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斯·法武9月6日著名的“寸土不让”的声明因此在伦敦显得波澜不惊。阿方斯就在声明发表的当天见到了法武，而且再一次表达了他的看法：“除了领土割让，什么样的牺牲都可以做出……因为领土割让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去面对的事情……我十分确定目前的政府只有一种想法：讲和。但是，从欧洲的利益出发，应该进行干预，以保证这个和平不是昙花一现。”稍后，居斯塔夫对法武采用的这些策略很是不满，他把这些失误归咎于特罗希将军；然而，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往来通信中，明显地表明居斯塔夫的兄弟在这些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认为法武的声明“有价值而且有头脑”。事实上，从阿方斯的信件上判断，1870年9月的对外政策是由他和法武共同制定的。比如，在11日他给纽考特的信中包含有威胁和承诺的语句，目的是为了确保英国的调停，很难让人相信这些说法全部都是由政府授权的：
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使和平得以实现，而且不把法国抛入无政府的那种占领状态，从长治久安的角度上说，这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这个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严重的复杂局势出现，甚至可能导致普鲁士失去它的胜利为它赢得的正面结果。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目前局势的真实状况。没有谁敢签一份涉及领土割让的和平协议，而且普鲁士还需要来亲自管理这个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法国还没有被占领的所有城市中，都有革命运动……请一定记住这里的人为了得到和平准备接受所有的条件——除了土地割让——战争赔偿、部分的船舰，甚至是法国的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卢森堡。
阿方斯很正确地预见到了德国人既要地，也要钱。早在8月15日，迈耶·卡尔就向伦敦转达了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气氛：“我敢说法国将要失去它的老日耳曼省份，它的舰队的大部分，除此之外，还必须支付大笔的钱财——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几天之后，他又补充说：“这个斗争是全国性的，而且德国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我们可以要求我们所希望的所有东西。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以及整个德国所酝酿的热情是什么样的，而且法国人将面对的耻辱必须是惩戒性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公众舆论的要求。现在什么东西都在上涨，德国的贷款有了7%的升水，而且毫无疑问随后还会更高，因为法国人必须为所有的东西埋单。”他还有些含糊地预测道：“德国人会很认真地考虑提出来的条件，以确保长期的和平。”到了8月26日，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法国人蒙羞是使我们不再受更多的战争困扰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不怀疑法国必须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舰队的大部分以及至少1亿标准银币来作为战争捐助。斯特拉斯堡和麦兹必须成为联邦的要塞，这是大众的意见，而且老俾肯定要充分地利用它。
迈耶·卡尔也从民族主义和战略地位方面证明了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正当性：“有一种愚蠢的想法认为德意志民族会放弃斗争，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过去被强占掉的老日耳曼省份而不是把它们拿回来……”
法国新政府希望英国可以出手干预，让德国人意识到，根据上面已经谈到的理由，他们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来信，”阿方斯在9月6日有些落寞地给纽考特回信，“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英国并不准备干预。”尽管这样，他也并没有马上放弃改变英国立场的希望：他还是保持与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的定期沟通，并且很明显地参与了梯也尔的外交努力，启程赴伦敦和圣彼得堡寻求支持。对从格莱德斯通处得到更多同情的希望也并非一点都不现实，他强烈反对对法国领土的单方面吞并，而且私下里认为把卢森堡转给普鲁士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主意”。然而，他被罗斯柴尔德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深深地刺了一下，这些信似乎曲解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而且（更要命的）是做了“关于比利时利益的非常冷酷的假设”。事实上，到9月底，格莱德斯通开始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转给他的情报“做了手脚”。
