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皇族”
我很惊诧地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方面非常像一个皇族——具体说来，就是他们之间整天争吵不休，但是一旦与世界为敌的时候又团结为一体。
查尔斯·德尔克爵士
1879年3月
托马斯·曼恩1901年的小说《巴丁布鲁克斯》描写了一个商业同业公会家族及其企业的兴衰，在小说中，人们发现从第三代身上可以看到衰败的迹象，而到第四代则是必败无疑了。作者肯定是想用这个模式来写罗斯柴尔德家族1878年以后的历史。由于迈耶·A·罗斯柴尔德的孙辈们都已经过世，因此领导权传递到了第四代的身上，而这代人似乎缺乏那种曾经使这个家族发展繁荣的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力以及金融智慧。新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远离了他们的生意。社会地位向传统贵族身份转化的过程把他们的生活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乡下，这种转移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情感上的。“生意领域中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开启。”阿方斯在1865年曾经热情洋溢地给他的堂兄弟们写信，“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一代才有能力把握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此，年青一代将担负起领导这个新时代的伟大金融活动的责任。”但是，这年青一代留给同时代人的印象却只是对他们的前辈亦步亦趋的跟随者。
证据纷纷证明这种说法。纳特（1870年）、安塞尔姆（1874年）、迈耶（1874年）、安东尼和列昂内尔（1879年）相继辞世，只留下了他们在法兰克福和巴黎的比较年轻的堂兄弟作为第三代的代表。在詹姆斯的儿子中，阿方斯到他在1905年辞世为止，一直是法国金融界令人敬畏的大人物，而他的弟弟居斯塔夫则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但是萨洛蒙·詹姆斯在年仅29岁时就离开了人世，而德·埃德蒙在生意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卡尔的儿子中，阿道夫在1863年中退出了生意，而迈耶·卡尔的健康状况自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就已经在走下坡路，当他于1886年去世后，法兰克福银行的最后岁月交到了他那信仰虔诚而又没有商业野心的兄弟威廉·卡尔的手上。
就在第三代的这些成员晚年和病痛期间，他们仍然活跃在生意领域，严守着父亲那辈人的工作道德观。纳特在1870年2月去世之前很多年就已经被看成是废人：他的仆人一直惊异于他是怎样“与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病痛战斗了18年的”。然而，就在他辞世前的几个小时，“他与阿方斯谈起了美国股票以及俄罗斯贷款，还有……就在他离开前的几秒钟，他告诉他的仆人一早给他带杯茶进来，因为他希望听到别人给他读报”。安东尼也总是首先被人认为是一个银行家，尽管他总是生活在政治表现更加活跃的兄长的阴影里。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用“有什么新消息”这样的问题来跟朋友和亲属打招呼——这可是一个真正银行家的问候方式。
在列昂内尔事业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风湿性痛风的折磨（比较科学的现代称呼应该是关节炎），有时候严重到在下院辩论有关犹太人解放的议题时，甚至要靠别人把他抬到会场去。“在20多年的时间里，”《时报》观察到，“他依靠轮椅在他的住处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或者使用一把专门的座椅从他的马车进到办公室。”报纸同时也记录道，“一直到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都一直是业务的主心骨，而且在数量级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另外，“对于业务的指导依靠的主要还是他的睿智和勤勉”。当然，该报退休的编辑德莱恩是该家族的亲密朋友，因此，对于讣告作者的热情或许应该给予宽容。尽管如此，他对列昂内尔的作用和能力的评价应该是很有见地的，而且他领导之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所取得的业绩可以证实一点：
一项主要依靠遍布世界各地脆弱的而且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货币市场来操作的业务……需要……在对汇率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判断时有一种直觉的本能，这种能力或许是遗传的，而不能像其他的大多数形式的能力那样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计算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素质要远高于其拟定用途所需要的素质。所有的这一切当然必须依赖从世界各地所获取的信息，以及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形成的一种恰当的预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只是人类通常的知识，还有几乎全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所具有的各种独特的知识。这些也还不足以在纯粹的商业交换问题上施展判别的能力。在所有比较大型的货币交易的计划中，对于政治前途的判断是最关键的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政治任务的特点非常熟悉。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所拥有的所有这些素质都应该算是达到了非常杰出的程度，这些素质综合起来所呈现的不仅在于他是银行中一个成功的经理，还在于他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他的注意力从他对企业日常营运的关注中引开，而且几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还握着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他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是如此面面俱到，再一次把他的银行的财富基础提高了一个台阶。
