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为我们了解费迪南德的性格特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同时也让我们能更加全面地认清家族成员之间和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实质。
与阿尔弗雷德和费迪南德一样，内桑尼尔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也都奉献给了各种类型的豪宅、艺术以及他自己敏锐的鉴赏力。他建于特雷贤纳姆伽塞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名为“大厅”的房子是最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城镇豪宅之一。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他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花光了所有的钱，不得不向他的父亲借了100万古尔登。（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稍后又花了数十万古尔登从那不勒斯进口玫瑰花。）房屋的内部几乎整个是法国风格（其中的一个由雕刻家弗朗索瓦——安东尼·佐尔格负责设计装潢的接待间特别华丽），而艺术藏品也是类似的混杂型：格鲁兹、雷诺兹、伦勃朗和凡·戴克的画作以及数不胜数的与玛丽——安托妮特有关的家具物品——一句话，整个是“罗斯柴尔德喜好”的大集合。与阿尔弗雷德一样，内桑尼尔拥有自己的乐队；与费迪南德一样，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他的花园上，特别是由宝格和皮欧以及让·吉雷特在1884年为他建造的公园和暖房。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内桑尼尔拥有特别敏感的灵魂。由于患有抑郁症，他的失眠情况非常严重。事实上，按照赫尔曼·戈尔德施密特的说法，就是由于要找一处适合他睡觉的地方，他才买下了雷城垴和恩泽斯菲尔德两处地产，尽管后面这个地方他只住了一个晚上。当听说到当地有传染病的说法后，他第二天就乘第一班火车离开了。当乘坐他那艘花了400万古尔登的英国造游艇出海巡游的时候，他也从不驶离海岸太远，因为他总是担心会掉到海里淹死。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贬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对这个时期艺术品市场的贡献。阿尔弗雷德作为国家美术馆和华莱士收藏馆的理事，把他的鉴赏经验和技巧推广给大众；另外还有费迪南德把他从父亲的夏茨卡姆纳继承来的一些很不寻常的藏品，与他自己收集来的部分藏品一道留给了大英博物馆。阿方斯也为第三共和国的多家博物馆做了大量的公益捐赠。在1885年被选为美术学会会员后，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私人藏品（主要是荷兰的大师级作品），同时也为150家不同的博物馆捐献了大约2 000件作品——包括当代画家比如罗丹的作品。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内桑尼尔来说，他们的艺术修养已经超越了修行的阶段。这应该是一种奥斯卡·怀尔德的短篇小说《模范的百万富翁·羡慕篇》中所暗示的脱胎换骨。这篇发表于1887年的小说描写了一位穷困潦倒的花花公子给了一位可怜的老乞丐一枚金币，因为一位艺术家朋友正在画他的肖像。这名“乞丐”结果是乔装的“豪斯博格男爵”，“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可以在第二天就买下整个伦敦，而且根本不用取他银行账户里的钱……他在每个首都都有房子，吃饭时用的是金盘子”。他还是这位艺术家的赞助人，要求他“把他画成一个乞丐”。（可以想见，男爵对年轻人的慷慨给予了回报，他给了年轻人为娶心上人所需要的10 000英镑。）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逸事演绎成了经典，“模范的百万富翁”成为了仁慈的艺术赞助人，完全脱离了他的百万财富的起源——尽管想象阿尔弗雷德乔装成乞丐，哪怕就是为了开个玩笑，也是一件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合伙人
然而，所有这些“颓废”的症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到底会有多大的实际影响？这个问题仍然找不到答案。这些奇闻逸事般的证据说明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当野心勃勃的年轻的汉堡银行家马克斯·沃尔伯格在19世纪90年代到纽考特去当学徒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曾经很肯定地告诉他：“绅士不会在上午11点以前出现在办公室，也不会在办公室待到下午4点之后。”按照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到银行工作的罗斯柴尔德雇员的说法，里奥每天的日程是早上11点到，下午1点30分去吃中饭，5点回家；阿尔弗雷德一般情况是下午2点到，然后3点30分到4点吃中饭，剩下的时间中基本是在合伙人办公室里的沙发上睡觉。尽管纳蒂工作要努力得多，但是留给人的印象也是没有全心投入。曾经有人问他是否有金融成功的公式，纳蒂习惯性地回答：“是的，通过快捷的卖出。”这种态度有时候被看成是一种过度的风险厌恶的表现。他对罗斯伯里抱怨说，在伦敦的“旺季”结束之后，待在办公室里完全就像是“一个孤独的隐士”。竞争对手以他们前所未有的态度斥责纽考特的这种行为。爱德华·巴林评论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而且懒散，很难保证一项生意在他们的领导下能正常顺利地开展。他们拒绝探索新的领域，而且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并不处于很高的水平”。