当俄罗斯人抓住了这次危机中显现出来的重提黑海中立问题的机会的时候，所有有效调停的可能性都只好放下了。在这个时点上，阿方斯不再给政府提供国债的贴现，而是把他手上还有的现金转成法兰西银行的汇票，并汇寄到伦敦以保安全。随着普鲁士军队离巴黎越来越近，又看不到马上休战的任何迹象，这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像伟大传统所要求的那样变得低调。他总结道：“不需要我来说，这种极端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讲是最难受的，但是政府在一个公告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巴黎城共存亡，不过前景并不妙。”9月17日，就在法武得到了在费里耶尔拜会俾斯麦的机会的前一天，莱翁斯提前给居斯塔夫发出了关于德国态度的警告。俾斯麦告诉过他“他并不缺钱，他们的钱用不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麦兹和斯特拉斯堡……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很可能他（俾斯麦）就要进入巴黎，切断我们所有的商业联系，让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刀山之中，使整座城市一片死寂”。“这种情况是非常可能的。”这是居斯塔夫在他认为是给伦敦的最后一封信中最后的评论，“再见了，我亲爱的兄弟们、大使们，包括莱翁斯爵士，今晚正在一点点地流逝，我们之后的生活将变得令人难以预料——前途非常渺茫。”法武在18日的拜会因此只是证实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经完全清楚了的事实。尽管法武为能保留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已经开出了500万法郎的价码。俾斯麦的回应让人如此无法忘怀：“钱的事我们稍后再谈，首先我们想先决定我们德国的边防并得到切实的保证。”
信息的交流过程并没有完全中断。偶尔，信件可以用气球送过封锁线，之后再用电报转发给伦敦，但是围城期间，进入巴黎的信就非常困难。比如在12月10日，阿方斯接到了一封他的堂兄弟们在10月21日写给他的信；一直到了1871年的2月3日，随着纽考特的信使带着一个大篮子的到来，正常的通信才重新恢复。然而，基于所有那些打算以及目的，巴黎人就这样悲惨地被与世隔绝了4个月，甚至在1月28日停战后，通信也一直不很稳定，这种局面持续到了6月份。由于在普鲁士人围城期间，他们停止了信函的往来，我们对他们的经历知之甚少，但是我们有理由猜想他们至少遭受了寒冷、饥饿和恐惧这些留守在被围困的城市里的人通常都将经历到的生活。当来自伦敦的食品包裹在2月份抵达的时候，阿方斯和他的亲属“面对着寄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再一次，俾斯麦很高兴地听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心里充满了那种报复所带来的快感。1月30日，在一份拖了很久的停战协定终于签下来的两天之后，他纵情享受着更多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笑话。当听说有一位罗斯柴尔德打算离开巴黎的时候，俾斯麦建议把他当做法国狙击手抓起来。“那么，布雷希罗德就会忙不迭地跑过来，代表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求情。”俾斯麦的堂兄弟这样宣称，“然后我们把两人都送去巴黎。”俾斯麦冷笑道：“在那里，他们可以加入觅食狗的行列。”（暗指被限制在城里的那些只得到糟糕食物的人。）
“解决问题的关键”：赔款
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出现了，而且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关于几乎是正好半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形成的和平条款，当时谈判桌的两边所坐的代表正好反过来，德国是被打败的大国。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和平条款过分苛刻了吗？另一个经常提出来的关于1919年和平谈判的问题是，通过继续的战争来抵制这些条款，甚至是冒着引发国内革命和内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这个悖论是领土要求——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有没有道理：奥地利在1859~1860年和1866年之间的两次战败之后都最终丧失了领土。然而，现在的这种要求却让法国人觉得无法接受。相反，赔款要求似乎明显过于苛刻，然而，法国人从一开始却好像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从很多方面看，甘姆贝塔乘坐热气球飞出巴黎去进行他的“全民总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尽管新组建的军队确实给普鲁士占领军造成了意外的伤亡，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找到真正打败普鲁士人的任何机会。因此，推迟和平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而且对于修改普鲁士人提出的条款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与1919年后的魏玛共和国的经历相比较，这是一次很有启发意义的事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军事抵抗方面一次徒劳的尝试可以打消，或者说至少可以削弱由极左组织在色当战役之后新提出的“背后捅刀子”理论。截至1871年，没有人会怀疑法国“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要是没有对共和党人胆怯的指责，作为反对派的右翼各派组织就无法团结。第二，巴黎逐渐沦落到无政府状态以及1871年夏天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应该对在后面几代人中禁止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缓和的共和党人通过他们对极左派的共同抵制团结到了一起，而魏玛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三，1870年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被普鲁士军队占领，这给温和的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尽快支付赔款的动机，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没有这种情况存在；法国是在对方违约后曾经试图占领德国的领土，而不是在赔款之前。