迪斯雷利在把列昂内尔称做是“我所知的最有能力的人之一”的时候，没有任何夸张的理由。列昂内尔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之一：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270万英镑（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差不多15 000英镑），还没算匹克迪利和加奈斯贝里的房产，以及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那些不喜欢列昂内尔的人也证实了他对业务的投入程度。去世前一天，他把经纪人爱德华·瓦格招到匹克迪利148号他的病床前，告诉他：“我刚看了我的半月报，你在累加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在30多年后，那些把他说成是贪婪者的影射他的特性的故事仍然还在流传：金融家霍拉斯·法古阿不怀好意地（而且可能并没有什么根据）告诉赫尔伯特·阿斯奎斯说：“老犹太人总是习惯在他纽考特办公室的桌子上放一个小盒子，里面藏着他的珠宝，在处理工作的间隙总是把它们拿出来进行把玩。”
第三代中的老大是安塞尔姆，他的身上也有了很多这样的特点——特别是他的苦行生活，这在马克斯·韦伯的眼里是他的资本累积的主要原因（尽管他认为其本源是加尔文主义）。他热衷于阅读，是一位艺术品收藏方面的爱好者，也是专家（他的藏品多摆放在位于雷恩加色一座特别建造的美术馆里），而且他还是一名热心的戏剧观众，在剧场里有自己的包厢；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非常俭朴，只在他父亲留给他的维也纳宫殿里占用了两个房间，而且腾出了位于希勒斯多夫的城堡，反而更喜欢这块土地上的一所小茅草屋似的房子。在那里他几乎不请客。正如赫尔曼·戈尔德施密特回忆的：“他过的是一个新移民和守财奴所过的日子。他反对任何对外炫耀财富的行为，外出乘坐的只是轻便马车，从不使用他自己专用的4匹马拉的大车。”他是如此谦恭和节俭，甚至不愿意给自己画幅肖像。在他婚后的日子里，他和妻子没有住在一起（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她不喜欢住在维也纳）；不过与他的父亲不同，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在奥地利出现性方面的丑闻，在访问伦敦和巴黎时，坚决不与任何的风流韵事沾边。（他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鼻烟。）他在他的儿子们眼里就像一名超人，有着无穷的力量。1868年夏天在法国和荷兰搜猎古董的时候，费迪南德回忆道：“他习惯在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一直不停地走，一直走到黄昏，拽着两位不幸的人（他的秘书和他的男仆）一路购物，一路观光。我希望他把他的体质传给了他的儿子们。”他把对银行进行管理的大量工作委托给了戈尔德施密特——安塞尔姆尽可能不与办公室里的其他雇员直接面对面，他说法语来拉开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但他一直是老板，而且是很严格的老板。当他发火的时候，他会把手里的笔扔出屋子，并吐口水。尽管深受疱疹的痛苦折磨，他还是一直在生意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为了保持安塞尔姆的老式风格，他要求把他“以最简单的方式”葬在法兰克福。“葬礼准备得如此潦草，就像是一名犹太穷人的葬礼一样。”《时报》这样报道，“遗体用一辆普通的小马车从火车站运过来……由于葬礼的时间一直秘而不宣，参加仪式的人非常少。”然而，他可是一位在遗嘱里留下了金额超过5 000万塔勒的人，这个金额，正如俾斯麦很不负责任地指出的那样，是耶稣会资产的两倍。这与詹姆斯和列昂内尔的葬礼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他们的葬礼在新建成的威尔斯登公墓举行，有大批族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理人和经纪人、国会议员（包括威廉姆·哈科特和汤姆森·汉克）以及很多犹太组织的代表出席。
第四代
对于第三代很难被取代的这种现象，一开始人们会觉得奇怪。无论怎么说，在高生育的年代里，第四代从人数上来说肯定远远超过第三代，而且人们甚至有理由期待在这一代中的44个孩子里找出足够的能力超群的商业人才来。对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人来说，光听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口数量，就足以让他们难以忘怀。在1859年，龚古尔吃惊地发现，大约有74位罗斯柴尔德在居斯塔夫与赛西莉·安斯帕希的婚礼后参加了晚宴。而迪斯雷利则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宣言：“再也不能有更多的罗斯柴尔德了。”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吗？
