安塞尔姆或者迈耶·卡尔间接参与到一个由商工银行在圣彼得堡建立的奥地利–德国合资银行的计划中。
然而，这样的谨慎态度并没有被柏林的其他银行所认可。“柏林的交易所是俄国债券的资本市场。”迈耶·卡尔在1868年5月以明显怀疑的口吻这样说道，“而且，公众除此以外几乎什么都不买。”布雷希罗德在促进实现俄国地产信贷银行的理想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他的想法完全是汉森曼–罗斯柴尔德–奥本海姆普鲁士抵押贷款银行的翻版。布雷希罗德和汉森曼对俄国铁路的兴趣也远远超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应该被看成是早期德国资本东进运动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各种源自于柏林和汉堡对瑞典和芬兰（尽管受沙皇的统治，但是拥有自己的议会并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的贷款建议。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项目都表现得三心二意，例如1867年认购了5 000万卢布俄国抵押贷款中的5%，但是当两年后增发同一债券的时候，拒绝了增持的选择权，而且此后完全陷入了摇摆不定之中。
十分奇怪的是，他们在1863年对给俄国提供借款的建议表现得非常保守，但是向人们证实俄国业务价值的却是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纳特批评迈耶·卡尔没有能够在流产的1869年谈判中及时赶到莫斯科，而且在他的鼓动下，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同年的12月份了结了此事。以80的价格发行1 200万英镑的俄国票面利息5%的债券是这一时期最雄心勃勃的罗斯柴尔德事业之一，而且在所有接受订购的市场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巴黎和柏林还出现了严重的超买。正如迈耶·卡尔所宣称的，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最伟大的胜利，而且俄国政府应该对你感激涕零，从今往后不应该再去找别的其他任何人，我希望他们会给你提供数不尽的新业务”。事实上，这是截至187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连续承担的5次主要俄国债券发行的第一次（票面价值合计为6 200万英镑），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仍然表现得非常脆弱。
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俄国政府只做这一类债券的发行，停止为私人铁路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做法，但是事实证明，只要布雷希罗德以及其他人还愿意直接投资俄国铁路，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真是天大的遗憾，”迈耶·卡尔不止一次地抱怨道，“俄国政府居然允许所有的铁路公司发行他们的债券，而且全部都由公众认购，这损害了我们的市场。”另外，早在1870年10月，随着俄国对1856年黑海中立的谴责，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在东方问题上开始走向恶化，尽管阿方斯在他和埃德蒙上一年对圣彼得堡的访问过程中曾经表达了良好的愿望。这种关系重大的金融版图的重新调整把法国和俄国，最后还有英国都包括了进来，聚集在一起来共同重新审视新兴的德国，而且这种调整在此之后持续了数年之久。
[49] 比塞塔（peseta），西班牙货币单位。——译者注
附录一
价格与购买力
不言而喻，19世纪的英镑比现在要值钱得多，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着。更准确一点说，1800年的英镑价值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倍。由于物价在19世纪趋于下跌，因此英镑在1900年价值甚至更高：接近现在的50倍。换种方式来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镑的购买力大约下降了98%：按照1900年的标准，今天的1英镑只相当于当时的2便士。
为了让现代读者对历史价格有更直观的了解，历史学家经常采用价格指数来计算19世纪的一笔钱现在值多少英镑。这很容易做到。我们就拿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在1836年去世时的财产作为例子，我估算他当时的财产为350万英镑。按照传统的换算方法，要将那个数额“转换”成1995年的英镑，需要考虑过去160年间的通货膨胀，读者需要做的就是再乘上35.5，所以最后的数额是1.242 5亿英镑。