最后，而且最关键的是，1870年之后，赔款支付可以依赖于由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领导的欧洲资本市场全心全意的支持。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为自己的战败付出了巨额的资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笔钱远比他们战前愿意为备战支出的多得多。金融市场通过预付所需的资金，以最快捷的方式而且相对较低的成本汇出赔款：很简单，这是20世纪最大的金融活动，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伟大成就。相反，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开始就逃避赔款的支付，而且在此期间不仅造成自己恶性的通货膨胀，甚至还为了对付外国债权人让本国的货币大规模贬值。市场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不再相信德国政府，而且后续的以长期小额方式赔付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第三共和国存在了70年，魏玛共和国还不满14年。差异的关键原因可能就在1871年的和平之中。
当然，人们不应该对两个案例中的差异视而不见。1870年的战争很短暂，生命财产的损失与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法国在开始支付赔款的时候，其支付额在国内债务中所占的水平较低，而且财务和货币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要小很多。尽管如此，支付德国战争赔款仍然是近代最漂亮的一次伟大的金融实践。在1871年6月到1873年9月，法国赔付给德国49.93亿法郎，大约占第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第二年的13%。这些数据应该放在当时的国内债务水平的大背景下来看（这比1815年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以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法国公共债务在1869年已经达到了44%，这是战前的水平；而在1871年是59%，这时大部分的战争赔款还没有支付。所以，1871年总的外债和内债负担接近GDP总额的80%。这大约是德国在1921年负担的总债务规模的一半（此时总赔款额在延误许久之后终于确定了下来）。从另一方面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赔款进度拟延续数十年，使德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债务和赔款分摊的年平均水平不超过GDP的3%。因此，法国连续两年赔付超过GDP的10%是一个很令人惊异的成就。更令人惊异的是，汇兑过程中的汇率损失和国内通胀的影响达到了最低的水平。对于怎样做到这种水平，值得我们很好地去认识研究。
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70年8月即开始考虑法国赔款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迈耶·卡尔提出了1亿英镑（25亿法郎）这样一个数字作为可能的赔款总额。在11月，安塞尔姆就在着手考虑怎样支付这么一笔巨款。他对列昂内尔建议，按照1815年的先例，得考虑新发5%票面利率的国债，设想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做巴林银行当时所做的事情，作为把钱从巴黎汇到波兰的中介角色。这种方式遭到了列昂内尔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这样做的条件并不成熟，尽管已经证明了有一定的可行性。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法武在两人9月份会面的时候提到了50亿法郎的数字，尽管这是打算作为保留阿尔萨斯–洛林的条件。当德国人坚持领土割让的时候，谈判再一次停止，而战火重燃。一直到1871年2月之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工作才又重新展开。
从一开始，德国的银行家就认为他们政府的战利品中应该包括他们对收取赔款的控制。布雷希罗德（与产业家汉高·冯·多纳斯马克一起）在被召集到凡尔赛为俾斯麦出谋划策的时候，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比其他的竞争对手领先了一步。在此行之后，他提出了个方案，想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在柏林市场上募集法国贷款。不用说，迈耶·卡尔反对与布雷希罗德搅在一起，他坚称任何的交易都应该与汉森曼和海外贸易银行一起共同处理。然而，阿方斯似乎从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尽可能把所有的德国银行家——甚至包括他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堂兄弟们——全部都排斥在外。他的计划是分别在巴黎和伦敦组建两个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辛迪加，前者包括所有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所谓的高级银行），但是不包括股份合作制银行；后者只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和巴林银行两家组成。这种考虑有双重重要性：这种组成的目的是为了在被解读为爱国的基础上惩罚德国银行，同时也是为了代表“老”银行对那些在法国和英国的股份合作制竞争者给予打击。至此，那些私人银行间早期的恩怨早已经被淡忘了——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和巴林之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法国赔款过程中的融资与汇兑竞争中的那些是是非非。