尽管在我们看来很荒唐，但到第三代的时候发现女儿过剩，生儿子很困难：这种忧虑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因为第四代孩子中的男女比例为17∶27。另外，至少5个男孩子在婴儿期就告夭折。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银行关闭的原因中，部分就是因为卡尔的儿子中没有自己的男性继承人，前者关闭于1863年，后者关闭于1901年。
不可避免的，留存下来的这些男孩子的身上更加难以见到他们家族的财富长期赖以增长的那些工作和算计的精神特质。事实上，就连他们的母亲对拟掌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三位年轻人的评价都不高。夏洛特用她那惯用的令人难以接受的率直在1840年初写道，纳蒂“是一个消瘦、长相难看的孩子。但是，这无关紧要，他是个男孩，而且得到了他父亲和整个家族的热烈欢迎。我对他的喜爱从来不曾超过对他的那些姐妹的喜爱，而且对他的照顾也没有达到他本应得到的那么好的程度。”到他9岁的时候，她认定他“缺乏诚恳和率直。他很内向而且腼腆，不够大方；事实上，他是我所有孩子里唯一一个只是为了囤积而喜欢钱的孩子……他是一个天生就懒惰的孩子”。在随后的6年中，情况有些改善——他似乎爱上了学习——但是“他仍然很腼腆”，夏洛特还率直地做出了结论：“他不会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会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有教养的人。”
追随着他的迈耶叔叔的脚步，纳蒂在1859年10月进入剑桥去念伦理学（伦理哲学、政治经济、现代历史、普通法理学和英国法律），而且似乎学得非常轻松。但是在对普通学生二年级的所谓“鬼门关”考试中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问题主要出在必修的数学和神学原理上。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透露，他大量的时间花在骑马狩猎、业余剧社和参加学生会的辩论上（似曾相识的故事），尽管与家族的其他人不同，他几乎没有对艺术和建筑表现出任何兴趣。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那就是政治了：从幼年开始，他就显然非常喜欢与他神通广大的父亲讨论政治新闻。
尽管这种情况说明他可以成为一名很有希望的下院议员，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质疑他对一个充满挑战的金融事业，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特别是纳蒂缺乏数学天赋的事实似乎可以推翻《时报》所认为的金融计算的能力是遗传的这种说法。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值更高，这可以从他为自己喜欢狩猎和业余剧社所做的辩护中推断出来：
我已经总结了我自己的经验，为了在这里能过得顺利，绝对需要每天花费至少两个小时来做高强度的运动。因此，如果我不去参加狩猎，我也必须得以同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戏剧社是占用了一些时间，但是，我发现如果我除了功课以外不做其他任何事情，我也不可能再多看哪怕是一页书，而且这只会损害我的健康，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诅咒和折磨……我来这里时并没有做过认真的准备，因此不要期望我还能做得更多。如果我一直远离同学，他们将会对我报以更大的期望，其结果只能是到期末时以失败告终，而他们会把我看成一个更傻的大傻瓜。
纳蒂最终闯过了考试的鬼门关，但是尽管经过了三一学院院长威廉姆·休厄尔和荷森神学教授约瑟夫·莱特福特（后来的德汉姆大主教）的强化“辅导”和鼓励，他似乎还是不足以确保获得学位，并且在1862年的米迦勒节结束后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就离开了剑桥。在被选入文学协会（1860年）之后，他又相继进入了下院，成为代表艾勒斯贝利的议员（1865年），当上了白金汉郡义勇骑兵队的军官，并且继承了他叔叔的男爵爵位（1876年）。纳蒂的前途似乎注定是走政治道路而不是金融。因此，当他在下院委员会作证，首次赢得金融城的满堂喝彩时，夏洛特明显觉得很意外。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夏洛特和列昂内尔如此不顾一切地期望他们的儿子们能在学术上获得成就。尽管阿方斯对“大学教育”十分执著，人们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剑桥的一个学位能在金融城里获得什么优势。从另一方面说，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中受过公立学校、牛津或者剑桥教育的人士的比例在整个19世纪中出现了显著上升。夏洛特敦促里奥“在每天的学习时间里腾出一两个小时来做英文练习……因为这将使你能够在纽考特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去起草合同，针对重要的金融交易发表声明，给那些大报提供通稿，这些事情确实不应该再由文书来做了。”但是，有人怀疑，她真正的目标不只是让里奥为“纽考特的实际业务生活”做准备，而且是要给他这种她自己未能得到而又一直期盼的传统教育——而且通过这样做，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荣誉室里增加一座奖杯。一个学位，就像下院里的一个席位，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金融家庭来说，没有任何实际功能性的价值，但确实是在他们完善与异教徒精英社交较量的运动中的一个胜利。“大学里的学位，”夏洛特在1865年给他的小儿子讲课时这样说，“是一个人出众能力的证明；就算这些学历不能证明它的获得者具备了很好的天赋和杰出的才能，起码也证明了他为获取知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因此也证明了他有坚定的信念、活力、刻苦以及坚持不懈，而所有这些，都是可贵的品质。”两年之后，她在回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个主题：
