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 法国3%票面利率国债周收盘价，1860~1877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法国政府的困难给罗斯柴尔德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招徕生意的机遇。这次挑战由法兰西银行挑头，作为德国利益的急先锋（阿方斯这样怀疑），而“德国利益”主要以汉高·冯·多纳斯马克为代表。“法国巴黎银行”的董事苏贝然在1871年夏季的票据纷争中占据了比阿方斯更为有利的位置，而且对于5月份到期的3亿法郎债券的问题，也迫使阿方斯不得不做出让步：经过几番角力之后，他和其他的私人银行家们确保了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留给了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这还只是争夺对剩余30亿待付款项控制权的残酷竞争的一个预演。布雷希罗德再次步步紧逼，当坡耶尔-科蒂埃访问柏林的时候，布雷希罗德与他建立了联系。他采用那些或多或少显得浮躁的小把戏来纠缠阿方斯，而根本的目的是想确保他在接下来的大动作中能占有一个更大的份额：他提出应该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法——德股份合作制银行来处理后面的贷款；30亿应该用法国铁路的股份来做担保（换句话说，就是法国铁路股东要把这些换成国债，把法国铁路网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柏林）。就像汉高·冯·多纳斯马克的彩票型贷款的建议一样，所有这些德国计划绝对偏离了问题的本源：法国本土爱国热情突然高涨——一种想尽快结束德国占领的急躁情绪——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好像又要再次重复1871年的国债行动。唯一的问题是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否还能够在新的发行过程中重复他们早期发行时那种让人叫绝的控制能力。
首先，从法国政局的动荡和由于1872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对法德关系造成了轻微损害这样的现实出发，阿方斯对于是否还有提前还清30亿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然而，到了6月底，对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可能会抢跑业务的担心刺激他采取了行动。不可避免的是，政府在第二轮的时候不可能会像第一次时那么大方。为了确保能够重复上次认购的体系，银行必须答应向政府提供7亿法郎的硬通货。按照阿方斯的说法，这只有在“为了平衡更高的佣金”时才有必要。发行的价格也提高了——给公众的价格是84.5，而给认购者的实际净价是80.5。而且，股份合作制银行将成功取得较大参与份额的可能性也将无法回避。然而，阿方斯再一次拿到了最后的胜利结果。由于在上一年，总数35亿法郎中只有10亿是有担保的：在这10亿中，罗斯柴尔德集团（也就是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巴林银行以及其他高级银行企业）占了64.3%，只留了近1/3的份额给股份合作制银行，这个比例也用在了7亿法郎的国外借款上。两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承担了有担保的那10亿中的2.82亿，以及7亿短期借款中的1.975亿——每种情况下均占总额的28%。
尽管1872年和1873年转账赔付中的大部分金额都是用塔勒票据支付，德国的银行仍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布雷希罗德甚至亲自跑到巴黎，与他所认为的汉森曼垄断德国市场的最邪恶的阴谋进行了斗争，但是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全部加起来，德国的认购只是300万法郎。而对于迈耶·卡尔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抱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荣幸地看着我们的巴黎朋友发来的写着为大局考虑这样的长句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信件。”而那些身处其间的幸运儿，又一次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佣金是有担保的那10亿金额的1.5%（1 500万），以及2 500万来自于7亿法郎兑换汇率的收益，这意味着罗斯柴尔德两家银行享有1 120万法郎。这些还不包括由于国债快速上涨，远高于买入价格的那部分资本收益。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罗斯柴尔德银行资金在投入认购的同时，可能也投入到了发行之中。
如果贷款失败，迈耶·卡尔显然不会有什么遗憾；事实上，正如阿方斯已经预见到的，这次担保甚至比上一年度更显得多余，尽管他被超额认购的程度所震惊：认购率超过了8倍。这使他觉得“很荒谬”，而且在短期看，这种看法似乎也被证实了。1872年晚期汇兑困难再次压制了汇率，而国债创了战后的新低。这一次，德国政府对导致困难产生的以票据在汉堡到期的方式支付提出了异议。然而，7月份的过度认购反映出的情况并不是市场对国债中期走势的真实预期：在1872年12月（81.5）到1877年3月（107.88）这4年零3个月的过程中，5%利率国债持续上涨了超过25个百分点，上一次见到这个价格是在帝国倒台的前夕。
再也找不出比1870~1871年的危机更能说明法国金融和政治实力没有相关性更好的例子了。我们一定会问：如果法国可以如此迅速地通过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赔付价值50亿法郎的赔款来“赢得和平”，那它为什么就不能赢得战争呢？为什么法国人更愿意在事后为失败埋单，而不愿意在战争爆发前为胜利的机会出钱呢？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波拿巴政府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发行50亿法郎的国债来扩充军备，他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无法做到，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不足。
借与贷
因此，他们的利益转给了胜利者。但是胜利者拿着这些利益会怎么做呢？在赔款转款的最初期，阿方斯就已经表达了对获得战争赔款一方的金融能力的怀疑。“柏林市场现在是一种惊恐的状态。”他在1872年声称，“那么，我们支付过去的这50亿去哪里了呢？俗话说得好，不义之财不生利。”1873年夏季横扫中部欧洲金融市场的危机似乎为他提供了例证。“我们的50亿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那年9月有些释然地说。