这其中的问题是，它没有考虑过去两个世纪中经济结构和相对价格的剧变。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费用指数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概念，因为生活费用本质——即我们用钱所买的东西——在过去的200年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的传记作者一句话说得很对：“财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购置这么多亩土地，雇用这么多工人，维持这么多所住宅的财力。”150年前，欧洲的劳动力要便宜得多（因此大量的人受雇当了仆人），税收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形成对比的是，现在被认为是“日常用品”的东西，那时候却极其昂贵。用于此类换算的长期价格指数也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定义方面的改变（财富代表物的变化）。
一个更为准确的方法是，将货币的价值与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联系起来。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它反映了一定量货币的购买力——我们能够大致了解用现在的价格表述出来的当年总产出能够买多少东西。比如，内森去世时的财富相当于当时英国GDP（1836年为5.62亿英镑）的0.62%；而1995年英国GDP（6 021亿英镑）的0.62%相当于37.52亿英镑——这个数额比只乘上通货膨胀系数得出的数额要大得多。
解读原始数字重要性的另一个方法是将其与人均生产总值联系起来；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将人口的变化考虑了进去。当时，与内森的350万英镑相对应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是22英镑——这就是说，内森的财富大约是人均生产总值的16万倍；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约为10 430英镑）的16万倍是16.69亿英镑。因此，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内森是当之无愧的亿万富豪。
但是，即便这样的方法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没有考虑19世纪社会分配巨大的不平衡性。由于缺少再次分配的税收体系以及一个福利国家，收入分配以及一小部分财富的分配与今天相比非常不平等。非常富有的个人和家族与今天相比非常稀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几乎与所有英国人之间都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一直到1911~1913年，英格兰与威尔士不少于87%的25岁及以上的人（1 600万人）财产少于100英镑，只有0.2%的人（3.2万人）的财产多于2.5万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处于财富金字塔最顶端的位置。当内森的孙子纳特、莱奥和艾尔弗雷德相继在1915年、1916年与1917年去世的时候，他们留下了649.4万英镑的财产——几乎是全英格兰以及威尔士所有成年人财产总额的0.1%。换种方式来说，他们留下的遗产相当于底层19.1万人的总财产。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19世纪最富有的家族吗？鲁宾斯坦的英国百万富翁榜，并没有具体指明1858年前财富超过100万英镑的人；但是榜单上罗列的1810~1856 年间的其他11个人，其留给继承人的财产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内森。最接近的是银行家威廉·J·丹尼森，他在1849年留下的遗产为230万英镑，其中包括价值60万英镑的房产。直到1857年，才有留给后代的遗产多过内森的人——纺织品仓库老板、英国裔美国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他留给后代400万~600万英镑的遗产。内森死时不仅比钢铁大亨理查德·克劳谢和棉花纺织商罗伯特·皮尔和理查德·阿克赖特富有，同时也将昆斯伯里公爵、萨瑟兰公爵和克利夫兰公爵远远地抛在身后。1860~1899年间，只有23个人留下的房产价值180万英镑或更多：其中4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安东尼、纳特和迈耶）。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当时最富有的人——鲁宾斯坦就列了两个房产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家族的财富能够与他们的集体财富相提并论。几兄弟总共留下了840万英镑的财产：如果内森与所有贵族百万富翁一样，将他的财富留给一个继承人，那么列昂内尔毫无疑问会是英国最富有的人。实际上，当时世界首富可能是他的叔叔詹姆斯，后者在1868年去世时，据称留下了11亿法郎（4 400 万英镑）的遗产，尽管更为真实的数字可能是1.93亿法郎（770万英镑）。