在大学里取得的荣誉就是进入世界主流舆论领域的一张通行证、一封介绍信——在你自己的家族里、在生意场上、在社会上、在下院、在国内和国际、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个在剑桥或者是牛津获得了学位的人都会被人们所看好，而且这种良好的声誉对你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每一次努力都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促进。
她和列昂内尔在里奥借了一些钱给一位朋友的时候都非常愤怒，因为这是剑桥一直所致力消灭的一种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本源的背叛：
我总是觉得你应该具备这点常识，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如此愚蠢，竟然会借500英镑给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一无所有的蠢货。这种做法对于所有借钱出去的个人来说都非常危险——而对一个叫罗斯柴尔德的人来说，风险就会更大——事实上，我没有正确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们家族的任何人、任何成员，无论是伟大还是卑微，都绝对不能有如此荒谬的想法，一丁点儿都不可以。钱财上的借贷肯定会把朋友变成敌人。没有人会想到要把钱还给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反而会在拿到钱后就远远地避开债主，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避开——因此我们会牺牲掉很大的金额，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快乐。在我整个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借出过哪怕6便士——如果需要赠与，那就做；如果申请人觉得接受5镑或者10镑很荣幸，就给他；如果他能还这笔钱，就把它捐给慈善组织。在我的一生当中，我都秉承着这种信念——而且感谢上帝，至今没有犯过让我后悔的莽撞错误……
又及，你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关起来……远离所有那些游手好闲、懒惰成性、一无是处的年轻人呢？他们只会污染剑桥，并且偷走你宝贵的时间、良好的愿望以及青春的活力。
但是，学术荣誉还是远离了这一代人。通过努力，纳蒂没有在剑桥丢脸；他的弟弟们却要稍逊一些。夏洛特可能有些着急地认为阿尔弗雷德“应该去剑桥，并且在那里让他自己脱颖而出”。但是仅仅一年之后（1861~1862年），他就病退，而且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把阿尔弗雷德带入慈善及政治领域：在安东尼的监督下，他在1867年寒冷的冬季坐上了金融城“济难”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我希望而且相信你的兄弟会参加，”这位满心焦虑的母亲这样写道，“这对于让阿尔弗雷德熟悉这种公共会议会有很大帮助，而且，经过一些时日的磨砺，他或许还会产生重新考虑进入议会的想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进议会似乎还不适合他的胃口。”在1868年，他成为了被选入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位犹太人，这是又一个他由于家族背景而非自己的能力所获得的职务。但是他在发挥自己职位影响力方面很显然失败了，他根本无法与阿方斯作为法兰西银行理事所发挥的作用相比。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是那种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的生活，曾经还有些颓废以及暧昧的淫秽，正如马克斯·彼尔波姆的漫画所描绘的。医生们在讨论阿尔弗雷德先生需不需要在上床睡觉前再吃第二块果仁糖——抓住了前面的那一个特质（参见图2.1）。阿尔弗雷德预言似的名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当一位英格兰银行董事（影射安塞尔姆的遗嘱）“认为在50年内，《时报》将会宣布你的兄弟已经留下了整个白金汉郡时，‘你错了’是对他非常不合时宜的说法的回答——‘相信我，我会留下更多，我会留下世界’”。
图2.1 佚名，《老奶奶的99岁大寿》，（大约1848年）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146页
说起来，利奥波德（里奥）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失望，主要是因为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把他们最后残存的对学术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尽管说——或许是因为——在他的整个剑桥生涯中都伴随着父母无休止的劝告和责难的轰炸，里奥还是不得不推迟了他的“鬼门关”考试，不能通过的原因是他的基督教理论知识不足，而且在期末考试中得到了一个末等的成绩。他的母亲担心他会被“看成最无知、最没有思想、最卑微的人”，而且她告诉他听到她的朋友马修·阿诺德说“他不相信你会是一个读书的料，因为你说过要去新市场，而他认为你的这种想法很让人遗憾，因为你对他而言似乎应该更有作为。我向你保证我没有任何夸张——阿诺德先生在赛道上往返了三次”。列昂内尔与夏洛特一样希望看到他位列“一等而且遥遥领先”。不久之后列昂内尔有些苦涩地评论道：“你的考官说你是瞎蒙的好手，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人们很难不对里奥和他的兄弟们表达同情。“尊敬的爸爸不想再看到你们笔下的任何所谓的新闻。”1866年，一封具有典型意义的信从家里发出了：