第一轮争斗出现在对德国占领军在2月份时要求巴黎市赔付的2亿法郎的争夺中。在早期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两边都显得高度紧张。如果德国人愿意接受法兰西银行本票，事情就变得很直截了当了：法兰西银行很容易就可以预付2.1亿法郎给临时市政专员们（必须得说一下，其中一人是勒翁·塞耶）。但是，由于担心法国货币会贬值，德国坚持要银币。这让阿方斯觉得不可理喻，他甚至认为德国人只是在为结束谈判直接进军巴黎找一个借口。最后，尽管与伦敦的通信仍然时断时续，非常困难，阿方斯最终还是拿出了一个妥协方案：5 000万用法兰西银行本票马上支付，5 000万尽可能用金币或银币尽快支付，余下的在伦敦和柏林用商业票据支付。这项安排由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主的法国私人银行辛迪加担保，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协助下实施。购买来交给德国方面的大多数票据（一亿中的6 300万）事实上是短期（一周或者两周）内在伦敦到期的票据，阿方斯交给布雷希罗德的价值200万塔勒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票据是个例外。这是阿方斯打算以伦敦而不是柏林来作为整个赔款程序的节点的第一个信号。事实上，阿方斯在2月21~22日匆忙访问了纽考特，讨论怎样为未来可能要支付的更大规模国家赔款重复这个流程。正如他所期望的，买入如此多的“伦敦”，使法郎对英镑出现了微小的下跌，尽管按照协议规定，德国不会受这样的贬值影响（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巴黎市政当局同意一个固定的利率）。同时，他也预见到了如果德国人试图在伦敦一次性地把这些票据换成黄金的话，可能产生的问题。
巴黎赔款还只能算是餐前的“开胃菜”，最终会提出来的全部赔款仍然需要做出决策。这个事情很不简单。在凡尔赛进行讨价还价的数字范围在30亿~80亿法郎之间；“乖戾的”俾斯麦自己开始时向梯也尔提出的金额是60亿，这让梯也尔——“像被疯狗咬了一样”抬腿就跑——宣称是“一种侮辱”。俾斯麦把金额降到了50亿之后，法国方面仍然觉得“要价过高”。然而，更折磨法国谈判者的是俾斯麦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布雷希罗德和汉高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方案，通过他们的这个方案，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沉重的这次纳贡，将会在你们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就支付完毕了”。正如法武曾经很苦涩地说过的，这两名德国金融家“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向我们证明他们是多么想用我们数十亿的财富来实施一项庞大的工程”。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的这个计划，梯也尔才会要求阿方斯从伦敦返回，在谈判中表达巴黎和伦敦的两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意见。2月25日，在双方明显陷入了僵局之后，阿方斯被召集到凡尔赛。他到达的当天晚上，受到了德国总理不怀好意的冷淡的接待。
如果俾斯麦希望这位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儿子的罗斯柴尔德做出公断的话，那么他会很失望。可以肯定的是，阿方斯说服了“怒火中烧的”梯也尔和法武不会“中断谈判，做出投身到欧洲军队中”的决定。但是，当德国的代表们向他提出首次年付款15亿法郎，一半为金银币，另一半为票据的方案后，他“宣布他没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法国谈判者连和谈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同意”。经过一个小时的一般性讨论之后，俾斯麦出现了，“他沉着脸，还面带怒容，询问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道，我还不可能去考虑那些问题，因为两国政府还没有就基本的原则达成一致。我感觉俾斯麦好像要生吞了我；他怒吼道，‘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和平根本没有可能’”。
阿方斯回来后跟梯也尔和法武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但是俾斯麦“不久，又出现了，带来了这样的建议：在一年之内支付10亿，余下的3年付清”。此时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了，也是阿方斯返回巴黎的时间。正如在他次日一早匆忙赶就的一封信里所回忆的，最后的讨论变得“特别脚踏实地，而俾斯麦差点说出‘如果战争重起，他会发动最强烈的猛攻，这种攻势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话”。甚至布雷希罗德都承认，自己被俾斯麦“蛮横无理以及国际级的粗暴”给吓坏了。以前有人以这种方式对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讲过这样的话吗？阿方斯以巧妙的掩饰，把他所处的位置总结为“很困难”：
从政治表象上看，他们确实想让我进行调解，以便达成一个金融组合的核心架构，而这个金融组合看起来破坏性是惊人的……没有必要组织一帮银行家来直接干预政治问题，这会把谈判中的所有耻辱加在他们的头上，这方面的道德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