厄内斯特·卡塞尔是一位在19世纪90年代新闯入金融城的活跃分子，他更是对他们表现得不屑一顾。他 1901年宣称，这几兄弟是“绝对的废物，而且在智慧方面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可以肯定，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年轻的汉堡人迈耶·卡尔的大力辅佐，他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成为了一名心腹员工，而且以“一贯勤勤恳恳”的方式默默地奉献着。迈耶给他妻子的信向我们表明，在合伙人办公室的外面，生意在纽考特仍然以一种快速的节奏继续着。“我从今天一大早起就一直忙个不停。”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封很有代表性的信中这样告诉他的妻子，
男爵阁下（纳蒂）叫我跟他到私人餐室与他一起用餐——所以你可以想得到我是怎么工作的……我一整天都特别忙，而且如果我想在星期五晚上休闲一下的话，我还得继续这样忙下去。但是必须这样……我没有太多的东西告诉你，能告诉你的还是那个我几乎握不住笔的老故事，我一整天真是太忙了……像牛马一般过度劳累。
迈耶是合伙人午餐桌上的常客，但这并不是为了闲聊，而是为了收集信息，午餐还会邀请其他的银行家、其他的兄弟和公务员参加。然而，当他在1890年试图升职到买办（薪水要求每年6 000英镑，有权代表公司和他自己的办事处签署文件）时，被断然拒绝。1897年，他的辞职要求获得了批准。按照金融城里流传着的说法，几兄弟觉得他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他离开后便投到了厄内斯特·卡塞尔门下。
这种盛气凌人地对待属下的情况愈演愈烈。在1905年，迈耶·卡尔听说阿尔弗雷德正“变得让员工前所未有地难以忍受，而且对待那些在公司服务了30多年的人就像对待办公室的杂役一样”。股票经纪人对这种态度也觉得非常恼火。根据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阿尔弗雷德·瓦格的回忆：“与罗斯柴尔德爵士的会面速度快得惊人……他走进来，在他的桌子上放上一块表，明确表示会面只能持续5分钟，或者3分钟，或者甚至更短。”有一次，纳蒂问经纪人弗雷德·克瑞普斯力拓股票的价格，得到答案后他说：“你说错了0.25个点。”克瑞普斯很不明智地回答道：“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他回忆说，“房间里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我彻底地绝望了，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很快地退了出来。”阿尔弗雷德·瓦格在1912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他去告诉纳蒂他的公司打算退出股票交易：
到达纽考特后，我要求单独拜见罗斯柴尔德爵士，因此他到大楼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接见我。我把信交给他（信中解释了我们公司退出的原因），我们提出的条件不可能更好了。他坐下来很认真地看完。然后他站起来说，“嗯，你最了解你自己的生意。”然后走出了房间。对两家亲密合作了上百年的公司之间的关系终止没有说一句祝福的话，也没有任何遗憾的表示。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雷德·克瑞普斯对纳蒂接见访客时的准皇室做派的评论并不是一点儿不靠谱：“人们在被引入内室去拜见前都在候客室等着，随后被带领着鱼贯而入，就像在白金汉宫一样。”这种事情让那些被接见的人在接见完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而且觉得这与他们公司在金融领域所具备的金融地位也不相称。
类似的对他们骄傲自大的指责在同一个时期也出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在1875年，里昂信贷银行的亨利·吉尔曼评论说，阿方斯把业务问题与“某种尊严搅在了一起，而这种情况对业务的成功没有好处。他自己从不屈尊出来处理问题，而总是等着人们来找他”。帕尔梅德曾经说过，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了”，将他们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领先地位让给了像施耐德这样的工业大亨。1914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尽管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出现在法国市场上所发行的大额贷款活动中，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在新发的债券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储蓄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保持着其“道义”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那些外交因素非常重要的场合，但是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真实的金融势力却明显地在下降。
在合伙人中间相互的通信往来中也有证据支持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来自竞争对手的不停的抱怨。“其他的人都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迈耶·卡尔在1869年抱怨道，“而且……公众都在嘲笑我们一直不断的那些愚蠢做法。”“事实是，”他在第二年非常忧郁地继续说道，