从1900年开始，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不再因百万富翁的身份而鹤立鸡群。纳特是他那代罗斯柴尔德成员中最富有的人（留下了250万英镑）；但是在1900~1939年之间，至少46个英国百万富翁留下了与他相当或多于他的遗产。但是，需要再次注明，法国和奥地利分行的合伙人要比他们的英国堂兄弟富有得多。1905年，爱德华、居斯塔夫和埃德蒙在罗斯柴尔德合伙总资产中各自拥有价值580万英镑的股份，维也纳分行掌门人艾伯特则拥有总值为590万英镑的股份。这还没有算上合伙资产外的庞大资产。鲁宾斯坦的单子上，1940年之前，只有7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档次；如果算上南非两个钻石和黄金巨头，则有9人。按照1899年12月罗斯柴尔德家族鼎盛时情况来说，合伙总资产为4 140万英镑，由10个合伙人出资。这同样也没有计算他们的私人财产，后者大多以昂贵的艺术收藏品和房产形式存在着。在这方面，同样也没有其他家族能够与之媲美。
放眼100年后，现在有人能够匹敌当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吗？答案是“没有”。即便沙特王室拥有的世界资源份额也难以与他们匹敌；即便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其地位也难以与内森去世时同日而语。这本书撰写时，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的个人资产大约为364亿美元（217亿英镑），有很好的理由成为世界首富。但是，如果我将其与当时的美国GDP（74 876 亿美元）进行对比，我们发现盖茨先生的财富占美国GDP的0.49%。这一数字要小于内森在1836年的0.62%，尽管盖茨的财富积累要快得多。我们只有将盖茨的财产与美国人均生产总值（27 730美元）进行对比，他才比内森有一点优势：盖茨的财产是美国人均生产总值的130万倍，而内森只是英国人均生产总值的16万倍。但是，差异主要反映了19世纪初之后，人口的迅猛增长，这限制了美国人均收入的增长。
附录二
汇率与财务统计精选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根据钱币的质地不同而各色各异，货币相互兑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法兰克福，古尔登是最常使用的货币单位，尽管有时会用泰勒元来计数。1泰勒元大约等于1.79~1.89古尔登。1英镑等于10.2~11.2古尔登。英国重回金本位制之后，英镑对于古尔登的汇率走强，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1英镑可兑换12古尔登（见表格a）。
表格a：英镑对法兰克福古尔登的汇率，1798~1836年
每英镑兑换古尔登(￡)
1798 11.25
1807 10.16
1809 11.24
1828 12.00
1836 12.00
数据来源：罗斯柴尔德家族信件。
但是，简单地将古尔登转换成英镑会产生误导，因为这没有考虑购买力的差异。通常认为，英国尤其是伦敦的生活费用要比欧洲大陆高些，但是由于殖民和工业化使得这个时期特定的商品（比如棉纺织品）在英国变得相对便宜。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文中将古尔登计量的数据转换成英镑，只是为了提供某种有帮助的对比。
5家罗斯柴尔德分行在这个时期组成的公司属于私人合伙性质，因此无须提供数据来编制资产负债表或损益表。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损益表的数据来自1829年开始编制的（年度）小结（这样做的用意现在仍不清楚）。表格很简单：一边是全年卖出的所有商品和股票；另一边是全年买进的商品、股票和其他成本；两者差异便是年度利润或亏损。表格b提供了“承接上年”的数据以及合伙人资金份额的净变动（撤出或新增资金）。
19世纪的银行没有按照标准的格式编制资产负债表或损益表，因此用现有的数据与其他银行进行对比时一定要万分谨慎。
表格b：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损益表（1829~1848年，单位：英镑）
利润/亏损 变动净额 资本金(日历年末)
1829 1 123 897
1830 –56 361 1 067 536
1831 56 324 1 123 860
1832 58 919 1 182 779
1833 75 294 1 258 073
1834 303 939* 1 562 011
1835 69 732* 1 733 404
1836 –72 018 1 661 386
1837 87 353 1 747 169
1838 83 124* 1 820 706
1839 52 845* 1 773 941
1840 30 937* 1 804 878
1841 –49 769* 1 755 109
1842 40 451 1 795 560
1843 23 766* 1 819 326
1844 170 977 1 990 303
1845 82 755 2 073 058
1846 73 080 2 146 138
1847 –660 702 1 485 436
1848 132 058 1 617 494
备注：利润和亏损数字由总开支和总收入的差异而得。
*从账目来看不完全清楚，比如1834年，这里出现的利润数额与实际账目中的数额不同；1839年年底的资金总额与利润数额不符。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下）
何正云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