从某种方面讲，俾斯麦的恐吓起了作用。第二天，正如阿方斯所预计的，梯也尔和法武同意了50亿法郎的数目。准确地说，在2月26日同意的条款的基础上，法国欠德国50亿法郎，利息为5%，减去法国铁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价值，但是不包括巴黎赔款以及已经征收的其他占领费用。付款进度很紧：5亿必须在最终和平协定签署（5月10日）后的第一个月支付；到1871年底10亿；然后，1872年5月支付5亿，在后续的3年内的每年3月支付10亿。这些条款让阿方斯感觉是“灾难性的”而且是“耻辱的”：50亿！他惊呼道，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在3年内付清”。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时的反应，他情绪很激动地反复争辩支付所要求数额的可能性。开始，他认为甚至20亿都是“荒谬的”，尽管他后来准备规划25亿。像凯恩斯一样，阿方斯很机警地警告说，过度的赔款不仅会让战败国陷入紧急混乱的泥沼，而且还会危害整体的欧洲经济——实现如此巨额、没有收益的汇兑的难度，会搅乱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与凯恩斯不同的是，阿方斯没能说服任何人。当法国政府勉强同意接受和平条款的时候，在赔款支付上没有出现严重的有意违约的情况，这点与柏林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做法截然不同。事实上，在警告他的英国堂兄弟们赔付50亿法郎根本不可能的那几天里，阿方斯已经开始努力准备头期付款转账的基础条件了。
对阿方斯从绝望转向行动的最好的解释是，他事实上已经在凡尔赛赢得了对方重要的让步，尽管付出了承受俾斯麦的愤怒所带来的冲击的代价。保留了贝尔福特要塞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发现了比预定的时限提前还款而获得付款折扣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想法最终证明是可行的，德国从在法国东北的占领区撤军的进程也会大大加快。最为重要的是，阿方斯确定，尽管德国固定了赔款的总额，并为赔款设定了时限，但是双方同意——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法国有权自己自由组织付款。正如他在凡尔赛给梯也尔所做的解释，布雷希罗德和汉高想要“把一个大型的金融行动与和平协定的签署联系在一起”。阿方斯的意见是：
两国政府应该就应付赔款的规模和应该支付的时间达成一致，但是法国政府应该为自己保留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付款的绝对权利。因为不这样的话，可能导致具体的利益和普遍的利益相互混淆，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会导致最令人失望的后果。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经典的印记。或许正是这一点说服了梯也尔在次日早晨放弃了对50亿法郎这一数字的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确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不是德国银行家们对赔款融资活动的控制。
如果要赔付完成而且结束德国的占领，至少必须回答六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第一，要想在采用巴黎支付的这种方式又不至于对法国汇率产生有害的影响，支付时间应该多长？第二，而且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法兰西银行在战争期间停止了白银和黄金的兑换，现在是否应该准备返回双金属本位制？从色当战役以来，法国政府一直严重依赖于从法兰西银行进行短期借款来满足短期国库券的融资需求。很明显，初期对德国的赔付也许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如果更多的货币发行还是依靠国库券的话，正如阿方斯曾经反复警告的，就会把风险“蔓延到纸币领域”，就像把法郎兑换成柏林所接受的货币的要求会导致汇率的风险一样。很自然的，紧随其后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了以一种不至于产生通货膨胀的方式筹集赔款（以及政府支出）所需的资金，而在法国，特别是在国外市场发行国债，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第四，是否可能通过征收新的税种同时控制政府内部的开支来满足新产生的债务的需要？这种情况又提出了所有可能的新税种的形式问题：法国是否应该亦步亦趋地学英国引进所得税，或者是转而对原材料课以关税，抑或股票交易本身也以新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方式承担一些战败的成本？最后，对那些最大、最常见的私人资本集中的行业——各家铁路公司，怎么处理？可否把它们的资产和收益以某种方式利用起来，或者说对它们征税，还是用他们作为对德国债务的担保？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战败的政府来说，回答起来是极端困难的。站在政府金融顾问的角度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政府之间的纠葛非常复杂和暧昧。能够控制这次巨额赔付转款可以预期有高额利润，但是如果没能获得成功，结果可能就适得其反；或者说如果获得成功，其代价可能是对罗斯柴尔德自己的财产进行征税。最为严重的情况是，与向柏林支付如此巨额款项相关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到“履约”行为中的犹太银行家和政治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不寻常的是，我们事后可以知道，阿方斯在19世纪70年代所扮演的类似角色在他当时的时代，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批评（虽然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风向变了）。
再也找不出比巴黎市政当局在1871年3月和5月倒台更能说明所面临的困难有多艰巨的例子了，正好在那个时候，赔款进程进入到赔付款项中的首批赔付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之中。尽管阿方斯反复向他的堂兄弟们保证，绝大多数法国人具有保守倾向——这种观点在2月8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由于君主制支持者的胜出而得到了支持，但是来自首都的“赤色分子”的危险从阴魂不散的“红色”奥加斯特·布兰其和其他人随着帝国的崩溃，纷纷从藏身之处和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在发动军事起义后，两次领导着“暴徒”攻入市政厅：一次在1870年10月31日，另一次在1月19日。到了3月份，为再次上演1848年闹剧的舞台似乎已经搭好，甚至连角色都是一样的，有由梯也尔和格雷维领导的温和的共和党人和激进的“左翼”，出席了由路易斯·布兰科、德勒希武兹和勒德鲁–洛林主持的大会。3月18日，当梯也尔试图解散国民卫队——在战争时期大力扩张而且政治化了——的时候，历史适时地重演了，尽管是以悲剧，而不是闹剧的方式。由于政府军队严重超编，他们选择与民众为友。为了不至招致更多的麻烦，梯也尔决定将他的军队全部撤往凡尔赛，把巴黎留给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来掌控。