所有的这些组织（意指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都如此强大，而且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所以它们不再有求于我们。而且如果我们完全撒手让位给它们的话，他们会非常高兴，因为公众已经不再关心名气，而只是想要利润……那种自以为我们的地位仍然与30年前一样的错觉根本毫无用处。除非我们想被完全孤立，否则我们就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而且我毫不怀疑你们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所有这些银行都在试图寻找一切机会来反对我们，而且为了表示它们与我们一样有实力、一样有影响力，它们根本不会在乎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根本想象不到竞争有多激烈，在所有这些新银行一门心思只想着把我们赶出局的形势下，我们的处境有多艰难。
这不只是大繁荣时期一种暂时性的特征。在1906年，纳蒂猛烈地抨击了（不只是出于嫉妒）他过去的学生——在汉堡的沃伯格，“他就像寓言里的青蛙，而且被虚荣给撑得很大，深信自己有能力控制欧洲的整个市场，以及每一个辛迪加中的所有大银行”。同时也会偶然出现自鸣得意的表述。“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亲爱的阿尔弗雷德，”阿方斯在1891年的时候写道，“既不要太忧虑竞争，也不要威胁财政部长们。我们应该只做那些适合我们，而且条件对我们比较有利的生意。”“我们很高兴继续采用我们传统的简单稳重的方式。”纳蒂在1906年（一封批评里昂信贷银行模式的信中）写道，“我们很满意……毋庸置疑，吉尔曼先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管理者，在组织建设方面很有一手，但是我们这里非常保守，我们认为他用以做交易业务的那套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说法并不是绝对的，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在1878年后的利润和资本（这些数据当然对当时合伙人以外的人是不公开的）方面的表现做得并不都是那么差。事实上，关键数据的持续有效的增长——特别是纳蒂、阿方斯和阿尔伯特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内桑尼尔数据方面的不足。可以肯定，合伙人中存在着不和甚至是争吵。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再适合于一家分别位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跨国私人银行的金融活动模式。不同分行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都是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特点；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问题发展得越来越尖锐，而且最终导致的是合伙人体系在20世纪早期的解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还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欧洲资本市场的割据，1859~1871年战争的影响，以及英国投资导向，还有法国对外投资都转向了欧洲之外的市场。
对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理论探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所有的四家罗斯柴尔德银行都在各自为政，”迈耶·卡尔在1862年的时候说，“它们真的不需要有什么关联。”阿方斯在次年写道，对于这些新增加的竞争的最好回应，就是“再一次加强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关系，把我们所有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握紧的拳头。”詹姆斯在1865年宣称：“我们必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此每个人都必须手拉手共同前进，让其他人可以确信每部分的业务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银行之间应该相互鼓励和支持，让其他人完全了解你的生意情况，每个人都不会试图把所有的好处一个人揽下来。”他的这个想法或许是直接继承于迈耶·A·罗斯柴尔德的对合伙制理论的最后阐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引述他死后那些年的账目来肯定这个老系统。一直到1895年，这种颂歌都还在不断重复。“每家银行都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迈耶·卡尔写道，“但是另一方面，它们清楚所有的银行都是关联的，因此，没有哪个银行会从事可能损害另外任何一家银行利益的生意。”
然而，现实的操作中并不能保证总是遵守这样的联盟原则。第一个明显的分离标志是阿道夫做出的很显然是单方面退出合伙体系的决定，并且在1863年关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原因是那不勒斯市场已经“丧失了其自身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先兆的事件，它吓坏了詹姆斯，而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不信任情绪的标志，阿道夫开始的时候要求用3个月来查各家银行的账，之后才接受最终的解决方案，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他的方式，他将要开一家新的、独立的银行。他确实这样做了。在1863年9月22日，他放弃了合伙体制，退出了他的1 593 777英镑股份——基本上相当于已经清盘的那不勒斯银行的资本金（1 328 025英镑）。然而，他想在意大利以半独立的方式从事业务活动的努力明显受到了詹姆斯的阻挠。詹姆斯此时公开宣称他是“渣滓”，而且是一个“最浑的浑蛋”；詹姆斯想告诉他“见鬼去吧”，并对儿子们说：“不要给他写信，以免让他沾光。”具体来说，詹姆斯听到他的侄子打算在都灵市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进行竞争时不由得大为光火。在放弃了他的继承权后，阿道夫已经被开除了族籍，尽管詹姆斯为了不让他投向地产信贷银行，在表面上还在安抚这个侄子。最终，阿道夫为了避免这种彻底的决裂，采取了整体地退出生意领域的方式，出售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家庭居所，而且在普雷涅把他的余生都倾注到了他的艺术品收藏上面。