在政治分离的另一边，迈耶·卡尔也对“大繁荣”的可持续性表示了怀疑，这种繁荣在色当战役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力量重新爆发出来。具体来说，他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德国大地的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搅得心烦意乱。当然，他反对这股潮流有他自己的利益考虑。“所有的这些银行，”他在1871年1月的时候抱怨道，“在获得了投资的机会，趾高气扬地成为贷款的唯一银行，而把我们推向一旁的时候，高兴得有点过头了。”另一方面，他正确地认清了经济过热的表征，尽管他并不真的清楚过热的根源在哪里。“对于这些新的银行股份的过度投机，”他在1871年10月报告道，“一直是人们谈话中的主要话题，而且没有人明白，吸走了大量资金的所有新推出的这些垃圾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疯狂特性。”“开办新银行的狂热和地产信贷银行正在变成一个常见的公害。”他在一个月后又补充道，“而且将毫无疑问地以一个大灾难收场，因为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组织会怎么用他们所募集来的那些股民的钱。”到1872年5月，迈耶·卡尔明确地预言了“一次货币危机很可能爆发，原因是已经发行的所有这些垃圾股份，以及这些溢价，而且已经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了”。
另一方面，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大量业务远远抵消了不断增加的竞争所带来的烦恼。甚至当新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迈耶·卡尔还在为给威腾姆伯格的一份贷款奔忙，尽管这一次他输给了“艾兰格尔以及所有他的那些垃圾银行”。当巴登在同年重返资本市场后，他获得了更多的成功，而且还为莱提斯本的市政当局安排了一项小额的贷款。另外，莫尼黑躲开了他。所有这一切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对德国南方的金融控制已经成为了过去。因此，对于迈耶·卡尔来说，发展他与汉森曼企业的联系，并通过他与日新月异的柏林市场联系起来，就成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用维多利亚式的夸张这样跟他的英国堂兄弟们说道：
比布雷希罗德这样徒有虚名而且野心勃勃、只会追逐个人名利，并且一切以自利为原则而不考虑我们的利益的人好千百倍的我们银行的伟大朋友……汉森曼先生对我是如此诚挚，他不会做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害我们利益的事，这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除非你能与他保持友好互谅的关系，否则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政府做任何业务，因为他特别受重视，而且他的影响力正在急剧提升。我因此只能重复我经常说的那些话，如果我们想做得聪明一点，我们应该与汉森曼先生建立最好的关系，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不会背着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伦敦和巴黎的银行能同样与他相处好。
就是通过汉森曼，迈耶·卡尔才参与到了很多盈利不菲的铁路项目中，包括科罗尼——明登铁路。“我敢肯定你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满足。”他这样向纽考特报告道，显然说明在这个业务中拥有股份，“而且，想一想老查理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蠢。”——法兰克福合伙人开始感觉到了他金融地位的逐步下降——他能参与到南方德国铁路项目似乎也与汉森曼有关系。情况似乎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迈耶·卡尔越来越多地围绕着贴现公司进行工作，而且当伦敦和巴黎又一次表现出对他的忽视时，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
如果假定法国赔款与把德国金融带入1873年的停顿的崩溃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可能会显得过火。但是无论如何，5月8日~9日间危机首先开始于维也纳，而不是柏林。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赔款支付期间的德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本没有注意战后的“疯狂”。“我在上院看到了财政部长，”迈耶·卡尔在1872年3月写道，“而且他问我我是否用钱，因为他的钱太多，他都不知道用它做什么。”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夸张：如果我们接受战争花费了德国2.2亿塔勒的说法，这事实上以赔款的形式产生了13亿塔勒（50亿法郎）的预算盈余。德国政府的花钱方式在很多方面对股票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动力。经过批准，1.2亿塔勒放入了朱丽叶大厦的“战争保险柜”，以备下次战争之需——效果与限制货币的政策所能达到的一样。但是德国人花了大约6 000万在那些主要位于新帝国首都柏林的恢宏的建筑项目上，剩下的大多用于减少德意志帝国成员邦和北方德国联邦的债务上。这些都为已经充满泡沫的经济增加了额外的流动性。
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的困难是德国货币安排的不确定性。在1871年的新德意志帝国内部，存在着至少7种硬币体系，大多是以白银为基础的。然而自由派的银行家，像挑起了1870年之后的货币争论的路德维希·邦博格，支持的是采用一种合并的以黄金为基础的新德国币制体系，他有这种倾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来说在下跌。最早在1871年10月，第一次朝这个方向的法律程序迈出了一步，但是一直到1873年7月，《制币法》才得以通过。到了1875年3月，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才建立起来，管理新的货币。 到了这个时候，泡沫的生长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现存的统计资料显示，1871~1873年，货币的供应增长了大约50%，而价格的通胀程度与此类似。1873年的崩盘吞没了那些收益，而且把千千万万的公司推入了破产的深渊。
这是对在凡尔赛时表现出的傲慢的报复吗？起码艾尔封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1873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后续出现的所谓的“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解决法国的战略性弱点的问题。早在1874年1月，也就是在最后一批德国军队撤出法国领土后仅4个月，梯也尔的继任者德卡泽斯公爵就谴责德国在谋划一场针对法国的战争。次年，俾斯麦在德国报界的代言人问道：“看到战争了吗？”这造成了法国市场恐慌。
这个警告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许，俾斯麦从来没有打算把战争的战鼓敲到国内政治以外的范围。然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搁置对中亚在欧洲和平中的利益争议的决定。至少，迪斯雷利是这样呈现给他们的。“昨天晚上，”夏洛特这样告诉她的儿子，“迪斯雷利过来短暂地拜访了你的父亲，而且告诉你父亲他在维护大陆和平的谈判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位总理看上去又沉湎于他所习惯的夸张之中。当然，1870~1871年，他与格莱德斯通之间在个人作为方面的差异，无法逃过列昂内尔的注意。这两年之间的是是非非暴露了两个问题：大国之间的纷争，尽管对他们的家族关系有伤害，但是对他们的银行来说却带来了不菲的获利机会；国际稳定的关键不在巴黎，也不在柏林，而在伦敦。
[1] 希腊神话中能任意改变自己外形的海神。——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