3月26日，选出了新的自治政府之后，公社——这个名字不由让人想起1792年——不久就落入布兰科分子和雅各宾分子的掌握之中。战斗在4月初爆发，而且另外一次全方位的围城行动不久就再次进入实施阶段。从那些破碎的历史手稿中可以发现，公社在5月1日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恢复了过去各种各样的做法，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一次，革命者不是恐怖的制造者，而是恐怖的受害者。在结束于5月28日的流血周期间，大约两万人死于非命，其中半数是被捕的公社社员，他们被迫列队站在临时“刑场”上，随着军队指挥官的口令被射杀。
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公社的出现被证明是在整个1815~1940年期间出现过的对他们财产最具威胁的事件，如果说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的话。3月26日，阿方斯通知居斯塔夫离开巴黎去凡尔赛，但是他自己却仍然打算留在拉斐特大街。然而，4月1日，在他去看过他的兄弟后返程的路上，火车司机警告他，公社已经通知切断与凡尔赛的交通，而且他将要乘坐的火车是入城的最后一班车。他随即下车返回了凡尔赛。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如果他继续回到市中心，他可能就会被当成人质处死，而且毫无悬念，肯定会在19世纪最残酷的街头战斗中被抓获。非常万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办公室和住宅侥幸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让阿方斯松了一口气的是火车北站也没有遭到太严重的损坏，不像法兰西银行和财政部那么惨不忍睹。当阿尔弗雷德在6月下旬到访巴黎的时候，他还满心欢喜地这样报告道：
房子上到处都是累累弹痕，但是只有吸烟室顶上的天花板被敲掉了一个角，而革命留下的唯一纪念是一把流氓当时准备用来给房子刷什么东西的刷子，以及这些流氓被以各种姿势永久定格下来的各种兴高采烈的照片。
尽管如此，费迪南德还是对这场危机给其堂兄弟的身体状况所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震惊：当他8月在巴黎碰到阿方斯和居斯塔夫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看上去满脸都是“痛苦的绿黄”，这次会面是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偷偷摸摸进行的。
从赔款支付的角度说，巴黎陷入内战是一个挫折，使金融活动几乎都停滞了。不过，这也有补偿。巴黎发生的事件可以被看成是对所有国家政府的一种威胁，并对“迦太基式的和平是一种不明智的和平”这种说法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另外，一旦在正规军中重整了军纪，政府就有机会“摆脱那帮为非作歹的人，那些一直威胁着社会、但是实质上胆小如鼠的垃圾”——为“法国和全世界清除所有的垃圾”。很显然，阿方斯也对这些造成流血周最根源的巴黎的“危险阶级”充满了深深的憎恶。
还应该再加上另外的一条好处：公社的失败巩固了梯也尔作为总统的地位。但是，这真的能带来什么好处吗？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个不解之谜是梯也尔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关系的性质。初期的时候，阿方斯把梯也尔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似乎也很高兴把他看成是“局势的主导者”；而且还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巴黎保卫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他坚定地站在梯也尔和温和的共和派的后面，成为了他们的坚强后盾。对于阿方斯来说，梯也尔似乎是能够调和倾向共和的巴黎与那些支持君主政体的外省之间矛盾的唯一人选。“我们的朋友”是罗斯柴尔德，这是没有带任何感情内涵的委婉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阿方斯对梯也尔所持的保留态度不久就重新露出了端倪。不管怎么说，梯也尔在路易斯·菲利普的那个时代与阿方斯的父亲关系处得并不好；而且很显然，这位老人让罗斯柴尔德的孩子们感觉并不舒服，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跟他谈话真的很困难，”在他们的一次会面之后，阿方斯这样抱怨道，“特别是对我这样很小就认识他的人来说。”阿方斯对梯也尔只是有一点害怕吗？阿尔弗雷德注意到他“非常害怕拜访这位领导着伟大共和国的小总统”。最常见的情况是，阿方斯通过批评梯也尔的独裁倾向（特别是针对法兰西银行）或者是他对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的热衷，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不满情绪。“一位尽管有庞大的身躯，但是总能从我们的手里逃脱的普罗特斯[1]”是他给出的奇特的结论。早在1871年，阿方斯就预言道，如果梯也尔要倒台，最有可能接替他的就是德奥梅勒公爵，这也就意味着转向了奥尔良派复辟的道路。