出现麻烦的第二个标志是安塞尔姆管理下的维也纳银行自治程度不断增加，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1863年的协议。当阿道夫宣布他退出时，安塞尔姆似乎也在寻求从技术层面上结束维也纳银行对法兰克福银行的从属地位，尽管家族的法律顾问伦格纳姆建议过他不要这样做（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安塞尔姆个人在合并后的资本里占有25%，尽管维也纳银行自身相对来说要小很多）。这种不平衡情况的持续存在导致了安塞尔姆和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到1867年，詹姆斯“认为由于这种奇异的方式，因而这种联合靠不住，这一点我们敬爱的叔叔（安塞尔姆）知道得很清楚”。安塞尔姆觉得应该保护自己，指责巴黎银行只是像对待“代理或者是通讯员”那样来对待自己。为此，他比预定的计划提前两年付清了维也纳银行欠法兰克福银行的应付债务，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迈耶·卡尔之间的摩擦。这之后伦敦和维也纳之间又在1870年出现了类似的账务分家的情况。
巴黎与其他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恶化，这并不只是因为1870~1871年的政治动乱。1868年2月，纳特觉得有必要警告他在伦敦的兄弟们：“到那天，你们会理解（与其他的情况一样）我们这里可以谈判的商业事务，公众可能会有理由认为我们长期存在的这种同盟关系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了。”疏远正在不断扩大的表现是巴黎合伙人变得越来越诡秘。家族间各分支的成员之间继续保持着像过去一样十分准时地访问巴黎的习惯——比如像安东尼和阿尔弗雷德在1867年——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被边缘化了，只是跟随着詹姆斯从一个会场跑到另一个会场，或者是签发一下日常的信件。费迪南德对1871年对于他的接待尤其感到恼火。他告诉列昂内尔：
我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叔叔，当您在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而且对“伦敦”家族的热情和亲切以及令人愉快的方式熟悉了之后，巴黎亲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就会让人觉得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只要我向居斯塔夫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像有什么重大公司秘密要被我发现一样，似乎被吓得惊慌失措。他的回答总是非常含糊其辞，而且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
不被信任的感觉会相互传染：对巴黎银行工作方式的批评是非常频繁的。迈耶·卡尔在一封非常典型的写给纽考特的信中抱怨道：“在巴黎，他们总是把什么事都抓在手里，特别是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管理出问题，而其他人则坐享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不得不承认，这些抱怨部分受到了巴黎银行相应增长的嫉妒情绪的加强。当阿方斯在詹姆斯辞世后编写他的资产负债表时，他很“开心”（而且其他的几家银行也一点都不沮丧）地发现，在过去的5年间，巴黎银行取得了“超过400万英镑的收益”。从另一方面看，它给了人们了解罗斯柴尔德内部会计工作的一个机会，这甚至让法国合伙人自己都觉得大为惊异。
冲突——与不断恶化的法国——普鲁士关系一样严重——的这些源泉解释了迈耶·卡尔后来所做出的决定的原因——不要“给他任何的事情做”，这里指的是他的巴黎堂兄弟。当费里耶尔被普鲁士人占领，而拉菲特大街又被社会主义者占领着的时候，对他的这种幸灾乐祸并不存在任何误解。他在1871年大发雷霆说：“如果巴黎银行要坚持不理会我所说的，他们迟早将面对这样做所带来的恶果，或许现在都已经太晚了！”阿方斯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在尽力维护家族团结，反对其他银行分裂倾向的人就是他。而且他禁不住偶尔要对迈耶·卡尔的相对糟糕的金融业绩挖苦一下。他在1882年很刻薄地写道：“我很了解我亲爱的堂兄弟们把责任都推给别的银行的习惯。”“对于他们无与伦比的能力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证据，应该是交出一份更好的资产负债表来。”关键的问题是，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四家银行之间的合作并不比每一家银行与其当地的同盟者多多少。