但是他希望知道你们怎么安排你们的时间，几点钟你们与你们最爱的枕头告别；什么时候吃早餐，描绘一下早餐的桌子以及这最早一顿饭的内容；你们花几个小时在严肃认真的学习上，在预习以及功课上的时间分配；希腊语和拉丁语课上你们正在阅读谁的作品；闲暇时间中你们花了多少在现代诗歌和历史等的这些轻松阅读上，然后又花了多少时间在更轻松的文学阅读上，比如传奇故事和小说；对于法语和英语，你们做了多少练习。
所有的大学老师都知道这一类型的父母压力会造成多大的逆反。如果说里奥喜欢与塞瑞尔·弗劳尔这一类的“游手好闲、懒惰成性、一无是处的年轻人”虚度光阴的话，部分原因就是父母喋喋不休的说教所产生的逆反。更觉绝望的夏洛特敦促他“学点什么——绘画、油画、音乐、语言”——因为他的兴趣不在这些方面，而是主要放在了赛马上。最后，这一辈“英国”罗斯柴尔德人中唯一获得一个大学学位（在法律领域）的是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他成长于法国，在法国受教育。但是，不能说他是高等教育的成功样板。他是一名狂热的书籍收藏者，收集了大量的珍本书籍，而且偏执地排斥有哪怕一点点瑕疵的书籍。据说，他在1881年仅36岁的时候自杀身亡，他或许是第一位患有人格机能障碍、喜欢收集珍稀物品的罗斯柴尔德人。
当然，里奥对赛马的痴迷是有先例的。他的叔叔安东尼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赛马，而且他的叔叔迈耶也是一个狂热的马迷。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对于迈耶，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他“如此出神和自得其乐，以至于他的同伴和侄子……用稍显柔和的声音跟他说话，他都听不到”。在1871年的“男爵之年”，他的马匹在五场“传统”赛事中赢了四场：德比、欧克斯、千枚金币以及圣勒格尔。8年之后，里奥成为了德比胜利者的马主，当时，他那匹名不见经传的马“贝维斯爵士”击败了罗斯伯里伯爵的威斯康蒂，使后者仅获得了第三（尽管里奥使用了“艾克顿先生”的假名掩盖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在1896 年用圣弗拉斯奎恩差点再一次成德比胜利者（他的马排在了威尔士王子的佩西蒙之后），在1904年，他的圣阿蒙特实现了梦想，再次问鼎。因而，这应该算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标志，而不是玩物丧志的标志。他仅在一个单独的赛季就可以赢得多达46 766英镑奖金的事实，甚至可以看成是那种传统的聪明才智的标志。与此同时，体育逐渐成为了金融城内部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股票交易十一队与里奥自己的十一队在1880年举行了一场板球赛，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社团组织间往来关系的经典例子。另一件新奇的事例是里奥对汽车的热情，汽车在当时是超级富豪们的世纪末玩具。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奢侈玩意，比如将像圣弗拉斯奎恩这样的赛马由法博格用银做一个模型（另外再用青铜做12个复制品送给朋友）。
安塞尔姆的儿子们也有类似的倾向。老大内桑尼尔（1836年出生）在布罗涅恩上学，但是与他的父亲关系很紧张，他父亲认为他挥霍无度而且非常缺乏金融能力。费迪南德（1839年出生）对家族的生意表现得更加冷淡，他更喜欢待在英国，而英国是他母亲和妻子出生和生长的地方。他对自己缺乏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品格一事毫不避讳。“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1872年时非常绝望地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卖出股票，它肯定上涨；而一旦我买入，不管什么股票，它总是下跌。”剩下的就是萨洛蒙·阿尔伯特（1844年出生），家族中一般称呼他为“萨尔博特”。阿尔伯特在波恩和布罗涅恩上学的时候，“精力充沛、坚忍不拔，全心全意而且非常成功”。但是，当他的父亲在1866年生病的时候，感觉似乎“对未经分割的维也纳银行的职责（前途）表现出了过度的渴望、过度的惊慌甚至极度的恐惧”。当安塞尔姆最终在8年之后去世时，他把他部分的不动产和艺术品收藏留给了内桑尼尔和费迪南德，而把他在家族合伙生意中的股份给了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善待”。最终，阿尔伯特不得不被迫进入生意领域，感觉颇有些勉为其难。
在巴黎，詹姆斯于1868年辞世后，掌权的当然是第三代，而不是第四代。然而，就连这里似乎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部分问题是詹姆斯曾经是一位如此专横的父亲。费多这样评论说，詹姆斯“从来没有将他大权中哪怕是最细小的部分分给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雇员”。“他的儿子们是多么顺从啊。”他以嘲讽的语气故作惊奇地说。等级多么森严！多么令人尊敬！如果不征询他们父亲的意见，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哪怕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交易签字确认——那带着犹太神秘意义的签字规范着这个银行。无论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多琐碎，你会听到那些40岁左右的人说“问爸爸”，而他们几乎与他们的父亲同样富有经验。龚古尔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