无论如何，梯也尔拥有一种没有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低估的素质：他在1871~1873年的复杂局面下在所有问题中优先抓住了金融。“最为关键的是，”阿方斯在6月初告诉梯也尔，“政治局势必须明了，而且对目前的情况而言，它必须完全从属于金融问题。”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梯也尔接受了这个观点。尽管自己拥有傲人的资历，但他总体上说对于金融问题还是比较尊重阿方斯的意见。而且尽管对手银行不断试图挑战罗斯柴尔德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在赔款支付过程中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出面领导的观点。这反过来可以解释，用他自己告诉甘姆贝塔的话说，当他的地位在1872年末似乎受到威胁的时候，阿方斯竭力保护梯也尔位于权力的核心。按照当时的一份报道：
阿方斯告诉甘姆贝塔，他喜欢梯也尔先生，但是梯也尔却一直很不公平地斥责他为敌人。在整整一年中，他都拒绝接见他。梯也尔说：“推翻我的是罗斯柴尔德。”“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甘姆贝塔打断阿方斯的话说。“千真万确！”阿方斯很激愤地说，“很显然，我对大部分的代表具有某种影响力，而且我努力使他的在位时间比在没有我帮助的情况下延长了6个月。我告诉我在国会的朋友们说，‘不要赶梯也尔下台、否则可能会是国家的悲剧……至少等那笔巨额贷款的工作结束之后，因为在这上面寄托着法国的信用和财富’。我根本就没说什么其他的话。”
无论两人之间如何猜忌，但他们还是被利益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其他银行是否可以同样完美地处理好赔款的支付——或许甚至成本更低？这确实很难说。3%票面利率的国债50~53的价格在1871年上半年看起来似乎是低估了。布雷希罗德肯定不是看到从这个“大型行动中”获取暴利机会的唯一的欧洲银行家，因为可以赚取的不只是佣金，而且还有资本收益——如果可以在如此低价上稳稳地吃进国债的话。按照自1815年以来国债作为一种投资产品的走势情况看，巨大的上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和其他德国银行家在5月的时候就蜂拥进入巴黎，试图能在这个行动中分得一杯羹。法兰西银行也试图击败罗斯柴尔德银行，同时还面临来自J·S·摩根的竞争，因为J·S·摩根还是在1870年冒着巨大风险给法国提供战争贷款的银行。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在作为一个发行银行所拥有的国际网络方面与罗斯柴尔德比肩：正如里昂信贷银行的马扎莱特所说的，“罗斯柴尔德无与伦比的欧洲关系以及他的资本源泉的强大实力，为其提供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关键所在。为了从发行中筹集到足够数量的硬通货，梯也尔和法国财政部长奥古斯丁·坡耶尔–科蒂埃希望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出售尽可能多的国债，而最理想的地方就是在伦敦。阿方斯不仅可以合法地使自己代表巴黎的高级银行表态，还可以代表纽考特表态，这最终成为了他的王牌。他向伦敦汇报道：“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我们的意见将会对（财政）部长正在考虑的最终的决策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我们的态度必须受到你必要的影响。”“部长不再把他的想法告诉除我们之外的任何人。”他稍后又补充道，“而且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向你们保证，由你们负责在英国的全部工作。”阿方斯还建议在德国的国债发行由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处理，而不是交由布雷希罗德和汉森曼，“特别是，在我看来，政府要直接通过德国银行来进行认购似乎会有些困难，原因是罗斯柴尔德的银行拥有了一个世界银行的名称。”对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竞争对手们的抱怨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按照马扎莱特所说的，阿方斯已经成为了“所有即将要形成的金融组合的轴心，根本不可能再有可以与他的项目比肩的业务”。
因此，随着政府把这些业务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剩下的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运作的机制问题。阿方斯1871年6月的信中提供的或许是现有的了解进行此类谈判的最好的途径。问题的焦点很多：发行的时间（在7月2日选举之前还是之后）；发行的数量（20亿法郎还是更多），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市场的相应比例；债券的应付利息以及偿还期，发行的价格（所讨论的数字范围从80~85），认购的付款时间表（每月分几期），银行的准确定位（它们应该按实际价格购买债券还是认购全部发行债券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佣金、回扣以及其他费用的规模，支付给国外认购人的利息的汇率（是否需要与未来法郎的贬值挂钩）。
在经过对这些问题数天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有了结果：对5%票面利率的价值26亿法郎债券的认购于6月26日开盘，发行价格82.5，扣除认购的费用后，实际的价格大约为79.5。对英国利息支付的汇率固定在25.3法郎兑1英镑。由罗斯柴尔德银行领军的伦敦和巴黎的两个辛迪加正式认购的只是总发行中的1.06亿，作为回报，他们为此获得票面价值2%的佣金（2 120万法郎），因此，他们认购的实际价格大约为77.5（阿方斯算出来为77.7）。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从技术上看，这些辛迪加认购的不是发行的头10亿（按照柏林银行业者所期望的），而是第二个10亿。如果发行不成功，他们手上留有大量国债的机会因此会很高。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发行得太好，公众买了大头，银行业者就只能满足于它们的佣金收入，柏林人认为这“断然不可接受”。然而，法国政府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达成了一个口头的秘密协定，允许他们可以持有部分或者全部他们所认购的国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占的份额因而达到了4.105亿法郎——超过认购总额的1/3，或者说是总发行量的16%。因此，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算得出他们所挣的利润——光佣金就值800万法郎，这种算法还忽略了所涉及的巨额资本收益。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持有所有他们按77.7买入的债券，然后在下一波市场高峰的1871年11月卖出（97.1），他们可以赚大约8 000万法郎（也就是300万英镑）。