所有这一切均增加了对合伙协议进行修改的难度，而由于老合伙人的辞世，又使得修改变得非常必要。到詹姆斯在1868年去世时，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僵，使阿方斯都想躲避举行家族高峰会议来修改合伙合同的责任，因为他担心针锋相对的交流在“某些分歧特别大的家族成员面对面时会出现失控的状况”。“难道迈耶·卡尔和安塞尔姆不会相互拉扯对方的头发？”甚至在合伙人最终于1869年8月碰面之前，口水战就已经开始，而且在纳特死后一年，阿方斯再次想避开“编写一份新的资产负债表”。这一次，他成功了：一直到1874年，新协议的谈判才启动，而且从此之后，这类事情都是通过邮件来解决，不再采用传统的家族峰会的方式。尽管如此，刻薄的语言仍然时有发生。纳蒂在与阿尔伯特就费迪南德的遗嘱进行过争吵后，对阿方斯抱怨道：“如果他在维也纳所执行的政策与他对待故去的亲人的手段类似，我能说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很惊诧于维也纳怎么会对犹太人这么宽容。”
1874年后的合伙协议有3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按照阿道夫所设定的先例，各合伙人开始从合伙制企业里抽取巨额资金，而不只是靠利息生活。这种情况第一次大规模出现是在1869年，明显是在伦敦合伙人的提议下出现的，当时对每家银行提走50万英镑的提议进行了讨论。到187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万英镑，因为（按照阿方斯的说法）“银行的业务是如此之好，减少点资本金根本没有什么影响”。理所当然地，安塞尔姆反对减少维也纳银行的任何资本金。然而，他的去世扫除了主要的障碍，而且1874~1875年的新协议允许从3 550万联合资本金中提取至少800万英镑。列昂内尔去世后的1879年新修订的合同再一次重复了这个步骤：这一次提走了4 700万英镑，将合并的资本减少到了2 550万英镑。当詹姆斯·爱德华在1881年去世的时候，又提走了50万英镑，同年稍晚的时候再次提走了380万英镑。1887年的合同（在迈耶·卡尔去世的前一年）提走了340万英镑，1888年的合同又提走了270万英镑，1898年提走280万英镑。一年后又提走了110万英镑；威廉·卡尔去世时取走了640万英镑，阿瑟去世取走200万英镑，内桑尼尔去世取走140万英镑，阿方斯去世取走450万英镑。在1874~1905年从合伙企业中总共提走了4 130万英镑。如果这些钱一直留在生意里，那么它在1905年的时候的资本金（3 700万英镑）至少要翻一番。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支撑如此巨额的减资安排，本身就非常了不起；然而，他们不再把利润投入到家族企业中这一做法更能说明问题。
除了处理过世的合伙人的遗嘱这一明显的需要外，对资本金的正式调整也是维持各个合伙人相互之间的股份相对平衡的需要；然而，现实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1863年合同的条款，股份应该是相同的；詹姆斯拥有25%，安塞尔姆（作为萨洛蒙的继承人）、内森的儿子们和卡尔的儿子们也是同样的份额。而按照1879年合同的条款，詹姆斯的儿子们拥有31.4%，安塞尔姆的儿子们22.7%，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22.3%，列昂内尔的儿子们拥有15.7%，纳特的儿子7.9%。由于纳特的儿子是在法国出生成长的，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出现争议的时候站在巴黎人一边，这使得法国合伙人比其他人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优势，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多数。通过继承的奇妙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些数据，但是并没有削减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优势。到1905年，法国合伙人拥有了总资本额的46.8%，不包括亨利的3.9%；奥地利人为25.9%；英国人只是23.4%。然而，这些数据还不足以匹配巴黎银行的巨大规模，它拥有着全部联合资本的57%，而维也纳是22%，伦敦是20%。个人与机构股份之间的差异——也是由于内部通婚和继承所导致的结果——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解释，奥地利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银行中拥有巨额的个人股份。从这个角度说，合伙制确实一直到其终止之前（在1905年10月~1909年7月）都仍然保存着内部的跨国特征。
其次，在1874年之后，有必要明确区分活跃的和“休眠的”合伙人，因为合伙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到1879年，总共有12名合伙人）。例如，列昂内尔和安东尼坚称纳特在法国出生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和阿瑟不应该全部继承其父在伦敦银行中作为合伙人的全部行政权力。同时在1875年的合同中也明确规定了安塞尔姆的儿子，不论是内桑尼尔还是费迪南德，都将不被允许担任管理职务（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合同试图剪掉维也纳银行的羽翼：合同规定阿尔伯特“在没有事先征询其他银行的意见并至少取得其中一家批准的前提下，不得进行任何的重要交易活动”。另一个“休眠的”合伙人是詹姆斯·爱德华的儿子亨利）。然而，在主要和次要的合伙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就其股份上来看，阿方斯总是与他的兄弟居斯塔夫和埃德蒙德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样，纳蒂、阿尔弗雷德和里奥在合伙地位上待遇也都一样，尽管纳蒂毫无疑问在管理着纽考特。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兰克福，在那里，迈耶·卡尔是主要的合伙人，但是他和他的弟弟威廉·卡尔到了几乎互相不讲话的程度——他们甚至在两人共用的办公桌中间加了一块隔板，以免在签发书信的时候会相互看见。