老大阿方斯——他在父亲去世那年是41岁——似乎是对父亲的专横跋扈抵制得最厉害的一位，再一次表明第三代所生的孩子里还是老大最可能继承或吸收那些来自犹太大街的精神实质。阿方斯在波旁学院接受的教育，对艺术（和邮票收藏）充满着热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这些兴趣干扰过他严肃的银行业务。1866年3 月，在一次宴会后，有朋友问他“这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像黑奴一样地拼死拼活去挣更多的钱”。“噢！”他回答道，“你不知道，当大批的基督徒拜倒在你脚下时的那种感觉所带给你的乐趣。”像列昂内尔和安塞尔姆一样，他很喜欢节俭的生活：1891年，他被人发现准备乘火车从尼斯到蒙特卡罗（他在这里的生意“做得很小”），正是他的这些普通举止使他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坐在长凳上等着火车，与其他普通旅客别无二致，独自抽着雪茄。虽然被列车长像贼一样地盯着，而列车长其实是随时准备在他表现出要上车的迹象时为他打开包厢的门。”居斯塔夫身上也有很多老罗斯柴尔德人的精神。正如梅里美1867年在尼斯与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吃过饭后用挖苦的语气所评论的：“他似乎有很多信仰，而且对于钱的认识与他的房子里的其他人 一样。”当他稍后听说居斯塔夫很冲动地前往尼斯时，他确信他肯定以高于他承租的价格转租了他在尼斯的别墅。
一直在奋斗的是詹姆斯那些年纪较小的儿子们。龚古尔在1862年观察到萨洛蒙·詹姆斯（1835年出生）是怎样被他父亲专横对待的。在交易所损失了100万法郎后：
他从他百万富翁的父亲那里接到了这封信：“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先生将到费里耶尔去待一晚上，在那里他将会接受与他有关的教导。”第二天，他接到了让他起身前往法兰克福的命令。他在那里的账房待了两年；之后他相信他的惩罚结束了；他给他的父亲写信后，收到的回信是“萨洛蒙先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且收到的给他的新指令是在美国干几年。
这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但是又基于现实的说法，正如詹姆斯1861年8月给他的那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们信中所说的。他给这些儿子每人10万法郎的皮埃蒙特新债券，他明确地命令萨洛蒙不得“变现，这种念头根本就不准有，因为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他有机会去与经纪人交流，或者再一次与公开市场接触……我不想允许任何投机的想法再次进入他的大脑里”。他永远丧失了以股东的身份进入合伙人的可能性。
仅仅是3年之后，萨洛蒙去世了——他是被杀死的，龚古尔听到的说法是：“凶手是交易所里来自投机的压力——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死于金钱的压力！”多么不可思议啊，使他突发心力衰竭的似乎应该是一匹马，而不应该是交易所。正如夏洛特所说的：
可怜的萨洛蒙无法控制那种激动的情绪，这使他的心脏和循环系统一直无法平复。上个星期天，他还参加了赛马，回到家后非常疲倦，因为他一直在驯服一匹兴奋的马，这匹马差点把他的两条胳膊扯了下来。半夜的时候，他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并且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他冲到窗子前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这种不适他挺过去了。我相信他支撑到了星期三，这次致命的病魔抓住了他。从一开始，医生们就宣布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这位可怜的病人开始咯血，而且他心脏的悸动是最让人束手无策的事情。他的意识一直很清醒，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秒前，而且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
最小的儿子埃德蒙（生于1845年）的遭遇要稍好些；但是一直到了1864年，他的大哥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孩子，在随后的5年或6年里都不应该进入公司里”。埃德蒙德是一个勤奋的年轻人，他通过了学士课程，成绩“不仅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是优异的”（这很让夏洛特嫉妒和懊恼），而且获得了允许他游览埃及的奖励——这是他整个一生当中对中东都充满了兴趣的开始。
新一代似乎开始颓废，部分原因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了惊人的人口数量，而其中只需要很小一部分进入合伙企业工作，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有条件像个王子一样生活。除了其他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这种情况意味着将出现大量的建筑工程。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购买乡下的地产并建设乡村别墅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延续了数十年。因此，纳蒂和他的妻子爱玛对待他们在都灵的房子的态度，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事实上，列昂内尔为他刚结婚的儿子在都灵所买的房子，在很多方面代表了老一辈追求的延续。这所房子与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和阿尔弗雷德的霍尔顿——这是在这一时期购买或者建盖的其他英国房产——一样，它对于与它同时期的人来说，似乎只是代表了对家族王国领地在艾勒斯贝利山谷及其周边地区的增加。整个家族存在着在接受这些房子前要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的习惯，纳蒂也无法免俗：在建筑师乔治·德威（George Devey）的帮助下，他把一所精致的阮氏风格的房子变成了一所冷漠刻板的维多利亚式的雄伟建筑。里奥对艾斯科特也做了类似的处理，艾斯科特是他从他的叔叔迈耶手里买下的，他也用了同一家公司，按照仿都铎风格对房子进行了改造。纳蒂和里奥两人也按照这种风格建造了新的田园别墅，提供给客人和在这些房地产里工作的雇员居住。事实上，纳蒂曾经尝试在都灵建立一种家长式的“福利社会”。