很典型的反应是，阿方斯认为这比他们应该赚到的要少得多。事实证明不可能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垄断的情况。不仅是法国的股份合作制银行想方设法要分得一小部分，而且除伦敦和巴黎以外的其他市场事实上都已经“完全开放”，因此，布鲁塞尔的经纪人早在正式认购开始前就已经开始非正式地交易了。“我承认这确实是一团乱麻。”阿方斯抱怨道，他对毫无经验的坡耶尔–科蒂埃的评价一直都不高，“但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们的错误，要想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我们就得自己变身为财政部长。”然而，在几天之内，当整批贷款的成功已经是显而易见的时候，这样的抱怨就开始消失了。首先，认购的数字据说是发行量的两倍，到7月20日阿方斯的估计是8倍。还不仅如此，连法国的股份合作制银行都被挤出去了。当巴黎在此之后不久又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募集贷款的时候，它们又再次遭遇了败绩。正如里昂信贷银行的马扎莱特所抱怨的：
自从战争以来，所有外包事务中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及由它主导的高级银行集团取得了垄断的地位……就是罗斯柴尔德和他的朋友们，在法兰西银行的支持下，向巴黎市政当局提供了他们用于支付战争捐的2亿法郎借款；而该集团为自己争取了发行20亿债券的机会，作为一种鼓励，通过信用的建立就能够在最后的时候赚来罗斯柴尔德辛迪加为自己渔利的2 000万佣金中的大部分……现在，下一笔给巴黎的贷款又公布了，条件是同样的……
由于阿方斯现是法兰西银行中重要的理事之一，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长期亲密朋友”塞耶现在是塞纳河地区的行政长官，股份合作制银行发现自己成了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在8月5日，他们因此签署了一个协议，几乎就可以将此看成是一个反罗斯柴尔德联盟。正如马扎莱特所说，股份合作制银行故意诬蔑罗斯柴尔德的爱国热忱，它们团结起来，“以法国组织”的形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将德国银行排除在行动之外的目的也得以实现——尽管很难说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沟通不畅、柏林胆小或者是巴黎恶意的预谋所造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斥不仅针对布雷希罗德、汉森曼和奥本海姆，同时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银行。安塞尔姆申请了多达3 100万法郎的新国债，而商工银行申请了4 700万，但是，当这些申请送达巴黎的时候，认购已经结束了。迈耶·卡尔仅只得到了200万法郎的认购。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划分欧洲资本市场的红线正在打破罗斯柴尔德各银行间的传统合作关系，基本上只剩下英——法轴心还算保持完整。这种情况没有引起阿方斯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后悔，”他以有点儿固执己见的自鸣得意的语气说，“这能够向这些先生们表明，尽管我们是出于好意，但在我们安排一项交易的时候，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做，就像没有那些错失了赚取丰厚利润的柏林代表参与，我们也能做一样。”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和法兰西银行大获全胜，首批梯也尔国债还是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股团结的泛欧洲势力进一步走向瓦解的开始。
这当然还只是个开始：怎样把国债发行筹集来的钱转给德国政府仍然是一个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政府在伦敦购买银行票据——当时最流行的流动性金融工具——然后把它们递交给柏林。这与第一批18亿法郎中的1/3所采用的方式一样，但是让阿方斯不太满意的是，这种方式已经证明不可能建立起自己对法国政府购买票据的垄断模式。然而，德国人现在也开始来找麻烦了，他们坚持要黄金或者是德国塔勒的票据而不是这种时间相对较长的英镑票据。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布雷希罗德试图通过把他的“朋友”的意见转达给巴黎方面来增加显示自己重要性的砝码，但是阿方斯不为所动。“这些先生们也许是伟大的（战争）胜利者，”他刻薄地评论道，“但他们肯定是比较蹩脚的金融家。他们想锁定我们汇给他们的钱，又不为支付提供任何的便利。”转款的难题在1871年的最后一个月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货币危机，因为碰巧碰到了农业歉收（因此，法国需要进口粮食），交易所里投机气氛严重，另外还面临着有关税收政策的首次严重争论。为了保证自己的储备，法兰西银行不得不发行新的小面额钞票，并向政府施压，要求减少其发债的规模。这些做法在交易所催生了泡沫：债券价格在11月迅速拉高到顶点，但是在1872年的上半年下跌了大约5个百分点（见图1.1）。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后果，对1872年5月应付柏林的款项的讨论不得不推迟到新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