最后，还应该解释一下一个表面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由于各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伙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松散，因此对这种合伙关系的修订也越来越频繁。这种解释听起来相当乏味：由于遗产税的引入，需要一种更精确的方式来评估每个人在合伙企业里的股份市值，因此，在1899年，大家第一次决定以年度为期编制合并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可能也有加强一些不严谨也不规范的合伙形式的法律方面的要求。霍尔顿爵士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大约在1889年他怎样“重新安排罗斯柴尔德的合伙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中的各种关系已经非常模糊，很有可能出现将整个家族置于某位不诚实的合伙人控制之下的情况”。然而，在其最后的10年里，这个合伙制实质上变成了英国——法国轴心，与维也纳的联系几乎终止了。很典型的，由伦敦银行在1906年贴现的2 800万英镑票据中，有1 200万英镑做到了巴黎银行的户头上。另一方面，当维也纳银行在1908年发行大额奥地利贷款的时候，纽考特甚至都没有接到过通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合伙体制在1905年没有再更新也就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了。由内森、詹姆斯和萨洛蒙建立的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银行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实体的这一天，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在这一刻，这种最初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独特的跨国合伙“同盟”体系，终于走到了尽头。早在1868年，一名精明的法国记者就已经预见到了合伙制的这样一种破裂会意味着什么。罗奎普兰在回顾这个体系的起源时写道：
老迈耶的5个儿子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了某种类型的经济均衡，而且这种均衡与黎塞留所梦想的欧洲均衡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几兄弟所立足的地方中，没有哪一个地方会为其他的地方做出牺牲，而且各个政府和每个个人对他们的信贷和资本提出的不同要求，使这些放款人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样就出现了通用的协定以及中间道路，用以缓和那些摩擦的起因、调和野心、减少失误……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了欧洲金融的领导者。如果罗斯柴尔德银行分解成一家法兰西银行、一家英格兰银行、一家奥地利银行、一家那不勒斯银行，那么它的调停影响力就会散失。你们拥有的将只会是又一家全国性银行，你们不会再拥有这样的环球银行机构，一个可以限制和解决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赛的机构。
然而，尽管我们一再试图用个人方面的原因来解释困扰罗斯柴尔德合伙体系的那些问题，其实结构方面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和其他银行之间存在的问题的焦点是安塞尔姆愿意与那些对手银行，包括佩雷尔兄弟的下属银行、地产信贷银行，甚至是世仇艾兰格尔“集团”进行合作。这部分原因是其他银行把商工银行看成是维也纳银行的事实上的一个下属机构，而与此同时，安塞尔姆坚决给予否认。类似的冲突还出现在对那些罗斯柴尔德拥有很大但是又不是决定性利益的铁路公司的认识上。事实是，在所有的主要金融市场上，股份合作制机构的发展——而且事实上是与其他私人银行之间的携手——注定了要引发关于忠诚问题的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盛，他们不再能够不要当地银行的支持来独自承购大型的债券发行。每家银行因此都越来越多地与当地市场上的银行发展了非正式的伙伴关系——在伦敦是巴林，在巴黎是高级银行，在维也纳是商工银行，在德国是贴现公司——而且与这些银行的业务规模很快就超过与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跨境交易金额。大家谴责法兰克福银行变成了汉森曼的“卫星”没错，但是巴黎银行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生意来让迈耶·卡尔停留在自己的轨道上。
类似的问题还有，依靠领薪的代理人的这种传统体系操作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贝克尔和法尔德在阿姆斯特丹的例子中所说明的，当市场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代理人完完全全地只投身于罗斯柴尔德的生意中；而他们利用自己的账户做的生意越多，也就更像是变成了竞争对手。纳蒂或许会谈到通过“采用……耶稣教会所使用的类似体制”来“取代”代理人，“首先，不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而且还要派一名听话的犹太人去监视并随时汇报”。但是，不需要否认，老的代理人体系确实显得过时了。迈耶·卡尔对汉森曼的贴现公司的倚赖和对布雷希罗德的敌视也是这种潮流的一部分。
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各家银行的机构中，过去的做法也显得过时了。迈耶·卡尔在1873年时抱怨道：