在地产方面的这些罗斯柴尔德投资要能算得上是新投资的话，只能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不是在质量方面。在这期间，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购置了8座新的乡村豪宅，有的是通过翻新，有的则是从草图开始新兴，包括埃德蒙的S型山庄德阿曼尼维利耶斯，这座山庄由朗莱斯和艾米尔·乌尔曼在19世纪80年代按盎格鲁–诺尔曼乡村风格建造。在奥地利，内桑尼尔买了两处新的乡村地产：一处在雷城垴，由建筑师阿曼德–路易斯·宝格和艾米利欧·皮欧联手建造的色彩斑斓的山庄佩尼罗伯；另一处在沃斯罗附近的恩泽斯菲尔德，是他从格拉夫·肖恩伯格处购得。他的兄弟阿尔伯特也买下了朗高，这是一处位于下奥地利的地产。而他们的姐妹艾丽斯建了两座房子：在瓦德斯顿的艾斯罗普和在法国南部伽塞的一座别墅。最后，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威廉·卡尔和汉娜·马蒂尔德在陶纳斯丘陵地区的科尼格斯坦建造了一座别墅，建筑师请的也是宝格和皮欧。另外，至少还有7座位于城区的新房子。或许还应该说的是在1884年，在犹太街已经拆除之后对罗斯柴尔德祖屋“扎姆–格伦恩–罗斯柴尔德”的重建：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意识地想要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对他们犹太本源的纪念。与过去的情况一样，建筑的风格和设计师在家族内部流动，根本没有国家边界的考虑。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存在真正的不同，或许可能是相比较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法国建筑师和建筑风格的偏好，这种趋势以德斯泰勒给费迪南德和阿尔伯特两人设计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同样，更多的罗斯柴尔德人也意味着更多的艺术品收藏。事实上，前面几代人或许购买了很多的藏品，而且积累了可观的数量；但是通过在他们继承者之间进行的分配，引发了他们每个人都想买到更多藏品的动机。这无疑就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买家，因而19世纪80年代把他们所关注的艺术家和流派在主流艺术品市场上的价格推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布罗涅汉姆、雷科特和芳汀的拍卖市场上到处都看得到罗斯柴尔德购买的大手笔，这使得很多人深感不安，其中包括女王美术馆的管理人詹姆斯·罗宾逊爵士——尽管夏洛特自己都一直认为应该把马尔博罗的藏品替国家买下来。这段时期对艺术品的疯狂也有它疯狂可笑的一面。1870年，费迪南德用6 800英镑买下了乔治·德·基斯的一个用波纹装饰的盾牌，而同一件东西在28年前仅值250英镑。1878年，埃德蒙花了金额在24 000~30 000英镑的一笔钱买下了一个为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瑞夫人设计的塞夫勒瓷马桶，而当时她只花了3 200英镑。两年后，迈耶·卡尔给纽伦堡的梅克尔家族支付了32 000英镑，购买了由纽伦堡银匠温泽尔·杰姆尼泽尔在1550年时制作的一只局部镀金的珐琅酒杯，成为了当时最为昂贵的艺术品。然而，到1911年，当他出售大量的银器藏品的时候，在所有89件中，只有14件的价格超过了1 500英镑。费迪南德和居斯塔夫两人在1884年的芳汀拍卖会上花了超过7 000英镑购买了两只椭圆形的珐琅彩盘子，另外，费迪南德和阿方斯每人花了不少于25万英镑，在马尔博罗公爵的藏品中购买了三件（据推测）鲁本斯的作品。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画作的价格卖出了20 000英镑以上的高价。15年之后，埃德蒙德走得甚至更远，他花了48 000英镑购买了德·查塞尔公爵那张滑稽可笑的装饰华丽的办公桌（这张桌子早先的主人中包括了塔勒格朗和梅特涅）。甚至连纳蒂——他素有对艺术品没有兴趣的名声——都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也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18世纪英国艺术品藏品中增加了新的收藏。1886年，他支付了大约20 000英镑，在第二届杜德勒伯爵藏品拍卖会上拍到了雷诺兹的《在悲剧与喜剧间的加利克》。里奥也给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36幅画中添加了新的成员，尽管他的兴趣更为折中一些，范围从鲍切尔到斯达布斯，从弗朗兹·斯奈德斯到霍伽斯。
这期间能算得上是质的创新变化的，是新一代的某些成员——具体来说就是阿尔弗雷德、内桑尼尔和费迪南德——对他们的乡村豪宅、花园和艺术品收藏的那种关注。说起来，阿尔弗雷德在霍尔顿的房子由威廉姆·罗杰斯按照法国17世纪的风格设计（建造工作在1882~1888年完成），看起来并不比门特摩尔更显壮观；事实上，其主墙还更矮些。能给到访者留下印象的是那些新奇的玩意，比如私人马戏场、保龄球道、溜冰滑道、室内游泳池和印度亭子，简直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阿尔弗雷德的油画与艺术品收藏也并不比他父亲的更让人赞叹。荷兰大师作品、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油画、塞夫勒瓷器、法国家具、银器——这些都没有超出上一辈的收藏范围。尽管他总共购买了160幅新作（而他继承的是38幅），这些画作也都体现了其父所偏爱的那些不同的主题（格鲁兹、隆姆尼、雷诺兹、赓斯博罗、克耶普）。真正的不同是阿尔弗雷德对18世纪法国作品的明显偏好。他确实发行了一套装订和插图都非常精美的两卷本新藏品目录，还收集了大量的塞夫勒瓷器（包括60只花瓶和其他的物品以及6套餐具），或许也包括了他对女性肖像的热衷。阿尔弗雷德并不是表现出对音乐有兴趣的罗斯柴尔德第一人（他谱写了6首钢琴曲，以“玫瑰之蜜”为题献给迈耶·卡尔的几个女儿），但是他肯定是指挥自己乐队的第一人。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人并非对表演作秀要刻意表示出有多么清高，但是很难想象他们中谁会装扮得像马戏团的节目主持人，头戴着高帽子，身着绿色长礼服，手上戴着淡紫色的手套，挥着一支镶有钻石的黄杨木指挥棒。毫不奇怪，有些客人会厌恶这种“令人生厌的丑态、过分的卖弄！纸醉金迷的腐臭扑面而来……满目尽是惨不忍睹的粗俗”。阿尔格农·维丝特爵士是格莱德斯通的秘书，他把这种情况鄙视为“一种夸张的浮华噩梦，以及没有任何意义的放错地方的富丽堂皇”。他的继任者爱德华·汉密尔顿对此深表赞同。他评论说：“这些装饰做得太过火了，人们放眼看去，总是避不开镶金的或者是黄金的色彩。”戴维·林德赛对此表现出了更多的鄙视，他回忆道：“阿尔弗雷德浑身都是财富的霉点。”