一个职员离开银行后，要不就到另一家银行做经理，要不就用自己的钱创建一家银行。那些拥有巨大野心的犹太人是最坏的雇员。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要把鼻子伸到四面八方，去掌握尽可能多的资讯，当发现什么适合他们的机会的时候，就会立即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职员，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完完全全的天真幻想……所有的这些新银行都开出了这样的薪水，以至于根本没有人想着努力工作。
从一开始，罗斯柴尔德体系就排除了让有才干的“外人”能升到比“职员”更高的位置上的可能性，以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对家族控制权的连续性的挑战。一旦股份合作制银行提供了“向能人开放的事业前景”，要想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员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迈耶·卡尔离开的原因。
同样，法兰克福银行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没有生育出男性继承人。也不应该太过于责备两兄弟没能把业务做得更成功，尽管结果确实很令人失望，而且威廉·卡尔早在1890年就准备参与到经营活动中。还有部分原因是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柏林相比在日渐衰落。事实上，其他合伙人在威廉·卡尔去世后都还在谋划开一家“重生的或者新的法兰克福银行”，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很可能是因为与法兰克福当局的税收争议没有解决。最后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财富的根本源泉——M·A·冯·罗斯柴尔德公司终于在1901年关闭。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在法兰克福的存在。事实上，米娜的丈夫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一直致力于让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传下去——虽然是添加在名字的后面。尽管“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法兰克福城里（而且事实上是整个的德意志）最富有的人，而且尽管家族成员在1911年前10名纳税人中就占了5名，但是他们的资本收益却非常低。成为罗斯柴尔德实力衰落的另一个标志的是，老银行里的大多数员工都去为贴现公司工作了；与此同时，根据威廉·卡尔的遗嘱，由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把他们繁荣的第一次高峰期间建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变成了犹太人古代文物博物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最后一波罗斯柴尔德内部通婚的浪潮：在已经结婚的第四代中的31名成员中，13名娶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1849~1877年，总共出现了9次这样的婚礼，由安塞尔姆的女儿汉娜·马蒂尔德（在1849年嫁给威廉·卡尔）和朱莉（在1850年嫁给阿道夫）开始，然后是相隔大约10年后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在1857年娶莉奥诺拉）和萨洛蒙·詹姆斯（在1862年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阿德勒）。三年后，安塞尔姆的儿子费迪南德娶列昂内尔的女儿伊夫琳娜的婚礼是罗斯柴尔德同族婚姻中最辉煌的时刻之一。婚礼后在匹克迪利大街148号举行的晚宴有126人出席，包括迪斯雷利、英国海军部部长以及奥地利和法国的大使，而随后的舞会请到了剑桥公爵作为嘉宾。这次婚礼还有一个目的——而且也是被这样认为——就是恢复伦敦和维也纳银行之间的联系（费迪南德的母亲就是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而且小两口计划将他们的时间在匹克迪利和希勒斯多夫之间进行分配。事实上，安塞尔姆“哀叹了并不存在的镜花水月，他希望他所有的儿子都可以平等地得到这样的风光”。
这场婚姻很显然也是自由恋爱的，尽管费迪南德对于婚礼珠宝的热情某种程度上有点滑稽地超过了对他的新娘的热情。1866年12月，当她的丈夫在奥地利帮助她的父亲应付孔尼格拉兹战役之后的局面时，她由于难产去世了。这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最悲伤的时刻。“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只能用悲伤、痛苦以及苦涩的期待来点缀。”费迪南德告诉里奥，
我的生活有太多的缺憾，就是经过多年也无法修复，也没有任何的奇迹可以来缓解。从我很小的孩提时代我们就已经深深地连在一起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碰面的机会就更多，我对她的爱也就更加深厚，而且在后来的几年中，她已经深深地扎入到我的心里，我所有的希望、担心、欢乐、柔情——事实上一个男人所拥有的所有情怀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她的存在连成了一体。我的未来再也找不到什么慰藉。我唯一的安慰来自于过去，重温那些已经远去的幸福时光，那时她和我在一起，那时我们是如此热烈地分享着幸福。
“彻底被一场无情地降落到一个原本充满着阳光和幸福的家庭里的灾难击毁，这使得他的生活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凄凉之中。”他没有再婚，但是越来越需要依靠他的妹妹艾丽斯的陪伴，而艾丽斯也一直独身。他给他的亡妻留下了两个感人的纪念：一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医院，位于南瓦克的新肯特路；以及一处位于森林之门犹太人公墓中的墓地。
这场悲剧并没有阻止夏洛特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为她的大儿子寻找一个伴侣的努力。一开始，她希望纳蒂“会陷入情网，或者是滑入那种令人愉悦的感觉之中，并且能使准男爵（安东尼）相当地高兴，主动提出许配一位他的女儿给纳蒂”。而当纳蒂表示了对迈耶·卡尔的女儿爱玛的兴趣时，她也是同样高兴，两人于1867年在法兰克福完婚。尽管他们的婚姻对于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是一个打击，因为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早就认定爱玛应该许配给他，而且认为这两个人才是绝配。严谨的纳蒂与苛刻的爱玛相互来讲应该比较适合，而詹姆斯·爱德华在1871年娶了爱玛的妹妹劳拉·泰蕾兹，这也被认为是一桩好婚事，即使是显得不够浪漫。正如费迪南德说的：“从来没有哪一对夫妻比他们更幸福，他们记账，他们卿卿我我，他们谈论孩子以及房子，似乎以前从来没有其他人结过婚，而且好像他们的亨利是世界上唯一的亨利。（我相信他是一个怪人。）我必须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加好笑的小夫妻；如此矮小而且肥胖，就像是矮脚鸡。”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婚姻并不一定是父母之命，而通常都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的；或许可能是因为家族共同的工作、社交和度假方式限制了可选择的婚姻范围。当夏洛特听说阿尔伯特与阿方斯的女儿贝蒂娜在1875年订婚的时候，她评论道：“没有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被外人传说他想牵到他表妹的手，而且这样的揣测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起内部婚姻。”他们在第二年举行了婚礼。很明显，阿尔伯特考虑过的唯一的其他选择是迈耶·卡尔的女儿之一。最后，在1877年，阿方斯最小的弟弟埃德蒙德娶了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尔莱德，而之前他曾经向她的堂姐玛格瑞塔求婚遭拒。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同族通婚的行为不可能再持续太久。在1874，夏洛特听说“目前，入侵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婚姻领地一点儿用都没有”，尽管没有就此给出任何理由。她在听到玛格瑞塔拒绝嫁给埃德蒙德的消息后，也充满了同情：“或许成为第八任巴黎罗斯柴尔德夫人的想法没有让她高兴。”由于从来没有公开的某种原因，埃德蒙德与阿德尔莱德的婚姻成为了这种纯罗斯柴尔德婚姻的绝唱。
这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是因为家族开始担心这样的“生育”会出现基因风险？当纳蒂娶爱玛的时候，他实际上娶的是他父亲妹妹与他母亲哥哥所生的女儿。用现代基因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样的配对是非常愚蠢的。人们曾试图以基因学的手段来解释第四代和第五代成员中某些人的性格特质。然而，似乎找不出罗斯柴尔德放弃内部通婚的任何医学理由。尽管格雷高尔·门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是一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为人所知，在此期间，“优生学”理论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这种理论如果不能算是鼓励在家族内部通婚生育的话，起码是鼓励在人种种族内部的通婚生育。因此，让罗斯柴尔德结束内部婚配不是来自科学的原因，而是家族对待外部社会态度的改变——特别是对社会精英态度的改变。
贵族身份与贵族态度
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很多女性成员嫁给了非犹太人，而没有受到汉娜·迈耶在1839年嫁给亨利·菲茨罗伊时所遭遇到的责难。这些婚姻中的第一件发生在安东尼的女儿安妮和艾略特·约克之间，而后者是哈德威克伯爵四世的三儿子，时间是1873年。5年之后，安妮的妹妹康斯坦丝嫁给了塞瑞尔·弗劳尔，后来的巴特锡勋是里奥在剑桥时的朋友。然后在1878年，迈耶的女儿汉娜嫁给了阿奇博尔德·普利姆罗斯，罗斯伯里伯爵五世，当时他已经是自由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然后成为格莱德斯通的继任者出任首相（1894~1895年）。同年，迈耶·卡尔的女儿玛格瑞塔嫁给了格拉蒙特公爵阿吉诺尔（前外交部长的儿子）。之后在1882年，她最小的妹妹贝莎·克拉拉嫁给了瓦格拉姆王子亚历山大·贝迪埃，拿破仑的总参谋长的后代。最后，在1887年，萨洛蒙·詹姆斯的女儿海伦嫁给了荷兰男爵艾蒂安·冯·乌林·德·尼维尔特。
这也可以被解读成正统的家族文化（开始时是对犹太教义的坚定信仰）已经开始稀释的迹象。这种观点被当时的很多犹太人所认同。1877年10月的《犹太新闻报》这样写道：“每个人的嘴里都在用希伯来语询问着，‘如果火焰只能来自松木，那么墙上爬着的牛藤草有什么用处？如果深海巨兽都能钩住，小小鲤鱼又怎能脱身？’”事实上，这4个女人中没有谁转信基督教。康斯坦丝在结婚前显然有过这种考虑，因为她曾经说过她“只是人种上是犹太人，但是在宗教上以及所受教育上都不是”。“我的心灵里没有装进一丝一毫的犹太教义，我没有鹤立鸡群的骄傲感觉。”她这样写道，“我的教堂是普世的，有我的众生之父的上帝、我的慈善信念、忍让以及美德。我可以以任何名义拜敬伟大的造物主。”然而，她最后觉得改教“不太可能”，而且是“一个错误”，在她的余生里她仍然徘徊在“基督教的大门之外”。安妮同样一直信仰犹太教，起码名义上是这样。汉娜对家族信仰的忠诚可能要更强一些，尽管她是在教堂里结的婚，而且允许按基督徒的方式来培养她的孩子们，但是她仍然坚持在星期五的晚上点亮蜡烛，参加犹太教堂的活动，在赎罪日斋戒和祷告。尽管她尊重丈夫的苏格兰文化传统，但是她死后还是葬在了威尔斯登的犹太墓地，而不是德尔梅尼。