费迪南德位于瓦德斯顿的房子由德斯泰勒以一种混合了文艺复兴和18世纪法国元素的风格进行设计，这所房子的建造非常不容易，因为建筑选址处土质为沙土，而且这种地形排水非常困难。但是最后的结果却非常成功，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房子里最为成功的。该房拥有（现在仍在使用）非常漂亮的花园、50个温室，以及很多工人。当他的妹妹艾丽斯在1898年继承了瓦德斯顿的时候，光是花园每年就要花去7 500英镑来维护，还要再花10 000英镑来维护其他的地方，包括农场和奶牛场。在内部，有令人目不暇给的收藏品，包括克耶普、德·胡希以及特尔·波尔希等荷兰大师的作品，还有隆姆尼、雷诺兹、和赓斯博罗（对于这些作品，费迪南德花了很大的工夫去使他们变得更加时尚）等英国大师的画作。
然而，瓦德斯顿——一座位于白金汉郡最深处的鲁瓦酒庄，也并不招所有的人喜欢。格莱德斯通的女儿玛丽在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过度的华丽和奢华让人感觉到压抑”。自由党参议员、政治家理查德·豪登曾经担任罗斯柴尔德的法律顾问很多年，他也嘲笑费迪南德盛情的矫揉造作。他在1898年宣称：“我确实喜欢这种表面的奢华。”“当早上躺在床上时，我会觉得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一名仆人会轻轻地走进房间询问我是要喝茶、咖啡、巧克力还是可可。这种特权与我在所有那些尊贵的朋友的家里所享受到的一样；但是，只有在瓦德斯顿，在我说我要茶的时候，男仆还会问我是喜欢锡兰茶、中国红茶还是阿萨姆茶。”戴维·林德赛评论时说，“费迪南德男爵的双手总是因为过敏而发痒”：
在他满心猜忌、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的客人的喜好的同时，他又时常会很急切地走来走去。我没有能够看出他的那些无价的画作给了他真正的快乐。他付出25 000英镑得到的钟、30 000英镑得到的书桌，他的雕像、瓷器以及那些无与伦比的珠宝、珐琅等物什（他称之为“小玩意”）——所有这一切能带给他的满足微乎其微；而我觉得他只有在向他的朋友展示这些藏品时，才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就算是在这时候，人们也能看到他对那些无知的或者是不恰当的评论是怎样断然地给予批驳……在花园和灌木林中，他才得到了真正的快乐……只有当置身于灌木林和兰花中间的时候，费迪南德男爵神经质的双手才会变得自然起来。
费迪南德常常给另一位关系亲密的朋友罗斯伯里伯爵写的神经质的信中，也给人留下了类似的印象。就算按照当时的标准看，这种关系也应该饱受指责，尽管费迪南德那种满腔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回应。当他在1878年对罗斯伯里表白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个性做了很好的总结：“尽管我住在金碧辉煌的大理石房间里，但我其实是一个孤独的、饱受痛苦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可怜的人。”另一位朋友爱德华·汉密尔顿在费迪南德1898年去世后写下了一篇充满矛盾的笔记，很值得我们来大段引用一下：
他是近些年我看望得最多的人，也是给予我最大、最多、始终如一的关怀的人。他总是在瓦德斯顿给我留着一个房间，在他的游艇里给我留着一间舱室……尽管他不可避免地在年轻的时候会为自己的无知支付学费，但我相信与几乎所有的收藏者比较起来，他的受骗经历并不多。他的感觉就算有时候出点问题，也只会在他给别人挑选礼物的时候……他并不像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那样，因为他不愿意与财富分手……而且一直担心陷入窘境……他的举止并不十分得体，通常还会表现得很无礼。他经常会得罪别人或者被别人得罪；但是，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对朋友很忠诚。没有谁比他更能始终如一地和朋友如此相处……而且给予最衷心的欢迎。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后，而且是这么多年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之后，他习惯了一种很自私的方式，这其实也不会让人觉得惊讶。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长成了一个被宠坏的人……他最主要的性格或许是他冲动和浮躁的特质。他总是行色匆匆。他不是吃饭而是吞饭，他不是走路而是跑路……他不会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他的身上总是有很多奇怪的矛盾。他总是对自己非常的担心，为最不起眼的焦躁派人去找医生，但是他常常不听从医生的意见。他把最小心地照顾自己作为了一种原则，但他又经常鲁莽行事。他总是为自己的民族和家族而感到自豪，而且很喜欢谈论他的祖先，仿佛他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杰出，而且血统最高贵的……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有过什么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